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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当然还表明了象征性认同的双重效果:在凝定主体的自我理想的同时,也使得主体成为了一个分裂的主体。
在第期研讨班中,拉康把这表述为“虚拟主体对主体的取代”
主体还是会继续混淆自我和理想形象,也会继续把投射其理想自我的他人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
同时,作为自我的主体还会继续把自己的理想形象或理想自我外投到外部世界中,继续以此来结构其与他人的关系和他对所有外部对象的妄想症知识
自我把镜中之像——不论那像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甚或只是一个物像——凝定为自己的理想形象,并以误认的方式将其视为自己的自我形象,以此来预期或投射自我的未来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可是,正如拉康指出的,这一想象性认同在结构自我同一性的同时,也在作为自我的主体中植入了异化的因子,一种妄想症的结构和侵凌性的意向与这种认同如影相随。
原初的自我与想象中的对象形成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关系。
在这个世界中,最根本的原始大法就是禁止母亲的欲望的乱伦禁忌;从能指的层面说,象征界是一架自动机器,能指的差异性法则以一种不为主体所知的方式主宰着象征界的运作,这一运作最终导致的将是能指与主体的缝合和能指对主体的切割;从精神分析的层面说,象征界是一种死亡驱力,是主体对原初失落的对象的一种不断返回,是主体对欲望对象的一种坚执或坚持,这一坚持最终导致了欲望的转喻性运作,导致了欲望驱力朝向能指之界限即死亡的飞蛾式跳跃。
由于主体在他者界域即象征界的相互承认,主体间的关系才可能确立,这时,自恋的侵凌性冲动将得到升华,所谓的死亡驱力将是象征地显现的,它指的是语言中的主体对自我的想象的同一性的瓦解,指的是能指对意义的坚持以及这一坚持的失败,指的是原初的创伤性经验借助能指且在能指场域的不断返回,指的是人类欲望在语言中、在能指的拓扑学链环中不断朝向死亡、朝向不可能性的原乐的本质和命运。
总之,象征界作为一架重复的自动机指向的是存在的死亡以及因这死亡而来的自由——虚无中的自由。
把拉康对象征界的思考做一个简约式的归纳:从人类学的层面说,事实上,这个限度存在于主体的历史得以完成的每一时刻。
它代表着以真实形式存在的过去;那不是其存在已被废除的物理意义上的过去,也不是在记忆的作品中已被完善的史诗性的过去,也不是人们在其中得到其未来的保证的历史性的过去,而是以某种颠倒的形式在重复中表现出来的过去。
然而,我们也不可在心理学的意义上去理解拉康所说的这种自我毁灭的冲动,因为拉康对死亡驱力的解释是同语言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
在他看来,死亡冲动或本能只有在语言学的能指矩阵即象征界的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死亡本能只是象征界的面具”
即无意识系统中的东西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倾向,这一倾向是主体的自我所无法认知的,但它遵循着自己的法则,以自己的方式支配着主体的命运。
差异性是能指运作的基本原则,各能指之间依照这一原则而结成一个意指的链条,并形成为一个自主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运作是超越于主体之外的。
这表明,依照能指法则运作的象征界也是一个自治的领域。
它们的意指价值或意义只存在于构成象征界和能指链条的关系网络中,就是说,我们能够提问的只能是象征界与能指链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讲,象征界和能指链是同一的,都是主体得以构成和进入言说的基本前提。
但细究起来,两者间似乎又有些微的差异:象征界是主体赖以存在的基本秩序,能指链则是构成象征界的东西,但不是象征界唯一的东西,也就是说,象征界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而能指网络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
象征的世界作为一个语言的世界指的是广义的法的世界,是抽象而又稳定的语言结构或像语言一样构成的社会结构。
能指则是语言的质料,是语言的物质性支撑,能指网络是能指在语言结构中的运作,能指的法则即是语言的法则,同时也是象征界的法则
象征界作为一个法的世界是先于主体而存在且主导着主体之构成的秩序,主体必须通过认同这一秩序才能被主体化,才能获得其主体性的身份;可主体对象征秩序的认同,主体身份在象征界的注册,或者说语言对主体的铭写,亦是主体在象征界这个他者场域遭遇异化的过程,主体把自己托付给语言或象征的法律,也就是把自己抛入了在“存在”与“意义”之间必选其一的抉择,选择有意识的“存在”,主体就会连同“意义”一起消失
随着语言的进入,秩序化便开始了,差异性也随之出现了,并通过语言本身刻写在人的无意识中。
语言的象征化不过是在太初的混沌和充盈中打上一个裂口,把差异性和秩序化植入其间,如此,物之存在本身被遗失了,我们总只能通过词语的命名来召唤那原初的失落,召唤那个失落本身,那个缺席本身。
于是,在语言的象征化中,在词语的命名中,物总只能以缺席的形式被召唤为在场;于是,在物被语言象征化的过程中,那被命名的不是物之存在或在场,而恰恰是物之存在的虚无化,是物的缺席,是命名的原初时刻所留下的永久的裂隙或创伤。
这便是拉康的所谓缺席与在场的辩证法。
对物的这种命名或象征化不仅是对“物的谋杀”,是物的“无用化”和能指化,而且也是对主体的谋杀
人类社会的交换不仅是一种互惠式的交换,而且是一种符号式的象征交换,即在交换体系中,重要的不是交换物本身的实体性质,而是其在一定的交换体系中所发挥的象征功能,也就是说,交换物的意义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它在交换法则中的象征性效用,在于交换体系对它的象征化。
拉康称这个象征化的过程是对物的命名,是词语将物从混沌的总体带入秩序的世界的过程
我们也只有从语言的维度出发,才能触及到无意识这个闪烁躲避之物的隐秘内核。
象征界作为无意识的运作场所就属于语言的维度,也只有通过语言的维度来获得说明。
如同无意识及无意识主体的结构化离不开能指的运作一样,象征的效能也需要在能指的场域中获得说明。
主体步入语言的时刻即是主体在象征界登记注册其欲望的时刻,是主体的欲望人化的时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欲望的满足或实现,甚至也不是欲望的替代性满足与实现,因为在此登记注册的与其说是主体对环境的控制、对母亲的不在场以及由此而来的主体创伤的某种象征性补偿,不如说是主体的欠缺与创伤本身,是主体对存在的原始失落的一种无奈接受。
所以,在儿童的那一初始的象征化行为中,在主体步入语言的那个时刻,出现了一个辩证的颠倒,母亲的在场与缺席的象征化同时也是主体之欲望的结构化,这一结构化使主体成为了一个欲望的主体,一个以他者的欲望来结构自己的欲望的有欠缺的主体
无意识于是不再是一个难以名状的个体特殊性的庇护所、一间贮藏室,里头存放着一部使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一个无法替代的存在的独特的历史。
无意识于是还原为一个我们用于称谓某种功能的术语:象征性功能,它无疑是人类所特有的,但它在一切人身上发挥作用时都遵守同样的法则;归根结底,它实际上是这些法则的总和。
侵凌性并不一定只是指向他人,许多时候它恰恰是对自我本身的攻击,或者对他人的侵凌与对自我的侵凌常常共生性地存在着
侵凌性只是主体的一种精神结构,一种心理意向,攻击性则是这种心理意向的后果,但侵凌性不一定非要体现为直接的攻击性,人类的行为,尤其有意识的行为,总归是一种表象,所以从行为本身根本无法判断该行为的性质,而只有进入到自我与对象的关系结构中,我们才能看到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实质,看到力比多能量的经济学运作。
侵凌性是自我与他人的想象性关系的必然结果,只要主体把自己置于一个想象的自恋主体的位置,其对他人的关系就必定带有侵凌性的特征,即便那关系呈现为一种爱的形式。
在镜像中形成的原初自我构成了主体的第一次认同或原发认同,这一认同既结构了主体想象的同一性,也引发了主体的第一次异化,这意味着在镜像中以格式塔的形式所捕获的身体的理想形象同现实当中主体对碎片化的身体的知觉是不可能达成统一的,这一不可能性最终导致了主体对自己、对自己在镜像的诱惑中创造的自恋形象的一种持久的敌对性,使主体对自我的形象产生了一种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侵凌性是一种与我称为自恋的认同模式相互关联的倾向,这种模式决定了人的自我的形式结构,也决定了人的世界所特有的实体域的形式结构
这种形式凝结于主体的内在冲突的张力中。
此张力终将唤醒他对他人的欲望对象的欲望:在这里,原初的协作迅速演变为侵凌性的竞争,并由此而生发出他人、自我和对象的三元组。
对镜像的误认不仅在自我的内部植入了异化的因子,还引入了一种侵凌性的倾向。
主体或自我与自身所认同的小他者之间的关系,主体间性不只是使镜像主体得以实现的前提,也是使这个主体的主体性获得变得本质上不可能的前结构。
到了象征界,由于语言的进入,由于能指的作用,由于父之名的传唤,内在于主体的这种异化和分裂将被恒定化,主体间性的结构运作将更加强大有力。
这一发展过程可被体验为一种决定性地将个体的形成投射到历史之中的时间辩证法。
镜像阶段是一出戏剧,其内在的冲力从欠缺猛然被抛入到预期之中——它为沉溺于空间认同诱惑的主体生产出一系列的幻想,把碎片化的身体形象纳入一个我称作整形术的整体性形式中——最后被抛入一种想当然的异化身份的盔甲之中。
这一异化身份将在主体的整个心理发展中留下其坚实结构的印记。
由于主体在镜像中借以预期其力量之成熟的完整躯体形式仅仅是以格式塔的完形方式获得的,就是说,他仅仅是在一种外在性中获得这个形式的,因此,这个预期恰恰也预示了他的异化命运。
存在的则是主体与大他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确立则有赖于两者之间某种无法根除的差异性;还有,在想象界,自我对他人的认同根本上是一种误认,而在象征界,主体对父法的认同根本上是认同一个空位,等等。
可对于拉康的实在界,我们几乎找不出这类确定性的对应物,我们既不能说它发生于何处,也无法说它有什么东西可供主体认同。
在想象界和象征界中,我们也看到了许多悖论的性质,但那是作为效果来呈现的,是在预期与回溯、在场与缺席辩证的倒转运动中才能发现的,而实在界本质上就是悖论性本身它根本上只是一个“无”,一个充实性的非存在,一个不可能的可能性,一个只能在语言中现身但却不可能为语言所真正言及的东西;它是存在的一个创伤性内核,你可以看到那创伤的裂口和疤痕,却触及不到创伤的原因和界限;它是存在内部的彼岸,存在总要回到那里,可又无法与之相遇。
实在界常被置于阴影的部分,这表明了它的不可抵达性和不可能性,同时也表明了它的不可认知正是欲望把在真正的认识中通过自身显示自己的存在变成通过一个不同于客体和与之“对立”的主体向一个“主体”显现的“客体”。
正是在“他的”欲望中,通过“他的”欲望,更确切地说,作为“他的”欲望,人才成为人,
同样,只有当欲望通过另一个人对同样客体的欲望“被间接化”,针对一个自然客体的欲望才是人的欲望:欲求其他人所欲求的东西的欲望是人的欲望,因为其他人也希望得到它。
因此,从生物学观点看完全无用的一样东西,却是人们所欲求的东西,因为其他人也试图得到它.
为了产生自我意识,欲望必须针对一个非自然的客体,针对超越给定现实的某种东西。
然而,能超越给定现实的唯一东西是欲望本身拉康自身而言,话语本身就是一个“纽带”,通过它,主体、他者、对象a、欲望、驱力、原乐、剩余原乐、知识、真理等等全都被扭结在一起,被组织在几个高度凝缩且极具生殖力的代数式中,成为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自如地进行拓扑学变换的矩阵。
另一方面也表明意义生产的回溯运动是共时的、逆向的,也就是说,单一的能指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处于漂浮状态的能
指链本身也无法产生意义,能指链呈现出预期与回溯的双向运动:如果把“预期”视作是能指链的线性展开,那么“回溯”就是这一滑行在某个时刻的暂时终止,就是能指链的意义的一种完成,是借由某个能指对能指链的一种扭结或缝合
所指在能指的下方永无止息的滑动。
拉康这么解释当然不是为了去建立一个有关意义生产的符号学,而是为了说明主体在能指链中的构成。
更确切地说,主体是作为能指链运作的意义效果出现的,而这个意义效果的产生又有赖于能指链结构在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的运动,就是说,能指链的意义效果并非单一能指内在地具有的,也不是运用能指的主体内在地赋予的,而是在能指链条的差异性运动中产生的。
菲勒斯能指作为一个优先能指,首先是母亲的欲望的能指,其次才是表示母亲的欲望被取代或被禁止的能指,并因为父亲功能对母亲的欲望的这一取代或禁止,分裂的效果被引入到能指主体中,欲望的原因被引入到欲望主体中,他者的原乐被引入到原乐主体中。
成为对主体而言的不可想象之物,成为一个晦暗的结构的要素,也成为主体错失的原乐的场所,因为这一以屈从阉割而生成的主体的欲望不过是一个有欠缺的他者的欲望,因为那个被象征化的原乐的场所实际只是被禁止的他者原乐的场所,主体在这个场域的欲望实现和原乐满足都不是主体自己的。
另一个能指,那个指示了大他者之欠缺的能指是不可说出的,因为它总是被错失,它因错失而存在,即便在它到来的那一刻,它也是错失的,它在错失中到来,在到来中错失——它实际就是欲望主体在寻求欲望之满足中所朝向的那个创伤性的内核,那个因语言的切割、因父亲的阉割而被遗落在外且再也不能复返、不能被语言赎回的东西的能指,说得再明确一点,它实际就是母亲欲望的能指。
但是,它的运作是可以捕捉到的,每当能指机器开始启动,每当主体进入言说行为,它就会从错失中返回,并前来主宰意指过程的意义生产。
故而它本身是不可言述的,但它的运作并非如此,因为每当说出一个专名时,这个运作就会发生。
它的陈述等于它的意义。
菲勒斯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能指,其特权或特殊性就体现在它的意指功能上。
前面已经说过,主体的构成有赖于其对父亲或父法秩序的认同,当主体在母亲他者的欠缺中辨认出了拥有或不拥有菲勒斯的差异时,他就决定放弃对母亲的欲望,进入父法的世界,接受对想象的菲勒斯的象征性阉割,借象征地获得的菲勒斯能指从他者那里赎回已然失落的对象。
主体只有通过占据拥有象征的菲勒斯的他者之位才能达成欲望的满足;可是,母亲的欲望在那个他者场域是被划杠的,母亲欲望的能指必要被主能指即象征的菲勒斯能指所取代;并且母亲他者自身也在欲望着一个菲勒斯,而她的实在的欠缺、她作为一个实在之洞或者说其欲望能指的空洞性使得她的欲望对于她自身和主体而言永远是一个谜,是主体需要去辨认的;面对这个谜一样的他者欲望,面对是“拥有”象征的菲勒斯还是“成为”想象的菲勒斯这个被迫的两难抉择,主体成为一个分裂的存在。
菲勒斯是一个能指这个事实意味着主体只有在他者的位置上才能抵达这个能指。
但是由于这个能指在那里总是被遮盖着的,并且是作为他者的欲望的理由而存在,所以这个他者的欲望本身恰是主体需要去辨认的,换言之,他作为他人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被意指链的断裂所分裂的主体。
主体对他者“知其然”的知识的欲望导致了“知识型”的出现,进而导致科学知识或者说被结构的知识领域成为“主导”变项,大学话语由此而出现;而随着科学话语的出现,分析话语也作为主人话语的“另一面”而产生出来,因为正如拉康一再强调的:无意识的主体就是科学的主体;同样地,主人话语在通过我思转变成大学话语的时候,也会遭遇到歇斯底里话语的质疑,因为我思既呈现又缝合了言说主体与陈述主体之间的分裂,我思的主体即是那个被划杠的无意识主体,他将在这一呈现与缝合的运动中占据话语结构的主导位置。
因为不论那知识是否知道,它起初就是源于单一特质,且由此也是源于可能作为能指被阐述的一切。
这就是原乐的这一维度赖以建立的基础。
原乐的损耗必定会产生一个剩余,一个剩余原乐。
能指是对原乐的设限,但它的运作又有赖于被它限制的东西。
不幸的是,有某个东西在这个间隙消失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法让自己返回、恢复到起点。
指的是使知识得以可能的主能指,它的“插入”可以让能指链的滑动暂时地停顿下来,所以它就像水坝,可以拦截欲望的原乐追求。
第二个表面上看是第一个的重复,实际上两者是分离的,因为能指在运作中、在原乐的损耗中会产生残余,第二个只是以重复的姿态来处理这个残余,让那个剩余原乐发挥效用,变成保存能量的设备。
所以的重复是由副产品的生产来支撑的,并且为了让能指的运转继续下去,就必须不断重复地处理那个剩余。
总之,在拉康的理解中,虽然能指是原乐的手段,但每当能指做功的时候,其所产生的只是熵,只是无用的剩余原乐,这就是能指的效果施加于言说性的存在的命运。
拉康提出四种话语结构就是想要说明这一点。
处在他者位置的是由诸能指的集合构成的“知识”,主体在代理的位置向他者发出话语,并通过用的单一特质去缝合来确认自身的存在,但这个由主能指表征出来的主体本质上是一个有意识的陈述的主体,在这个主体的下面或者说背后乃是那个被划杠的分裂主体,它正好处在不可知的真理的位置。
另外,的能指运作也是主能指向已然在此的知识领域的一种“插入”,是被表征的陈述主体渴望在他者领域获得自身同一性的“知识”的过程,但这个运作具有一种“不可能性”,陈述主体自以为处在他者位置的主体——他者主体——是能知的主体,自以为通过他者主体可以获得对自己的知,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者主体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个由对象构成的幻象。
他者并不能提供给主体完整的知,它至多只能提供某种半知,这种无能使得能指机器最终只会不断生产出对象,而这个对象是无法让分裂的主体享受到充分的原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