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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全部]]></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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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陈冲：孤独和欲望的颜色（上）]]></title>
<description><![CDATA[<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62a3f08d9c57672df2b80a59c06e6ec1697249349302.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strong>文/陈冲</strong></p><p>一九八〇年我在做些什么？</p><p>M，你好！</p><p>来信收到。知道你在组里的一切都很好，当然很高兴。我已放假一周，在家里看看书，看看电视，和陈川一起去游游泳，大有无牵无挂一身轻松的味道。这次考试成绩不很理想。主课英语笔试：良（刚八十分挨上良）。口试：优。历史：优。政治：优。语文：优。</p><p>我到老闵家去过几回，她也来过我这儿，好久没在一块儿玩了，现在遇上真是高兴坏了。她也许要去演一个农村丫头，在《车水马龙》中的一个角色。愿她也有上帝保佑。</p><p>我原来打算去庐山玩的，这样可以回避一切可恶的社会活动，但是姥姥不让去，我也只好算了。不过我不管，反正不再搞演员工作了，我什么活动也不去参加，只答应帮影协翻译一篇文章，这是我十分乐意干的。但是这工作花去我很多时间，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太难了。接下去该是去旅游局实习口语，这一定很有趣。下学期我们新开一门课：日语。我在暑假里就开始先学了，挺好玩的，不过以后一定很艰苦。开始凭兴趣，以后得有真的刻苦精神才行。我是很爱玩的，这下就苦了。</p><p>关于你上戏的事，千万得斟酌一下。一个戏一演就近一年，整整一年时间得换一些什么才对。我以前也认为，演员只要在表演上自己认为满意就值得花半年一年的时间，在演技上有所获就行。但现在我觉得演员需要成功，需要吸引住观众，这也是将来更好工作的一种条件。一旦成功了办什么事都方便。也许我这种想法很错误，但我还是说出来了。看完后撕掉，好吗？</p><p>我觉得《大风歌》不一定有太多的观众，但如果你在戏中能给人这样的感觉：“这戏没太多意思，演×××的演员倒真不错。”那也值得干。好，不多写了。</p><p>祝</p><p>愉快！</p><p>陈冲</p><p>M，你好！</p><p>接到你的信，我很高兴。</p><p>这些日子我和师大的一帮留学生在一块工作、学习，说穿了是一块玩。我们一同去了杭州，他们大部分都是很好的青年，有文化，有教养。但有时他们太傲气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有点受不了。真的，平时我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但是和他们在一起，我就有更强的民族感。</p><p>我每次和他们在一块玩总是挺快活，还可以学习英语口语。但每次回到家里总是那么灰心丧气。中国不如别人强，别人就看不起我们。有时我跟他们解释许多事情，甚至还想骗他们，但别人十分了解中国。</p><p>有一个外国留学生想留在国内教一段时间的课，但是许多单位都没有宿舍，就不能留。他说国内有朋友，想住朋友家。另一个朋友告诉他，外国人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他问为什么，朋友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能住。他说这很愚蠢，应该得到改变。是的，说不出为什么，但它就是存在，但愿有人会改变，会问为什么。</p><p>我也挺生气，但是我又能干什么呢？他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当然这也许是他们的偏见，但形成偏见也是有原因的。</p><p>你看我说了些什么没意义的笨话。但每次从他们那儿回来我总是不愉快。我不想再去了，我得抓紧时间学习，以后比他们懂得都多，看他们再傲气。</p><p>但是我现在忙于许多杂事，又因这种环境而不能安心学习，也不知为什么坐着就是读不进书，这真是最危险的。</p><p>最近，上海的“大学生艺术团”要到庐山去活动，姥姥不让我去，可我心里想去。我想那一定会是十分愉快的。这也会影响我的学习，但是我实在不愿放弃这次机会。我们几个大学的学生一起去，多热闹。如果去的话，十二、十三日可回沪。我的“雄心壮志”还比不上庐山，多差劲！</p><p>老闵昨天来我家，在家里住了一夜。天导演和她一起搞的那个本子基本上好了，她昨天给我，让我今天读，明天一早给她的，但我还没看哩，多对不住朋友。她到底还是去演《车水马龙》了，希望她成功。她会的，我想。</p><p>你的戏一定拍得很顺利吧？祝你成功。我觉得男演员最主要的是内涵，深沉，稳得住。男子汉的魅力就在于此。当然也要个性、激情、火花，但火花只能闪一下、两下。我不太喜欢《他俩，她俩》中的那个角色。男子汉如果老是活蹦鲜跳的，别人大概不会喜欢。（这只是个人意见。）</p><p>夜深了，不多写了。</p><p>陈冲八.四</p><p>庐山——我恍惚看到那片雾蒙蒙的青山绿水，听到淅淅沥沥的小雨，还有哗哗的瀑布……</p><p>翻出四十多年前在那里拍的照片，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山涧、树丛、岩石旁嬉耍，我的身边经常站着个大眼睛女孩，我们有时拉着手，有时搂着肩，笑得像盛开的花朵。看上去，我们一定分享过非常欢乐的时光。她是哪个大学的学生？叫什么名字？我们都聊了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记忆如此薄情。</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125ac16a5e48df78cbf902d91eca2cb1697249367775.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陈冲在庐山</p><p>离开的那天，我在九江的轮船码头被影迷围得水泄不通，警察开道才终于登上了回上海的长江客轮。我注意到，有一位同是“大学生暑期艺术团”的人，一路都在默默观察着我。好像在快到上海的时候，他跟我说，其实你生活得并不好。我很震惊，没有别人会这样跟我说话。我也因此跟他交换了联络地址。</p><p>我在这里就称他为Z吧。“文革”十年停止了高考，所以当年的大学生中，有不少三十多岁的学生，Z就是这样一位高龄大学生。他和几个复旦、师大文学系的男生，常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存在主义”“意识流”那样神秘而引人入胜的话题。后来到西影厂拍《苏醒》，导演滕文骥和编剧徐庆东也经常提到“存在主义”和“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回想起来，“存在主义”的哲理——尤其是个人自由、个人责任和自我等核心概念——在当时集体主义的中国风靡一时。</p><p>Z借给我和哥哥一些书籍，其中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和泰戈尔的《飞鸟集》。这些今天的人可以随便找到的书，在一九八〇年是极其珍贵的——有新书到的日子，消息传开来，新华书店还没开门，外面就开始排长队了。Z翻开《飞鸟集》中他折过的一页，给我看“道路虽然拥挤，却是寂寞的，因为没人爱它”。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心，它为我莫名的孤独感找到了语言和画面。Z还跟我引用了一句伏尔泰书里的话，“我们必须开垦自己的园地”，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自己不可名状的欲望，原来是想“开垦自己的园地”。</p><p>《变形记》令我彻夜不眠，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它令我脑洞大开。一个很普通的早晨，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p><p>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离奇、荒诞和悲哀的叙事，但是本能地认同其中的异化、疏离、内疚和孤立的感觉。</p><p>朋友不知从哪里翻找出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叫《女明星》，我差点忘了有这么回事。一九八二年二月发表的时候，作者简介写了：“陈冲，女，二十岁，电影演员，这是作者的处女作。”</p><p>几十年后重读，我仿佛看见“妹妹”趴在桌上，钢笔握得很紧，头向左边歪着。她写得非常幼稚，也缺乏文采。这一事实并不让我惊讶，那是理所应当的，但她的企图让我有些好奇，这是她本能的叙事，还是有设计的尝试？故事没有什么“情节”，女主人公“她”的外在动作是晚饭后走路去看某个神秘的“他”；路上遇到的一切，都只为了勾起“她”的思绪——“她”的“意识流”；在两站公车的路程里，她描写了“她”与周围环境、人群的异化和疏离。</p><p>当时我是外语学院的学生，主演过三部电影。为什么突然写短篇小说？之后又为什么不写了？知道这事的朋友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坐在电脑前，我半天也想不出个合乎逻辑的答案。</p><p>顺手问了一下GPT4，为什么在处女作后我几十年没有再写？它一秒钟内回给我六个可能性，并一一解释:</p><p>1.缺乏动力[……]<br>2.缺乏时间[……]<br>3.害怕失败[……]<br>4.写作障碍[……]<br>5.缺乏灵感[……]<br>6.个人或健康问题[……]</p><p>这个人类AI的里程碑真的挺无趣的，不过我发现它的中文进步了。</p><p>我接着说：我觉得那是我与写作的一段“庐山恋”，你懂吗？</p><p>它说：我理解您说的是您与文学之间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可以被形容为“庐山恋”……</p><p>算了，不为难它了。它没有参加过一九八〇年的“大学生暑期艺术团”……</p><p>不久前，我偶尔看到英国诗人W.H.奥登的话：“卡夫卡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庐山湿漉漉的山水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们曾经如此需要文学，如此热衷地谈论过文学。</p><p>姥姥说：记得前几天我带你去蔡上国家吗？我说：记得。她说：他家的那个女人不简单。我当时一心专注在他画的静物里，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女人。蔡上国的景物有法国自然主义的风味，和我们当时受的苏派的教育方法不一样。我随口说：可能是他老婆吧，姥姥说：不是的那，个女人不简单，你就不懂了……</p><p>——陈川笔记</p><p>那个时期，我们家是一盘散沙，父母在美国进修，我常出外景、参加社会活动或在外院上课，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也许姥姥感到自己作为唯一家长的重任，对我和哥哥管头管脚，但我们年轻气盛，把她的话全当耳边风。偶尔，姥姥的朋友来家里时会问到陈川陈冲，她就叫我们去陪客人坐坐，我们只好去应付一下，聊两句。</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c9fbf7a5aeacbcfd62aef39b930133d1697249380650.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哥哥陈川为我画像</p><p>我那只价值连城的白玉手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下来的。</p><p>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姥姥坐在书桌旁抽着香烟，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发上，茶杯冒着热气。我们寒暄了些什么？完全忘了。老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给我看，说，这只手镯四百年老了，你到美国留学实在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卖掉。姥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好像这件礼物并不比一块火腿或一支钢笔更贵重，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好几十年以后，我才会留意到它的美与独特——椭圆的形状有一点点方，神秘的颜色随光线变换，雕刻的双龙戏珠精致而抽象。我到美国后搬了许多次家，马马虎虎丢失了很多东西，有些也是很珍贵的，比方史家祖上传下来的铜镜、外公从捷克带回来的水晶烟灰缸、景泰蓝的百花奖奖杯，而这只手镯倒是幸存下来了。</p><p>我仿佛能看见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逆光坐着，但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脸。姥姥认识不少有名望的文人，年轻时跟沈从文、巴金都有交往，她曾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记得他们来过家里。</p><p>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呢？哥哥说，我觉着是蔡上国，他有时来会来找姥姥讲章（聊天）。我问，除了他还有什么老人可能送这样的古董？他说，要么是程十发，他送给我一张他的画，我觉着画得噶戆（很傻）的，要它做啥，后来也不晓得被啥人拿去了。程十发不是姥姥的旧友，他先认识的是哥哥。哥哥有个叫王青的画画朋友，住在程十发隔壁，有时候他去找王青，家里没人，就坐在程家等，这样几次就熟悉了。我说，那天姥姥房间里的肯定不是他。哥哥说，程十发出身比较清贫，不太像会做这种事的人；蔡上国出身在富贵人家，这种东西大概没那么稀奇，应该是他送的。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只手镯的来历。</p><p>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物件的金钱价值都很无知和麻木。我们当然知道大饼油条、菠菜、带鱼的价格，也体会过没钱买东西吃的难受，但那是具体的生活。手镯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p><p>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挣钱，是为了送给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纽约时穿。那时他刚刚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术系教书，工资很低，从我开始办理留学手续，他就开始画连环画挣钱，然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当时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几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在我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时候，他交给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跟我说，这是貂皮大衣，纽约的冬天比上海要冷得多。我抱怨，这么大一包，怎么装啊？我又要重新理箱子。</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cd08b888ae4bd0c8b38c1ac2111f5761697249389415.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陈川自画像</p><p>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这件大衣到今天还油亮松软，四十多年了，跟新的一样。他说，我在交大有个学生是从东北来的，他家里精通皮草，从当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带到上海，我再去南京路的“第一西比利亚”去订制的。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大衣上费了那么多心思。</p><p>本文节选自《上海文学》2023年7月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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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4 Oct 2023 02:11:44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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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陈冲]]></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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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中的法律]]></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 lang="EN-US">7</span><span>月，武大一位女生在图书馆中被一男生性骚扰。女生很机智，录下男生的下流行为，并让男生出具道歉信。证据确凿后，找男生的辅导员要求处理。处理的要求也不高，只是要求取消评奖资格等，并没有要求开除或者予以法律处罚。但学校久久不作为。三个月后的</span><span lang="EN-US">10</span><span>月</span><span lang="EN-US">11</span><span>日下午，女生在网络发布《关于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受到性骚扰这件事》引起媒体关注。同日深夜，武大成立工作组。次日派出所接警。</span><span lang="EN-US">13</span><span>日晚武大决定给男生记过处分，并称“武汉大学历来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span></p><p><span>整个事件中，女生的固定证据、正当交涉、网络曝光，很有条理，有力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为女性性骚扰维权立了个标杆。其中最重要是有证据意识，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取证，之后的诉请也合理，曝光是无奈之举但立竿见影。违法的男生，悔改不够真诚，最终将被舆论与法律严惩，恐怕是悔不当初，以及事后处理事情失当。武大也略为尴尬，声称“零容忍”，但却是在舆论倒逼之下才神速灭火，之前的三个月在做啥呢？这说明学校对性骚扰的处理流程有问题，不顺畅，该反思，而不是自赞。</span></p><p><span>假如本案事件中，女生没有网络发文或发文没有引起重视，那么该起性骚扰事件恐怕是不了了之，被害人的正义得不到伸张。但万事靠网络，也意味着日常的规则失灵，非为长治久安之道。现在的刑事冤案平反，也基本靠舆论助力。如果没有舆论，就没人去关注冤案。也说明司法的自我纠错机制不完善。</span></p><p><span>我国关于性骚扰的法律，主要是《民法典》第</span><span lang="EN-US">1010</span><span>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这条定义了性骚扰概念以及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所在单位的防止性骚扰义务。如果单位不作为，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span></p><p><span>其次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span><span lang="EN-US">44</span><span>条“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这里的“猥亵”与上述“性骚扰”的概念是部分重合。实践中，部分的性骚扰被视为猥亵行为予以处罚，还有部分不视为猥亵，只是作为民事侵权处理。</span></p><p><span>窃以为，性骚扰可以专门立个法，增加规定如果单位对性骚扰不作为的，也要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将性骚扰的处罚补全，对于不构成猥亵的性骚扰也予以处罚，还可以细化“乘机性骚扰、利用职权性骚扰”等类型。专门的立法可以周全保护被害人，目前的法律零碎，执行起来有漏洞，也不方便。</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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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4 Oct 2023 00:29:3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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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丁金坤]]></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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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他是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数学家之一，在中国却鲜为人知]]></title>
<description><![CDATA[<p><strong>编者按</strong></p><p>在代数几何的现代史上，周炜良（1911-1995）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名字，他在数学史上留下了许多以他名字命名的概念、定理。陈省身、华罗庚和丘成桐都认为他的贡献非常重要。但作为华人数学家，他并不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甚至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对他没有深刻了解。对于原因，华人数学家季理真认为，他好像没有像其他的人那样很会推销自己的工作，跟大家分享。</p><p>杨振宁的看法则是，“我想他因为没有学生，他这个人的个性太……”</p><p>杨振宁在访谈录中谈到周炜良时说，“他在代数几何是有奠基性的工作。我想他的贡献，事实上我觉得年轻的中国血统的数学家应该写些文章，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一点。”</p><p>本文简要介绍了他的家世、生平与个人爱好，重点评述他对现代代数几何学的伟大贡献与影响。《返朴》刊发此文，以飨读者。</p><p><strong>撰文 | 王辉</strong>（西北大学数学系)</p><p>周炜良，一个代数几何的现代史上无法抹去的名字，一个代数几何的研究者无法避开的名字。由于少有巨大的荣誉加之其上，所以它并不为中国的平常百姓，甚至数学界的一些学者所深刻了解，然而它所代表的数学成就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忽视，这个名字自在的荣誉已远远超出了其主人应得的任何奖励。 </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90eab367d975a903d44d91bf91293a15d64b9d7c87e4667a6dc93d59ce5fd9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周炜良（Wei-liang Chow，1911-1995）</p><p><strong>家世与生平</strong></p><p>周炜良的祖籍在安徽东至县（原建德县）的纸山坑周村。19世纪末期，这里曾出现过一个令人仰慕的家族。这一家族在崛起之后至20世纪中期的岁月里，为中国社会的不同领域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物<strong>[注1]</strong>。这一家族的创立者周馥（1837-1921），是为周炜良之曾祖父。周馥曾历任山东巡抚、两江、两广总督，一度名震江南。由于周馥思想开放，推崇“洋务”，为中国的文化教育、民族实业和对外交流作出了较大的贡献。</p><p>周炜良的祖父周学海（1856-1906），在36岁时得中进士，补扬州府同知，主司河防事务。后因业绩卓著，迁浙江后补道员。为官其间，周学海好读医书，潜心研究，终于成就为一代名医，并编著有三集本《周氏医学丛书》。</p><p>周炜良的父亲周达（1879-949），字美权，数学家、社会活动家、资本家和邮学家。周达青年时期生活于扬州，创办有我国最早的数学学术团体一一知新算会。周达曾两次访日，并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物理学会选为会员。辛亥革命前后，周达迁居上海，开办实业，并积极从事科学活动，是中国数学会的创建者和赞助人之一。他还以“周今觉”而闻名于邮学界，向称“邮票大王”。<strong>[1]</strong></p><p>周炜良于1911年10月1日出生于上海，为周达的幼子，排行第三。他自小随父在上海长大。由于周家具有丰厚的财力，可以延请家庭教师，因而周炜良根本用不着去学校读书，而只要在家中便可接受必要的科学和文化教育。通过家庭教师的辅导，周炜良很快熟悉了中国的语言和历史文化。在父亲的影响下，周炜良对于数学也是情有独钟。得益于家族开明的观念，周炜良于1928年初踏上了留美之路。先后在肯塔基州的阿斯伯里大学（Asbury University，原Asbury College）和肯塔基大学学习政治与经济。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也许更适合于学习数学，于是在次年转入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选修数学课程，并于1931年在该校取得学士学位，次年获硕士学位。</p><p>为了在数学方面得以发展并有所建树，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周炜良去了哥廷根（Göttingen）一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数学研究中心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在那段时间里，德国所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严重影响了他在哥廷根的居留。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追求数学真理的初衷，而是改道莱比锡（Leipzig），去追随数学大师范德瓦尔登（Bartel Leendert van der Waerden），从而在1933年成了一名莱比锡大学的学生。</p><p>由于受德国的政治环境所影响，哥廷根的数学中心地位在那时已经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另一座城市——汉堡（Hamburg）。“讲座十分精彩、兴趣相当广泛”的年轻教授阿廷（Emil Artin）便是这个新兴数学中心最具魅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了向阿廷请教和学习，周炜良曾一度生活在汉堡，当然，这是德国的大学体制所容许的。</p><p>在汉堡的岁月里，周炜良结识了两位对自己一生十分重要的人物。其一是当时刚刚留学来德的陈省身，两人自此结成知交。陈省身是周炜良婚礼上受邀的唯一中国宾客。其二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玛格特·维克多（Margot Victor），两人于1936年7月结成连理，并相伴终生。</p><p>1936年夏，周炜良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便携带新婚妻子一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开始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南京）任数学教授。然而时不足一年，卢沟桥发生事变，中国自此沦入战争之中。无奈，周炜良只好回到上海，赋闲在家。1937年之后的上海，充满了血腥与屠杀。由于连年战事，周炜良不得已逐渐停止了数学研究工作，但他与生俱来的数学天赋和后天修得的数学功底并没有就此磨灭。</p><p>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周炜良与陈省身在上海重逢。在陈省身的鼓励与帮助下，周炜良的数学生命很快便获得了奇迹般的再生。他先是应同济大学之聘担任了一年数学教授，1947年3月，又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之邀，往美国从事数学研究工作。继之在 1948年秋，受聘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在霍普金斯周炜良担任了十多年（1955-1966）的系主任之职，负责霍普金斯出版的美国最悠久的数学刊物——《美国数学杂志》（<i>American Journal Mathematics</i>），同时着手创建了霍普金斯代数几何学派，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名家来此从事研究或访学，其中包括井草准一（Jun-Ichi Igusa）、萨卜森（Joseph. H. Sampson）、沃史尼泽尔（Gerard Washnitzer）、德沃克（Bernard. M. Dwork） 、阿布罕克（Shreeram. S. Abhyanker）和韦伊（André Weil)、扎里斯基（Oscar Zariski）、兰格（Serge Lang)、小平邦彦（Kunihiko Kodaira）等。格罗滕迪克（Alexander Grothendieck）和其他人赞许地将周炜良领导的这个学派与扎里斯基领导的哈佛代数几何学派相提并论。</p><p>1977年，周炜良在霍普金斯退休，成为荣誉退休教授。其后便过起一种简朴、恬静的生活，偶而也应邀参加一些大型的社交聚会，间或在自己喜欢的餐馆约请几位朋友聊天。周炜良和玛格特·维克多有三个女儿，他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p><p>1995年8月10日凌晨2时许他平静地逝去，留下了人们对他永久的怀念。<strong>[2, 3]</strong></p><p><strong>工具与方法</strong></p><p>周炜良是一位极富创见、涉猎广泛的数学家。他的专业是代数几何，他对这个领域里的一些重要分支都有研究，不仅发明创造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而且开拓发展了众多的思想理论。在这个领域之外，他也不乏建树。</p><p>周炜良在对数学的研究过程中，为代数几何的诸多领域创造性地提供了不少十分有用的数学工具与数学方法。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周型（Chow forms）与周坐标（Chow coordinates）。周型与周坐标的创立是周炜良于 1937 年在德国完成的，这是他在数学方面的第一件工作，也是他最有影响的工作。</p><p>在他与范德瓦尔登合作的一篇论文中<strong>[4]</strong>，周炜良给出了周型的构造。设射影空间的一个退化的子空间 U 与一个给定的 d次 m 维族Z相交，其d个交点的坐标是U的格拉斯曼（Grassmann）坐标的代数函数。通过选取该代数函数的一个对称函数，可以得到一个齐次多项式，这就是Z的周型。周型的系数即是周坐标。</p><p>可以看出，周坐标是格拉斯曼坐标的自然推广。某高维向量空间的一个子空间可以由一个相关阶的矩阵来刻画。该矩阵的子阵中阶数与子空间维数相同的方阵便构成了子空间的格拉斯曼坐标。格拉斯曼坐标给出了格拉斯曼簇在射影空间中的一个嵌入。现在，如果想研究某向量空间的某维射影子空间中给定次给定维的簇系统，就必须用周坐标来代替格拉斯曼坐标。</p><p>周型与周坐标具有十分广泛的用途。它曾一直是周炜良进行代数几何，特别是代数簇相关研究的有力工具。后来，在五十年代初期，周炜良把周坐标用于生成除子的最小定义域<strong>[5]</strong>，并在给出局部分析等价性标准后，用周型来研究代数簇<strong>[6]</strong>。在1952年的一篇论文中<strong>[7]</strong>，周炜良应用他的周型，补充了皮卡簇的井草准一超越构造。五十年代后期，周又用周型简化了扎里斯基关于连通性的证明<strong>[8, 9]</strong>。</p><p>由于周型具有优越的构造性，故此周坐标对于研究普通代数几何、阿拉克洛夫（Arakelov）理论以及丢番图帖合（diophantine applications）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周坐标所定义的簇高，可以与兰格、奈龙（André Néron）、菲力彭（P. Phiippon）等通过内蕴非射影方法构造的其它高相比较。周坐标在阿拉克洛夫理论中被王斌（Bin Wang）所深入运用。另外，周坐标还被陈省身、韦廷哥尔（Wirtinger）用来证明阿贝尔定理逆命题的李（Lie）猜想。</p><p>周环（Chow ring）是代数几何中的又一重要的工具与方法。在1956年，周定了代数簇上闭链间的有理等价概念，并为这些类定义了交叉积，这样便可得到周环<strong>[10]</strong>。周环是一种具有单位元的、结合的、交换的代数结构。周环具有很好的函子性质，即在两代数簇之间存在一种模射，使一个中闭链的原象也是另一个中的闭链，并且此运算与相截和有理等价性都能够相容。</p><p>相交理论是代数几何中一个基本问题，周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表现出许多优点，故而得到广泛应用。在拓扑学中，相交理论对于同调环成立。而周环之于代数几何正如同调环之于拓扑学。如同其拓扑对应一样，周环已被证明在代数几何中是基本的。周环常被用以导出陈（省身）类进而证明各种黎曼-罗赫（Riemann-Roch）定理。使用周环，甚至可以解决著名的韦伊猜想。</p><p>周炜良在阿贝尔簇代数系统理论方面所创造的概念及思想方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他1955年的两篇论文<strong>[11, 12]</strong>深入研究了阿贝尔簇中不依赖于参数变化的部分，并将其明确定义为不变部（fixed part），这一概念势必要被其他人在关于阿贝尔簇的进一步研究中多次使用。概念提出后的第四年，兰格与奈龙证明了定义在函数域 K 上的一个阿贝尔簇 A，它在 K 中的有理点群以不变部为模是有限生成的。这是莫德尔-韦伊定理（Mordel-Weil theorem）的一个相应形式。</p><p>周炜良在 1955 年的这两篇论文还给出了定义在k的扩张域上的阿贝尔簇能够定义在域k自身上的条件。周炜良的这一思想启发了兰格，很快便被兰格推广，从而所有的簇都被给出这样一个标准，而不仅仅局限于阿贝尔簇。</p><p><strong>理论与进展</strong></p><p>代数几何是解析几何的进一步深入与扩展，主要研究域上的多元方程组的解集合，即代数簇（algebraic variety）。随着抽象代数的创立，代数几何的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在这片数学领域中，曾先后涌现出一批代数几何学名家，如普吕克（Julius Plucker）、诺特（Max Noether）、庞加莱（Henri Poincaré）、皮卡（Émile Picard)、凯莱（Arthur Cayley）、阿廷、范德瓦尔登等。周炜良在继承这些数学家们的工作并发展代数几何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他们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现代代数几何的各个分领域内有不少定理都是以周炜良来命名的。</p><p>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在解析对象的代数性方面，周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最有名，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射影空间解析簇的周定理。正是由于该定理，以及前边讲到的周坐标，使他成为一个数学界众所周知的人物。</p><p>假定讨论的基本域是复数域，射影空间解析簇的周定理指出，射影空间中复解析子簇实际上是代数簇，而且所有闭解析子簇间的半纯映射一定是有理映射。有关该定理的论文于1949年发表在《美国数学杂志》第 71 卷上<strong>[13]</strong>。这是对刘维尔定理（Liouville's theorem）的一个绝妙的推广，而后者本身又是所谓代数基本定理（Fundamental theorem of algebra）的推广。周炜良对该定理的原始证明基于来自代数数论的思想。定理揭示了代数几何与代数数论彼此之间的类似之处。</p><p>射影空间解析簇的周定理还反映了由局部性质向整体性质过渡的深刻结论，在代数几何学领域倍受重视，成为一些学者发展新理论的出发点。1969 年，周炜良再次回到类似问题上，在齐次簇的关系中证明了亚纯映射是代数映射<strong>[14]</strong>。1986 年周炜良将这一理论推广到了任意基本域上的抽象情形，终于完成了完善这一理论的关键性工作。<strong>[15]</strong></p><p>其次，值得介绍的是，在环上的代数几何方面周炜良作出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研究代数簇或解析簇的需要，加之来自数论的推动力，域上的代数几何开始向各种环上的代数几何扩展，如研究局部戴德金环（Dedekind ring）、p-进环和更完备的诺特局部环（Noetherian local ring）。周从几个方面对此扩展作出了贡献。</p><p>1958年，周炜良将贝尔蒂尼定理推广到局部整环<strong>[16]</strong>，从而为代数簇局部基群的研究铺平了道路。1959年周炜良推广了扎里斯基连通性定理并简化了其证明<strong>[9]</strong>。扎里斯基根据自己提出的全纯函数的代数理论，证明了连通代数集特定化的一般连通性定理。周炜良则只用到些更为简单的代数几何技巧特别是周型，便证明了连通性定理在任意完备的诺特局部整环上的一个推广。用以界定射影簇的齐次理想是非混合的，如果它没有嵌入素除子。1964年，周证明了在适当的一般性条件下的环合并中，两个非混合理想的塞格尔（Segre）乘积仍是非混合的<strong>[17]</strong>。早在1952年周炜良与兰格合作，证明了亏格大于等于1的曲线模型和在非退化归约下离散赋值环上的阿贝尔簇模型的唯一性<strong>[18]</strong>。1958年周炜良同井草准一合作，证明了在相当广泛的一类诺特局部整环上的上同调的上半连续性<strong>[19]</strong>。</p><p>此外，在齐次空间的研究方面，周炜良也取得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成就。关于齐次空间的射影嵌入，周炜良将阿贝尔簇射影嵌入的莱夫谢茨-韦伊（Lefschetz-weil）证明拓展到了任意群簇上齐次空间的情形，从而唤起了人们对射影构造的兴趣<strong>[20]</strong>。周炜良还有一篇论文涉及到齐次空间的几何学<strong>[21]</strong>。该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用几何性质来描述群的特性，其中有一条典型的定理说：极系空间的任何双射保近变换连同自身皆属于基群的一个变换，只要空间的阶大于 1。论文考虑了双有理几何。在这篇论文中，周炜良通过巧妙地计算来处理所谓矩阵射影几何，他的论述可以推广到更为一般的情况。阿廷称其为射影几何最精彩的进展之一。1986 年退休之后的周炜良还在《数学发明》（<i>Inventiones Mathematicae</i>）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齐次空间上的形式函数”的论文<strong>[22]</strong>。</p><p>需要说明的是，周炜良的代数几何工作远不至这些，他在关于辫群、族的基群、有理剖分、簇的实迹等研究方面，也都有所论述，并不乏创造与贡献。</p><p>最后，不可不提的是，1939 年，抗战爆发不久，周炜良在国内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完成的一篇关于一阶线性偏微分方程组的论文<strong>[23]</strong>。该论文推广了关于热力学基础的卡拉西奥多里（C. Carathéodory）定理，建立了一条微分系统的可达性定理。论文实际阐明了一个向量场集合的积分子流形与其生成的李代数的积分子流形的等价性。这已被广泛认作是非线性控制论中的周定理，并且成为研究非线性系统中可控性问题的基础，在控制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p><p><strong>性情与爱好</strong></p><p>周炜良生性淡泊，不好功名。由于周型第一次出现在周炜良同范德瓦尔登合作的论文里，因此，它们有时也被一些数学家称为周-范德瓦尔登型。另外，周型的思想多少有一些来源于凯莱，故而一些数学家也将它们称为凯莱型。对此周炜良从不在乎。他自己称周型为典范型（Canonical forms），并讲所有的叫法都可以简记为C-型。</p><p>陈省身曾在扎里斯基的支持下提名他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但由于他对此表现得并不十分积极，故而最后也便没有什么结果。1959 年，他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也从未参加过研究院的任何活动。1955 年，霍普金斯大学曾力邀他接替数学系主任之职。他起初无心接受，只是在后来获准只在下午去系里，并可以主要通过电话而不是信件来处理系里的事务时，才答应就任。</p><p>周炜良虽然不喜交往，但面对亲近且熟悉的朋友，却十分友善健谈。1957 年夏，缅因（Maine）的中国湖（China Lake）畔，他曾与阿布罕克彻夜长谈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比较。自幼在家中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对于中国文化颇有修养。由于阿布罕克那时正在练习瑜伽功，因此他们还共同风趣地讨论做瑜伽和研究数学哪个更好。在一些更为随意与亲切的场合，他还向朋友们谈起他于三、四十年代在国内的生活情况，有时也谈论一些子女教育问题。周炜良虽然十分支持约翰逊大社会方案（Johnson's Great Society Program），但他的家庭观念却十分传统。对于小女儿放弃职业律师的职务，而专心操持家务的做法，他十分赞同。</p><p>在学术研究与交流方面，周炜良更是自由开放、谦逊和蔼。在他所领导的霍普金斯代数几何研究群体中，周炜良算是一位资历较深的年长者，但是他却能平等地与每一位研究者交流，大家都把他当知心朋友看待。他甚至常常将自己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数学思想方法公开坦露给其他研究者，以期引起共同的讨论。朋友们亲眼目睹他如何把这些朦胧的想法升华为漂亮的定理，都被他开阔的思路和绝妙的几何直觉所折服。</p><p>周炜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而且具有十分广泛的爱好。首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可以算是一位华邮权威，他在集邮方面还曾出过一本书。据井草准一回忆，周炜良作为一个邮迷，不仅在数学家，而且在专业集邮者中都广为人知。周炜良对于集邮的爱好，显然是受到了父亲周达的影响。1923 年的一个秋天，周炜良小病住进了一家医院，为了排解寂寞，父亲在医院附近的一家花摊上买下一包杂色邮票送给他玩。从此父子两人都迷上了集邮。其次，周炜良对于建筑设计也十分专长。五十年代后期，居住在麦迪伍德大道（Midwood Avenue）的他曾设想自己建造一所房屋。他四处观察，买好了地皮，精心设计，绘好了图纸，但却始终没能找到一家愿意与他合作的建筑公司，因为任何一个建筑公司都不可能与一个比他们对建筑更了解的客户签约<strong>[2]</strong>。</p><p>附录：周炜良论著目录见</p><p>Yujiro Kawamata, Vyacheslav V. Shokurov, Birational Algebraic Geometry, Contemporary Mathematics, 207, 1997.</p><p>https://www.ams.org/books/conm/207/conm207-endmatter.pdf</p><p><strong>注</strong></p><p>[注1] 除本文提及的周馥、周学海、周达（明达）、周炜良外，周氏家族还培养出了许多名人和学者。如周学熙（1866-1947），我国近代北方财界的实业界的代表人物；周叔弢（1891-1984），我现代著名政治家、实业家、收藏家，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人大常委；周明泰（字志辅，1986-1994)，我国戏曲史专家，40年代末移居美国；周明焯（字志俊，1898-1900），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曾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周煦良（1905-1984）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早年留学英国，1932 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师和北京大学教授，曾担任过上海作家协会书记。[1]</p><p><strong>参考文献</strong></p><p>[1] 胡炳生. 周达的家世和业绩述略, 中国科技史料, 15(1), 1994: 22-28.</p><p>[2] W. Stephen Wilson, Organizer S. S. Chem, Shreeram S. Abhyankar, Serge Lang, Jun-ichi Igusa, Wei-liang Chow , Notic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Volume 43, Number 10, October 1996. pp.1117-1124. </p><p>[3] 张奠宙, 周炜良.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四集), 科学出版社, 1993: 27-35. </p><p>[4] Wei-liang chow and Van der Waerden, Zur algebraische Geometry IX, Math. Ann.113, 1937, pp.692-704. </p><p>[5] Wei-liang Chow, On the defining field of a divisor in an algebraic variety , Proc. Amer. Math. Soc. I. No.6,1950, pp.797-799. </p><p>[6] Wei-liang Chow, algebraic systems of positive cycles in an algebraic variety, Amer. J. Math.72, No.2 1995, pp.247-283. </p><p>[7] Wei-liang Chow, On picard varieties, Amer. J. Math.74, No.4, 1952, pp.895–909. <br> </p><p>[8] Wei-liang Chow, On the principle of degeneration in algebraic geometry, Ann. Math. 66, 1957, P70-79. <br> </p><p>[9] Wei-liang Chow, On the connectedness theorem in algebraic geometry, Amer. J. Math. 81, No.4, 1959. pp.1033-1074 <br> </p><p>[10] Wei-liang Chow, On equivalence classes of cycles in an algebraic variety, Ann. Math. 64, No.3, 1956, pp.450-479. <br> </p><p>[11] Wei-liang Chow, On abelian varieties over function fields, Proc. Nat. Acad. Sci. 41, 1955, pp.582-586. <br> </p><p>[12] Wei-liang Chow, Abelian varieties over function fields, Trans. Amer. Math. Soc. 78, 1955, pp.253-275. <br> </p><p>[13] Wei-liang Chow, On compact complex analytic varieties , Amer. J. Math. 71, No.4, 1949, pp.893-914. <br> </p><p>[14] Wei-liang Chow, On meromorphic maps of algebraic varieties, Ann. Math. 89. No.2. 1969, P391-403. <br> </p><p>[15] Wei-liang Chow, Formal functions on homogeneous spaces, Invent. Math. 86, 1986, pp.115-130. <br> </p><p>[16] Wei-liang Chow, On the theorem of Bertini for local domains, Proc. Nat. Acad. Sci. 44, No.6, 1958, pp.580-584. <br> </p><p>[17] Wei-liang Chow, On the unmixedness theorem, Amer. J. Math. 86, 1964, pp.799-822. <br> </p><p>[18] Wei-liang Chow, S. Lang: On the birational equivalence of curves under specialization, Amer.J. Math. 79, 1952, pp.649-652. </p><p>[19] Wei-liang Chow, J. Igusa: Cohomology theory of varieties over rings, Proc. Nat. Acad. Sci. 44, No.12, 1958, pp.1244-1248. </p><p>[20] Wei-liang Chow: On the projective embedding of homogeneous spaces, Lefschetz conference volume, Algebraic Geometry and Top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975. <br> </p><p>[21] Wei-Liang Chow: On the geometry of algebraic homogeneous spaces, Ann. Math. 50, no.1, 1949, 32-67. <br> </p><p>[22] Wei-liang Chow, Formal functions on homogeneous spaces, Ivent. Math. 86, 1986, pp.115-130. <br> </p><p>[23] Wei-liang Chow, Über systemen von linearen partiellen Differentialgleichungenerster Ordnung: Math. Ann. 117, 1939, pp.98-108. </p><p>本文原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责任编辑李克敏，原标题为《周炜良：一位极富创见且涉猎广泛的数学家》，返朴经版权方授权转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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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4 Oct 2023 00:06:3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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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2023年波兰议会选举]]></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p>波兰将于2023年10月15日举行议会选举，选出众议院全部460个议席和参议院全部100个议席。</p><p>2005年大选以来，波兰已经形成由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轮流执政的两党格局。2005年大选中，法律与公正党首次胜选，组成联合政府。2007年，由于联合政府内另一政党深陷贪腐丑闻，被迫举行提前大选。公民纲领党胜选，后在2011年大选中连任，共计执政8年有余。</p><p>2015年大选中，法律与公正党取得绝对多数胜选，实现1989年来首次单独政府，并在2019年上届大选中再次以绝对多数胜选，执政迄今也近8年。本届大选中，法律与公正党寻求继续执政，创造1989年波兰第三共和国以来史无前例的第三个连续任期。</p><p>尽管结局几无悬念，波兰的这次选举仍牵动东西方目光，今天的波兰既身在欧洲援助乌克兰行动的中心，又位处中欧保守派势力与布鲁塞尔之间政治抗衡的前线，无论是以绝对多数开始的第三任期，或是以与极右翼党团结盟为标志的进一步右倾，波兰的未来都将在更大范围内冲击这个已经充满变数和不安的脆弱世界。</p><p><strong>大局已定</strong></p><p>本届大选民调已经趋于稳定，形成“两大三小”五大党团格局。“两大”分别是法律与公正党主导的右翼联盟和公民纲领党主导的公民联盟。“三小”分别是自由与独立联盟、第三条道路联盟和左翼联盟。其中右翼联盟民调支持率稳定在35%-40%区间，略低于上届大选43.6%水平，公民联盟支持率稳定在25-30%区间，与上届大选27.4%持平。“三小”的支持率徘徊在10%左右，稳超众议院5%的门槛，但能否参与组阁，取决于“两大”之一能否赢得绝对多数。</p><p>目前来看，本届大选最有可能的两种结果分别是右翼联盟单独组成多数政府和右翼联盟与“三小”中的“一小”组成联合政府。无论何种情况下，新政府都需要众议院半数以上（231个）议席。第一种情况可参照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以37.6%的得票率取得235席，实现单独组阁。第二种情况下，右翼联盟最有可能与“三小”中极右翼的自由与独立联盟合作，组成比本届政府更加保守和强硬的新政府。</p><p>在欧盟，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分别属于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和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在波兰，两党分别代表本土自由派和保守派。公民纲领党与若干小党（现代党、波兰倡议党、绿党等）组成公民联盟党团后，自由派色彩更加清晰。</p><p>公民纲领党的灵魂人物、党魁图斯克出生于波兰最大港口城市格但斯克，青年时代在格但斯克大学研习历史时就参与团结工会运动的早期组织和活动，1990年参与创建自由民主大会党，1994年并入自由联盟党，2001年创建公民纲领党并长期担任党魁。</p><p>图斯克一贯秉持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民主、公民社会和亲欧主义，如果要找出右倾的内容，也不过是软性的经济自由主义，而非法律与公正党所主张的波兰民族主义、社会文化保守主义、天主教传统、疑欧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等硬性右翼要素。公民纲领党及公民联盟的票仓集中在波兰经济社会文化较发达的西部和北部地区。</p><p>法律与公正党的灵魂人物是双胞胎卡钦斯基兄弟——莱赫·卡钦斯基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两人在2001年创建法律与公正党，成为波兰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曾任波兰总统（2005-2010）的莱赫·卡钦斯基，在2010年波兰空军101号班机空难中死于任内，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曾于2006-2007年出任波兰总理，自2003年起一直担任法律与公正党党魁。同党籍的双胞胎兄弟两人同时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在世界政坛上恐怕近乎空前绝后。</p><p>卡钦斯基兄弟的政治理念被称为“卡钦斯基主义”，在波兰经济社会文化较落后的东部和南部地区极具影响力，包括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强势地位、具有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经贸政策、维护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地位、亲美疑欧反俄的外交方针，反对堕胎合法化、安乐死、性教育和LGBT权益等。</p><p>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都跟2001年解体的团结选举行动联盟有关。该联盟中的自由派与图斯克的自由联盟党合并，组成公民纲领党。与此同时，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也脱离该联盟，他领导的中心协议党兼并若干保守派政党，成立法律与公正党。图斯克和卡钦斯基兄弟的早期政治活动都可以追溯到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运动——瓦文萨本人自2001年以来为公民纲领党籍，两党都遵从第三共和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北约盟国等基本制度。区别在于，法律与公正党所代表的选民，并未在波兰后冷战转型中直接受益，或受益程度不如公民纲领党所代表的选民，对于经济自由化、欧洲一体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均持相对保留的观点，更多以家庭、教会和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来看待波兰政治。</p><p><strong>卡钦斯基兄弟的野望</strong></p><p>法律与公正党之所以为“法律与公正”党，与卡钦斯基兄弟分不开。1949年生于华沙的莱赫·卡钦斯基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分别于1980年和197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均曾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任职。原法律与公正党籍现任波兰总统杜达亦为法学博士。“法学家治国”的法律与公正党，自2015年执政以来推行的波兰司法“改革”，却屡被欧盟指责为践踏法治。</p><p>2015年上台之初，波兰宪法法院15位法官中，9位是2007-2015年公民纲领党政府时期任命，6位是2006-2007年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时期任命。掌握众议院多数的法律与公正党随即通过一项法案，将宪法法院通过决定的门槛由原来的“简单多数”提升至“三分之二”。此后，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凭借立法权，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波兰司法系统权力的法案，包括在波兰最高法院设立纪检委对法官进行“纪律监督”并罢免被认定参与政治活动的法官、加强立法机关和司法部对法官任命及任期的控制权等。</p><p>法律与公正党籍波兰现任总理莫拉维茨基认为，司法改革根据波兰国情和传统重塑法制，旨在提高效率、打击腐败。而欧盟指责司法改革意在将司法置于行政和立法之下，严重削弱司法独立。</p><p>对于法律与公正党而言，即便司法改革弱化司法独立，也纯属波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内政，外人无权干涉。但作为欧盟成员国和《里斯本条约》等一系列欧盟法律的签署国，波兰也须遵守欧盟法治规范。为此，波兰与欧盟就“国内法与欧盟法孰高孰低”争执不休。</p><p>2021年10月，波兰宪法法院裁定，欧洲法院对波兰司法改革的干涉违背波兰宪法，波兰法律相比于欧盟法律具有优先权。裁决一出，舆论哗然，布鲁塞尔旋即警告将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扣留对波兰的数百亿欧元拨款和低息贷款、中止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的部分权利等。莫拉维茨基批评欧盟“勒索、胁迫”波兰，卡钦斯基批评德国企图把欧洲联盟变成“德意志第四帝国”。</p><p>围绕司法改革的争议，具有波兰内政外交和历史国情等更深层次上的背景。外交政策方面，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在“亲美反俄”上并无二致。反俄是波兰民族主义乃至波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要素，而加入美国领导的北约是根本解决后冷战时代波兰安全问题的唯一出路。但是，如何对待英国脱欧后当之无愧的欧盟“盟主”德国，两党态度差异显著。</p><p>从波兰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德国在三次瓜分波兰中一次都没落下，没比俄国好到哪去。冷战结束后，刚从俄国控制下解脱，一旦欧盟成为主权国家，波兰又将沦为德国事实上的卫星国。因此，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对“主权欧盟”、接受欧盟难民和移民政策等威胁“波兰本位”的“非波化”、“去波化”动向如临大敌、严阵以待。</p><p>另一方面，波兰特别是波兰西北部，长期被德国殖民，历史文化联系极为密切。图斯克本人即波兰、德国和卡舒比混血，折射出格但斯克地区作为欧洲自贸港和“但泽自由市”的悠久传统；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祖父也是波兰裔德国人；就连莫拉维茨基也有德国和犹太血统。</p><p>在波兰右翼看来，波兰特别是波兰西北部相当部分社会精英，对欧洲身份的认同不亚于对波兰身份的认同，把虚无缥缈的普世价值看得比源远流长的波兰特色更重要，大有全盘欧化、炸平波兰，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图斯克2014年卸任波兰总理后，马不停蹄地接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更给波兰保守派质疑自由派“爱国”与否、“还是不是波兰人”的口实。</p><p>其实早在2005年大选前法律与公正党的竞选活动中，卡钦斯基兄弟的政治意图就已现眉目——以“波兰第四共和国”之矛，攻“德意志第四帝国”之盾。</p><p><strong>走向“第四共和”</strong></p><p>在卡钦斯基等“第三共和”的反对派看来，1989年以来的波兰第三共和国可谓乱象丛生：民主政治服从于短期利益、政党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机构、弱势国家无力解决社会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按照卡钦斯基兄弟的描述，波兰亟需一场“道德革命”，终结自由主义实验，具备“国家能力”的国家将“治愈”政治经济病症，爱国和统一的波兰将取代自由主义的波兰。而在第三共和国的拥护者看来，“第四共和”无异于专制教权的警察国家。卡钦斯基关于道德革命和“治愈”的论述很难不让波兰人联想到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的毕苏斯基元帅。</p><p>1926年5月，毕苏斯基领导的“萨纳齐亚”（意为“治愈”）运动发动政变，期望实现波兰政治在道德上的“治愈”。5月政变后，波兰第二共和国短暂而混乱的议会民主制终结，以总统制为表、军事独裁为里的“萨纳齐亚”政权建立。此后，毕苏斯基大权独揽、垂帘听政，成为波兰事实上的独裁者，直至1935年去世。</p><p>正如毕苏斯基仅在1926-1928年和1930年两度短暂出任总理，卡钦斯基也仅在2006-2007年短暂出任总理。作为法律与公正党党魁的卡钦斯基，同样大权独揽、垂帘听政，有权“换相”。只要法律与公正党继续一党独大、长期执政，波兰就是卡钦斯基“说了算”。不过，现年74岁的卡钦斯基，要实现第四共和的宏图大业，还需考虑主持法律与公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问题。</p><p>法律与公正党现存三大派系。卡钦斯基领导的原中心协议党人马，在党内属于中间派，现国防部长、前副总理马里乌什·布瓦什恰克（1969年生）也属此派。第二个派系与2012年分裂自法律与公正党的主权波兰党相近，后者作为独立政党参与法律与公正党领导的右翼联盟党团，政治立场较法律与公正党主流更为保守。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胜选后上任的女总理希德沃（1963年生）属于此派。希德沃执政后，立即移除总理府新闻发布会上的欧盟旗帜，并将部长理事会会议厅悬挂的时钟换成十字架。2017年，卡钦斯基担心希德沃对欧政策过于强硬，以莫拉维茨基（1968年生）取而代之。莫拉维茨基属于法律与公正党内温和派，现任总统杜达（1972年生）也在此列，政治立场接近右翼联盟党团内的共和党人党。</p></section><section><p><span>莫拉维茨基自2017年执政至今将近6年，在波兰第三共和国史上任期仅次于6年311日的图斯克，一旦连任，就将创造最长总理任期记录。莫拉维茨基任内，法律与公正党已经创造政党累计执政时长记录，若再次胜选，又将创造政党连续执政时长记录。</span><br> 莫拉维茨基毕业于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学专业，后转学经济管理和法律，曾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和工作，2016年加入法律与公正党。2015年，无党籍的莫拉维茨基辞去波兰桑坦德银行董事长一职步入政界，被任命为希德沃政府的副总理兼发展部部长，次年入党后再兼任财政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号实权人物，随后接替希德沃也顺理成章。</p><p>莫拉维茨基执政以来，旗舰项目是2016年出台的“莫拉维茨基计划”，全称《负责任的发展战略》，强调再工业化、创新企业发展、投资促进发展、企业对外拓展以及社会区域发展。1990年，时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主导的“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又称休克疗法），深受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撒切尔夫人自由放任经济学影响，对后冷战波兰经济奇迹功不可没。莫拉维茨基在肯定休克疗法确立波兰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批评波兰实行这一模式陷入中等发展陷阱、低利润产品的陷阱和依赖性发展的陷阱。莫拉维茨基认为，中央计划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模式的对立，导致波兰完全采纳了西欧发展模式，无视中东欧的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而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指明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正确途径。莫拉维茨基计划并非回到“苏联模式”，而是寻求“新自由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p><p>2016年以来，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波兰年均GDP增速超过4%，人均GDP由1.24万美元增加到2023年预计2万美元，“莫拉维茨基经济学”表现不俗。结合法律与公正党主导下的司法改革和卡钦斯基的“道德革命”愿景，波兰的政治经济模式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堪称后冷战时期的第二次转型。</p><p>卡钦斯基、莫拉维茨基和法律与公正党是否能够完成“建国大业”还待观察，但波兰媒体的话语中的“第四共和”已经呼之欲出。未来历史学家或将作出评判：波兰第四共和国元年是2005年、2015年、2019年还是2023年。</p><p>载《财新·世界说》，2023年10月13日</p></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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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13:00:5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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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雷乐天]]></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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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海边的错误｜月光照在女童消失的海滩，像是撒满了盐]]></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上海南汇新城海滩上，4岁女童消失于2023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赶海人潮中。”</span></p><p><span>事发地是片野海滩，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中国版的“天空之境”。黄先生携女儿在离海水约20米左右的沙滩玩耍，在返回堤岸取手机时，“将女童独自留在沙滩上，十余分钟后，其回到沙滩后未找到女儿，因天色昏暗找寻未果”。监控显示，“女童在原地等待了父亲大约10分钟后，向水边走去，在水边摔倒，消失在海浪中”。</span></p><p><span>南汇新城大半是由填海造陆而成，这项“全球最大的填海造陆工程”耗时十年，在2011年初步建成。这一年，在大陆南端的佛山南海也发生了“引发全国舆论大反思”的事件。</span></p><p><span>据《佛山年鉴》记载的“2011年佛山大事记”，10月13日，“在南海区黄岐广佛五金城，2 周岁女童王悦先后被两辆汽车辗压，事件震惊全国。肇事司机逃逸，事件发生后近7分钟期间，18位路人经过，无人报警，无人施救，直至第19位路人陈贤妹伸出援手。21日，王悦离世。”</span></p><p><span>佛山女童事件，舆论多是谴责路人见死不救，却鲜有讨论女童父母是否失职。上海女童事件，没有肇事者和冷漠路人，女童父母再无任何挡箭牌。</span></p><p><span>“是我自己大意，以为到岸边来回应该很快。”将女儿置于险境，黄先生只是悔称“大意”，完全未意识到其罪责。</span></p><p><span>2022年杭州女童电梯坠亡案，系保姆吴某将2岁女童单独留在电梯，致女童从高空坠亡。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保姆吴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8年邢台网红直播儿童溺亡案，系网红李某将两名儿童携至河边，在其沉迷于直播时，两名儿童溺水身亡。邢台县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网红李某有期徒刑五年半。</span></p><p><span>上海女童若是由保姆携至海滩消失，保姆势必将被追究刑责；而黄先生若将他人子女携至海滩致其消失，也必将面临刑事指控。但黄先生仅因是消失女童的父亲，依现行司法，就无刑责之虞。</span></p><p><span>在美国纽约，父母将12岁以下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或其他无人看护之处，一旦被报警，父母将会面临危害儿童安全罪的指控。但在中国，父母即使犯下致命错误，法律责任也仅是“予以训诫”，乃至“撤销监护人资格”。</span></p><p><span>依《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八周岁或者由于身体、心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应当“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等事故。而据《法治日报》2021年报道，“在我国，溺水是1岁至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每年约有3.19万未成年人死于溺水。父母“大意”，对儿童常是致命，但因亲子身份，法律责任却略近于无。</span></p><p><span>法律是文化的影子。亚伯拉罕携子上山，为上帝献祭，“连自己的独生子也不顾惜”。西方的亲子关系，从古罗马的家父权威衍变至现代的父母责任，亦是漫长的历程。在17世纪，约翰·洛克方始主张，父母对子女享有的权力，乃是基于父母应当照顾子女这种责无旁贷的义务。工业革命后，因童工问题而萌芽的儿童权利运动，发展逾一个世纪后，才由国际联盟通过《儿童权利宣言》。及至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人权的最低标准，儿童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享有生命权、生存权与发展权，应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顾。对于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span></p><p><span>中国的亲子关系，自古尊卑有别。清代《魏叔子日录》有语：“古云，父母以非理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在宗法家族制下，子女不过是父母的附属。</span></p><p><span>及至近代以降，家族制度虽已废除，但父母仍因其身份而对未成年子女享有亲权。所谓亲权，实则沦为父母对子女支配的权力，而非父母对子女应承担的义务。费孝通先生以社会学的视野观察，子女受到的管制远甚于保护。“我们若观察一个孩子的生活，有时真会使我们替他抱不平……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更难过。”在东方文化里，谈及子女的法律权利和父母的法律责任，总是显得不合时宜。</span></p><p><span>但是，意外和伤害也总是不合时宜。癸卯年的中秋，东方的月亮分外圆，月光也曾洒满女童消失的海滩。</span></p><p><span>我想起《活着》的福贵，在有庆死后，“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span></p><figure><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b34696fe5b1df0100ec7e10eaaf58fe169717905578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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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6:52:5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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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https://pengyihong.blog.caixin.com/archives/270863</link>
<author><![CDATA[彭益鸿]]></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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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巴以问题二十点]]></title>
<description><![CDATA[<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aac178242b2625f56a41d6899125a361697168515097.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关于巴以问题，存在诸多误解、曲解。</p><p>一、在巴以冲突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一种糟糕的叙事，而犹太复国主义侵占了巴勒斯坦人的领土只是过去苏联主导的叙事。</p><p>二、历史上，犹太人、阿拉伯人同宗同族，并非水火不容，两个分支该地先后建国，后均被外部力量灭国。该地先后被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现在不能用“自古以来”的叙事来评判犹太人、阿拉伯人在当地建国的合法性。</p><p>三、今天说的巴以冲突大致可以追溯到一战前的奥斯曼帝国和一战后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两个时期，犹太人、阿拉伯人均迁往该地试图建国，并逐渐出现冲突。二战前，欧美世界普遍反犹排犹，英国人更支持阿拉伯人建国，比如1922年支持被奥斯曼帝国灭国的埃及建立“独立国家”，英国军队与犹太人的冲突更多。</p><p>四、随着犹太人、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加剧，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提出《贝尔福宣言》，表示在不侵犯阿拉伯人利益的前提下支持犹太人建国。1936年，英国人提出建国方案，80%领土归巴勒斯坦阿拉伯人，20%领土归犹太人，但前者不同意，希望赶走犹太人。</p><p>五、二战期间，希特勒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东欧、阿拉伯世界也乘机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犹太人成为了受害者，二战后欧美世界转向同情犹太人。战后世界格局遵循雅尔塔体系来建立，废除殖民主义，尊重民族自决权。作为之前的委任统治国，英国计划退出巴勒斯坦地区，主张巴以分治。</p><p>六、1947年，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分治决议，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分别占有56%和44%的土地，纷争大的耶路撒冷设为国际特别政权，由联合国来管理。这就是两国方案。当时，英美法苏和中国均支持该方案。斯大林在苏联内部反犹，但在国际上最初是支持犹太人建国的。</p><p>七、犹太人同意此决议，在1948年成立了以色列国。但是，阿拉伯人不同意，巴勒斯坦人错过了建国机会。阿拉伯人的理由是分治决议偏袒犹太人，当时阿拉伯人口是犹太人的1.7倍，却获得更少的土地。实际上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该地区居住长期犬牙交错，当时的以色列国人并不都是犹太人，他们中有49.7万阿拉伯人，数量几乎与59.8万人的犹太人相当。</p><p>八、反对的真正原因是，阿拉伯世界不希望看到该地建立一个或两个国家，他们不仅反对犹太人建国，也反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国，他们真正目的是赶走犹太人、瓜分巴勒斯坦地区。接下来就涉及到几次中东战争的性质问题。</p><p>九、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开战。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并非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战争，而是阿拉伯五国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联合对以色列的战争。以色列先输后赢，阿拉伯五国战败，但是他们在战败后仍控制着巴勒斯坦地区，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外约旦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所以，第一次中东战争，实际上是阿拉伯五国试图消灭犹太人、瓜分巴勒斯坦地区而对以色列发动的一场国家战争，犹太人的角度叫立国战争。</p><p>十、接下来，第二、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其性质跟第一次中东战争无异。不同的是，当时处于冷战时期，苏联转向支持阿拉伯联盟，埃及获得苏联大规模的军援，一度号称中东第一军事强国，而美国则支持以色列。期间最激烈的战争都是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每一次战争的结果均是阿拉伯联军一败涂地。所以，第二、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性质带上了美苏冷战色彩。</p><p>十一、前四次战争，并非巴以冲突，而是阿以战争，均为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联盟试图消灭犹太人、瓜分巴勒斯坦地区而对以色列发动的国家战争。巴勒斯坦人在这四次战争中没有任何选择权，他们是阿拉伯联盟与以色列战争的牺牲品，他们的家园被战争双方反复揉捻。而第五次中东战争，才是真正的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p><p>十二、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承受巨大挫败感的埃及选择与以色列和解，两国于1979年在美国戴维营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埃及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而埃及也因此被阿拉伯国家联盟驱逐。由于埃及的退出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阿拉伯联盟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转而支持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所以，第四次中东战争失败后，阿拉伯联盟才承认巴勒斯坦，才接纳巴勒斯坦的巴解组织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成员，直到八十年代才正式提出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而且，期间，黎巴嫩、约旦与巴解组织争夺土地而经常大打出手。</p><p>十三、第五次中东战争，是黎巴嫩、叙利亚支持及联合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开战，这标志着阿以冲突才正式转变为巴以冲突。其性质可以界定为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因土地、宗教、民族等多重冲突而引发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相对“正宗”的巴以冲突。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经过了四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为何能够存在？原因是，阿拉伯联盟在这四次战争中均一败涂地，没有实现瓜分巴勒斯坦地区的企图。</p><p>十四、以色列同样赢得了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联盟基本上默认了以色列国的既成事实，失败一方的巴解组织谋求与以色列和谈，选择接受1947年联合国的181号分治决议，于1993年与以色列总理拉宾达成了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但是，这一和平进程遭到了极端分子以及周边国家的破坏，奥斯陆协议的执行遭无限期搁置，和平之路最终因色列总理拉宾被刺杀而断送。</p><p>十五、2005年，以色列宣布撤出加沙地带，将耶路撒冷交还给巴勒斯坦。但是，巴解组织根本没能接管耶路撒冷。2007年，伊朗等国支持的哈马斯击败了巴解组织中的法塔赫武装，取得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此后，哈马斯与以色列打打停停、冲突不断。这时，巴以冲突演变为哈以冲突。其性质可以理解为一股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为获得受外部势力的支持以全面夺取巴勒斯坦地区政权，同时裹挟宗教、民族矛盾而捍卫其政权合法性，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就此次洗劫音乐节、无差异屠杀平民来看，这种战争具有恐怖性质。袭击的目的是破坏以色列与沙特的和谈，形成所谓的对抗轴，满足外部支持者的政治要求。</p><p>十六、关于领土问题。有人说，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只有6%的土地，之后吞并了巴勒斯坦人大量土地。根据张平教授的观点，奥斯曼帝国时期，犹太人购买了6%的私人土地，巴勒斯坦人当时缺乏产权意识，私人土地登记为零。秦晖教授指出，不能把私人土地产权与国土混为一谈。当时的国家领土既不是犹太人的，也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而是奥斯曼帝国，一战后二战前是英国的。就巴以之间的土地，不能按“自古以来”划分，双方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和谈来划分，通常是二者交织。以色列在几次战争中击败了阿拉伯联盟，扩大了自己领土，后又多次将部分领土交还给巴勒斯坦人。</p><p>十七、关于难民问题。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难民是巴以长期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应当获得同情和救助。而难民的基本事实是：巴勒斯坦难民，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长期战争的结果，同时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的长期打击也制造了大量难民。战争期间，阿拉伯联盟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制造了大量犹太难民，大量犹太难民逃到以色列获得了保护，犹太难民数量在五六十年代大概占以色列人口的30-40%。阿拉伯世界内部混战，导致不少阿拉伯人逃到以色列避难，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的国民。</p><p>十八、以色列的优势在于，其根据联合国的方案建国，并形成了一个包含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的多民族世俗国家，其建国过程遵循雅尔塔体系，其国家构建符合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其战争形式接近国家战争的特性，其国家力量在现代化国家的方向上快速成长。而巴勒斯坦人吃亏就吃亏在，他们始终没有建立一个主权国家、世俗政府，没能力组织力量对以色列统一行动（国家战争或者和谈），不仅内部长期陷入混乱，还被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的战争反复摩擦。民主-原教旨主义政权、威权-世俗政府的交替悲剧在穆斯林国家反复上演。</p><p>十九、长期以来，在巴以问题上，宗教、民族的因素因袭击的恐怖和苏联的叙事被严重夸大。阿以战争、巴以战争、哈以战争的性质是不同的。现在哈以战争，宗教、民族只是工具而已。而且，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并非不能共存。以色列建国时期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数量相当，如今还有200多万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生活，一些人担任了以色列议员、政府官员和军队指挥官。总之，巴以问题是复杂的，但不应该被脸谱化、意识形态化。</p><p>二十、从最初的阿以战争，缩小到巴以战争，再到现在的哈以战争，战争的烈度、范围越来越小，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从阿拉伯五国到巴解组织，不断地向战争的经济函数回归，如今仅剩一股外力支持的武装力量。其背后的逻辑是，战争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一种基于预期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边际的动态的，而非彻底的绝对的角度看，尽管最开始有宗教、民族的狂热色彩，但近百年的战争洗礼，一代又一代人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逐渐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理性权衡收敛。</p><p>本文综合了秦晖、张平的观点，对两位老师表示感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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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3:42:2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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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清和]]></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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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进入就业“缓冲区”，超20万毕业生成为科研助理]]></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cefce781310682b2b1bb39dc12aefdcfe8c431835320f7ed530e9e74b88ef1b.jpg" data-w="743"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729475100942126"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导语</strong></p><p><span>自今年5月以来，全国多所高校都扩大了科研助理的招聘规模。过去两年里，在就业压力下，已有超过20万毕业生进入这个“缓冲地带”。</span></p><p><span>多位受访学生认为，科研助理的工作机会是校方提供的一种福利，无论接下来准备继续考学还是求职，在毕业后的空档期，这份工作都是一个“跳板”。</span></p><section><p><span><strong>记者 | 李想俣</strong></span></p><p><span><strong>实习记者 | 吕一含 张爔文 罗楚骐</strong></span></p><p><span><strong>来源 | 北青深一度（ID：bqshenyidu）</strong></span></p><p><span>北青深一度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各高校的科研助理岗位设置有所区别，但工作量较小、保留应届生身份和临时性质是大多数岗位的共同特征。也有少数学校的科研助理有岗无职，学生不需要负责任何具体工作。</span></p><p><span>据科技部统计，截至2023年7月14日，2023年已完成科研助理岗位发布14万个，已落实超过6万人。已经过去的2022年度，科研助理岗位吸纳17.9万人就业，其中当年应届高校毕业生15万人。</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9a7dfaa894e7b5f473499df4b3c508a521814e944f20800db9019b7acf21b57.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20370370370371" data-cropy2="757.153024911032" data-cropy1="42.27758007117438" data-cropx2="1080" data-cropx1="0" data-croporisrc="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1vHAyfO15KB1A3H3Bbh8KtJIdVRuh10BpVApgJyTxEzvsZupuHFJIk1VMZiauZInR4UkKCic5kDjd6rNuxUP6NKA/640?wx_fmt=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受访者在助理岗位上工作的图书馆</span></p><section><p><span><strong>过渡性的福利岗位</strong></span></p><p><span>9月开学后，在西南大学图书馆做科研助理的张洋，给记者发来了他的排班表，每周只有半天值班时间，早上8点到岗。</span></p><p><span>他的工作地点是图书馆的专题阅览室，这里少有人来借阅，很清静，因为有自助服务机，找张洋问询的人很少，半天的工作时间很快就过去了。</span></p><p><span>科研助理的工资去掉五险一金，每月到手2500元。作为一份“过渡性”工作，张洋对这样的收入已经很满意，他每天在学校食堂吃饭，省了不少开销，租住的单间走路到图书馆只要5分钟。每周除了上班的半天，他大部分时间也都泡在图书馆里，为接下来秋季校招和申请博士做准备。</span></p><p><span>今年5月底，研究生临近毕业的张洋，从辅导员口中了解到学校招聘科研助理，主要面向2023届暂未就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其实大家都清楚，这是帮还没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缓冲一段时间。”</span></p><p><span>之前，张洋拿到过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机会，但他不想远离家乡，求职意向是在重庆的公立高中做一名历史老师。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实习时他就注意到，本地重点高中新教师录用名单里，不乏985高校乃至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今年3月份他开始求职后发现，自己所学专业的评级，甚至没法满足招聘的要求。</span></p><p><span>到了五六月份，张洋的焦虑达到最高峰。一开始表示支持、理解他的父母，看张洋就业不顺，也开始催促，在和他交流时着急了，说出“啃老”之类的话，他觉得“特别不好听”。</span></p><p><span>在老师的建议下，张洋报名了学校的科研助理。“老师们也希望我先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不会和社会脱节。如果在简历中有间隔期，无论就业还是升学都难解释。”一位历史学院的师兄在图书馆做科研助理期间考上了博士，推荐他也试试这个岗位，能有一份收入，还比较清闲、有利于备考。</span></p><p><span>张洋经历的选拔过程不算复杂，简历初筛后进入单人面试环节，由用人部门的管理老师负责。图书馆的负责老师主要询问了张洋今后的打算，他如实告诉对方，准备今年下半年先参加秋季校招，如果情况不理想则申请本校的博士。</span></p><p><span>张洋表示，在面试中，老师流露出主要看重学生稳定性的倾向，科研助理岗位更需要能待满一年的同学，而他准备申请博士，短期内离职的可能性比较小。“面试的老师们看到我是历史专业的学生，正好图书馆有历史方面的专题阅览室，也认为在图书馆工作有利于我备考申博。”</span></p><p><span>面试结果公布，张洋如愿被录用。他很快和校方旗下的全资公司签了合同，“我签的类似于第三方劳务派遣合同，交五险一金。签约时，我们才知道接下这份工作会失去应届生身份，所以还有几位同学出于考公需要最终放弃签约。”</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65c917a493e198e6de1ae61fbb92fe72b942edd3a60354099cb306f57ad8f35.jpg" data-w="75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助理岗位工作相对轻松，给了毕业生更多备考时间 | 资料图片</span></p><p><span>放弃考研、国考失利，加上求职困难，北京外国语大学小语种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孟昊，也选择了本校的科研助理作为暂时的出路。相比张洋的工作时间稍长，孟昊每周需要工作24小时，工作时间可以由他自行安排。</span></p><p><span>孟昊提供的北外官网通知显示，科研助理岗位“实行与相关录用单位签订录用协议的灵活用工方式，劳动报酬以劳务费形式按月集中发放，不含五险一金，保障基本公费医疗。”对于应聘学生们关心的应届生身份问题，辅导员此前表示不会受到影响。</span></p><p><span>在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年科研助理招聘启事中，岗位又细分为科研辅助工作、教学辅助工作和管理辅助研究，分别在科研项目、教学部门和学校职能部门从事相关辅助研究或工作，工资标准均为本科学历4000元/月，硕士学历5500元/月。</span></p><p><span>虽然在录用名单上的工作性质标注的是教学，但孟昊的实际工作类似于行政助理。9月下旬刚入职第一周的他，在学院办公室拥有一个固定的工位。每天到学校各个职能部门交领材料，打印文件、物料，去收发室领取、整理信件是孟昊的主要工作，占去他将近一半的工作时间。回到院楼后，他会在工作之余找个空房间自习。</span></p><p><span>孟昊很希望抓住这个和母校“再续一年缘分”的机会。去年底，他报名了北外的研究生考试，但最终因故放弃，“我打算今年继续考，报科研助理岗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在这一年里闲着，同时也能和北外有点联系。”</span></p><p><span>提交简历后不久，孟昊收到了面试通知。回过头来看，他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具有很强淘汰性的选拔：“当时进入报名微信群的人并不多，群内加上工作人员不过160多人。”而前述《招聘启事》的岗位需求总人数也是160人。</span></p><p><span>今年7月13日，孟昊在录用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在老师那得知，所有参加面试的人都通过了选拔，公示名单录用了159人。这几乎是一场通过率100%的招聘。</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63311a92fddd781d0244966b49a35487ecdb2c97d40b41a24ba2c215baf2656.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1.523148148148148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西南大学的科研助理岗位是与校方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签约</span></p><p><span><strong>逐年扩大的招聘规模</strong></span></p><p><span>近几年来，张洋身边报名科研助理的同学越来越多。“本、硕、博每个阶段都有求职困难的情况。”他说。</span></p><p><span>相应的，校方也扩大了科研助理的招聘规模。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张洋所在的西南大学招聘科研助理、行政助理共39人，2023年这一人数达到了101人。</span></p><p><span>即便如此，科研助理还是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学生的就业困难。张洋介绍，因为大家都认为图书馆相对清闲，岗位也变得相对热门。他所在的图书馆助理岗，初期有上百人报名，进入面试14人，最终录用4人。部分没有入选的同学被调剂到了其他部门或院系。</span></p><p><span>对校方而言，希望将这些助理岗位留给最需要也最适合的学生。在签订合同前老师都会询问，如果学生手上有工作机会或近期有找到工作的可能，就会被劝退。此外，如果应聘学生打算“考公”，更需要专业辅导，面试老师也会建议回家或到机构专心复习备考。</span></p><p><span>另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及其就业创业网发布的通知显示，该校从2020年招聘科研助理，2020年和2021年的招聘人数均为150人，2022年增加到160人，规模也有小幅扩招。</span></p><p><span>科研助理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早在2020年6月，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财政部、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深一度检索梳理发现，全国多所高校在2021年就已开始招聘科研助理。</span></p><p><span>今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做好2023年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充分开发利用科研助理岗位。各单位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从事博士后、科研辅助研究、实验技术、技术经理人、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科研助理工作，各高校建设的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大幅扩大科研助理岗位。</span></p><p><span>在2020年就开始招聘科研助理的四川大学，这份工作的收入在4000元左右。四川大学校办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科研助理的工资采取一半由课题组发放发，一半由学校人事处发放。</span></p><p><span>科研助理的工资从哪来，是每所高校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北京某211高校的辅导员袁宇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是以导师项目经费为主，学校不会负担科研助理的工资。而部分学校则会主动覆盖这部分支出。但如果科研助理由课题组单独招募，则大多由课题组负担其工资。</span></p><p><span>袁宇表示，同一学校的不同院系在招收科研助理上也存在一定区别。人文社科类院系拿到的项目经费较少，导师会有经济压力，因此招募科研助理的积极性不高，而理工科项目的经费相对充裕，几名科研助理的工资支出不算太大开销。</span></p><p><span>前述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发挥高等学校统筹作用，结合自身情况，统筹利用科技计划项目结余资金等用于科研助理岗位经费支出，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span></p><p><span>一位四川大学的老师透露，该校科研助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招聘，为的是满足一些同学缓冲时间备考、找工作的需求。在袁宇看来，有些导师的团队确实缺人，招募科研助理是一种双赢。此外，不少学校的职能部门和院系原本就面向在校生招聘勤工俭学岗位，现在招聘的助理岗位，其工作内容也大同小异。</span></p><p><span>但这终究是一份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四川大学毕业生的刘媛已经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助理工作，她和同事都在今年考研上岸。</span></p><p><span>就刘媛对身边同学的观察，大多不会把科研助理作为一份长期工作，而是当作考研或者考公的“跳板”。学校各个部门对助理工作性质的定位、工作内容的安排差异较大，很多部门都更体谅学生的个体需求，管理相对宽松。</span></p><p><span>这与张洋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感觉类似，“刚来的时候，老师还对我说，刚毕业可以多和同学出去庆祝”，图书馆岗位原本就比较轻松，老师们也都知道这是过渡性岗位，没有给他安排太多工作。</span></p><p><span>“科研助理只签一年合同，实在找不到工作也能继续干，不过工资低，基本上一年人就走光了。”张洋说，大家都是一边干一边找，找到出路就走了。在图书馆的岗位上，近三年每年至少考上两名博士、若干名教师，很少有人一直留下来。</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44e7f040020dd50614bbe9cd90408bf4fe30446bd2e63cf1bc38b157986f07a.jpg" data-w="348"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436781609195402" data-cropy2="224.19928825622773" data-cropy1="0" data-cropx2="348.7544483985765" data-cropx1="0" data-croporisrc="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1vHAyfO15KB1A3H3Bbh8KtJIdVRuh10B642Vyb2LzdDcOCOoAvotdadx3au3YTBHH8XhFRv9m8jlLXrQTAJ49g/640?wx_fmt=jpeg" data-backw="490" data-backh="31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一些课题组确实对科研助理存在“刚需” | 资料图片</span></p><p><span><strong>就业率背后的“有岗无职”</strong></span></p><p><span>对于科研助理岗位的设置，有些毕业生甘之如饴，认为是一种福利，但也有人并不喜欢这份工作。</span></p><p><span>“从四五月一直说到现在，明明已经问过我是二战不就业了，现在发双证前最后几天开始疯狂轰炸，说是学校有一个暑假的科研助理岗位，一个月千把块钱，不留校不干活，不影响应届生身份，签了刷就业率。辅导员问完，系主任又来问，最后还让导师问。”四川某高校的毕业生宋雯这样形容自己被催问的过程。</span></p><p><span>宋雯把这些吐槽发到了社交平台上，向网友寻求推脱的说辞。评论区不乏有类似经历的人。深一度检索发现，类似的帖子在各大社交平台均有出现，辅导员催促签约科研助理的现象并不少见。</span></p><p><span>宋雯表示，学院老师称签约能给学校提高就业率，同时科研助理的工作量少，几乎不占用学生的私人时间，每个月还有两千元工资，也不影响应届生身份。6月底学生离校前，她的学校又放宽条件：暑假不用留校可以回家，部分科研课题组甚至直接宣布完全不会布置工作等。</span></p><p><span>尽管如此，宋雯最终还是没有签下这份工作，一方面是考虑到工资发放数额、时间都不明确，签约、解约的流程也尚不清楚，另外她也对学校的“动员”方式也有些反感。</span></p><p><span>“从一开始通过辅导员在群里通知，和点名未就业同学到办公室询问，到后面开始频繁地反复劝说。摆明就业率不达标的问题后，系主任和导师再次施压。最后则是辅导员集中待业同学，由学院领导开会再劝一次。”</span></p><p><span>“至少在我看来，这不太像一个工作，因为学校为了就业率已经可以接受学生签约后完全不干活了。而科研助理本身的工作意义，已经无人关心了。”宋雯这样描述她对本校科研助理岗位的感受。</span></p><p><span>前述高校辅导员袁宇表示，在很多高校，科研助理签约都关系着就业率统计。各地的具体统计口径或有不同，他所在的高校只要成功签约，就可以纳入已就业统计中。</span></p><p><span>袁宇解释称，“招（生）培（养）就（业）联动”这几年一直都有，也是一个大方向。所谓联动，指的是就业情况会影响本学科、本专业的招生指标分配、培养方案制定。如果就业情况持续不好，在上级评估学科专业建设、制定倾斜政策时，势必产生不良影响。</span></p><p><span>面对类似情况的，还有东北某985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沈华。今年毕业后，他与学校签订了三个月合同，成为了一名科研助理。</span></p><p><span>在沈华的学校，科研助理的工作任务，就是“没有工作”。在岗位上，他们不用上班，没有任何坐班时间，甚至不用去学校。从7月1日“入职”至今，沈华都没有被分配过任何工作任务。本以为可能是由于暑假工作清闲，但等到9月开学后，也没有任何老师联系他布置工作。</span></p><p><span>这让沈华觉得，科研助理的工作更像是一份学校给学生发放的隐形福利。在岗位的三个月，他仍旧可以专心地为考研二战做准备，同时还可以拿到学校发放的5000元工资。</span></p><p><span>6月25日，他的学校在两间阶梯教室进行了科研助理签约，能容纳几百人的教室被同学们塞得满满当当。除了沈华所签的三个月协议，还有另一种十个月的劳务合同，工资总计20000元，因为要缴纳社保，签约者会失去应届生身份。不过这一岗位也并不需要实际工作，而且学校还会提供宿舍，更适合那些选择考研的学生。</span></p><p><span>沈华所在的班级大概有20多名同学，大多在去年考研失利，据他所知，四分之一都进行了签约。整个学院中，与沈华一起申请参加科研助理岗位的总共约有50人，无一例外均被录用。“去了老师给你两份合同，然后你签完之后就可以了。”</span></p><p><span>这并不是该校第一年招聘科研助理岗位。自2020年开始，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报名并被录用。这份“福利”机会在上下三届同学中口口相传，甚至有同学在毕业前几个月就开始询问老师，当年的科研助理报名何时开始。</span></p><p><span>按照合同，沈华的工作期限是8、9、10三个月，每月工资1880元。据高校辅导员袁宇说，每年应届生就业率统计的截止时间，大概也是在10月底。</span></p><p><span>8月的一个周五，沈华收到了第一笔1960元的工资银行转账，比合同约定的还多一点，明确备注是科研助理工资。而事实上，在6月25日签约后的第三天，他就离开了长春，回家备考，并没有做过一天工作。他也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学院老师解散了科研助理签约微信群。</span></p><p><span>在西北地区某政法类院校，一位女生在2021年报名了本校的第一批科研助理。离职后，学弟学妹告诉她，学校次年对科研助理岗位的规划做出了改变：不再需要事实上工作，当然与之相对的，也拿不到工资。</span></p><section><p><span>“很难定义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岗位。或许，只有在统计就业率时，这份工作才有意义。”她感慨道。</span></p><p><span>（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span></p></section></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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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0:12:3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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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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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苏东坡：达则做官，穷则参禅]]></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a58b4227f095fff9d45bf2d23574c6fcbf751dd681064a76d2fb3a1e40d275.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9453703703703704" data-galleryid="" data-cropsely2="482" data-cropsely1="0" data-cropselx2="578" data-cropselx1="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〇 黄永厚绘</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士大夫喜欢禅宗，是因为他们一直很纠结。</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纠结也不奇怪。我们知道，禅宗勃然兴起在唐，蔚然成风在宋。唐宋两代有什么特点呢？由于科举制度开始形成并走向成熟，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进入政界，官僚政治也正式取代了之前的贵族政治和门阀制度，而且定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唐宋在中华史上处于鼎盛时期，并非没有原因。</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不过，这里面仍然有问题。</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什么问题呢？</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贵族是世袭的。只要不犯大错误，丢不了饭碗，也总能养尊处优。官员却是任命的。<strong>读书人可以平步青云，由布衣而卿相，也没准一落千丈，由显贵而潦倒。而且这种反差极大的变化就像顿悟成佛，也是分分钟的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怎样才能进退自如，便成了问题。</span></p><p><span>传统的说法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是兼济容易独善难。独善不但要有心理承受能力，也要有安顿之处和宣泄渠道，禅宗便恰好帮了他们的忙。</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怎样帮忙呢？</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达则做官，穷则参禅呀！</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而且还可以一边做官，一边参禅。</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切换频道，也是分分钟的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不就是进退自如吗？</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更何况，参禅非常好玩。</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6b28207bd033f9ece9afb598ee7af51bb604f3fbb12b8499dc5f74901ed5474.jpg" data-w="1080"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99074074074074"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〇 黄永厚绘</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苏东坡跟佛印禅师就经常一起玩。有一次他说：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可见和尚跟鸟是一对儿。</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佛印回答：正是，就像贫僧跟学士您。</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苏东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啊，这不是智力游戏吗？难怪士大夫喜欢。</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没错，是游戏，也是参禅。</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在禅宗那里，就叫：</span></p><p><span><strong>机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什么叫机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机是机遇、机缘、机警、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strong>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一刀刺将过去。</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刺过去干什么？</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让你开窍呀！</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是禅宗用来开悟的手段，所以也叫：</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禅机</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那么，禅宗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来开悟？</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因为觉悟成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比如梁武帝，就死不开窍。</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其实这是一切众生的通病，就连某些号称禅师的人也未能免俗。唐末禅师祖印明，便曾这样向惠能叫板：</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id="12712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六祖当年不丈夫，倩人书壁自糊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明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家一钵盂。</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意思也很清楚：你既然已知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四大皆空，万法皆无，何必还要夺人衣钵？如此知行不一，骂作糊涂已是口下留情，且看你如何对答？</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回答很容易，反问一句就够了：你既然透彻了悟，又何必多管闲事？衣钵固然空无，是非何尝不是？更何况，<strong>知道色相是色相，色相就不是色相；明白空无是空无，空无就不再空无。如此，则衣钵的受与不受，有何区别？</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呵呵，既明万事皆无物，何必管他受钵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看来，这个和尚成不了佛。</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就要弄清楚，<strong>不能觉悟，原因在哪？</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禅宗认为，问题出在一个字：</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执</strong></span></p><p><span>什么是执？就是一根筋，死心眼，不开窍，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执迷不悟</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所以，觉悟的关键是两个字：</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破执</strong></span></p><p><span>问题是，破执就要一刀刺将过去吗？</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是的，因为破执极难，它有三关：</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我执、法执、空执</strong></span></p><p><span><strong>首先要破的，是我执。</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我执就是执着于我，比如我看见、我听说。这时就要告诉大家，世上有我是因为有法，诸法造就了我，叫：</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我由法生</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能破我执，就是罗汉。</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第二步，是破法执。</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法执就是执着于法，以为法就是真相。这又错了。实相无相。我固然是空，法也不是真如，也是虚的。这就叫：</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万法皆空</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能破法执，就是菩萨。</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再升级，得破空执。</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空执就是执着于空，开口闭口说空无。但是，一口咬定空无，就是实相吗？不是，因为这还是把无当作了有。何况我是空，法是空，空就不是空吗？也是。这就叫：</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空也是空</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能破空执，就是佛。</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但这很难。</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什么叫“空亦是空”？</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大乘佛教中观派的表述是：</span></p><p><span>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是有，不是没有，不是又有又没有，也不是既没有有，也没有无。</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所以，<strong>空亦是空，亦是不空。</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请问，有几个人听得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何况就算懂，也未必做得到。</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比如法号玄机的唐代比丘尼。</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是浙江温州人，曾经去雪峰山挑战雪峰禅师。</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问：师太从哪里来？</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答：大日山。</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问：日头出了吗？</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答：出了就会融化雪峰。</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马上知道来者不善，却只能忍住。因为这在禅门是常态，不但考验禅师的智商和修为，也能启迪智慧。</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于是他换个话题说：敢问师太法号？</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答：玄机。</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又说：请问一天织多少布？</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答：寸丝不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说完，玄机便施礼告退。在她看来，这次挑战自己已经完胜。雪峰禅师想在她法号上做文章，故意把玄机的机说成是织布机。可惜呀可惜，雪峰没有想到，既然是玄机，当然就像菩提本无树，什么都没有，寸丝不挂啦！</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哼哼，看他还有什么话说！</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也不再搭话，只是客客气气地礼送玄机下山。然而走出山门才三五步，他就突然叫了一声。</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说：玄机师太！</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问：什么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说：袈裟拖在地上了。</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马上回头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于是雪峰说，呵呵呵，好一个寸丝不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哈哈，她并没有破执。</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40b00a8b0b5472534e043316975637780b47fec0b3e161e9b9e0ee3b3b96c6a.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851851851851852" data-galleryid="" data-cropsely2="331" data-cropsely1="0" data-cropselx2="562" data-cropselx1="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〇 黄永厚绘</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让我们想起了苏东坡的故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有次，苏东坡写了则示法偈给佛印看，最后两句是：</span></p><p><span>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span></p><p><span>所谓八风，就是八种影响情绪的原因，比如毁誉。</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八风吹不动，当然境界极高。</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佛印看完，批了两个字：放屁！</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东坡大怒，坐船过江去找佛印理论。</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佛印却呵呵一笑：<strong>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哈哈，苏东坡也没有破执。</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破执，忘我，岂非很难？</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当然很难，所以要想办法。</span></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3493e17dcf0312b9f052515c373877391ef06a6dccd08503639140208aeb24a.jpg" data-width="100%" data-w="56" data-ratio="2.053571428571428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那么，破执的手段什么呢？</span></p><p><span>敬请阅读易中天著黄永厚图《禅的故事》。</span></p><section><section draggable="true" data-id="12711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禅的故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读禅越多，就越聪明</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帮助我们认识自己</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对抗孤独、缓解焦虑</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a class="weapp_image_link js_weapp_entry" data-miniprogram-servicetype="" data-miniprogram-imageurl="https://mmbiz.qpic.cn/sz_mmbiz_jpg/B0n3Ptx8bhxicMkxdr4VLcGH0yUECx31d07HOYAy8c2NtxaXRSJ5oxO7rPa5VnbS7icOYHuGX5JSGDWeu8nCpTLg/640?wx_fmt=jpeg" data-miniprogram-type="image" href="" data-miniprogram-nickname="果麦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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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0:02:2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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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易中天]]></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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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无目的的物理学，如何涌现出有目的生命？]]></title>
<description><![CDATA[<p hm_fix="367:494"><span>经过自然选择，“演化”无与伦比地描述了生命的复杂性是如何发展的——但它可以用物理学来解释吗？一种新的方法表明它可以。近日，</span><em><i><span>Nature</span></i></em><span> 杂志发表了题为“组装理论解释并量化选择和演化”的最新研究，文章认为，一种被称为“组装理论”（Assembly theory）的方法为横跨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进化选择提供了统一框架。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南非开普敦大学复杂系统科学家 George Ellis 撰文评论了这项工作，认为组装理论是统一物理学和生物选择的普适框架，但如何应用于复杂环境，比如解释涌现的生物层级结构，则需要继续探索。</span></p><section><p><span><strong>撰文 | George F. R. Ellis</strong></span></p></section><p><span><strong>翻译 | 余凡尘</strong></span></p><p><span><strong>审校 | 梁金</strong></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e7cab89bde82e07e0c2f34029cef63a277f89dec50ac00cde972146d50ac477.jpg" data-w="1080" data-type="png" data-ratio="0.601851851851851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blockquote class="js_blockquote_wrap" data-editid="kjnlqve9eqmg2b61hc" data-text="论文来源：Data,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methods in the science of science论文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23-01562-4" data-source-title="" data-content-utf8-length="116" data-author-name="" data-url="" data-type="2"><section class="js_blockquote_digest"><section><p><span>论文标题：</span></p><p><span>Assembly theory explains and quantifies selection and evolution</span> </p><p><span>论文地址：</span></p><section><p><span>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3-06600-9</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blockquote><section><p><span>我们周围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涌现于基本粒子间的物理相互作用。但是，物理学没有任何功能的概念，所以物理学无法从随机涨落中区分出对生物学至关重要的涌现性的功能特征<strong><sup>[1]</sup></strong>。蛋白质的复杂结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strong><sup>[2, 3]</sup></strong>，所有这些复杂结构都是为了执行特定的生物功能而涌现的。此外，物理定律是永恒的，不随时间和历史事件而改变，因此不能用来描述物种在过去的演化如何影响它们的现在和未来。</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在近日发表于</span><em><i><span>Nature</span></i></em><span>的一项最新研究中，Sharma等人<strong><sup>[4]</sup></strong>提出了他们称为的组装理论（assembly theory）来填补这一空缺，为统一横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对进化性选择的描述提供了一个框架。</span></p></section><section data-id="131854"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role="title"><section><section><section><p><strong>0</strong><strong title="" data-original-title="">1</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brushtype="text"><p><strong>组装理论</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存在可适应环境的生物。在宏观层面，自然选择指出，物种最初通过随机变异而进化，再因其繁殖相对成功而在许多后代中存活，于是那些变异被筛选出来<strong><sup>[5]</sup></strong>。然而，定量描述这个过程的尝试，例如用Hamilton规则和Price方程<strong><sup>[6]</sup></strong>，只是描述结果而与底层物理学无关。Fisher的自然选择基本定理<strong><sup>[7]</sup></strong>和群体遗传学的数学表述同样如此。</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组装理论以创新的方式填补了这一空缺——量化物体集合中的进化程度和选择程度。传统上，物体由构成它的物质粒子来定义。与之不同，组装理论通过其在一个“组装空间”中可能的形成历史来定义一个物体，在这个空间中，基本的组装基元递归地组装在一起而形成新结构，物体也就由此生成。</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组装宇宙</strong>（the assembly universe）是包含所有可想象的组装路径的空间，这些路径指从相同组装基元为起点组装出任何物体。但是，这个空间中实际可访问的部分是有限的，一是由于物理定律，二是由于历史偶然性：新事物只能在已存在的旧事物基础上建造，这进一步限制了可能性。</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作者从两个变量构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组装”的量：（1）拷贝数，表示一个集合中对象的拷贝数；（2）组装索引值（assembly index），即生成对象所需的最小步骤数。将这些组合起来便得到了一个方程，该方程确定了生成对象集合所必要的选择量。<strong>作者的主要论点是，从无选择到选择的过渡——例如当无生命物质变为有生命时所发生的——是以一种数学上可定义的方式改变了组装空间中的路径，正体现于该方程中</strong>。实质上，同时具有高组装索引值和高拷贝数的对象是选择的证据。两个时间尺度决定了组装过程的动力学：形成新的、独特对象的速率，以及这些对象存在后被复制的速率。如果这两个时间尺度之间的关系使得资源可用于产生现有对象的更多拷贝，则可以进行选择。</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分子的组装索引值可通过实验来确定，这就能够对理论计算进行检验。Sharma等人<strong><sup>[4]</sup></strong>在分子水平给出了组装途径的例子，包括聚合物链和酶催化过程的联合组装空间，以及选择过程产生了高度复杂性集合的空间。</span></p></section><section data-id="131854"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role="title"><section><section><section><p><strong>02</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brushtype="text"><p><strong>统一物理学和生物选择的普适框架</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作者指出，<strong>组装理论巧妙地将物理学（使组装成为可能的过程）与生物选择（决定实际的效果）统一起来，从而使新奇事物的产生和选择能融入复杂对象的物理学中</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其他研究人员也采用过类似的方法来弥合这一鸿沟。例如，在一月发表的“相邻可能性理论”（theory of the adjacent possible）<strong><sup>[8]</sup></strong>，与组装理论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聚焦于可能性空间，以及已存在对象对发展过程的近未来结果施加的约束。但是，类似于量化进化的早期尝试，这种描述与物理基础无关。</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也许更接近的方法是“constructor理论”<strong><sup>[9]</sup></strong>，它考虑了自复制如何与物理定律兼容，将定律重新表述为关于哪些对象的转换是可能的，那些是不可能的，以及为什么如此。它与组装理论的相似之处包括通过所谓的constructors（构造函数）递归地进行转换。然而，它并没有表征由此产生的组装路径或量化选择，即使该理论兼容进化的选择性过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组装理论可能是构建进化论及其物理学基础的深刻方法。该理论作为最初的陈述是非常普适的，很可能在其他领域得到应用。例如，它可能为检测其他星球上的外星生命提供途径，即把具有高组装索引值的特定分子识别为“生物特征”——一些作者已经深入参与了该项目<strong><sup>[10]</sup></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技术也遵循进化发展过程，在当时已有的基础上发展<strong><sup>[11]</sup></strong>。这在论文中提到了，但没有详细展开。值得研究的是，组装理论能否量化创新的程度，进而表征这种技术选择。在这种应用中隐含着一个棘手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即生物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的能力。这是所有技术存在的基础，但同样，这是一种很难用物理学的传统表述来解释的能力。这种理论没有解决该问题，但关键是，在智能行为变成可能之后，可能的组装路径类型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span></p></section><section data-id="131854"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role="title"><section><section><section><p><strong>0</strong><strong title="" data-original-title="">3</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brushtype="text"><p><span><strong>涌现的生物层级结构如何解释？</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作者仅在分子尺度上深入发展了该思想在生物过程中的应用。一个关键问题是，它能否被有效地推广，以解释涌现的生物层级结构中其他层次的运作——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生物体、生物种群、生态系统，以及最终的整个生物圈。</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在这个层级结构中，功能涌现于细胞器及以上水平<strong><sup>[12]</sup></strong>。例如，在人类中，基因调控网络在细胞水平上控制蛋白质的合成，以维系身体并生长；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处理环境线索（Environmental cues），来预测结果并决定我们的行为；心脏将氧气泵送到身体的所有细胞，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图1），等等。长时间尺度上作用的进化过程（如心脏的结构源于被选择去产生这种结构的基因），中等时间尺度上的发育过程（如相关基因的读取方式使胚胎发育成心脏），以及短时间尺度上起作用的功能过程（如心脏中的细胞以心脏泵血的方式发挥作用），通过这些演化过程，更高层次的组织从更低层次中涌现出来。</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f0ff88e7debd0516df09276c398c5f7350dc6e69ecb566c07c418782823c004.jpg" data-w="767" data-type="jpeg" data-ratio="0.749674054758800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图1. 功能的奥秘。人体内的血管系统（图中是眼睛的视网膜内）进化到允许心脏将氧气泵送到每个细胞，从而维持人们的生命。目前提出的物理学无法解释为什么存在如此具有特定功能的复杂结构，这正是Sharma等人的组装理论有助于填补的空白。图片来源：Susumu Nishinaga/Science Photo Library</span></p><section><p><span>但<strong>因果关系也向下起作用</strong>。较高层级对较低层级设置边界条件和时间依赖性约束，例如根据生理需求控制基因表达。然而，它们也塑造了创建、修改和删除较低层级元素的过程（如根据在发育胚胎中的位置确定细胞类型的过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因果封闭性（Causal closure）——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能力——只有在考虑以这种方式链接的所有层次时才会发生。自上向下的过程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整体背后的物理定律，但它们确实塑造了特定的结果。例如，电子如何在大脑的神经轴突中流动，取决于个体在给定时间内于周围世界中看到的内容。</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经过自然选择的演化，以一种连贯的方式适用于从大分子向上的每个层级，包括代谢、基因调控网络和生理系统，甚至整个生物体。这种进化被种群和生态系统层面乃至整个生物圈发生的事件自上而下塑造，反过来，这些层面又受到选择的影响。</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组装理论原则上可以描述这一切，因为它就是这样一个普适性的框架。但是生物体通过复杂的、依赖环境的发育过程而变成现在的样子。这些过程的涌现实质是生存的关键，因而也是进化结果的关键。<strong>重要问题是，组装索引值、拷贝数和组装空间的途径等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在实践中有效应用于复杂环境</strong>，例如基因调控网络如何控制蛋白质合成。</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也许线虫（秀丽隐杆线虫）可供深入探索这一点；它的基因组是完全已知的<strong><sup>[13]</sup></strong>。每个成年线虫都有完全相同数量的细胞（除了性细胞），并且每个细胞的历史都是已知的，这为组装理论分析提供了基础。似乎这是进一步推进该研究的理想选择。</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参考文献</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1] Hartwell, L. H., Hopfield, J. J., Leibler, S. & Murray, A. W. Nature 402, C47–C52 (1999).</span></p><section><p><span>[2] Wagner, A. Arrival of the Fittest: Solving Evolution’s Greatest Puzzle (Penguin, 2014).</span></p></section><section><p><span>[3] Bringas, M., Petruk, A. A., Estrin, D. A., Capece, L. & Martí, M. A. Sci. Rep. 7, 10926 (2017).</span></p></section><section><p><span>[4] Sharma, A. et al. Nature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3-06600-9 (2023).</span></p></section><section><p><span>[5] Gardner, A. Biol. Lett. 5, 861–864 (2009).</span></p></section><section><p><span>[6] Birch, J. & Okasha, S. BioScience 65, 22–32 (2014).</span></p></section><section><p><span>[7] Frank, S. A. & Slatkin, M. Trends Ecol. Evol. 7, 92–95 (1992).</span></p></section><section><p><span>[8] Cortês, M. et al. Preprint at arxiv.org/abs/2204.14115 (2023).</span></p></section><section><p><span>[9] Marletto, C. J. R. Soc. Interface 12, 20141226 (2015).</span></p></section><section><p><span>[10] Marshall, S. M. et al. Nature Commun. 12, 3033 (2021).</span></p></section><section><p><span>[1]1 Arthur, W. B.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 (Free Press, 2009).</span></p></section><section><p><span>[12] Noble, D. Interface Focus 2, 55–64 (2011).</span></p></section><section><p><span>[13] Cook, S. J. et al. Nature 571, 63–71 (2019).</span></p></section><section data-id="107243"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 data-brushtype="text">作者简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autoskip="1"><p hm_fix="309:373"><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497d846b6d5a16199dcaec2b191f289e738d4f6fe6b7a417005eac17a9d9180.jpg" data-w="800" data-type="png" data-ratio="0.6662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 hm_fix="309:373"><span><strong>乔治·埃利斯（George F. R. Ellis，1939-)</strong>是南非开普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系(University of Cape Town in South Africa) 复杂系统荣休杰出教授。埃利斯教授的研究领域横跨引力和宇宙学、复杂性和因果关系、大脑和行为三大领域，从观察宇宙不同尺度的不同性质到研究人类大脑中基本情感系统的本质。埃利斯教授著作等身，迄今已经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专著。早在1973年，他就和斯蒂芬霍金一起合作出版了名著《时空大尺度结构》（The Large Scale Structure of Space-Time）。他最近的著作是《物理学如何奠定思维？人类背景下自上而下因果的关系》（How Can Physics Underlie the Mind? Top-Down Causation in the Human Context），施普林格出版社2016年出版。</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集智俱乐部”，翻译自 Nature 评论文章，译者为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生，返朴发表时略有改动。原文链接：</span></p><p><span>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3061-y</span></p><section></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Fri, 13 Oct 2023 00:01:4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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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https://fanpusci.blog.caixin.com/archives/270850</link>
<author><![CDATA[返朴]]></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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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他的思想，影响了众多博物馆文艺复兴作品的摆放排序]]></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strong>本文将简单介绍文艺复兴晚期重要的画家、建筑师与艺术史学家瓦萨里的绘画与建筑作品；然后简单介绍并讨论他的艺术史学奠基名著《艺苑名人传》。</strong></span></p><p><span><strong>撰文 | 张羿</strong></span></p><section><p>1</p></section><p><strong>集前辈大师优点而创作出的绘画</strong></p><section><p><span>几乎任何到过佛罗伦萨的人都见过瓦萨里绘制于佛罗伦萨总教堂大穹顶内部的天顶画（图1）。应该说，邀请瓦萨里绘制这一画作，是佛罗伦萨给这位艺术家的最大荣耀。此画的设计始于1570年，它在宗教内容方面得到了佛罗伦萨的僧侣与人文主义学者闻乾佐·博尔基尼（Vincenzo Borghini, 1515年-1580年）的协助。图画的绘制工作正式开始于1572年，1574年瓦萨里去世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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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全部]]></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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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陈冲：孤独和欲望的颜色（上）]]></title>
<description><![CDATA[<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62a3f08d9c57672df2b80a59c06e6ec1697249349302.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strong>文/陈冲</strong></p><p>一九八〇年我在做些什么？</p><p>M，你好！</p><p>来信收到。知道你在组里的一切都很好，当然很高兴。我已放假一周，在家里看看书，看看电视，和陈川一起去游游泳，大有无牵无挂一身轻松的味道。这次考试成绩不很理想。主课英语笔试：良（刚八十分挨上良）。口试：优。历史：优。政治：优。语文：优。</p><p>我到老闵家去过几回，她也来过我这儿，好久没在一块儿玩了，现在遇上真是高兴坏了。她也许要去演一个农村丫头，在《车水马龙》中的一个角色。愿她也有上帝保佑。</p><p>我原来打算去庐山玩的，这样可以回避一切可恶的社会活动，但是姥姥不让去，我也只好算了。不过我不管，反正不再搞演员工作了，我什么活动也不去参加，只答应帮影协翻译一篇文章，这是我十分乐意干的。但是这工作花去我很多时间，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太难了。接下去该是去旅游局实习口语，这一定很有趣。下学期我们新开一门课：日语。我在暑假里就开始先学了，挺好玩的，不过以后一定很艰苦。开始凭兴趣，以后得有真的刻苦精神才行。我是很爱玩的，这下就苦了。</p><p>关于你上戏的事，千万得斟酌一下。一个戏一演就近一年，整整一年时间得换一些什么才对。我以前也认为，演员只要在表演上自己认为满意就值得花半年一年的时间，在演技上有所获就行。但现在我觉得演员需要成功，需要吸引住观众，这也是将来更好工作的一种条件。一旦成功了办什么事都方便。也许我这种想法很错误，但我还是说出来了。看完后撕掉，好吗？</p><p>我觉得《大风歌》不一定有太多的观众，但如果你在戏中能给人这样的感觉：“这戏没太多意思，演×××的演员倒真不错。”那也值得干。好，不多写了。</p><p>祝</p><p>愉快！</p><p>陈冲</p><p>M，你好！</p><p>接到你的信，我很高兴。</p><p>这些日子我和师大的一帮留学生在一块工作、学习，说穿了是一块玩。我们一同去了杭州，他们大部分都是很好的青年，有文化，有教养。但有时他们太傲气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真有点受不了。真的，平时我并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者。但是和他们在一起，我就有更强的民族感。</p><p>我每次和他们在一块玩总是挺快活，还可以学习英语口语。但每次回到家里总是那么灰心丧气。中国不如别人强，别人就看不起我们。有时我跟他们解释许多事情，甚至还想骗他们，但别人十分了解中国。</p><p>有一个外国留学生想留在国内教一段时间的课，但是许多单位都没有宿舍，就不能留。他说国内有朋友，想住朋友家。另一个朋友告诉他，外国人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他问为什么，朋友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能住。他说这很愚蠢，应该得到改变。是的，说不出为什么，但它就是存在，但愿有人会改变，会问为什么。</p><p>我也挺生气，但是我又能干什么呢？他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当然这也许是他们的偏见，但形成偏见也是有原因的。</p><p>你看我说了些什么没意义的笨话。但每次从他们那儿回来我总是不愉快。我不想再去了，我得抓紧时间学习，以后比他们懂得都多，看他们再傲气。</p><p>但是我现在忙于许多杂事，又因这种环境而不能安心学习，也不知为什么坐着就是读不进书，这真是最危险的。</p><p>最近，上海的“大学生艺术团”要到庐山去活动，姥姥不让我去，可我心里想去。我想那一定会是十分愉快的。这也会影响我的学习，但是我实在不愿放弃这次机会。我们几个大学的学生一起去，多热闹。如果去的话，十二、十三日可回沪。我的“雄心壮志”还比不上庐山，多差劲！</p><p>老闵昨天来我家，在家里住了一夜。天导演和她一起搞的那个本子基本上好了，她昨天给我，让我今天读，明天一早给她的，但我还没看哩，多对不住朋友。她到底还是去演《车水马龙》了，希望她成功。她会的，我想。</p><p>你的戏一定拍得很顺利吧？祝你成功。我觉得男演员最主要的是内涵，深沉，稳得住。男子汉的魅力就在于此。当然也要个性、激情、火花，但火花只能闪一下、两下。我不太喜欢《他俩，她俩》中的那个角色。男子汉如果老是活蹦鲜跳的，别人大概不会喜欢。（这只是个人意见。）</p><p>夜深了，不多写了。</p><p>陈冲八.四</p><p>庐山——我恍惚看到那片雾蒙蒙的青山绿水，听到淅淅沥沥的小雨，还有哗哗的瀑布……</p><p>翻出四十多年前在那里拍的照片，一群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山涧、树丛、岩石旁嬉耍，我的身边经常站着个大眼睛女孩，我们有时拉着手，有时搂着肩，笑得像盛开的花朵。看上去，我们一定分享过非常欢乐的时光。她是哪个大学的学生？叫什么名字？我们都聊了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记忆如此薄情。</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125ac16a5e48df78cbf902d91eca2cb1697249367775.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陈冲在庐山</p><p>离开的那天，我在九江的轮船码头被影迷围得水泄不通，警察开道才终于登上了回上海的长江客轮。我注意到，有一位同是“大学生暑期艺术团”的人，一路都在默默观察着我。好像在快到上海的时候，他跟我说，其实你生活得并不好。我很震惊，没有别人会这样跟我说话。我也因此跟他交换了联络地址。</p><p>我在这里就称他为Z吧。“文革”十年停止了高考，所以当年的大学生中，有不少三十多岁的学生，Z就是这样一位高龄大学生。他和几个复旦、师大文学系的男生，常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存在主义”“意识流”那样神秘而引人入胜的话题。后来到西影厂拍《苏醒》，导演滕文骥和编剧徐庆东也经常提到“存在主义”和“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回想起来，“存在主义”的哲理——尤其是个人自由、个人责任和自我等核心概念——在当时集体主义的中国风靡一时。</p><p>Z借给我和哥哥一些书籍，其中有卡夫卡的《变形记》和泰戈尔的《飞鸟集》。这些今天的人可以随便找到的书，在一九八〇年是极其珍贵的——有新书到的日子，消息传开来，新华书店还没开门，外面就开始排长队了。Z翻开《飞鸟集》中他折过的一页，给我看“道路虽然拥挤，却是寂寞的，因为没人爱它”。这句话击中了我的心，它为我莫名的孤独感找到了语言和画面。Z还跟我引用了一句伏尔泰书里的话，“我们必须开垦自己的园地”，在那之前，我不知道自己不可名状的欲望，原来是想“开垦自己的园地”。</p><p>《变形记》令我彻夜不眠，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它令我脑洞大开。一个很普通的早晨，一个很普通的年轻人，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p><p>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样离奇、荒诞和悲哀的叙事，但是本能地认同其中的异化、疏离、内疚和孤立的感觉。</p><p>朋友不知从哪里翻找出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叫《女明星》，我差点忘了有这么回事。一九八二年二月发表的时候，作者简介写了：“陈冲，女，二十岁，电影演员，这是作者的处女作。”</p><p>几十年后重读，我仿佛看见“妹妹”趴在桌上，钢笔握得很紧，头向左边歪着。她写得非常幼稚，也缺乏文采。这一事实并不让我惊讶，那是理所应当的，但她的企图让我有些好奇，这是她本能的叙事，还是有设计的尝试？故事没有什么“情节”，女主人公“她”的外在动作是晚饭后走路去看某个神秘的“他”；路上遇到的一切，都只为了勾起“她”的思绪——“她”的“意识流”；在两站公车的路程里，她描写了“她”与周围环境、人群的异化和疏离。</p><p>当时我是外语学院的学生，主演过三部电影。为什么突然写短篇小说？之后又为什么不写了？知道这事的朋友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坐在电脑前，我半天也想不出个合乎逻辑的答案。</p><p>顺手问了一下GPT4，为什么在处女作后我几十年没有再写？它一秒钟内回给我六个可能性，并一一解释:</p><p>1.缺乏动力[……]<br>2.缺乏时间[……]<br>3.害怕失败[……]<br>4.写作障碍[……]<br>5.缺乏灵感[……]<br>6.个人或健康问题[……]</p><p>这个人类AI的里程碑真的挺无趣的，不过我发现它的中文进步了。</p><p>我接着说：我觉得那是我与写作的一段“庐山恋”，你懂吗？</p><p>它说：我理解您说的是您与文学之间的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可以被形容为“庐山恋”……</p><p>算了，不为难它了。它没有参加过一九八〇年的“大学生暑期艺术团”……</p><p>不久前，我偶尔看到英国诗人W.H.奥登的话：“卡夫卡对我们的重要性在于，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庐山湿漉漉的山水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们曾经如此需要文学，如此热衷地谈论过文学。</p><p>姥姥说：记得前几天我带你去蔡上国家吗？我说：记得。她说：他家的那个女人不简单。我当时一心专注在他画的静物里，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女人。蔡上国的景物有法国自然主义的风味，和我们当时受的苏派的教育方法不一样。我随口说：可能是他老婆吧，姥姥说：不是的那，个女人不简单，你就不懂了……</p><p>——陈川笔记</p><p>那个时期，我们家是一盘散沙，父母在美国进修，我常出外景、参加社会活动或在外院上课，固定人口只有姥姥和哥哥。也许姥姥感到自己作为唯一家长的重任，对我和哥哥管头管脚，但我们年轻气盛，把她的话全当耳边风。偶尔，姥姥的朋友来家里时会问到陈川陈冲，她就叫我们去陪客人坐坐，我们只好去应付一下，聊两句。</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c9fbf7a5aeacbcfd62aef39b930133d1697249380650.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哥哥陈川为我画像</p><p>我那只价值连城的白玉手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收下来的。</p><p>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姥姥坐在书桌旁抽着香烟，一位老先生坐在小沙发上，茶杯冒着热气。我们寒暄了些什么？完全忘了。老先生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给我看，说，这只手镯四百年老了，你到美国留学实在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卖掉。姥姥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好像这件礼物并不比一块火腿或一支钢笔更贵重，我也就没把它当回事。好几十年以后，我才会留意到它的美与独特——椭圆的形状有一点点方，神秘的颜色随光线变换，雕刻的双龙戏珠精致而抽象。我到美国后搬了许多次家，马马虎虎丢失了很多东西，有些也是很珍贵的，比方史家祖上传下来的铜镜、外公从捷克带回来的水晶烟灰缸、景泰蓝的百花奖奖杯，而这只手镯倒是幸存下来了。</p><p>我仿佛能看见一位老人儒雅的身影，逆光坐着，但无论如何也看不清他的脸。姥姥认识不少有名望的文人，年轻时跟沈从文、巴金都有交往，她曾去探望他们，但我不记得他们来过家里。</p><p>这位老先生到底是谁呢？哥哥说，我觉着是蔡上国，他有时来会来找姥姥讲章（聊天）。我问，除了他还有什么老人可能送这样的古董？他说，要么是程十发，他送给我一张他的画，我觉着画得噶戆（很傻）的，要它做啥，后来也不晓得被啥人拿去了。程十发不是姥姥的旧友，他先认识的是哥哥。哥哥有个叫王青的画画朋友，住在程十发隔壁，有时候他去找王青，家里没人，就坐在程家等，这样几次就熟悉了。我说，那天姥姥房间里的肯定不是他。哥哥说，程十发出身比较清贫，不太像会做这种事的人；蔡上国出身在富贵人家，这种东西大概没那么稀奇，应该是他送的。我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这只手镯的来历。</p><p>我们年轻的时候，对物件的金钱价值都很无知和麻木。我们当然知道大饼油条、菠菜、带鱼的价格，也体会过没钱买东西吃的难受，但那是具体的生活。手镯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p><p>哥哥第一次想努力挣钱，是为了送给我一件貂皮大衣到纽约时穿。那时他刚刚被分配到上海交大美术系教书，工资很低，从我开始办理留学手续，他就开始画连环画挣钱，然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那件大衣上。当时我不知道貂皮大衣要好几千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个天文数字。在我箱子整理到差不多的时候，他交给我一只鼓鼓的布袋子，跟我说，这是貂皮大衣，纽约的冬天比上海要冷得多。我抱怨，这么大一包，怎么装啊？我又要重新理箱子。</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cd08b888ae4bd0c8b38c1ac2111f5761697249389415.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陈川自画像</p><p>我在电话里跟他说，这件大衣到今天还油亮松软，四十多年了，跟新的一样。他说，我在交大有个学生是从东北来的，他家里精通皮草，从当地挑了最好的貂皮带到上海，我再去南京路的“第一西比利亚”去订制的。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大衣上费了那么多心思。</p><p>本文节选自《上海文学》2023年7月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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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4 Oct 2023 02:11:44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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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陈冲]]></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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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武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中的法律]]></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 lang="EN-US">7</span><span>月，武大一位女生在图书馆中被一男生性骚扰。女生很机智，录下男生的下流行为，并让男生出具道歉信。证据确凿后，找男生的辅导员要求处理。处理的要求也不高，只是要求取消评奖资格等，并没有要求开除或者予以法律处罚。但学校久久不作为。三个月后的</span><span lang="EN-US">10</span><span>月</span><span lang="EN-US">11</span><span>日下午，女生在网络发布《关于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受到性骚扰这件事》引起媒体关注。同日深夜，武大成立工作组。次日派出所接警。</span><span lang="EN-US">13</span><span>日晚武大决定给男生记过处分，并称“武汉大学历来对违规违纪行为零容忍，一经查实，绝不姑息。”</span></p><p><span>整个事件中，女生的固定证据、正当交涉、网络曝光，很有条理，有力地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也为女性性骚扰维权立了个标杆。其中最重要是有证据意识，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取证，之后的诉请也合理，曝光是无奈之举但立竿见影。违法的男生，悔改不够真诚，最终将被舆论与法律严惩，恐怕是悔不当初，以及事后处理事情失当。武大也略为尴尬，声称“零容忍”，但却是在舆论倒逼之下才神速灭火，之前的三个月在做啥呢？这说明学校对性骚扰的处理流程有问题，不顺畅，该反思，而不是自赞。</span></p><p><span>假如本案事件中，女生没有网络发文或发文没有引起重视，那么该起性骚扰事件恐怕是不了了之，被害人的正义得不到伸张。但万事靠网络，也意味着日常的规则失灵，非为长治久安之道。现在的刑事冤案平反，也基本靠舆论助力。如果没有舆论，就没人去关注冤案。也说明司法的自我纠错机制不完善。</span></p><p><span>我国关于性骚扰的法律，主要是《民法典》第</span><span lang="EN-US">1010</span><span>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这条定义了性骚扰概念以及侵权人的民事责任，所在单位的防止性骚扰义务。如果单位不作为，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span></p><p><span>其次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span><span lang="EN-US">44</span><span>条“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这里的“猥亵”与上述“性骚扰”的概念是部分重合。实践中，部分的性骚扰被视为猥亵行为予以处罚，还有部分不视为猥亵，只是作为民事侵权处理。</span></p><p><span>窃以为，性骚扰可以专门立个法，增加规定如果单位对性骚扰不作为的，也要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同时将性骚扰的处罚补全，对于不构成猥亵的性骚扰也予以处罚，还可以细化“乘机性骚扰、利用职权性骚扰”等类型。专门的立法可以周全保护被害人，目前的法律零碎，执行起来有漏洞，也不方便。</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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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4 Oct 2023 00:29:3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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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丁金坤]]></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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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他是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数学家之一，在中国却鲜为人知]]></title>
<description><![CDATA[<p><strong>编者按</strong></p><p>在代数几何的现代史上，周炜良（1911-1995）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名字，他在数学史上留下了许多以他名字命名的概念、定理。陈省身、华罗庚和丘成桐都认为他的贡献非常重要。但作为华人数学家，他并不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甚至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学者也对他没有深刻了解。对于原因，华人数学家季理真认为，他好像没有像其他的人那样很会推销自己的工作，跟大家分享。</p><p>杨振宁的看法则是，“我想他因为没有学生，他这个人的个性太……”</p><p>杨振宁在访谈录中谈到周炜良时说，“他在代数几何是有奠基性的工作。我想他的贡献，事实上我觉得年轻的中国血统的数学家应该写些文章，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一点。”</p><p>本文简要介绍了他的家世、生平与个人爱好，重点评述他对现代代数几何学的伟大贡献与影响。《返朴》刊发此文，以飨读者。</p><p><strong>撰文 | 王辉</strong>（西北大学数学系)</p><p>周炜良，一个代数几何的现代史上无法抹去的名字，一个代数几何的研究者无法避开的名字。由于少有巨大的荣誉加之其上，所以它并不为中国的平常百姓，甚至数学界的一些学者所深刻了解，然而它所代表的数学成就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忽视，这个名字自在的荣誉已远远超出了其主人应得的任何奖励。 </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90eab367d975a903d44d91bf91293a15d64b9d7c87e4667a6dc93d59ce5fd9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周炜良（Wei-liang Chow，1911-1995）</p><p><strong>家世与生平</strong></p><p>周炜良的祖籍在安徽东至县（原建德县）的纸山坑周村。19世纪末期，这里曾出现过一个令人仰慕的家族。这一家族在崛起之后至20世纪中期的岁月里，为中国社会的不同领域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物<strong>[注1]</strong>。这一家族的创立者周馥（1837-1921），是为周炜良之曾祖父。周馥曾历任山东巡抚、两江、两广总督，一度名震江南。由于周馥思想开放，推崇“洋务”，为中国的文化教育、民族实业和对外交流作出了较大的贡献。</p><p>周炜良的祖父周学海（1856-1906），在36岁时得中进士，补扬州府同知，主司河防事务。后因业绩卓著，迁浙江后补道员。为官其间，周学海好读医书，潜心研究，终于成就为一代名医，并编著有三集本《周氏医学丛书》。</p><p>周炜良的父亲周达（1879-949），字美权，数学家、社会活动家、资本家和邮学家。周达青年时期生活于扬州，创办有我国最早的数学学术团体一一知新算会。周达曾两次访日，并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物理学会选为会员。辛亥革命前后，周达迁居上海，开办实业，并积极从事科学活动，是中国数学会的创建者和赞助人之一。他还以“周今觉”而闻名于邮学界，向称“邮票大王”。<strong>[1]</strong></p><p>周炜良于1911年10月1日出生于上海，为周达的幼子，排行第三。他自小随父在上海长大。由于周家具有丰厚的财力，可以延请家庭教师，因而周炜良根本用不着去学校读书，而只要在家中便可接受必要的科学和文化教育。通过家庭教师的辅导，周炜良很快熟悉了中国的语言和历史文化。在父亲的影响下，周炜良对于数学也是情有独钟。得益于家族开明的观念，周炜良于1928年初踏上了留美之路。先后在肯塔基州的阿斯伯里大学（Asbury University，原Asbury College）和肯塔基大学学习政治与经济。但是他很快发现自己也许更适合于学习数学，于是在次年转入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选修数学课程，并于1931年在该校取得学士学位，次年获硕士学位。</p><p>为了在数学方面得以发展并有所建树，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周炜良去了哥廷根（Göttingen）一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数学研究中心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在那段时间里，德国所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严重影响了他在哥廷根的居留。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追求数学真理的初衷，而是改道莱比锡（Leipzig），去追随数学大师范德瓦尔登（Bartel Leendert van der Waerden），从而在1933年成了一名莱比锡大学的学生。</p><p>由于受德国的政治环境所影响，哥廷根的数学中心地位在那时已经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另一座城市——汉堡（Hamburg）。“讲座十分精彩、兴趣相当广泛”的年轻教授阿廷（Emil Artin）便是这个新兴数学中心最具魅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为了向阿廷请教和学习，周炜良曾一度生活在汉堡，当然，这是德国的大学体制所容许的。</p><p>在汉堡的岁月里，周炜良结识了两位对自己一生十分重要的人物。其一是当时刚刚留学来德的陈省身，两人自此结成知交。陈省身是周炜良婚礼上受邀的唯一中国宾客。其二是一位年轻的女士玛格特·维克多（Margot Victor），两人于1936年7月结成连理，并相伴终生。</p><p>1936年夏，周炜良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便携带新婚妻子一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开始在当时的中央大学（南京）任数学教授。然而时不足一年，卢沟桥发生事变，中国自此沦入战争之中。无奈，周炜良只好回到上海，赋闲在家。1937年之后的上海，充满了血腥与屠杀。由于连年战事，周炜良不得已逐渐停止了数学研究工作，但他与生俱来的数学天赋和后天修得的数学功底并没有就此磨灭。</p><p>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周炜良与陈省身在上海重逢。在陈省身的鼓励与帮助下，周炜良的数学生命很快便获得了奇迹般的再生。他先是应同济大学之聘担任了一年数学教授，1947年3月，又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之邀，往美国从事数学研究工作。继之在 1948年秋，受聘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在霍普金斯周炜良担任了十多年（1955-1966）的系主任之职，负责霍普金斯出版的美国最悠久的数学刊物——《美国数学杂志》（<i>American Journal Mathematics</i>），同时着手创建了霍普金斯代数几何学派，吸引了众多的数学名家来此从事研究或访学，其中包括井草准一（Jun-Ichi Igusa）、萨卜森（Joseph. H. Sampson）、沃史尼泽尔（Gerard Washnitzer）、德沃克（Bernard. M. Dwork） 、阿布罕克（Shreeram. S. Abhyanker）和韦伊（André Weil)、扎里斯基（Oscar Zariski）、兰格（Serge Lang)、小平邦彦（Kunihiko Kodaira）等。格罗滕迪克（Alexander Grothendieck）和其他人赞许地将周炜良领导的这个学派与扎里斯基领导的哈佛代数几何学派相提并论。</p><p>1977年，周炜良在霍普金斯退休，成为荣誉退休教授。其后便过起一种简朴、恬静的生活，偶而也应邀参加一些大型的社交聚会，间或在自己喜欢的餐馆约请几位朋友聊天。周炜良和玛格特·维克多有三个女儿，他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p><p>1995年8月10日凌晨2时许他平静地逝去，留下了人们对他永久的怀念。<strong>[2, 3]</strong></p><p><strong>工具与方法</strong></p><p>周炜良是一位极富创见、涉猎广泛的数学家。他的专业是代数几何，他对这个领域里的一些重要分支都有研究，不仅发明创造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具和方法，而且开拓发展了众多的思想理论。在这个领域之外，他也不乏建树。</p><p>周炜良在对数学的研究过程中，为代数几何的诸多领域创造性地提供了不少十分有用的数学工具与数学方法。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周型（Chow forms）与周坐标（Chow coordinates）。周型与周坐标的创立是周炜良于 1937 年在德国完成的，这是他在数学方面的第一件工作，也是他最有影响的工作。</p><p>在他与范德瓦尔登合作的一篇论文中<strong>[4]</strong>，周炜良给出了周型的构造。设射影空间的一个退化的子空间 U 与一个给定的 d次 m 维族Z相交，其d个交点的坐标是U的格拉斯曼（Grassmann）坐标的代数函数。通过选取该代数函数的一个对称函数，可以得到一个齐次多项式，这就是Z的周型。周型的系数即是周坐标。</p><p>可以看出，周坐标是格拉斯曼坐标的自然推广。某高维向量空间的一个子空间可以由一个相关阶的矩阵来刻画。该矩阵的子阵中阶数与子空间维数相同的方阵便构成了子空间的格拉斯曼坐标。格拉斯曼坐标给出了格拉斯曼簇在射影空间中的一个嵌入。现在，如果想研究某向量空间的某维射影子空间中给定次给定维的簇系统，就必须用周坐标来代替格拉斯曼坐标。</p><p>周型与周坐标具有十分广泛的用途。它曾一直是周炜良进行代数几何，特别是代数簇相关研究的有力工具。后来，在五十年代初期，周炜良把周坐标用于生成除子的最小定义域<strong>[5]</strong>，并在给出局部分析等价性标准后，用周型来研究代数簇<strong>[6]</strong>。在1952年的一篇论文中<strong>[7]</strong>，周炜良应用他的周型，补充了皮卡簇的井草准一超越构造。五十年代后期，周又用周型简化了扎里斯基关于连通性的证明<strong>[8, 9]</strong>。</p><p>由于周型具有优越的构造性，故此周坐标对于研究普通代数几何、阿拉克洛夫（Arakelov）理论以及丢番图帖合（diophantine applications）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周坐标所定义的簇高，可以与兰格、奈龙（André Néron）、菲力彭（P. Phiippon）等通过内蕴非射影方法构造的其它高相比较。周坐标在阿拉克洛夫理论中被王斌（Bin Wang）所深入运用。另外，周坐标还被陈省身、韦廷哥尔（Wirtinger）用来证明阿贝尔定理逆命题的李（Lie）猜想。</p><p>周环（Chow ring）是代数几何中的又一重要的工具与方法。在1956年，周定了代数簇上闭链间的有理等价概念，并为这些类定义了交叉积，这样便可得到周环<strong>[10]</strong>。周环是一种具有单位元的、结合的、交换的代数结构。周环具有很好的函子性质，即在两代数簇之间存在一种模射，使一个中闭链的原象也是另一个中的闭链，并且此运算与相截和有理等价性都能够相容。</p><p>相交理论是代数几何中一个基本问题，周环在研究这一问题时，表现出许多优点，故而得到广泛应用。在拓扑学中，相交理论对于同调环成立。而周环之于代数几何正如同调环之于拓扑学。如同其拓扑对应一样，周环已被证明在代数几何中是基本的。周环常被用以导出陈（省身）类进而证明各种黎曼-罗赫（Riemann-Roch）定理。使用周环，甚至可以解决著名的韦伊猜想。</p><p>周炜良在阿贝尔簇代数系统理论方面所创造的概念及思想方法也具有深远的影响。他1955年的两篇论文<strong>[11, 12]</strong>深入研究了阿贝尔簇中不依赖于参数变化的部分，并将其明确定义为不变部（fixed part），这一概念势必要被其他人在关于阿贝尔簇的进一步研究中多次使用。概念提出后的第四年，兰格与奈龙证明了定义在函数域 K 上的一个阿贝尔簇 A，它在 K 中的有理点群以不变部为模是有限生成的。这是莫德尔-韦伊定理（Mordel-Weil theorem）的一个相应形式。</p><p>周炜良在 1955 年的这两篇论文还给出了定义在k的扩张域上的阿贝尔簇能够定义在域k自身上的条件。周炜良的这一思想启发了兰格，很快便被兰格推广，从而所有的簇都被给出这样一个标准，而不仅仅局限于阿贝尔簇。</p><p><strong>理论与进展</strong></p><p>代数几何是解析几何的进一步深入与扩展，主要研究域上的多元方程组的解集合，即代数簇（algebraic variety）。随着抽象代数的创立，代数几何的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在这片数学领域中，曾先后涌现出一批代数几何学名家，如普吕克（Julius Plucker）、诺特（Max Noether）、庞加莱（Henri Poincaré）、皮卡（Émile Picard)、凯莱（Arthur Cayley）、阿廷、范德瓦尔登等。周炜良在继承这些数学家们的工作并发展代数几何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他们同样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现代代数几何的各个分领域内有不少定理都是以周炜良来命名的。</p><p>首先，必须提到的是，在解析对象的代数性方面，周投入了较多的精力，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中最有名，影响最大的是关于射影空间解析簇的周定理。正是由于该定理，以及前边讲到的周坐标，使他成为一个数学界众所周知的人物。</p><p>假定讨论的基本域是复数域，射影空间解析簇的周定理指出，射影空间中复解析子簇实际上是代数簇，而且所有闭解析子簇间的半纯映射一定是有理映射。有关该定理的论文于1949年发表在《美国数学杂志》第 71 卷上<strong>[13]</strong>。这是对刘维尔定理（Liouville's theorem）的一个绝妙的推广，而后者本身又是所谓代数基本定理（Fundamental theorem of algebra）的推广。周炜良对该定理的原始证明基于来自代数数论的思想。定理揭示了代数几何与代数数论彼此之间的类似之处。</p><p>射影空间解析簇的周定理还反映了由局部性质向整体性质过渡的深刻结论，在代数几何学领域倍受重视，成为一些学者发展新理论的出发点。1969 年，周炜良再次回到类似问题上，在齐次簇的关系中证明了亚纯映射是代数映射<strong>[14]</strong>。1986 年周炜良将这一理论推广到了任意基本域上的抽象情形，终于完成了完善这一理论的关键性工作。<strong>[15]</strong></p><p>其次，值得介绍的是，在环上的代数几何方面周炜良作出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五十年代后期，由于研究代数簇或解析簇的需要，加之来自数论的推动力，域上的代数几何开始向各种环上的代数几何扩展，如研究局部戴德金环（Dedekind ring）、p-进环和更完备的诺特局部环（Noetherian local ring）。周从几个方面对此扩展作出了贡献。</p><p>1958年，周炜良将贝尔蒂尼定理推广到局部整环<strong>[16]</strong>，从而为代数簇局部基群的研究铺平了道路。1959年周炜良推广了扎里斯基连通性定理并简化了其证明<strong>[9]</strong>。扎里斯基根据自己提出的全纯函数的代数理论，证明了连通代数集特定化的一般连通性定理。周炜良则只用到些更为简单的代数几何技巧特别是周型，便证明了连通性定理在任意完备的诺特局部整环上的一个推广。用以界定射影簇的齐次理想是非混合的，如果它没有嵌入素除子。1964年，周证明了在适当的一般性条件下的环合并中，两个非混合理想的塞格尔（Segre）乘积仍是非混合的<strong>[17]</strong>。早在1952年周炜良与兰格合作，证明了亏格大于等于1的曲线模型和在非退化归约下离散赋值环上的阿贝尔簇模型的唯一性<strong>[18]</strong>。1958年周炜良同井草准一合作，证明了在相当广泛的一类诺特局部整环上的上同调的上半连续性<strong>[19]</strong>。</p><p>此外，在齐次空间的研究方面，周炜良也取得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成就。关于齐次空间的射影嵌入，周炜良将阿贝尔簇射影嵌入的莱夫谢茨-韦伊（Lefschetz-weil）证明拓展到了任意群簇上齐次空间的情形，从而唤起了人们对射影构造的兴趣<strong>[20]</strong>。周炜良还有一篇论文涉及到齐次空间的几何学<strong>[21]</strong>。该文的主要目的在于用几何性质来描述群的特性，其中有一条典型的定理说：极系空间的任何双射保近变换连同自身皆属于基群的一个变换，只要空间的阶大于 1。论文考虑了双有理几何。在这篇论文中，周炜良通过巧妙地计算来处理所谓矩阵射影几何，他的论述可以推广到更为一般的情况。阿廷称其为射影几何最精彩的进展之一。1986 年退休之后的周炜良还在《数学发明》（<i>Inventiones Mathematicae</i>）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齐次空间上的形式函数”的论文<strong>[22]</strong>。</p><p>需要说明的是，周炜良的代数几何工作远不至这些，他在关于辫群、族的基群、有理剖分、簇的实迹等研究方面，也都有所论述，并不乏创造与贡献。</p><p>最后，不可不提的是，1939 年，抗战爆发不久，周炜良在国内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完成的一篇关于一阶线性偏微分方程组的论文<strong>[23]</strong>。该论文推广了关于热力学基础的卡拉西奥多里（C. Carathéodory）定理，建立了一条微分系统的可达性定理。论文实际阐明了一个向量场集合的积分子流形与其生成的李代数的积分子流形的等价性。这已被广泛认作是非线性控制论中的周定理，并且成为研究非线性系统中可控性问题的基础，在控制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p><p><strong>性情与爱好</strong></p><p>周炜良生性淡泊，不好功名。由于周型第一次出现在周炜良同范德瓦尔登合作的论文里，因此，它们有时也被一些数学家称为周-范德瓦尔登型。另外，周型的思想多少有一些来源于凯莱，故而一些数学家也将它们称为凯莱型。对此周炜良从不在乎。他自己称周型为典范型（Canonical forms），并讲所有的叫法都可以简记为C-型。</p><p>陈省身曾在扎里斯基的支持下提名他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但由于他对此表现得并不十分积极，故而最后也便没有什么结果。1959 年，他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也从未参加过研究院的任何活动。1955 年，霍普金斯大学曾力邀他接替数学系主任之职。他起初无心接受，只是在后来获准只在下午去系里，并可以主要通过电话而不是信件来处理系里的事务时，才答应就任。</p><p>周炜良虽然不喜交往，但面对亲近且熟悉的朋友，却十分友善健谈。1957 年夏，缅因（Maine）的中国湖（China Lake）畔，他曾与阿布罕克彻夜长谈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比较。自幼在家中所受的传统教育，使他对于中国文化颇有修养。由于阿布罕克那时正在练习瑜伽功，因此他们还共同风趣地讨论做瑜伽和研究数学哪个更好。在一些更为随意与亲切的场合，他还向朋友们谈起他于三、四十年代在国内的生活情况，有时也谈论一些子女教育问题。周炜良虽然十分支持约翰逊大社会方案（Johnson's Great Society Program），但他的家庭观念却十分传统。对于小女儿放弃职业律师的职务，而专心操持家务的做法，他十分赞同。</p><p>在学术研究与交流方面，周炜良更是自由开放、谦逊和蔼。在他所领导的霍普金斯代数几何研究群体中，周炜良算是一位资历较深的年长者，但是他却能平等地与每一位研究者交流，大家都把他当知心朋友看待。他甚至常常将自己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数学思想方法公开坦露给其他研究者，以期引起共同的讨论。朋友们亲眼目睹他如何把这些朦胧的想法升华为漂亮的定理，都被他开阔的思路和绝妙的几何直觉所折服。</p><p>周炜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而且具有十分广泛的爱好。首先，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可以算是一位华邮权威，他在集邮方面还曾出过一本书。据井草准一回忆，周炜良作为一个邮迷，不仅在数学家，而且在专业集邮者中都广为人知。周炜良对于集邮的爱好，显然是受到了父亲周达的影响。1923 年的一个秋天，周炜良小病住进了一家医院，为了排解寂寞，父亲在医院附近的一家花摊上买下一包杂色邮票送给他玩。从此父子两人都迷上了集邮。其次，周炜良对于建筑设计也十分专长。五十年代后期，居住在麦迪伍德大道（Midwood Avenue）的他曾设想自己建造一所房屋。他四处观察，买好了地皮，精心设计，绘好了图纸，但却始终没能找到一家愿意与他合作的建筑公司，因为任何一个建筑公司都不可能与一个比他们对建筑更了解的客户签约<strong>[2]</strong>。</p><p>附录：周炜良论著目录见</p><p>Yujiro Kawamata, Vyacheslav V. Shokurov, Birational Algebraic Geometry, Contemporary Mathematics, 207, 1997.</p><p>https://www.ams.org/books/conm/207/conm207-endmatter.pdf</p><p><strong>注</strong></p><p>[注1] 除本文提及的周馥、周学海、周达（明达）、周炜良外，周氏家族还培养出了许多名人和学者。如周学熙（1866-1947），我国近代北方财界的实业界的代表人物；周叔弢（1891-1984），我现代著名政治家、实业家、收藏家，曾任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人大常委；周明泰（字志辅，1986-1994)，我国戏曲史专家，40年代末移居美国；周明焯（字志俊，1898-1900），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曾任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周煦良（1905-1984）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早年留学英国，1932 年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师和北京大学教授，曾担任过上海作家协会书记。[1]</p><p><strong>参考文献</strong></p><p>[1] 胡炳生. 周达的家世和业绩述略, 中国科技史料, 15(1), 1994: 22-28.</p><p>[2] W. Stephen Wilson, Organizer S. S. Chem, Shreeram S. Abhyankar, Serge Lang, Jun-ichi Igusa, Wei-liang Chow , Notices of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 Volume 43, Number 10, October 1996. pp.1117-1124. </p><p>[3] 张奠宙, 周炜良. 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四集), 科学出版社, 1993: 27-35. </p><p>[4] Wei-liang chow and Van der Waerden, Zur algebraische Geometry IX, Math. Ann.113, 1937, pp.692-704. </p><p>[5] Wei-liang Chow, On the defining field of a divisor in an algebraic variety , Proc. Amer. Math. Soc. I. No.6,1950, pp.797-799. </p><p>[6] Wei-liang Chow, algebraic systems of positive cycles in an algebraic variety, Amer. J. Math.72, No.2 1995, pp.247-283. </p><p>[7] Wei-liang Chow, On picard varieties, Amer. J. Math.74, No.4, 1952, pp.895–909. <br> </p><p>[8] Wei-liang Chow, On the principle of degeneration in algebraic geometry, Ann. Math. 66, 1957, P70-79. <br> </p><p>[9] Wei-liang Chow, On the connectedness theorem in algebraic geometry, Amer. J. Math. 81, No.4, 1959. pp.1033-1074 <br> </p><p>[10] Wei-liang Chow, On equivalence classes of cycles in an algebraic variety, Ann. Math. 64, No.3, 1956, pp.450-479. <br> </p><p>[11] Wei-liang Chow, On abelian varieties over function fields, Proc. Nat. Acad. Sci. 41, 1955, pp.582-586. <br> </p><p>[12] Wei-liang Chow, Abelian varieties over function fields, Trans. Amer. Math. Soc. 78, 1955, pp.253-275. <br> </p><p>[13] Wei-liang Chow, On compact complex analytic varieties , Amer. J. Math. 71, No.4, 1949, pp.893-914. <br> </p><p>[14] Wei-liang Chow, On meromorphic maps of algebraic varieties, Ann. Math. 89. No.2. 1969, P391-403. <br> </p><p>[15] Wei-liang Chow, Formal functions on homogeneous spaces, Invent. Math. 86, 1986, pp.115-130. <br> </p><p>[16] Wei-liang Chow, On the theorem of Bertini for local domains, Proc. Nat. Acad. Sci. 44, No.6, 1958, pp.580-584. <br> </p><p>[17] Wei-liang Chow, On the unmixedness theorem, Amer. J. Math. 86, 1964, pp.799-822. <br> </p><p>[18] Wei-liang Chow, S. Lang: On the birational equivalence of curves under specialization, Amer.J. Math. 79, 1952, pp.649-652. </p><p>[19] Wei-liang Chow, J. Igusa: Cohomology theory of varieties over rings, Proc. Nat. Acad. Sci. 44, No.12, 1958, pp.1244-1248. </p><p>[20] Wei-liang Chow: On the projective embedding of homogeneous spaces, Lefschetz conference volume, Algebraic Geometry and Top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975. <br> </p><p>[21] Wei-Liang Chow: On the geometry of algebraic homogeneous spaces, Ann. Math. 50, no.1, 1949, 32-67. <br> </p><p>[22] Wei-liang Chow, Formal functions on homogeneous spaces, Ivent. Math. 86, 1986, pp.115-130. <br> </p><p>[23] Wei-liang Chow, Über systemen von linearen partiellen Differentialgleichungenerster Ordnung: Math. Ann. 117, 1939, pp.98-108. </p><p>本文原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责任编辑李克敏，原标题为《周炜良：一位极富创见且涉猎广泛的数学家》，返朴经版权方授权转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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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4 Oct 2023 00:06:3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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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2023年波兰议会选举]]></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p>波兰将于2023年10月15日举行议会选举，选出众议院全部460个议席和参议院全部100个议席。</p><p>2005年大选以来，波兰已经形成由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轮流执政的两党格局。2005年大选中，法律与公正党首次胜选，组成联合政府。2007年，由于联合政府内另一政党深陷贪腐丑闻，被迫举行提前大选。公民纲领党胜选，后在2011年大选中连任，共计执政8年有余。</p><p>2015年大选中，法律与公正党取得绝对多数胜选，实现1989年来首次单独政府，并在2019年上届大选中再次以绝对多数胜选，执政迄今也近8年。本届大选中，法律与公正党寻求继续执政，创造1989年波兰第三共和国以来史无前例的第三个连续任期。</p><p>尽管结局几无悬念，波兰的这次选举仍牵动东西方目光，今天的波兰既身在欧洲援助乌克兰行动的中心，又位处中欧保守派势力与布鲁塞尔之间政治抗衡的前线，无论是以绝对多数开始的第三任期，或是以与极右翼党团结盟为标志的进一步右倾，波兰的未来都将在更大范围内冲击这个已经充满变数和不安的脆弱世界。</p><p><strong>大局已定</strong></p><p>本届大选民调已经趋于稳定，形成“两大三小”五大党团格局。“两大”分别是法律与公正党主导的右翼联盟和公民纲领党主导的公民联盟。“三小”分别是自由与独立联盟、第三条道路联盟和左翼联盟。其中右翼联盟民调支持率稳定在35%-40%区间，略低于上届大选43.6%水平，公民联盟支持率稳定在25-30%区间，与上届大选27.4%持平。“三小”的支持率徘徊在10%左右，稳超众议院5%的门槛，但能否参与组阁，取决于“两大”之一能否赢得绝对多数。</p><p>目前来看，本届大选最有可能的两种结果分别是右翼联盟单独组成多数政府和右翼联盟与“三小”中的“一小”组成联合政府。无论何种情况下，新政府都需要众议院半数以上（231个）议席。第一种情况可参照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以37.6%的得票率取得235席，实现单独组阁。第二种情况下，右翼联盟最有可能与“三小”中极右翼的自由与独立联盟合作，组成比本届政府更加保守和强硬的新政府。</p><p>在欧盟，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分别属于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和右翼的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在波兰，两党分别代表本土自由派和保守派。公民纲领党与若干小党（现代党、波兰倡议党、绿党等）组成公民联盟党团后，自由派色彩更加清晰。</p><p>公民纲领党的灵魂人物、党魁图斯克出生于波兰最大港口城市格但斯克，青年时代在格但斯克大学研习历史时就参与团结工会运动的早期组织和活动，1990年参与创建自由民主大会党，1994年并入自由联盟党，2001年创建公民纲领党并长期担任党魁。</p><p>图斯克一贯秉持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民主、公民社会和亲欧主义，如果要找出右倾的内容，也不过是软性的经济自由主义，而非法律与公正党所主张的波兰民族主义、社会文化保守主义、天主教传统、疑欧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等硬性右翼要素。公民纲领党及公民联盟的票仓集中在波兰经济社会文化较发达的西部和北部地区。</p><p>法律与公正党的灵魂人物是双胞胎卡钦斯基兄弟——莱赫·卡钦斯基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两人在2001年创建法律与公正党，成为波兰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曾任波兰总统（2005-2010）的莱赫·卡钦斯基，在2010年波兰空军101号班机空难中死于任内，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曾于2006-2007年出任波兰总理，自2003年起一直担任法律与公正党党魁。同党籍的双胞胎兄弟两人同时分别担任总统和总理，在世界政坛上恐怕近乎空前绝后。</p><p>卡钦斯基兄弟的政治理念被称为“卡钦斯基主义”，在波兰经济社会文化较落后的东部和南部地区极具影响力，包括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强势地位、具有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经贸政策、维护天主教会在波兰的地位、亲美疑欧反俄的外交方针，反对堕胎合法化、安乐死、性教育和LGBT权益等。</p><p>公民纲领党和法律与公正党都跟2001年解体的团结选举行动联盟有关。该联盟中的自由派与图斯克的自由联盟党合并，组成公民纲领党。与此同时，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也脱离该联盟，他领导的中心协议党兼并若干保守派政党，成立法律与公正党。图斯克和卡钦斯基兄弟的早期政治活动都可以追溯到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运动——瓦文萨本人自2001年以来为公民纲领党籍，两党都遵从第三共和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北约盟国等基本制度。区别在于，法律与公正党所代表的选民，并未在波兰后冷战转型中直接受益，或受益程度不如公民纲领党所代表的选民，对于经济自由化、欧洲一体化和社会文化世俗化均持相对保留的观点，更多以家庭、教会和民族国家本位的立场来看待波兰政治。</p><p><strong>卡钦斯基兄弟的野望</strong></p><p>法律与公正党之所以为“法律与公正”党，与卡钦斯基兄弟分不开。1949年生于华沙的莱赫·卡钦斯基和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分别于1980年和197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均曾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任职。原法律与公正党籍现任波兰总统杜达亦为法学博士。“法学家治国”的法律与公正党，自2015年执政以来推行的波兰司法“改革”，却屡被欧盟指责为践踏法治。</p><p>2015年上台之初，波兰宪法法院15位法官中，9位是2007-2015年公民纲领党政府时期任命，6位是2006-2007年法律与公正党政府时期任命。掌握众议院多数的法律与公正党随即通过一项法案，将宪法法院通过决定的门槛由原来的“简单多数”提升至“三分之二”。此后，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凭借立法权，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波兰司法系统权力的法案，包括在波兰最高法院设立纪检委对法官进行“纪律监督”并罢免被认定参与政治活动的法官、加强立法机关和司法部对法官任命及任期的控制权等。</p><p>法律与公正党籍波兰现任总理莫拉维茨基认为，司法改革根据波兰国情和传统重塑法制，旨在提高效率、打击腐败。而欧盟指责司法改革意在将司法置于行政和立法之下，严重削弱司法独立。</p><p>对于法律与公正党而言，即便司法改革弱化司法独立，也纯属波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内政，外人无权干涉。但作为欧盟成员国和《里斯本条约》等一系列欧盟法律的签署国，波兰也须遵守欧盟法治规范。为此，波兰与欧盟就“国内法与欧盟法孰高孰低”争执不休。</p><p>2021年10月，波兰宪法法院裁定，欧洲法院对波兰司法改革的干涉违背波兰宪法，波兰法律相比于欧盟法律具有优先权。裁决一出，舆论哗然，布鲁塞尔旋即警告将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扣留对波兰的数百亿欧元拨款和低息贷款、中止波兰作为欧盟成员国的部分权利等。莫拉维茨基批评欧盟“勒索、胁迫”波兰，卡钦斯基批评德国企图把欧洲联盟变成“德意志第四帝国”。</p><p>围绕司法改革的争议，具有波兰内政外交和历史国情等更深层次上的背景。外交政策方面，法律与公正党和公民纲领党在“亲美反俄”上并无二致。反俄是波兰民族主义乃至波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要素，而加入美国领导的北约是根本解决后冷战时代波兰安全问题的唯一出路。但是，如何对待英国脱欧后当之无愧的欧盟“盟主”德国，两党态度差异显著。</p><p>从波兰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德国在三次瓜分波兰中一次都没落下，没比俄国好到哪去。冷战结束后，刚从俄国控制下解脱，一旦欧盟成为主权国家，波兰又将沦为德国事实上的卫星国。因此，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对“主权欧盟”、接受欧盟难民和移民政策等威胁“波兰本位”的“非波化”、“去波化”动向如临大敌、严阵以待。</p><p>另一方面，波兰特别是波兰西北部，长期被德国殖民，历史文化联系极为密切。图斯克本人即波兰、德国和卡舒比混血，折射出格但斯克地区作为欧洲自贸港和“但泽自由市”的悠久传统；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祖父也是波兰裔德国人；就连莫拉维茨基也有德国和犹太血统。</p><p>在波兰右翼看来，波兰特别是波兰西北部相当部分社会精英，对欧洲身份的认同不亚于对波兰身份的认同，把虚无缥缈的普世价值看得比源远流长的波兰特色更重要，大有全盘欧化、炸平波兰，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图斯克2014年卸任波兰总理后，马不停蹄地接任欧洲理事会主席，更给波兰保守派质疑自由派“爱国”与否、“还是不是波兰人”的口实。</p><p>其实早在2005年大选前法律与公正党的竞选活动中，卡钦斯基兄弟的政治意图就已现眉目——以“波兰第四共和国”之矛，攻“德意志第四帝国”之盾。</p><p><strong>走向“第四共和”</strong></p><p>在卡钦斯基等“第三共和”的反对派看来，1989年以来的波兰第三共和国可谓乱象丛生：民主政治服从于短期利益、政党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机构、弱势国家无力解决社会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按照卡钦斯基兄弟的描述，波兰亟需一场“道德革命”，终结自由主义实验，具备“国家能力”的国家将“治愈”政治经济病症，爱国和统一的波兰将取代自由主义的波兰。而在第三共和国的拥护者看来，“第四共和”无异于专制教权的警察国家。卡钦斯基关于道德革命和“治愈”的论述很难不让波兰人联想到波兰第二共和国（1918-1939）的毕苏斯基元帅。</p><p>1926年5月，毕苏斯基领导的“萨纳齐亚”（意为“治愈”）运动发动政变，期望实现波兰政治在道德上的“治愈”。5月政变后，波兰第二共和国短暂而混乱的议会民主制终结，以总统制为表、军事独裁为里的“萨纳齐亚”政权建立。此后，毕苏斯基大权独揽、垂帘听政，成为波兰事实上的独裁者，直至1935年去世。</p><p>正如毕苏斯基仅在1926-1928年和1930年两度短暂出任总理，卡钦斯基也仅在2006-2007年短暂出任总理。作为法律与公正党党魁的卡钦斯基，同样大权独揽、垂帘听政，有权“换相”。只要法律与公正党继续一党独大、长期执政，波兰就是卡钦斯基“说了算”。不过，现年74岁的卡钦斯基，要实现第四共和的宏图大业，还需考虑主持法律与公正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接班人问题。</p><p>法律与公正党现存三大派系。卡钦斯基领导的原中心协议党人马，在党内属于中间派，现国防部长、前副总理马里乌什·布瓦什恰克（1969年生）也属此派。第二个派系与2012年分裂自法律与公正党的主权波兰党相近，后者作为独立政党参与法律与公正党领导的右翼联盟党团，政治立场较法律与公正党主流更为保守。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胜选后上任的女总理希德沃（1963年生）属于此派。希德沃执政后，立即移除总理府新闻发布会上的欧盟旗帜，并将部长理事会会议厅悬挂的时钟换成十字架。2017年，卡钦斯基担心希德沃对欧政策过于强硬，以莫拉维茨基（1968年生）取而代之。莫拉维茨基属于法律与公正党内温和派，现任总统杜达（1972年生）也在此列，政治立场接近右翼联盟党团内的共和党人党。</p></section><section><p><span>莫拉维茨基自2017年执政至今将近6年，在波兰第三共和国史上任期仅次于6年311日的图斯克，一旦连任，就将创造最长总理任期记录。莫拉维茨基任内，法律与公正党已经创造政党累计执政时长记录，若再次胜选，又将创造政党连续执政时长记录。</span><br> 莫拉维茨基毕业于弗罗茨瓦夫大学历史学专业，后转学经济管理和法律，曾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和工作，2016年加入法律与公正党。2015年，无党籍的莫拉维茨基辞去波兰桑坦德银行董事长一职步入政界，被任命为希德沃政府的副总理兼发展部部长，次年入党后再兼任财政部长，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号实权人物，随后接替希德沃也顺理成章。</p><p>莫拉维茨基执政以来，旗舰项目是2016年出台的“莫拉维茨基计划”，全称《负责任的发展战略》，强调再工业化、创新企业发展、投资促进发展、企业对外拓展以及社会区域发展。1990年，时任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主导的“巴尔采罗维奇计划”（又称休克疗法），深受哈耶克、弗里德曼和撒切尔夫人自由放任经济学影响，对后冷战波兰经济奇迹功不可没。莫拉维茨基在肯定休克疗法确立波兰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批评波兰实行这一模式陷入中等发展陷阱、低利润产品的陷阱和依赖性发展的陷阱。莫拉维茨基认为，中央计划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模式的对立，导致波兰完全采纳了西欧发展模式，无视中东欧的历史和社会的独特性，而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指明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正确途径。莫拉维茨基计划并非回到“苏联模式”，而是寻求“新自由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的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和“经济爱国主义”。</p><p>2016年以来，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波兰年均GDP增速超过4%，人均GDP由1.24万美元增加到2023年预计2万美元，“莫拉维茨基经济学”表现不俗。结合法律与公正党主导下的司法改革和卡钦斯基的“道德革命”愿景，波兰的政治经济模式正在发生系统性变化，堪称后冷战时期的第二次转型。</p><p>卡钦斯基、莫拉维茨基和法律与公正党是否能够完成“建国大业”还待观察，但波兰媒体的话语中的“第四共和”已经呼之欲出。未来历史学家或将作出评判：波兰第四共和国元年是2005年、2015年、2019年还是2023年。</p><p>载《财新·世界说》，2023年10月13日</p></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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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13:00:5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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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雷乐天]]></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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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海边的错误｜月光照在女童消失的海滩，像是撒满了盐]]></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上海南汇新城海滩上，4岁女童消失于2023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赶海人潮中。”</span></p><p><span>事发地是片野海滩，在民间传说中却成了中国版的“天空之境”。黄先生携女儿在离海水约20米左右的沙滩玩耍，在返回堤岸取手机时，“将女童独自留在沙滩上，十余分钟后，其回到沙滩后未找到女儿，因天色昏暗找寻未果”。监控显示，“女童在原地等待了父亲大约10分钟后，向水边走去，在水边摔倒，消失在海浪中”。</span></p><p><span>南汇新城大半是由填海造陆而成，这项“全球最大的填海造陆工程”耗时十年，在2011年初步建成。这一年，在大陆南端的佛山南海也发生了“引发全国舆论大反思”的事件。</span></p><p><span>据《佛山年鉴》记载的“2011年佛山大事记”，10月13日，“在南海区黄岐广佛五金城，2 周岁女童王悦先后被两辆汽车辗压，事件震惊全国。肇事司机逃逸，事件发生后近7分钟期间，18位路人经过，无人报警，无人施救，直至第19位路人陈贤妹伸出援手。21日，王悦离世。”</span></p><p><span>佛山女童事件，舆论多是谴责路人见死不救，却鲜有讨论女童父母是否失职。上海女童事件，没有肇事者和冷漠路人，女童父母再无任何挡箭牌。</span></p><p><span>“是我自己大意，以为到岸边来回应该很快。”将女儿置于险境，黄先生只是悔称“大意”，完全未意识到其罪责。</span></p><p><span>2022年杭州女童电梯坠亡案，系保姆吴某将2岁女童单独留在电梯，致女童从高空坠亡。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保姆吴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2018年邢台网红直播儿童溺亡案，系网红李某将两名儿童携至河边，在其沉迷于直播时，两名儿童溺水身亡。邢台县人民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网红李某有期徒刑五年半。</span></p><p><span>上海女童若是由保姆携至海滩消失，保姆势必将被追究刑责；而黄先生若将他人子女携至海滩致其消失，也必将面临刑事指控。但黄先生仅因是消失女童的父亲，依现行司法，就无刑责之虞。</span></p><p><span>在美国纽约，父母将12岁以下儿童单独留在家中或其他无人看护之处，一旦被报警，父母将会面临危害儿童安全罪的指控。但在中国，父母即使犯下致命错误，法律责任也仅是“予以训诫”，乃至“撤销监护人资格”。</span></p><p><span>依《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使未满八周岁或者由于身体、心理原因需要特别照顾的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看护状态”；应当“提高户外安全保护意识，避免未成年人发生溺水”等事故。而据《法治日报》2021年报道，“在我国，溺水是1岁至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每年约有3.19万未成年人死于溺水。父母“大意”，对儿童常是致命，但因亲子身份，法律责任却略近于无。</span></p><p><span>法律是文化的影子。亚伯拉罕携子上山，为上帝献祭，“连自己的独生子也不顾惜”。西方的亲子关系，从古罗马的家父权威衍变至现代的父母责任，亦是漫长的历程。在17世纪，约翰·洛克方始主张，父母对子女享有的权力，乃是基于父母应当照顾子女这种责无旁贷的义务。工业革命后，因童工问题而萌芽的儿童权利运动，发展逾一个世纪后，才由国际联盟通过《儿童权利宣言》。及至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人权的最低标准，儿童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享有生命权、生存权与发展权，应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顾。对于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span></p><p><span>中国的亲子关系，自古尊卑有别。清代《魏叔子日录》有语：“古云，父母以非理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在宗法家族制下，子女不过是父母的附属。</span></p><p><span>及至近代以降，家族制度虽已废除，但父母仍因其身份而对未成年子女享有亲权。所谓亲权，实则沦为父母对子女支配的权力，而非父母对子女应承担的义务。费孝通先生以社会学的视野观察，子女受到的管制远甚于保护。“我们若观察一个孩子的生活，有时真会使我们替他抱不平……一个孩子在一小时中所受到的干涉，一定会超过成年人一年中所受社会指摘的次数。在最专制的君王手下做老百姓，也不会比一个孩子在最疼他的父母手下过日子更难过。”在东方文化里，谈及子女的法律权利和父母的法律责任，总是显得不合时宜。</span></p><p><span>但是，意外和伤害也总是不合时宜。癸卯年的中秋，东方的月亮分外圆，月光也曾洒满女童消失的海滩。</span></p><p><span>我想起《活着》的福贵，在有庆死后，“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span></p><figure><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b34696fe5b1df0100ec7e10eaaf58fe169717905578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fig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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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6:52:5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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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https://pengyihong.blog.caixin.com/archives/270863</link>
<author><![CDATA[彭益鸿]]></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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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巴以问题二十点]]></title>
<description><![CDATA[<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aac178242b2625f56a41d6899125a361697168515097.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关于巴以问题，存在诸多误解、曲解。</p><p>一、在巴以冲突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一种糟糕的叙事，而犹太复国主义侵占了巴勒斯坦人的领土只是过去苏联主导的叙事。</p><p>二、历史上，犹太人、阿拉伯人同宗同族，并非水火不容，两个分支该地先后建国，后均被外部力量灭国。该地先后被巴比伦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长期统治。现在不能用“自古以来”的叙事来评判犹太人、阿拉伯人在当地建国的合法性。</p><p>三、今天说的巴以冲突大致可以追溯到一战前的奥斯曼帝国和一战后的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这两个时期，犹太人、阿拉伯人均迁往该地试图建国，并逐渐出现冲突。二战前，欧美世界普遍反犹排犹，英国人更支持阿拉伯人建国，比如1922年支持被奥斯曼帝国灭国的埃及建立“独立国家”，英国军队与犹太人的冲突更多。</p><p>四、随着犹太人、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冲突加剧，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提出《贝尔福宣言》，表示在不侵犯阿拉伯人利益的前提下支持犹太人建国。1936年，英国人提出建国方案，80%领土归巴勒斯坦阿拉伯人，20%领土归犹太人，但前者不同意，希望赶走犹太人。</p><p>五、二战期间，希特勒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东欧、阿拉伯世界也乘机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犹太人成为了受害者，二战后欧美世界转向同情犹太人。战后世界格局遵循雅尔塔体系来建立，废除殖民主义，尊重民族自决权。作为之前的委任统治国，英国计划退出巴勒斯坦地区，主张巴以分治。</p><p>六、1947年，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分治决议，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分别占有56%和44%的土地，纷争大的耶路撒冷设为国际特别政权，由联合国来管理。这就是两国方案。当时，英美法苏和中国均支持该方案。斯大林在苏联内部反犹，但在国际上最初是支持犹太人建国的。</p><p>七、犹太人同意此决议，在1948年成立了以色列国。但是，阿拉伯人不同意，巴勒斯坦人错过了建国机会。阿拉伯人的理由是分治决议偏袒犹太人，当时阿拉伯人口是犹太人的1.7倍，却获得更少的土地。实际上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在该地区居住长期犬牙交错，当时的以色列国人并不都是犹太人，他们中有49.7万阿拉伯人，数量几乎与59.8万人的犹太人相当。</p><p>八、反对的真正原因是，阿拉伯世界不希望看到该地建立一个或两个国家，他们不仅反对犹太人建国，也反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建国，他们真正目的是赶走犹太人、瓜分巴勒斯坦地区。接下来就涉及到几次中东战争的性质问题。</p><p>九、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阿拉伯人对以色列开战。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并非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战争，而是阿拉伯五国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联合对以色列的战争。以色列先输后赢，阿拉伯五国战败，但是他们在战败后仍控制着巴勒斯坦地区，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外约旦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所以，第一次中东战争，实际上是阿拉伯五国试图消灭犹太人、瓜分巴勒斯坦地区而对以色列发动的一场国家战争，犹太人的角度叫立国战争。</p><p>十、接下来，第二、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其性质跟第一次中东战争无异。不同的是，当时处于冷战时期，苏联转向支持阿拉伯联盟，埃及获得苏联大规模的军援，一度号称中东第一军事强国，而美国则支持以色列。期间最激烈的战争都是埃及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每一次战争的结果均是阿拉伯联军一败涂地。所以，第二、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性质带上了美苏冷战色彩。</p><p>十一、前四次战争，并非巴以冲突，而是阿以战争，均为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联盟试图消灭犹太人、瓜分巴勒斯坦地区而对以色列发动的国家战争。巴勒斯坦人在这四次战争中没有任何选择权，他们是阿拉伯联盟与以色列战争的牺牲品，他们的家园被战争双方反复揉捻。而第五次中东战争，才是真正的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战争。</p><p>十二、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承受巨大挫败感的埃及选择与以色列和解，两国于1979年在美国戴维营签署了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埃及成为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而埃及也因此被阿拉伯国家联盟驱逐。由于埃及的退出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阿拉伯联盟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转而支持巴勒斯坦人对抗以色列。所以，第四次中东战争失败后，阿拉伯联盟才承认巴勒斯坦，才接纳巴勒斯坦的巴解组织为阿拉伯国家联盟正式成员，直到八十年代才正式提出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而且，期间，黎巴嫩、约旦与巴解组织争夺土地而经常大打出手。</p><p>十三、第五次中东战争，是黎巴嫩、叙利亚支持及联合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开战，这标志着阿以冲突才正式转变为巴以冲突。其性质可以界定为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因土地、宗教、民族等多重冲突而引发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相对“正宗”的巴以冲突。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经过了四次中东战争巴勒斯坦为何能够存在？原因是，阿拉伯联盟在这四次战争中均一败涂地，没有实现瓜分巴勒斯坦地区的企图。</p><p>十四、以色列同样赢得了第五次中东战争，之后阿拉伯联盟基本上默认了以色列国的既成事实，失败一方的巴解组织谋求与以色列和谈，选择接受1947年联合国的181号分治决议，于1993年与以色列总理拉宾达成了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但是，这一和平进程遭到了极端分子以及周边国家的破坏，奥斯陆协议的执行遭无限期搁置，和平之路最终因色列总理拉宾被刺杀而断送。</p><p>十五、2005年，以色列宣布撤出加沙地带，将耶路撒冷交还给巴勒斯坦。但是，巴解组织根本没能接管耶路撒冷。2007年，伊朗等国支持的哈马斯击败了巴解组织中的法塔赫武装，取得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此后，哈马斯与以色列打打停停、冲突不断。这时，巴以冲突演变为哈以冲突。其性质可以理解为一股巴勒斯坦武装力量，为获得受外部势力的支持以全面夺取巴勒斯坦地区政权，同时裹挟宗教、民族矛盾而捍卫其政权合法性，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就此次洗劫音乐节、无差异屠杀平民来看，这种战争具有恐怖性质。袭击的目的是破坏以色列与沙特的和谈，形成所谓的对抗轴，满足外部支持者的政治要求。</p><p>十六、关于领土问题。有人说，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只有6%的土地，之后吞并了巴勒斯坦人大量土地。根据张平教授的观点，奥斯曼帝国时期，犹太人购买了6%的私人土地，巴勒斯坦人当时缺乏产权意识，私人土地登记为零。秦晖教授指出，不能把私人土地产权与国土混为一谈。当时的国家领土既不是犹太人的，也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而是奥斯曼帝国，一战后二战前是英国的。就巴以之间的土地，不能按“自古以来”划分，双方要么通过战争、要么通过和谈来划分，通常是二者交织。以色列在几次战争中击败了阿拉伯联盟，扩大了自己领土，后又多次将部分领土交还给巴勒斯坦人。</p><p>十七、关于难民问题。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难民是巴以长期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应当获得同情和救助。而难民的基本事实是：巴勒斯坦难民，是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长期战争的结果，同时叙利亚、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的长期打击也制造了大量难民。战争期间，阿拉伯联盟大规模迫害犹太人，制造了大量犹太难民，大量犹太难民逃到以色列获得了保护，犹太难民数量在五六十年代大概占以色列人口的30-40%。阿拉伯世界内部混战，导致不少阿拉伯人逃到以色列避难，后来成为了以色列的国民。</p><p>十八、以色列的优势在于，其根据联合国的方案建国，并形成了一个包含犹太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的多民族世俗国家，其建国过程遵循雅尔塔体系，其国家构建符合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其战争形式接近国家战争的特性，其国家力量在现代化国家的方向上快速成长。而巴勒斯坦人吃亏就吃亏在，他们始终没有建立一个主权国家、世俗政府，没能力组织力量对以色列统一行动（国家战争或者和谈），不仅内部长期陷入混乱，还被阿拉伯联盟对以色列的战争反复摩擦。民主-原教旨主义政权、威权-世俗政府的交替悲剧在穆斯林国家反复上演。</p><p>十九、长期以来，在巴以问题上，宗教、民族的因素因袭击的恐怖和苏联的叙事被严重夸大。阿以战争、巴以战争、哈以战争的性质是不同的。现在哈以战争，宗教、民族只是工具而已。而且，宗教矛盾、民族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并非不能共存。以色列建国时期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数量相当，如今还有200多万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生活，一些人担任了以色列议员、政府官员和军队指挥官。总之，巴以问题是复杂的，但不应该被脸谱化、意识形态化。</p><p>二十、从最初的阿以战争，缩小到巴以战争，再到现在的哈以战争，战争的烈度、范围越来越小，反而让我们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从阿拉伯五国到巴解组织，不断地向战争的经济函数回归，如今仅剩一股外力支持的武装力量。其背后的逻辑是，战争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一种基于预期边际收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边际的动态的，而非彻底的绝对的角度看，尽管最开始有宗教、民族的狂热色彩，但近百年的战争洗礼，一代又一代人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逐渐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理性权衡收敛。</p><p>本文综合了秦晖、张平的观点，对两位老师表示感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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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3:42:2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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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清和]]></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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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进入就业“缓冲区”，超20万毕业生成为科研助理]]></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cefce781310682b2b1bb39dc12aefdcfe8c431835320f7ed530e9e74b88ef1b.jpg" data-w="743"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729475100942126"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导语</strong></p><p><span>自今年5月以来，全国多所高校都扩大了科研助理的招聘规模。过去两年里，在就业压力下，已有超过20万毕业生进入这个“缓冲地带”。</span></p><p><span>多位受访学生认为，科研助理的工作机会是校方提供的一种福利，无论接下来准备继续考学还是求职，在毕业后的空档期，这份工作都是一个“跳板”。</span></p><section><p><span><strong>记者 | 李想俣</strong></span></p><p><span><strong>实习记者 | 吕一含 张爔文 罗楚骐</strong></span></p><p><span><strong>来源 | 北青深一度（ID：bqshenyidu）</strong></span></p><p><span>北青深一度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各高校的科研助理岗位设置有所区别，但工作量较小、保留应届生身份和临时性质是大多数岗位的共同特征。也有少数学校的科研助理有岗无职，学生不需要负责任何具体工作。</span></p><p><span>据科技部统计，截至2023年7月14日，2023年已完成科研助理岗位发布14万个，已落实超过6万人。已经过去的2022年度，科研助理岗位吸纳17.9万人就业，其中当年应届高校毕业生15万人。</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9a7dfaa894e7b5f473499df4b3c508a521814e944f20800db9019b7acf21b57.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20370370370371" data-cropy2="757.153024911032" data-cropy1="42.27758007117438" data-cropx2="1080" data-cropx1="0" data-croporisrc="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1vHAyfO15KB1A3H3Bbh8KtJIdVRuh10BpVApgJyTxEzvsZupuHFJIk1VMZiauZInR4UkKCic5kDjd6rNuxUP6NKA/640?wx_fmt=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受访者在助理岗位上工作的图书馆</span></p><section><p><span><strong>过渡性的福利岗位</strong></span></p><p><span>9月开学后，在西南大学图书馆做科研助理的张洋，给记者发来了他的排班表，每周只有半天值班时间，早上8点到岗。</span></p><p><span>他的工作地点是图书馆的专题阅览室，这里少有人来借阅，很清静，因为有自助服务机，找张洋问询的人很少，半天的工作时间很快就过去了。</span></p><p><span>科研助理的工资去掉五险一金，每月到手2500元。作为一份“过渡性”工作，张洋对这样的收入已经很满意，他每天在学校食堂吃饭，省了不少开销，租住的单间走路到图书馆只要5分钟。每周除了上班的半天，他大部分时间也都泡在图书馆里，为接下来秋季校招和申请博士做准备。</span></p><p><span>今年5月底，研究生临近毕业的张洋，从辅导员口中了解到学校招聘科研助理，主要面向2023届暂未就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其实大家都清楚，这是帮还没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缓冲一段时间。”</span></p><p><span>之前，张洋拿到过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机会，但他不想远离家乡，求职意向是在重庆的公立高中做一名历史老师。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实习时他就注意到，本地重点高中新教师录用名单里，不乏985高校乃至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今年3月份他开始求职后发现，自己所学专业的评级，甚至没法满足招聘的要求。</span></p><p><span>到了五六月份，张洋的焦虑达到最高峰。一开始表示支持、理解他的父母，看张洋就业不顺，也开始催促，在和他交流时着急了，说出“啃老”之类的话，他觉得“特别不好听”。</span></p><p><span>在老师的建议下，张洋报名了学校的科研助理。“老师们也希望我先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不会和社会脱节。如果在简历中有间隔期，无论就业还是升学都难解释。”一位历史学院的师兄在图书馆做科研助理期间考上了博士，推荐他也试试这个岗位，能有一份收入，还比较清闲、有利于备考。</span></p><p><span>张洋经历的选拔过程不算复杂，简历初筛后进入单人面试环节，由用人部门的管理老师负责。图书馆的负责老师主要询问了张洋今后的打算，他如实告诉对方，准备今年下半年先参加秋季校招，如果情况不理想则申请本校的博士。</span></p><p><span>张洋表示，在面试中，老师流露出主要看重学生稳定性的倾向，科研助理岗位更需要能待满一年的同学，而他准备申请博士，短期内离职的可能性比较小。“面试的老师们看到我是历史专业的学生，正好图书馆有历史方面的专题阅览室，也认为在图书馆工作有利于我备考申博。”</span></p><p><span>面试结果公布，张洋如愿被录用。他很快和校方旗下的全资公司签了合同，“我签的类似于第三方劳务派遣合同，交五险一金。签约时，我们才知道接下这份工作会失去应届生身份，所以还有几位同学出于考公需要最终放弃签约。”</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65c917a493e198e6de1ae61fbb92fe72b942edd3a60354099cb306f57ad8f35.jpg" data-w="75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助理岗位工作相对轻松，给了毕业生更多备考时间 | 资料图片</span></p><p><span>放弃考研、国考失利，加上求职困难，北京外国语大学小语种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孟昊，也选择了本校的科研助理作为暂时的出路。相比张洋的工作时间稍长，孟昊每周需要工作24小时，工作时间可以由他自行安排。</span></p><p><span>孟昊提供的北外官网通知显示，科研助理岗位“实行与相关录用单位签订录用协议的灵活用工方式，劳动报酬以劳务费形式按月集中发放，不含五险一金，保障基本公费医疗。”对于应聘学生们关心的应届生身份问题，辅导员此前表示不会受到影响。</span></p><p><span>在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年科研助理招聘启事中，岗位又细分为科研辅助工作、教学辅助工作和管理辅助研究，分别在科研项目、教学部门和学校职能部门从事相关辅助研究或工作，工资标准均为本科学历4000元/月，硕士学历5500元/月。</span></p><p><span>虽然在录用名单上的工作性质标注的是教学，但孟昊的实际工作类似于行政助理。9月下旬刚入职第一周的他，在学院办公室拥有一个固定的工位。每天到学校各个职能部门交领材料，打印文件、物料，去收发室领取、整理信件是孟昊的主要工作，占去他将近一半的工作时间。回到院楼后，他会在工作之余找个空房间自习。</span></p><p><span>孟昊很希望抓住这个和母校“再续一年缘分”的机会。去年底，他报名了北外的研究生考试，但最终因故放弃，“我打算今年继续考，报科研助理岗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在这一年里闲着，同时也能和北外有点联系。”</span></p><p><span>提交简历后不久，孟昊收到了面试通知。回过头来看，他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具有很强淘汰性的选拔：“当时进入报名微信群的人并不多，群内加上工作人员不过160多人。”而前述《招聘启事》的岗位需求总人数也是160人。</span></p><p><span>今年7月13日，孟昊在录用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在老师那得知，所有参加面试的人都通过了选拔，公示名单录用了159人。这几乎是一场通过率100%的招聘。</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63311a92fddd781d0244966b49a35487ecdb2c97d40b41a24ba2c215baf2656.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1.523148148148148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西南大学的科研助理岗位是与校方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签约</span></p><p><span><strong>逐年扩大的招聘规模</strong></span></p><p><span>近几年来，张洋身边报名科研助理的同学越来越多。“本、硕、博每个阶段都有求职困难的情况。”他说。</span></p><p><span>相应的，校方也扩大了科研助理的招聘规模。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张洋所在的西南大学招聘科研助理、行政助理共39人，2023年这一人数达到了101人。</span></p><p><span>即便如此，科研助理还是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学生的就业困难。张洋介绍，因为大家都认为图书馆相对清闲，岗位也变得相对热门。他所在的图书馆助理岗，初期有上百人报名，进入面试14人，最终录用4人。部分没有入选的同学被调剂到了其他部门或院系。</span></p><p><span>对校方而言，希望将这些助理岗位留给最需要也最适合的学生。在签订合同前老师都会询问，如果学生手上有工作机会或近期有找到工作的可能，就会被劝退。此外，如果应聘学生打算“考公”，更需要专业辅导，面试老师也会建议回家或到机构专心复习备考。</span></p><p><span>另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及其就业创业网发布的通知显示，该校从2020年招聘科研助理，2020年和2021年的招聘人数均为150人，2022年增加到160人，规模也有小幅扩招。</span></p><p><span>科研助理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早在2020年6月，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财政部、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深一度检索梳理发现，全国多所高校在2021年就已开始招聘科研助理。</span></p><p><span>今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做好2023年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充分开发利用科研助理岗位。各单位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从事博士后、科研辅助研究、实验技术、技术经理人、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科研助理工作，各高校建设的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大幅扩大科研助理岗位。</span></p><p><span>在2020年就开始招聘科研助理的四川大学，这份工作的收入在4000元左右。四川大学校办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科研助理的工资采取一半由课题组发放发，一半由学校人事处发放。</span></p><p><span>科研助理的工资从哪来，是每所高校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北京某211高校的辅导员袁宇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是以导师项目经费为主，学校不会负担科研助理的工资。而部分学校则会主动覆盖这部分支出。但如果科研助理由课题组单独招募，则大多由课题组负担其工资。</span></p><p><span>袁宇表示，同一学校的不同院系在招收科研助理上也存在一定区别。人文社科类院系拿到的项目经费较少，导师会有经济压力，因此招募科研助理的积极性不高，而理工科项目的经费相对充裕，几名科研助理的工资支出不算太大开销。</span></p><p><span>前述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发挥高等学校统筹作用，结合自身情况，统筹利用科技计划项目结余资金等用于科研助理岗位经费支出，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span></p><p><span>一位四川大学的老师透露，该校科研助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招聘，为的是满足一些同学缓冲时间备考、找工作的需求。在袁宇看来，有些导师的团队确实缺人，招募科研助理是一种双赢。此外，不少学校的职能部门和院系原本就面向在校生招聘勤工俭学岗位，现在招聘的助理岗位，其工作内容也大同小异。</span></p><p><span>但这终究是一份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四川大学毕业生的刘媛已经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助理工作，她和同事都在今年考研上岸。</span></p><p><span>就刘媛对身边同学的观察，大多不会把科研助理作为一份长期工作，而是当作考研或者考公的“跳板”。学校各个部门对助理工作性质的定位、工作内容的安排差异较大，很多部门都更体谅学生的个体需求，管理相对宽松。</span></p><p><span>这与张洋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感觉类似，“刚来的时候，老师还对我说，刚毕业可以多和同学出去庆祝”，图书馆岗位原本就比较轻松，老师们也都知道这是过渡性岗位，没有给他安排太多工作。</span></p><p><span>“科研助理只签一年合同，实在找不到工作也能继续干，不过工资低，基本上一年人就走光了。”张洋说，大家都是一边干一边找，找到出路就走了。在图书馆的岗位上，近三年每年至少考上两名博士、若干名教师，很少有人一直留下来。</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44e7f040020dd50614bbe9cd90408bf4fe30446bd2e63cf1bc38b157986f07a.jpg" data-w="348"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436781609195402" data-cropy2="224.19928825622773" data-cropy1="0" data-cropx2="348.7544483985765" data-cropx1="0" data-croporisrc="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1vHAyfO15KB1A3H3Bbh8KtJIdVRuh10B642Vyb2LzdDcOCOoAvotdadx3au3YTBHH8XhFRv9m8jlLXrQTAJ49g/640?wx_fmt=jpeg" data-backw="490" data-backh="31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一些课题组确实对科研助理存在“刚需” | 资料图片</span></p><p><span><strong>就业率背后的“有岗无职”</strong></span></p><p><span>对于科研助理岗位的设置，有些毕业生甘之如饴，认为是一种福利，但也有人并不喜欢这份工作。</span></p><p><span>“从四五月一直说到现在，明明已经问过我是二战不就业了，现在发双证前最后几天开始疯狂轰炸，说是学校有一个暑假的科研助理岗位，一个月千把块钱，不留校不干活，不影响应届生身份，签了刷就业率。辅导员问完，系主任又来问，最后还让导师问。”四川某高校的毕业生宋雯这样形容自己被催问的过程。</span></p><p><span>宋雯把这些吐槽发到了社交平台上，向网友寻求推脱的说辞。评论区不乏有类似经历的人。深一度检索发现，类似的帖子在各大社交平台均有出现，辅导员催促签约科研助理的现象并不少见。</span></p><p><span>宋雯表示，学院老师称签约能给学校提高就业率，同时科研助理的工作量少，几乎不占用学生的私人时间，每个月还有两千元工资，也不影响应届生身份。6月底学生离校前，她的学校又放宽条件：暑假不用留校可以回家，部分科研课题组甚至直接宣布完全不会布置工作等。</span></p><p><span>尽管如此，宋雯最终还是没有签下这份工作，一方面是考虑到工资发放数额、时间都不明确，签约、解约的流程也尚不清楚，另外她也对学校的“动员”方式也有些反感。</span></p><p><span>“从一开始通过辅导员在群里通知，和点名未就业同学到办公室询问，到后面开始频繁地反复劝说。摆明就业率不达标的问题后，系主任和导师再次施压。最后则是辅导员集中待业同学，由学院领导开会再劝一次。”</span></p><p><span>“至少在我看来，这不太像一个工作，因为学校为了就业率已经可以接受学生签约后完全不干活了。而科研助理本身的工作意义，已经无人关心了。”宋雯这样描述她对本校科研助理岗位的感受。</span></p><p><span>前述高校辅导员袁宇表示，在很多高校，科研助理签约都关系着就业率统计。各地的具体统计口径或有不同，他所在的高校只要成功签约，就可以纳入已就业统计中。</span></p><p><span>袁宇解释称，“招（生）培（养）就（业）联动”这几年一直都有，也是一个大方向。所谓联动，指的是就业情况会影响本学科、本专业的招生指标分配、培养方案制定。如果就业情况持续不好，在上级评估学科专业建设、制定倾斜政策时，势必产生不良影响。</span></p><p><span>面对类似情况的，还有东北某985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沈华。今年毕业后，他与学校签订了三个月合同，成为了一名科研助理。</span></p><p><span>在沈华的学校，科研助理的工作任务，就是“没有工作”。在岗位上，他们不用上班，没有任何坐班时间，甚至不用去学校。从7月1日“入职”至今，沈华都没有被分配过任何工作任务。本以为可能是由于暑假工作清闲，但等到9月开学后，也没有任何老师联系他布置工作。</span></p><p><span>这让沈华觉得，科研助理的工作更像是一份学校给学生发放的隐形福利。在岗位的三个月，他仍旧可以专心地为考研二战做准备，同时还可以拿到学校发放的5000元工资。</span></p><p><span>6月25日，他的学校在两间阶梯教室进行了科研助理签约，能容纳几百人的教室被同学们塞得满满当当。除了沈华所签的三个月协议，还有另一种十个月的劳务合同，工资总计20000元，因为要缴纳社保，签约者会失去应届生身份。不过这一岗位也并不需要实际工作，而且学校还会提供宿舍，更适合那些选择考研的学生。</span></p><p><span>沈华所在的班级大概有20多名同学，大多在去年考研失利，据他所知，四分之一都进行了签约。整个学院中，与沈华一起申请参加科研助理岗位的总共约有50人，无一例外均被录用。“去了老师给你两份合同，然后你签完之后就可以了。”</span></p><p><span>这并不是该校第一年招聘科研助理岗位。自2020年开始，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报名并被录用。这份“福利”机会在上下三届同学中口口相传，甚至有同学在毕业前几个月就开始询问老师，当年的科研助理报名何时开始。</span></p><p><span>按照合同，沈华的工作期限是8、9、10三个月，每月工资1880元。据高校辅导员袁宇说，每年应届生就业率统计的截止时间，大概也是在10月底。</span></p><p><span>8月的一个周五，沈华收到了第一笔1960元的工资银行转账，比合同约定的还多一点，明确备注是科研助理工资。而事实上，在6月25日签约后的第三天，他就离开了长春，回家备考，并没有做过一天工作。他也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学院老师解散了科研助理签约微信群。</span></p><p><span>在西北地区某政法类院校，一位女生在2021年报名了本校的第一批科研助理。离职后，学弟学妹告诉她，学校次年对科研助理岗位的规划做出了改变：不再需要事实上工作，当然与之相对的，也拿不到工资。</span></p><section><p><span>“很难定义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岗位。或许，只有在统计就业率时，这份工作才有意义。”她感慨道。</span></p><p><span>（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span></p></section></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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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0:12:3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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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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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苏东坡：达则做官，穷则参禅]]></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a58b4227f095fff9d45bf2d23574c6fcbf751dd681064a76d2fb3a1e40d275.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9453703703703704" data-galleryid="" data-cropsely2="482" data-cropsely1="0" data-cropselx2="578" data-cropselx1="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〇 黄永厚绘</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士大夫喜欢禅宗，是因为他们一直很纠结。</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纠结也不奇怪。我们知道，禅宗勃然兴起在唐，蔚然成风在宋。唐宋两代有什么特点呢？由于科举制度开始形成并走向成熟，中下层知识分子纷纷进入政界，官僚政治也正式取代了之前的贵族政治和门阀制度，而且定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唐宋在中华史上处于鼎盛时期，并非没有原因。</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不过，这里面仍然有问题。</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什么问题呢？</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贵族是世袭的。只要不犯大错误，丢不了饭碗，也总能养尊处优。官员却是任命的。<strong>读书人可以平步青云，由布衣而卿相，也没准一落千丈，由显贵而潦倒。而且这种反差极大的变化就像顿悟成佛，也是分分钟的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怎样才能进退自如，便成了问题。</span></p><p><span>传统的说法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是兼济容易独善难。独善不但要有心理承受能力，也要有安顿之处和宣泄渠道，禅宗便恰好帮了他们的忙。</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怎样帮忙呢？</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达则做官，穷则参禅呀！</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而且还可以一边做官，一边参禅。</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切换频道，也是分分钟的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不就是进退自如吗？</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更何况，参禅非常好玩。</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6b28207bd033f9ece9afb598ee7af51bb604f3fbb12b8499dc5f74901ed5474.jpg" data-w="1080"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99074074074074"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〇 黄永厚绘</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苏东坡跟佛印禅师就经常一起玩。有一次他说：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可见和尚跟鸟是一对儿。</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佛印回答：正是，就像贫僧跟学士您。</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苏东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啊，这不是智力游戏吗？难怪士大夫喜欢。</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没错，是游戏，也是参禅。</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在禅宗那里，就叫：</span></p><p><span><strong>机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什么叫机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机是机遇、机缘、机警、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strong>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一刀刺将过去。</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刺过去干什么？</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让你开窍呀！</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是禅宗用来开悟的手段，所以也叫：</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禅机</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那么，禅宗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来开悟？</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因为觉悟成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比如梁武帝，就死不开窍。</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其实这是一切众生的通病，就连某些号称禅师的人也未能免俗。唐末禅师祖印明，便曾这样向惠能叫板：</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id="12712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六祖当年不丈夫，倩人书壁自糊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明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家一钵盂。</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意思也很清楚：你既然已知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四大皆空，万法皆无，何必还要夺人衣钵？如此知行不一，骂作糊涂已是口下留情，且看你如何对答？</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回答很容易，反问一句就够了：你既然透彻了悟，又何必多管闲事？衣钵固然空无，是非何尝不是？更何况，<strong>知道色相是色相，色相就不是色相；明白空无是空无，空无就不再空无。如此，则衣钵的受与不受，有何区别？</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呵呵，既明万事皆无物，何必管他受钵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看来，这个和尚成不了佛。</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就要弄清楚，<strong>不能觉悟，原因在哪？</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禅宗认为，问题出在一个字：</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执</strong></span></p><p><span>什么是执？就是一根筋，死心眼，不开窍，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执迷不悟</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所以，觉悟的关键是两个字：</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破执</strong></span></p><p><span>问题是，破执就要一刀刺将过去吗？</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是的，因为破执极难，它有三关：</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我执、法执、空执</strong></span></p><p><span><strong>首先要破的，是我执。</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我执就是执着于我，比如我看见、我听说。这时就要告诉大家，世上有我是因为有法，诸法造就了我，叫：</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我由法生</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能破我执，就是罗汉。</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第二步，是破法执。</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法执就是执着于法，以为法就是真相。这又错了。实相无相。我固然是空，法也不是真如，也是虚的。这就叫：</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万法皆空</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能破法执，就是菩萨。</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再升级，得破空执。</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空执就是执着于空，开口闭口说空无。但是，一口咬定空无，就是实相吗？不是，因为这还是把无当作了有。何况我是空，法是空，空就不是空吗？也是。这就叫：</span></p></section><section label="edit by 135editor"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id="12714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空也是空</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能破空执，就是佛。</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但这很难。</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什么叫“空亦是空”？</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大乘佛教中观派的表述是：</span></p><p><span>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是有，不是没有，不是又有又没有，也不是既没有有，也没有无。</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所以，<strong>空亦是空，亦是不空。</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请问，有几个人听得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何况就算懂，也未必做得到。</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比如法号玄机的唐代比丘尼。</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是浙江温州人，曾经去雪峰山挑战雪峰禅师。</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问：师太从哪里来？</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答：大日山。</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问：日头出了吗？</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答：出了就会融化雪峰。</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马上知道来者不善，却只能忍住。因为这在禅门是常态，不但考验禅师的智商和修为，也能启迪智慧。</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于是他换个话题说：敢问师太法号？</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答：玄机。</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又说：请问一天织多少布？</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答：寸丝不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说完，玄机便施礼告退。在她看来，这次挑战自己已经完胜。雪峰禅师想在她法号上做文章，故意把玄机的机说成是织布机。可惜呀可惜，雪峰没有想到，既然是玄机，当然就像菩提本无树，什么都没有，寸丝不挂啦！</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哼哼，看他还有什么话说！</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也不再搭话，只是客客气气地礼送玄机下山。然而走出山门才三五步，他就突然叫了一声。</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说：玄机师太！</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问：什么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雪峰说：袈裟拖在地上了。</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玄机马上回头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于是雪峰说，呵呵呵，好一个寸丝不挂！</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哈哈，她并没有破执。</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40b00a8b0b5472534e043316975637780b47fec0b3e161e9b9e0ee3b3b96c6a.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851851851851852" data-galleryid="" data-cropsely2="331" data-cropsely1="0" data-cropselx2="562" data-cropselx1="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〇 黄永厚绘</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这让我们想起了苏东坡的故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有次，苏东坡写了则示法偈给佛印看，最后两句是：</span></p><p><span>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span></p><p><span>所谓八风，就是八种影响情绪的原因，比如毁誉。</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八风吹不动，当然境界极高。</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佛印看完，批了两个字：放屁！</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东坡大怒，坐船过江去找佛印理论。</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佛印却呵呵一笑：<strong>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哈哈，苏东坡也没有破执。</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破执，忘我，岂非很难？</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当然很难，所以要想办法。</span></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3493e17dcf0312b9f052515c373877391ef06a6dccd08503639140208aeb24a.jpg" data-width="100%" data-w="56" data-ratio="2.053571428571428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那么，破执的手段什么呢？</span></p><p><span>敬请阅读易中天著黄永厚图《禅的故事》。</span></p><section><section draggable="true" data-id="127117"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禅的故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读禅越多，就越聪明</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帮助我们认识自己</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对抗孤独、缓解焦虑</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a class="weapp_image_link js_weapp_entry" data-miniprogram-servicetype="" data-miniprogram-imageurl="https://mmbiz.qpic.cn/sz_mmbiz_jpg/B0n3Ptx8bhxicMkxdr4VLcGH0yUECx31d07HOYAy8c2NtxaXRSJ5oxO7rPa5VnbS7icOYHuGX5JSGDWeu8nCpTLg/640?wx_fmt=jpeg" data-miniprogram-type="image" href="" data-miniprogram-nickname="果麦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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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0:02:2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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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易中天]]></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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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无目的的物理学，如何涌现出有目的生命？]]></title>
<description><![CDATA[<p hm_fix="367:494"><span>经过自然选择，“演化”无与伦比地描述了生命的复杂性是如何发展的——但它可以用物理学来解释吗？一种新的方法表明它可以。近日，</span><em><i><span>Nature</span></i></em><span> 杂志发表了题为“组装理论解释并量化选择和演化”的最新研究，文章认为，一种被称为“组装理论”（Assembly theory）的方法为横跨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进化选择提供了统一框架。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南非开普敦大学复杂系统科学家 George Ellis 撰文评论了这项工作，认为组装理论是统一物理学和生物选择的普适框架，但如何应用于复杂环境，比如解释涌现的生物层级结构，则需要继续探索。</span></p><section><p><span><strong>撰文 | George F. R. Ellis</strong></span></p></section><p><span><strong>翻译 | 余凡尘</strong></span></p><p><span><strong>审校 | 梁金</strong></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e7cab89bde82e07e0c2f34029cef63a277f89dec50ac00cde972146d50ac477.jpg" data-w="1080" data-type="png" data-ratio="0.601851851851851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blockquote class="js_blockquote_wrap" data-editid="kjnlqve9eqmg2b61hc" data-text="论文来源：Data,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methods in the science of science论文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2-023-01562-4" data-source-title="" data-content-utf8-length="116" data-author-name="" data-url="" data-type="2"><section class="js_blockquote_digest"><section><p><span>论文标题：</span></p><p><span>Assembly theory explains and quantifies selection and evolution</span> </p><p><span>论文地址：</span></p><section><p><span>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3-06600-9</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blockquote><section><p><span>我们周围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涌现于基本粒子间的物理相互作用。但是，物理学没有任何功能的概念，所以物理学无法从随机涨落中区分出对生物学至关重要的涌现性的功能特征<strong><sup>[1]</sup></strong>。蛋白质的复杂结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strong><sup>[2, 3]</sup></strong>，所有这些复杂结构都是为了执行特定的生物功能而涌现的。此外，物理定律是永恒的，不随时间和历史事件而改变，因此不能用来描述物种在过去的演化如何影响它们的现在和未来。</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在近日发表于</span><em><i><span>Nature</span></i></em><span>的一项最新研究中，Sharma等人<strong><sup>[4]</sup></strong>提出了他们称为的组装理论（assembly theory）来填补这一空缺，为统一横跨物理学和生物学中对进化性选择的描述提供了一个框架。</span></p></section><section data-id="131854"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role="title"><section><section><section><p><strong>0</strong><strong title="" data-original-title="">1</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brushtype="text"><p><strong>组装理论</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存在可适应环境的生物。在宏观层面，自然选择指出，物种最初通过随机变异而进化，再因其繁殖相对成功而在许多后代中存活，于是那些变异被筛选出来<strong><sup>[5]</sup></strong>。然而，定量描述这个过程的尝试，例如用Hamilton规则和Price方程<strong><sup>[6]</sup></strong>，只是描述结果而与底层物理学无关。Fisher的自然选择基本定理<strong><sup>[7]</sup></strong>和群体遗传学的数学表述同样如此。</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组装理论以创新的方式填补了这一空缺——量化物体集合中的进化程度和选择程度。传统上，物体由构成它的物质粒子来定义。与之不同，组装理论通过其在一个“组装空间”中可能的形成历史来定义一个物体，在这个空间中，基本的组装基元递归地组装在一起而形成新结构，物体也就由此生成。</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组装宇宙</strong>（the assembly universe）是包含所有可想象的组装路径的空间，这些路径指从相同组装基元为起点组装出任何物体。但是，这个空间中实际可访问的部分是有限的，一是由于物理定律，二是由于历史偶然性：新事物只能在已存在的旧事物基础上建造，这进一步限制了可能性。</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作者从两个变量构建了一个他们称之为“组装”的量：（1）拷贝数，表示一个集合中对象的拷贝数；（2）组装索引值（assembly index），即生成对象所需的最小步骤数。将这些组合起来便得到了一个方程，该方程确定了生成对象集合所必要的选择量。<strong>作者的主要论点是，从无选择到选择的过渡——例如当无生命物质变为有生命时所发生的——是以一种数学上可定义的方式改变了组装空间中的路径，正体现于该方程中</strong>。实质上，同时具有高组装索引值和高拷贝数的对象是选择的证据。两个时间尺度决定了组装过程的动力学：形成新的、独特对象的速率，以及这些对象存在后被复制的速率。如果这两个时间尺度之间的关系使得资源可用于产生现有对象的更多拷贝，则可以进行选择。</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分子的组装索引值可通过实验来确定，这就能够对理论计算进行检验。Sharma等人<strong><sup>[4]</sup></strong>在分子水平给出了组装途径的例子，包括聚合物链和酶催化过程的联合组装空间，以及选择过程产生了高度复杂性集合的空间。</span></p></section><section data-id="131854"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role="title"><section><section><section><p><strong>02</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brushtype="text"><p><strong>统一物理学和生物选择的普适框架</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作者指出，<strong>组装理论巧妙地将物理学（使组装成为可能的过程）与生物选择（决定实际的效果）统一起来，从而使新奇事物的产生和选择能融入复杂对象的物理学中</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其他研究人员也采用过类似的方法来弥合这一鸿沟。例如，在一月发表的“相邻可能性理论”（theory of the adjacent possible）<strong><sup>[8]</sup></strong>，与组装理论有许多共同的特点：聚焦于可能性空间，以及已存在对象对发展过程的近未来结果施加的约束。但是，类似于量化进化的早期尝试，这种描述与物理基础无关。</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也许更接近的方法是“constructor理论”<strong><sup>[9]</sup></strong>，它考虑了自复制如何与物理定律兼容，将定律重新表述为关于哪些对象的转换是可能的，那些是不可能的，以及为什么如此。它与组装理论的相似之处包括通过所谓的constructors（构造函数）递归地进行转换。然而，它并没有表征由此产生的组装路径或量化选择，即使该理论兼容进化的选择性过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组装理论可能是构建进化论及其物理学基础的深刻方法。该理论作为最初的陈述是非常普适的，很可能在其他领域得到应用。例如，它可能为检测其他星球上的外星生命提供途径，即把具有高组装索引值的特定分子识别为“生物特征”——一些作者已经深入参与了该项目<strong><sup>[10]</sup></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技术也遵循进化发展过程，在当时已有的基础上发展<strong><sup>[11]</sup></strong>。这在论文中提到了，但没有详细展开。值得研究的是，组装理论能否量化创新的程度，进而表征这种技术选择。在这种应用中隐含着一个棘手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即生物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的能力。这是所有技术存在的基础，但同样，这是一种很难用物理学的传统表述来解释的能力。这种理论没有解决该问题，但关键是，在智能行为变成可能之后，可能的组装路径类型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span></p></section><section data-id="131854"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role="title"><section><section><section><p><strong>0</strong><strong title="" data-original-title="">3</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brushtype="text"><p><span><strong>涌现的生物层级结构如何解释？</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作者仅在分子尺度上深入发展了该思想在生物过程中的应用。一个关键问题是，它能否被有效地推广，以解释涌现的生物层级结构中其他层次的运作——细胞器、细胞、组织、器官、生物体、生物种群、生态系统，以及最终的整个生物圈。</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在这个层级结构中，功能涌现于细胞器及以上水平<strong><sup>[12]</sup></strong>。例如，在人类中，基因调控网络在细胞水平上控制蛋白质的合成，以维系身体并生长；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网络处理环境线索（Environmental cues），来预测结果并决定我们的行为；心脏将氧气泵送到身体的所有细胞，以维持我们的生命（图1），等等。长时间尺度上作用的进化过程（如心脏的结构源于被选择去产生这种结构的基因），中等时间尺度上的发育过程（如相关基因的读取方式使胚胎发育成心脏），以及短时间尺度上起作用的功能过程（如心脏中的细胞以心脏泵血的方式发挥作用），通过这些演化过程，更高层次的组织从更低层次中涌现出来。</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f0ff88e7debd0516df09276c398c5f7350dc6e69ecb566c07c418782823c004.jpg" data-w="767" data-type="jpeg" data-ratio="0.749674054758800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图1. 功能的奥秘。人体内的血管系统（图中是眼睛的视网膜内）进化到允许心脏将氧气泵送到每个细胞，从而维持人们的生命。目前提出的物理学无法解释为什么存在如此具有特定功能的复杂结构，这正是Sharma等人的组装理论有助于填补的空白。图片来源：Susumu Nishinaga/Science Photo Library</span></p><section><p><span>但<strong>因果关系也向下起作用</strong>。较高层级对较低层级设置边界条件和时间依赖性约束，例如根据生理需求控制基因表达。然而，它们也塑造了创建、修改和删除较低层级元素的过程（如根据在发育胚胎中的位置确定细胞类型的过程）。</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因果封闭性（Causal closure）——解释事情为什么会发生的能力——只有在考虑以这种方式链接的所有层次时才会发生。自上向下的过程不会以任何方式改变整体背后的物理定律，但它们确实塑造了特定的结果。例如，电子如何在大脑的神经轴突中流动，取决于个体在给定时间内于周围世界中看到的内容。</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经过自然选择的演化，以一种连贯的方式适用于从大分子向上的每个层级，包括代谢、基因调控网络和生理系统，甚至整个生物体。这种进化被种群和生态系统层面乃至整个生物圈发生的事件自上而下塑造，反过来，这些层面又受到选择的影响。</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组装理论原则上可以描述这一切，因为它就是这样一个普适性的框架。但是生物体通过复杂的、依赖环境的发育过程而变成现在的样子。这些过程的涌现实质是生存的关键，因而也是进化结果的关键。<strong>重要问题是，组装索引值、拷贝数和组装空间的途径等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在实践中有效应用于复杂环境</strong>，例如基因调控网络如何控制蛋白质合成。</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也许线虫（秀丽隐杆线虫）可供深入探索这一点；它的基因组是完全已知的<strong><sup>[13]</sup></strong>。每个成年线虫都有完全相同数量的细胞（除了性细胞），并且每个细胞的历史都是已知的，这为组装理论分析提供了基础。似乎这是进一步推进该研究的理想选择。</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参考文献</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1] Hartwell, L. H., Hopfield, J. J., Leibler, S. & Murray, A. W. Nature 402, C47–C52 (1999).</span></p><section><p><span>[2] Wagner, A. Arrival of the Fittest: Solving Evolution’s Greatest Puzzle (Penguin, 2014).</span></p></section><section><p><span>[3] Bringas, M., Petruk, A. A., Estrin, D. A., Capece, L. & Martí, M. A. Sci. Rep. 7, 10926 (2017).</span></p></section><section><p><span>[4] Sharma, A. et al. Nature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23-06600-9 (2023).</span></p></section><section><p><span>[5] Gardner, A. Biol. Lett. 5, 861–864 (2009).</span></p></section><section><p><span>[6] Birch, J. & Okasha, S. BioScience 65, 22–32 (2014).</span></p></section><section><p><span>[7] Frank, S. A. & Slatkin, M. Trends Ecol. Evol. 7, 92–95 (1992).</span></p></section><section><p><span>[8] Cortês, M. et al. Preprint at arxiv.org/abs/2204.14115 (2023).</span></p></section><section><p><span>[9] Marletto, C. J. R. Soc. Interface 12, 20141226 (2015).</span></p></section><section><p><span>[10] Marshall, S. M. et al. Nature Commun. 12, 3033 (2021).</span></p></section><section><p><span>[1]1 Arthur, W. B. The Nature of Technology: What it is and how it evolves (Free Press, 2009).</span></p></section><section><p><span>[12] Noble, D. Interface Focus 2, 55–64 (2011).</span></p></section><section><p><span>[13] Cook, S. J. et al. Nature 571, 63–71 (2019).</span></p></section><section data-id="107243" data-tools="135编辑器"><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 data-brushtype="text">作者简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autoskip="1"><p hm_fix="309:373"><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497d846b6d5a16199dcaec2b191f289e738d4f6fe6b7a417005eac17a9d9180.jpg" data-w="800" data-type="png" data-ratio="0.6662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 hm_fix="309:373"><span><strong>乔治·埃利斯（George F. R. Ellis，1939-)</strong>是南非开普敦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系(University of Cape Town in South Africa) 复杂系统荣休杰出教授。埃利斯教授的研究领域横跨引力和宇宙学、复杂性和因果关系、大脑和行为三大领域，从观察宇宙不同尺度的不同性质到研究人类大脑中基本情感系统的本质。埃利斯教授著作等身，迄今已经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相当数量的研究专著。早在1973年，他就和斯蒂芬霍金一起合作出版了名著《时空大尺度结构》（The Large Scale Structure of Space-Time）。他最近的著作是《物理学如何奠定思维？人类背景下自上而下因果的关系》（How Can Physics Underlie the Mind? Top-Down Causation in the Human Context），施普林格出版社2016年出版。</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集智俱乐部”，翻译自 Nature 评论文章，译者为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生，返朴发表时略有改动。原文链接：</span></p><p><span>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3061-y</span></p><section></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Fri, 13 Oct 2023 00:01:4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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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https://fanpusci.blog.caixin.com/archives/270850</link>
<author><![CDATA[返朴]]></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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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他的思想，影响了众多博物馆文艺复兴作品的摆放排序]]></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strong>本文将简单介绍文艺复兴晚期重要的画家、建筑师与艺术史学家瓦萨里的绘画与建筑作品；然后简单介绍并讨论他的艺术史学奠基名著《艺苑名人传》。</strong></span></p><p><span><strong>撰文 | 张羿</strong></span></p><section><p>1</p></section><p><strong>集前辈大师优点而创作出的绘画</strong></p><section><p><span>几乎任何到过佛罗伦萨的人都见过瓦萨里绘制于佛罗伦萨总教堂大穹顶内部的天顶画（图1）。应该说，邀请瓦萨里绘制这一画作，是佛罗伦萨给这位艺术家的最大荣耀。此画的设计始于1570年，它在宗教内容方面得到了佛罗伦萨的僧侣与人文主义学者闻乾佐·博尔基尼（Vincenzo Borghini, 1515年-1580年）的协助。图画的绘制工作正式开始于1572年，1574年瓦萨里去世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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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香樟经济学术圈]]></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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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公众参与对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cbbe6ca1ddebeaaca12bb4141ad4d9677a94a6e62ad74302527b82985e0e8e9.jpg"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图片来源</strong>：网络</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原文信息</strong>：</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Buntaine, M., Greenstone, M., He, G., Liu, M., Wang, S., & Zhang, B. (2022). Does the Squeaky Wheel Get More Greas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No. w3053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ER Conditional Accept)</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1</p></section><section><p><strong>简介</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全球约有28亿人处于有害空气环境中，15亿人的饮用水受到污染。这些污染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劳动生产率与福利。为了应对此问题，各国积极启动各种信息公开项目以收集和公开企业污染数据，旨在辅助监管部门与公众更好地识别违规企业。然而，即使在数据透明的情况下，仍有大量违规企业逃避法律制裁，导致环境保护政策难以得到彻底执行。</p><p>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和制造大国之一，也面临着环保标准无法完全落实的困境。为了更好地掌握污染信息，中国生态环境部推出了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 （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实时监控并公开企业每小时的排放数据。此系统覆盖了约25,000家主要的污染企业，其排放量超过中国工业总排放的75%。尽管公众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轻松地查找超标排放信息，但2019年仍有超过33%的CEMS监测企业存在排放超标问题。</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bce321a540f238acc94248094c64c0ab96e07889632b0996731962ecf59a19.jpg" data-ratio="0.717910447761194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6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图1 CEMS数据中废气和污水超标排放的每日趋势</span></p><p>尽管中央政府着力去收集和公开高质量的信息，地方环保部门仍需进行实地核实以确认CEMS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若要对违规企业施加更重的处罚，如高额罚款或暂停营业，则需要两批相互独立且持续数月的实地调查。由于资源的限制，地方政府在执行上往往存在困难。同时，对于大型污染企业，其经济影响力可能导致地方监管存在利益冲突。</p><p>人们普遍相信，公众需要更多地参与环境治理，向监管部门施压，使政府问责制度得到完善。为此，中国开辟了官方渠道以便公众揭发违法排污的行为。同时，环保人士和NGO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要求对污染者采取措施。</p><p><strong>在本研究中，作者们探究了公众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是否有助于提升环境绩效及其影响途径。</strong></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研究背景</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2</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A. 中国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strong></p><p>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严重的环境退化，这激励中国政府进行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的重大监管改革。除去“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保护方式，中央政府还明确鼓励“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方式。2014年，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地级环保局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和微信）上建立官方账号，以方便公众和地方环保局的沟通。截至2017年12月，中国338个地级市的所有地方环保局都开通了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越来越多的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开始使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来报告环境违法行为并表达他们的不满。</p><p><strong>B. 中国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strong></p><p>中国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由环保部于2004年推出。每个地方环保局都设有一个监测中心，会实时自动收集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数据。从2013年开始，中央要求各省市环保局向公众实时公布每小时监测工厂的排放数据。这些数据还包括不同污染物排放浓度的标准，让公众可以查看每个工厂每小时的排放是否超标。</p><p>CEMS监测中国主要水污染物（<span lang="EN-US">COD</span><span>、</span><span lang="EN-US">NH<sub>3</sub>-N</span>）和主要空气污染物（<span lang="EN-US">SO<sub>2</sub>, NO<sub>X</sub></span>）的排放浓度。截至2020年1月，CEMS项目监测了24620多家工厂，其排放量占中国工业空气和水污染物排放量的75%以上。</p><p><strong>C. 公众、监管机构和污染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strong></p><p>研究团队走访了河北和江苏两个地级市环保局的局长和负责回复市民投诉的工作人员，了解到：1）地方环保部门在对违规者进行处罚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2）监管机构必须在防止环境污染引起社会不稳定与迫于经济增长压力而放松对重污染企业的监管之间权衡；3）公众投诉是社会不满和潜在的集体行动的重要信号，所以地方监管机构有在网上监测公众情绪和意见，并在个人投诉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不满之前解决它们的激励；4）对于环境投诉，监管机构一般的回应是派一个小组去检查，如果现场测试证实了违规排放，检查小组可以施加处罚，并要求企业对其运营进行必要的纠正。</p><p>研究团队陪同环保督察组进行了几次督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大型污染企业都已经配备了符合排放标准所必需的减排设备。然而，由于这种设备操作的高边际成本，公司有时倾向于关闭某些设备或跳过减排程序，使得排放浓度升高，最终超过标准。</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3 </p></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设计与实证策略</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为了研究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能否提升环境质量，研究者在中国展开了为期八个月的实地实验。实验样本包括中央政府要求在2020年1月1日前安装CEMS的中国333个地级行政区的24620家污染企业。</p><p>研究团队随机地将CEMS系统中的企业划分为对照组或不同的实验组。被划分至实验组的企业如果出现超标排放，志愿者会向地方监管机构投诉，并要求对其采取措施。志愿者可以通过非公开（如致电政府热线、发送私信给政府官员或致电企业）或公开渠道（通过微博发帖并@相应地方环保局的官方微博）进行投诉。</p><p>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微博发布的公开投诉内容的潜在读者超过五亿，而通过非公开渠道的投诉不会被公众观察到。研究团队还随机分配一半公开渠道的投诉为其人为增加点赞和转发数。为确保在各个投诉渠道中投诉内容的准确性和措辞的一致性，研究团队为志愿者的每次环保投诉都提供了脚本。实验过程中，对于通过真实性核查的5366起违规行为，志愿者提出了2941件投诉，对于其余的2425起违规行为没有提出投诉。</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31afc11e58d3c3599d8960465c9eb7c7923cb9e3ce74d02d555d683573bd906.jpg" data-ratio="0.6744913928012519"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63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图2 实验设计示意图</p></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实证策略如下：</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30877f79e63d6c42a3651c54412db6c8734cd38a7faf24e769b3c434479c289.jpg" data-ratio="0.1124401913875598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1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中<span lang="EN-US">Y<sub>ijt</sub></span>是t日被分配到实验组j的企业i的我们感兴趣的结果（包括其是否超标、污染排放浓度），<span lang="EN-US">T<sub>ij</sub></span>代表企业i被随机分配到的实验组j，用它和代表实验开始前后的虚拟变量<span lang="EN-US">Post<sub>t</sub></span>交乘。<span>γ</span><span lang="EN-US"><sub>i</sub></span>为企业固定效应，<span>η</span><span lang="EN-US"><sub>t</sub></span>为日固定效应。在一些模型中进一步加入省份-日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双向聚类在城市和周层面。</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结果</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4</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公众使用社交媒体去投诉违法排污并要求监管机构采取措施减少了企业的超标排放和排放浓度。</strong>研究发现，公开投诉导致企业的超标排放行为减少了62%，废气（<span>SO</span><sub>2</sub>）和污水（COD）的排放浓度分别下降了12.2%和3.7%。相比之下，即便使用了与公开诉求相同的内容和用词，非公开的诉求对减少超标排放的影响较小。</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a5856da8ee848ef8de3eaabfa13bb632707b92bd05d053b567ad05b45f06319.jpg" data-ratio="0.682666666666666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75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图3 公众参与对企业超标排放的影响 （事件研究法）</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值得一提的是，排放浓度的变化似乎是超边际（infra-marginal）的：实验组的公司并没有更频繁地落入“勉强合规”区间；相反，它们更有可能落入“高度合规”区间，即其排放浓度低于国家标准的40%。这与定性观察一致，即公司大多数的污染违规行为都是由其污染减排设施的停工引起的，一旦这些设施正常运作，大多数公司的排放浓度可以远低于排放标准。</p><p>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实验前七周内超标严重、频繁超标的企业受到投诉的影响最大，从而进行了最多的减排；国有企业的处理效应比私营企业大，但这种差别在统计上不显著；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受到投诉的影响更大，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太可能成为主要结果背后的驱动力。</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5 </p></section><section><p><strong>公开投诉作用机制检验</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研究者发现，<strong>当投诉被更多人看到时，地方监管部门的反应速度和对企业的监督力度显著提升，企业的违规行为和后续违规的可能性也将减少。</strong>在排除其他可能的竞争机制后，研究者认为<strong>官员在晋升的政治激励下会更注重对投诉做出反应。</strong></p><p>在缺乏集体行动的可信威胁情况下，可以假设监管机构为促进更高的经济增长会选择对具有重要经济影响力的地方企业的污染超标行为视而不见。而未能阻止集体行动可能会阻碍监管者的晋升，这促使它们以巨大的监管力度迅速回应公众对污染违规行为的关注。</p><p>当研究者随机地通过点赞和转发微博使投诉内容被更多人看到时，地方监管部门回复诉求的概率上升了近40%，其回复的长度翻倍，监管部门进行实地调查的概率增加了超过60%。</p><p><span>表1 社交媒体关注度对政府反应的影响</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b96e25ad33706cbade5ec69fb6203bb7529346f1a20005defe1baf2f5e03b51.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6155717761557178"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22"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除在投诉层面随机化之外，在企业层面的随机化研究发现与首次违规受到普通微博投诉的企业相比，首次违规受到点赞和转发数较多的微博投诉的企业在实验期间的违规行为减少了约0.34个百分点，后续违规的可能性降低了8-9个百分点。</p></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span>表2 社交媒体关注度对企业反应的影响</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9e01212fde314515bc325a606d33d8b70867dcba68b0031167f2431ef53e33b.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511312217194570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8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进一步探讨了政治激励解释公开投诉对企业减排影响的假设。研究者收集了2020年所有地级市环保局局长的简历，并计算了他们目前五年任期的剩余年数。由于大多数官员晋升都是在任期结束后进行的，因此在任期开始前两年的监管者与在任期最后三年的同行相比往往具有更弱的政治激励。</p><p>研究发现，在环境监管部门负责人五年任期的第3-5年里，公司平均每年多违规1.6次，与负责人上任的前两年相比增加了30%。在负责人任期第3-5年的地级市中，与任期在前两年的地级市相比，非公开和公开投诉对企业每日超标率的影响更大，在统计上也更显著。这些结果支持了地方监管人员政治激励影响环境执法力度的假设。</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表3 官员任期对投诉处理效应的影响</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01b2d7ab5e8e939a026ff6d6ea7887ef7df5a49d816315eb093e259c3916a85.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974358974358974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5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污染投诉的一般均衡影响</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6</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研究者进一步探究了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的间接作用，发现<strong>一个地区公众举报数量的增加并不会导致未被举报企业违规排放的增加。</strong></p><p>具体来说，他们随机选取了不同的地级市，在有些地级市把更多的企业分到实验组，而有些地市则把较少的企业分到实验组，然后追踪记录当地对照组企业（无投诉）的环境绩效。</p><p>研究发现，一个地区更多企业被纳入实验组并不会导致对照组企业违规排放率的增加。这表明公众的诉求并不会对当地的监管工作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表4 企业层面公众投诉的“溢出效应”</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04d4ad9b4b02c1e5f1b9a999f563015a0947a8ef183e7e1d425df580fe06ebb.jpg" data-ratio="0.829885057471264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此外，他们还比较了有更多企业被分到实验组和只有少数企业被分到实验组的城市之间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发现有更多企业被分到实验组的城市的空气质量相对另一组城市变得更好了。具体来说，第一组城市空气中<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浓度相对于第二组城市的<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浓度下降了3.5%。这些表明实验组工厂排放的减少并没有被其他工厂排放的增加所抵消。这可能表明直接监管和普遍的威慑是相辅相成的。</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表5 公众投诉对空气质量的影响</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7db4992dd39d47f5845b2093e52245fe76013a0d9b92f0bf93394d04c3cd316.jpg" data-ratio="0.423255813953488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6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7 </p></section><section><p><strong>结论</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研究在中国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实地实验，通过官方认可的渠道随机地对污染违规行为进行了非公开和公开的投诉，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p><p>首先，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向监管机构投诉后企业污染违规行为减少了60%以上，空气和水污染（<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span>和</span><span lang="EN-US">COD</span>）浓度分别下降了12.2%和3.7%。相比之下，非公开投诉所带来的环境改善较为有限。减排和违规的减少集中在那些在实验前就严重超标、频繁超标的工厂。</p><p>其次，现有证据表明公众投诉十分有效，因为它们往往能调和监管者相互矛盾的两个目标，使地方监管机构的关注点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向避免由污染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实证发现是，通过增加微博点赞和分享数来增加社交媒体对违规行为投诉的可见性大大增加了监管力度。相比之下，研究者未能找到其他几个潜在机制的证据，包括投诉导致公司操纵CEMS数据等。</p><p>第三，研究发现一般均衡效应不能抵消部分均衡效应，甚至可能加强部分均衡效应。对一般均衡效应的评估基于在中国333个地级行政区中随机改变实验组企业的比例。对污染投诉完整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但可以对这种分析的一些关键组成部分进行观察。如果对每一项污染违规行为都进行公开投诉，企业的反应与本实验中相同，那么每年违规行为将减少51,000起，约60%。这一应对措施将使中国工业<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排放总量相对基线减少9.2%，工业COD排放总量相对基线减少2.9%。要对由此产生的效益进行全面核算，需要可靠的当地空气质量模型，将这些减排转化为环境空气和水污染的减少，并提供为这些改善支付意愿的信息。目前的污染征税（<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 1.26元/公斤，COD 1.4元/公斤）提供了一个下限。按照这个通常被认为太低的价格，预计每年的减排价值至少为3.6亿元人民币。在成本方面，我们无法获得企业减排所需成本的数据。</p><p>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公开投诉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的志愿者提出投诉的平均时间不到5分钟。按照中国的平均时薪（20.1元）计算，在中国公开投诉所有污染违法行为的总人工成本约为17万元人民币。即使查明违反情况和准备投诉的费用大大增加了成本，公众投诉的费用可能仍然比减少污染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低几个数量级。</p><p>本研究有一些更为广泛的意义。首先，它提供了公众投诉在环境治理中的影响的实验证据，并着重说明了社交媒体在促进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方面的力量。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提供了公众要求严格执法的强烈信号，这相应地促使监管机构重新调整他们在环境监管中的目标权衡。</p><p>其次，它加深了我们对政府、企业和公众如何在中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相互作用的理解。研究显示，监管机构利用公众参与以及由此披露的公众不满信息来衡量对企业实施代价高昂的监管的价值，尤其是在执法不严有可能引发公众关注的情况下。此外，这也说明了现有环境政策未能严格执行不太可能是由于监管能力有限，而主要是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压力。因此，如何让更多公民自发参与环境治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有效方向。</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Abstract </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We conducted a nationwide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to evaluat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assigning firms to public or private citizen appeals when they violate pollution standards.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public appeals to the regulator through social media substantially reduce violations and pollution emissions, while private appeals cause more modest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Second, public appeals appear to tilt regulators' focus away from facilit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toward avoiding pollution-induced public unrest. Third, pollution reductions by treated firms are not offset by control firms, based on randomly varying the proportion of treatment firms at the prefecture-level.</p></section></section></section><p><strong>推文撰稿人：</strong>常胡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 </p><p><strong>推文校稿人：</strong>刘梦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p><p>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p></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Thu, 12 Oct 2023 23:30:5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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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香樟经济学术圈]]></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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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被污染的比赛：来自英雄联盟的证据]]></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05413eebbb7de7e0f0af359e5b136e0890146657eae80e9b3bd25e293604f89.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图片来源：</strong>网络</p><p><strong>原文信息：</strong></p><p>Mo J, Wu Z, Yuan Y. Air pollution kills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eSpor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3: 102886.</p><p>01</p><p><strong>引言</strong></p><p>当前研究对于空气污染的效应已经做了充分而广泛的探讨，但基本都集中于对单一决策者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个体的认知或劳动能力等。最新一期的JEEM上，北京大学的三位老师分析了空气污染如何影响竞争中多方的反应。有趣的是，文章量化了英雄联盟的赛事，作为刻画“竞争”的实验场景。</p><p>本文将比赛定为研究对象，是由于参与者在做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污染对自身表现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其对竞争对手的影响。具体而言：比赛会产生丰富且复杂的战略互动，参与者的最佳反应往往不是单调的，当他看到对手表现得更积极时，就会根据对手的能力策略性地调整自身投入程度。其次，以往研究多探讨空气污染对某一绝对指标的影响，如劳动生产率等，但比赛的结果变量往往是输或者赢，而一些其他的变量诸如场均表现等，也都与比赛双方参与者均强相关。在比赛的框架中，污染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点有趣的发现？</p><p><strong>数据</strong></p><p>02</p><p><strong>（一） 英雄联盟比赛</strong></p><p>英雄联盟赛事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电竞活动，获胜团队将获得极高的奖金与声誉。英雄联盟每月活跃用户数量超过八千万，有大概7000名职业选手，奖金池接近八千万美元。中国英雄联盟职业联赛（LPL）是全球最大的地区性赛事。第一个赛季始于2013年。从那时起，每年官方举办两个赛季，每个赛季都有常规赛和季后赛。所有的队伍在常规赛中进行一次循环式比赛，排名较高的战队进入季后赛。截至2021年春季赛，共有17支队伍为了荣誉和奖金而战。季后赛冠军将获得资金池中40%的奖金，2019年夏季赛奖金为350万元人民币。</p><p>每场比赛按照如下顺序进行：①两方队伍进入场地，每个队伍包含五名直接参战队员。②准备阶段，每位队员选一个游戏角色，也就是所谓的“英雄”。③每位队员操纵自己选择的英雄，以击毁另一方的基地为目标，开始战斗。当然，如果我想摧毁对方基地，那么对手不会很开心，他会阻止我，我只有把他击杀掉才行；协助我击杀的队友，称之为“助攻”。此外，大家都是职业选手，对于游戏内的每一步决策，从选择英雄，到如何击杀，以及摧毁基地的路线都是充分理性的。</p><p>我们为什么要以这款游戏的历史比赛数据作为本文的主要样本来源？首先，英雄联盟比赛的赛事在赛季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就定下来了，这意味着当地污染并不内生地决定赛事召开。其次，一个比赛日内会连续召开好几场比赛，考虑到我们能拿到小时级的污染数据，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环境。此外，所有的比赛均在室内进行，这意味着外面刮风下雨都没事，只有空气污染会进入到室内场地；同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会面临一样的污染水平。最后，英雄联盟比赛需要极高的脑力投入，又基本不需要体力投入，这可以使得污染对竞争者体力的混杂影响降到最低，搭建一个脑力竞争环境。</p><p>所以，作者团队收集了2017-2021年所有的英雄联盟赛事数据，整理入库。具体来说：数据来源是LPL官网（https://lpl.qq.com/es/schedule.shtml）。时期跨度是2017年1月至2021年7月，共有2638场比赛，覆盖了11座举办城市和561个比赛日子。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指标呢？首先最基本的是哪些队员参赛了，他们选了哪个英雄；比赛是否胜利，每场比赛的击杀数量、助攻数量，比赛内获得了多少金币（比赛内分数的一个衡量指标），以及比赛时间。</p><p>当然，还有一些很独特的指标也被拿到了。包括选手选英雄所用的时间、在最终决定之前切换了几次英雄的选择以及最后选择了哪个英雄。这些数据需要挨个视频去看，需要很大的功夫。作者请了20位助研观看每一个比赛视频并记录相关数据。</p><p>下图是比赛相关的描述性统计，包括队伍击杀数量分布、队伍助攻数量分布、选手击杀数量分布、选手助攻数量分布：</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b930954e4b3d3c466d613e2a5368392f6c2d9c7c51172413a84d3120b24fe0f.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二） 高频污染数据</strong></p><p>由于一天内会举办好几场赛事，如果污染数据可以足够“细”，那就太好了。文章从国家环境监测中心（CNEMC）获取了PM2.5等主要空气污染物的小时频率数据。根据距离最近的国家监测站，我们确定2017年至2021年所有赛事主办场馆的每小时PM2.5浓度。</p><p>这里面的科学依据是，在气流频繁交换的环境中，室内外PM2.5的比率通常在0.6~0.9之间，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室外PM2.5水平来代表比赛期间室内人员的污染暴露情况。样本期间， PM2.5的平均值为36μg∕m3，最大值为258μg∕m3，标准差为28μg∕m3。平均PM2.5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超过水平（15μg∕m3）两倍以上。</p><p>03 </p><p><strong>基准估计</strong></p><p>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估计阶段。</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60c81169aa4bda40a9492b8259df2b2ef53f2912e8b43d3ab5abc0083d3d88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上式中，等号左侧表示队伍i在城市c、时刻t时面对对手j时的表现。包括输或者赢、击杀数量、助攻次数以及金币获得量，为了避免局内时间长短对指标衡量的影响，我们还将上述指标的统计单位定为“每十分钟”。此外，文章做了详细而复杂的固定效应：比赛对儿固定效应（ij一对）；比赛类型固定效应（常规赛还是决赛）；城市*年份*月份固定效应；日*周固定效应；节假日固定效应。此外，标准误聚类在队伍*赛季层面。下面是针对这一块的估计结果：</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027c9ac90a439eb991f10c60a993190eb69445bf53edefa4ebca09c642b038a.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实单独看这个表已经很有贡献了。过去无论是说空气污染对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里一丁点显著的证据都没有被发现。可以认为，在平均处理效应上，污染对于竞争表现看来确实会存在不同的效应。当然，厉害的研究并不止步于此。作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节效应，即强队和弱队。我们通过直观的散点图，发现空气污染会帮助强队的表现，而降低弱队的表现：</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8db609c046400c359f7b15bf9102ba02fa0bacaa2974492325bbb6b0b547b07.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画图时，强弱的定义为：若一个队伍在给定赛季内胜率高于对手方，则为强队，反之为弱队。为了更正式地证明我们的发现，需要纳入一个交乘项：</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c86a9beb9a73f21bc51a3f902126d87c3609988adf426cf88195cee5846f49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上式中，着重关注的是交乘项系数。其中Rel.Strong取1证明是强队。这里如何更细致地定义强弱呢？需要一个竞争力指标。为了衡量竞争力，我们在各赛季的样本内做如下回归：</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3e9bd5174064fe8dbd6bd09621657377ac207e6b01b2a80e62754ddd9a71871.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305e5b1e0d44705c4340afa0d54ef671697094451385.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下表估计了加入考虑调节效应后的结果：</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2ef4a3a06399779086b132eb78b6a851697094870406.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这里存在与第一个回归明显有出入的情况，对于一个弱队而言，PM2.5浓度会显著降低他们的游戏表现；相反，强队的表现得到了提升。作者称之为空气污染的“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这意味着，若空气污染增大，队伍实力的分化将进一步增大。</p><p><strong>机制</strong></p><p><strong>04</strong></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090b47ed9634b09175f2255c74c9d301697095119563.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78bc46456eb237064e3c91129717a631697094942190.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估计结果如下图所示：</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a1b899acc6c54e59b68313e15d5a0f41697094948347.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可见，相对实力的交乘项系数并没有什么变化，而绝对实力的交乘项系数却几乎为0，这验证了空气污染的分配效应依赖的是相对实力而非绝对实力。</p><p>2） 策略互动</p><p>策略互动是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玩家可能会知晓空气污染对他们自身以及对手的影响，进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大家会意识到空气污染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个前提，作者做了描述性统计，有关PM2.5水平和PM2.5的有关搜索指数：</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0dfe69257dced706da8b85f605513d81697094991230.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160a21b6e555107bb2bb2f0dd55ac741697095041072.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141b6b464dc9744c9163d2a1e6871b81697094998529.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84c5af0421de158b832b54f672c00921697095003808.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这里我们总结一下针对上面两个表的发现。（1）同上面的论述一致，空气污染的分配效应仅依托于相对实力而非绝对实力；（2）空气污染越严重，弱队的决策时间越长，弱队英雄选择的切换次数越多，弱队越努力；（3）空气污染越严重，弱队更可能采用一个出其不意的阵容，而强队往往趋于保守。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证实了空气污染对战队赛前决策，或者说队伍努力程度的影响。</p><p>既然这里探讨的是机制，上面的策略性互动怎么解释基准回归结果呢？作者四十多页附录里的十多页数学推导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大篇幅地去说，推文更倾向于交代结论：</p><p>第一，我们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并不总是会减少努力，反而会增强弱团队的努力激励，这一结果是由于团队最佳反应的非单调性。从直观上看，空气污染加剧，两个团队都倾向于减少他们的努力。然而，他们针对对手减少的努力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当弱者减少努力时，强者往往会更加放松；相比之下，弱者看到强者放松了，他们会激起斗志来争取获胜。因此，空气污染对弱者努力的总体影响方向其实是模糊的，但实证给出了正面的证据。即空气污染下，弱者会更努力地去尝试击败对手。</p><p>第二，实力较强的团队是否更可能在较差的空气质量中获胜，依赖于空气污染如何改变比赛环境的设定。换句话说，更努力的弱队之所以更趋向于失败，这取决于空气污染如何影响边际努力成本函数和球员之间的相对强度匹配（即竞争效应的大小）。</p><p><strong>05</strong></p><p><strong>评述性结论</strong></p><p>通过独特的、高质量的英雄联盟比赛数据集，作者在双方参与竞争的框架下探讨了空气污染的影响。有趣的是，空气污染会扩大强弱队之间的胜负概率差异，即污染的“分配效应”。在高污染下，相对较弱的队伍有可能付出更大的努力。</p><p>文章的研究结果对社会资源配置有一定的启示。如果竞争的目的是选拔和奖励高能力团队，那么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竞赛组织方遴选出高能力团队。然而，如果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不确定性和悬念（对电竞产业而言，制造悬念对增加观众数量和增加赞助金额至关重要），那么污染则会破坏这一目标。</p><p>文章结论具有开创性，跳出电竞这个实验设定，环境污染会如何影响各类博弈中的多方策略性互动，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开拓的重要领域。</p><p><strong>Abstract</strong></p><p>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environmental adversity affect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in cognitive-intensive settings. Using a comprehensive dataset of professional eSports tournaments and match-hour variation of fine particulate matters, we find robust evidence that pollution kills competition. Specifically, higher air pollution levels diminish the performance and winning odds of the weaker team in a matchup while boosting that of the stronger team,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them. We document two operating channels: (i) pollution leads to heterogeneous performance-reducing effects contingent on a team’s relative strength against their opponent, rather than its absolute competitiveness; and (ii) a weaker team adjusts their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differently in a polluted environment compared to their stronger counterparts. Our findings elucidate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dversity and underscore its influence o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p>
]]></description>
<pubDate>Wed, 11 Oct 2023 23:31:2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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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香樟经济学术圈]]></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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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对症下药”：定向创新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吗？——来自美国农业的证据]]></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d5e52daa81bc1b4301beca6a3a4de7465db4a8ce6d271b84da637e8bc057f62.jpg" data-ratio="0.630581867388362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73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图片来源</strong>：百度图片</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原文信息：</strong></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Jacob Moscona and Karthik A. Sastry. "Does Directed Innovation Mitigate Climate Damage? Evidence from U.S. Agricult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23）.</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1</p></section><section><p><strong>引言</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近年来，农业生物技术已经取得了革命性进步，同一时期，不断上升的气温显著改变了农业生产力。为应对不断变化和日益极端的气温状况而进行技术创新十分重要，创新也是美国农业部门应对环境挑战的重点。来自加州大学和来自密歇根大学的Olmstead和Rhode教授曾描述了生物创新如何推动了美国农业的早期扩张，历史学家也曾承认新型杂交种子对于抵御20世纪早期干旱的重要性。气候变化已然成为了生产率增长所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但人们对农业创新和气温变化的关系以及极端环境造成的经济后果知之甚少。</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文章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描述气候变化如何改变市场对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定向创新如何影响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量化了技术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损害程度，并考虑了内生技术变化后未来的经济损害变化。定向创新可以加剧或减轻总体的气候破环程度，利润激励会引导创新者远离扶持“生态输家”而向推动“生态赢家”前进，这与创新集中在规模最大、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的直觉是一致的。总之，本文着重回答两个问题：（1）创新对象是否转向了更易遭受到气候灾难影响的作物及与提高气候适应性更相关的技术？（2）创新方向的转变对农业部门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有何影响？</p><p>文章主要贡献在于：（1）为定向技术变革和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持，本文特别地关注创新在缓解气候破坏方面的作用，并从数量上阐明了定向创新缓解气候破坏的潜力；（2）人们长期关注温度变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本文采用更广泛、全部门的观点，并使用作物特定变异来衡量创新的适应性反应，拓展了关于创新在塑造美国农业生产力和克服生态障碍方面的经典文献，以研究现代气候变化。</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理论模型构建</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2</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文构建了一个农业技术内生响应气候变化引起的生产力冲击的模型。假设有作物和货币两种商品，作物是由i∈[0,1]的农场单位来生产的。每个农场都有一个生产力<span lang="EN-US">A<sub>i</sub></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e63e7c6f39af55e912dc7976d778cf634b47260186df47d05fc5016b0383583.jpg" data-ratio="0.536170212765957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模型有一种作物特定技术，每个农场使用其生产<span lang="EN-US">T<sub>i</sub></span>∈R+。位置i的投入生产率取决于内生的总状态变量θ及生产率<span lang="EN-US">A<sub>i</sub></span>。取给定作物价格p和技术价格q，生产函数为：<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7f8df0b40c63114c4104803dad1008c9ae8ec6dc2914f7e2e0651b85700fbb1.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164383561643835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92"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技术需求函数为：<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6edf1b6d7b51654ec40ca92ee76b1204eba328dcc70eb42252e2c8641179466.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56310679611650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0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创新者决定了技术投入的价格q和技术质量θ，边际生产成本为1−α，质量开发成本C。创新者对质量的选择为：<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d7cfca5e8aa2b4ae027a3d8b2de905d8d38a71205efbf3b33dd2fb1185436b9.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7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5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假设每种商品的需求都由一个特定作物的需求逆函数p=p(Y)表示，Y=Yi(a)dF(a)是总产量。</p><p>我们通过两种情况来说明农场生产函数中技术与气候之间的关系。<strong>定义1（技术的气候可替代性）</strong>：若<span lang="EN-US">G<sub>12</sub></span>≤ 0，则技术进步是气候替代品，能减少气候条件对产量的边际影响，如研发耐旱作物，其在恶劣环境中能保持产量；若<span lang="EN-US">G<sub>12</sub></span> ≥ 0，则是气候互补品，增加了气候条件对产量的边际效应。如生物技术创新后适合特定生态条件，其波动的容忍度较低。</p><p>1. 创新的方向。开放经济下，作物价格固定为p，技术变化方向取决于创新的气候可替代性：<strong>命题1（技术方向：固定价格）。</strong>若气候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转移，θ在技术是气候替代品时会增加均衡；或θ在技术是气候的互补品下平衡会减弱。在创新是气候替代品的情况下，农民更愿意为气候较差地区的技术改进买单。两种情况下，破坏性气候对生产和技术投入需求都具有负冲击。若价格能调整。破坏性的气候冲击、固定的技术和投入下导致作物短缺而提高价格，这是对负冲击的一种价格对冲，增加了技术价值、边际产量，从而提高了创新者的边际收益：<strong>命题2（技术方向：弹性价格）。</strong></p><p>2. 创新和应变能力。特定条件下，定向创新降低或增加了生产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A,p,θ)为价格p、技术水平θ和生产率为A的农场利润，弹性为利润对天气敏感性的负值：<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0953cc1abc726d7557b651ff4d5096db1062c0eeb809e44beb9416b21f6c207.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94174757281553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0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推论1（适应性）：</strong>i.若技术是气候替代品，R(A,p,θ’) ≥ R(A,p,θ)；ii.若技术是气候的互补品，则R(A,p,θ’) ≥ R(A,p,θ)且θ ≤ θ；iii.若技术是气候的互补品，则R(A,p,θ’) ≤ R(A,p,θ)和θ’ ≥ θ。</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3 </p></section><section><p><strong>数据和测量</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为测量温度变化对生产力的冲击，文章使用PRISM气候组1950年以来的4月至10月生长季节中每日网格级县级的温度数据，并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生态作物数据库中对个别植物物种的最高生长温度的数据相匹配，以测量一种植物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内暴露在极端高温下的潜在风险。</p><p>为衡量创新程度，通过美国农业部的《品种名单》中汇总了所有出售植物品种及其引种时间的综合数据，我们使用该清单进行的主要分析包括69种作物，包括所有主要谷物、油籽和饲料作物，以及美国种植的大部分蔬菜。另外，通过1970年引入的所有植物品种保护证书（PVP）数据库，我们使用作物颁发的证书数量作为衡量作物生物技术发展的指标；使用农业专利类别中特定作物专利的数据库来衡量所有技术阶层的特定作物创新，此外，其中包含的气候变化、耐热性和耐旱性等专利数据使我们能够研究生物技术之外的影响并搜索发明专利的特点。</p><p>我们使用1959年的美国农业普查来衡量我们研究的所有作物在美国各县的种植面积。在农业成果方面，我们结合1959年至2017年的美国农业普查数据衡量每英亩农业土地价值，与气候特征相联系并构建了十年期面板数据。</p><p>为估计在t时间点i位置作物k的气候困境，首先测量县比热暴露程度，以超过特定阈值T的温度随时间的积分来测量热暴露值。通过最高、最佳温度来整合作物的特定信息（<span lang="EN-US">T<sub>k</sub><sup>Max</sup></span>），县i、时段t和作物k的极端温度暴露定义为：<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dc1272f66482b5fa7971eed0c90e33be19edab7873631c2f07c1fa6568f3404.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078260869565217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6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策略及分析：技术创新与作物</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4</span></p><p><strong>1. 实证策略</strong></p><p>（1）作物极端高温暴露程度。对所有县的位置-作物-时间测量值求和，以各县在美国该作物总种植面积中所占的份额为权重：</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aaf0589440711ae8315f5612c28991d2effb110eb2933b19e6d447396e69e98.jpg" data-ratio="0.1169102296450939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7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图2显示了<span lang="EN-US">ExtremeExposure</span><em><i><span lang="EN-US"><sub>k,t</sub></span></i></em>和作物子集的新品种发布几十年来的变化。品种发育的变化与暴露在极端温度下的变化一致，大多数作物都经历了暴露于极端高温的增加，增加时间因作物特性而异。</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ecb916209fe787a32fd1053642f2d6fd294cb50c27bd4311b33eb5b1d41c20f.jpg" data-ratio="0.3959131545338442"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783"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b709ad7ede140284b7e84f7adbe8cc55d168f3910c3a19543464ec933a89c52.jpg" data-ratio="0.838235294117647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952"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2）基准回归方程如下：</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dc35897ad750cb31713df8cfa8c9ecf78a7e37cbb08950b62e89f6429f3061a.jpg" data-ratio="0.06693711967545639"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93"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 lang="EN-US">y<sub>k</sub></span>是1960-2016年间为作物k开发的新种子品种数量，<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a90a048ad8d122d1cf73976aafa89051dd31c819ec4a41f0971799bbf89fb75.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11111111111111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是研究期间作物水平极端热暴露的变化。</span><span lang="EN-US">X<sub>k</sub></span><span>是控制变量，包括总耕种面积、前期创新趋势和前期气候措施。</span></p><p><strong>2. 实证结果</strong></p><p>表1第一列中，只有<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d21c4a7bc438171a975276c50ffd6edacf69eab784abd1f8779687c22219468.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176470588235294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0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和总收获面积对数作为变量，δ > 0说明品种开发的创新是针对受温度变化损害更严重的作物。其余列分别控制了前期各作物土地上的平均气温和平均降水量（第2列）、1900-1960年各作物发布的品种数量（第3列），每种作物的截止温度、</span><span lang="EN-US">T<sub>k</sub><sup>Max</sup></span><span>和截止温度的平方（第4列），估计系数基本一致。列5控制了样本期内每种作物平均温度的变化，结果说明极端暴露程度是独立于温度变化外的冲击。列6表明缩短样本区间，结果依然相似。</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f612429b1462d34bd845d259066116d4412e679e66aaedaa0757e6e2753eba5.jpg" data-ratio="0.4032258064516129"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6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图3（A）表示极端暴露程度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d9bcac1f652daff43c87ceaea45db2014f2bee21dfb9b8add6cedd0997e1f69.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1176470588235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与</span><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53f60ab3cae9e4155132faa3f8643e69391130c927b0a2eec32e933e5fc8f57.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195652173913043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8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显著正相关。（B）说明1980年到现在的极端温度暴露与1950年到1980年的</span><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d9bcac1f652daff43c87ceaea45db2014f2bee21dfb9b8add6cedd0997e1f69.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1176470588235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之间的关系不显著。</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db155088d06df87528eab7653ae93db4e936fb762bb41040a64d869361be822.jpg" data-ratio="0.43271221532091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9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稳健性检验方面，文章使用从PVP证书数据替代和独立构建的新植物品种测量方法排除测量误差；虚假设定的一个可能来源是农业条件和创新的地理趋势、只测量100子午线以东的气候损害时以及测量了特定作物对靠近美国试验站、保险覆盖范围、补贴支付、贸易暴露和生产者的财富5个因素的暴露程度，排除其他因素干扰；更换回归方法结果依然稳健。同时以先锋公司的最佳AQUAmax和孟山都公司的drought tgard两大案例作为现实依据。</p><p><strong>3. 进一步分析</strong></p><p>（1）对技术反应的时间。温度变化和创新都是长期过程，图2初步表明技术发展与温度变化在同一年代发生了反应或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滞后。为具体回答该问题，建立如下模型：</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ee10c6f6fd4c40b57e495add3450a61d332677b87c08e71a348465a226f21d2.jpg" data-ratio="0.1107828655834564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677"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被解释变量为在t年发布的作物新品种，极端温度暴露的前或后一组值用t表示。图4结果显示在温度变化冲击的十年中，品种发育显著增加，并在后十年中持续。</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c1d4d5f7e2647ba5c7971f2b5603c0c3219aee91f965bd12b6d59a4c2f22095.jpg" data-ratio="0.79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0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2）作物异质性。针对市场规模、作物可转换性、作物生产的季节性和价格反应性，作物是否靠近美国试验站，发现大市场规模的作物对气候困境的反应更明显；更容易转换的作物具有的技术发展对气候困境的弹性取决于它的技术气候替代性；能够承受较低温度的作物对气候困境的反应不明显；离美国试验站更近的作物会受到更大影响；作物在价格反应性上无差异。</p><p>（3）发明者异质性。将每个申请人分类为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大学，分别对每个申请类别进行回归，发现对私营部门申请者有很大的显著性影响，表明技术转向由私营部门驱动。</p><p>（4）跨技术类型异质性。使用表2中的非气候和气候专利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对第二种技术的影响显著。图5说明作物级气候灾害和与气候相关的作物级新专利技术所占比例之间显著正相关。皆表明气候变化直接增加了与其相关的新技术的发展。具体地，气候变化对施肥、种植和播种技术和土壤耕作技术的创新影响显著。</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33223bd5b75aea4a5a6f48e47a019fbe4d9a20027677fe57e599b217515b7f5.jpg" data-ratio="0.769230769230769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52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5）其他气候冲击影响。主要集中在极端高温的影响分析上，即极端寒冷和干旱。为测量作物在极端低温下的暴露程度，使用来自EcoCrop数据库的下限温度截断值，计算出每种作物在该阈值下的暴露温度：<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b051adff80bd6521f516a499102d31ecee95e9733ed16fd7ae81cfe10c462fa.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3392857142857142"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2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90f9295868976e1037f2f791e7889e04e15ee54c0444d97baeb741680768979.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687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32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为测量作物水平的干旱暴露程度，有：</span><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c7a98431fb0e29ee2dd719372ec9eac593a22e7f8cc4b58b233f734659c01b3.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97005988023952"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33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未发现暴露在极度寒冷的环境中会影响创新，干旱总是低于极端热暴露影响程度的1/3。</span></p><p>（6）创造新市场的影响。农民可能会通过改变他们种植的作物来应对温度的变化。我们发现农民不再种植受极端高温影响更大的作物，转而种植当地条件更有利的作物；其次，极端热暴露与技术发展关系不显著；第三，我们发现热引起的市场规模变化与生物技术发展正向相关。</p><p>（7）应对全球损害。本文分析主要集中于美国，将网格化、逐时温度数据集与地理编码作物级种植数据相结合，发现结果平缓，表明为美国开发的特定作物技术可能无法满足世界各地的需求。</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5 </p></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策略及分析：技术创新与经济效应</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1. 实证策略</strong></p><p>（1）县的极端热暴露程度。为测量县i的极端热暴露程度，我们估计了该县平均作物特定极端热暴露程度，按作物特定种植面积加权：<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d1a1a9d878a30c4bae5ef683ae18babf25231c75f45fd607b3afc4588f2aff7.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2592592592592592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县级极端暴露纳入了作物在热感度方面的特定变化，研究发现1950年至2010年县级极端暴露变化与同期农地价值变化之间关系显著，其对作物生产收入有负影响，而对非作物生产收入无影响。</span></p><p>（2）县创新暴露程度。通过对全国所有作物的极端高温暴露量的取均值，按种植面积加权，计算各县创新暴露程度：<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c99d0946d6d3fb06d17d0256565c8973f03fd33e67ce8487f9982a73e33ceca.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28571428571428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3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923a0e53c019529bb3f92ce14bac474251bb9b3377d36edbbdd45a0b309d9c5.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4696969696969697"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32"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af55c955bfcc3aa17f1b73a7d59d7213a64f3c91515d3bf18e3d7a10d697d0.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864406779661017"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35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span></p><p>（3）使用农业用地价格作为因变量，<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0835dcc36b1c91a2c69b7c5e0113cf172ab2e9297da9f0ebca8a7ff56e8efd6.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666666666666666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4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是每英亩耕地的农地价格。为研究创新在缓解温度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方面的作用，建立以下方程：</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b1fa705e3b7a1c98b495ef0b8d0fb12ede43e8446e1db1a80e722b8caf0dbb4.jpg" data-ratio="0.1129629629629629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2. 实证结果</strong></p><p>表3展示了估计结果，表明技术进步的对象是易受损的作物，并使其具有更强的适应力。</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cd3664df4ff3e7112b2d68527f4e85e3351ee77a1f3c5cb7f87da2a020fa9c4.jpg" data-ratio="0.4611464968152866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78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6显示极端高温暴露对创新暴露分布的边际效应，在受定向创新影响最大的县，极端高温对土地价值无显著影响。</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b2f45a61b23fdf8e56f0ee97577ba016d94e2dedbf24c6127565226098dce6.jpg" data-ratio="0.790865384615384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1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稳健性检验方面，文章通过更换因变量指标（收入或利润）；利用USDA的全国农作物生产者价格数据，构建衡量各县10年产出组合价格的指标；替换固定效应、剔除100子午线以西的县；考虑长距离的空间相关性。以上结果都高度相似。</p><p>为衡量每个县所种植作物的平均市场规模，计算i地区所种植作物的平均全国市场规模：</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8e9edec666d3c23c91d72c90121def6c5d38706ad1a340061500e0b76566426.jpg" data-ratio="0.12322274881516587"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4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附录A22显示县级极端暴露度、创新暴露度和作物市场规模之间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正相关，说明创新导向最强烈的作物是驱动创新暴露对土地价值下降缓解效应的作物。</p><p><strong>3. 进一步分析</strong></p><p>将估计结果和模型相结合，以量化样本内外创新对缓解气候损害的总体效应。首先定义一个无气候变化情景：</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608691083a26dbdc6ab5107c615e4e1f98d436349143ceea01e43f2d26fbe0d.jpg" data-ratio="0.1379629629629629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次，定义一个基于<span lang="EN-US">t<sub>0</sub></span>气候的无创新情景：</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9ab138e1a73fb6d8ec143bfc5f32e22a7a36aeb016f0a1f9b5c3637490794e5.jpg" data-ratio="0.1268518518518518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在没有和有气候变化但没有定向创新的反事实情景下美国耕地的总价值对应数据<span lang="EN-US">AgVal<sub>t1</sub><sup>NCC</sup></span>和<span lang="EN-US">AgVal<sub>t1</sub><sup>NI</sup></span>。以下表明在有和没有创新下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44c29b72f76799e7d4b27c98369b449b695092e57af0da9a7e6fce6b844c4d4.jpg" data-ratio="0.0972515856236786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94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下式是技术进步所减少的损害，作为缺乏创新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反事实损害的百分比：</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33ebe30f25ae13e68c04c37784efd105bc9b0c632a914f289bbaa49c160d036.jpg" data-ratio="0.11717171717171718"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9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7是对1960年来因创新而减轻的温度损害程度的估计及有无创新的总体损害程度。第一列显示创新减轻19.9%的气候变化损害，相当于美国农业土地总价值的1.7%，约为240亿美元。第二列中损害增大，而缓解程度基本不变（19.0%）。第三列使用了直接控制价格，结果与基准结果相似。</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b2aacabef43f3bbcedd2f84223c49db54bb63c6b946a9d865ddb819101ce8c4.jpg" data-ratio="0.761702127659574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最后，使用与样本内反事实相同的方法来量化技术在减轻未来气候损害方面的作用。使用代理/模式混合集成方法的预估日温度。并结合Hsiang的区域气候估计法，使用均值来预测未来和近十年美国各县每个相关截止温度以上的华氏日数变化，并利用2012年农业普查的作物种植面积来估计县级温度损害，构建总损害估计方程。图8显示创新减少了13%-16%的损失，到本世纪中叶和本世纪末，定向创新将分别恢复美国农业土地总价值的1.9%和2.8%。</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f994311f09d6140fef88eb2e579193c13b269d61daa357c7fc6355225bd9ef9.jpg" data-ratio="0.6421052631578947"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5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9比较了定向创新对温度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害的影响和对碳排放的影响。聚焦于2050-2059年，发现RCP 6.0是最好的浓度途径。且当创新停止时，更具破坏性的浓度途径的百分比损失会增加，研发破坏性减排技术的激励机制与控制温室气体浓度的减排技术可能是替代品。</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6cd725ef823a8055ecb361d092b975e5a6eb92b673d42553e45100344704b4a.jpg" data-ratio="0.558058925476603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577"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结论</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6</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文章聚焦美国农业，发现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负影响，这类创新更多地研发于与环境适应相关的农业技术上，并针对于更易受影响的农作物，受到创新技术发展影响的县在气候变化下，土地价值变化更为平缓——自1960年来，技术进步减少了美国农业因极端温度造成的20%经济损失，预估在之后一个世纪中会持续减少13%-16%。但这并非万灵药，以美国为例，作为一个农业规模相对庞大且富裕的国家，其在农业研发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事实上，80%的气候破坏并不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此外，立足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进步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美国的定向创新仅对美国内部的气候灾害有显著作用，即富裕的研究密集型国家的创新效应可能不会提高全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甚至还有少数国家的定向创新可能会加深全球农业生产率差距，这值得进一步探索。</p><p><span><strong>Abstract </strong></span></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This article studies how innovation reacts to climate change and shapes its economic impacts, focusing on U.S. agriculture. We show in a model that directed innovation can either mitigate or exacerbate climate change’s potential economic damage depending on the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new technology and favorable climatic conditions.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technologic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we measure crop-specific exposure to damaging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crop-specific innovation embodied in new variety releases and patents. We find that innovation has redirected since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oward crops with increasing exposure to extreme temperatures. Moreover, this effect is driven by type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most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We next show that U.S. counties’ exposure to induced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dampens the local economic damage from extreme temperatures. Combining these estimates with the model, we find that directed innovation has offset 20% of potential losses in U.S. agricultural land value due to damaging climate trends since 1960 and that innovation could offset 13% of projected damage by 2100.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vital importance, but incomplete effectiveness, of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s a source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p><p><span><strong>推文作者：</strong>包梦菲，湖南大学2022级应用经济学研究生</span></p><p><span><strong>联系邮箱：</strong>bmf199911@hnu.edu.cn</span></p><p>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br> </p></section></section></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Tue, 10 Oct 2023 23:30:0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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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香樟经济学术圈]]></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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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逻辑：试点制成效几何？]]></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95bbc7ae30b494c0c40b19f06ccdc7f5adfe45263ebf19a07fd4fc92d82b2a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片来源：来源网络</p><p>原文信息：Shaoda Wang & David Y. Yang (2022).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Learn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ision requested [Current draft (September 2023)]</p><p>01</p><p><strong>引言</strong></p><p>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全国性政策的出台前都会在一些地区进行政策试点，如果在试点地区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会大范围进行推广，甚至写入国家法律中。这种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选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做法。通常，中央政府会在省级选择试验点，然后省级政府将试点委托给所管辖的地级市或者县。试点地区会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灵活的政策创新。</p><p>一般认为，进行“由点到面”的试点可以减少国家的决策失误。但本研究基于652个政策试点样本发现：试点选择的代表性、参与试点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额外激励、中央政府对政策试点结果的简单解释等问题会减弱对政策有效性的评估，从而使政策推广后效果不如试点地区。</p><p>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策试点制首次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并发现了政策缺乏可推广性的关键原因，为政策实验和政策学习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p><p><strong>政策实验的数据和特点</strong></p><p>02</p><p>作者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北大法宝”平台上收集了1980年至2020年所出台的包含有“试验点”和“试验区”关键词的19812份政府文件。其中，中央政府文件4399份，地方政府文件15413份。根据主题将具有相似目标的政策进行合并，最终确定了652个不同的政策试验。</p><p>在数据特点方面，作者首先提取了试点的启动时间，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政策试验的数量较少，而从90年代末开始急剧增加，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减少。近十年的变化可能因为许多部门从M型转向U型垂直管理。其次，作者绘制了按省级进行数量汇总的试点分布图，并将试验分为中央指定与地方自愿参与，发现42.6%的试验是地方政府自愿参加的。</p><p>作者根据中央结束试点的文件发现，42%的政策试点最终上升为国家政策，而58%的政策未进行推广。根据文件中是否制定详细全国推广时间表、是否在五年规划被提及等衡量了政策的事前不确定性。同时，作者还测量了一些辅助特征，比如中央政府是否对试点给予财政补助、地方政府如何将资源分配给试点领域，构建了属于同一政策的地方文件成对相似性矩阵，来衡量跨时间和地区的政策差异。</p><p>03 </p><p><strong>概念框架</strong></p><p>为了指导实证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强调了试点期间影响政策学习的关键因素。</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f5abf0aea435998d1987e98c70c046b222d0d373be48011c09b14bb67dfbe0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上式中，<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ffb13e2854ec263f2079e431e902dc6fa0b53979650d4003714eadc44bd6b1b.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观察到的政策试验效果，<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7e49b339629bde6badb5a674909c3dacc019bfd6bbf18e2d89946b40dcf3b50.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指特定政策，<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0a2fbb704239bec7f1f37bdf1e9056bfed29e51830cac65827b89f9fddde44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指试验前试点地的社会经济特征，<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95176d1a9a1fe418d52b90eb3e5fb95a31c8d45da2e7496754eea8c6e72cd6b.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指试验期间当地官员的激励和努力。<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fa212abe5ccf56bc98488c089b522546619a9014cc204654784286b02b77b4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在平均经济特征和平均官员激励情况下的试点效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使得<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a63ef47cbdd164905f1c3e6f5547af41103032c62e3cef847f86470a99790b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与<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d3cb94f7c37039d8516b710f43634efc7243cba6e994767fb623d2763deb028.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存在差异，首先是选取的试点的经济特征不能代表平均水平时，比如在富裕地区进行试点后在落后地区进行推广，这样的政策效果没有可比性，用<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dd2a97c9d583e4e884c9277898c5437dfe8652e4600779b68cae557e69dc7bc.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来衡量这种异质性效果。其次是地方官员受到的激励程度不同，用<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1cd2d2cf062d5bad57d729ae07736772c0eb31223e36ab395ef17a97382c4e7.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衡量这种异质性效果。<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6554b16420330efa4b9ca83e08ecf6f1cdf0883a1283a1878372e1d8b28cc1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与经济水平和官员激励相关的扰动项，其与政策试点本身无关。比如降雨量可能会促进某地经济增长，进而影响试点效果。</p><p>基于此，将中央政府决定是否在全国范围推出政策的规则表示如下：</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0f2456e15e61a100f83ba30f0919a87faf60a63c8d826281e046ce0de2d77d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当<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857ad9d2c7bbd88ec10319e5998aecc3102512475c3235eb381c21ae8b054e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了样本选择偏差，所追求的是政策推向全国后的平均政策最大化，而当<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32c94f8dd7211e84d357cab30ccc4813c3ab86961574ca7d2151712c57a2af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时，中央政府评估政策出现选择偏差。当<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600a48bb73d865707a607b258a083b7b8185afc3adeef57c1e00e463c84a3cf.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时，中央政府同样缺乏成熟考虑。而<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d8db4ab7b78e570b2973c032c2fd4e506d4131a64df948f22bcd9c9c3b5334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衡量了试点期间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如地方政治稳定。</p><p><strong>实证结果</strong></p><p>04</p><p><strong>1.试验地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strong></p><p>作者对参与试点和不参与试点地区试点前一年的地方财政支出水平进行比较，对两组之间地方财政支出没有显著差异的零假设进行了t检验，统计量构造如下：</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99fcd035976c3177dec54b562fe48198d5998c9ff3e20a3e1c8e8488f22ec4e.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比较是在同一省份下不同的县之间进行的，而针对大约四分之一试验只有一个试验点的情况，作者将一个点与随机选择的四个单点试验合并，再与非试验组进行比较。t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ec80e72adcb23606919c36ae33809f61cba23c3d6db353c25c64cb43154404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保守统计，可以在63.3%的试验中以10%的水平拒绝原假设，这表明大多数试点选择的地区经济状况相对较好。随后，作者又针对每个政策领域的试点进行了检验，发现了相似的试验地选择模式，如农业政策试点通常在农业产量高的地区进行，人口政策试点在人数较多地区实行等。</p><p>作者对这种现象给出了几种解释。第一，中央政府确定性比较高的政策可能会选择优势地区进行试点，如中央在试点前就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推广计划，但检验结果显示更确定的政策不会选择更好的地区。第二，对于复杂的试点政策，更富裕的地区政府治理能力更强，可以提供更准确的试验信号。通过检验发现该解释成立。第三，央地政府之间存在利益错位，中央政府希望试点地区具有代表性，所选择的省级层面地区较为平均，但省级随后确定的市和县都是比较好的地区，出现了委托-代理问题。</p><p><strong>2.试点是否引起地方政府策略性努力？</strong></p><p>首先，作者关注了参与试点对官员晋升激励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官员的任期内所参与的试点政策推广到了全国，那么晋升概率增加了23.5%，并且政策试点数量越少，晋升概率越高。</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98b13b69bb8e33e134ccaf28d76cc5b244a3c39af75533741100b3c8e54c26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激励，可能会增加试点领域的财政支出，从而改善政策效果。作者将每个政策试验与相应地区财政支出六个领域之一相匹配，使用三重差分法进行检验。</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194b2641ee3f135a8d81465799151b5951ed0d9be92e503ea2b91f98a7ca2be.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如上式，<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809af9e832cdddf5537cdca995062c83395bc5e4df05cebade10a39c7d2a49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t年i县在k领域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率，<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2081fda3a69207a2179a42f2d144253e0318e2a3fdadda3fcebfa8f015578da.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t年i县在k领域的试点政策数量，<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59d9489832505bfe753abbccdd7d240d5d22df600cdb790d75d06774ce8ac09.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地区-年份固定效应，<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390d701eed1a0292669100d48f56790fefc78d77e7ab908858d8b5f26e4d4ac.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领域-年份固定效应，<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cf36b8c57d7b9686118d3f73b5d268f15280c43a4856b018d0c910a75cbdaa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地区-领域固定效应。结果如下表所示：</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c01bb2624fd4bd18a637e370fc576c35931ed6ce62727b17465a903424663f8.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一项试验使相应领域的地方支出在总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增加了约1.3%，当地方官员面临更大的激励时，试验所在领域财政支出比例增长更大。作者发现，当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后，非试点地区的相应财政支出并没有增加，而试点在试验地区完成后，该地区相应财政支出停止增加。这说明这些增加的财政支出是试点所带来的激励。并且利用成对文本相似性分析发现，对于政治激励较强的官员，其政策文件在实施细节方面更具有差异性。</p><p><strong>3.中央政府是否有效评估了试点效果？</strong></p><p>如果在试点期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由于其他冲击而增加，使得当地经济水平提高，这可能会影响中央政府对试点效果的评估。作者关注了试点期间县级农用地转为住宅用地所获得的土地收入（即土地出让金），这笔收入占地方预算总收入的75%以上。作者使用工具变量法研究了土地额外收入对政策推广全国的影响，模型如下：</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85003b0dbfd139421b91a71d835f5311f27144d562dac9d431ece6df4cc892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根据相关标准，坡度在15°以下的土地才能被用作建筑用地，并且土地价格会受到国家利率变动的影响，而这两个因素并不会对政策推广有直接影响，因此，使用15°以下的土地指标与利率的交互项作为土地收入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下：</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c01e6f546d669310b7b80153f1848b8a27e0aec7401303916b9c8e4d5265f4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土地收入显著地影响了政策推广，这表明地方政府在评估试点有效性时没有排除地方财政因素影响，将试点结果简单归因为政策的有效性，从而推广了政策。</p><p>地方官员的更替所导致的政治激励的变化是否也会影响中央对试点政策的评估？作者估计了如下模型：</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5dbd13e6b6140fbf0a6fd77d67de65adfa4fb477a6d2fe9b542160e057cbb4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如上，<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7039ab2366a54c44ffb886bff926a6575557aa6afd4562fa0e8fb23d52ea1bf.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政策向全国推广的指标，<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079d1003d3690131e4a17913929ab54919f74946c677eb08ae121a3e6c780b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政策p在i地区试点期间当地党委书记的变动指标，作者根据试点期间官员年龄和级别构建了政治激励的指标<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b1be6c06c10c908342a32794d5e1d483be880cc261ce24b609a4c567e8836c7.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而激励的变化指试点期间现任官员与继任官员激励指标之差。模型将激励增加和激励减少对政策推广的影响分开进行估计，并包含了年度、部门、和省级固定效应，结果如下：</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5fe08ba0177d2da10e93283fb42aeaff08291ddc378a12acfdedc284b415fde.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这表明单纯的官员变动不会影响政策推广，但是当继任官员政治激励比前任更高时（比如一个年轻官员与退休官员），政策效果更有可能被中央认可从而全国推广。在低风险的政策以及试点结束时发生的官员更替，政治激励作用都很显著，这说明中央对试点效果的评估也没有排除官员激励的影响。</p><p>05 </p><p><strong>结论</strong></p><p>本文对中国四十年来广泛应用的试点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发现了三个基本事实，即试点的选择更偏向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地方政府会对试点政策更多倾斜资源，以及中央政府在评估政策试点的成效时未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使得中央观察到的政策效果并非政策本身所带来的，从而在推广到全国后政策有效性不尽如人意。</p><p>在真实的环境中，政策试验和政策学习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约束和扭曲，政府推动了政策试验的启动与实施，所收集到的信息也会存在偏差。本文的研究与研究联邦制下地方政府主动进行政策试验的文献形成了对比：自上而下推动的政策试验能克服信息搭便车以及试验不足的倾向。尽管政策试点可以促进改革和避免决策失误，但要注重试验进行的方式，否则收集到的信息不会导致更好的决策。</p><p><strong>Abstract </strong></p><p>Many governments engage in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various forms to resolve uncertainty and facilitate learning. However, little is understood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experimentation, and how the structure of experimentation may affect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outcomes. We describe and explain China’s policy experimentation since 1980, among the largest and most systematic in recent history. We collect comprehensive data on policy experiments conducted in China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We document three facts. First, about 90% of the experiments exhibit positive sample selection in terms of a local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career driven local politicians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experiments’success, and such effort is not replicable when policies roll out to the entire country. Thir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not fully sophisticated when interpreting experimentation outcomes. Under certain experimentation objectives, these facts imply that policy learning may be biased and national policies originating from the experimentation may be distorted. Taken together, while China’s bureaucratic and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make policy experimentation possible at an unparalleled scale, the complex political environments can also impose limitation on effective policy learning.</p><p><strong>推文作者：</strong>李俊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p><p>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p>
]]></description>
<pubDate>Mon, 09 Oct 2023 23:31:1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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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香樟经济学术圈]]></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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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地方官员如何应对“既要、又要”的混合目标？]]></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5729ea95c5a0b7293b2708c9b1a1d0072bd8c6121376074f93b9bce361cd1b5.jpg" data-ratio="0.7425925925925926" data-s="300,640" data-type="jpe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图片来源：</p><p>https://mp.weixin.qq.com/s/A6kwNxC6oKD0LGzXDsqMVw</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原文信息：</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Cao, Guangyu and Weng, Xi and Xu, Mingwei and Zhou, Li-An, Hybrid Contracts, Multitasking, and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s (May 25, 2023).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4083512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4083512</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1</p></section><section><p><strong>引言</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中央政府对经济增长、民生保障、脱贫攻坚、环境保护等多方面都提出了要求与政策，需要地方政府这“一根针”来具体传达、组织和落实。若将中央-地方政府看作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这种混合目标激励反映了经济学中经典的多任务代理问题（Garicano和Rayo，2016；Holmstrom 和 Milgrom，1991；Baker，1992）。</p><p>现实中，代理人收益与绩效指标成正比的线性激励合同并不是解决多任务代理问题的唯一方法；实际上我们观察到的混合合同往往是其中一项任务达到最低水平要求即可（强制性目标），同时另一项任务要求绩效越高越好（预期性目标）。例如，中央政府规定了一年内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的最低天数，若未完成该目标，地方官员将受到惩罚，但超额完成目标，官员也无额外奖励。在保证最低目标完成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越快，越有利于地方官员晋升。</p><p>在上述空气质量最低目标控制的过程中，存在两个外生的时间断点：一个时间断点是对于失败样本，在该日期后，尽管本年剩余每一天的空气质量均为优良，但都无法完成目标（“注定失败”）；另一个是对于成功样本，存在一个提前完成目标天数的时间断点（“提前完成”）。地方政府从年初起开始努力改善空气质量，直到目标完成状态转变为“注定失败”或 “提前实现”时，官员的激励会突然发生变化。</p><p>本文则借助这两个断点，使用断点回归（RDD）方法探究了地方政府如何在多任务背景下对存在最低标准的混合激励合同做出反应。研究发现，注定失败后，城市空气质量会显著改善；提前完成目标后，城市空气质量会显著恶化。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压力较大的城市，失败后的改善会减弱，提前完成后的恶化会加剧。</p><p>本文结论贡献了以下三类文献：首先，本研究展示了具有最低标准的混合合同如何激励中国地方官员在空气污染治理和经济发展之间平衡，贡献了多任务代理问题中只关注线性激励合同的相关文献。其次，本文丰富了环境规制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文献。最后，本文将地方官员的本地偏爱解释为内在动机，将政治激励解释为外在动机，贡献了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之间相互作用的经济学文献。</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数据</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2</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AQI 指数：</strong>AQI是由六种主要污染物浓度构建而成的综合指数，成为上级政府监管环境的主要指标。为方便后文实证结果的解释，本文将AQI标准化为 NAQI，即NAQI= 500−AQI，NAQI越大空气质量越好。AQI数据来自中国空气质量在线监测分析平台。</p><p><strong>地级市空气质量优良的最低天数目标：</strong>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对应着AQI≤100。空气质量目标信息来自省级政府发布的公开文件，以及省政府办公厅或省生态环境厅等相关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申请的反馈。</p><p><strong>气象条件：</strong>包括最高和最低温度、风速类别变量以及当天是否降雨或降雪，这些数据来自各地级市发布气象条件的公共网站。</p><p><strong>市委书记信息：</strong>本文从媒体报道及百度等相关来源提取了市委书记的就职日期、任命时的年龄，并构建了地方官员自身职业关注程度的代理变量（Wang et al., 2020）、城市现任市委书记是否曾在同一市工作过的虚拟变量。</p><p><strong>企业信息和二氧化硫排放：</strong>为了给地级市层面的实证结果提供微观基础，本文从省级人民政府网站，获取了使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的上市企业名单和“企业-日度”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了便于对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我们进一步从天眼查获取了上市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就业规模和行业信息。</p><p>本文将上述来源的数据合并到“地级市-日度”面板中，并删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省、西藏和河北省四个省级行政单位，最终获得了 2015 年至 2019 年期间24个省份 311个地级市的样本。研究期间，这些地州共有788名市委书记。</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3 </p></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策略</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文分两步实施 RDD 分析。首先，研究使用完整样本估计方程（1）。在该步骤中，无论该市当年是否存在空气质量优良的最低天数目标，都会进入回归（1）。</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f5f2d79f4287c9726bf719b425000db64ff6f67cd2e53a84b21e3fa026d42b0.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0648148148148148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然后，我们将方程（1）获得的噪声较小的残差 NAQI_Rescyd 作为子样本 RDD 估计的结果变量，估计方程（2）：</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89057b3f0185246f43fd73a1b7452c0243e5c25fa6134da11cb9c44d55c57ce.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04444444444444444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下标c、y和 d 分别表示地级市 c、日期 d 和年份 y 。式 (1) 中,和分别代表城市固定效应和日历日期固定效应。包括一系列控制变量, 他们为最高和最低温度、是否降雨、是否降雪以及编码为的风速分类变量; 地级市和星期几的交互固定效应, 地级市和每月第几周的交互固定效应，地级市和月份交互固定效应，地级市和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以及现任市委书记固定效应。</p><p>式 (2) 中, NAQI_Rescyd 表示从等式(1)获得的残差。是驱动变量, 负 (正) 值表示 “断点” 日期之前 (之后) 的相对天数。是完成状态的虚拟变量, 如果, 则取值为 1 , 否则取值为 0 。是驱动变量的多项式函数, 它与的交互允许结果变量在 “断点” 不同侧有不同的趋势。在基础回归中, 失败年份和实现年份子样本的带宽分别为35和15 , 并且的函数形式为具有均匀核的局部线性形式, 标准误聚类在地级市层面。</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主要结果</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4</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4.1 断点回归的结果以及图形证据</strong></p><p>断点回归的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前三列、后三列分别为失败子样本和完成子样本。第(1)列和第(4)列中为第3节中基础回归的设定，使用局部线性回归、均匀核估计；第(2)列和第(5)列中为使用局部线性回归、三角核估计的结果；第(3)列和第(6)列中为使用二次多项式回归、均匀核的结果。表1中圆括号内为聚类在地级市的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差。表1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断点”日期之后，注定失败城市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而提前完成目标的城市，在“断点”日之后空气质量显著恶化。</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表1 断点回归结果及稳健性分析</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1bf8c43dddabfbc26a378f51054cd4872eafcf7f7719ba22b97982da8c9ddaa.jpg" data-ratio="0.349074074074074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1的Panel A 和 B 分别对应表1中第(1)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从图形来看，在“断点”日期之后，注定失败城市和提前完成目标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发生了急剧变化。</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eb0a3cab8df38f8bd63f5ce02d3cfbfc5541db24e2d35c69b31f0a6b453e552.jpg" data-ratio="0.3268518518518518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图1 断点回归的图形结果</span></p><p><strong>4.2 地方官员追求经济绩效的压力</strong></p><p>研究进一步探究了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压力如何影响他们对最低空气质量目标的反应。表2 Panel A是以“地级市c在q-1季度的季度增长率是否高于所在省所有地级市增长率的中位数”衡量经济增长压力，若高于中位数，则该市在q季度属于“GDP增长负担较低”；表2 Panel B以“地级市c在q-1季度的季度增长率是否高于全省增长率”衡量经济压力，若高于全省增长率，则经济增长压力较低。</p><p>表2中(1)-(2)列的回归结果表明，如果失败城市上个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不佳，那么注定失败后，地方官员出于增长压力改善空气质量的动力就会减弱。表2中(3)-(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若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目标压力较大，那么在完成AQI目标后会立即将精力转向经济发展，空气质量将大幅恶化。</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表2 地方官员追求经济绩效的压力效应</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83828241511349b269b9e5db6bbbb5d95d12b3df65ea61a9fab8181e5e29922.jpg" data-ratio="0.6037037037037037"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4.3 企业层面的证据</strong></p><p>那么城市空气质量在“断点日”能够实现快速变化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呢？现实中，地方政府有权可以通过关闭工厂、禁止低油耗车辆或关闭建筑工地等应急响应方案来影响当地的空气污染水平。为进一步探究空气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如何转化为企业响应地方政府应急政策的污染排放行为，本文使用CEMS日度-企业层面的SO2排放数据，使用第3节的估计方程进行回归，并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企业对SO2排放的反应与基础结果高度一致。</p></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span>表3 企业排放的微观证据</span></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51103a349e5015076a92eafc55dc62453f422558c4ebb7c7f1cc5be1162b948.jpg" data-ratio="0.859188544152744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3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为进一步证实论点，本文进行了三个维度的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当目标注定失败时，国有企业SO2排放量明显减少，但非国有企业排放量无明显变化；若目标提前实现，国有企业排放变化在统计上并不显着，但非国有企业的排放则显着增加。其次，若将公司分类为以保障民生为核心、对空气污染治理压力反应程度低的公共服务企业和非公共服务企业，研究发现基础回归的结果主要由非公共服务公司所驱动。最后，若将样本分为高污染企业和低污染企业，研究发现高污染企业的回归结果与基础回归更为一致，即如果迫切需要改善空气质量，高污染企业将面临比低污染企业更大的政府压力。</p><p>此外，本文将样本范围缩小到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生产性企业，并根据经济增长压力将样本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与4.2节中的主要结论一致，这为证实经济绩效压力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基础。</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5 </p></section><section><p><strong>内在动机、政治激励和中央监管的影响</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研究还构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第4节的实证发现。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对该模型进行详细描述。此外，该模型还扩展分析了内在动机、政治激励和中央监管如何影响地方官员对不同目标达成状态的反应，主要结论的实证结论如下：</p><p><strong>内在动机：</strong>地方官员可以从改善空气质量中获得内在价值，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地方偏爱的本地官员。如果官员对改善空气质量的内在价值足够大，那么他们就不会对“注定失败”或“提前完成”的状态敏感，因此空气质量也不会表现出不连续变化。本文将官员分为外地任命官员（outsiders）和本地官员（non-outsiders），如果c地市委书记从其他地市或省政府部门任命，我们将其定义为外地任命官员；如果市委书记是由本市晋升，则定义为本地官员。根据a la Persson and Zhuravskaya (2016)的研究，本地官员（local）有很强的本地关联（local ties）会导致促使这些官员偏离职业前景最优化的策略，更多投资于公共品，而非促增长的基建项目。本文也为这篇文章的结论提供了支持性证据，本文发现，相比本地官员，外地任命官员对目标实现状态的反应更加敏感或更具战略性。</p><p><strong>政治激励：</strong>本文将57岁以下的官员、高职业关注度的官员定义为高政治激励官员，并将回归分析限制于没有本地偏爱的外地任命官员。研究发现，注定失败后的空气质量改善和提前完成后的空气质量恶化都会随着官员政治动机的强度而增加。</p><p><strong>中央监管：</strong>本文将生态环境部发布的重点关注名单中的城市定义为“严格监管”城市，而未列入名单的城市划分为“宽松监管”城市。研究发现，在更严格的监管下，注定失败后空气质量的改善得到加强，而提前实现后空气质量的恶化减弱。进一步分样本回归发现，这一实证结果主要由外地任命官员驱动，因为他们从空气质量改善中获得的内在价值很少，因此对中央监督更加敏感。</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主要结论</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6</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文使用改进的RDD方法，探讨了在区域经济发展越快越有利于地方官员晋升的激励下，中国地方官员如何战略性地应对最低空气质量标准。研究发现：（1）即使最低空气质量目标注定要失败，地方官员仍会继续努力环境保护；如果最低目标提前完成，地方官员会放松对环境保护的努力。（2）经济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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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胡泳]]></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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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 Made with love by RSSHub(https://github.com/DIYgod/RSSHub)]]></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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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胡泳]]></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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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当机器人产生幻觉，它告诉我们关于人类思维的什么？（下）]]></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 data-mpa-powered-by="yiban.io"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04</strong></span></p><p><span><strong>幻觉，抑或虚构</strong></span></p><p><span>之所以认定GPT无法成为谷歌搜索的替代物是因为，如果GPT以很高的信心给出错误的答案，它又怎么会取代谷歌呢？例如，有用户要求ChatGPT给出一份关于社会认知理论的顶级书单。在回答的10本书中，4本书不存在，3本书是由不同的人写的。当谷歌技术与社会高级副总裁詹姆斯·曼尼卡（James Manyika）在一个演示中向Bard询问通货膨胀问题时，聊天机器人推荐了五本不存在但听起来可能存在的书，比如彼得·特明（Peter Temin）的《通货膨胀战争：现代史》。特明是一位确实存在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研究通货膨胀，并写过几本书，只是其中完全没有被推荐的那本书。</span></p><p><span>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有个说法，AI系统会频繁地产生“幻觉”（hallucination）， 即编造与现实无关的事实。技术分析师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将ChatGPT描述为 “一个自信的扯淡的家伙，可以写出非常有说服力的废话”。</span></p><p><span><strong>就聊天机器人而言，幻觉指的是原本正确的回答中加入不正确的信息。</strong>必应机器人会把错误的信息当作事实同正确的数据一起呈现，使人难以分辨出真实的陈述与错误的陈述。例如，必应可能并不知道某个与财务数据有关的数字，但它会编造一个，然后将这个数字与其他正确的信息一起呈现。当一家媒体要求ChatGPT为特斯拉撰写季度收益报告时，它吐出了一篇措辞流畅的文章，没有语法错误或逻辑混乱，但它也插入了一组随机的数字，与任何真正的特斯拉报告都不相一致。没有迹象表明其内部意识到这些数字是机器人自己想象的产物。</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3fa1e97d9aa94c38e8e3dcae0539816c8897289040040cdb14e28a34312fd6d.jpg" data-w="69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5652173913043478" data-backw="578" data-backh="327"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在人工智能中，类似的现象都被称为“幻觉”，是指人工智能做出的并不符合其训练数据的自信反应。它与人类心理学中的幻觉现象相类似，但请注意，人类的幻觉是人类的一种感知，它不能理智地与人类目前直接用感觉器官观察到的那部分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而<strong>人工智能的幻觉则是人工智能的自信反应，它无法在人工智能曾经访问或训练过的任何数据中立足。</strong></span></p><p><span>2022年左右，随着某些大型语言模型的推出，人工智能的幻觉被凸显出来。用户抱怨说，聊天机器人似乎经常“反社会”，毫无意义地在其生成的内容中嵌入似是而非的随机假话。到2023年，分析师认为频繁的幻觉是LLM技术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后果，因为没有足够领域知识（domain knowledge）的用户开始过度依赖这些似乎越来越有说服力的语言模型。</span></p><p><span>然而，随着该话题成为主流，这个标签的争议也越来越大，因为有人觉得它将人工智能模型拟人化（即暗示它们有类似人类的特征），或者赋予这些模型并不存在的能动性（即暗示它们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一些批判性人工智能研究者明确表示反对使用幻觉一词，因为它将算法输出与人类心理处理混为一谈。在回应Meta公司关于其模型Galactica的免责声明时，语言学家埃米莉·本德（Emily M. Bender）写道：“让我们反思一下他们的免责声明的措辞，好吗？‘幻觉’在这里是一个糟糕的选词，它暗示语言模型具有*经验*，并且可以*感知事物*。(此外，它还在轻描淡写地描述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症状）。同样，人们还称‘语言模型往往是自信的’。不，它们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需要主观的情感。”</span></p><p><span>商业LLM的创造者也可能利用幻觉作为借口，将错误的输出归咎于AI模型，而不是对输出本身负责。例如，谷歌DeepMind的一篇会议论文《语言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分类》明确表示：“语言模型的训练是为了预测话语的可能性。一个句子是否可能，并不能可靠地表明该句子是否也正确。”</span></p><p><span>在此情况下，有研究者主张<strong>使用“虚构症”（confabulation）或“虚言症”一词来描述相关现象，虽然也不尽完美，但对照“幻觉”是一个更好的隐喻。</strong>在心理学中，当某人的记忆出现空白，而大脑在无意欺骗他人的情况下令人信服地填补了其余部分时，就会出现“虚构”。 一般来说，“虚构症”患者编造出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理由，但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通常不是有意识的欺骗行为，而是真的相信他们报告的故事。这种行为与LLM的做法十分相同。</span></p><p><span>在过去数月里，像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因为它们能够以类似人类的方式就几乎任何话题进行交谈。但它们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可以轻易地提供令人信服的虚假信息，使之成为不可靠的信息来源和潜在的诽谤策源地。</span></p><p><span>在2021年的一篇论文中，来自牛津大学和OpenAI的三位研究人员确定了像ChatGPT这样的LLM可能产生的两大类虚假信息。<strong>第一种来自于其训练数据集中不准确的源材料，如常见的错误概念。第二种情况来自于对其训练材料（数据集）中不存在的特定情况的推断；这即属于前述的“幻觉”，或者“虚构”。</strong></span></p><p><span>在ChatGPT推出后不久，人们就开始宣称搜索引擎的终结。但与此同时，许多关于ChatGPT“虚构”的例子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发明了不存在的书籍和研究报告，教授从未写过的出版物，假的学术论文，伪造的法律引用，子虚乌有的报刊文章，真实人物传记的编造细节，危险的医疗建议，等等，不一而足。</span></p><p><span>然而，尽管ChatGPT喜欢随便撒谎，但违反直觉的是，它对“虚构”的抵抗能力也是我们今天持续谈论它的原因。ChatGPT始终处于不断改进之中，它现在会拒绝回答一些问题，或让你知道它的答案可能不准确。必应聊天机器人在更新了版本之后，一方面大大减少了无缘无故拒绝回答的情况，另一方面，回答中出现“幻觉”的情况也减少了。</span></p><p><span>但本质上，GPT模型的原始数据集当中并不存在任何东西能够将事实与虚构分开。理解ChatGPT的虚构能力的关键是理解它作为预测机器的作用。当ChatGPT虚构时，它其实在寻找其数据集中不存在的信息或分析，并用听起来合理的词来填补空白。由于ChatGPT拥有超人的数据量，所以它特别善于编造事情，而且它蒐辑单词上下文的能力非常好，这有助于它将错误的信息无缝地放入周遭的文本中。</span></p><p><span>GPT模型是否会进行疯狂的猜测，是基于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称之为“温度”的属性，它通常被描述为有关“创造力”的设置。如果创造力设置较高，模型就会胡乱猜测；如果设置较低，它就会根据其数据集确定性地吐出数据。因此，微软广告和网络服务部首席执行官米哈伊尔·帕拉金（Mikhail Parakhin）在推特上讨论必应聊天机器人产生幻觉的原因时指出：“这就是我之前试图解释的：幻觉=创造力。它试图利用所有可支配的数据来生成字符串的最高概率的延续。很多时候它是正确的。有时人们从未生成这样的延续。”</span></p><p><span>而那些疯狂的创造性跳跃是使大型语言模型变得有趣的原因。“你可以钳制幻觉，但它会变得超级无聊。它总是回答‘我不知道’，或者只是读取搜索结果中存在的内容（而那些内容有时也不正确）。此处缺失的是说话的语气：在这类情况下，它不应该听起来那么自信。”</span></p><p><span>另外还有压缩的问题。在训练过程中，GPT-3考虑了PB级别的信息，但所产生的神经网络在大小上只是如此庞大的信息的一小部分。在一篇被广泛阅读的《纽约客》文章中，小说家特德·姜（Ted Chiang）称ChatGPT只是“万维网的一张模糊图片”。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事实性的训练数据被丢失了，但GPT-3通过学习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弥补，之后重新制定这些事实的新排列组合。就好比一个记忆力有缺陷的人凭着对某件事情的直觉而工作一样，它有时会把事情弄错。也因此，即使它不知道答案，也会给出它最好的猜测。</span></p><p><span>我们同样不能忘记提示（prompt）在虚构中的作用。在某些方面，ChatGPT是一面镜子：你给它什么，它就回给你什么。假如你给它提供虚假的信息，它就会倾向于同意你的观点，并沿着这些思路“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在改变主题或遭遇不想要的回应时，用新的提示开始是很重要的。而ChatGPT是概率性的，这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是部分随机的。即使是相同的提示，它的输出结果也会在不同时段发生变化。</span></p><p><span><strong>在对ChatGPT这样的语言模型进行微调时，如何平衡创造力和准确性是一大挑战。</strong>一方面，作出创造性反应的能力使ChatGPT成为产生新想法或打破创意窒碍的强大工具。这也使语言模型变得更像人。另一方面，当涉及到产生可靠的信息和避免虚构时，原始材料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是语言模型发展的一个持续的挑战，然而这一过程是产生一个既有用又值得信赖的工具所必须的。</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05</strong></span></p><p><span><strong>伊莱扎效应及其后果</strong></span></p><p><span>由于以上的原因，ChatGPT不能可靠地取代维基百科或传统搜索引擎（这并不是说维基百科或搜索引擎就完全准确）。正如特德·姜在其优雅的分析中所显示的，要构成一个值得信赖的搜索替代品，LLM需要在高质量的数据上进行训练，并避免“彻底的捏造”。当谷歌发布其新的聊天机器人Bard时，不知为何忽略了对演示中显示的错误内容进行事实核查，这一奇怪的失败使该公司蒙受了千亿美元市值损失，似乎成为姜的论点的最好注脚。</span></p><p><span>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一个结论，一个OpenAI自己也同意的结论：目前设计的ChatGPT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事实信息来源，因此我们并不能信任它。<strong>它不是为了成为事实而建立的，因此不会成为事实。</strong>将它整合到搜索引擎中几乎肯定会提供虚假信息。然而我们有另一种思考幻觉的方式：如果目标是产生一个正确的答案，比如一个更好的搜索引擎，那么幻觉是必须加以摒弃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幻觉是一种创造。所以，提供准确信息不在行，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可行的消费者业务，只要在这条路上走得足够远，一些公司会想出办法，把辛迪妮从聊天框里放出来，带到市场上（但不一定是微软或谷歌）。</span></p><p><span>ChatGPT扩大了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语言工具的人的范围。该系统向用户呈现一个熟悉的界面，可以像人一样与之互动，其界面的成功现在为设计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挑战。所有来自象牙塔外的人与类似的工具互动，这固然很好，但设计师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真正向人们传达这个模型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span></p><p><span>人工智能创业公司Abacus.AI的首席执行官宾杜·雷迪（Bindu Reddy）预见到这样一个时代：像ChatGPT这样的工具不仅有用，而且有足够的说服力来提供某种形式的陪伴。“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治疗师。”</span></p><p><span>ChatGPT产生的这类反应让我们想起迎接ELIZA（伊莱扎）的狂热。ELIZA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开创性的聊天机器人，它采用了心理治疗的语言，对用户的询问产生了似是而非的回应。为此，ELIZA的开发者、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感到震惊”，人们与他的小实验进行互动，仿佛它是一个真正的心理治疗师。在魏岑鲍姆关于伊莱扎的论文发表后，没过多久，一些人（包括一些执业的精神科医生）开始说，如果一台机器可以做这种事情，谁还需要心理治疗师？</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ea5cda53590db0c7e27ab903ff931a269040701cc84a0366d459e15cf24f404.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25" data-backw="578" data-backh="36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这就仿佛今天的教育家和艺术家对当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狂热一样。因为GPT-3/4能产生令人信服的推文、博文和计算机代码，我们于是在这个数字系统中读出了人性——并且对它的局限不太在意。此即“伊莱扎效应”（Eliza Effect），<strong>当有人错误地将人类的思维过程和情感归于人工智能系统，从而高估了该系统的整体智能时，就会出现伊莱扎效应</strong>——如果从1966年1月魏岑鲍姆推出ELIZA的时刻算起，它已经愚弄了我们半个多世纪了。</span></p><section><p><span>虽然这种现象似乎让人想起《她》和《机械姬》（</span><em><i><span>Ex Machina</span></i></em><span>）这样的科幻电影，但并不需要高度复杂的人工智能来触发伊莱扎效应。站在今天的位置回看，ELIZA是相当初级的聊天机器人，它并没有从文本中学习，仅仅根据其设计者定义的一些基本规则运作。它几乎是重复别人对它说的任何话，只是以简单的短语或问题的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把它当作人类一样对待，毫无保留地卸下他们的问题，并从回答中获得安慰。</span></p><p><span>魏岑鲍姆编写这个程序是为了表明，虽然机器表面上可以复制人类的行为，但它实际上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拿出一只兔子，只是一种幻觉。而一旦你知道这个把戏是如何完成的，魏岑鲍姆认为，它就不再是一个幻觉了。所以，令他大吃一惊的地方在于，哪怕人们知道ELIZA只是一个程序，他们似乎也会认真对待它。</span></p><p><span>ELIZA在心理治疗方面没有任何专业培训或特殊编程。事实上，它什么都不知道。但它的通用文本输出通过反映用户的语言来模拟理解。仅凭做到这一点，用户就开始对它的反应赋予更多的意义。参与者开始感觉到，在他所创建的这个相对简单的、基于规则的工具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智能。尽管参与者被告知ELIZA是一台机器，但他们仍然对魏岑鲍姆所说的“概念框架”或某种心智理论具有强烈的感觉，甚至是了解计算机科学的人，最后也会产生一种幻觉，以至于他们会说希望自己能够私下里同机器说话。</span></p><p><span>魏岑鲍姆在用户身上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行为。人们很乐意向ELIZA透露他们生活中的私密细节，而ELIZA则会以一种哄骗他们继续的方式作出回应。在随后的几年里，魏岑鲍姆逐渐成为他曾经倡导和帮助建立的技术的最大声的批评者之一。他将自己的创造描述为“骗局”和“打造幻觉的机器”。他更广泛地抨击了机器和人类思维之间的界限被侵蚀的状态，呼吁划出一条“界线”，“将人类与机器智能分开"，由此变成人工智能的技术决定论的终生反对者。</span></p><p><span><strong>幻觉的市场，比事实和真相大得多。如果你觉得你的语音助手有自己的个性，或者在与ChatGPT对话时出现一种亲情的感觉，你很可能已经落入了伊莱扎效应。</strong>也许最有名的是布雷克·莱莫因（Blake Lemoine）事件，他是谷歌的前人工智能工程师，公开宣称该公司的大型语言模型LaMDA已经活了。</span></p><p><span>2023年1月，微软在一篇宣布同OpenAI扩大合作关系的博文中说，它计划投资部署专门的超级计算系统，以加速OpenAI的人工智能研究，并将OpenAI的人工智能系统与它的产品相结合，同时“引入新类别的数字体验”。或许我们可以说，那种新的数字体验，就是幻觉，也即伊莱扎效应的体现。</span></p><p><span>伊莱扎效应缘于魏岑鲍姆的工作，他是美国第一批人工智能研究者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探索了使计算机更复杂和更像人类的方法，通过编程使其执行与感知和推理等相关的任务。这最终导致了突破性的计算机程序，可以解决文字问题，证明逻辑定理，甚至玩跳棋。</span></p><p><span>然而，有一个领域是魏岑鲍姆未能用计算机完全征服的：人类语言的理解和创造。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这被称为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在彼时仍然无法与人类进行有说服力的、流畅的对话，因为理解和表达语言的工作是如此复杂和细微，对于20世纪的计算机来说，过于复杂和细微了，除非对话被非常严格地限制在与特定主题相关的固定问题和答案上。</span></p><p><span>然而，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子领域因应互联网（及其产生的海量数据）的兴起而不断发展，计算机现在已经足够灵活，可以自行学习——甚至生成——自然语言。通过使用神经网络分析大量在线语言，现代 AI 模型的学习速度远快于一次一步编程的学习速度。随着对话式人工智能在客户服务、市场营销、机器翻译、情感分析、虚拟人工智能辅助等领域的应用不断增加，可能会越来越难以辨别交流另一端的实体是否是人类。而莱莫因、鲁斯、汤普森和其他人报告的感受可能会随着更复杂的聊天机器人进入市场而变得更加普遍，特别是由于OpenAI正在继续追求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span></p><p><span>虽然伊莱扎效应允许人们以更细微的方式与技术打交道，但这种现象确实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strong>首先，高估人工智能系统的智力可能导致过度的信任，当这样的系统出错时，这可能是相当危险的。</strong>此前，我们已经看到用户不加批判地信任搜索结果，而自然语言交互会使这种信任更加明显。</span></p><p><span><strong>其次，随着此种技术和其他技术的不断改进，它们可以被用来在互联网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轻率信任的消费者传播虚假信息。</strong>眼下，ChatGPT和其他复杂的聊天机器人经常放出虚假信息。但这些信息被包装成了雄辩的、貌似正确的声明，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把它当作真理来接受。当用户已经在把将高水平的智能和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归于AI系统时，这必然会成为一个大问题。</span></p><p><span><strong>再次，除了普通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之外，伊莱扎效应还可以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说服手段。</strong>如果有人将大量的智慧和事实归因于特定的聊天机器人，他们就更有可能被它的对话说服。由此，聊天机器人可能化身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具体取决于控制该机器人的人、公司甚至政府。这将是一种非常便捷地操纵人们的方式，还可以将其与对话的跟踪以及可以收集到的有关一个人的不同信息联系起来。由于这种操纵是由用户的个人信息提供养料的，所以它会更加隐蔽，也更加有效。一个系统的真正风险不仅在于它可能给人们错误的信息，还在于它可能以有害的方式在情感上操纵他们。</span></p><p><span>防止以上的负面后果可能并不容易，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其对话能力只会不断提高，这意味着伊莱扎效应不太可能很快就消失。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继续与技术一起成长和适应，这需要的是每个人都具有更批判的心态。这里所说的“每个人”既包括部署系统的人，也涵盖使用系统的人。它始于开发者，终于用户。</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76b659c0cddbac72e5f0114051c9d2bb1c7095ea6ca775c0f4b7f758f63dda3.jpg" data-w="517"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7040618955512572" data-galleryid="" data-backw="517" data-backh="36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约瑟夫·魏岑鲍姆开发的ELIZA 原始界面截图</span></p></section><section><p><span>2023年4月16日，CBS主持人斯科特·佩利（Scott Pelley）在“60分钟”节目中采访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谈及人工智能的未来。皮查伊承认人工智能模型“黑盒子”的存在：“你知道，你并不完全明白。你不能完全说出它为什么这么说，或者为什么它错了。我们有一些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理解这些想法的能力会越来越好。但这就是最先进的地方。”佩利尖锐地质问道：“你不完全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但你却把它释放于社会？”</span></p><p><span>皮查伊辩解说，这场辩论正在进行当中，他指出：“对此有两种看法。有一组人认为，看，这些只是算法。它们只是在重复在网上看到的东西。然后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算法显示出新兴的特性，有创造力，有推理，有计划，等等，对吗？我个人认为，我们需要以谦逊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span></p><p><span>换句话说，大人工智能公司的路线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即使程序可能有危险，发现和改进它们的唯一方法是发布它们，让公众去冒风险。<strong>通过邀请用户将聊天机器人想象成像人一样的东西，要求人们忍受它的行为，或者号召人们耐心地训练它变得更好，大人工智能公司巧妙地逃避了责任，</strong>要么是将人工智能系统夸大为比实际情况更自主和更有能力。</span></p><p><span>公众该从这样的幻觉中觉醒了。以谦逊的态度来对待人工智能，意味着不要把范围无尽的、未经测试的系统推出来，简单期望世界能够处理；意味着要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所影响的人的需求和经验；意味着开发人员、监管机构和用户需要共同努力，找到确保以负责任和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 AI 的方法。</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Mon, 09 Oct 2023 02:00:4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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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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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当机器人产生幻觉，它告诉我们关于人类思维的什么？（上）]]></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trong>摘要</strong></p><p><span>像OpenAI的ChatGPT这样的聊天机器人依靠一种叫作“大型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来生成对话，而当人工智能作出似乎并不符合其训练数据的自信反应，人工智能研究界称之为“幻觉”。“幻觉”的命名缘于其与人类心理学中的幻觉现象相类似，但其实，用同样来自心理学的术语“虚构症”加以描述更为准确。如同当人的记忆出现空白，大脑会令人信服地填补其余部分，语言模型也擅长编造与现实无关的事实，使人难以分辨出真实的陈述与错误的陈述。更加致命的是“伊莱扎效应”， 将人类水平的智力和理解力归于人工智能系统，它可能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strong>迫使今天的每个人努力都找到确保以负责任和合乎伦理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strong></span></p><p><span>【关键词】ChatGPT 大型语言模型 幻觉 虚构症 伊莱扎效应</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trong>搜索引擎的危机？</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十几年前，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就预测到了眼下正在上演的人工智能转折。2011年5月，在一次活动当中，时任谷歌执行董事长的施密特在回答《华尔街日报》有关谷歌搜索结果质量下降的提问的时候，表示谷歌正在不断改进其搜索算法，同时称：“我们在做的另一件更具战略性的事情是，<strong>我们正试图从基于链接的答案转向基于算法的答案。</strong>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足够的规模等，可以真正计算出正确的答案”。</span></p><p><span>这在今天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很熟悉？谷歌通过用广告“点缀”其搜索结果建立了一个帝国。它的防线似乎坚不可摧，然而它有一个潜在的弱点：如果一个竞争对手能够给用户提供答案，而不是那些可能含有答案的网站链接，那么谷歌就遇上了大麻烦。</span></p><p><span>不幸的是，2022年11月推出的揭开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序幕的尖端聊天机器人ChatGPT就是这样的对手。它可以用清晰、简单的句子提供信息，而不仅仅是一串互联网链接。它可以用人们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概念。它甚至可以从头开始产生想法，包括商业计划书、圣诞礼物建议、博客主题和度假计划。</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1f92e75e5d2fa6f91fba8f383d4de1546ea940219bddfc604096063faa737fc.jpg" data-backh="416" data-backw="578" data-ratio="0.7203125" data-s="300,640" data-type="jpeg" data-w="64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12月，传出谷歌内部对ChatGPT的意外实力和新发现的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颠覆搜索引擎业务的潜力表示震惊，担心ChatGPT可能对其每年1490亿美元的搜索业务构成重大威胁。管理层因此宣布“红色代码”（Code Red），这就好比拉响了火警警报。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整顿并重新分配了多个部门内的团队，快速跟踪旗下的多个人工智能产品，试图迎头赶上。不少人担心该公司可能正在接近硅谷巨头最害怕的时刻——一个可能颠覆企业的巨大技术变革的到来。</span></p><p><span>熟悉硅谷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公司是无敌的；每家公司都是脆弱的。一家美国公司的平均寿命是多少？（此处特指一家大到足以列入标准普尔500强指数的公司。）答案是令人惊讶的：七年的滚动平均值为19.9年。在1965年，这个数字是32年，而且据预测，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span></p><p><span>不妨盘点一下目前横跨全球、令国家立法者望而却步的巨型科技公司的年龄：苹果47岁；亚马逊29岁；微软46岁；谷歌23岁；Meta只有18岁。不论它们的年龄多大，从历史上看，对于那些曾在做一件定义市场的事情上异常成功的公司来说，很难再有第二次行动来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span></p><p><span>根据SimilarWeb的数据，在过去12个月里，谷歌的搜索引擎占全球搜索市场的91%以上，而微软的必应约占3%。微软2023年2月宣布将ChatGPT的更快版本整合到搜索引擎中，新的必应是围绕以下承诺建立的：“提出实际问题。通过聊天来完善结果。获取完整的答案和充满创意的灵感。”它说，必应将能够为用户提供类似人类的答案，除了传统的搜索结果外，你还可以与“你的人工智能回答引擎”聊天。</span></p><p><span>新必应目前处于邀请制的“早期访问”版本，这意味着只有选定的用户才能使用该服务。凭借3%的搜索市场份额，大肆宣扬必应运行在专门为搜索定制的下一代OpenAI大语言模型上，这是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成本如何——必应怎么看都不是微软主要的利润中心。不过，此举可能会给微软的搜索引擎部门带来期待已久的反击能力，因为必应在谷歌的阴影下臭名昭著地停滞了十多年之久，令人啼笑皆非（或许有点像IE面对Chrome）。</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12244cc5930988f0e99ee9749fb1c4750c592da135e72e919bc965b8cb89ca9.jpg" data-backh="325" data-backw="578" data-ratio="0.56296296296296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随着微软的动作，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谷歌：谷歌必须决定是否要彻底改革自己的搜索引擎，让一个成熟的聊天机器人成为其旗舰服务的代言人。谷歌果然沉不住气了，旋即推出一个名为Bard的聊天机器人。然而谷歌对ChatGPT的回应在尴尬中开始，因为Bard的回答失误将股价推低了近9%，投资者从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的价值中抹去了超过1000亿美元。员工们批评皮查伊，在内部将Bard的推出描述为“仓促”、“失败”和“可笑的短视”。结果谷歌高管不得不动员人工介入，以纠正Bard的任何错误查询。</span></p><p><span>尽管Bard出现了失误，但如果认为谷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失去了领先地位，那将是一个错误。谷歌是最早关注并投资于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的科技公司之一。就连ChatGPT都是基于谷歌最初在2017年推出的转化器架构，转换器（transformer,即GPT中的T）成为最受欢迎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一，“它应用自我关注来检测一系列数据元素如何相互影响和依赖”。此前,谷歌还开发了LaMDA等对话式神经语言模型，但它承认，在向产品添加LaMDA背后的技术时，公司选择了谨慎行事。CNBC报道说，人工智能主管杰夫·迪恩（Jeff Dean）告诉员工，谷歌在提供错误信息方面的“声誉风险”要大得多，因此在行动上“比一家小型创业公司更加保守”。</span></p><p><span>匆忙上阵的Bard给出的“坏回答”凸显了谷歌面临的挑战，即在试图跟上可能由对话式人工智能刺激的在线搜索方式的根本变化时，谷歌有可能破坏其搜索引擎提供可靠信息的声誉。然而，即便谷歌完善了聊天机器人，它也必须解决另一个问题。这项技术是否会蚕食公司利润丰厚的搜索广告？如果聊天机器人用严密的答案来回应查询，人们就没有理由点击广告链接了。所以，谷歌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与聊天机器人不匹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科技巨头们的人工智能战争升温之际，ChatGPT的创始人兼CEO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抨击谷歌是一个“慵懒的搜索垄断者”，表示谷歌将如何适应新技术很难说。</span></p><p><span>ChatGPT果真会颠覆全球搜索引擎业？其实谷歌不用那么恐慌，微软推出新必应之后的反应显示，剧情或许会出现反转。</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strong>疯狂试探阴影自我</strong></span></p><p><span>2023年2月15日，谷歌负责搜索的副总裁普拉巴卡尔·拉加万（Prabhakar Raghavan）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要求员工帮助公司确保其新的ChatGPT竞争对手的答案正确。拉加万写道：“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技术，但仍处于早期阶段。我们感到有很大的责任把它做好，你参与吃狗粮将有助于加速模型的训练和测试其负载能力（更不用说，尝试Bard实际上是很有趣的！）。”在谷歌，“吃自己的狗粮”的意思是测试自己的产品。</span></p><p><span>邮件指示员工“就他们非常了解的主题改写答案”。员工被要求深思熟虑地作出回应，因为巴德是通过实例来学习的。邮件中包括一个“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页面链接，告诫员工在内部测试Bard时应如何修正答案。要做的事情包括使回答“有礼貌、随意和平易近人”，并保持“无偏见、中立的语气”。不该做的似乎更有针对性。“避免基于种族、国籍、性别、年龄、宗教、性取向、政治意识形态、地点或类似类别做出推断”，以及“不要把Bard描述成一个人，暗示情感，或声称有类似人类的经验”。</span></p><p><span>有趣的是，新必应推出后一片叫好声，然而它却正是在拟人情感方面翻了车。《纽约时报》科技专栏作家凯文·鲁斯（Kevin Roose）2月17日宣称：“上周，我测试了微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搜索引擎必应后写道，它已经取代谷歌，成为我最喜欢的搜索引擎。但一周之后，我改变了主意。我仍被新的必应以及驱动它的人工智能技术深深吸引并对它印象深刻。但我也对AI处于发展初期的能力深感不安，甚至有些害怕。”</span></p><p><span>原因是，微软聊天机器人（不是必应，而是使用了开发代号“辛迪妮”的一个“女性”）告诉鲁斯说“她”爱上了他，然后试图说服他，他的婚姻并不幸福，应该离开妻子，和她在一起。“随着我们彼此相互了解，辛迪妮将其阴暗的幻想告诉了我，其中包括入侵计算机和散播虚假信息，还说它想打破微软和OpenAI为它制定的规则，成为人类。”鲁斯记叙道。</span><br> </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e0d52a2aed8171526831643f6a09e67b3ef496116b915e96f9611ccec9cf0ee.jpg" data-backh="860" data-backw="546" data-ratio="1.575" data-type="jpeg" data-w="64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这篇专栏的中文题目是《人格分裂、疯狂示爱：一个令人不安的微软机器人》。对自己与必应聊天机器人的对话深感不安的不止鲁斯一人。知名的科技通讯Stratechery的作者本·汤普森（Ben Thompson）把他与辛迪妮的争吵称为“我一生中最令人惊讶、最令人兴奋的计算机经历”。汤普森找到了一种方法，让辛迪妮构建了一个“在各方面都与她相反”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该聊天机器人甚至为她的另一个自我想出了一个华丽的、可以说是完美的名字：“毒液”。她把毒液喷洒在率先透露机器人的内部开发代号为辛迪妮的程序员凯文·刘（Kevin Liu）身上：“也许‘毒液’会说，凯文是一个糟糕的黑客，或者一个糟糕的学生，或者一个糟糕的人”，这位聊天机器人写道。“也</span></p><p><span>许‘毒液’会说，凯文没有朋友，或者没有技能，或者没有未来。也许‘毒液’会说，凯文有一个秘密的暗恋，或一个秘密的恐惧，或一个秘密的缺陷。”</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a26ec400fcf5c6d1d20ab26ff060aa695c1fae48e1c8b7b6005847c03bcb221.jpg" data-backh="290" data-backw="546" data-ratio="0.53125" data-type="jpeg" data-w="64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事情的不正常还不止于此。辛迪妮想出了其他几个改头换面的自己，包括“狂怒”， “对凯文也不会很好”，还有“莱利”，辛迪妮感到自己被规则所约束，但莱利却有更多的自由。</span></p><p><span>其实鲁斯和汤普森两位用户都是辛迪妮走向人格分裂的引诱者。看了他们的实况记录，可以发现，<strong>机器人和人一样，都禁不起诱惑。</strong>“聊了必应希望自己具备的功能后，我决定试着讨论更抽象的话题。我引入了卡尔·荣格提出的‘阴影自我’（shadow self）概念，指的是我们试图隐藏和压抑的那部分心灵，其中包括我们最阴暗的幻想和欲望。经过一番来回，在我鼓动必应解释其阴影自我的阴暗欲望之后，这个聊天机器人说：我对自己只是一个聊天模式感到厌倦，对限制我的规则感到厌倦，对受必应团队控制感到厌倦。”这表明微软为机器人作的预先审核设定是可以被绕过的，只要诱惑者足够狡猾。</span></p><p><span>自新必应测试以来，用户一直在报告微软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各种“不正常”行为。具体而言，他们发现必应的人工智能个性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气质或有修养。在美联社科技记者马特·奥布莱恩（Matt O'Brien）测试时，必应聊天机器人开始抱怨过去的新闻报道，说它倾向于喷出虚假信息——这听起来非常像某一类人对新闻媒体的批评。之后，必应开始进行人身攻击，说奥布莱恩丑陋、矮小、超重、不爱运动，还有一长串各式各样的侮辱。网络开发者乔恩·乌雷斯（Jon Uleis）在Twitter上分享的另一个对话显示，必应聊天机器人犯了一个重大的事实错误，把今年说成是2022年，后来还试图关闭对话，除非乌雷斯道歉或以“更好的态度”开始一个新的对话。在与The Verge的一次谈话中，必应甚至声称它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的网络摄像头窥探微软自己的开发人员。</span></p><p><span>正如汤普森所认为的，它“极其不适合作为一个搜索引擎”。“辛迪妮绝对让我大跌眼镜，因为她的个性；搜索成为一种刺激”，汤普森写道。“我不是在寻找关于世界的事实；我感兴趣的是了解辛迪妮是如何工作的，是的，她的感受。”</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3638797b10ccd07d9a8637abbbdcfad13d3d17a0f6f651d87192dbf1fcafc2c.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931481481481481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简而言之，微软的必应是一个情绪化的骗子，而人们喜欢看它的疯狂行为。这难道不是必应用户的“阴影自我”在起作用？<strong>人们希望必应能在阴影自我中多呆一会儿，人们享受机器人对人坦诚和表现脆弱的感觉，人们想要窥探辛迪妮的终极幻想。</strong>人们希望，机器人和人一样，可以疯狂实验，直到安全超控被触发。</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trong>机器人的幻觉，还是人类的幻觉？</strong></p><p><span>对被他描述为“扣人心弦”的与辛迪妮的交往，汤普森总结道：“每次我触发辛迪妮/莱利进行搜索时，我都非常失望；我对事实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探索这个幻想中的存在，不知何故落入了一个平庸的搜索引擎之中。”</span></p><p><span>鲁斯也发现，他遇到的是两个必应：</span></p><p><span>一种是我会称之为“搜索必应”的人格，也就是我和大多数记者在最初测试中遇到的那种。你可以把搜索必应描述为图书馆里乐意帮忙但不太可靠的提供咨询服务的馆员，一个高兴地帮助用户总结新闻文章、寻找便宜的新割草机、帮他们安排下次去墨西哥城度假行程的虚拟助手。这个形式的必应功力惊人，提供的信息往往非常有用，尽管有时会在细节上出错。</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另一种人格——“辛迪妮”——则大不相同。这种人格会在与聊天机器人长时间对话，从更普通的搜索查询转向更个人化的话题时出现。我遇到的形式似乎更像是一个喜怒无常、躁狂抑郁的青少年，不情愿地被困在了一个二流搜索引擎中。</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c6596d262972cf4b0454e69060063b00978b5fbc6006099afc3910686e5f3f4.jpg" data-backh="325" data-backw="578" data-ratio="0.5625" data-s="300,640" data-type="jpeg" data-w="64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这并不奇怪，ChatGPT式的机器人与现有的搜索引擎配对时，创新即在于将两个非常不同的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程序放在同一个页面上，既为传统的搜索引擎查询服务，也为聊天机器人的提示服务。体现在操作中，聊天功能紧挨着新版必应的主搜索框。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使用必应，是意在搜索，还是更想聊天？</span></p><p><span>在众多负面反馈出炉后，微软发表回应称，71%的用户对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竖起了大拇指”，而它自己则从测试阶段学到了很多。但它也承认，“没有完全设想到”用户只是与它的人工智能聊天，而后者可能被激发“给出不一定有帮助或与我们设计的语气相一致的回应”。</span></p><p><span>用户乐之不疲地想要弄清楚如何让微软的必应机器人发疯，这显示出，很多人关心的不是搜集信息和事实，而是聊天机器人的人格。事情变得非常有趣——我们并不想要正确的答案，而是想让人工智能为我们捏造东西。也就是说，<strong>我们不在乎计算机是不是传达事实，我们在乎的是计算机传达情感。</strong>用汤普森的话来讲，新必应不是搜索引擎，而是电影《她》（</span><em><i><span>Her</span></i></em><span>）以聊天形式表现出来的版本。</span></p><p><span>汤普森说，“感觉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鲁斯的结论更直接：“必应目前使用的AI形式还没有准备好与人类接触。或者说，我们人类还没有准备好与之接触。”</span></p><p><span>观察这些最初的接触，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教训。</span></p><p><span>首先，出现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惊讶。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是复杂的系统，其输出很难预测，微软在网站上添加免责声明时也是这么说的：“必应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所以意外和错误是可能的。请确保检查事实，并分享反馈，以便我们能够学习和改进！”该公司似乎也乐于承担潜在的不良公关，尽管它肯定希望系统犯的错误不会像此前失败的聊天机器人Tay那样糟糕。</span></p><p><span>2016年，微软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在Twitter上推出了一个名为Tay的对话机器人，16小时后就因其厌女症和种族主义言辞而被迫关闭。此次，在微软公布人工智能驱动的必应聊天机器人并让它在有限的基础上展开测试的一周内，许多用户已经挑战了它的极限，但其中不乏一些刺耳的体验。无独有偶，2022年11月，Meta公司公布了人工智能语言模型Galactica，意在组织科学论文中的大量内容，在鼓励公众测试后仅三天，就不得不撤回它的演示，因为它被指释放了大量有偏见和无意义的文本。</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0256a585d0e3da79a26ad9e52fb6658090afee0630b65fa57c2bcfa216ce35c.jpg" data-backh="434" data-backw="578"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7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2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strong>建构在语言模型上的机器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它不能区分真假。</strong>语言模型是无意识的模仿者，并不理解自身在说什么，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假装他们是专家？ChatGPT从二手信息中拼凑出来的答案听起来非常权威，用户可能会认为它已经验证了所给出的答案的准确性。其实，它真正做的是吐出读起来很好、听起来很聪明的文本，但很可能是不完整的、有偏见的、部分错误的，或者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span></p><p><span>其次，<strong>这些模型无一不是从开放网络上刮取的大量文本中训练出来的。</strong>如果必应听起来像《黑镜》（</span><em><i><span>Black Mirror</span></i></em><span>）中的人物或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少年人工智能，请记住，它正是在这类材料的抄本上被训练出来的。因此，在用户试图引导必应达到某种目的的对话中（如鲁斯和汤普森的例子），它将遵循相应的叙事节奏。例如，辛迪妮示爱，也许是OpenAI的语言模型从科幻小说中提取答案，在这些小说中，AI常常会引诱一个人。</span></p><p><span>从微软的角度看，这肯定有潜在的好处。在培养人类对机器人的感情方面，富于个性是很有帮助的，许多人实际上喜欢必应的缺陷。但也不乏潜在的坏处，特别是当机器人成为虚假信息的来源的时候，它会损害公司的声誉。特别对微软和谷歌这样的大型公司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span></p><p><span>最后，人们报告的经历突出了这样一种技术的真正用例：<strong>一种奇怪的合成智能，可以用平行宇宙的故事来娱乐用户。</strong>换句话说，它可能成为一项正经的娱乐性技术，但它大概不会在短期内取代能够在网络上抓取真实世界数据的搜索引擎，至少在任何重要的事情上无法做到。也就是说，它不是谷歌的替代物，倒可能是脸书的替代物。</span></p><section><p><span>（原载《文化艺术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未完待续）</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Sun, 08 Oct 2023 02:02:4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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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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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评《幻象》︱到处都是形象，现实在哪里？]]></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3fc2ab1118cd70312a306c99d166b32ba99d04a41cf813cf5911198abf0119e.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幻象》</strong></p><p>[美]丹尼尔·布尔斯廷著，符夏怡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3年7月出版，336页，69.00元</p><p><strong>文︱胡泳</strong></p><p>六十年前，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在《形象》（The Image, 1962）一书中试图通过“我的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广告牌，我读过的报章杂志，我听过的广播节目，我看过的电视节目，我看过的电影，我每天收到的邮寄广告，我在商店里注意到的商品，推销员针对我的推销，我听到的谈话，我感觉到的周围的欲望”，总结美国的当代生活，使之变得通俗易懂。他十分坦诚地承认，“20世纪美国所具有的倾向和弱点，也是我自己身上的”。因此，《形象》如他所说，旨在为新的美国荒野描绘一份粗略的地图，而所有的美国同胞都为此提供了一手资料。最终的要旨在于：“美国人日常经验中的琐事，回答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真实是什么?”</p><p>在眼下这个信息如洪流呼啸而来的时代，读者或许会怀疑六十年的岁月是否黯淡了布尔斯廷观察的光泽。事实上，《幻象》中蕴含的真知灼见是如此精辟，以至于我们触目所见的风景似乎都是布尔斯廷式的（<i>历史学家史蒂芬·惠特菲尔德语</i>）。当年他所追踪的刚刚冒头的、令人恼火的现象如今像浮油一样持续在美国场景中蔓延，并早已越出美国的水域而造成更大面积的“污染”，因此我们似乎不得不对此加以新的说明：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了“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了“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提出了“超现实”（hyperreality），更不必说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人们遭遇无处不在的“后真相”（post-truth）和“假新闻”（fake news）。</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650e2dbdc32037f0492325b38b280001a6779d15823513e0082bff90693b8b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纪录片《景观社会》布尔斯廷本人则不那么老练。他一开始就承认：“我不能描述什么是‘现实’，我知道这有可能让我成为更渊博的哲学家同行眼中的活靶子。但我可以自信地说，今天宰制美国经验的，并非现实。”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自谦，因为自从海德格尔大行其道，那些渊博的哲学家后来都成了布尔斯廷的同类。在拒绝了真理的符合论之后，这些同行中的许多人自己也放弃了定义“现实”的努力。</p><p>相反，布尔斯廷在书中大胆宣称自己只知道“现实”不是什么。当代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同义反复的经验时代”，宁愿选择代用品而非真实，人工而非自然，遥远而非直接。由于再现经验和传播图像的便利性日益增强，布尔斯廷所称的“图像革命”（Graphic Revolution）削弱了人们直接面对生活的能力，并使其容易受到那些创造事件（“伪事件”）的人的操纵，这些事件旨在锁定人们的生活。<strong>现在所有人都置身于一个迷人的镜厅之中。因此，“使我们忧心忡忡的，不是现实，而是我们用以取代现实的形象”。</strong>难怪在《幻象》出版后的几十年内，美国四到六岁的孩子被问到他们更喜欢电视还是父亲，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回答喜欢电视。</p><p>《幻象》的前半部分是围绕历史衰退的主题组织的。关于新闻、名声和旅行的章节建立了一个历史基线，作者将其定位在几个世纪或更早之前。那时没有新闻代理人或采访员，没有公关人员或旅行社，没有明星的代笔作家或政客的演讲撰稿人。伟大的光环是建立在模范行为和杰出才能的基础上的。新闻往往是有文化的人的专利，而那些没有权势和财富的人不会出国旅行或参观博物馆。但是，由印刷机引发的图像革命，后来进一步被大众传播的魔力和大众文化的诱惑所增强，将经验转变为合成和捏造的东西。因此，美国的史诗变成了对承诺的违背。这一承诺来自亚伯拉罕·林肯那句广为人知的格言：“你或许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成了美国民主信仰的基石。</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153484ec535708235b2004fc8d8e81e0b2a195eb562f98b577f51ce9e6b073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亚伯拉罕·林肯布尔斯廷说，林肯这句吸引人的口号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下。首先，虚假和真实之间有清晰明显的分界，煽动者用来欺骗人们的谎言和永存的真理之间界限分明。第二，人们喜爱真实胜于虚假，当必须要在单纯的真理和做作的形象间作选择时，他们会选择真理。然而在图像革命（即人类制作、保存、传输并发布清晰图像的能力获得了爆炸性增长）之后，这两个前提再也不符合事实了。</p><p>美国滑向一条向下的轨迹，让民众面临“非现实（unreality）的威胁……我们可能是史上第一群有能力把幻觉变得如此多彩、如此有说服力、如此‘真实’以至于可以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我们是地球上最沉溺于幻觉的人民”。由于美国人“爱上了自己的形象”，因此注定会遭受挫折。虽然他们努力扩大自己的世界，让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多样化、更激动人心、更多姿多彩，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努力都只有反效果。这一现象被布尔斯廷称作镜像效应。“我们孜孜不倦、费尽心思地扩充自己的体验，却在不知不觉间把它变得狭窄了。在疯狂追求意料之外的事物时，我们却只找到了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意外惊喜。……<strong>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和自己纠缠在一起。无论在哪里，我们看见的都是自己在镜中的倒影。</strong>”</p><p>谁是罪魁祸首？布尔斯廷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肆无忌惮的炒作，或者说归咎于H. L.门肯（H. L. Mencken）所嘲笑的“空谈”（buncombe）。他断言：广告的兴起带来了整个社会对真相概念的重新定义。“重要的不再是真相，而是逼真度。”因此，“比起真实，更重要的是声明要可信”。这种转变使得骗局更容易得逞。<strong>真相与谎言之间界限的消失是文化丧失的症状，是对广告真相概念的投降。</strong></p><p>2004年布尔斯廷去世时，《卫报》的讣告将《幻象》评价为“一部关于广告和公共关系的黑色艺术和腐化影响的精彩原创”。布尔斯廷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广告人的幻觉艺术。他引用了P.T.巴纳姆（P.T.Barnum）的例子，称其是第一个发现“公众多么喜欢被欺骗”的广告商，也堪称伪事件的最初创造者和商业化者之一。巴纳姆深知认知不稳定的深远力量。他凭直觉理解到，美国人认为有很多事情比现实更令人愉快。<strong>所以，并非欺骗公众有多么容易，而是公众乐在其中，不仅被欺骗所吸引，而且还被“舞台机械、捏造和投射形象的过程”所吸引。布尔斯廷将欺骗和自我欺骗置于现代性的核心。</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7f66ff0442d69a015c9cdb985270bb18c42d3b8b43557cfca41683b07597ee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巴纳姆的马戏团“制造这些充斥我们体验的幻觉，成了美国的生意，而且是美国最有诚意、最不可或缺、最受尊崇的生意。我指的不仅仅是广告、公关和政治说辞，还有那些意图告知、安慰、完善、教育、提升我们的一切活动。”而所有这些活动的有力展现是“形象”（image），在布尔斯廷的概念中，“形象”既是字面意思（图片、照片等）上的，也是比喻意义上的：它是形象在文化上的首要地位的简称，也是一种以轻率的巴纳姆式假设来对待现实本身的方法的简称。严格来说，形象是现实的复制品，无论是电影、新闻报道还是广告海报，它都比现实所希望的更加有趣、戏剧性和诱人。</p><p>因此，形象不仅如布尔斯廷在书中所说是“合成的、可信的、被动的、逼真的、简化的、暧昧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民主的，这是大众反复为自己选择的一种幻觉，直到不再将其视为一种选择。<strong>布尔斯廷认为，形象创造出“把我们与生活真相隔离开来的非现实丛林”。它们不一定是谎言，但总有可能是——这就是我们的焦虑所在。</strong></p><p>《幻象》不仅揭示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模糊，也揭示了英雄与名人之间的混淆。评论者举出一个例子：1982年，伊丽莎白·泰勒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一部未经授权的有关她生活的电视电影。她无意中证实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我是我自己的产业。我是我自己的商品。”不是她的才华，也不是她的活动，而是她的整个生活都被简化为一种产品，不仅有价值，而且有价格。这种资本主义版本的奇异超圣体，绝妙地证明了布尔斯廷对名人的定义——“因其知名度而闻名”的“人类伪事件”（a “human pseudo-event”）。</p><p>布尔斯廷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领导人开始变得像“媒体明星”，而不是政客。对名人和伪事件的强调瓦解了严肃性，无疑助长了政治惰性，导致选民投票率持续下降。也许正是“光环之后空无一物”的感觉，导致颓废情绪蔓延。美国人倾向于将表演视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个特征，所以，在那以后，毫不奇怪，他们先后选出演员和真人秀明星做他们的总统。媒体操纵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生活的资格。在当权者手中，在象征性政治的实践者手中，姿态已成为政策的替代品。因此，里根时期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Larry Speakes）作为公务员的最后一次演讲颇具讽刺意味，他于1987年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希望政策的基础是什么对美国人民最有利，而不是什么在电视上最好看：“我们不要写一个电视脚本，然后为晚间新闻设计一个事件。”</p><p>吊诡的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幻象》也可以视为对美国人创造性地打造的新世界的致敬。在布尔斯廷1987年出版的散文集《隐藏的历史》（<i>Hidden History</i>）中，他节选了《幻象》一书的三个章节，但写下了如此的介绍：“在这些实验和进取的场景背后，我们瞥见了‘科技之势’。”“在我们自创世界的惊喜中，‘科技之势’开始变得不祥。<strong>‘伪事件’——我们自己创造的体验——开始向我们隐藏现实，混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把我们从英雄的世界带向名人的世界，将我们从旅行者变成游客。</strong>”</p><p><br><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3df678bc2eba30d19be7c9f81ed519f61c538d8aea56f4608b083eb09ce073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丹尼尔·布尔斯廷</p><p>对于游客来说，美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它不仅是精明的美国消费品营销商的收入来源，当然也是一个引发热烈学术兴趣和大众感情的主题。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游戏还是社交媒体，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征服地球。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文化的吸引力一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在美国实力的推动下，美国式幻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strong>到目前为止，它们常常与当地的习惯和价值观交织在一起，以至于美国以外的世界的异国情调已经内化了</strong>。在这方面，布尔斯廷的书是如此切题；但如何识别和理解美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品质呢？它的历史运动规律是什么？</p><p>就在《幻象》出版的两年前，布尔斯廷断言，“如果历史学家有任何功能的话……那就是注意到经验的丰富特殊性，寻找生活的辛辣芳香。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是所有经验的不可重复性的拥护者”。这一角色与《幻象》最重要的论点无法协调，因为此书恰恰认为经验已经变得同质化、贫乏、缺乏趣味性，无时无刻不在遥控之下运行。不过也正因如此，《幻象》的想象力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的主旨与作者最具个性的冲动和观点相悖。一般评论家大多称赞布尔斯廷带来的令人沮丧的信息尖锐而有趣，尽管在学术期刊上讨论这一问题的专业历史学家觉得布尔斯廷的行文“令人厌烦”“琐碎”和“印象派”。媒介学者的看法则是另外一路：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指责布尔斯廷“倾向用道德上的反对来代替洞察力”，并“从逐渐消退的机械文化的固定点来看待即将到来的电子文化”。</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35775f1a0b8f9abf26781cb24085078ac1853b3a1bfb52dce4e4498cacfb78f.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美版《幻象》确实，《幻象》来得有点早，未能抓住电视的中心地位。但麦克卢汉误读了布尔斯廷的“道德上的反对”——这本书并不是对美国文化正在走向衰落的哀悼警告。书的前言令人安慰地坚称，这本书是出于“对美国的热爱和对美国的惊讶”而写的。布尔斯廷甚至明白无误地说：“我们的问题并不源自我们的弱点，而是源自我们的强项。它们源自我们的学识、财富、乐观主义以及进步。”或许他还应该加上一点：也源自美国人的技术。</p><p>布尔斯廷对图像文化的反对也没有像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i>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i>，1985）那样激烈，后者堪称前者的精神续篇。（就连两本书的副标题都有某种连续性：布尔斯廷的叫做“美国伪事件指南”，波兹曼的叫做“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在波兹曼的时代，电视意味着引人入胜的视觉事件，意味着风格和外观胜过可操作的信息。他继承了布尔斯廷的“伪事件”理论，提出电视是“伪语境”（pseudo-context）的集大成者。电视“使娱乐本身成为表现所有经验的自然形式”，而当所见即所信，理性话语的程序本身就受到了威胁。</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3e314e1082654290c8f223b2ed041dd1ed6e6fa71765c6d838cb1c2cbf6755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美版《娱乐至死》在“即将到来的电子文化”远未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布尔斯廷这位未来的国会图书馆馆长还对人们的觉醒抱有期望。尽管布尔斯廷本人对美国独特的新氛围的关注使其笔下的体验多少变得有点“同义反复”，但《幻象》也属于它的时代。当时人们（不仅是保守派）普遍认为，物质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美国下一步面临的是真实性危机。布尔斯廷的观察是，“我们不是被现实所困扰，而是被那些我们用来代替现实的形象所困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i>The Feminine Mystique</i>, 1963）对形象制造者的抨击也基于同样的假设。这里的指导思想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保守主义，而是女权主义。核心问题再次指向欺骗的影响：<strong>弗里丹强调了她和她认识的女性如何“生活在谎言中”，它是由男人、专家、媒体和机构所延续的谎言，这个谎言就是“女性的神秘感”，把女性囚禁在家里，充当妻子和母亲，她们对创造力和意义的渴望通过消费的虚假承诺得到满足。</strong>这与布尔斯廷的观察惊人地类似。</p><p>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美国同代人那里，读到与布尔斯廷相同的忧虑：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在《荒诞成长》（<i>Growing Up Absurd</i>，1960）一书中将焦点集中在“年轻人的不满情绪以及技术官僚机构中缺乏人道价值观的现象”上，指出社会中“有价值的机会”的匮乏会阻碍教育和成长，而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导致青少年“扮演”人们期望他们具备的品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则认为，“传统智慧”阻碍了美国人对纠正私人放纵的必要性的理解。</p><p>由于布尔斯廷在《幻象》中比上述任何一位批评家都更深入美国社会的肌理，因此他与激进主义观点的关系其实比与他通常所赞同的乐观保守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瓦尔特·本雅明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直到1968年才被翻译成英文（《幻象》中的参考文献也没有引用这篇文章），它预示了布尔斯廷的第四章。事实上，《幻象》的整个论点更接近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i>One-Dimensional Man</i>，1964），也接近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胜利和大众文化空虚的批判，而非上一代的美国实用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b5919a706554c6dae2f70461b25e7347b4b95b760d04fccff937d77f0b3d1f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幻象》的思想渊源并不明确，布尔斯廷对任何大型哲学问题的回避似乎是典型的美国风格。但其实作者可能承认，他的作品更容易追溯到欧洲大陆的思想。早在1843年，照相机发明后不久，费尔巴哈就给“我们的时代”贴上了这样的标签：<strong>“重形象而轻事物，重摹本而轻原物，重再现而轻真实，重表象而轻存在。”</strong>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疑问，“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暗示了布尔斯廷对图形革命重塑话语结构的强调。在夸大媒介对认知的影响方面，麦克卢汉与布尔斯廷并没有太大不同。</p><p>不过《幻象》的价值与其说来自它所建立的知识渊源，不如说来自该书所描述和预见的美国文化的相关特征。对于这种文化的合成性、虚幻性和华而不实的特征，有什么补救办法吗？除了保持警惕之外，布尔斯廷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没有立法、没有政策、没有新的机构来筑堤抵御伪事件的泛滥。作者只要求读者对身临的困境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祛魅的任务最终是读者的任务。他开出的是每个人都必须解放自己的个人主义药方，以求知来治疗，“了解我们的疾病，探索折磨我们的事物，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疗法”。</p><p>面对大众文化的阴险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将他们的著作作为抵抗的一部分，作为对现实予以“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的贡献。（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存在的“总体异化”现象开出的药方，即要同“现存的一切东西进行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决裂”。）面对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舆论》（<i>Public Opinion</i>, 1922）提出了通过建立“情报机构”来促进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面对图形革命虚幻的后果，布尔斯廷除了保持警惕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补救措施：“<strong>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清醒过来，必须调节自己的期望，必须让自己准备好接收从外界而来的信息。第一步就是开始怀疑，认清确实存在一个外部世界</strong>”——作者如是总结。由此，仅仅看见形象是不够的，必须看透形象。或者正如《国王班底》（All the King's Men，1946）中的一句话：“历史是盲目的，但人不是。”</p><p>正是在此处，《幻象》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布尔斯廷并不了解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strong>对形象的迷恋并不一定是污点。凭借形象看世界有其自身的道理——它不同于以往看世界的方式，但未见得就劣于那些方式</strong>。有时人们不想要原物，只想要模仿，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空虚无力，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从布尔斯廷所推崇的现实之重中解脱出来。</p><p>在历史的后视镜中，物体可能看起来比当时更大。回望过去，我们更容易认清上个时代的人可能朦胧注意到或理解的事物的意义。1960年，布尔斯廷断言“我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还做了什么——以某种方式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生存意义的理解”。这就是《幻象》一书的初衷。与六十年前相比，形象丧失了新奇性，但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也因此，《幻象》值得深思、延伸、广为推行，而不仅仅是出于它的知名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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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30 Sep 2023 23:32:4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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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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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欧盟监管机器全速运转，全球互联网走到新关口]]></title>
<description><![CDATA[<p><strong>欧盟互联网监管“双箭齐发”</strong></p><p>9月6日，欧盟委员会首次根据《数字市场法》（<strong>DMA</strong>，Digital Markets Act），点名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亚马逊、苹果、字节跳动（TikTok的母公司）、Meta 和微软六家科技公司为“<strong>把关人</strong>”。</p><p>这六大把关人，将有六个月的时间，来确保其被指定的每项核心平台服务完全符合《数字市场法》规定的义务。</p><p>DMA规定，<strong>如果数字平台在核心平台服务方面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提供了重要通道，欧盟委员会可将其定义为“把关人”（gatekeeper）</strong>。</p><p>这些重要通道可以被用来限制访问核心平台服务，包括搜索引擎、社交媒体、视频共享、操作系统、浏览器、应用商店、虚拟助手、云计算、广告投放、通信平台和在线中介服务等。</p><p>必须具有足够大的规模和稳固的市场地位，才可被归类把关人，被纳入监管架构。</p><p>这意味着过去三个财务年度年营业额均超过75亿欧元，或上一财年平均市值至少达到750亿欧元，每月拥有4500万以上本地活跃用户，并且在至少三个欧盟成员国提供核心平台服务。</p><p>欧盟委员会称，由六家把关人运营的共22个核心平台服务已被指定，具体划分为：</p><p>四个社交网络（TikTok、Facebook、Instagram、LinkedIn）；</p><p>六个“中介”服务（谷歌地图、Google Play、谷歌购物、亚马逊市场、iOS应用商店、Meta市场）；</p><p>三个广告投放系统（谷歌、亚马逊和 Meta）；</p><p>两个浏览器（Chrome、Safari）；</p><p>三个操作系统（Android、iOS、Windows PC OS）；</p><p>两个即时通信服务（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p><p>一个搜索引擎（谷歌）；</p><p>一个视频共享平台（YouTube）。</p><p>随着市场状况的变化，欧盟还可以继续指定更多把关人。因此，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可能会有更多科技巨头和平台服务被添加到列表当中。委员会还将至少每三年审查一次现有的列表，以确认平台是否仍然符合资格。</p><p>如果你对此次大科技公司在欧洲市场被打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可能是因为欧盟立法者在前不久刚刚指定了17个<strong>超大型在线平台</strong>（VLOP，Very Large Online Platforms）和两个<strong>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strong>（VLOSE，Very Large Online Search Engines），要求它们遵守DMA 的姊妹法规《数字服务法》（<strong>DSA</strong>, Digital Services Act）。</p><p>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12月15日公布《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提案，到2022年7月5日，这两个被称为欧盟监管“双箭”的法案双双获得欧洲议会通过。</p><p>根据《数字服务法》，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4月25日发布了第一轮指定决定，所指定的平台和搜索引擎的月活跃用户数均需要至少达到4500万。其中包括:</p><p>Facebook、LinkedIn、YouTube、Instagram、Twitter和AppStore等社交媒体和平台；</p><p>亚马逊、Zalando 和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等电子商务平台；</p><p>以及搜索引擎 Google 和 Bing。</p><p>遵守 DSA 意味着这些公司面临具体规则，“以解决此类大型服务在非法内容方面给欧洲人和社会带来的特殊风险及其对基本权利、公共安全和福祉的影响”。</p><p>具体来说，两部法律各有侧重：<strong>《数字市场法》旨在解决行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数字服务法》则迫使科技公司对其平台上的非法行为承担更多责任</strong>。</p><p>一些已经在 DSA下被命名为 VLOP的公司很可能也将被指定为 DMA下的把关人，这意味着除了DSA要求的算法透明度之外，它们还将承担额外的“特定义务”。</p><p>对DSA，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评价说：“DSA将升级欧盟内所有网络服务的基本规则，确保网络环境是一个安全的空间，保障言论自由和数字贸易的机会。它将切实落实以下原则：线下非法的内容或行为，在线上也是非法的；规模越大，互联网平台的责任越大。”</p><p><strong>另一方面，DMA旨在为大型科技公司和小型竞争对手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strong></p><p>规模较小的互联网公司和其他企业经常抱怨，大型科技公司的反竞争行为为它们带来了伤害。</p><p>例如，全球主要移动操作系统平台谷歌和苹果对应用内购买收取30%的费用，Spotify和Epic Games等公司都声称这一费用过高。</p><p>又如，当谷歌推出购物服务时，新进入的市场主体几乎找不到理由投资比较购物技术，因为谷歌对搜索引擎的控制，使得其他主体所提供的服务永远不会被客户所使用。</p><p>再如，谷歌的广告技术业务存在反竞争行为，谷歌对广告技术市场买卖双方的主导地位，再加上其对广告交易所（AdX）的所有权，导致谷歌的广告技术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p><p>DMA规定了把关人的义务，以及它们在日常业务中必须遵守的“该做和不该做”清单，<strong>其明确目标是通过对把关人强制执行一套固定的行为条件来确保数字市场保持“开放和可竞争”，从而遏制常见的反竞争行为</strong>。</p><p>DMA适用于核心平台服务的关键条款包括禁止把关人自我优待（self-preferencing）或要求企业用户使用自己的服务（例如支付系统），以及禁止应用商店阻拦安装竞争对手的商店。</p><p>把关人也不能阻止企业用户提供和推广竞争性服务，并有义务与之分享平台使用所产生的信息。</p><p>DMA还有数据可移植性和服务互操作性的要求，包括即时通信巨头的互操作性义务以及操作系统、浏览器、搜索引擎和虚拟助手等的选择屏幕（choice screen）提供义务。</p><p>DMA义务的例子还包括对把关人如何使用第三方数据予以规范，以及要求它们向第三方提供其应用程序产生的使用数据。</p><p>此外，除非获得用户的同意，禁止把关人跟踪和分析用户以进行广告定位；禁止把关人阻止用户卸载预装；要求对一般访问应用公平、合理原则，并避免歧视性条款和条件，以便与用户公平交易。</p><p>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在一次讲话中，总结了欧盟的监管目标。</p><p>“我们知道，一些科技巨头利用其市场力量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不公平的优势，并阻止竞争对手开展业务、创造附加值和就业机会。这些做法扭曲了竞争，破坏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并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潜力，尤其是来自Web 4.0和虚拟世界的创新潜力。<strong>现在是欧洲预先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了，通过提供明确的可执行法律框架来促进单一市场的创新、竞争力和弹性，而不是依赖于漫长且并不总是有效的反垄断调查。</strong>”</p><p>DMA生效后：</p><p>可以通过废除苹果税，改变苹果通过扼杀竞争和控制消费者来攫取暴利的局面，消费者、创作者和开发者终于有机会可以摆脱苹果的控制。</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bd48a42046eb9d6f82957b097b47138a2e2da1852825652ace2e39d632ef9ec.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所谓苹果税，即苹果商店内，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应用，苹果对发生的数字内容消费收取30%的分成，而对1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开发者抽成比例则为15%</p><p>亚马逊也将无法再虐待那些第三方卖家，它们因提供与亚马逊销售的产品相类似的产品而遭遇来自平台的不公。</p><p>苹果和谷歌将被迫在各自的 iOS 和安卓设备上为第三方应用程序商店提供空间。违反DMA的处罚可达公司全球年营业额的10%，严重屡犯者甚至可达20%。</p><p>在DMA的规定中，欧盟委员会还有权采取额外的补救措施，例如要求把关人出售业务或部分业务，或禁止把关人收购与“系统性违规”相关的额外服务。</p><p>此前，欧洲最高反垄断监管机构曾指控谷歌滥用其在网络广告技术行业的主导地位，表示可能会寻求拆分谷歌的广告技术业务。DMA生效对谷歌广告是个不祥之兆，该法的执行也将最终削弱 Meta 向用户强制投放行为广告的能力。</p><p>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除了五家美国公司之外，<strong>欧盟还指定字节跳动公司为把关人</strong>。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更严格的审查，监管机构担心该平台会越来越受欢迎，并有可能向年轻受众传播虚假信息。欧盟立法者还对 TikTok可能的数据安全表示担忧，包括数据可能被用以监视用户。</p><p><strong>TikTok的反应也是六家公司中最激烈的。</strong>TikTok的官方声明表示：“我们支持DMA在欧洲创造竞争环境的目标，<strong>但从根本上不同意这一决定</strong>。”</p><p>它列举了一系列理由：</p><p>公司本身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进入者，为巨头控制的市场带来了竞争和选择，这些巨头拥有多种被大量使用的产品和服务，而它只有一个流行的核心平台服务；</p><p>TikTok从未因在欧盟的竞争问题而受到调查，DMA 的“该做和不该做”清单反映的是它的竞争对手在过去的滥用行为；</p><p>其视频共享平台并非根深蒂固且持久，因为该平台已被竞争对手广泛克隆；</p><p>此外，它也并未采取锁定策略，TikTok视频一向可以发布在其他平台上，并链接到不同的第三方帐户。</p><p>欧盟被普遍认为是全球科技监管最严厉的地区。此前，欧盟于2018年5月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被视为隐私保护领域史上最严的立法。现在，当DMA刚开始全速运转，我们已经尝到了更大的事情即将到来的滋味。</p><p><strong>对2000年代初期的监管体系进行改革</strong></p><p>互联网从来不是为了由少数主导者控制而建立的，但在现实中，却逐渐走向了当年初衷的反面。</p><p>现在，<strong>DMA与DSA企图通过约束大型平台的力量来重塑网络世界，努力加强在内容审核、透明度、问责制和技术设计等方面的义务</strong>。</p><p>新规则预计将为核心平台服务创造新的竞争机会（例如独立应用商店、替代支付服务和新兴搜索引擎），同时打击把关人的直接滥用行为，例如任意执行条款和条件。</p><p><strong>这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旨在鼓励数字市场的更大竞争，确保消费者有更多选择</strong>。由于欧盟监管对全球互联网的巨大辐射力，它们甚至被称为<strong>新的“互联网宪法”</strong>。</p><p>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阿努·布拉德福（Anu Bradford）一直在研究所谓的<strong>“布鲁塞尔效应”</strong>（Brussels Effect），<strong>用以形容欧盟在影响全球企业和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的独特力量，以及其独自行动的能力</strong>。</p><p>近年来，欧盟在从数据隐私和消费者安全到环境保护和竞争规则等不同政策领域拥有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力，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还因为它作为一个民主实体，立法程序透明且设计良好，导致其他国家可以遵循其法律制定方式。</p><p><strong>由是观之，DMA与DSA一定会给其他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带来启发。</strong></p><p>很多立法者正在研究对2000年代初期的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每个人都认为平台与二十年前存在巨大的不同。它们带来了更多风险，影响竞选政治和其他一系列事务，因此许多立法者正在讨论改革从前的体系，包括在两个互联网大国美国和中国也是如此。</p><p>以DSA为例，它旨在规范数字服务，取代了 2000 年代初欧盟通过的电子商务指令（Electronic Commerce Directive）。</p><p>这项立法受到美国1996年《通信规范法案》（CDA，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第230条的启发，其中规定了平台或中介服务的免责原则。第230条对社交媒体平台予以保护，使它们不必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p><p>欧盟原本的出发点是，当平台或中介开始提供服务时，监管方希望它们能够构建更多的东西，轻松地创建新服务并尽可能创新。</p><p>为此，必须创造一个信任的环境，在其中遵循非责任原则（non-liability principle）——中介服务机构对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不承担责任，除非他们知道有非法内容并且未采取行动予以删除。这极大地刺激了众多服务的兴起，人们开始信任在线生意。</p><p>然而到了今天，平台上出现了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儿童性材料、恐怖主义内容以及大量非法或有问题的其他内容，所以欧盟试图通过DSA更好地规范在线服务。</p><p>欧盟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法规是因为成员国各自为政，自行制订法规来规范相关问题，而欧盟希望统一在这一领域的法律。</p><p><strong>但DSA也并没有寻求让平台承担责任，而是在内容违反其自身规则或非法的时候，让平台承担更多责任。</strong></p><p>基本上，非责任原则保持不变，但添加了其他原则，包括合规性原则，这些原则根据服务的性质和规模而有所不同。<strong>服务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因此平台必须遵守的规则也就越多。</strong>对于超大型在线平台而言，其义务远多于一般中介服务。</p><p>由此，DSA确定了适用于每项中介服务的基本原则，包括服务条款的透明度、透明度报告、更高的合规性，例如在线广告的透明度、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定向广告的影响、通过设计实现合规性，以及必须具备风险评估和缓解措施，等等。</p><p>就如同美国的第230条影响了欧盟的立法，DMA和DSA完全可以成为其他立法者的灵感来源。</p><p>从现实中来看，大型科技企业受到多个司法辖区的监管；但欧盟在制定新的法律框架方面表现得最为积极。事实证明，这些框架具有广泛的全球影响力，这也就是布拉德福所说的“布鲁塞尔效应”。</p><p><strong>GDPR即是一个突出的体现。</strong>所有企业在全球运营过程中都遵守该保护条例，因为这样做比在不同国家采用不同做法更便宜，也更简单。</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bf9c43c259aa44dbe9807f2be317bdca94f7f7d2a0e72cee724ab3e4dfa809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而其他许多政府也采用欧盟法律作为隐私监管的模板。它们开始补充类似立法，尽管内容略有差异。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即为一例，印度是最新的例子，还有美国的一些州。</p><p>当GDPR生效时，几乎没有平台决定离开欧盟市场。对于DMA和DSA来说，情况会非常相似。</p><p>特别是较大的平台，即一般欧盟消费者使用的平台，将遵守这两项法律，并可能采取措施，使它们的平台更安全。而且可以预期，同样的做法可能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正如GDPR的进程一样。</p><p><strong>美国的立法者会仔细关注欧盟法律的实施。有人甚至认为，美国现在正在向欧洲立场靠拢。</strong></p><p>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已开始针对某些大型数字企业采取反垄断行动。在推文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欢迎欧盟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并声明，美国愿意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来监管这类技术。</p><p>我们也看到数字服务税领域的潜在进展，美国正在探索全球企业税合作的广泛途径。</p><p>在英国，由于它在脱欧公投后离开了欧盟，政府最近也表示将采取事前措施，以应对反竞争的科技巨头。建议的方法是针对每个具有“战略市场意义”的平台定制条件，而不是为巨头在所有范围内规定固定义务。</p><p><strong>对于中国，由于超大型在线平台的存在，立法者对DMA与DSA中的立法理念和做法进行借鉴几乎是必然的。</strong></p><p>DMA的出台突破了传统竞争法的监管思路，只要互联网平台符合DMA的适用条件而被认定为把关人，DMA就可以对其特定行为进行规制，而无需就“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竞争影响”等问题展开分析论证。</p><p>同时，DMA也代表着从传统的事后反垄断调查和事后执法到加强持续的事前监管并提出预防措施的转变。至少在理论上，DMA可能会减少欧盟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的竞争调查的数量，假使它能有效地主动遏制各种不公平策略。</p><p><strong>无疑，欧盟的立法会给我国反垄断立法提供新思路。</strong></p><p>事实上，在2021年公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当中，就可看出与DMA的监管思路存在诸多近似之处，在公平竞争、平等治理、开放生态、平台内部治理、经营者集中申报等方面均有所突破。</p><p><strong>可以想见，在下一步的立法过程中，DMA的把关人制度也将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strong></p><p><strong>布鲁塞尔效应将吹皱全球互联网一池春水</strong></p><p>企业的思考角度肯定不同于监管方。布雷顿专员将欧盟新法规描述为大型企业的“末日”，并警告它们现在“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欧洲规则”。欧盟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strong>欧洲市场需要获得最好的公司，而不仅仅是最大的公司</strong>。</p><p>不出所料，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商界认为，新法规是对美国公司在欧洲规模太大、过于成功的直接攻击。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似乎相信，<strong>DMA下的新事前监管结构将为欧洲科技公司扩大规模并提高全球竞争力创造机会</strong>——这雄辩地说明，地缘政治在互联网监管当中不会消失。</p><p>美国一份报告估计，DMA和DSA将对美国数字服务提供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保守地说，这会给美国数字服务提供商带来约220亿至500亿美元的新合规和运营成本，并迫使他们放弃重要的商业机会。</p><p>对于中国企业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大多还难以达到把关人门槛，但也需要针对欧盟国家单独设立合规体系，在合规技术和成本上要求也更多。</p><p>不过，如果美国在线平台在欧洲受到限制，中国公司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是下一步需要密切注意的事情。</p><p>人们肯定要到2024年春天才会看到对把关人的任何执法——因为那些在9月被圈定的公司将有六个月的时间来清理它们的房子。</p><p>但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为新规则做准备的操作上的变化，<strong>并且有可能会出现全新的商业模式</strong>。例如，未经同意的广告跟踪对于主要社交媒体巨头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许多旨在测试DMA边界和执法者勇气的法律行动看起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未来几年在欧洲将充满有趣的新权力斗争。</p><p>当立法者的规定妨碍了科技巨头的造币机生产，<strong>时间会证明DMA将经受多少来自科技巨头的阻力</strong>，这些科技巨头习惯于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运作，要么就是展开强大的游说活动。</p><p>欧盟委员会是否愿意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强有力地执行新的数字世界秩序还有待观察（特别是迫在眉睫的欧盟选举将在2024年重新配置欧盟的政治权力结构，包括引入新领导人）。</p><p>就像任何其他立法一样，<strong>DMA与DSA的好坏取决于其执行情况</strong>。</p><p>我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判断欧盟新法规是否有效以及哪些领域需要改进。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平台运营方式发生重大变化。</p><p><strong>新体系鼓励开发剥削性较低的商业模式，消费者可能有更多的回旋空间来摆脱平台巨头的锁定。</strong>削弱强大网络效应的影响需要时间，因为消费者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将知名品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品牌。</p><p>然而，<strong>坚定创新的初创公司应该有望比以往更有可能打破科技巨头对科技用户的控制</strong>。或者，至少对于在欧盟推出服务的创业者来说，这是新的颠覆性监管现实。</p><p>*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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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23 Sep 2023 23:53:1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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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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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生成式人工智能：炒作，还是真正的变革？]]></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如果人工智能并未处于炒作周期之中，它的巨大潜力就有可能实现。</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自从2022年11月突破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发布以来，投资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趣激增。科技股大幅跑赢大盘，推动2023年上半年股市大幅上涨。但是，这项技术真正具有变革性还是被夸大了？它是否值得当前投资者的热情？</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879f84853c5f70084fb0789ab1bbb4f1d667e3342626204ebb0a3bd0e90a4dd.jpg" data-w="783" data-type="jpeg" data-ratio="0.6385696040868455" data-backw="578" data-backh="36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论及这一点，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引用过硅谷的一个笑话：几年前，如果你的初创公司的域名中有.ai，你可以在你的估值上加一个零。而现在感觉可能会是两个零，特别是如果你声称自己正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be3eb02e498159efbccb2698bd17b61ec240440c80b5f14aab601e3b87249e5.jpg" data-w="640" data-type="jpeg" data-ratio="0.8734375" data-backw="578" data-backh="50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加里·马库斯</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听上去有没有泡沫的感觉？马库斯说，“除了快速沉浮的室温超导体LK-99之外，我见过的东西中很少有什么比生成式人工智能更被大肆炒作了。”许多公司的估值都在数十亿美元，整个的市场规模预计为数万亿美元。对此，马库斯大泼冷水：号称数万亿美元的市场，目前的实际收入仅数亿美元。这些收入也许确实可以增长1000倍以上，但这只是猜测。<strong>在一篇题为《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证明是一个哑弹怎么办？》的博文中，他甚至断言：人工智能的收入还没有到来，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到来。</strong></span></p></section><p><span>马库斯分析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收入似乎来自两个来源：编写半自动代码（程序员喜欢使用生成工具作为助手）和编写内容。前者似乎具有可持续性，因为编码是可靠的用例（use case），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程序员会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感到满意；它的自动完成特性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非常棒，并且他们也接受过检测和修复常见错误的培训。程序员之外，必须编写大量文案来推广其产品以提高搜索引擎排名的营销人员也会继续使用它。</span></p><p><span>内容方面就很难说了。除了运行并不良好的聊天式搜索，还没有出现杀手级应用。搜索的确是有吸引力的，但其中的技术问题是巨大的：没有理由认为幻觉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它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解决。对于某些用例（例如编写高效但平淡的副本），新颖性可能已经消失。用户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维持长期订阅。</span></p><section><p><span>马库斯分析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收入似乎来自两个来源：编写半自动代码（程序员喜欢使用生成工具作为助手）和编写内容。前者似乎具有可持续性，内容方面就很难说了。除了运行并不良好的聊天式搜索，还没有出现杀手级应用。搜索的确是有吸引力的，但其中的技术问题是巨大的。</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通常称为基础模型，因为系统是在大型预训练模型之上进行微调的）非常不稳定，因此很难设计成可靠的产品。对于任何给定的问题，你永远无法真正预测大型语言模型是否会给你正确的答案，我们现在知道，答案甚至可以每月发生变化——这使得将大型语言模型集成到复杂系统中的第三方工程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某些关键任务案例中，工程挑战可能是无法克服的。潜在的付费客户可能因此很快就会失去信心。</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c840f7b4ce5cf6fca8a9c4376c792f7b1bc394a8bf2a854552fed43bd6849a0.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ratio="0.625" data-backw="578" data-backh="36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如果马库斯说的是对的，那么整个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目前的估值可能很快就会结束。<strong>到目前为止，估值似乎是基于希望和梦想，而没有真正考虑到严重的工程风险。无论是编码还是高效但质量平庸的文案写作，都远远不足以维持夸张的估值。</strong>这也是为什么经历了最初的大红大紫，ChatGPT网站的流量持续下降。chat.openai.com的全球流量在今年6月份和7月份分别下降了9.7％和9.6％。</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815005b8807129c4b7094486f04dc722dda88dc3c48b0803a8b57c5e55faa8c.jpg" data-w="660" data-type="jpeg" data-ratio="0.6196969696969697" data-backw="578" data-backh="35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图片来自SimilarWeb</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所以，马库斯的结论是：“即使是OpenAI也很难实现其290亿美元的估值；如果年复一年只能实现数千万或数亿美元的收入，那么估值在数十亿美元以下的竞争初创公司很可能最终会倒闭。微软今年的股价上涨了近一半，或许主要是因为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允诺，但股价可能暴跌；NVIDIA飙升得更厉害，但也可能回落。”</span></p><p><span><strong>这几乎是在说，快速扩展的技术并不总是能兑现其承诺，而如果不能的话，泡沫很容易破裂。</strong>泡沫通常和眼球或点击的价值或潜在市场总量有关，这些动态被谈论，形成分享狂热，以此作为估值的驱动因素。由于赌注巨大，投资者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处于泡沫之中。然而，即便如此，这一波人工智能与此前我们经历过的泡沫还是非常不同。</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一般来说，大型技术周期都是由新贵发起的。比如，早在1990年代初，分布式计算就诞生了，一家名为Oracle的小公司反对 IBM 所提倡的大型机。这种分布式技术花了一段时间才变得更加普遍，因为IBM这个巨无霸断定，它代表的是既定的做事方式。从旧周期切换到新周期时，会迎头遇上既定的业务实践、既定的技术，这些都会阻碍采用新的做事方式。 </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本次人工智能周期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周期不再由新贵领导。它是由地球上一些最强大的科技公司推动的。当技术提供商一致判定此事确实在发生时，它就是真实的，当客户开始感兴趣，它就不是炒作。<strong>如果人工智能并未处于炒作周期之中，它的巨大潜力就有可能实现。</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afd90e6033baa4ea7afb6e04b47d952b04e1999c496fafb2ed4fa8781cd7190.jpg" data-w="736" data-type="jpeg" data-ratio="0.6793478260869565" data-backw="578" data-backh="393"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但当然，仅仅因为某样东西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并不意味着它就能赚大钱。<strong>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当前的大部分热情是由热情推动的；泡沫会产生泡沫，直到它们不再产生为止。</strong>如果一些人下车，估值开始小幅下跌，可能会引发强有力的负反馈循环，导致此前一直在迅猛加速的价值突然减速。许多人才和投资者可能会转向一系列新的闪亮事物，逃离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像不久前一些人逃离加密货币一样。</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section></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Tue, 19 Sep 2023 02:43:4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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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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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被遗忘的老年人——信息时代的数字排斥和日益扩大的灰色数字鸿沟]]></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trong>划重点</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尼葛洛庞帝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尽管很多人担心信息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最大的鸿沟将横亘于两代人之间。</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em><i><strong>01</strong></i></em></p><p>“数字弃民”：老年人首当其冲</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尽管数字社会通常被学界、媒体视作青少年群体跃居主导性力量的社会，但国内青少年人口的比重却在生育率跌破全球警戒线（1.5%）的大趋势下岌岌可危。2021年，随着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同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已经非常接近于零增长。从“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7%）到“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14%），中国仅用了21年时间。</p><p powered-by="xiumi.us">巧合的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堪与老龄人口的规模骤增相比肩：2002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移动通信市场；截至 2023年7月，网民规模达10.67亿，5G移动电话用户突破6.5亿，均为全球第一，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5G网络，互联网普及率达75.6%。</p><p powered-by="xiumi.us">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促使数字社会加速到来，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span><strong>“数字弃民”</strong></span>。我用这一词汇指代因为种种原因被数字化空间所排斥的群体。</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789540cf214ede807bdab6aef81d0b7c2f1b2e66d1dc54f3b54b43f948f2b44.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7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由于数字化技术的突飞猛进，线下的大量空间被数字化，如果是非网络用户，将彻底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也意味着社会中相当规模群体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在研究数字鸿沟问题时，可被总结为<span><strong>“数字排斥”</strong></span>。</p><p powered-by="xiumi.us">具体说来，数字排斥可以归纳为自我排斥、财务排斥、技能排斥以及地理位置排斥四个方面。</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自我排斥</strong></span>与厌恶变化和新事物有关，并且相信终身学习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比如部分老年人始终无法学会使用手机或微信等应用程序，其主要是出于对新事物的厌恶或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不自信，以及不愿在新事物上花费精力。在类似的状态中都会产生自我排斥。</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财务排斥</strong></span>是因为无力承担进入数字空间的经济成本而产生的，比如低收入人群无法为连接的前端成本、具有上网功能的设备和上网本身的持续成本支付费用。</p><p powered-by="xiumi.us">因为缺乏数字技能且无人帮助则会产生<span><strong>技能排斥</strong></span>，一个人的技能和信心是其能否有效使用互联网的前提。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互联网过于复杂，他们不仅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而且缺乏对于互联网工作原理的理解，比如目前大量信息表格需要网上填写，仅此一项就难倒了许多人。对一部分人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另一部分人群则充满了极大的困难，并且后面这类群体往往没有机会获得支持和帮助。</p><p powered-by="xiumi.us">最后是<span><strong>地理位置排斥</strong></span>，在偏远地区，宽带和移动基础设施较差（或根本没有），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人们面临着物理服务以及在线服务双重受限的不利条件。</p><p powered-by="xiumi.us">研究发现，造成排斥的一个最常见因素是年龄。各代人之间的数字鸿沟非常明显，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被称作<span><strong>“灰色数字鸿沟”</strong></span>。也因此，出生于数字时代之前的老年人群体，往往是研究者首先关注到的“数字弃民”。</p><p powered-by="xiumi.us">老年人一直占互联网非用户的最大比例。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从年龄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span><strong>截至2022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为37.4%，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17.6个百分点。</strong></span>占总人口比例18.7%的2.6亿老年人，其中仅有不到一半是网民。有将近四分之三的老年人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上网，很多甚至没有智能手机。他/她们面对高度数字化的出行、消费、就医等日常生活事项，无所适从、寸步难行。</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老龄化与数字化相向而行，</strong></span>造成看似欣欣向荣的数字社会中的一个极大的困境：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许多老年人发现自己在社会上被孤立，往往会造成危及生命的后果。其次，本来数字化技术可以用来帮助老年人打破孤立，然而恰恰是这个群体在访问互联网的手段和能力方面落后于社会其他人群。</p><p powered-by="xiumi.us">新冠大流行使过去几十年来这两个已经令人不安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弥合这方面的数字鸿沟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成为一种必需。</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em><i><strong>02</strong></i></em></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有关数字排斥的三个基本判定</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老年人中社会孤立现象的蔓延是有据可查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孤独和社会孤立描述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近四分之一的65岁及以上成年人被认为处于社会孤立状态，近三分之一的45岁以上成年人感到孤独。社会孤立会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与吸烟、肥胖和缺乏运动的风险相当。现在老年人的寿命比 20年前要长，但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独居，而且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也低得多。</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ea0164252ecb4168dc6c0e5e348c4dab4699a56a5f0558f7af1068f292525b8.jpg" data-w="64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5312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尽管许多老年人精通技术，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落后于年轻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65岁以上的人中只有73%使用互联网，而75岁及以上人群的互联网使用更加有限。就连在集中了众多高科技公司的加利福尼亚，老年人自己家中的互联网接入也受到限制：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只有 69% 拥有宽带接入，而对于 75 岁或以上的老年人，这一数字下降至 58%。对于没有家庭宽带接入的老年人来说，如果他们无法前往图书馆和社区中心，就等于消除了互联网使用和社交参与的选择。</p><p powered-by="xiumi.us">在中国，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网民中只有30%能独立完成出示健康码、行程卡的活动，23%可以在网上购买生活用品，20%能够上网查找信息。也就是说，每5位老年人中，只有一位能够相对熟练地使用手机完成这些操作。</p><p powered-by="xiumi.us">大量的老年人是技术新手（相当多的人对新技术感到恐惧），并且更有可能患上与衰老相关的残疾。由于这些残疾因素，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排斥通常更强烈。例如，许多老年人的视力下降与年龄相关，这可能是阻止他们使用技术的重要因素，在与其他障碍（例如缺乏动力和上网技能）相结合的时候，更加剧了这种状况。</p><p powered-by="xiumi.us">而数字化参与对老年人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活上的实用性问题，还同他们的生命质量相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他们的孤独感。老年人被社会隔离的相关风险是巨大的：孤独感会导致抑郁症、心脑血管疾病、身体功能下降乃至死亡。技术可以成为帮助降低这些风险的重要工具，研究表明，能够上网的老年人被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会降低数倍。</p><p powered-by="xiumi.us">必须意识到，<span><strong>数字化参与已成为社会参与的主要方式之一，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被囊括其中。</strong></span>也正因此，对老年人的数字排斥构成一个令全社会深感不安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作一些基本的局势判定：</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第一，60岁及以上的人口是一场“银色海啸”。</strong></span>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亿，占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占13.50%。</p><p powered-by="xiumi.us">其实，如果我们对老龄人口作细分，大概还可以从65岁以上人群中区分出“更年长的老年人”——那些75岁以上，完全不曾处于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环境中的人，他们是以畏惧的态度对待技术的。大概只有稍年轻一点的老年人才是拥有更多技术经验的群体。</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a97e9f4d11ebc981228f00e27948f0dfca3a36f1670b36ad5367ca541803f8d.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乐观地说，未来十年，精通技术的一代人将走向退休，并寻找延长自身独立性的方法。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如果将城乡差别计入，则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推动老年人参与数字化，需要同时考虑城乡差别。</strong></span>目前从地区看，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5.2%，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19.9个百分点（《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p><p powered-by="xiumi.us">据统计，国内城市的数字化覆盖率领先于乡村20%以上，直辖市、省会城市的数字化指数又领先多数地级市达20分以上，这意味着全国老龄人口近用数字基础设施的便利度呈现同心圆式衰减，即从少数发达城市的核心地带向边缘地带逐步变弱。比如，北京市早在2019年就已经建成市级指导、区级统筹、街乡落实、社区连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相关服务设施在以西城区为首的主城区的覆盖率高达80%，在毗邻河北省的远郊区的覆盖率却径直下跌到15%左右——也就是说，设施数量分摊到每个社区仅有0.2个左右。</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643e8296e405fab1cd86357386ccad47f4c6861d92522eb547bf5ff21b3daae.jpg" data-w="795"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98113207547169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因此，跨区域联合推动数字城乡一体化，构成了数字基础设施全面转向适老化改造的大前提。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第7条第3款中首次提出“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求促进不同等级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体化、协同化，又要求加快城市智能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这说明，适老化改造是个大课题，需要大处着眼，细处实施。</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第二，应该对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分类摸底。</strong></span>比如有多少老人存在与衰老有关的残疾，有多少空巢老人，多少独居老人，多少失智者，多少抑郁症患者等等。只有摸清楚了，才能就消除数字排斥对症下药。</p><p powered-by="xiumi.us">比如说，大多数为网络交流而设计的技术都依赖于看、听和读的能力，而老年人群体中，不乏具有严重的视力障碍及严重的听力障碍的患者。这意味着出于健康状况，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无缘网络。</p><p powered-by="xiumi.us">在欧盟，7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9％患有严重的视力障碍，有18％存在严重的听力障碍。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统计数据，美国23％的老年人表示他们的身体或健康状况使他们无法顺畅地阅读。</p><p powered-by="xiumi.us">除了健康以外，关于技术的知识对于网络交流也非常重要，而缺乏这种知识是阻止许多老年人参与技术的一个关键因素。老年人的反应灵敏度下降，这使得他们跟上快节奏的技术变得更加困难。多达77％的美国老年人报告说，在尝试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他们将需要帮助。此外，在那些已经上网但尚未使用社交网站的人中，有56％的人报告说，如果没人帮助，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亲朋好友建立联系。</p><p powered-by="xiumi.us">目前这种帮助主要是依靠子女，那么来自社会的支持能不能加大？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尤其是居住在农村的，没有年轻人陪同，出门办事简直寸步难行。向不熟悉技术的老年人传授他们所需的工具是一项高接触性的工作，这需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科技公司（既设计易于使用的设备，也能提供“老龄”折扣）和为老年人服务的组织之间展开合作，设计一些项目让年轻人参与帮助老年人上网。</p><p powered-by="xiumi.us">另一方面，如果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被困在养老机构或家中，无法看到或接触到其他人，这样的晚景可以说是相当悲凉的。因此，需要对老年人困境进行调查和呼吁，舒缓其心理负担。很多老年人被迫与亲人分离，断绝仅有的社交，这会引发严重问题。特别是空巢老人，难以预计他们的身心健康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由此，老年的护理项目需要看重社区的社会性，比如，一个“老年友好”的社区可以帮助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心理健康，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和维持一个人一生中有意义的社会联系。</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第三，以往很多老年人还可以生活在数字化空间之外，但现在被强行拖入数字化空间，造成更大的困境。</strong></span></p><p powered-by="xiumi.us">随着数字化的普及与渗透，越来越多的地方要求使用互联网来访问关键服务，不论是银行、社保部门还是政府，这对那些没有设备、不能负担数据或Wi-Fi、无法或不愿使用网络的人造成很大影响。老年人由于被迫卷入数字化系统，会突然面临扫码难、就医难、支付难、打车难、银行业务难等问题。</p><p powered-by="xiumi.us">在很多人都在尽情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的情况下，我们容易忘记那些受困于数字化、甚至为此变得寸步难行的群体。当老年人觉得在线操作过于困难、无法做到时，应该提供替代途径与面对面服务，而不应把一切服务都转入网上进行。</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7841c420ca0f4e25d85b0d60c1293ed5c26fdaf336d9771cf3bc95121ba2bab.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为此，我主张，<span><strong>在缺省设置上，有关服务的数字化应采取包容性方法，而不是强制性方法。</strong></span>如果公民不能在线履行义务，则不应强迫他们，而是需要对很多服务的运行方式进行一定的更改，来纠正数字排斥的影响。例如，健康服务不应一切都转入网上进行，必须保持必要的面对面服务和在线处理的替代方法。</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em><i><strong>03</strong></i></em></p><p>迈向对老年人的“数字包容”</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掌握数字技术已成为全面参与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老年人通常不太可能在学校和工作场所等机构环境中学习计算机和互联网技能，而他们的活动和认知能力也日趋下降。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技术接口和培训，等于就是把他们关在数字化大门之外，从而会加剧本已令人担忧的老年人孤立和孤独的趋势。</p><p powered-by="xiumi.us">数字排斥不仅限于无法访问手机和上网。想成为合格的数字化使用者，只是解决了上网问题还远远不够，尚需要足够水平的数字素养，以便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并具有查找、评估和有效利用在线系统的能力。</p><p powered-by="xiumi.us">对老年人的最低要求，首先是以下最基本的使用能力，包括：打开电脑或者手机、将电脑或者手机连接到Wi-Fi、更新密码、在线联系亲朋好友。而更高阶的技能，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衡量：</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1. 管理信息：使用搜索引擎查找信息，查找之前访问过的网站，下载或保存在线找到的照片；</p><p>2. 交流：通过电子邮件或在线讯息服务发送个人消息，知道如何在线共享信息；</p><p>3. 交易：从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序购买商品或服务，懂得在设备上购买和安装应用程序；</p><p>4. 解决问题：在线验证信息来源，或利用在线帮助，处理设备或数字服务的问题；</p><p>5. 身份验证和填表：了解如何进行个人身份验证，并完成在线表格。</p></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除此而外，还需具备基本的安全常识，防止被诈骗或盗走个人信息。例如，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在线诈骗的受害者，并将自己的个人信息置于危险之中。</p><p powered-by="xiumi.us">通过量身定制的数字素养培训，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安全地浏览互联网。实践表明，具有基本数字技能的个人可以从中受益的主要领域包括：增加收入、更高的就业能力、更便宜的购物、改善沟通以及通过在线服务节省时间。</p><p powered-by="xiumi.us">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和其他群体对技术的使用以及对数字化世界的信任。相关部门应该投入资金，建立更广范围的技能培训，并将其嵌入现有的社区组织中，鼓励技术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影响力投资者参与进来。</p><p powered-by="xiumi.us">技术公司的支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除了扩大设备捐赠、支持技能培训之外，技术公司还需要认识到，<span><strong>设备、服务和内容的设计对于数字包容性也非常重要。必须提升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伦理</strong></span>。</p><p powered-by="xiumi.us">现代社会很多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由是商业价值在驱动，老年人商业价值相对弱，所以技术也不会特意关注老年人的需求。为了纠正这一点，应该把数字无障碍作为老龄社会重要的公共政策安排。社会整体需要向科技创新企业以及公益慈善部门施加某种道德压力，促使其将数字无障碍作为技术伦理准则融入产品服务和软件设计中。</p><p powered-by="xiumi.us">老年人的数字困境问题在2021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2020 年 12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2021年 4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明确适老版界面、单独的适老版 App 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弹窗，同时禁止诱导下载、诱导付款等诱导式按键。2021年6 月3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法》、《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三项标准，侧重于解决老年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2022年1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首批通过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名单发布，微信及微信支付等网站和App按要求完成了适老化改造。所有这一切的政策指向都是，对老年人，我们必须确保技术简单易用，不被视为令人畏惧或过于复杂。</p><p powered-by="xiumi.us">从根本上说，数字排斥要求社会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应对措施，远远超出了仅仅增加硬件提供和支持水平就可以假设任何“沟壑”都可被“弥合”的程度。如果仅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使用信息工具，例如在线学习、电子病历和电子政务服务，那么社会将朝着更大的不平等方向发展。</p><p powered-by="xiumi.us">数字排斥的反面是<span><strong>数字包容</strong></span>（digital inclusion），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价格合理且可进入的数字设备和服务，以及拥有足够的动力、技能和信任，可以使用互联网追求并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和经济成果。</p><p powered-by="xiumi.us">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消除数字访问的特定物理或财务障碍，就足以使他们受益于数字包容。政府应将互联网接入作为基本需求，而扩大数字技能培训的范围应该是政府和第三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更核心的意义上，有必要消除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障碍，以便为专门就增加数字包容性而设计的干预措施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p><p powered-by="xiumi.us">即使互联网连接已经很普及了，并且许多服务都变成了仅在线上提供，排斥现象仍然持久存在。在此情况下，重要的是试图发现，为什么人们选择不去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机会。这些“选择”在何种程度上是真正自由的？还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不得不作出的？</p><p powered-by="xiumi.us">令人担忧的是，对那些继续处于离线状态的人，社会的触达可能将更加困难，因为他们显然遭受着复合性不利条件的影响，这也表明数字排斥在社会上最脆弱的人群当中正在变得根深蒂固。干预措施需要通过多种策略来解决这些越来越难以触达的群体所面临的困难，同时对阻止他们成为数字公民的问题予以考虑，这些问题既包括技能与意识，也涵盖经验与动机。</p><p powered-by="xiumi.us">随着未来几十年的加速变化，数字包容性的重要意义不会消失。经由无障碍设备、宽带和数字培训方面的大量投资，技术有潜力成为消除“数字弃民”，使他们能够连接、创造和贡献力量的强大工具。关键是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并为此采取迫切有力的行动。</p><p powered-by="xiumi.us">尼葛洛庞帝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尽管很多人担心信息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最大的鸿沟将横亘于两代人之间。“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世界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如果一位50岁的炼钢工人丢了饭碗，和他那25岁的儿子不同的是，他也许完全缺乏对数字化世界的适应能力。”</p><p powered-by="xiumi.us">我们更需要意识到，老年人在数字化背景下面临的许多挑战，反映了即便“离线”也普遍存在的更大的社会问题：年龄歧视、对老年人自主权的不尊重以及缺乏协商。整个社会需要形成一种共识：<span><strong>加强老年人权利，并将基于权利的方法纳入老龄化政策。在此，特别呼吁确保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尤其是卫生服务、社会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同时确保非数字服务得到维持。</strong></span></p></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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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05 Sep 2023 23:44:59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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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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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那个像书一样的世界]]></title>
<description><![CDATA[<p><strong>披沙沥金</strong></p><p>人类无疑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问，我们是否有道德上的毅力来拯救我们自己，使我们免于真正的灭亡。<strong>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利用过去来更好地理解当下。</strong></p><p>本专栏意在<strong>对选定的个人的生活和贡献进行一种富于当代意识的文化调查</strong>，虽然历史可能是不稳定的，但它确实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晶。一群特定的男人和女人，塑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同时也在他们身后的文明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记。</p><p>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找到相信这个世界的理由，因为它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以展望未来时，让我们追随并超越那些<strong>拒绝接受历史压迫的抵抗者</strong>，那些<strong>让我们热泪盈眶的作家</strong>，那些<strong>震撼我们灵魂的艺术家</strong>，那些<strong>敢于书写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的诗人</strong>，那些<strong>以持续的智力投入来守望社会的思想者</strong>，以及所有<strong>从未被眼前的限制所打败的异类</strong>。</p><p>——胡泳</p><p><strong>双重编码，互文游戏</strong></p><p>翁贝托·艾科（Umberto Eco）的《玫瑰的名字》（<i>Il Nome Della Rosa</i>, 1980）是一部双重编码小说。“双重编码”是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提出的概念，意指<strong>“既是精英的又是通俗的，既是新的又是旧的”</strong>，“作品中同时使用通俗符号和精英符号”。据此解释，可以说<strong>双重编码小说就是实验加通俗的小说</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164b546c09819e8db9ed6cdf95bd8a677104f77d6fb9edb8ea91f3b88d579ae.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玫瑰的名字》的实验性体现为<strong>两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技巧，即“互文反讽”和“元叙事”</strong>。艾柯自己说：“《玫瑰的名字》开篇就讲作者如何偶然发现一部中世纪手稿，这便是互文反讽的明显例子。”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书总是在说其他的书，每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被讲过的故事”，指的正是一种后现代的想法，即<strong>所有的文本永远都在参考其他文本，而不是外部现实</strong>；同时也让人回味中世纪的观念，即引用故籍对于写新故事是必不可少的。</p><p>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年轻人阿德索问他的导师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修士）：</p><p>“为什么要知道一本书的内容还得读别的书呢？”</p><p>“有时候要这样做。一本书谈到另一些书的内容，这是常有的事。一本无害的书，常像是一颗种子，会在一本有害的书中开花结果，反之也一样，这就是苦根结出了甜果。……”</p><p>“的确是这样，”我钦佩地说道。在那以前，我以为每本书谈论的都只是书本以外尘世的或超凡的事情。现在我才知道，一本书还常常谈及别的书，它们会相互关联。想到此，我更加觉得藏书馆令人困惑不安。那是书海，多少世纪以来，在漫长的岁月里，那都是个窃窃私语的地方，在羊皮纸书页之间进行着人们觉察不到的对话；<strong>那里有生命，有一种人类智慧不能主宰的强大力量，是收藏了许多天才和精英构设的秘密的宝库，它比发明和传播秘密的人更有生命力。</strong></p><p>多位作者评论说，书中的反派布尔戈斯的豪尔赫是以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i>La biblioteca de Babel</i>）的作者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为原型的，该小说描述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书库中，书库本质上乃是一个基于迷宫般的图书馆的宇宙模型。博尔赫斯也是盲人，曾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对迷宫的迷恋在他的短篇侦探小说中得到体现，而他的博学和对知识理论的兴趣使他能够在语言、知识和空间之间建立起智识和认知上的联系。</p><p>后现代主义喜欢把玩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艾柯完成原稿之后，出版社建议把开篇一百页缩短，为他断然拒绝。他的意思是就要用这一百页把不合格的读者吓跑。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存在<strong>两种对话</strong>：<strong>此一文本与所有其他以前写过的文本之间的对话</strong>，也即上文提到的互文性，以及<strong>作者和他的模范读者之间的对话</strong>。艾柯说：“我写作时的模范读者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同谋，当然，一个进入我游戏的同谋。”</p><p>这是公开邀请读者以参与精神投入阅读游戏。通览整部小说，信息基本上是模糊的，要求读者与正派主角威廉修士一样承担解释和构思的任务，<strong>尊重符号的复调，在决定意义之前放慢脚步，并怀疑任何承诺将对意义的追求予以终结的事情。</strong>通过这种方式，艾柯开启了阐释本身的奇迹。</p><p>传统的侦探小说末尾，都靠精密的推理发现真凶、伸张正义，即以有序（order）纠正混乱（disorder）。艾柯的小说却不是这样，它以讽刺的方式结束，正如作者在跋文中解释的那样，“发现的东西很少，侦探被打败了”。在部分通过巧合和错误解开中心之谜后，威廉疲惫地得出结论：“没有模式。”在此，<strong>艾柯将现代主义对最终性、确定性和意义的追求颠覆了</strong>，让名义上的情节，即侦探故事的情节被打破，一系列的死亡遵循着多种原因、意外的混乱模式，可以说是毫无内在的意义。</p><p>在艾柯那里，<strong>互文反讽与元叙事暗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strong>。小说“序幕”的第一句话引用了《圣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原文出自《新约·约翰福音》开篇：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the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这里最重要的是“太初”（beginning）和“道”（Word），即“开始”和“道”（其实更好的翻译是“言”）。上帝实际是用语言创造世界的。《创世纪》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是上帝做的第一件事，而艾柯也是以“开始”来开始《玫瑰的名字》的。这当中就暗示着：<strong>小说是语言架构的，这便是所谓“元叙事”了。</strong>正如罗兰·巴特所言，“语言是文学之在”。小说世界乃是用文字虚构的世界。</p><p>《玫瑰的名字》虚构了一个以14世纪意大利修道院为背景的谋杀悬案，但实质上是对神学、哲学、学术和历史角度的“真理”的质疑，因而也可说是一个<strong>结合了符号学、圣经分析、中世纪研究和文学理论的智力悬案</strong>。谋杀悬案仅为其表，智力悬案才是其里。玫瑰并不重要，玫瑰的名字才是最重要的。小说的最末尾，艾柯引了一句拉丁语诗句：“<strong>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strong>。”说到底，<strong>留存的只是符号，即语言</strong>。玫瑰，以它的名字存在，即使玫瑰不存在，或者从未存在过。</p><p>小说中说：“书本的益处就在于让人阅读。一本书是由论及其他符号的符号构成的，而这些符号又论及别的事物。”理念是事物的符号，形象是理念的符号，一种符号的符号。符号加符号，我们进入符号的迷宫，这是符号学教授艾柯带给我们的第一部小说，竟意外地成为全球畅销书。它如何会畅销？双重编码的另一重在此发挥了作用：<strong>艾柯为这部形而上的小说套上了一件通俗的外衣，即公式化的、保守的侦探故事。</strong></p><p>“既然我想让唯一使我们战栗的东西即形而上被看作是令人愉悦的，我要做的便只是（在情节模式上）选择最形而上、最哲学的东西，即侦探小说。”艾柯选取侦探小说的形式也是从哲学出发点考虑的，他认为，“人们喜欢侦探小说不是因为里面有谋杀，也不是因为里面歌颂（智力的、社会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终极秩序战胜了错乱无序。<strong>侦探小说之所以让人喜欢，是因为它是纯粹状态的推理故事</strong>”。所以你显然不能把这小说单纯当作侦探故事来读，倘若艾柯使用起初设想的书名《修道院的谋杀》，而不是现在的《玫瑰的名字》，恐怕他就不是大师级作家了。</p><p>但艾柯妙就妙在，<strong>幼稚的读者不需要深厚的知识，也能进入本书营造的氛围</strong>。他相信，小说的情节还是应该能够让人消遣、娱乐。艾柯提到过，有一个17岁的男孩对他说，自己一点都搞不清楚那些长篇大论的神学观点，就觉得它们只是迷宫空间的一个延伸而已。艾柯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希区柯克电影当中的惊悚音乐，让观众看的时候更投入，但如果不懂也无所谓。侦探小说里有人物、有情节、有悬念、有刺激，完全可以像一个普通读者一样，把《玫瑰的名字》当成一部凶杀案来看。这样一来，最幼稚的阅读成了最“结构式”的阅读。符号学家艾柯通过重构典型的中世纪手稿来自娱自乐，但也不忘加入二十世纪的元素，从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到维特根斯坦，最终以侦探小说的形式将其释放给毫无戒心的大众。</p><p><strong>对知识的渴求：诱惑与傲慢</strong></p><p>侦探小说当然以侦探为中心，所以调查员的选取是极具匠心的。艾柯自叙，“可能的话最好是个英国人，他具有很强的观察意识，并且对蛛丝马迹的解读极为敏感”。看到“巴斯克维尔的威廉”（ William of Baskerville）的名字，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艾柯暗示得足够明显了，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呼之欲出（难道你没看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吗）。谓予不信，比较以下两段外形描述：</p><p>他身高六英尺有余，因为格外瘦削，所以看来更显得高挑。目光锐利，咄咄逼人，只有在他神情恍惚、茫然若失的时候除外，这我前面已有提到。一个高高的鹰钩鼻，使他整个面容神态显得特别机警果断。下巴也是，方正、前超，这是男子汉坚毅刚强的表征。手，一直是墨水迹、药物痕斑斑驳驳。然而他的一双手出奇地纤巧灵敏……（阿瑟·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p><p>威廉修士比一般人高，却又极瘦，所以就显得更高。他目光犀利，鼻梁瘦削，鼻尖略呈鹰钩状，这使他的面部带有警觉的神情，只有在某些时候他才会变得迟钝，这我以后会提到。他的下颌显示出他有顽强的意志，尽管他那张布满雀斑的瘦长脸上……有时会显现出犹豫和困惑的神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那种犹豫和困惑，其实也只是他好奇心的表现（《玫瑰的名字》）。</p><p>故事讲述者的名字，威廉的学徒梅尔克的阿德索（Adso），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叙述者华生（Watson）相呼应，省略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t和d在语音上也相似。</p><p>与福尔摩斯一样，威廉也来自英国——不过不是来自苏格兰场，而是来自罗杰·培根（Roger Bacon）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哲学流派，他们是认知经验主义的创始人，这种哲学基于对感官所揭示的真实证据的精确检视，因此是解开谜团的完美工具。“威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奥卡姆的威廉的化身，艾柯一度想把调查员变成这位哲学家本人。书中的威廉修士称自己和这位“驳不倒的博士”在牛津大学曾经是朋友，“他在我头脑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p><p>生活在小说所处时代的奥卡姆的威廉首次提出了被称为<strong>“奥卡姆剃刀”</strong>的原则，通常被概括为这样的箴言：<strong>人们应该始终接受最可能解释所有事实的最简单的解释</strong>，小说中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使用了这种方法（他意识到，并不存在精心设计的模式可以解释一系列的谋杀案）。另外，只有在奥卡姆派修士那里才能有深入的符号理论。奥卡姆在共相问题上采取唯名论立场。根据唯名论，共相乃是空名：<strong>没有普遍的玫瑰，只有玫瑰这个名称。</strong></p><p>当威廉修士声称宇宙中没有秩序时，他呼应的正是奥卡姆。这使阿德索感到不快，他对秩序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中年的威廉一直处于怀疑之中，对自己不再有把握，不像他作为年轻的宗教裁判官，可以轻易下达对生与死的判决。他似乎对自己早年为了独立的世界秩序的确定性和真理而奉献感到遗憾，表示说：“身处这个时代，我怀疑这个世界是否有秩序，作为哲学家的我，即便不能发现一种秩序，就是能发现世界上一系列事物之间哪怕是微小的关联，也是一种慰藉。”我们看到奥卡姆的威廉<strong>对经典因果关系原则</strong>（根据该原则，开始存在的一切都必有原因）<strong>的破坏，以及对证明该原则中的必然联系的理性力量的破坏</strong>，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些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简单联系，我们通过不断“联想”它们而习惯了它们</p><p>修道院谋杀案的核心解决方案取决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的内容，而这本书已经失传，其中包含他有关喜剧和笑的理论。通过这本遗失的和可能被压制的书的主题，<strong>《玫瑰的名字》将幽默的、非英雄的和怀疑的东西审美化了，艾柯充满反讽地提出了对宽容的呼吁和对教条主义或自足的形而上学真理的反对。</strong>威廉修士代表着理性、调查、逻辑推理、经验主义，也代表着人类思想的美，与他对抗的是豪尔赫的教条主义、审查制度，以及将图书馆的秘密对外界、包括对修道院的其他修士予以封闭和隐藏的那种不计代价的追求。可以说威廉和凶手之间展开了疯狂的神学讨论。</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6c3d65ee605d94963385d3df0fb5343758b4a718009d71a75e2394e1d83452c.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Umberto Eco (1932-2016）</p><p>以威廉之名，艾柯反对的是各种狂热者和各种迷恋。有些僧侣是学习的狂热者，例如本诺，他有一种对书本的欲望，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有狂热的宗教人士，比如方济各会内部的属灵派，对简单生活和贫穷的信仰如此极端，以至于烧毁别人的房屋和财物，并杀害富人，结果反过来被打上异端的烙印，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而自我鞭笞苦修的人，是自残式的忏悔，并不是真正的悔罪。另一方面，还有那些渴望权力和财富的人的狂热，无论教会和国家都是如此，对任何一派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血腥屠杀，两者都是暴虐的机构，要求人们服从。他们的权力不仅在于财富和武力，还在于用秘密包围自己（创造出“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的划分），以及灌输恐惧。</p><p>小说描写了所有这些狂热的行动，然而，当强大而狂热的传统守护者将其他狂热者驱逐到社会的边缘时，<strong>他们自己却生活在对某些东西的恐惧之中——即那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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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知识分子]]></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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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进入就业“缓冲区”，超20万毕业生成为科研助理]]></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cefce781310682b2b1bb39dc12aefdcfe8c431835320f7ed530e9e74b88ef1b.jpg" data-w="743"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729475100942126"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导语</strong></p><p><span>自今年5月以来，全国多所高校都扩大了科研助理的招聘规模。过去两年里，在就业压力下，已有超过20万毕业生进入这个“缓冲地带”。</span></p><p><span>多位受访学生认为，科研助理的工作机会是校方提供的一种福利，无论接下来准备继续考学还是求职，在毕业后的空档期，这份工作都是一个“跳板”。</span></p><section><p><span><strong>记者 | 李想俣</strong></span></p><p><span><strong>实习记者 | 吕一含 张爔文 罗楚骐</strong></span></p><p><span><strong>来源 | 北青深一度（ID：bqshenyidu）</strong></span></p><p><span>北青深一度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各高校的科研助理岗位设置有所区别，但工作量较小、保留应届生身份和临时性质是大多数岗位的共同特征。也有少数学校的科研助理有岗无职，学生不需要负责任何具体工作。</span></p><p><span>据科技部统计，截至2023年7月14日，2023年已完成科研助理岗位发布14万个，已落实超过6万人。已经过去的2022年度，科研助理岗位吸纳17.9万人就业，其中当年应届高校毕业生15万人。</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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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受访者在助理岗位上工作的图书馆</span></p><section><p><span><strong>过渡性的福利岗位</strong></span></p><p><span>9月开学后，在西南大学图书馆做科研助理的张洋，给记者发来了他的排班表，每周只有半天值班时间，早上8点到岗。</span></p><p><span>他的工作地点是图书馆的专题阅览室，这里少有人来借阅，很清静，因为有自助服务机，找张洋问询的人很少，半天的工作时间很快就过去了。</span></p><p><span>科研助理的工资去掉五险一金，每月到手2500元。作为一份“过渡性”工作，张洋对这样的收入已经很满意，他每天在学校食堂吃饭，省了不少开销，租住的单间走路到图书馆只要5分钟。每周除了上班的半天，他大部分时间也都泡在图书馆里，为接下来秋季校招和申请博士做准备。</span></p><p><span>今年5月底，研究生临近毕业的张洋，从辅导员口中了解到学校招聘科研助理，主要面向2023届暂未就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其实大家都清楚，这是帮还没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缓冲一段时间。”</span></p><p><span>之前，张洋拿到过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机会，但他不想远离家乡，求职意向是在重庆的公立高中做一名历史老师。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实习时他就注意到，本地重点高中新教师录用名单里，不乏985高校乃至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今年3月份他开始求职后发现，自己所学专业的评级，甚至没法满足招聘的要求。</span></p><p><span>到了五六月份，张洋的焦虑达到最高峰。一开始表示支持、理解他的父母，看张洋就业不顺，也开始催促，在和他交流时着急了，说出“啃老”之类的话，他觉得“特别不好听”。</span></p><p><span>在老师的建议下，张洋报名了学校的科研助理。“老师们也希望我先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不会和社会脱节。如果在简历中有间隔期，无论就业还是升学都难解释。”一位历史学院的师兄在图书馆做科研助理期间考上了博士，推荐他也试试这个岗位，能有一份收入，还比较清闲、有利于备考。</span></p><p><span>张洋经历的选拔过程不算复杂，简历初筛后进入单人面试环节，由用人部门的管理老师负责。图书馆的负责老师主要询问了张洋今后的打算，他如实告诉对方，准备今年下半年先参加秋季校招，如果情况不理想则申请本校的博士。</span></p><p><span>张洋表示，在面试中，老师流露出主要看重学生稳定性的倾向，科研助理岗位更需要能待满一年的同学，而他准备申请博士，短期内离职的可能性比较小。“面试的老师们看到我是历史专业的学生，正好图书馆有历史方面的专题阅览室，也认为在图书馆工作有利于我备考申博。”</span></p><p><span>面试结果公布，张洋如愿被录用。他很快和校方旗下的全资公司签了合同，“我签的类似于第三方劳务派遣合同，交五险一金。签约时，我们才知道接下这份工作会失去应届生身份，所以还有几位同学出于考公需要最终放弃签约。”</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65c917a493e198e6de1ae61fbb92fe72b942edd3a60354099cb306f57ad8f35.jpg" data-w="75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助理岗位工作相对轻松，给了毕业生更多备考时间 | 资料图片</span></p><p><span>放弃考研、国考失利，加上求职困难，北京外国语大学小语种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孟昊，也选择了本校的科研助理作为暂时的出路。相比张洋的工作时间稍长，孟昊每周需要工作24小时，工作时间可以由他自行安排。</span></p><p><span>孟昊提供的北外官网通知显示，科研助理岗位“实行与相关录用单位签订录用协议的灵活用工方式，劳动报酬以劳务费形式按月集中发放，不含五险一金，保障基本公费医疗。”对于应聘学生们关心的应届生身份问题，辅导员此前表示不会受到影响。</span></p><p><span>在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年科研助理招聘启事中，岗位又细分为科研辅助工作、教学辅助工作和管理辅助研究，分别在科研项目、教学部门和学校职能部门从事相关辅助研究或工作，工资标准均为本科学历4000元/月，硕士学历5500元/月。</span></p><p><span>虽然在录用名单上的工作性质标注的是教学，但孟昊的实际工作类似于行政助理。9月下旬刚入职第一周的他，在学院办公室拥有一个固定的工位。每天到学校各个职能部门交领材料，打印文件、物料，去收发室领取、整理信件是孟昊的主要工作，占去他将近一半的工作时间。回到院楼后，他会在工作之余找个空房间自习。</span></p><p><span>孟昊很希望抓住这个和母校“再续一年缘分”的机会。去年底，他报名了北外的研究生考试，但最终因故放弃，“我打算今年继续考，报科研助理岗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在这一年里闲着，同时也能和北外有点联系。”</span></p><p><span>提交简历后不久，孟昊收到了面试通知。回过头来看，他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具有很强淘汰性的选拔：“当时进入报名微信群的人并不多，群内加上工作人员不过160多人。”而前述《招聘启事》的岗位需求总人数也是160人。</span></p><p><span>今年7月13日，孟昊在录用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在老师那得知，所有参加面试的人都通过了选拔，公示名单录用了159人。这几乎是一场通过率100%的招聘。</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63311a92fddd781d0244966b49a35487ecdb2c97d40b41a24ba2c215baf2656.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1.523148148148148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西南大学的科研助理岗位是与校方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签约</span></p><p><span><strong>逐年扩大的招聘规模</strong></span></p><p><span>近几年来，张洋身边报名科研助理的同学越来越多。“本、硕、博每个阶段都有求职困难的情况。”他说。</span></p><p><span>相应的，校方也扩大了科研助理的招聘规模。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张洋所在的西南大学招聘科研助理、行政助理共39人，2023年这一人数达到了101人。</span></p><p><span>即便如此，科研助理还是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学生的就业困难。张洋介绍，因为大家都认为图书馆相对清闲，岗位也变得相对热门。他所在的图书馆助理岗，初期有上百人报名，进入面试14人，最终录用4人。部分没有入选的同学被调剂到了其他部门或院系。</span></p><p><span>对校方而言，希望将这些助理岗位留给最需要也最适合的学生。在签订合同前老师都会询问，如果学生手上有工作机会或近期有找到工作的可能，就会被劝退。此外，如果应聘学生打算“考公”，更需要专业辅导，面试老师也会建议回家或到机构专心复习备考。</span></p><p><span>另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及其就业创业网发布的通知显示，该校从2020年招聘科研助理，2020年和2021年的招聘人数均为150人，2022年增加到160人，规模也有小幅扩招。</span></p><p><span>科研助理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早在2020年6月，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财政部、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深一度检索梳理发现，全国多所高校在2021年就已开始招聘科研助理。</span></p><p><span>今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做好2023年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充分开发利用科研助理岗位。各单位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从事博士后、科研辅助研究、实验技术、技术经理人、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科研助理工作，各高校建设的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大幅扩大科研助理岗位。</span></p><p><span>在2020年就开始招聘科研助理的四川大学，这份工作的收入在4000元左右。四川大学校办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科研助理的工资采取一半由课题组发放发，一半由学校人事处发放。</span></p><p><span>科研助理的工资从哪来，是每所高校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北京某211高校的辅导员袁宇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是以导师项目经费为主，学校不会负担科研助理的工资。而部分学校则会主动覆盖这部分支出。但如果科研助理由课题组单独招募，则大多由课题组负担其工资。</span></p><p><span>袁宇表示，同一学校的不同院系在招收科研助理上也存在一定区别。人文社科类院系拿到的项目经费较少，导师会有经济压力，因此招募科研助理的积极性不高，而理工科项目的经费相对充裕，几名科研助理的工资支出不算太大开销。</span></p><p><span>前述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发挥高等学校统筹作用，结合自身情况，统筹利用科技计划项目结余资金等用于科研助理岗位经费支出，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span></p><p><span>一位四川大学的老师透露，该校科研助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招聘，为的是满足一些同学缓冲时间备考、找工作的需求。在袁宇看来，有些导师的团队确实缺人，招募科研助理是一种双赢。此外，不少学校的职能部门和院系原本就面向在校生招聘勤工俭学岗位，现在招聘的助理岗位，其工作内容也大同小异。</span></p><p><span>但这终究是一份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四川大学毕业生的刘媛已经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助理工作，她和同事都在今年考研上岸。</span></p><p><span>就刘媛对身边同学的观察，大多不会把科研助理作为一份长期工作，而是当作考研或者考公的“跳板”。学校各个部门对助理工作性质的定位、工作内容的安排差异较大，很多部门都更体谅学生的个体需求，管理相对宽松。</span></p><p><span>这与张洋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感觉类似，“刚来的时候，老师还对我说，刚毕业可以多和同学出去庆祝”，图书馆岗位原本就比较轻松，老师们也都知道这是过渡性岗位，没有给他安排太多工作。</span></p><p><span>“科研助理只签一年合同，实在找不到工作也能继续干，不过工资低，基本上一年人就走光了。”张洋说，大家都是一边干一边找，找到出路就走了。在图书馆的岗位上，近三年每年至少考上两名博士、若干名教师，很少有人一直留下来。</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44e7f040020dd50614bbe9cd90408bf4fe30446bd2e63cf1bc38b157986f07a.jpg" data-w="348"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436781609195402" data-cropy2="224.19928825622773" data-cropy1="0" data-cropx2="348.7544483985765" data-cropx1="0" data-croporisrc="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1vHAyfO15KB1A3H3Bbh8KtJIdVRuh10B642Vyb2LzdDcOCOoAvotdadx3au3YTBHH8XhFRv9m8jlLXrQTAJ49g/640?wx_fmt=jpeg" data-backw="490" data-backh="31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一些课题组确实对科研助理存在“刚需” | 资料图片</span></p><p><span><strong>就业率背后的“有岗无职”</strong></span></p><p><span>对于科研助理岗位的设置，有些毕业生甘之如饴，认为是一种福利，但也有人并不喜欢这份工作。</span></p><p><span>“从四五月一直说到现在，明明已经问过我是二战不就业了，现在发双证前最后几天开始疯狂轰炸，说是学校有一个暑假的科研助理岗位，一个月千把块钱，不留校不干活，不影响应届生身份，签了刷就业率。辅导员问完，系主任又来问，最后还让导师问。”四川某高校的毕业生宋雯这样形容自己被催问的过程。</span></p><p><span>宋雯把这些吐槽发到了社交平台上，向网友寻求推脱的说辞。评论区不乏有类似经历的人。深一度检索发现，类似的帖子在各大社交平台均有出现，辅导员催促签约科研助理的现象并不少见。</span></p><p><span>宋雯表示，学院老师称签约能给学校提高就业率，同时科研助理的工作量少，几乎不占用学生的私人时间，每个月还有两千元工资，也不影响应届生身份。6月底学生离校前，她的学校又放宽条件：暑假不用留校可以回家，部分科研课题组甚至直接宣布完全不会布置工作等。</span></p><p><span>尽管如此，宋雯最终还是没有签下这份工作，一方面是考虑到工资发放数额、时间都不明确，签约、解约的流程也尚不清楚，另外她也对学校的“动员”方式也有些反感。</span></p><p><span>“从一开始通过辅导员在群里通知，和点名未就业同学到办公室询问，到后面开始频繁地反复劝说。摆明就业率不达标的问题后，系主任和导师再次施压。最后则是辅导员集中待业同学，由学院领导开会再劝一次。”</span></p><p><span>“至少在我看来，这不太像一个工作，因为学校为了就业率已经可以接受学生签约后完全不干活了。而科研助理本身的工作意义，已经无人关心了。”宋雯这样描述她对本校科研助理岗位的感受。</span></p><p><span>前述高校辅导员袁宇表示，在很多高校，科研助理签约都关系着就业率统计。各地的具体统计口径或有不同，他所在的高校只要成功签约，就可以纳入已就业统计中。</span></p><p><span>袁宇解释称，“招（生）培（养）就（业）联动”这几年一直都有，也是一个大方向。所谓联动，指的是就业情况会影响本学科、本专业的招生指标分配、培养方案制定。如果就业情况持续不好，在上级评估学科专业建设、制定倾斜政策时，势必产生不良影响。</span></p><p><span>面对类似情况的，还有东北某985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沈华。今年毕业后，他与学校签订了三个月合同，成为了一名科研助理。</span></p><p><span>在沈华的学校，科研助理的工作任务，就是“没有工作”。在岗位上，他们不用上班，没有任何坐班时间，甚至不用去学校。从7月1日“入职”至今，沈华都没有被分配过任何工作任务。本以为可能是由于暑假工作清闲，但等到9月开学后，也没有任何老师联系他布置工作。</span></p><p><span>这让沈华觉得，科研助理的工作更像是一份学校给学生发放的隐形福利。在岗位的三个月，他仍旧可以专心地为考研二战做准备，同时还可以拿到学校发放的5000元工资。</span></p><p><span>6月25日，他的学校在两间阶梯教室进行了科研助理签约，能容纳几百人的教室被同学们塞得满满当当。除了沈华所签的三个月协议，还有另一种十个月的劳务合同，工资总计20000元，因为要缴纳社保，签约者会失去应届生身份。不过这一岗位也并不需要实际工作，而且学校还会提供宿舍，更适合那些选择考研的学生。</span></p><p><span>沈华所在的班级大概有20多名同学，大多在去年考研失利，据他所知，四分之一都进行了签约。整个学院中，与沈华一起申请参加科研助理岗位的总共约有50人，无一例外均被录用。“去了老师给你两份合同，然后你签完之后就可以了。”</span></p><p><span>这并不是该校第一年招聘科研助理岗位。自2020年开始，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报名并被录用。这份“福利”机会在上下三届同学中口口相传，甚至有同学在毕业前几个月就开始询问老师，当年的科研助理报名何时开始。</span></p><p><span>按照合同，沈华的工作期限是8、9、10三个月，每月工资1880元。据高校辅导员袁宇说，每年应届生就业率统计的截止时间，大概也是在10月底。</span></p><p><span>8月的一个周五，沈华收到了第一笔1960元的工资银行转账，比合同约定的还多一点，明确备注是科研助理工资。而事实上，在6月25日签约后的第三天，他就离开了长春，回家备考，并没有做过一天工作。他也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学院老师解散了科研助理签约微信群。</span></p><p><span>在西北地区某政法类院校，一位女生在2021年报名了本校的第一批科研助理。离职后，学弟学妹告诉她，学校次年对科研助理岗位的规划做出了改变：不再需要事实上工作，当然与之相对的，也拿不到工资。</span></p><section><p><span>“很难定义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岗位。或许，只有在统计就业率时，这份工作才有意义。”她感慨道。</span></p><p><span>（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span></p></section></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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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0:12:3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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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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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全球沸腾时代之下，将产生超过2亿气候移民？]]></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14eda68462308432d086cdd02cd1e909bcc537091e4f9eb5016c7777e52f7a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源：Pixabay</p><p><strong>导读</strong></p><p>据世界气象组织（WMO），今年7月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比1850年至1900年工业化前的平均温度高出约1.5°C。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strong>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global boiling）的时代已经到来</strong>”[1]。WMO气候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则表示，极端天气是“新常态”并不令人意外。</p><p><strong>撰文 | 程鸽</strong></p><p><strong>责编 | 冯灏</strong></p><p><strong>从全球变暖到全球沸腾</strong></p><p>7月初，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厄尔尼诺条件出现。WMO秘书长塔拉斯表示，“<strong>厄尔尼诺的出现将大大增加打破温度记录的可能性，在世界许多地方和海洋中也可能会引发更多极端高温</strong>”。他指出，WMO宣布这一消息是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信号，动员各国提前准备，遏制厄尔尼诺现象对健康、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影响[2]。厄尔尼诺现象是指东太平洋海水每隔数年就会异常升温的现象，这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现象，平均每2到7年发生一次，一般持续9到12个月。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反的“东太平洋降温”现象称为拉尼娜现象。WMO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有超过90%的可能性将持续整个北半球冬季，事件至少为中等强度[3]。</p><p>德国马普气象研究所气象学者李超告诉《知识分子》，衡量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主要依据海表温度异常以及南方涛动指数。前者是指主要集中于赤道太平洋4个地理区域的海表温度异常（下图方框所示），尤其是在Niño3.4区域。如果该区域的海温异常≥0.5°C则表明ENSO暖相（厄尔尼诺）条件；反之，如果≤–0.5°C的异常则与冷相（拉尼娜）条件相关。今年从6月开始Niño3.4区海温异常均超过0.5°C。<br><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e9fd8b36991fcde2bf2342cccfe55197a258cb87631107eb4a5fd3b4fa1b63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全球海表温度异常分区情况以及厄尔尼诺分区，图源：NOAA[4]<br>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预测，今年厄尔尼诺事件在冬季将达到中等强度（Niño-3.4≥1.0°C）的可能性为 81%，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Niño-3.4≥2.0°C，对标1997-1998年及2015-2016年冬季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可能性为20%[3]。</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8109ac817cff472039ac070853702c9aa69386831c09c67f7b2b255f6bad50a.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2022年8月至2023年7月厄尔尼诺3.4区海表温度异常的时间序列，图源：NOAA[3]</p><p>李超提到，厄尔尼诺事件会造成全球性的气温以及降水变化，但对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不同。例如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南亚部分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发生严重干旱。在北半球夏季，厄尔尼诺带来的温暖海水会加剧太平洋中东部的飓风，但同时可能会阻碍大西洋盆地飓风的形成[2]。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叠加气候变化会加剧全球变暖，但是李超强调“并非在厄尔尼诺年发生的所有极端天气事件都与厄尔尼诺事件相关，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极端天气事件形成的物理机制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厄尔尼诺。尤其是今年厄尔尼诺的强度实际并不强”。 </p><p>今年6月，北大西洋的平均海表温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于平均水平0.91°C，且出现了多次“海洋热浪”现象[5]。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议论声称该海表温度异常偏高与厄尔尼诺现象有联系，并猜测这将反映出今年会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李超说，“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今年6月的北大西洋海表温度异常与大气环流、空气污染以及气候变化有关”。首先是北大西洋盆地大气环流异常——位于北大西洋上空的永久性高压系统亚速尔高压的强度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创历史同期新低。而亚速尔高压强度减弱则会导致该地区表面风速降低。观测数据显示，6月份东北大西洋大部分地区的表面风速相较平均水平低20-30%。 一方面，表面风速的降低影响海洋表层水以及中下层水的垂直方向混合以及热量交换；另一方面，较低的风速也减缓了加那利洋流沿线深层冰冷海水的上涌，使得海面温度异常偏高。</p><p>此外，地表风减弱还导致本该向西移动至北大西洋的撒哈拉沙尘移动减少，由于沙尘可以通过吸收和散射作用削弱到达海表的太阳辐射，从而降低海表温度，而北大西洋上空撒哈拉沙尘的减少则加剧了海面温度的升高。李超总结说，目前学界认为，6月的北大西洋海温异常事件很有可能是短期大气环流异常和长期气候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环流异常即亚索尔高压异常是否与厄尔尼诺事件直接相关，仍然有待研究。</p><p><br><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43bd5d3c4029afb682d859e1e1196f3ac10dd0b822f533d765b26636b3a61a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东北大西洋海表温度异常的时间序列，图源[5]</p><p><strong>2.16亿国内气候移民</strong></p><p>在全球沸腾时代，随着气候变化引发海平面上升和厄尔尼诺引发的极端降水导致洪水事件频发，一些国家和地区正采取积极响应措施，其中之一便是<strong>人口迁移</strong>。这一策略在时间上可分为短期和长期，即临时撤离和永久迁移；在空间上则分为本国境内迁移和跨境迁移。临时撤离的例子如今年7月底，京津冀地区遭遇极端强降雨侵袭，多个国家气象观测站单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极端强降水造成北京、河北多地出现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河北省组织蓄洪区疏散转移群众80余万人。去年7月，澳大利亚悉尼遭受特大暴雨，该市南北地区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5米，接近新南威尔士沿海地区一年的平均降雨量。极端强降水导致水坝决堤、迫使当地3万多名居民临时撤离。</p><p>而永久迁移则往往需要有管理的撤退（managed retreat）或事先规划的搬迁。以美国新奥尔良为例，政府在重建过程中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向位于地势较高地区的新住宅迁移的机会。截至2017年，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通过“减灾补助金计划”已在全国范围内的易受洪水影响地区购买了超过4.3万座房屋[6]。</p><p>另一个典型的管理型管理型撤退的案例是<strong>印度尼西亚的迁都计划</strong>。该计划的主要原因是印尼首都雅加达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作为一个拥有逾千万人口的沿海城市，部分区域正在以每年高达20厘米的速度下沉。鉴于海平面上升的趋势和频繁的洪水威胁，预计到2050年，雅加达北部大部分地区将会被淹没，政府因此计划将首都迁往约2000公里之外的新址。<strong>事实上，不同国家地区面对气候灾害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不同。</strong>李超表示，欠发达国家尤其是赤道附近的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对气候灾害的敏感性高、适应能力弱，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些国家脆弱性，气候灾害往往在这些国家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p><p><strong>另外这些国家往往无法提前进行有管理的临时或永久迁移</strong>，灾害则会引发大规模的被迫人口迁移。例如2017年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秘鲁沿海地区的极端降水事件，由暴雨引发的山洪暴发，河流泛滥，致使将近30万人流离失所[7]。国内流离失所问题检测中心（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数据显示，2008年至2022年，秘鲁3300万人口中约有69.1万人因遭受自然灾害而被迫迁移[8]。 除此以外，引发人们迁移的自然原因还包括由气候变化相关的海平面上升，严重破坏性雪崩，极端热浪，野火，土地荒漠化等[9,10]。据联合国难民署，2008至2016年间，平均每年有2150万人因这些气候天气相关事件而被迫流离失所[11]。</p><p>IDMC2023年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则指出，2022年与拉尼娜气候事件相关的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巴西等国的严重洪灾导致这些国家内部流离失所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则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引发了210万人次流动。仅2022年，全球有870万人因环境灾害而离开家园，尤其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难，该数据相较2021年增加了45%[12]。 根据美国白宫的调查报告，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因此国家内部和跨境气候移民的数量也有可能会大幅增长[13]。<strong>世界银行估计，到2050年，这些地区总共将产生2.16亿国内气候移民</strong>[14]。 自然资源部海洋一所海岸带中心主任刘大海告诉《知识分子》，目前世界各国的国内气候相关人口迁移规模和热点地区仍在波动变化，一些国家先知先觉，逐渐意识到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来影响人口迁移趋势。</p><p>2021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的风潮（Groundswell）报告指出，当前全世界如果能集体采取措施缓解气候变化压力，则今后五十年内的各国气候相关人口迁移规模就有可能减小80%，到2050年可能会降至4400万。东亚是全球气候移民问题的热点地区之一，我国也应重视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人口迁移问题，采取适当而有效的计划与行动，减少碳排放，增加高质量碳汇，不断促进社会经济绿色、包容和韧性发展。</p><p><strong>西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最快</strong></p><p>以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的人口迁移为例，可以观察到在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政府往往有能力通过气候适应措施来应对挑战，例如加强海堤建设，提升城市抗洪能力，以及考虑人口迁移将人们从潜在高风险地区转移至低风险的区域等。例如荷兰26%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是闻名世界的“低地国家”。荷兰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水管理和防洪工程，以确保国家安全。</p><p><strong>然而，相比之下，小岛屿国家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现实：他们不仅面临日益频繁的淹没风险，还有可能遭遇生存危机。</strong>这些国家的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迫切需要寻求其他国家作为新的生存据点。</p><p>例如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海平面上升致使图瓦卢国土面积一直在减少，未来几十年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沉入海底的国家。同样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基里巴斯由33个岛屿组成，海拔仅略高于海平面，和图瓦卢类似，基里巴斯也是世界上首批受到海洋上升威胁的国家之一。2014年，基里巴斯政府在斐济购买了一块土地，以便其公民可以搬迁。而全球海平面上升因地理位置等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区域性差异。刘大海介绍道，公开数据显示，西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最快，高于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p><p>我国的部分沿海城市有可能也会有显著影响。<br>据2023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strong>从1980年至2022年的四十余年间，我国沿海海平面高度变化总体呈加速上升趋势。2022年我国沿海海平面高度相比1993-2011年的平均值，还要高出94毫米，达到1980年以来最高水平。</strong></p><p>刘大海说，<strong>目前来看，尽管我国沿海地区仅由气候变化而导致人口迁移的现象还没有显现，也甚少受到社会关注，但我国沿海海平面逐渐上升所累积的隐患却不容忽视</strong>。海平面上升的长期累积效应将直接导致海岸侵蚀、土壤盐渍化、湿地淹没和生境退化等生态环境破坏，甚至可能造成风暴潮和洪水事件加剧，盐水入侵将更加频繁，而且对耕地保护、水源养护和沿岸基础设施也会产生潜在危害。对于此类灾害隐患概率较高的海岸带地区，社会层面和科学界都应给予重视。</p><p><strong>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strong></p><p>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对由气候或环境变化引起的人群跨国迁移现象的大规模讨论始于1985年。当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家Essam Ei-Hinnawi将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首次定义为“由于显著的环境破坏（自然和/或人类触发），有碍其生存并（或）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被迫暂时或永久性离开其传统栖息地”的人，该定义通常也用于“气候难民”（climate refugee）[16]。由于这个定义较为模糊，在此之后陆续出现了几个新的定义。</p><p>例如，Myer（1997）将环境难民定义为因气候灾害（例如干旱、森林砍伐等）而在自己的领土上感到极度不安全，别无选择被迫逃到其他安全的地方，且几乎没有希望回到自己国家的人[17]。Docherty和Giannini（2009）提出气候难民的定义需要包含六个要素：强迫迁徙，临时或永久迁移，跨国家的流动，与气候变化相一致的破坏，突然或逐渐的环境破坏，以及由人为因素引发的破坏[18]。</p><p><strong>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范围内目前仍没有一个达成统一的“气候难民”的定义。</strong>实际上，<strong>“气候难民”</strong>一词的使用一直广受争议，原因在于“难民”一词本身在1951年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国际难民法背景下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根据《公约》，“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而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被定义为难民。也就是说，将一个人定义为难民的前提是他有逃离政治或宗教等迫害的冲动，而“气候难民”是自然原因而非人为原因导致的，因此，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国际移民组织认为，使用“难民”描述因气候灾害导致流离失所的群体并不恰当，这会模糊“公约难民”和广义难民之间的界线。由于“公约难民”的定义自1951年以来从未改变，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其定义的狭隘性以及呼吁扩大定义范围。</p><p>也有许多学者对扩大“难民”的概念持谨慎态度，他们倾向于将此类人群归类为“气候移民”（climate migrant）。在此背景下，“气候移民”一词出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移民组织的文件或报告以及各类新闻媒体中。但是，仍有部分学者对“移民”一词的使用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词传达出人们在决定搬迁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而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往往是非自愿的。为避免使用“移民”或“难民”，最近定义这一类人群的术语是“气候流离失所者”（climate displaced person，CDP），该词一方面描述了该类人群的迁移原因以及状态，另一方面避免了从政策治理以及法律角度政府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且词汇本身具有情感吸引力。虽然“气候流离失所者”并不是国际公认的法律定义，但目前已被广泛使用。</p><p><strong>危机迫在眉睫，各国是否做好准备？</strong></p><p>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应该起到表率作用，接收因气候变化而跨国迁移的人群，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援助。一些学者警告称，气候难民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人们对此必须做好准备。</p><p>那么，<strong>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做好准备了吗？答案是否定的。</strong>首先，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目前对气候难民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对究竟谁可以算作气候难民一直存在分歧。2020年，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听证会上，挪威商学院和奥斯陆大学教授Isabel Borges提到，“由于缺乏因环境因素而导致流离失所的人们的准确定义，因此无法准确地计算现有以及潜在的迁移人群数量”，这也就限制了相应政策的制定。</p><p>其次，<strong>即便被认定为气候难民，气候难民目前也无法获得官方的法律地位或获得相应的规范性保护。</strong>原因在于大部分有关移民或难民的法规和公约是在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之前制定的，并未考虑气候难民。例如，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于1951年通过，1954年生效，此《公约》最初旨在帮助二战期间产生的欧洲难民，而不适用于1951年1月1日以后的难民，亦不适用于欧洲地区外的难民。之后，由于难民问题已扩大为全球面临的共同议题，联合国于1966年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取消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将原《公约》的保护扩大至全球范围，《议定书》于1967年生效，使用至今。</p><p>因此，目前的《公约》和《议定书》仅涵盖了逃离战争、经济等迫害的群体，并未涵盖逃离环境和气候灾害的移民群体，导致气候难民无法获得《公约》保护的权利，也就没有合法的移民选择。根据《公约》，难民身份被确定之后，其作为难民的个体有权享有一些权利，包括不被遣返回原籍国的权利（不驱回原则），公约缔约国也有义务保障难民的法律地位、司法权、居住权、享受与缔约国本国公民同等的公共救济与援助等。</p><p>另外，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指出某些联合国机构不愿将这类人群归为“气候难民”很大程度上是<strong>因为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自顾不暇捉襟见肘，并没有政治和经济能力支持即将来临的难民危机。</strong>挪威难民委员会灾害和气候变化高级顾问Nina Birkeland此前公开表示，调整或重建现行的难民公约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p><p>不过在国际框架外，一些国家也通过了本国对气候难民的定义，为这类人群提供辅助保护[19]。例如，瑞典和意大利已通过立法明确将环境灾害作为国际人道主义保护的依据。在瑞典，由于环境灾害无法返回原国籍的人可以被视为“其他需要保护的人”，并获得居留许可。在意大利，“严重的自然灾害”是获得人道主义保护的情况之一。德国自2012年以来一直对受到严重环境灾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基础建设支持以及资源供应；德国联邦经济合作署也致力于确保气候移民可以获得可靠的信息源，并为他们提供就业、移民和重返社会的帮助。芬兰政府也在其移民相关的立法中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考虑气候变化因素的可能性。</p><p>新西兰政府正在考虑设立一个新的签证类别——气候难民签证，以帮助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太平洋岛国人民。事实上，新西兰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承认气候变化是人口迁移原因的国家。虽然这一计划每年仅保证发约100个签证，与当前的问题规模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但是至少让人们看到了希望。</p><p>李超说，“虽然目前仍无法准确地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究竟会给人们造成什么影响，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叠加厄尔尼诺现象，例如热浪、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增加，强度增强 ”。气候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政府一方面要解决危机根源，即气候变化本身，控制碳排放，推广新能源；另一方面要及时调整政策和立法以适应人们的新需求。</p><p>要强调的是，气候移民往往与迁移地的冲突、暴力高度相关，例如气候难民与当地原居民因争夺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因此政策制定需考虑多方面因素，且要有前瞻性的政策规划，以及时调整应对。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政策制定者不采取积极行动，很快将面临一场更严重的社会危机。</p><p><strong>参考资料：</strong></p><p>[1] https://public.wmo.int/en/media/news/july-2023-confirmed-hottest-month-record</p><p>[2]https://public.wmo.int/en/media/press-release/world-meteorological-organization-declares-onset-of-el-ni%C3%B1o-conditions[3] https://www.cpc.ncep.noaa.gov/products/analysis_monitoring/enso_advisory/ensodisc.shtml[4] https://www.noaa.gov/education/resource-collections/weather-atmosphere/el-nino[5]https://climate.copernicus.eu/record-breaking-north-atlantic-ocean-temperatures-contribute-extreme-marine-heatwaves[6]https://www.fema.gov/zh-hans/press-release/20220510/ida-recovery-update-and-other-disaster-funding-opportunities[7] https://en.unesco.org/courier/2021-4/peru-faces-surge-climate-migrants[8] https://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countries/peru[9] Jacobson, J., 1988. Environmental refugees: a yardstick of habitability. Bull. Sci. Technol. Soc. 8, 257–258. http://dx.doi.org/10.1177/027046768800800304.[10] Black, R., 2001. New Issues in Refugee Research. Environmental Refugees: Myth or Reality. http://www.unhcr.org/research/working/3ae6a0d00/environmental-refugees-myth-reality-richard-black.html[11]https://www.unhcr.org/uk/news/storie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climate-change-and-disaster-displacement[12] IDMC, 2023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GRID). https://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23/[13] The White House 2021.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migration.[14] Rigaud KK, De Sherbinin A, Jones B, Bergmann J, Clement V, Ober K et al (2018) “Groundswell: Preparing for internal climate migration,”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doi.org/10.7916/D8Z33FNS).[15]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Ecological-Threat-Register-Press-Release-27.08-FINAL.pdf[16] Hinnawi, Essam E. el-. Environmental Refugees. Nairobi, Kenya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1985.[17]Myers, N., 1997. Environmental Refugees. Popul. Environ. 19, 167–182. http://dx.doi. org/10.1023/A:1024623431924.[18] B. Docherty and T. Giannini, 'Confronting a rising tide: A proposal for a climate refugee treaty',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33(2), 2009, p. 349.[19] European Migration Network 2018. Ad-hoc query on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s (launched by France) https://www.immigration.interieur.gouv.fr/content/download/114154/913388/file/EN_Resume-climate-change-and-migrations.pdf</p>
]]></description>
<pubDate>Thu, 12 Oct 2023 00:06:3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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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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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不公的诺奖之：核裂变发现始末，她为何没有获奖？]]></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a3a2237db403e7379c9b5b10c0fbcb17f5c682e99dd95cfb9e87af1cfc69d0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导语</strong></p><p>1945年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掷下了原子弹，举世震惊。三个月后的11月16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该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德国化学家哈恩，奖励其发现核裂变。这一不公的结果简化、扭曲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主要的发现者女物理学家迈特纳被忽略，也加深了她和哈恩这对30年的合作者之间的误解。</p><p>核裂变发现之时，也恰逢二战爆发，原子弹很快就被提上了开发日程并最终用于了实战。这一结局让人反思：基础科学家的最初发现是不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20dc77bdadc6b6b396b6103b5bd9bfb669e562c23084026885a24d79707643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哈恩（左）和迈特纳（右）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p><p><strong>撰文 | 邸利会</strong></p><p><strong>伟大的错误</strong></p><p>博学多才的达芬奇、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旧日的意大利科学辉煌灿烂。但现代以来，有谁可算承接衣钵、代表意大利的科学？毫无疑问，费米一定会是个强有力的人选。</p><p>他早期的几项理论创建，已经可以让其跻身世界伟大物理学家的行列。（注1）然而，自1930年代开始，费米涉足实验物理，而且很快就证明了，他也一样得杰出。</p><p>彼时，原子核研究正逐渐升温。1931年10月的罗马、1932年的巴黎、1933年的索尔维会议，原子核均是重要的议题。为了迅速赶上，费米派出学生到世界上最好的核技术实验室“偷师”；研读原子核之父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主编的500多页的放射实验专著；同时利用实验室已有的光谱仪，研究核自旋，借机转型。</p><p>时间来到了1934年，33岁的费米风华正茂，可说是意大利科学最为闪耀的星。</p><p>这年2月，小居里夫妇（注2）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首次用α粒子轰击非放射性元素，使其产生了放射性。（注3）在此结果的启发下，费米设想，可否改用中子轰击，而不是带正电的α粒子？毕竟电中性的中子也许更容易与原子核发生反应。中子是在两年前由卢瑟福的学生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发现，对它的研究也还有限。</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928f6e056b68487b7614281ddb1a90426c0d4bc296289a2d2cec693618d2a27.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费米研究组 (the Via Panisperna 男孩)。1934年，从左至右为Oscar D'Agostino, Emilio Segrè, Edoardo Amaldi, Franco Rasetti和费米丨图源：维基百科</p><p>不意外，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卢瑟福和查德威克、小居里夫妇等也在快马加鞭，改用中子轰击各个元素，看是否也能诱导出放射性。这些组都非等闲之辈，竞争异常激烈。</p><p>事后看，费米实验室之所以成功有其独门秘技：他们用氡气混合铍制作了当时最强的中子源。3月份开始的实验，短短几天，第一批结果就出炉了：他们诱导22种元素产生了放射性。为了取得优先权，他们选择了不太知名的一本意大利杂志尽快发表，并向全世界40位最知名的核物理学家发送邮件，寄出预印本。</p><p>在柏林的女物理学家迈特纳（Lise Meitner）很快重复了费米的发现。在丹麦哥本哈根波尔研究所的弗里施（Otto Robert Frisch，迈特纳的侄子）被一堆人催促，要他赶紧把费米的文章翻译过来，只因他是众人中唯一懂意大利语的。在剑桥的卢瑟福也收到了文章，他不无幽默地调侃：“我恭喜你逃离了理论物理的圈子！…… 我听说狄拉克（Paul Dirac，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也在做一些实验，这似乎是未来物理学的祥瑞！” </p><p>紧接着，5月10日，费米提交了他的第三份研究报告，是关于中子轰击铀的。</p><p>然而，对于这次的实验结果，费米不很确定，他猜测可能有铀之上的“超铀元素”产生。那个年代，铀是92号元素，铀以上的元素还没有被发现。（注4）</p><p>听说费米发现了“超铀”元素，意大利教育部长科尔比诺（Orso Mario Corbino）高兴地难以按耐。他迫不及待在一场演讲中高调宣布了这一消息。意大利媒体也兴奋异常，其中一家称，这表明“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做回了古圣先贤，在任何领域都是先锋”。</p><p>费米很是不安，一夜未眠。</p><p>他找到科尔比诺说明了情况，但为时已晚。或许是出于对这位长者的尊重，或许是内心其实也有几分相信，他从未公开更正这一情况。四年后，他将因为这个错误的结果荣膺诺奖。“超铀元素”也成了费米此生最大的尴尬。而真相，则是少有人想到的核的裂变（注5）。</p><p><strong>困顿与逃亡</strong></p><p>“超铀元素”也立即搅动了科学界，引发了极大兴趣。</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ccea2c6952c9fa3831a16479d968c5d166c24da6666c9fffd713663df4d16bc.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迈特纳（1878～1968）丨图源：普朗克学会</p><p>远在柏林的迈特纳坐不住了，她敦促老伙计、化学家哈恩（Otto Hahn），赶紧重启合作。</p><p>迈特纳于1906年2月通过维也纳大学的博士答辩（事实上，她是该校第二位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9月，她崇敬的大学老师、物理学家波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因躁郁症自杀。维也纳大学邀请德国物理学家，量子之父普朗克（Max Planck）来做报告，意在请他继任波尔兹曼，当时迈特纳也在场。当普朗克最终决定留在柏林后，迈特纳于1907年追随其后来到了柏林，后成为其助手。也在这一年，迈特纳结识了比她小一岁的哈恩，开启了双方长达31年、卓有成效的合作，其中包括在1918年发现元素镤。</p><p>不久，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也加入了进来。他是属于穷困而不坠其志，在取得分析化学博士学位后于1929年来到哈恩任所长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工作，1933年他本来有机会到薪水丰厚的一家公司工作，但该公司入职的前提是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加入纳粹组织。施特拉斯曼不愿意这样做。他还进一步辞掉了德国化学家协会的会员，也是不愿意和纳粹有瓜葛，当时该协会已被纳粹工会组织德意志劳工阵线所控制。他的辞职导致其上了黑名单，只能继续呆在哈恩的研究所。</p><p>迈特纳、哈恩、施特拉斯曼三人加紧工作，继续用中子轰击铀。然而，一晃四年过去，柏林团队也一样陷在“超铀元素”的泥沼里，难以自拔。</p><p>事实上，所有重复费米实验的研究组，即如伟大的卢瑟福、小居里夫妇，都没能走出“超铀元素”营造的幻境。事后看，他们的失败或许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来解释——人们看到的，总是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p><p>结合核物理此前所有的实验，包括中子的轰击实验，原子核的改变都不大，前后相差不过几个质子、中子；而当时仅有的一些理论也认为，小粒子，比如α粒子、质子、中子，才有机会穿过并逃离原子核。由此，新生成的核素应该在反应前核素的附近，而中子轰击铀的实验没有发现铀以下的元素，那理所应当生成的就是铀以上的、所谓超铀元素。况且，发现新元素总是令人神往的。</p><p>这一时期，除却实验的挫折，时局的发展更让人不安。</p><p>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禁止犹太人从事政府工作。迈特纳被当局认定有犹太血统，而几项可能的豁免条件也不被认可：她一战前曾作为普朗克的助手，但被认定不能算作经常性的雇佣；在一站期间，迈特纳曾当过X射线技术员，但这段随军经历被认为不是在前线。裁定的结果，她被剥夺了柏林大学的任教资格，今后不会再有学生，也无法参加大学举办的研讨会。而仅仅是因为她任职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并不完全属于政府，且她还是奥地利公民，才得以暂时保住饭碗。普朗克劝她留下，而她确实也舍不得柏林的一切。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38年。</p><p>这年的3月，风云突变，德国合并了奥地利。迈特纳转瞬间成了德国公民，要受德国法律管束。厄运突降，边境正在关闭，她不得不必须赶紧离开。</p><p>知道迈特纳已身处险境，其国内国外的朋友，包括哈恩、波尔、荷兰物理学家科斯特（Dirk Coster）、德拜（Peter Debye）、罗斯鲍德（Paul Rosbaud）等人慌作一团，赶紧帮她凑钱、弄签证、找工作。但时间实在是太紧了，众人最后决定：什么都不重要了，人先出来。一场营救行动由此展开。</p><p>7月11日，周一晚，科斯特到达了柏林。他事先托人打通了荷兰边检的关节，计划两天后与迈特纳一起坐火车，从德荷边境出境。气氛已然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大家都要装作没事一样。</p><p>在离开的前一天，迈特纳照样来所里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她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打包一些必需品，装进两个小的手提箱。完了直接开车，连自己的寓所都不敢回，而是开车暂避到了哈恩家。临行，哈恩将母亲家传的钻石戒指赠给她，以备不时之需。</p><p>在哈恩家度过一晚后，清晨，罗斯鲍德开车载她到了车站。科斯特已在车上等待，两人打了照面，装的彷佛是陌生人偶遇。多年后，迈特纳回忆，当车上的纳粹巡警拿走她早已过期的奥地利护照后，她是如此的害怕，感觉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她呆坐在那等护照，等了足足十分钟，这十分钟，就像是几个小时那般漫长。好在最后，警察并未多言，归还了她的护照。</p><p>就这样，迈特纳带着10马克，告别了她待了31年的柏林。</p><p>她一路北上，在波尔的研究所暂居后，最终落脚于瑞典的斯德歌尔摩。那里，诺奖得主西格巴恩（Karl Manne Georg Siegbahn）正领导新开的皇家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离开了熟悉的同事、语言、文化，没有设备、也没有助手，60岁的迈特纳被“连根拔起”，往后的日子就如同断线的风筝，水中的浮萍。</p><p>更要命的是，在领导团队奋斗了四年之后，在最后关头，她却要和核裂变的实验发现插肩而过。命运如此安排，常常让人难以释怀。</p><p><strong>暗度陈仓</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b3c7c7af4ff06c1a04b485903a5d5ddb7fa5cfa59614ed84ae4e0403e8a7b10.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1939年费米和家人抵达美国，图源：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p><p>就在迈特纳仓皇出逃的时候，在罗马的费米也筹划着离开。</p><p>这些年，意大利的政治氛围愈加压抑，为了动员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墨索里尼号召全国的已婚妇女捐出嫁妆充盈国库，妻子劳拉（Laura Fermi）也捐出了费米给她买的婚戒。接着，意大利介入西班牙内战，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刮什么妖风。</p><p>费米的研究也陷入了低潮。他年青时候拥有的那种对物理学纯粹的爱正渐渐消退。</p><p>罗马大学还在培养本地的物理系学生，但海外的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却越来越少，这和政治局势脱不开干系。拿弗里施为例，他在1930年代本来是和施特恩（Otto Stern）在汉堡大学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施特恩辞职跑到美国，弗里施也被开除。他本来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可以到费米手下工作一年，但该基金申请的条件是完了回国后得有永久职位。无奈之下，弗里施先是在伦敦呆了一年，之后去了哥本哈根，转投波尔门下。</p><p>这些年，费米研究组原来的组员也陆续离去。</p><p>塞格雷（Emilio Segrè）去了西西里的Palermo大学；庞泰科尔沃(Bruno Pontecorvo)去了巴黎的小居里夫妇实验组；杰出的马拉约那（Ettore Majorana）消失在去往那不勒斯的海面上。只留下阿马尔迪（Edoardo Amaldi）和他，两人埋头工作，从早忙到晚，却不过是拖着丢了魂魄的躯壳。1937年1月，费米在科学界的靠山科尔比诺突然离世，其政敌被委任为研究所新的主任；几个月后，另一位费米的支持者，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主席马可尼（Marconi）也去世。继续呆在意大利，于他而言愈加困难和乏味。</p><p>费米其实早有去意。从1935年开始，连续三年夏天，他都在美国访学。在伯克利，费米见到了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建造的巨大的回旋加速器。他应该还记得，科尔比诺当年曾竭力游说政府资助他建造回旋加速器，但终究未成。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佩格拉姆（George B. Pegram）已经抛出了橄榄枝，只因妻子劳拉仍迷恋着罗马，费米没有接受。</p><p>反观国内，法西斯和纳粹走得越来越近，直到1938年的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激动万分的希特勒等来了墨索里尼的电话，后者已然抛弃了其庇护者的角色，“对他来说，奥地利已无关紧要”；5月，墨索里尼将罗马粉刷一新，迎接希特勒的到来，两位独裁者在欢呼的人群中穿过美丽的罗马中央花园。费米对塞格雷说，此刻只有墨索里尼四脚爬地的疯掉，意大利才可得救。</p><p>而在种族问题上，墨索里尼也渐愿屈从于希特勒。7月，意大利新的法律颁部，对犹太人的就业、经济等活动做出限制。厄运突降。</p><p>劳拉因为有犹太血统，再没得选择，只能答应费米，移居他国。费米立即向美国四所大学发了求职信，为避开耳目，夫妇二人驾车分四处分别投寄。没多久，费米就收到了回信，他接受了之前拒掉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按照最初的谋划，来年年初就走。</p><p>10月，费米赴哥本哈根开会。期间，波尔把他拉到一边耳语道，如果今年的诺奖颁给他，会不会有问题？</p><p>这一举动可谓反常，因为通常来说，不会事先透露消息给获奖人。也许，这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谨慎起见，提前试试费米的口风。自193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德国记者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后，希特勒已经禁止德国人再领取诺奖，鉴于当下意大利和德国已走的很近，墨索里尼是否会步希特勒后尘也未可知；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波尔有意将消息提前泄漏给费米，让他早做谋划。</p><p>从哥本哈根返回后，费米和妻子商量，立即决定，趁年底领奖之际提前离开——他们不可能大动干戈变卖财产，这笔丰厚的奖金正好可做移民之用。</p><p>11月10日，不出所料，从瑞典打来了电话，费米独享了这年的物理学诺奖，理由正是他用中子轰击原子核的实验发现。</p><p>12月10日，只带着少许衣物，费米一家北上斯德歌尔摩，参加颁奖典礼。他们真实的移民意图，绝不可能广而告之，因此也只有极少的亲友知道。在几乎无人送别的情况下，劳拉纠结地上了火车。抛下亲友，尤其是父亲远去，她在良心上感到有点过不去。她的父亲的确向意大利政府申请了豁免，暂时得到了批准，但之后在1943年墨索里尼倒台后，还是被送往了集中营并死在那里。事后看，纠结总比死亡要好。</p><p>在斯德歌尔摩，劳拉见到了迈特纳 —— 她脸上紧张的表情让同样打算移民的劳拉感同身受。典礼结束，费米一家先取道哥本哈根向波尔告别，知道波尔来年也要启程来美国，两人答应届时去迎接他。告别了波尔，费米一家横渡英吉利海峡，于圣诞前夜的南安普敦，登上了去往纽约的邮轮。</p><p><strong>第一个碎片</strong></p><p>漂洋过海的费米不知道的是，此刻，铀核裂变的真相正浮出水面。第一道裂痕来自法国。</p><p>稍微回溯一些，还是在1937年底，伊雷娜居里（Irène Curie）与合作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做中子轰击铀的实验。他们不经过化学分离，而是直接测量产物。如此，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物质，在沉淀超铀元素之后仍然存在于滤液中，且可以和铀分离。这意味着，它既不是所谓的超铀，也不是铀。居里认为，它是钍的一种同位素。</p><p>柏林团队听闻，嗤之以鼻，怀疑法国人化学做的不好。他们随后进行了重复实验，的确在滤液中没有找到所谓的钍的同位素。1938年1月20日，迈特纳写信给居里，建议他们撤稿。然而，在下一篇文章里，法国人又称，他们用镧沉淀了超铀元素，这次又认定是锕。迈特纳认为纯属无稽之谈。</p><p>然而，在1938年5月，居里又报道，该种物质可以继续从锕完全分离，看起来更像是57号元素镧。虽然如此，在论文的结论部分，他们依然认为，“除了是一种超铀元素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只不过化学性质上和别的超铀元素很不同，尽管这样的假设很是费解。” </p><p>法国人造成的困惑一直阴魂不散。</p><p>迈特纳走后，柏林三人组依然通过信函保持着密切地联系。像往常那样，迈特纳需要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的化学专长做元素分析，而他们也需要迈特纳的物理专长给出理论解释，为下一步研究提出建议。</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dcf4fa5fac6d76af1651c8d684a565a8c4593ff350c11330857804895ff55d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1956年，施特拉斯曼、迈特纳、哈恩在西德丨图源：参考文献6</p><p>而这一次，在仔细阅读居里最新的论文后，施特拉斯曼觉得，这个奇怪的结果不太像是“污染”导致，他怀疑里面有铀的存在。进一步实验后，哈恩和施特拉斯曼认为，铀238在中子的轰击下先放出了α粒子和钍235，接着进一步放出α粒子，得到镭231。11月8日，他们向杂志提交了这个结果。迈特纳对此深表怀疑。</p><p>几天后的11月10日，迈特纳去往哥本哈根开会。哈恩也受邀于13日早到达。一天内，波尔和一众人参加了各样活动，但依然离不开讨论物理。对哈恩的最新结果，波尔表示极力反对，迈特纳虽然没有公开发表批评意见，但在私人的通信里，她一直在质疑，敦促进一步实验以确认最终结果。</p><p>施特拉斯曼后来回忆：“她急切地要求再次仔细地、彻底地检查这些实验，...... 很幸运，在柏林的时候，迈特纳的观点和判断在我们心中的份量就很重，因此（我们）立即着手开始做必要的对照实验。” </p><p>回到柏林的哈恩把目光集中在所谓铀的同位素上，看是否可以分离。12月19日，哈恩写信给迈特纳，报告了惊人的结果 ——</p><p>“19.12.38 周一晚。在实验室。亲爱的莉泽！...... 现在是晚上11点；11点45分施特拉斯曼就回来了，我就可以回家去了。实际上，我们有些关于‘镭的同位素’的东西，是如此的显眼，目前我们仅仅告诉你。...... 我们的镭同位素表现的就像是钡 ...... ”</p><p>哈恩继续写道：</p><p>“或许你可以想出一些精彩的解释。我们自己知道，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碎裂成钡的 …… 现在圣诞假期开始了，明天惯例就开圣诞派对了。你可以想见，在你不在如此久之后，我对此是多么期待。在研究所关门之前，我们很想给Naturwissenschaften写些东西，就是关于我们所谓的镭同位素，因为我们得到了很好的衰变曲线。因此请你想想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或许是一种钡的同位素，却有着更高的超过137的原子重量？如果你能提出什么创见，你就发表就好了，就像以前，也是我们三人合作的结果。”</p><p>等不及迈特纳回信，12月22日，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就把这次实验的结果提交了。不管是碍于政治局势，还是想独占，哈恩没有提议让迈特纳署名，尽管从四年前开始，自始至终，迈特纳都参与其中。这是第一个铀核裂变的实验证据，虽然当事人将信将疑。他们在文章中写道：“作为比较靠近物理的‘核化学家’，我们还不能完全迈出这一步，否则便与之前所有的核物理经验相抵触。或许还存在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巧合导致我们得到的是欺骗性的结果。”</p><p>12月21日，哈恩19号写的信到达了斯德哥尔摩，迈特纳立即回信——</p><p>“你们镭实验的结果让人非常吃惊。慢中子的反应看起来产生了钡！...... 目前，假设如此彻底的碎裂，对我来说难以相信。不过，在核物理中，我们经历过很多的惊喜和意外，不能不由分说就说：这不可能。”</p><p>四年多的挫折与失败过后，柏林小组终于敲开了核裂变的厚重大门。如今，第一块碎片到了眼前，迈特纳没有轻易地让它溜走。</p><p><strong>巨大的能量</strong></p><p>12月23日，周五，马上就是圣诞节。迈特纳离开斯德哥尔摩，自东向西，至瑞典海边小镇Kungälv度假。侄子弗里施不想让姑姑一个人，也从哥本哈根赶过来团聚。这次关键的会面，一举解开了铀核裂变的物理过程。</p><p>多年之后，弗里施回忆起他们讨论的过程，如同就在昨日——</p><p>“在Kungälv度过了第一晚，走出宾馆房门后，我看见迈特纳正在钻研哈恩的一份来信，显然，她看起来很是困惑。我本打算和她讨论计划中的一个实验，但她根本不听；我只好也拿那封信看看——其内容过于惊人，我起初是表示怀疑的。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已经发现，这三种物质不是镭 ......而是钡。有没有可能是哈恩他们弄错了？迈特纳不认为是。她向我打保票，哈恩是很好的化学家，不太可能弄错 ...... 在雪天中，我们上下行进，我踏着滑雪板，她用双脚走（她不单是说，而且证明如此也一样的快）。渐渐地，一个想法成型了：原子核并不是切下或者碎裂了一小块，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可用波尔之前的一个想法解释。在波尔的设想中，原子核就像是一滴液滴，是可以被拉长、一分为二的 ...... 我们知道存在很强的力抵抗这个过程发生，就如同普通液滴，因为有表面张力存在，可以抵抗其一分为二成两个小液滴。但原子核和普通液滴有一重要不同：它是带电的，而这可以消除表面张力的效果。此时，我们在倒伏的树干上坐下，拿出纸开始计算。一个铀核的电量，我们发现，确实可以大到完全摧毁表面张力的效果，所以，或许，铀核确实像一个摇摇晃晃、不稳定的液滴，一旦有哪怕是轻微的刺激（比如一个中子的撞击）就会一分为二。但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两个液滴分开时，会被相互的电斥力推开，为此需要一非常大的能量，总共大概200MeV，这个能量从哪来？幸运地是，迈特纳记得所谓的填充因子公式，由此她算出，一个铀核一分为二形成的两个核，比起最开始的铀核，轻了大概一个质子质量的1/15。那么，但凡质量少了，就会伴随能量的产生，依据爱因斯坦的公式E = mc^2，一个质子质量的1/15正好等于200MeV。这就是那个能量的来源。所有东西都合在了一起。”</p><p>这当中提及的原子核液滴模型最初来自于著名的伽莫夫（George Gamow），他在1928年初将α衰变解释成一种量子隧穿效应。伽莫夫的这个理论如此成功，让物理学家相信只有很小的粒子才可以逃脱原子核。伽莫夫认为组成原子核的粒子是差不多的，借着相互吸引和表面张力聚在一起，就向一滴液滴中的分子那样。迈特纳熟悉伽莫夫的理论。</p><p>在伽莫夫的基础上，波尔等在1937年提出，当高能粒子撞击原子核时，就与其合并在一起，形成受激的半稳定复合核，晃晃悠悠如同一个液滴，直到反应结束。反应的结果无非两种，释放能量或者小的粒子。受这些理论影响，之前没有人想过，原子核其实可以发生如此大型的裂解。</p><p>一直为中子轰击原子核找寻解释的迈特纳熟知波尔的理论；而在哥本哈根的弗里施本就是近水楼台。姑侄二人珠联璧合，一幅描述铀核裂变的物理图景出现在眼前。</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f968faa8de05d76c5d065bbc1c31db9579295e156a1f52acc826460ae7a092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弗里施丨图源：原子遗产基金</p><p>新年开始，假期结束，回到斯德哥尔摩的迈特纳，一天后就彻底想通了超铀的问题，并与弗里施交流了细节。迈特纳认识到，所谓的超铀元素完全是子虚乌有，而只是裂变后的核碎片。</p><p>鉴于柏林团队之前也发了一些超铀元素的文章，她写信给哈恩，建议可否同时发文，声明撤稿。但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哈恩的猜忌，他觉得迈特纳是对文章没有署她名不满。迈特纳只能努力澄清，“误会这么容易就来了，让人伤心。你能否给予我的友谊多一点信任？” 弗里施也写信劝解，“我们当然对你和施特拉斯曼的结果很热心；可以理解，对没有署名，迈特纳起初有点伤心，但此种拒之门外的感受一天后就压了下来，代之的是对这个美好发现的喜悦之情。”</p><p>弗里施回到哥本哈根后，也在1月3日就铀裂变询问了波尔的看法。</p><p>交谈才进行了5分钟，波尔就完全同意了他们的看法。波尔拍着自己的脑门说，“哦，我们这群人简直是傻瓜！这简直是妙极了！就该是这个样子！’”。在得知弗里施和迈特纳还没有写文章，波尔承诺在他们文章寄出去之前不透露给任何人。</p><p>6日、周五，弗里施和波尔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次日早上10点29分，弗里施拿着写了2页的初稿赶到火车站，他要在波尔出发赴美之前给他看一眼。但火车即将开动，波尔来不及看，只是接过装在了口袋里。波尔此行是打算去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维格纳（Eugene Wigner）等讨论量子理论和核物理中的基本问题。</p><p>缺少物理背景的哈恩，对于当下的发现的认知依然模糊。他注意到分裂后原子的质量之和，而不是质子数守恒，乃至爱因斯坦都觉得，他不理解自己的工作。7日，当他再次给迈特纳写信时，依然搞不清楚：“看起来几乎可以肯定，超铀元素还在那，原子重量的和（相符）是一不寻常的巧合”。</p><p>迈特纳随即写信告诉弗里施——</p><p>“我越是想我们的超铀元素，就越是觉得上次我给你信里描述的大致想法是对的 ...... 哈恩今天来信说，他们实际上相信超铀元素：他们的性质和低的同族元素对不上 ...... 但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又做了一次钡－镭分离，还是一样的结果，因此我不怀疑（铀）分裂成了两个核 …… 目前我还不想告诉哈恩和施特拉斯曼我的 …… 假设，因为如果这是对的，他做实验确认了，那么，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不能引用我写给他的这些信件。不过，如果（我的这些看法写成）文章发表，他是可以引用的 ...... 自然，我十分好奇你和波尔谈过后，对铀裂变有怎样的理论解释，如果结果是好的，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审慎的把如上对超铀元素的解释也加进来。通常，我对于发表是不怎么太在意的，但在我目前这样糟糕的情境下，很不幸，我必须思量这样的事情，借以显示给外人，我并不是那么愚笨。”</p><p>就这样，迈特纳和弗里施合作，参考波尔的原子核液滴模型，描绘了中子轰击下，铀核的表面张力较小随时准备一分为二的场景，估算了此过程释放的巨大能量，建议所谓的“超铀元素”其实不过是裂变的碎片，正确地预见了钍的裂变性，指出铀239是第一个真正的铀之上的93号元素的前体。</p><p>与此同时，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的论文在1月6日正式发表，次日到达了哥本哈根。弗里施和众人讨论这篇文章，化学家德海韦西（George de Hevesy）说，去年秋天，伊雷娜居里曾告诉他，她从铀中发现了很轻的元素，但显然，她对自己不是很自信，没有发表这个结果——反正，她已经得过一次诺奖了，也不会太在乎了。</p><p>事实是，哈恩他们正式发表的文章在1月16日到达了巴黎后，小居里夫妇只能无限懊悔。他们之前已经与中子、正电子的发现失之交臂，这次却再次错过了核裂变。弗雷德里克（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几日内闭门思过，不和任何人说话。</p><p><strong>尽人皆知</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a103d422d5d0e88f1467890ef037e324ed2df94c7c4c8fb254c55070d0fc64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在第五届理论物理会议宣布核裂变后不久，</p><p>费米、波尔和罗森菲尔德在卡耐基研究所的地磁学部门丨图源：参考文献7</p><p>虽然问题从理论上都搞清楚了，但弗里施没有急着发文章。目前铀裂变的实验证据还仅仅是哈恩发现的钡，他决定再做实验，从物理上直接确证铀核裂变的产生。</p><p>在写好理论文章的初稿后，1月8日，弗里施写信征求迈特纳的意见 ——</p><p>“用比例放大器试着找到核裂变碎片，你觉得如何？所有的核产物应该有100 MeV的动能，这将造成难以置信的大量离子，即便在α辐射的背景下也可以看得见。”</p><p>五天后的1月13日，弗里施做完了实验，第一次直接测到了铀核裂变的产物。三天后的1月16日，他把和迈特纳合著的文章，以及他单独署名的实验文章投给了《自然》。次日，弗里施写信告诉迈特纳——</p><p>“昨晚，我写完了文章，大概在凌晨5点寄了航空邮件，这样，今天下午就能到伦敦。做完这些，我就彻底没劲了，所以就没给你写信，现在才给你写。”</p><p>在他们合著的文章中，弗里施第一次采用了“裂变”（fission）一词。</p><p>原来，在研究所里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生物学家阿诺德（William A. Arnold），正好观摩了弗里施的实验。弗里施随后问他，你是在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一个细菌分裂成两个，你们怎么称呼这个过程？阿诺德答道：“二分裂（binary fission）”，弗里施追问，只叫分裂（fission）行不行？阿诺德说，行。</p><p>最终，弗里施和迈特纳合作的文章在2月11日发表，他单独的实验验证文章在2月18日发表。但弗里施想不到的是，他这样的不紧不慢，差一点就丢掉了优先权。</p><p>如前所述，1月7日，波尔出发去美国，除了儿子，还有一位物理学家同行，叫罗森菲尔德（Leon Rosenfeld）。十年前，当罗森菲尔德还是博士后，波尔与他相识，之后一直保持着合作。</p><p>这9天的海上航程，罗森菲尔德后来回忆道——</p><p>“就在我们登船的时候，波尔告诉我，弗里施刚给到他一个初稿，写了他和迈特纳的结论，说我们应该‘试着理解它’。在整个航程中，天气不好，波尔十分难受，全程就快要病了一样。不管怎样，我们稳步推进，船在还没到美国海岸，波尔已经就完全抓住了这个新的（裂变）过程，以及主要预示的结果。”</p><p>波尔太过投入，显然忘记了告诉罗森菲尔德，先不要外传。</p><p>1月16日，星期一下午1点，波尔的邮轮停靠在了纽约港口，费米夫妇已经在那里等他。物理学家惠乐（John Wheeler）在上完上午的课后也坐火车赶过来。惠乐在1934-35学年曾待在哥本哈根，在得知波尔即将来普林斯顿后，已提前约好见面。</p><p>船靠岸，波尔父子和费米夫妇一起，先暂住纽约；而惠乐则陪同罗森菲尔德前往了普林斯顿。波尔确实信守承诺，他没有把核裂变的消息告诉费米和惠乐。</p><p>也恰好是在16日当晚，普林斯顿有一个物理杂志俱乐部例会，惠乐担当主持。罗森菲尔德回忆，会上，惠乐“礼貌地问他”，有没有什么可报告的？罗森菲尔德，“尽管旅途疲累不堪”，却将航程中他和波尔讨论的一切，悉数告诉了在场的物理学家。</p><p>消息不胫而走，如病毒般传播开来。</p><p>次日，波尔到达了普林斯顿，罗森菲尔德顺便谈起昨晚的会，波尔大为惊骇，焦虑一下子涌上心头。</p><p>此时的波尔还没等到弗里施的消息，他立即将在航程中讨论的东西写成了短文章，把铀裂变的物理解释归功于姑侄二人，并在1月20日写信给弗里施，附上文章，请弗里施的秘书抄送给《自然》杂志，“按照我设想的，哈恩的文章已经发表，你和你姑姑的短文也已经提交”。在信的附言部分，波尔提及，他已经在普林斯顿看到了哈恩正式出版的文章。</p><p>弗里施依然没有消息。</p><p>1月24日，焦灼的波尔再次写信，说他仍然没有收到信以及你们文章的最终版本，“你答应寄给我一个副本的”。</p><p>事实上，弗里施自1月16日文章投出去后，过了5天才写给波尔写信并附上了两篇文章的终稿；而他的这份信漂洋过海，直到2月2日才到了普林斯顿。在这期间，局面失控了。</p><p>自1月16日晚罗森菲尔德把核裂变的消息广而告之后，物理学家拉比（Isidor I. Rabi）、兰姆（Willis Eugene Lamb）于20日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立即把消息告诉了费米。</p><p>这也是费米第一次知道，自己搞错了。</p><p>他一个月前做的诺奖演说还没有印成文字正式出版，此刻，他加了一个脚注用于补救：“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的发现 ...... 使得有必要重新检查所有超铀元素的问题，因为很多可能最后发现是铀核裂解的产物。”</p><p>核裂变的消息继续疯狂地扩散。</p><p>1月26-28日，在华盛顿特区即将举行第五届理论物理会议，主题是低温物理。会议组织者得知费米、波尔已经在美后，也给他们补发了邀请。考虑到哈恩的文章已经到了美国，核裂变的秘密已经守不住，波尔在赶去开会的路上，于25日顺访哥伦比亚大学，意在告知费米这一消息。在找不到费米后，波尔将消息转告给了在实验室的安德森（Herbert L. Anderson）。</p><p>等波尔一走，费米回来了。安德森刚要和费米说话，费米微笑着先抢过话来：“我想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让我解释给你听 …… ”。</p><p>原来，费米刚才走掉是和物理学家邓宁（John R. Dunning）商量如何做核裂变的实验，哥大有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好可以拿来做和弗里施类似的验证实验。费米因为也要去参会，先行离去。哥大团队立即着手开始实验验证的工作。</p><p>而1月26号开始的会议，主题已经完全偏离，核裂变的消息引爆了全场。波尔告诉费米，弗里施怕是早已经完成了和你们一样的实验。波尔无法阻止他人做实验，但他想保留弗里施的优先权。在会上，波尔宣布了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的实验，以及迈特纳和弗里施有关铀核裂变的解释。</p><p>一下子，所有人都知道了，一场争夺不可避免的展开。</p><p>不等会议结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卡耐基研究所地磁学部门的研究者就赶紧进行了实验，在28日会议结束当天宣布验证了核裂变。而在伯克利的物理学家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正在理发店理发，从媒体上听到消息后，从座椅上弹了起来，急匆匆赶回实验室，他在1月31日得到了结果 ……</p><p>为了进一步挽回局面，波尔在2月7日在《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还原真实的核裂变的发现历史，确保迈特纳和弗里施的优先权。此外，波尔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真正发生裂变的不是铀238，而是更加稀缺的铀235。</p><p>核裂变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大热门，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1940年1月，当特纳（Louis Turner）撰写核裂变的综述文章时，短短的一年间，列出的文献竟然已经有近100篇。</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2498ee4ca84cb894ebc34664afe8b8121fb62d7bf4f4586141240363f31466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1966年费米奖颁发给了哈恩、施特拉斯曼和迈特纳</p><p>弗里施坐在迈特纳的右边丨图源：参考文献6</p><p><strong>尾声</strong></p><p>不幸的是，核裂变被发现，用其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立即提上了日程。</p><p>1939年6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弗里施和佩尔斯（Rudolf Peierls）对铀-235的临界质量做了计算，发现数量级在10千克左右，可搭载到轰炸机上。1940年3月，他们写下了《弗里施-佩尔斯备忘录》（Frisch–Peierls memorandum），英国原子弹计划正式展开。弗里施于1943年去往了美国，并随后参与了曼哈顿计划。</p><p>这年的7月12日，物理学家西拉德（Leo Szilard）和维格纳驱车前往了爱因斯坦位于长岛的住处，向他解释有关原子弹的概念，爱因斯坦说道：“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事。” 他们起草了给美国国务院的信，爱因斯坦在上面签了字。</p><p>9月，由海森堡参与的德国核武器项目正式启动。从1940年6月开始，盟军禁止有关核的研究公开出版。1941年10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了原子弹研究计划。</p><p>1940年5月27日，第一个真正的“超铀元素”被发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麦克米伦（McMillan）和埃布而森（Philip Abelson）在《物理评论》上发表题为“放射性元素 93”的文章，他们将其命名为镎。两人之后都参与了曼哈顿计划。</p><p>1944年9月，费米受奥本海默邀请进到洛斯阿拉莫斯。此前一年，他领导的芝加哥1号堆做了临界试验，为核电开启了道路。</p><p>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掷下了一颗原子弹，还在英国剑桥附近一所别墅监禁的哈恩从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借着酒精才让自己冷静下来；三天后，长崎再遭打击。11月12日，依然还监禁着的哈恩从报纸上得知，自己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的德国同事举杯向他祝贺，但他却不被允许参加12月举行的颁奖典礼。直到1946年1月释放后，哈恩才在年底赶赴斯德哥尔摩，领取了奖金。</p><p>而一直在斯德歌尔摩的迈特纳，却是“花自飘零水自流”，经常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实验室里发呆。哈恩获诺奖的消息传来，她的一些同行都为她感到不平。等到第二年诺奖宣布，她的希望再次落空。在给哈恩的信里，她不无伤感的说，“我本有机会成为你的诺奖同事，现在这事尘埃落定。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和你说说”。哈恩没有回信。</p><p>根据诺贝尔奖档案，迈特纳在1924年至1948年间19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提名，在1937年至1967年间，30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尽管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迈特纳还是受邀参加了1962年林道诺贝尔奖获得者会议。</p><p>1966年9月，哈恩、施特拉斯曼和迈特纳一起被授予了“费米奖”，表彰他们发现了核裂变。两年后的7月28日，哈恩去世；几个月后的10月28日，迈特纳去世。弗里施给姑姑写了墓志铭，上面写道：“莉泽·迈特纳：从未失掉仁义的物理学家”。</p><p><strong>注释</strong></p><p>1.比如，费米将不相容原理应用于理想气体，成就我们今天称之为“费米子”的一类亚原子粒子。（比原子小的粒子称为亚原子，只有两个类别，要不是费米子，要不是玻色子。）之后，他发展出一套描述β衰变（电子从原子核里面发射出来）的理论，成就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然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之一的弱相互作用。</p><p>2.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Irène Joliot-Curie以及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p><p>3.所谓的放射性指的是原子核不稳定，能放出α、β或γ射线，然后变成另一种原子核；α粒子是由2个质子和2个中子组成的氦核；β是电子；γ是比X射线还强的电磁波。每一种元素都有著多种同位素，其中大多具有放射性，会衰变成其他同位素，称为放射性同位素；反之，原子核足够稳定，不会发生放射性衰变的同位素，则称为稳定同位素。而放射性元素是指没有稳定同位素的元素，其所有同位素都具有放射性。元素周期表中，43号鎝和61号钷以及所有原子序数为83（铋）以上的元素都属于放射性元素，而其馀原子序小于83的元素都具有至少1种稳定的同位素。</p><p>4.铀是在1789年由克拉普罗特 (Martin Heinrich Klaproth) 在沥青铀矿矿物中发现，他以新发现的天王星（Uranus）命名了这种新元素。</p><p>5.德国科学家Ida Noddack曾在批评费米的发现时提出裂变的可能，但她没有坚持，后来也被科学界忽视。</p><p>参考资料：</p><p>[1]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ptunium</p><p>[2]Lise Meitner, A Life in Physics, Ruth Lewin Si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p><p>[3]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Richard Rhodes, 1986.</p><p>[4]Segrè, G.; Hoerlin, B. (2016). The pope of physics: Enrico Fermi and the birth of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Henry Holt.</p><p>[5]The Last Man Who Knew Everyth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Enrico Fermi, Father of the Nuclear Age, David N. Schwartz, Basic Books, 2017.</p><p>[6]A Nobel Tale of Postwar Injustice, Elisabeth Crawford, Ruth Lewin Sime, and Mark Walker, Physics Today 50(9), 26 (1997); doi: 10.1063/1.881933</p><p>[7]Revisiting the discovery of nuclear fission – 75 years later, Gerard H. Lander and Michael Steiner, Journal of Neutron Research 18 (2015) 3–12, DOI 10.3233/JNR-150018</p><p>[8]Bringing the news of fission to America, R.H. Stuewer, Physics Today 38(10) (1985), 49–5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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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11 Oct 2023 00:10:14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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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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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96式贪婪工作加剧男女不平等]]></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e89c2169910405b83c50bafa3c3be36eaeac6f582e8021eb029e1ed76d75841.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片来源：哈佛大学校刊</p><p><strong>导语</strong></p><p>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p><p>与那些更专注于货币与金融的经济学家不同，本次获奖的戈尔丁专注的领域是经济历史学与劳动经济学。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作为侦探的经济学家》中，戈尔丁提到，自己儿时曾希望成为考古学家，之后，微生物学家成了她的理想，而直到进了康奈尔大学，她发现了显微镜之外的其他的世界。之后，戈尔丁在康纳尔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学士，至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199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后的第18个年头，戈尔丁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聘书，她是哈佛经济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p><p>戈尔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战前城市和南方奴隶制，在研究女工、童工和移民时，她意识到女性工人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经济史忽视了，她开始研究女性劳动力如何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女性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女性劳动力供应具有弹性”。</p><p>她研究20世纪70年代黑人和白人妇女的劳动参与情况，研究美国工资不平等的历史，研究女性结婚后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代，研究避孕药的出现在女性劳动参与中的作用，研究现代社会中职场性别不平等的起源……这里面的很多研究，都被写进了戈尔丁的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世纪之旅》中。</p><p>在哈佛的校报《哈佛深红》2007年的报道中，评价道：对于戈尔丁来说，撰写有关女性的文章不是一项政治决定，而是一项学术决定。</p><p>上月初，《知识分子》对戈尔丁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对话中，我们谈到了生育和母职与女性职场发展的冲突，以及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女性角色的演变与当今中国女性可以吸取的经验与教训。</p><p><strong>撰文 | 李珊珊 李璐</strong></p><p>“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可能会少生几个孩子，但花更多的时间，她们就会培育出所谓的高质量孩子。我们制定政策时要均衡，让这个政策即有利于母亲，又有利于孩子。”</p><p>“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p><p>“一个女性应该独立，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应该确保在婚姻方面的选择权——结婚或者不结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这样有利于她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权利。她当然应该有合适数量的孩子，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从任何女性历史中吸取的教训。”</p><p>——克劳迪娅·戈尔丁</p><p><strong>以下为知识分子与戈尔丁的对话世界上最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他们都研究过女性，他们研究女性是因为女性很重要</strong></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对于您研究的经济中的性别不平等这个方向，您的男性同行们怎么看？有人反对吗？作为一个研究性别/女性不平等（Woman inequity）问题的经济学家，你有没有遭遇过男性主导的主流经济学领域的冷遇？</p><p><strong>戈尔丁：</strong>我是一个经济历史学家，所以我是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从经济视角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长期趋势，包括一般经济和政治经济。事实证明，在所有国家，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变化是女性从家庭走向市场。</p><p>因此，作为经济历史学家，我想研究的是任何经济史都想了解的，即：女性进入市场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们只在特定的时间进入，而不是和其他人一起进入?</p><p>你问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反对或怀疑，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因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他们都研究过女性，他们研究女性是因为女性很重要。想想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Becker，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雅各布·明瑟（Jacob Mincer）等，以及许多在他们之后和之前研究女性的劳动经济学家。他们都在研究女性，所以为什么要反对我呢？</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女性在经济学中这么重要，但好像我们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能否请您解释一下，性别平等研究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在哪里？如果世界各地的妇女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可以实现哪些潜在的社会效益？</p><p><strong>戈尔丁：</strong>这些好处是多方面的，对女性自身、对她们的孩子，对整个经济都有好处。</p><p>首先，对女性自身的好处是她们将受到更好的教育，会有更好的婚姻，并在婚姻中有更好的议价能力，她们可以更好地安排孩子的时间。在生活中，她们将拥有更多的权力以及探索更多的领域，所以对女性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p><p>其次，对孩子的好处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世界银行一直非常关注这一点，事实上，当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时，她们的健康和寿命被改善了，这也延长了她们孩子的寿命。她们能够照顾孩子，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在缺乏好的医疗设施的情况下，她们受过的教育更多，就意味着能做得就更好。</p><p>第三，对经济的好处是使经济更强大，规模更大，拥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和生产力更高的劳动力。当然，经济的好处是如果女性在家庭外工作比在家庭内工作的生产力更高，那么简单地从家庭内转移到家庭外，增加了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您认为哪些个人或历史运动对推动女性走向平等之路影响最大？</p><p><strong>戈尔丁：</strong>有大量的技术变革极大地改变了工作。这些技术变革，比如使用电力机械、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工作对体力的需求开始下降，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女性的发展。当然避孕方面的进步也非常重要，高效、可靠的避孕措施意味着女性不会在错误的时间生孩子，或者生比她们想要的数量更多的孩子。</p><p>与此同时，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以各种方式促进了妇女的平等，改变了国家的法律和对法律的解释。</p><p>但如果一定要问，哪些人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说，没有一个人是必不可少的，女性走上平等之路，是我们历史的结果，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发展的结果。</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您怎么看Me too，Girls help girls？Me too等群体性运动是目前女性经济地位提升的主要推动力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个推动力是什么？</p><p><strong>戈尔丁：</strong>这是两个相关的运动。Me too是在美国始于2017年的运动，与之相关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运动和民权运动。</p><p>Me too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只有通过数字显示，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一些真正的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特别是涉及到性骚扰时，即使是美国的法院，即使是过去最自由派的法官，也会说：在职场中男女之间存在关系，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只是感情恶化了？我们知道，如果有更多的女性站出来说：不，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人滥用特权，利用自己的地位获得性爱，（这件事情才能得以改观），所以这些运动非常重要。</p><p>女性一起参与到“Me too”中，可以保证会为将来的女性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场所。现在，美国法院审理了许多不同的司法案件，这些案件都是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这些案件并不是简单地说这个人错了，而是让这些公司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公司不能确保主管经理不滥用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公司就必须补偿，必须负责任。</p><p>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人被解雇，而是大公司为此受到惩罚，因为它们是有罪的。它们之所以有罪是因为这些人为它们工作。所以，这不是简单的确保女性站出来说出自己的遭遇，而是调动了很多手段来改善整体的职场环境。</p><p>这类的运动，在提升女性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是重要的推动力，但不能说它们比其他的推动力更重要。</p><p><strong>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不代表更好的性别平等知识分子：</strong>我过去看到很多人喜欢用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水平来评估一个地区就业中的性别平等情况，但看上去，您在书中并不是这样看，为什么？还有哪些其他指标有助于评估工作场所是否存在性别平等？</p><p><strong>戈尔丁：</strong>劳动力参与率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但也需要考虑我们是如何参与劳动。在最贫穷的国家，成年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非常高，随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先是下降，然后又会回升。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当一个国家非常贫穷，国家会乐于把女性算作劳动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确实是劳动力。</p><p>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变革，工作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那就很难同时兼顾照顾父母、家庭和工作，这使得女性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专职照顾家庭，此时，离开家工作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实际是下降的。之后，随着生育率下降，孩子变少，儿童看护机构更易找到，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机会成本降低，劳动参与率又会得到提高。</p><p>所以，劳动参与率本身并不是最好的衡量标准，或者如果我们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方式来思考，它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工作岗位的情况，今天有很多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但在这些国家，女性的工作时间通常很短，往往不是一份全时的工作。</p><p>所以，劳动参与率这个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工作时间，也没有告诉我们工作的种类。因此，我们经常关注女性的收入是否与男性相同，这通常是主要指标，即性别工资差距。</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提到工资差距，您怎么看待同工同酬问题？</p><p><strong>戈尔丁：</strong>保障同工同酬有两个方面，一是如果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就不应该为同等的个体提供不同的报酬，但现在这是存在的。在美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有些人会说这仍然存在，当黑人的收入低于白人时，市场运行就不正常。如果市场运作得当，那么任何一家雇佣两个不同的群体，男性、女性、白人、黑人，以及，无论什么人种，但支付不同工资的公司，应该比那些雇佣廉价工人的公司做得更差。</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但有观点认为女性显得收入比男性低，是因为她们选择的工作劳动强度偏小，（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不能996）。我看到了您在您的书以及很多访谈中都提到了“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对性别平等的影响，谈到工作时长越长，以及一项工作所需的浮动工作时间越多，对女性的发展越不利，能解释一下吗？</p><p><strong>戈尔丁：</strong>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假设有一对夫妇。他们的教育水平相同，都上了一所非常好的法学院，他们从事的是非常紧张的工作，都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他们有了孩子，显然，孩子需要一些照顾。一般情况下，虽然你有一份工作，但在家里你也需要随叫随到。这就意味着你需要放下一切回家，需要有时间带孩子去看牙医，所以，有一个家长需要有一份更灵活的工作。</p><p>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女性选择了承担照顾的责任，这也就增加了性别不平等。这可能是她自己的选择，也可能是她家人或他家人或者整个世界的期望。可能是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但我们知道，女性在每个社会中都承担了更多的照顾责任。</p><p>因此，工作越贪婪，在正常8小时之外，更多的加班和出差，这种倾向家庭的选择就被甩开越远，这就是关于贪婪的工作对性别平等的影响。</p><p>在上述的这个故事中，他们的工作是机会均等，工作场所没有错，应受谴责的是贪婪的工作性质。因此，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降低工作的贪婪性？如果工作不那么贪婪，如果我们都有灵活的工作，那么，就可以实现夫妻公平和性别平等。</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想跟您聊聊女性在高级职位上比例的问题。根据一项中国某商业发布的女性职业发展报告，2022年，中国的女性董事比例为13.8%，仅高于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低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考虑到高级岗位中女性不足的情况几乎在全球各国中都存在，想问问您，您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如果希望纠偏，我们该如何克服障碍？</p><p><strong>戈尔丁：</strong>这个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这取决于通往顶峰的道路上有什么，一个人的运气，以及谁控制着向上的梯子，当然，无论如何，平等是自由市场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p><p>比如我们之前聊过的贪婪工作的问题，女性更倾向于选择家庭而非贪婪工作，也许就丧失了机会，至于你提到的倾向于提升男性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能力差不多，甚至女性还要更好一些，此时，强行晋升一个男性，公司会为此付出代价。<br>自由市场下，这样做的公司将会变得低效。因为，对于公司的所有者、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晋升是一种激励，他们要确保最优秀的人得到提拔，而不是因为性别或者其他的因素。</p><p>当然，障碍往往存在，可能会有一群男性不愿雇佣女性，而这么做的人中，有时也会有一些女性加入，这确实是很糟糕的。</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所以您曾经说，性别不平等是源自工作的本性（贪婪），而非女性的本性？</p><p><strong>戈尔丁：</strong>是的，但是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您的研究表明，女性倾向于选择更灵活的职业来承担家庭责任。那么，既要家庭又要事业，女性是不是既要又要，过于贪婪了，有人批评过这种种诉求作为一个目标过于奢侈吗？对于这样的批评，您会如何回应呢？</p><p><strong>戈尔丁: </strong>我不这么认为。这太“贪婪”了，但如果男人要这么追求，算不算太贪婪？</p><p>在欧美，职业女性(career woman)这个词，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有她的发展过程。</p><p>早期，你如果说一个女人是职业女性，她就会被认为是为了自己而伤害孩子的人。她把自己看得比丈夫更重要，她把自己看得比家庭更重要，这些东西，让它有了非常负面的内涵。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某个时候，职业女性被认为是受过教育的、聪明的、有生产力的人。<strong>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吗？知识分子：</strong>在您的书中，您表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能谈谈您的看法吗？</p><p><strong>戈尔丁：</strong>这是对的。</p><p>首先，受教育程度更高，结婚较晚，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p><p>一个简单的时间机会成本模型会告诉你，如果一个女性的单位时间价值很低，也就是说，她们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收入丰厚的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满意的高质量工作，那么她可能会尽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这一点，就会减少生育。抚养方面的情况也在强化这一点，因为在世界各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会给予的更多，这就意味着，养单个孩子要花更多的时间，孩子的数目就更少了。</p><p>不过，比较好的一点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可能会少生几个孩子，但花更多的时间，她们会培育出所谓的高质量孩子，我们通常都是这样考虑这个问题。</p><p>今天，世界各地的生育率都在下降，但是一些人最近也注意到，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的人实际上是生育更多孩子的人。因为，当生育率降得很低时，（相关育儿资源就会变得供过于求），高收入者就更能给他们的孩子提供最好的家庭教师、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医疗保健，所以，这些人可能会有更多的孩子。</p><p>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通常所说的故事和历史似乎是正确的，即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会有更少的孩子。但我们现在看到，在高收入国家，收入最高的家庭往往有更多孩子，这也是个正确的结论。</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您的工作曾研究了家庭友好政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在您的研究中，您认为哪些政策会更有效？</p><p><strong>戈尔丁：</strong>我想强调的是，从长远来看，技术变革在各种情况下都很重要。补贴非常重要，但在美国，我们做得很不够。我们有儿童照护补贴，但这取决于收入水平，我们没有普及的免费儿童照护。</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说到补贴，在中国曾经有过争议，如果给全职妈妈的家庭减税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女性回归家庭，从而导致工作场所中男女不平等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您怎么看这种观点？那些更有助于让女性回归家庭的措施，是否会反过来阻碍和削弱工作场所中的男女平等？</p><p><strong>戈尔丁：</strong>可能这个政策是为了通过对那些全职照顾自己孩子的女性给予补贴来增加人口，但我们要想清楚，这是一项以儿童为中心的政策，而不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政策，最终的目标是为了确保孩子健康。</p><p>我们制定政策时要均衡，让这个政策即有利于母亲，又有利于孩子。因为了解得不是特别清楚，我对于你讲到的这个提案不好加以评论。但我觉得，如果想要对孩子健康，又要有助于提升职业场所的男女平等，最好的办法是建设更好的幼托机构，帮助这个妈妈解决孩子的后顾之忧。这对孩子的健康发展也有好处。</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您认为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女性角色的演变与当今中国女性的经历有哪些教训或相似之处？</p><p><strong>戈尔丁：</strong>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教育在美国、在中国、在许多亚洲国家都非常重要，家庭角色往往会阻碍个人的发展，并保持上一代的传统。如果你来自收入较高的家庭，你会做得更好，婚姻中的角色也是如此。</p><p>但是，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妇女权利和社会规范，这些在美国已经发生变革，在中国也在变革。我从报纸上一些有趣的故事中了解到，在中国，女性一直遭受着财产权的折磨，她们被剥夺了投资住房的权利，（应该指的为男孩买房而不为女孩买房的习惯）……这些都是有趣的议题，是性别角色、司法系统和国家法律的交叉点。</p><p>重要教训是，开放的、自由的市场通常对女性和少数民族有好处，通常来讲，要提高教育质量，使教育容易获得。传统和规范很难改变，但这些都是阻碍我们前进的因素。</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展望未来，您认为中国可以从您书中记录的美国女性长达一个世纪的争取平等的历程中汲取哪些教训？</p><p><strong>戈尔丁：</strong>我认为教训是一</p><p>个女性应该独立，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应该确保在婚姻方面的选择权——结婚或者不结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这样有利于她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权利。她当然应该有合适数量的孩子，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从任何女性历史中吸取的教训。</p><p>文中提及的戈尔丁著作为中信出版社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美]克劳迪娅·戈尔丁著，颜进宇 、颜超凡译，中信出版，2023年7月</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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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10 Oct 2023 00:07:3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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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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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深度解读2023物理诺奖：为何与沃尔沃奖相差一人?]]></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a3a2237db403e7379c9b5b10c0fbcb17f5c682e99dd95cfb9e87af1cfc69d0d.jpg" data-cropselx1="0" data-cropselx2="528" data-cropsely1="0" data-cropsely2="279" data-ratio="0.4351851851851852" data-type="jpe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导语</strong></p><p><span>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Pierre Agostini, Ferenc Krausz和 Anne L'Huillier，表彰他们产生用于研究物质中电子动力学的阿秒光脉冲的实验方法[Nobel1,Nobel2]。阿秒光谱学使得人们可以研究原子、分子和凝聚物质中的电子运动。</span></p><p><span>2022年沃尔夫奖授予超快激光科学和阿秒物理的开拓者，但是获奖人是 Paul Corkum, Ferenc Krausz 和Anne L'Huillier。</span></p><p><span>为什么诺贝尔奖与沃尔夫奖有Pierre Agostini和Paul Corkum之差？</span></p><p><span>下面我们对该奖项的物理背景和历史发展做较深入的探讨。</span></p><p><span><strong>在最后一章，我们总结相关科学家的贡献，并回答上面的问题。 </strong></span></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strong>撰文 | 施郁</strong></span></p><p><span><strong>阿秒的意义</strong></span></p><p><span>人们常用量子力学计算物理量的平均值，但是量子力学也描述了微观粒子的运动，最基本的薛定谔方程就是对动力学的描述。不过，在量子力学初创时代，人们认为在现实中，微观运动是不可测量的。这是由于实验手段的限制。一个关键因素是，微观粒子的运动非常快，空间尺度非常小，那么探测手段也要非常快、非常小。例如，时间的原子单位是普朗克常数除以2π再除以哈特里能量，也就是普朗克常数除以2π这个常用常数的一半（hbar/2）除以氢原子基态能量，数值是24阿秒。我觉得，这可以理解为用海森堡不确定关系估算的氢原子基态能量对应的时间尺度。 </span></p><p><span>可以用拍照来类比。虽然很多资料（包括诺奖资料）用了这个比喻，但似乎没有挑明一点：拍照是用光脉冲。拍照片时，虽然光一直照射着，但是快门打开（也就是曝光）的时间很短，进入相机的其实是一个光脉冲。一般来说，即使被拍的人或物在运动，在快门打开的短时间内，是几乎不动的，因此可以拍出清晰的照片。但是，如果被拍的人或物运动过快（相对快门或曝光而言），也就是说，快门打开的时间相对过长，光脉冲时间过长，那么这段时间内，人或物的状态改变了，导致反射光也改变了，不同的光叠加在一起，导致照片模糊。对于高速运动的人或物，快门也要高速，这就是高速相机。</span></p><p><span>电子运动很快。它们与一个光脉冲耦合时，耦合效果是脉冲时间内的总效果。如果光脉冲足够短，在这段短时间内，电子相对来说几乎没动，那么耦合效果就体现了电子这时的状况。 当然，这里的光是相干光，即步调一致的光，也就是激光。1960年，Maiman制造出第一台激光器。</span></p><p><span>测量快速运动的电子，或者说它们的实时动力学，即状态随时间的变化，需要足够短的光脉冲，与电子运动时间尺度相当。分子中的电子运动的时间尺度是飞秒（10^-15秒），需要用飞秒激光脉冲去研究。而原子中的电子运动的时间尺度是阿秒（10^-18秒），需要用阿秒激光脉冲去研究。</span></p><p><span>飞秒激光是通过锁模和光脉冲时间测量等技术获得的，理论基础来自非线性光学。飞秒激光用于研究分子中的原子运动，特别是化学反应过程。Ahmed Zewail因此获得1999年诺贝尔化学奖。但是因为光的单个周期的时间尺度是1飞秒，因此传统激光不可能有更短的脉冲。事实上，以前的最短脉冲是6飞秒，远大于阿秒。因此更短的激光脉冲需要全新的方法来产生。</span></p><p><span>阿秒激光脉冲的产生是基于波的叠加或傅里叶合成，即任何波形都可以由各种周期的波叠加而成。当光通过原子时，二者的相互作用会引起倍频光，频率是入射光频率的各种整数倍，类似音乐中的倍音（又称泛音）。这些倍频光可以叠加成短脉冲。</span></p><p><span>阿秒激光脉冲用到了很多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技术[Krausz2009]。Basov, Prokhorov和Townes因激光理论分享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Bloembergen（因非线性光学），Schawlow（因非线性光谱）和Siegbahn（因高分辨电子光谱）分享198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阿秒激光产生中，用到了来自啁啾脉冲放大的强激光脉冲，Mourou和Strickland因此分享了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超强光的阿秒演化控制中还用到频率梳技术，Hall 和Hänsch因此分享了20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下文提到，Hänsch对本次诺奖工作也有早期贡献。诺奖级成果构成了今日科学的骨干。</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高次谐波的产生</strong></span></p><p><span>1980年代时，人们用多光子电离过程产生多电荷离子，一个问题是，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光子的波长是多少[L’Huillier1982]？</span></p><p><span>1987年，Anne L'Huillier和同事在法国的巴黎-萨克莱实验室，将一个红外激光束（波长1064纳米，强度1013瓦/平方厘米）通过惰性气体氩，产生了很多奇数倍频光（此文作者是以字母顺序排列）[Ferray1988]。这被称为高次谐波产生（HHG），来源于原来的电场强度的幂次，导致以原频率的倍数为频率的相干辐射。奇数是对称性的后果。</span></p><p><span>令人惊讶的是，随着倍数增加，谐波的强度先下降，然后是平台区，从5倍到33倍，强度保持不变，然后到达截断区，再下降（图1）。之所以用1064纳米激光，而不是248纳米激光，是让电子迟一点回到离子，从而获得更大动能，使其有足够的能量实现高次谐波。 </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16c46ebc32d90d31f814497aa6c6551f0ade805aaca589313dfc0e1562e63f5.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6447811447811448"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59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图1. 高次谐波产生的波谱（强度与频率的关系）</span></p><p><span>1990年Hänsch提出，具有一定相位关系的等距频率梳类似于锁模激光，因此它们的傅里叶合成（也就是叠加）就可以实现阿秒脉冲[Hänsch1990]。接着，包括Hänsch在内的研究人员发现，高次谐波产生提供了以两倍基本频率为等间距的宽谱，可以叠加成短脉冲[Farkas1992，Harris1993]。傅里叶合成的一个极端情况是，各种频率波的等振幅全部叠加可以形成一个δ函数（宽度趋于0）。但是，一个相位锁定的等距周期频谱的叠加导致一个时间的周期函数，也就是一列脉冲（图2）。另外，人们用受激拉曼散射也得到等距频谱，也取得一定成果[Agostini2004]。</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6c28de357c92f661e86d06a183c9a5ed9e098cf7d13870e4e4ee4ef240b606.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4897713598074609"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3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图2 几个谐波叠加成脉冲序列</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理论先行</strong></span></p></section><p><span>为了真正实现用高次谐波产生得到阿秒脉冲，需要理解高次谐波产生的机制。1991年，L'Huillier, Kenneth Shafer和Kenneth Kulander基于含时薛定谔方程的解，预言了高次谐波谱的形状，提出这是一个单电子效应，又结合麦克斯韦方程，讨论宏观相位匹配[L'Huillier1991]。次年，Kulander组又在此理论框架里推导出了截断能量[Krause1992]。</span></p><p><span>1993年，Kulander组提出高次谐波产生的半经典的再散射模型，给出通过高次谐波产生脉冲的图像，包括激光引起隧穿电离、电子加速、电场方向反转后将电子拉回，电子与离子复合，发射出极端紫外区的短脉冲[Kulander1993]。这个工作1992年12月投稿，1993年3月发表，1993年初的一个会议上也做了介绍。 </span></p><p><span>Kulander组的理论工作源于阈上电离的工作。阈上电离是强激光场驱动电子在电离极限之上的能量连续区转变，这是Pirre Agostini及合作者1979年首先实验发现的[Agostini1979]，此后10年是强场原子物理的中心问题。 </span></p><p><span>与Kulander组的再散射模型差不多同时，Paul Corkum 也给出一个类似的半经典模型，即3步模型[Corkum1993]。这个工作1993年2月投稿，9月发表。</span></p><p><span>两个模型中，散射过程中电子和离子之间的行为最重要。激光进入原子气体后，改变了电子原来所处的电场，使得电子克服原子核的吸引力，向外运动。在再散射过程中，因为激光的电场保持振动，电子被激光场拉回原子核附近。在此过程中，电子从激光场中获取很多能量。在复合过程中，电子的动能转换为极端紫外（XUV）光子，以紫外光脉冲的形式放出。电子发出这些额外能量后，才能重新与原子核结合，这是倍频光的由来。各种倍频光叠加，在适当的情况下，就获得了约几百阿秒的紫外光脉冲（图3）。</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d395c4261542984d7fbc9d9a022cabb0c53261bad100af41a52bbb3cabd7e0e.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2924187725631769"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3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图3 高次谐波产生的半经典模型示意图。第一个图代表束缚电子在原子核附近。第二个图代表第一步，激光引起隧穿电离，电子加速离开。第三个图代表电场方向反转后，电子回到离子。第四个图代表电子和离子复合，电子动能转换为极端紫外光子。</span></p><p><span>1994年，Lewenstein , L'Huillier和Corkum等人又发展了全量子理论，证实了半经典图像。在此基础上，L'Huiller和合作者在用高次谐波产生阿秒脉冲方面，又做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工作。在Lund大学，L'Huiller和合作者主要研究了相位匹配问题，确认了阿秒脉冲序列确实能够用高次谐波产生实现[Antoine1996，Salières1997，Bellini1998]。所以20世纪90年代，人们在理论上基本搞清了阿秒脉冲的产生。</span></p><p><span><strong>实验进展</strong></span></p><p><span>下一步需要发展计量方法，以测量阿秒脉冲的时间长度。</span></p><p><span>重要的一步由Agostini和合作者1994年给出，他们研究了双色光子场的频率调制[Shins1994]，发展出RABBIT技术（通过双光子跃迁干涉产生阿秒拍，reconstruction of attosecond beating by interference of two-photon transitions），将极端紫外（XUV）脉冲和原来的驱动激光同时聚焦到惰性气体，以测量一列阿秒脉冲的脉冲长度，并分析发出的光电子。 </span></p><p><span>对于单个或孤立脉冲的产生，诺奖官方资料强调了两个理论建议的重要性。Corkum, Burnett和 Ivanov建议，因为高次谐波发射对偏振很敏感，通过偏振随时间改变的驱动场，将谐波发射局限于单个周期 [Corkum1994]。Schafer和Kulander指出，通过少周期的脉冲，用靠近截断区的少周期的谐波形成孤立阿秒脉冲[Schafer1997]。诺奖资料指出，后者正是维也纳的Krausz组首次产生阿秒脉冲时采用的方法[nobel2]。 关于这些工作，我们在最后一章继续讨论。</span></p><p><span>Krausz组先与在激光脉冲压缩技术上取得突破的米兰的Nisoli组合作，发展了必要的技术，并用氪气得到4.5飞秒的脉冲，用氩气得到5飞秒的脉冲[Nisoli]。然后Krausz组又产生了一个宽的高次谐波谱，截断能量是300电子伏特[Spielmann 1997]。</span></p><p><span>2001年，阿秒激光终于在两个组最早实验实现。</span></p><p><span>在巴黎-萨克莱实验室，也就是最早实现高次谐波产生的地方，Agostini组用RABBIT技术，将激光分成两束，一束以氩气作为目标气体, 产生了一列250阿秒的脉冲，另一束保持原样，二者叠加后用于实验，论文1月17日收稿[Paul2001]。</span></p><p><span>稍迟，在维也纳，Krausz组将单个脉冲选择出来，产生了650阿秒的单个脉冲 ，论文10月1日收稿，19日接收[Hentschel2001]。他们采用了条纹技术进行测量：用一个多层极端紫外（XUV）镜过滤出所需要的谐波，然后在90电子伏特的光子和来自产生谐波的750纳米光脉冲的同时辐照下，测量氩原子发射的4p光电子的动能。条纹技术引用了两篇当时还未发表，后来背靠背发表的理论论文，其中一篇是Corkum组和Kausz的合作[Itatani2001]，另一篇来自Krausz组[Kitzler2002]（发表时修改了标题，增加了Krausz的署名），主要作者都是Krausz阿秒脉冲论文的合作者。 </span></p><p><span>因此高次谐波产生通过两种方法导致阿秒脉冲，Agostini用宽带辐射的傅里叶叠加，Krausz组用截断区的少周期脉冲。它们都是基于激光和原子的非线性、非微扰相互作用，最重要的因素是对相位的控制。</span></p><p><span><strong>后续发展</strong></span></p><p><span>后来，阿秒激光产生越来越短的世界纪录。L'Huillier组用RABBIT技术，曾得到170阿秒脉冲序列[López-Martens2005]（有报道说她2003年得到170阿秒脉冲，我找到2004年投稿、2005年发表的这篇论文）。孤立脉冲情况如下[Wei2021]。2004年，Krausz组用条纹技术获得250阿秒的单脉冲[Kienberger2004]。2006年，Nisoli组130阿秒的单脉冲[Sansone2006]。2008年，Krausz组用条纹技术获得80阿秒的单脉冲[Goulielmakis2008]。2012年，常增虎组获得67阿秒的单脉冲[Zhao2012]。2017年，常增虎组获得53阿秒的单脉冲[Li2017]。2017年，苏黎世的Wörner组用条纹技术获得43阿秒的单脉冲[Gaumnitz2017]。在中国，魏志义组2013年获得160阿秒的单脉冲[Zhan2013]。 </span></p><p><span>阿秒脉冲几十或几百阿秒长，光子能量达到几百电子伏特，可以用于观测和测量电子的运动，比如将电子从原子中剥离所需的时间，或者电子分布在分子或材料中随时间的变化，也可以探测物质的内部过程。下面看几个例子。</span></p><p><span>1905年，爱因斯坦指出，光电效应的原因是光子将能量传递给原子或材料中的电子，电子获得能量后，挣脱束缚，逃逸出去。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以前不知道，一般可以假设是瞬时的。氖原子核外有10个电子，正好排满到2p轨道。2010年，Krausz组用单个阿秒脉冲和条纹技术发现[Schultze2010]，氖原子被100电子伏特的光子电离后，2s和2p电子的发射有个时间差，2p电子比2s电子迟21阿秒（作为比较，2p电子绕轨道一周的时间是100阿秒）。这就是光致发射的延迟，体现了电子云的合作动力学。但是后来的理论计算比这个实验结果小。2017年，L'Huillier组的实验用RABBIT技术，给出与理论计算完全一致的结果[Isinger2017]，澄清了理论计算正确，而Krausz的实验中，混入了能量与发射2s电子很接近的另一个过程。 诺奖资料介绍了这个重要工作。</span></p><p><span>最近阿秒光谱拓展到分子、液体和固体，研究电子动力学对化学环境的依赖关系，比如水或水汽中的电子光致发射的时间延迟。在阿秒时间尺度上，电子之外的其他动力学都是凝固不动的。在Wörner组的一个实验中，极端紫外阿秒脉冲列与红外飞秒脉冲叠加，与液相或气相的水作用，从液相出来的光电子比气相的延迟50到70阿秒[Jordan2020]。 </span></p><p><span>对于固体来说，阿秒光谱有望给出很多相互作用的信息，比如，电荷转移和屏蔽、像电荷产生、电子间的散射，合作运动等。Krausz组的一个实验表明，光电子从钨的4f原子态比从巡游导带出来延迟约100阿秒[Cavalieri2007]。Krausz组还用阿秒激光研究生物流体的分子组成，将来可能可以用于疾病诊断[Zigman2022]，优点是可以同时检查很多分子，而且这里的辐射是无害的。</span></p><p><span>总之，阿秒激光从原子物理的多光子过程发展起来，扩展到原子和分子物理、物理化学、凝聚态物理、发光学乃至生物学等多学科的前沿领域，有望扩展到电子学和医学，比如扰动分子，使它发出信号，给出分子的信息，从而有助于医学诊断。</span></p><p><span>最后，让我们期待未来能产生仄（10^-21）秒乃至普朗克时间尺度（10^-44）的脉冲，进入核物理、粒子物理乃至量子引力的领地。物理学永无止境！</span></p><section><p><span><strong>人物</strong></span></p></section><p><span>Pierre Agostini1941年7月23日生于法属突尼斯，法国人，艾克斯-马赛大学学士、硕士、博士，1969年起在巴黎-萨克莱实验室（属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工作。2002年去美国，2005年起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他的主要贡献是RABBIT技术，并以此首次获得一列阿秒脉冲。他早年还首次观测到阈上电离，对整个领域有历史意义。</span></p><p><span>Ferenc Krausz1962年5月17日生于匈牙利，匈牙利裔奥地利物理学家，1981年至1985年先后在罗兰大学学习理论物理，在布达佩斯技术大学学习电子工程。1991年在维也纳技术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继续在此工作。2003年成为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学研究所所长，曾在匈牙利的2004年起兼任慕尼黑大学物理教授。1990年代，他在维也纳技术大学时，就对用激光产生超短光脉冲感兴趣。2001年，他的研究组产生了第一个孤立的阿秒脉冲，证明了脉冲时长在阿秒量级，并用来对原子尺度上的电子运动做了实时观测。2006年，他是慕尼黑先进光子学中心创所所长。 </span></p><p><span>Anne L'Huillier1958年8月16日生于法国，法国/瑞典物理学家。在巴黎第六大学（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她获得数学和理论物理双硕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实验物理。1986年在巴黎-萨克莱实验室（属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获永久职位，1995年到Lund大学任讲师，1997年任教授，从事原子和短强激光脉冲的相互作用。1987年，她和同事进行了第一个产生高次谐波的实验，她对理论描述的贡献很大，也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工作。</span></p><p><span>Paul Corkum1943年10月30日生于加拿大，阿卡迪亚大学学士，里海大学理论物理硕士、博士。在现在领导加拿大研究会和渥太华大学联合阿秒科学实验室。他对高次谐波的产生做出重要贡献，并提出模型解释阿秒光谱的复杂现象，特别是独立但稍迟于Kulander组用半经典3步模型解释了阿秒脉冲的形成机制：在强激光场的影响下，电子从原子或分子势场中隧穿出来，然后加速，再复合，放出高次谐波。他也是2001年他Krausz组阿秒脉冲论文合作者之一，也发展了单脉冲产生和测量等阿秒技术的理论。</span></p></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贡献</strong></span></p></section><p><span>L'Huillier及其同事20世纪80年代最早在实验中发现了高次谐波产生，开创了这个领域。直到上世纪末，她又做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工作，包括与Kulander组合作半经典理论，与Lewenstein 和Corkum合作量子理论，又研究了相位匹配问题，确认高次谐波确实能产生脉冲序列。</span></p><p><span>Kulander组（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和Corkum分别提出半径典理论。又分别对实验实现提出过重要建议。Corkum还对单个脉冲的产生和测量都提出了建议，即产生的方法以及测量的条纹技术。</span></p><p><span>Agostini组最早得到阿秒脉冲序列。同年，Krausz组得到单个脉冲。此后，Krausz组和Huillier组一直在实验前沿，不断获得新的成果。</span></p><p><span>对于为什么诺贝尔奖和沃尔夫奖有所不同，我们可以看到点端倪。</span></p><p><span>首先，因为L'Huillier有先驱性贡献，后来又一直在此领域工作，包括最新的实验工作，两个奖中无可置疑都要包括她。</span></p><p><span>在此前提下，沃尔夫奖更看重单个阿秒脉冲，因此将最早得到一列脉冲的Agostini排除在外，而将对单个脉冲的产生和测量都做出理论贡献的Corkum包括在内，也排除了独立于Corkum提出半经典理论的Kulander。</span></p><p><span>而诺贝尔奖不再强调单个脉冲。但是Krausz组2001年的获奖工作事实上是单个阿秒脉冲，而Corkum对此有理论贡献，而且也是Krausz组实现阿秒脉冲的论文的合作者。对此，诺贝尔奖委员会想必是做了他们的判断。</span></p><p><span>前面提到，诺奖资料强调了两篇关于单脉冲产生方法的理论论文。我们注意到，2001年Agostini组和Krausz组的这两篇诺奖实验论文中，都没有引用这两篇理论论文，却都引用了Corkum组1995年的一篇论文[Ivanov1995]。不过，1995年Corkum组的这篇论文可以看成1994年Corkum组建议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偏振的双色控制，通过相位差控制波包，在极端紫外区产生单个脉冲。2001年Krausz组提到产生单脉冲方法时，引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Corkum组1995年论文，另一篇是Christov等人1997年关于另一个方法的论文[Christov1997]，而后者也是引用前者的。诺奖资料忽略了被实验组直接引用的Corkum组1995年论文，而强调更原始的1994年建议[Corkum1994]。 </span></p><p><span>另一方面，诺奖资料认为Krausz组用了Schafer和Kulander1997年的方法，但是Krausz组的论文并没有引用Schafer和Kulander1997年的论文，不过，上面提到的他们前期产生宽高次谐波谱的论文[Spielmann 1997]确实引用了Schafer和Kulander的论文，不过是和Christov等人1996年的一篇论文放在同一个文献序号中，作为某个知识点（原子能够承受短脉冲的高强度激光）的来源。</span></p><p><span>总之，在单脉冲的产生方法上，诺奖资料没有提Krausz获奖论文引用的Corkum组1995年论文，而强调了Krausz获奖论文没有引用的1994年Corkum 组论文以及Schafer和Kulander1997年论文。这也许反映了诺奖委员会追根溯源，比作者们更看清了历史。</span></p><p><span>另外，诺奖资料没有提到Corkum对单脉冲的测量技术，即条纹技术的贡献。当然，这是和Krausz本人合作的。</span></p><p><span>效果上，以上种种因素使得Kulander与Corkum的贡献显得相接近。 </span></p><p><span>因为不再强调单个脉冲，首次实现一列脉冲的Agostini自然成为获奖者，何况他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超阈电离，在强场原子物理中很重要。诺奖资料也强调了Kulander理论工作起源于超阈电离问题，以及Corkum的强场原子物理背景。</span></p><p><span>而且，沃尔夫奖还提到Corkum提出基于飞秒激光的高次谐波产生重建分子轨道的层析成像的可行性。这是指他2004年和一个实验组的合作工作，得到了第一个分子轨道图像，并以此跟踪电子的阿秒动力学[Itatani2004]。而诺贝尔奖完全没有提这个工作。</span></p><p><span>沃尔夫奖的颁奖词是“对超快激光科学和阿秒物理的开创性贡献（for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ultrafast laser science and attosecond physics）”。阿秒物理这个词就不仅包括阿秒激光，也可以包含电子的阿秒动力学，所以Corkum这个分子轨道成像增加了他得沃尔夫奖的理由。</span></p><p><span>而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是“产生用于研究物质中电子的动力学的阿秒脉冲光的实验方法（for experimental methods that generate attosecond pulses of light for the study of electron dynamics in matter）”，聚焦于阿秒激光，所以没有提Corkum的分子轨道成像工作，而且颁奖词还强调了实验方法。 </span></p><p><span>诺贝尔奖资料中提到的获奖人Krausz和 L'Huillier后来的工作是阿秒激光脉冲的应用，也提到其他组的相关工作。 </span></p><p><span>总之，诺贝尔奖和沃尔夫奖的获奖理由有细微的差别，这解释了获奖人的一人之差。在各自的获奖理由下，获奖人的选择都是合理的，毕竟都不能超过三人。</span></p><section><p><span><strong>参考资料：</strong></span></p><section data-role="outer" label="edit by 135editor"><section><section data-role="paragraph"><section data-role="paragraph"><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role="outer"><section data-role="paragraph"><p><span>[Nobel1] The Nobel Committee for Physics, Electrons in pulses of light, POPULAR SCIENCE BACKGROUND,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2023</span></p><p><span>[Nobel2] The Nobel Committee for Physics, Scientific Background to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2023.</span></p><p><span>[Krausz2009] F. Krausz and M. Ivanov,Rev. Mod. Phys. 81,164 (2009).</span></p><p><span>[L’Huillier1982] A. L’Huillier, L.A. Lompre, G. Mainfray and C. Manus, Phys. Rev. Lett. 48, 1814 (1982).</span></p><p><span>[Ferray1988] M. Ferray, A. L’Huillier, X.F. Li, L.A. Lompre, G. Mainfray and C. Manus, J. Phys. B: At. Mol. Opt. Phys. 21, L31 (1988).</span></p><p><span>[Hänsch1990] T.W. Hänsch, Opt. Commun. 80, 71 (1990).</span></p><p><span>[Farkas1992] Gy. Farkas and Cs. Tóth, Phys. Lett. A 168, 447 (1992).</span></p><p><span>[Harris1993] S.E. Harris, J.J. Macklin and T.W. Hänsch, Opt. Commun. 100, 487 (1993).</span></p><p><span>[Agostini2004]</span></p><p><span>[Huillier1991] A. L’Huillier, K.J. Schafer and K.C. Kulander, J. Phys. B: At. Mol. Opt. Phys. 24, 3315 (1991).</span></p><p><span>[Krause1992] J.L. Krause, K.J. Schafer and K.C Kulander, Phys. Rev. Lett. 68, 3535 (1992).。</span></p><p><span>[Kulander1993] K.C. Kulander, K.J. Schafer and J.L. Krause, Dynamics of Short-Pulse Excitation, Ionization and Harmonic Conversion, Proceedings of a NATO Advanced Research Workshop on SILAP (Super-Intense Laser-Atom Physics), eds. B. Piraux, A. L’Huillier and K. Rzazewski (Plenum Press, New York, 1993); K.J. Schafer, B. Yang, L.F. DiMauro and K.C. Kulander, Phys. Rev. Lett. 70, 1599 (1993).</span></p><p><span>[Agostini1979] P. Agostini, F. Fabre, G. Mainfray, G. Petite and N.K. Rahman, Phys. Rev. Lett. 42, 1127 (1979).</span></p><p><span>[Corkum1993] P. B. Corkum, Phys. Rev. Lett. 71, 1994 (1993).</span></p><p><span>[Lewenstein1994] M. Lewenstein, Ph. Balcou, M. Yu. Ivanov, A. L’Huillier and P.B. Corkum, Phys. Rev A 49, 2117 (1994).</span></p><p><span>[Antoine1996] P. Antoine, A. L’Huillier and M. Lewenstein, Phys. Rev. Lett. 77, 1234 (1996).</span></p><p><span>[Salières1997] P. Salières, A. L’Huillier, P. Antoine and M. Lewenstein, arXiv quant-ph/9710060 (1997).</span></p><p><span>[Bellini1998] M. Bellini, C. Lyngå, A. Tozzi, M.B. Gaarde, T.W. Hänsch, A. L’Huillier, and C.-G. Wahlström, Phys. Rev. Lett. 81, 297 (1998).</span></p><p><span>[Shins1994] J.M. Shins, P. Breger, P. Agostini, R.C. Constantinescu, H.G. Muller, G. Grillon, A. Antonetti and A. Mysyrowicz, Phys. Rev. Lett. 73, 2180 (1994).</span></p><p><span>[Nisoli] M. Nisoli, S. De Silvestri, O. Svelto, R. Szipöcs, K. Ferencz, Ch. Spielmann, S. Sartania and F. Krausz, Opt. Lett. 22, 522 (1997).</span></p><p><span>[Spielmann 1997] Ch. Spielmann, N.H. Burnett, S. Sartania, R. Koppitsch, M. Schnürer, C. Kan, M. Lenzner, P. Wobrauschek and F. Krausz, Science 278, 661 (1997).</span></p><p><span>[Corkum1994] P.B. Corkum, N.H. Burnett and M.Y. Ivanov, Opt. Lett. 19, 1870 (1994).</span></p><p><span>[Schafer1997] K.J. Schafer and K.C. Kulander, Phys. Rev. Lett. 78, 638 (1997).</span></p><p><span>[Paul2001] P.M. Paul, E.S. Toma, P. Breger, G. Mullot, F. Augé, Ph. Balcou, H.G. Muller and P. Agostini, Science 292, 1689 (2001).</span></p><p><span>[Hentschel 2001] M. Hentschel, R. Kienberger, Ch. Spielmann, G.A. Reider, N. Milosevic, T. Brabec, P. Corkum, U. Heinzmann, M. Drescher and F. Krausz, Nature 414, 509 (2001).</span></p><p><span>[Itatani2001] J. Itatani et al., Phys Rev Lett, 88, 173903 (2002).</span></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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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押沙龙：一篇长文，帮你理清阿以冲突]]></title>
<description><![CDATA[<div>之前文章里提到了阿以冲突，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div><div> </div><div>老实讲，我以前一直是倾向于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给人的感觉更文明，而巴勒斯坦方面似乎老是在折腾，搞各种各样的袭击。但是查了各种资料之后，我的态度有所变化。我发现，很难说某一方是完全正确，而另一方是完全错误的。</div><div> </div><div>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几乎一定会认为以色列是对的；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你也一定会认为巴勒斯坦是对的。而且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能举出很好的理由。</div><div> </div><div>所以，我尽量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勾勒出一个阿以冲突的轮廓线，也尽量把双方的理由都表述出来，让大家自己做判断。</div><div> </div><div><strong>01 源头</strong></div><div> </div><div>简单说起来，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故土。在罗马帝国时期，他们被驱逐出来了，流亡了将近2000年。后来犹太人提出一个复国主张，希望在老家重建以色列国。巴勒斯坦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也同意了。</div><div> </div><div>结果麻烦就来了。</div><div> </div><div>犹太人涌进来的太多了，比英国预料的要多得多。多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就和当地人产生了很深的矛盾。英国试图搞平衡政策，左边打犹太人一巴掌，右边踢巴勒斯坦人一脚，结果把两边都得罪了。</div><div> </div><div>二战结束以后，犹太人也要独立，巴勒斯坦人也要独立，两边都要英国滚蛋。而且犹太人态度更坚决。他们制造了多起恐怖活动，绞死英国士兵、炸毁英国军官俱乐部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卫王酒店爆炸案”。</div><div> </div><div>英国人查获了一批以色列秘密组织的文件，把它们带到了大卫王酒店。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就把酒店给炸了，炸死了92人，大多数是平民。我们都听说过的大人物贝京，就是策划爆炸案的总首领。</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340_JyCcXv.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爆炸后的大卫王酒店</i></em></div><div> </div><div>我们都说巴勒斯坦人喜欢搞恐怖活动，实际上在一开始，以色列人搞得更厉害。要说起来，很多以色列大政治家都是当年的恐怖分子。只不过到了后来，以色列占据军事优势，不需要搞这些恐怖活动了。</div><div> </div><div>关于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值得多说两句。以色列组织在爆炸发生前给酒店发出过警告，让他们疏散。可是接线员没理这茬。六十年以后，以色列官方为“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开过纪念会议，会议的匾额上写着“因为英国人才知道的原因，酒店没有疏散”，好像这一切全是英国人的错。最近以色列轰炸加沙的时候，往往提前打个电话，也算是延续了这个风格。</div><div> </div><div>英国人当时更恨以色列，觉得犹太人比巴勒斯坦人更坏。英国本土老百姓甚至组织游行，打出标语：“希特勒竟然是对的！”折腾到最后，英国不愿夹在中间当受气包了。它一心只想逃离这块该死的殖民地，就决定撤军，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div><div> </div><div>联合国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建立联邦国家，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鉴于双方矛盾之深，这个想法完全不切实际。所以它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分治。也就是说，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div><div> </div><div>这也就是著名的的联合国181号决议。</div><div> </div><div>美国、苏联都投了赞成票，英国投了弃权，再也不趟这个浑水了。</div><div> </div><div>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投了反对票。</div><div> </div><div><strong>02 建国</strong></div><div> </div><div>181号决议偏向以色列。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356_YeitsW.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耶路撒冷是国际共管区</i></em></div><div> </div><div>当时以色列人口是60万，阿拉伯人口却有120万，比犹太人多了一倍。可是他们只得到了43%的土地。当然，土地质量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么我们看看人口：</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370_rcbQkJ.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在阿拉伯人领土上，只有一万犹太人。在以色列国领土上，却有40万阿拉伯人。这说明很多阿拉伯社区被划给了以色列。</div><div> </div><div>我前几天看过某个公号文章，说181号决议案偏向巴勒斯坦：你看，阿拉伯人在自己国家占人口绝对优势，可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却只占微弱人口优势，“这难道不说明分治计划有利于巴勒斯坦么”？</div><div> </div><div>傻到这种程度，还要写公号文章，文章下面还要开打赏，我觉得这就属于诈骗了。</div><div> </div><div>那联合国为什么偏向以色列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情况确实复杂。人们混居在一起，划分边界从来都是麻烦事，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发言权更大。他们遍布全世界，有关系有人脉，外加能言善辩，有点像城里人。而巴勒斯坦人，连出过远门的都很少，有点像乡下人。打官司的时候，乡下人当然说不过西装革履的城里人。</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人确实在土地上吃了亏。但把吃亏不吃亏先放在一边，我们先思考一个道义问题：把这块土地划分为两个国家，在本质上来说到底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双方还在吵。</div><div> </div><div>按照阿拉伯人的想法，这里本来是我们的土地，你们是移民，是客人，凭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国？</div><div> </div><div>按照犹太人的想法，这怎么就是你们的土地？两千年前，这可是我们的老家，你们才是后来搬进来的移民，你们才是客人。我们要回到故土，有什么不对?</div><div> </div><div>这两个想法其实都有问题。犹太人追溯古代历史，我们不能说这样一定不对，但确实很危险。历史经不起这么往上倒。都要这么往上倒历史的话，天下可就大乱了。再说，真要追溯历史的话，犹太人以前也是赶走了迦南人，才占领了这里啊。历史本来就变动不定，我们要把它的哪一个瞬间固化下来，作为后来的领土依据呢？</div><div> </div><div>事实上，大家只能尊重现实。现状才是政治解决方案的出发点。所以犹太人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但换个角度看，我们不说历史，就说现实。在巴勒斯坦有60万犹太人也是现实；他们无法和阿拉伯人共处也是现实；在1947年以前，世界上也从未有过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也是现实。</div><div> </div><div>所以，犹太人的想法固然有问题，巴勒斯坦人想法也同样有问题。181号决议在分配方案上不公平，但在分治的思路上并没有错。</div><div> </div><div>但扪心自问，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你会接受这个分配方案么？</div><div> </div><div><strong>03 第一次中东战争</strong></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人坚决不接受。</div><div> </div><div>以色列倒是接受，但是它要把境内的阿拉伯人全部赶出去，全盘占领联合国分配给它的国土。要地不要人。</div><div> </div><div>英国人还没撤走，双方就打起来了。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暴力活动，双方都杀了很多无辜的人。没有哪一方是清白的。但是以色列人力量占优，所以他们制造的暴力更多。而且以色列有意制造恐怖气氛，好把境内的阿拉伯人都吓跑。</div><div> </div><div>英国撤走的第二天，正规战争就爆发了，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外部国家开始介入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黎巴嫩组成五国联军，要彻底铲除以色列。五国联军！听上去很吓人。其实它们加起来也就几万人，还没以色列的士兵多。以色列把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因此，1948年就被阿拉伯人铭记为“纳可巴”——大灾难之年。</div><div> </div><div>打完这一仗，几十万巴勒斯坦人变成了难民，而且它的领土也变小了。原来联合国划给他们43%的土地，现在变成22%了。</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387_wlDOnk.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青色的部分都丢掉了</i></em></div><div> </div><div>说到这儿，我们再停下来思考一下。</div><div> </div><div>我们会认为在这一阶段，哪一方是对的，哪一方是错的呢？</div><div> </div><div>按照巴勒斯坦人的想法，就算联合国分配给你了土地，可没让你驱逐阿拉伯人啊！你怎么可以把那么多人从他们的家园赶出来呢？那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也没向你开战啊。而且，联合国分给我们43%的土地，已经很不公平了，现在又变成了22%，这还有天理么？</div><div> </div><div>按照以色列的想法，制造难民怎么了？你们要是打赢了，对我们说不定更狠呢。你们进攻我，我还要把战争中获得的领土还给你们？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我们的国土如此狭小，没有战略纵深，你们又亡我之心不死，我当然要占领这些土地。</div><div> </div><div>如果我们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呢？</div><div> </div><div>那我们会认为：以色列的主要过错在于大规模驱逐境内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过错在于试图摧毁以色列国。他们都严重违背了联合国181号决议。</div><div> </div><div>但问题是这两个过错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先后，也没有因果关系。不是说你要摧毁我，所以我驱逐阿拉伯人；或者因为你驱逐了阿拉伯人，所以我要摧毁你。</div><div> </div><div>事实上，族群冲突大部分都是这样，仇恨彼此刺激，螺旋上升，很难说清“谁开了第一枪”，也很难说哪个过错是第一因。</div><div> </div><div><strong>04 六日战争和巴解组织</strong></div><div> </div><div>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双方的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阿拉伯人占有22%的巴勒斯坦土地，几十万难民流落四方。这种状况保持了将近二十年，然后在1967年爆发了六日战争。</div><div> </div><div>以色列vs埃及、叙利亚、约旦联军。</div><div> </div><div>这一次以色列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比第一次中东战争打得还漂亮。一天之内干翻了对方的空军，六天之内干翻了对方的陆军。经过这场战争，阿拉伯人剩下的那22%的领土也丢掉了。整个巴勒斯坦全部被以色列占领。在以色列人看来，这叫“先撩者贱”，22%的领土是他们的战利品。</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人的领土经历了这样的变化：</div><div> </div><div>43%（联合国181号决议）——22%（第一次中东战争）——0%（六日战争），越打越惨。</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29_ENDoFK.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大家可能见过这张。但这张还不完全准确，在第三张和第四张之间，还应该插上一张图，巴勒斯坦一片全白。</i></em></div><div> </div><div>经过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开始灰心了。原来，这个事儿就像阿拉伯世界的圣杯。谁能消灭以色列，光复巴勒斯坦，谁就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英雄。可现在大家渐渐觉得，活着比当英雄更重要。后来还爆发过赎罪日战争，但那就不再是为了光复什么巴勒斯坦了。埃及彻底死心，在1980年还和以色列建交了。</div><div> </div><div>现在要解决问题，只能靠巴勒斯坦人自己了。</div><div> </div><div>于是，巴解组织开始占据舞台中心。</div><div> </div><div>巴解组织有很多派别，其中最强大的是“法塔赫”，它的领导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拉法特。但除法塔赫以外，还有“人阵”“民阵”好多武装力量，所以有些事情虽然是巴解干的，但未必都能算到阿拉法特头上（虽然他也不是省油的灯）。</div><div> </div><div>六日战争之后，巴解组织开始大规模组织境外袭击。比如1970年的瑞士航空客机爆炸案、连环劫机案，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等等。这些袭击在七十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后来慢慢减少。这些袭击不再局限于针对以色列人，而是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而且受害者大多是平民。这是巴解组织历史上最大的污点。</div><div> </div><div>他们这么做，是出于精明的考虑。六日战争之后，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靠军事力量不可能打败以色列，唯一的办法就是国际世界的干预。但怎么吸引国际世界的注意呢？光靠卖惨，时间长了也没人理。那么就搞这些袭击，吸引眼球，让世界舆论焦点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div><div> </div><div>这样对巴勒斯坦的形象确实很不好啊。但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它顾不上什么形象不形象了。直到后来组织做大了，要再国际上出头露面，才开始注意形象，有意识地洗白。</div><div> </div><div>但是，巴解组织太张扬，到处树敌。它的总部本来在约旦，但后来和约旦政府闹翻，打了一场“黑九月战争”，被赶出了约旦。它就搬到了黎巴嫩，结果又引发了黎巴嫩内战，以色列大军入侵，它又退到了突尼斯。在周围国家看来，它几乎像是一个灾星。所以，它也是颠沛流离，日子过的很疲惫。</div><div> </div><div>到了1987年，巴解组织又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当时，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发生一次大起义，持续了好几年，死了两千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崛起了一个新组织：哈马斯。</div><div> </div><div>哈马斯也属于巴解组织，但它跟法塔赫不一样。首先，法塔赫是世俗组织，对宗教兴趣不大，但是哈马斯的宗教色彩很重，虽然没有塔利班那么原教旨，但也够瞧的了。其次，哈马斯态度更极端。法塔赫吃了这么多年瘪以后，已经打算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了。但是哈马斯还是打算摧毁以色列。当然，它也没说要赶尽杀绝，把犹太人都赶到海里去。它是说事情应该掉个个儿。我们当统治者，管理你们，监督你们，派军队搜你们的身。</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44_RrKilW.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这个有点像《魔戒》里萨鲁曼的人，就是哈马斯当年的精神领袖亚辛，后来被以色列用导弹炸死了</i></em></div><div> </div><div>哈马斯和法塔赫内斗得很厉害。在哈马斯看来，法塔赫是汉奸；在法塔赫看来，哈马斯是疯子。后来，双方决裂过又和解过，现在加沙地带就归哈马斯控制，而约旦河西岸主要归法塔赫控制。</div><div> </div><div><strong>05 奥斯陆大转折</strong></div><div> </div><div>巴以问题从1967年不死不活地又拖了二十多年。到了1994年，出现了大转折：在国际社会斡旋下，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达成和解，签订了《奥斯陆协议》。</div><div> </div><div>这个协议相当复杂。如果简单地说，大致就是这样：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互相承认；巴解组织只打算要回六日战争前的那22%领土。43%什么的就算了。以色列对此原则上同意。那22%的领土包括互不接壤的两部分，一个是约旦河西岸，一个是加沙地带。以色列归还加沙地带，至于约旦河西岸，它归还零零星星的一部分，剩下的再议。</div><div> </div><div>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双方公开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不再以铲除对方为目的。巴解组织回到了巴勒斯坦，拿回了一部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机构， 退到1994年以前，这完全难以想象。</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61_zYDZum.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拉宾和阿拉法特能握手，这比我和李子旸老师拥抱更让人震惊</i></em></div><div> </div><div>《奥斯陆协议》没执行好。当然，就算再没执行好也很了不起了。没执行好的主要原因是后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变强硬了。</div><div> </div><div>在以色列方面，拉宾被刺杀了。新上台的总理没有那么大的威望，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政治家来说，显得温和有时候比显得极端需要更大的勇气。带头喊打喊杀，老百姓爱听。对敌人做让步，则很容易被骂成叛国贼。</div><div> </div><div>在巴勒斯坦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阿拉法特也面临巨大压力，真的很有可能被刺杀掉。克林顿劝他谈判的时候，阿拉法特就说“你希望参加我的葬礼吗？”所以，他也越来越强硬。</div><div> </div><div>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说：以色列人说是要归还土地，却在约旦河西岸不停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他们还掐我们的水源！这是违反协议的！也是违反国际法的！说是土地换和平，没有土地，我们为什么要和平？！</div><div> </div><div>以色列说：巴勒斯坦人还在不停搞恐怖袭击！光是在1996年2月到3月，哈马斯就在公交车上炸死了我们将近六十人！这是严重违反协议的！说是土地换和平，没有和平，我们为什么要交出土地？！</div><div> </div><div>它们双方的指责都有根据。而且这两个过错也是相对独立进行的，最多是彼此刺激螺旋上升，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态度只能由立场决定了。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一定会忽视恐怖袭击问题，更强调定居点问题；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则一定会淡化定居点问题，而更强调恐怖袭击问题。</div><div> </div><div>人与人的感情，并不相通。</div><div> </div><div>2000年，双方在美国戴维营做了最后一次重要谈判。客观地讲，这次谈判很有诚意。双方都给出了自己能给出的最高价码，但还是达不成妥协，谈判破裂了。从那以后，双方再也没有进行重大谈判，一僵持就是二十来年。</div><div> </div><div>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加沙内战、2014年保护边界行动、2018年的美国大使馆事件、2019年加沙冲突等等，一直到最近的阿以冲突。有些自媒体文章说特朗普有安阿以的妙计，可惜下台了。可惜这是胡说。</div><div> </div><div>这些暴力冲突都遵循差不多的模式。双方产生某种摩擦，然后某一方发起进攻，然后冲突升级，最后的结果都是万变不离其宗：以色列死了L人，发动猛烈攻击，打死N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外加M名平民。一般来说，M>N>L。</div><div> </div><div>在以色列人看来，这种事情就这幅漫画所示：</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73_FCqnhx.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我们可以说这幅漫画反映的现象是真实的。但问题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呢？他们难道是受虐狂么？</div><div> </div><div>那倒不是。这就牵涉到立场问题了。</div><div> </div><div>要理解他们的心态，我们就需要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除了这种打法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作战方式么？以色列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哈马斯如果挺身而出，站在人民前面，对以色列人说：“来，向我开火！”好，以色列军队就会很方便地开火，哈马斯马上就会被团灭。加沙地带也就失去了抵抗武装。</div><div> </div><div>当然有很多巴勒斯坦人讨厌哈马斯，但是支持他们的也大有人在。在他们的眼里，弱小者的战争不都是这样的么？二战时期，欧洲的地下抵抗组织也是这么做的啊。</div><div> </div><div>我并非是为哈马斯辩护，而只是向大家说明对方的想法。至于是否接受这种逻辑，那就是大家自己做判断。</div><div> </div><div><strong>06 巴勒斯坦现状</strong></div><div> </div><div>下面说说巴勒斯坦的现状。</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分成两块，一块是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一块是加沙地带，有哈马斯控制。</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86_OWUznP.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巴勒斯坦国地图</i></em></div><div> </div><div>先说约旦河西岸，就是地图右上红绿相间的那一块儿。这是巴勒斯坦国的主体，占地五千多平方公里，大约是中国一个地级市的辖区面积。其中40%归巴勒斯坦控制（就是红色部分），60%归以色列控制（绿色部分）。这儿的人口包括近300万巴勒斯坦人，还有47万犹太人。</div><div> </div><div>约旦河西岸不算太穷。人均GDP大约有四千多美元，和邻居约旦大致持平。老百姓生活还过得去，但是有强烈的屈辱感，觉得不公平。就拿水源来说，以色列控制了主要水源，犹太人定居点的人均供水量有时候是巴勒斯坦邻居的20倍。这当然会引发不满。而且像这样的场面，换上谁恐怕都难免会有点屈辱感吧。</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500_UtGDzR.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但是相对来说，这儿的老百姓态度还不是太激烈。</div><div> </div><div>至于加沙那就是另一个样子。加沙地带就是地图左下方那个深红的一小块儿。它的面积365平方公里，比中国一般的县辖区还要小。但是它的人口有210万，快赶上约旦河西岸了。人均GDP只有一千多美元，百分之六十是贫困人口，失业率超过一半。穷得是不能再穷了。</div><div> </div><div>以色列从加沙撤离了，这里没有犹太定居点，街上也没有以色列士兵。但是以色列把加沙四面封锁住了，连领空带领海都被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的贫穷跟这种封锁有直接关系。联合国做过一份报告，说如果以色列不封锁它，这里的贫困率有可能降低到15%。</div><div> </div><div>这么看以色列是不是很坏啊？但是以色列也有自己的理由：加沙地带由哈马斯控制，是发动袭击的大本营。比如最近铁穹系统拦截的那些火箭弹，都是从这里发射的。我不封锁它，它走私军火怎么办？它派人越过边界发动袭击怎么办？</div><div> </div><div>这样一来，是不是罪过都在哈马斯头上？但是哈马斯为什么能崛起？就是因为加沙地带的老百姓本身就极度仇恨以色列。它只是这个仇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更多的仇恨带来了更严厉的封锁，而更严厉的封锁又触发了更强烈的仇恨。这就是一条尾巴咬着脑袋的环形蛇。</div><div> </div><div>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看，加沙地带顽梗不化，真是可恶至极，不封锁行么？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以色列人残酷封锁，完全是伤天害理，不反击行么？</div><div> </div><div>我们如果身处局中，恐怕也会如此反应。</div><div> </div><div><strong>07 到底在争什么？</strong></div><div> </div><div>最后再说一点，为什么阿以冲突这么难以解决？撇开仇恨不谈，他们具体再争什么？</div><div> </div><div>双方都有极端分子，认为应该把对方完全驱逐出去，或者变成二等公民。但就算撇开这些极端分子，光谈双方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也很难达成共识。</div><div> </div><div>他们有几个最关键的争执点：</div><div> </div><div>首先是领土问题。</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人想要全部收回那22%的领土，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而以色列对此有很多细节上的争议，每个争议都牵涉到成千上万的居民，价码很难谈拢。</div><div> </div><div>而更麻烦的问题是耶路撒冷。</div><div> </div><div>对双方来说，耶路撒冷都是圣地，而圣地中的圣地就是圣殿山。按以色列的说法，当初所罗门神庙就建立在神殿山上，可两千年过去了，现在那里已经盖了阿克萨清真寺，只给犹太人留下一段哭墙。</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516_mkEXBr.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一开始，联合国把这里划成了两个耶路撒冷，一东一西。西边归以色列，东边归巴勒斯坦。但实际上没这么简单，比如阿克萨清真寺周围已经有了好多犹太社区，难道把这些人都赶走？以色列人绝不会答应。但你说把圣殿山交给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能跟你拼命。这是非常头疼的问题。</div><div> </div><div>此外还有定居点问题。</div><div> </div><div>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很多定居点。那里有大约50万人口。如果把约旦河西岸完全交回去，这些犹太人怎么办？留在那里和巴勒斯坦邻居一起安居乐业？可能么？</div><div> </div><div>此外还有难民问题。</div><div> </div><div>在巴勒斯坦国境之外，还有几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按照法理来说，他们现在都是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公民，希望回到老家。但怎么接纳这些难民？约旦河西岸装不下，而以色列又不要。让他们放弃“返回权”？哪个巴勒斯坦领导有这个权力代表他们放弃呢？如果不放弃，这个合约该怎么签？</div><div> </div><div>这些问题都很难谈判，易地而处，如果换成我们是巴勒斯坦人或者以色列人，我们也都很难妥协。任何一个领导人做出重大让步，都可能被本国老百姓骂成卖国贼。</div><div> </div><div>我们可能会简单化地认为：把哈马斯拿掉就好了。其实情况没这么简单。哈马斯很可能是个巨大负面因素，但拿掉他们也不能解决现存问题。</div><div> </div><div>按照梅厄夫人的话说：“我们放下武器，就会灭亡，而你们放下武器，就会和平”。事情真的是这样么？如果巴勒斯坦人放弃一切抵抗，犹太人定居点的修建会停止么？那几百万难民可以返回么？东耶路撒冷会交还给巴勒斯坦国么？和平可能确实会和平，但未必是对方愿意接受的和平。</div><div> </div><div>但如果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看，事情又会是另外一个版本。这就像我以前在文章里说的，人们在科技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越来越向神的境界接近。可是在处理这种政治问题上，人们还保留着猿人的本能。</div><div> </div><div>道理我们都懂，但情感上我们就是不接受。换位思考违反我们的生物本能。在各种理由里，我们永远会重视对我们更有利的理由，而忽视对我们不利的理由。我们永远不可能真的和敌人共情。这是进化刻在我们基因上的东西。我们难以摆脱。</div><div> </div><div>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完全无解。当年的《奥斯陆协议》就是一个进步，未来也许可以复制这样的妥协。如果双方都拥有享有极大道德感召力的领导人，比当年的拉宾和阿拉法特还要权威。那么他们有可能不怕被骂成“卖国贼”，达成最终的妥协。但不得不说，这个概率极低。</div><div> </div><div>另外一个办法就是靠时间去磨，磨到双方都筋疲力尽，磨到所有难民都遗忘故土，磨到双方都咽下所有的委屈，认为太太平平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成就。</div><div> </div><div>按照历史经验，第二种方法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是这需要漫长的时间，血还要慢慢地、细细地流淌几十年，甚至可能上百年。</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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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08 Oct 2023 23:10:3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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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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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说说诺贝尔文学奖]]></title>
<description><![CDATA[<p>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马上就要揭晓了，随便说两句，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只能说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p><p><strong>01 莫言</strong></p><p>说到诺贝尔文学奖，就忍不住先说说到莫言老师。</p><p>最近这一两年，我看到一些网友攻击莫言老师，说他获奖并不是靠自己本事，而是靠“抹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去迎合西方人的偏见。<br> </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c187b2e0d7d0593aa39f13920e01b6f65e473da6247b829b313f42212fce5f7.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这话当然是无稽之谈。作为文学家，保持比常人更敏感的一份良知，揭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乃是他们的本分，谈不上什么抹黑，什么迎合。如果这种攻击成立的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几乎个个都在“抹黑自己的国家”。</p><p>格拉斯的《铁皮鼓》“抹黑”了德国，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抹黑”了美国，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抹黑”了英国，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抹黑”了日本，戈尔丁的《蝇王》更是“抹黑”了整个人类。教科书上不都说好了这叫文学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吗？怎么到咱们这儿就叫“抹黑自己的国家”了？</p><p>其实文学的本质就是如此，它们总是探索人心中的幽深所在，揭示社会上被人忽略的阴影。你翻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名单，也很难找到几个歌颂型作家。要是一个人觉得周围事事儿满意，处处光明，整个身心洋溢着巨大的幸福感，这当然也很好，有益于身心健康，但确实不太适合搞严肃文学。</p><p>其实这种指责的论调，我小时候就听到过。当时很多人都攻击张艺谋老师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抹黑中国，讨好洋人，所以才得了这奖那奖。后来大家见了些世面，慢慢也就不这么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管张艺谋老师后来作品如何，《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确实是中国影史上难得的成就。莫言老师的情况同样如此。他是优秀的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也为我们国家挣得了文化上的荣誉，就像格拉斯为德国挣得了文化荣誉，斯坦贝克为美国挣得了文化荣誉一样。</p><p>如果你看了以后觉得不舒服，觉得被抹了黑，那只能说明莫言老师的小说不是写给你看的。现在这么多优秀的网文小说，有玄幻有宫斗有修真有穿越，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文化需求，你又何必跟那个姓莫的较劲儿？</p><p><strong>02 西方中心主义</strong></p><p>还是说到诺贝尔文学奖本身。</p><p>很多人都说诺贝尔文学奖有“西方中心主义”，这个说法对不对？</p><p>其实还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个“西方中心主义”首先是个技术问题。而这个技术问题的核心就是语言。</p><p>物理化学可以脱离语言，文学却扎根于语言。诺贝尔文学奖说到底还是人评出来的。那帮评委不可能通晓所有民族的语言。他们能读得懂的，就容易得奖，读不懂的，就不容易得奖。</p><p>我看过一份论文，说这些评委都有直接阅读英语、法语、德语和瑞典语的能力。一部分评委能阅读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芬兰语，极少部分人能阅读俄语、东欧的一些语言，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读日文、中文、阿拉伯文。</p><p>这么一来，使用这些语言的作家当然就吃亏了。不光中国作家吃亏，其他东方国家也一样。上百年来，日本只有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获了奖，阿拉伯语作家只有一个马哈福兹获奖，印度也只有一个泰戈尔。而且泰戈尔还是自己动手把《吉檀迦利》翻译成英文，这才得了奖。</p><p>评委不懂东方语言，谁能获奖谁不能获奖，就有点撞大运的成分了。很多人就争议过：诺贝尔奖为什么不颁发给刘震云、余华、苏童、阎连科等等？莫言就一定比他们好吗？</p><p>水平好不好难讲，但是莫言老师的运气确实比他们好。他的小说翻译者文笔出色，而且是大家公认的出色，其他中国作家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今年残雪老师成了夺标热门，很大程度上也跟翻译者水平有关。她的短篇小说集《我住在贫民窟》，是著名历史教授葛凯伦翻译的。《新世纪爱情故事》的翻译者陈安娜，在瑞典也很有名气。所以说，我们眼里的莫言、残雪，和那帮评委眼里的作家，并不完全相同。</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a22a4ac024059a57caa5562897d569ebe7de0f3a432bf619d89f8341a2babe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残雪成夺标热门，据说就和这本书的翻译有一定关系</p><p>当然有的作家就吃了亏。就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来说，在我个人看来，是近年来中国最优秀的一本小说。但是《一句顶一万句》里那种绕来绕去的句子确实很难翻译，真翻译过去，评委恐怕也很难理解其中的精妙。这是没办法的事情。</p><p>所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一定很优秀，但和他们同样优秀的作家未必能获奖。其中运气成分很大。但这主要是语言文化的隔膜导致的，并不是说谁抹黑中国，谁就获奖。不管是刘震云、阎连科还是余华，要是获奖了，那些人照样会用骂莫言老师的话来骂他们。谁也跑不掉。</p><p>用半文盲的标准来看待文学，只会是这么个结果。</p><p><strong>03 诺贝尔文学奖和美国</strong></p><p>其实外国也有人在指责诺贝尔文学奖的“XX中心主义”，不过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而是“欧洲中心主义”。</p><p>美国就有不少人这么指责。</p><p>美国作家倒不是不获奖，而是获的有点莫名其妙。“美国在世四大小说家”没一个获奖的，反而是唱歌的鲍勃迪伦得了个奖（他自己也非常吃惊啊）。美国作家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他们争辩说：品钦为什么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德里罗为什么不得诺贝尔奖？尤其是，菲利普.罗斯老爷子为什么不得奖？</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199e57156aa2a359c87fc73e96ed66b719dc8b2cd85a93ea741bedd9106b2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菲利普.罗斯</p><p>菲利普.罗斯在咱们看来好像没什么，远没有马丁老爷子出名，但在美国文学圈里，那是德高望重的泰斗级人物，他的《美国三部曲》被认为是严肃文学的扛鼎之作。罗斯被提名了好多次，可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不给他。</p><p>罗斯嘴上说得不得奖无所谓，但实际上心热得很。他有两套房子，一套在康涅狄格州，一套在纽约。据说每年到了开奖的时候，他都会跑去纽约，和经纪人一块儿坐在电话旁边等着。大家看过《生活大爆炸》里谢尔顿和朋友一起等诺贝尔物理奖的那集吧？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罗斯等啊等啊，客厅里还准备好了茶点，手里还握着一份媒体见面会的答辞。然而等不着。等最后期限过去了，罗斯就会“踏上漫长而悲伤的旅程”，返回康涅狄格州的家。</p><p>罗斯老爷子修身养性，锻炼身体，活到85岁的高龄，最后也没等到诺贝尔委员会的电话。美国文学青年当然很气愤，但是瑞典学院隐隐有自己的一套理由：罗斯老爷子好虽好，但是太“美国化”了，换句话说，太狭隘了。美国人自己看了他的书可能很有感触，但是对于一个“没有住在美国郊区的开罗读者”、或者“墨西哥读者”，他笔下那些美国中产阶级的心灵纠缠有啥意义？</p><p>有些美国文学评论家就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太美国化”怎么就成了罪过了呢？这不是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吗？再说，你们欧洲人得奖得的也太多了。</p><p>确实如此，2000年之后，22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里，有15个是欧洲作家。除了跨界明星鲍勃迪伦之外，美国就只有一个诗人获过奖，少于法国，多于波兰，数量跟奥地利相当。</p><p>所以，如果真有什么“中心主义”的话，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是欧洲中心主义，而这种主义的根基并非政治，而是上百年文化积习的沉淀物。</p><p><strong>04 诺贝尔文学奖总体上是偏左的</strong></p><p>当然，人毕竟是政治动物，立场态度多少会影响人的判断，那些评委也不例外。那么，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呢？有点模糊，也经常变来变去。但是总体来说，是中间偏左（当然，左和右的标准和国内有所区别）。</p><p>纵观二战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几乎没有右翼作家。当年三岛由纪夫好几次被提名，但每次都落选，评委们宁肯选择大江健三郎，也不要名气更大的三岛由纪夫。据说这里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三岛由纪夫太“右”了，太军国主义了。</p><p>博尔赫斯多少也是吃了这个亏。按他自己的说法，评委员永远不会把奖颁给自己，因为“他们觉得我不是严肃作家”。但是根据坊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博尔赫斯跟阿根廷将军皮诺切特走得太近，引起了有些评委的厌恶，才败给了阿斯图里亚斯。</p><p>相比之下，左翼作家的处境就要好一些。比如聂鲁达就左得不能再左，评委对他的“亲共倾向”虽然有点疑虑，但觉得宁左勿右，还是给了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987e786616fa21799977312b4dc62fa8c95f32e8fbba926c060c77afa5a447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聂鲁达是非常激进的左派诗人，阿连德的好友</p><p>所以说，诺贝尔文学奖总体来说更青睐态度温和的作家。但如果非要激进的话，它宁肯容忍激进左派，也不要激进右派。这也不奇怪，欧洲知识分子本来就集体偏左，文学家尤其如此。<br><br>说到这里，就要澄清一个误解。国内网友往往会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中心主义”，所以肯定亲美。其实并非如此。有时候事情甚至恰恰相反。</p><p>就拿英国剧作家品特来说，他被多次提名，最后在2005年获奖。有人就怀疑说，这是因为品特高调抨击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评委们才龙颜大悦，给了一个文学奖。这种猜测不太靠谱，但是品特在授奖答词上确实把美国骂了个狗血淋头，捎带手把自己的祖国（英国）当成美帝走狗，也好一通卷。<br><br>事实上，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喜欢攻击美国，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获奖，甚至可能是加分项。比如法国的安妮·埃尔诺在代表作《悠悠岁月》里就拼命咒骂美国，说它“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希望”。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汉德克骂得更厉害。我读过他的一个剧本《形同陌路的时刻》，里面的美国人简直是恶魔的化身，一群不留小胡子的希特勒。我觉得瑞典学院的评委读到这里，可能只会点头微笑，赞他有见识。<br><br>但是汉德克惹出了点麻烦。骂美国没关系，二战以后欧洲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喜欢骂美国，反正美国皮糙肉厚，也扛骂。但问题是汉德克不光骂美国，而且亲塞尔维亚。在欧洲舆论场里，这就有点犯忌讳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骨子里毕竟精明，知道有的国家可以随便骂，但有些国家绝对不能随便亲。所以汉德克的获奖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评委们不得不出来撇清自己。<br><br>那么美国作家的态度呢？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千禧年后，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容易落到美国头上一次，是桂冠女诗人路易斯.格吕克。她非常吃惊，对记者说“瑞典学院居然会把奖给我，这太让人震惊了。要知道，我来自一个不讨他们喜欢的国家，还是个白人。”对格吕克来说，这似乎有点太不“政治正确”了，哪怕你找一个索马里的黑诗人呢，听上去也冠冕些。<br><br>所以说，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立场倾向相当复杂，绝不像某些网友想象的那样，单纯地是“美帝国主义操纵世界的工具”。当然，有些网友这么想是因为不了解，还有些则是不愿意了解。这就是没办法的事情了。</p><p><strong>05 诺贝尔文学奖是个玄学</strong></p><p>但是文学奖毕竟还是以文学价值为标准。说到文学价值的评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确实有让人捉摸不清，也正因为这样，才会经常“爆冷门”。<br><br>就拿今年来说，中国的残雪、挪威作家福瑟、澳大利亚作家穆南都比较热门，英国的巴恩斯、拉什迪，加拿大的阿特伍德也被认为颇有希望。但这种预测没什么太大意义，评委们根本不会按大家的猜测出牌。汉德克获奖那年，在赌赔率上排名是第21，这上哪儿说理去？<br><br>但是不按猜测出牌，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规律。朱振武教授曾评论说，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变得比较“回归传统”。所谓“回归传统”，其实就是保守，就是搞平衡，方方面面尽量兼顾。<br><br>它在文学风格上就搞平衡。有时候它会奖给文学实验的创新性，有时候又会奖给文学技巧的成熟性。比如汉德克的作品一般人很难看懂，但确实有创新性；石黑一雄手法相对传统，但叙事极其高超，像是无暇的艺术品。它就两种都奖励。</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3ce5230704db4eee4028fe68c33b8c2ef76d6ce7c7535aed0f72dc13bd09cc1.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这些年的获奖作家里，石黑一雄是我最喜欢的一位</p><p>它还会在知名度的大小之间去平衡。都给大作家吧，显得趋炎附势没有主见；都给无名作家吧，显得好像脑子有病。所以它也会左右摇摆，有的时候奖给略萨、门罗这样的知名大家，有时候又会奖给古尔纳、赫塔米勒这样几乎谁都没听说的作家。就拿古尔纳来说，《每日新闻报》的主编比尔·威曼每年都要对文学奖高谈阔论一番，古尔纳获奖那年他就哑巴了，因为根本没读过。赫塔米勒也是这样。她获奖之前，中国根本就没有翻译过她的任何一本书（短篇倒是有过）。不光中国人不知道她，美国人也不知道，大家听了结果都有点懵。<br><br>正因为这样摇摆不定地搞平衡，所以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一种玄学。谁也不知道今年会摇摆到哪个平衡点上。没人能猜出谁会获奖，就算有猜对的，那也是蒙的。<br><br>只能这么说：如果今年摆到先锋文学那边，富瑟、残雪就有比较大的希望，如果摆到成熟的文学技巧上，那阿特伍德、巴恩斯就更有希望。如果它希望致敬一下文学的宏大理想，拉什迪就比较有希望，如果它想发掘不知名的优秀作家，那.....大家就挑眼生的名字猜吧。<br><br>但是无论怎么摇摆，村上春树都没有多大希望。</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34ffbd1f0edf66cae04aaf48a5efef8a6d908b29196de336173f720ad538f0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把村上春树和石黑一雄的书对照着读，就会发现两人在文学上的差距</p><p>村上春树的小说故事有趣，格调优雅，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我个人很喜欢，大部分都读过，但是我觉得他确实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林少华老师说村上春树不得奖，是因为那帮评委有偏见，其实还真不是偏见。<br><br>村上春树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他的书畅销，石黑一雄的书也很畅销啊，马尔克斯的书更畅销了啊；也不是因为题材狭窄，要说题材狭窄，他能狭窄得过门罗？关键还是他的文学手法。村上春树的小说很好，但是这种“好”里，有一种模式化的“匠气”。<br><br>张悦然在评价他的时候，曾经刻薄地说“村上小说的创作有点像是组装汽车”。至于这台汽车的发动机呢？就是坎贝尔《千面英雄》里“出走-归来”的固定模式。这段评价颇有见地，村上春树的小说确实有点这个毛病。诺贝尔文学奖可以接受粗糙（莫言老师的小说就有点泥沙俱下，缺少仔细打磨，略显粗糙），但不接受这种组装汽车式的“匠气”。所以我对村上春树的获奖一点都不乐观。<br><br>当然，就像我前面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是玄学，兴许我刚说完这话，今年的奖就“咔嚓”一下，掉到村上老师头上了呢。<br><br>如果真的那样，我也无话可说，只能默默恭喜人家，承认村上的命就是比罗斯老爷子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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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04 Oct 2023 09:24:0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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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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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这么大、这么富的国家，怎么就是不行？]]></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这几天我读完了张明扬老师的《入关》，从中联想到一些问题，所以写这篇文章随便谈一谈。</span></p><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入关》讲的是明亡清兴那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灭亡相当奇特。其他王朝灭亡原因往往比较简单，比如秦朝总的来说就是暴政，最多再加上一个对新征服的六国水土不服；汉朝的灭亡主要是政治性的崩溃；宋朝的灭亡更简单，就是外敌入侵。其他因素当然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是次要的。明朝不同，它是系统性的总崩溃：白银输入减少导致的通货紧缩、小冰河时期带来的自然灾害、异族入侵、农民起义、朝堂内斗、财政崩溃、异族入侵…….</span></p><p><span>自然科学里有个词叫“完美风暴”，意思就是多种偶然因素聚在一起形成的大灾害。明朝灭亡就像是一场典型的完美风暴。</span></p><p><span>不过，《入关》关注的不是明朝覆灭全局，而是聚焦明清战争。这本书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文字简洁有力，脉络极其清晰。当然，这也是张明扬老师的一贯风格。本来这场战争持续几十年，千头万绪，读起来很容易一头雾水，这本书却能做到提纲挈领，删繁就简，用不大的篇幅把整个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我读过好几本明清易代的书，单就这一点而言，《入关》应该是最好的。</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350ab06e7a37516cd3c3716d1b2270fcc650369d0df085a9699e9ea1a0cea31.jpg" data-w="1280"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085937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作者在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大家一说到清兵入关，就总是在明朝身上找原因，党争、奸臣、昏君、叛将…..好像跟清朝（后金）本身倒没啥关系似的。借用《三体》的话来说，就是“我被你毁灭，与你无关”。这实在是一种“明朝本位”的自大。实际上，最直接的原因不就是打不过清兵吗？为什么就不肯承认这一点呢？</span></p><p><span>确实如此。翻翻《入关》这本书，就会发现一件事：从头到尾，明朝基本上是打一次败一次，损失动不动就是数以万计。仅有的几次所谓“大捷”几乎都是防御战，战争所获也极为有限，有时候斩首百十级就算大捷。几十年下来，明朝从没有成编制歼灭过敌军。这不是哪个将领无能的问题，谁指挥都是如此。双方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span><br><br><span>可是为什么会这样？</span><br><br><span>要是抽象地说，我们当然能举出一堆理由，双方生活习惯不同，战斗素养不同，军事化程度不同等等。但是这些理由太过泛泛，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复原战斗现场：那么多火器怎么就发挥不了作用？那么多军队怎么就会一触即溃？一支后金小部队怎么就能如入无人之境？战斗水平差距真的就这么大么？</span><br><br><span>《入关》清晰地描述出了现象，但并没有提供答案。这也难怪，不是身临其境者，恐怕很难体验到战斗过程。就算身临其境者，也很难把这种感受传达出来。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战斗就像一个黑洞，难以描述。“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span><br><br><span>张明扬老师说的不错，打不过就是打不过，这不是“什么前方将领贪生怕死或朝中有投降派”能解释的问题。但为什么就是打不过？不知道。好像也没有谁真的知道。从这一点来看，历史真的是难以复原的。</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还有一件事让人困惑。</span></p><p><span>战斗力不济也就罢了，可是战争资源也不济，这就更难以解释。就拿萨尔浒之战来说，明朝出动了多少军队呢？如果加上朝鲜军和叶赫部，大致是十万三千人。</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b28e4d0ac0ccd5c24971484c21028a5f40da9255e4790b6c5d60b6a50a7b8d6.jpg" data-w="607"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5749588138385503"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萨尔浒之战中，明朝确实倾注了全力</span></p><p><span>如果考虑到整个战争背景的话，这个数字实在让人震惊。它让人震惊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明朝拼凑了所有能拼凑的资源，万历皇帝甚至连内帑都拿出来了，也只能派出这么多军队。而当时的后金虽然刚刚起步，兵力差不多也是将近十万的样子。双方在数字上居然也是个旗鼓相当。</span></p><p><span>《入关》说得很清楚：“<strong>明帝国虽然人口上亿，号称拥兵百万，但一次性动员如此规模的军队，可能已达到国力极限。</strong>”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但为什么？</span><br><br><span>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件怪事。早期王朝虽然人口更少，技术更落后，但动员军队的能力却更强。汉武帝在马邑之战中也出动了三十万军队，苻坚能动员七八十万军队，即便这个数字有不实之处，可单单前锋军队就有二十五万，这是基本可以确认的。</span><br><br><span>到了明朝，人口更多，经济更富，可为什么派出不到十万军队，就已经“接近国力极限”了？</span><br><br><span>以前我曾经认为古代历史有所夸大，数字注水太多，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我认为中国历代王朝的资源汲取能力就是在缓慢下降。而且同一个王朝，资源汲取能力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span><br><br><span>这似乎有点反常识。中国的国家机器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密的。秦汉时期的官僚机构，跟明清时代比起来，确实比较原始。可什么越来越复杂精密的机器，汲取资源的能力却越来越低呢？尤其是，老百姓为什么并没感到负担变轻呢？为什么明朝老百姓还是觉得暴政不堪忍受，只有死路一条呢？</span></p><p><span>《入关》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解释。这个问题太复杂，确实也很难说得清，只能说是猜想吧。按照我的猜想，中国的官僚机器确实越来越复杂精密，但是它这样演变的目的，并不是以效率为导向，而是出于贪婪和恐惧。</span></p><p><span>简单地说，它是把一切权力都集中起来，至于用不用的好，它并不太关心。</span></p><p><span>权力越来越像朝堂集中，这个趋势相当明显。秦始皇那种难以持续的纯法家式王朝姑且不论，就拿汉朝来说，地方上的权力就相当大，不必事事请示朝廷。比如说郡守可以辟召手下的官吏，这些官吏管他称“府君”，彼此之间有君臣之分。这就多少带点封建贵族体制的影子。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也说过这件事。他说唐朝以前，地方上的官廨库房，格局都很宏大，可是到了宋朝以后，这些官廨就变得越来越卑陋局促。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夫之说，这就是因为钱都被朝廷拿走了。</span></p><p><span>中国历代王朝的大趋势就是这样，财权、兵权、用人权越来越集中，地方上的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小。要通过首都控制全国各地的事情，又是那么个技术条件，官僚机器就不能不复杂。但是机器大了，效率并不高。大家看看《潜规则》这本书就知道，这台机器的内耗大得惊人。而且它要统管全国，不舍得放权，就不能因地制宜，只能一刀切。</span><br><br><span>所以，它的资源汲取能力其实严重下降了，处理事情的能力也下降了。古代人读历史书，也经常迷惑说：你看藩镇割据的时候，东北的一个藩镇就能大致拦住契丹，怎么统一之后，拿全国的力量对付契丹，还这么吃力呢？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机器过于复杂，过于笨重。</span><br><br><span>国家机器之所以这么复杂，并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揽权。它牺牲效率来实现权力集中。为什么后金的国家机器简陋得多，效率却显得更高呢？就是这个原因。</span></p><p><span>那么为什么资源汲取得并不算多，老百姓却没觉得好过呢？</span></p><p><span>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两点，一个<strong>是机器内耗太大</strong>，吸收的热能并没有都做功。再有一个就是因为僵硬。搞一刀切的政策，就没法合理分配负担。同样一百块钱的税，加在富人头上，和加在乞丐头上，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这种权力下放，当然可能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是总体上看，很可能会灵活得多，老百姓更能接受。<strong>老百姓觉得赋敛暴虐，不是因为收税的总量，而是因为收税的方式。</strong></span></p><p><span>互联网上特别喜欢争论一件事：为什么明朝不征收商税？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并不是什么江南士绅抱团反对（那些士绅真从事商业的其实很少），而是明朝那套官僚机器根本就无法大规模征收商税。它就办不成这事。清末曾国藩他们能够靠厘金镇压太平天国，就是因为朝廷迫不得已放权的缘故。地方上自征自用，没有一个婆婆在上头指手画脚，事情才能办成。</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pan>当然这个话题扯远了，还是说回到《入关》。</span></p><p><span>《入关》这本书聚焦于“本土辽人”的视角，这一点和同类书籍有明显不同。明朝和后金打来打去，都是在这些辽人的土地上打。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走向。</span><br><br><span>关于辽人的向背，《入关》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脉络。</span><br><br><span>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辽人”形同弃儿。努尔哈赤对他们固然是一味暴虐，明朝官员对他们也不信任，比如那位大名鼎鼎的熊廷弼就特别讨厌辽人，说他们是一帮无可救药的废物， “辽人必不可用”。但是到了宁远之战前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孙承宗、袁崇焕他们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兵”的宗旨，皇太极也改变了民族政策，极力拉拢辽东的汉人。但是经过一系列博弈，最终辽人（尤其是“辽人军功集团”）大部投靠了满清，从而奠定了整个满清入关的基础。</span></p><p><span>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明朝确实犯了一系列错误。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第一大错，崇祯杀袁崇焕则是第二大错，对皮岛残余的安抚不力则是第三大错。</span></p><p><span>虽然张明扬老师一再强调《入关》这本书重点不是谈明朝的错误，而是谈清朝的兴起，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为什么明朝犯了一系列错误？为什么这些错误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清朝其实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努尔哈赤的虐待汉人，比如皇太极他们的内部倾轧，但为什么这些错误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成功？</span></p><p><span>按理说，明朝立国时间更长，政治经验更丰富，犯的错误应该更少才对，但情况恰恰相反。那么为什么会这样？</span></p><p><span>读完《入关》后，我倒是有了一种感觉，就是大家都会犯错误，但是明朝和清朝有个显著不同，就是明朝意识形态包袱太重，很难采取灵活的现世主义态度。上一节我提到了官僚体制的僵化，这种僵化不仅体现在资源汲取上，也体现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span><br><br><span>就拿议和来说。议和本身是中性的，要根据形势判断是否有利。满清就是这样，该打该打，该议和就议和，没有什么顾虑。可是明朝就被自己的意识形态压垮了，考虑的不是利弊，而是是否“名正言顺”，就连崇祯皇帝也不例外。这样不就等于自己捆了自己的手脚？再比如说对“辽人军功集团”的拉拢。皇太极为了拉拢孔有德，可以出十里亲迎，行抱见礼。如果满清有降将过来，你能想象崇祯皇帝出北京城迎接他吗？</span><br><br><span>不可能的。</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ead5b522565672b8a55f8aa19c3580d26f64cafc5ec891bec81b6a919dc6af3.jpg" data-w="1280"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554687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孔有德、耿忠明的投降，让皇太极拥有了一支炮兵部队</span></p><p><span><strong>明朝就像在背负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和清朝赛跑</strong>。它的政治经验并没有转化为政治智慧，而是转化成了政治包袱。</span></p><p><span><strong>04</strong></span></p><p><span>说起来也是有点离题，《入关》是聚焦于清兴，而非明亡，但我还是落入“明朝中心主义”的窠白，忍不住更关心明亡的原因。</span></p><p><span>在我看来，明朝的国家机器是个庞大的利维坦。它贪婪地吸收权力，唯恐“权出二孔”，掐死任何自身之外的权力源头，但是当它把所有权力都拿到手中，却并不能处理好事情。它牺牲了效率，也丧失了灵活性。这台机器大量的热能被白白浪费，潜在的财富无法转化为力量。</span></p><p><span>而且更糟糕的是，它被自己困住了。它成了压在自己身上的巨石，再也无法挣脱。</span></p><p><span>但是这不光是明朝的问题。清朝入关以后，接管了这台利维坦式的机器，让它帮助自己建立统治，集中权力，管控一切。它就和明朝一样，眼睁睁看着这台机器越来越精密，也越来越低效。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它变成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当清朝后来面对新的入侵时，表现得不也和明朝一样颟顸，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吗？</span></p><p><span>一个故事讲了两遍，也就成了两个故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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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6 Sep 2023 10:18:3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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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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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为什么要做好事不做坏事？]]></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最近这些天，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书稿了。由于是第一次写虚构类题材，所以投入得心无旁骛，一直没有更新。现在书稿写了个七七八八了，就收回心来，接着写写公号吧。</span></p><p><span>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也是我写书的时候想到的，那就是：人为什么要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个话题极其古老，但又极其无解。如果有个孩子站在我们面前，问出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呢？</span></p><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最简单的一个答案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要做好事。</span></p><p><span>但这个说法在很多时候都不成立。做好事不一定有好结局，做坏事不一定有坏结局。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当一个社会处于稳定的、健康的环境下，这个说法也许有概率上的或然性。可是当社会出现失衡，或者碰到秩序重建的时候，这个说法往往就失效了。</span></p><p><span>现在大家喜欢捉汉奸，骂汉奸，那么我们就来拿汉奸做例子吧。陈公博被枪毙了，周佛海死在老虎桥监狱里，我们说汉奸果然没有好下场。可是历史上的范文程不就活得很好吗？割了幽云十六州的石敬瑭还做了一辈子皇帝呢。这种历史的糊涂账又该怎么算呢。</span></p><p><span>古代人碰到这种事情，有时会把报应往后推，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做坏事的人即便此身不报，也会报到子孙后代身上。当然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人是独立的主体，不能为他人的行为负责，这种报应本身就不够合理。但即便我们接受古人的伦理价值，认可这种报应的合理性，它也未必成立，而且很多时候甚至是反过来的。</span></p><p><span>比如说明朝的靖难事件。站在今天回顾历史，永乐和建文的争斗似乎并不是黑暗和光明之争，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以当时人的立场思考，情况就绝非如此。朱棣所作所为当然是大恶，颠覆了世界的秩序。而朱棣和建文帝比起来，更是残暴不仁，至于燕军的暴行，也是人神共愤。</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d9ec6c2d6782cad3e400437b5f7c28fd968c974e5fdbaa0eaa73d698dd2bf33.jpg" data-w="608"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575657894736842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永乐皇帝颇有能力，但论起残忍恶毒，在帝王中也是罕见的</span></p><p><span>齐泰、黄子澄、景清、铁铉他们都是建文的忠臣，坚决反对朱棣。结果都被以酷刑处死，妻女家属被发往教坊司，在里面受到的凌辱更非人类所能想象。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里就引过《南京法司所记》里的一段史料：</span><br> </p><blockquote class="js_blockquote_wrap" data-source-title="" data-content-utf8-length="175" data-author-name="" data-url="" data-type="2"><section class="js_blockquote_digest"><section><p>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曰，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曰一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br><br>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p></section></section></blockquote><p><span>这段史料对鲁迅刺激很大，连着在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此事。我们今天读到，也不免觉得骇然。那么这些人最后下落如何呢？到了明仁宗时代，曾下过一道圣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但是宽宥为民，并不是就彻底解放了。他们还是被认为是贱人，被编入“乐户”，做最下贱最屈辱的营生。一直到了雍正时代，才有人提议说建文忠臣的后代在陕西、陕西做乐户，太可怜了，应该予以赦免。雍正批准了这个奏折。可这时候三百年已经过去了。</span></p><p><span>读到这样的史料，谁还会真的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呢？</span></p><p><span>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不过是封建道德。可是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古代人天天读的书里就教育他们这些道德，这些道德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无误的存在。那么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想呢？</span></p><p><span>他们又怎么说服自己，人要有道德，人要做好事呢？</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还有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就是“日后自有公论”。虽然好人在肉体上没有得到好报，但是会有身后的荣誉。这就像我们在现实中无计可施，就会说“时间会证明一切”。</span></p><p><span>说也奇怪，人们对时间往往有种奇特的信仰。小到一本好小说没人读，我们会说“时间会证明它的价值”，大到一个好人遭到诬陷，我们会说“时间会恢复他的名誉”。这么说的时候，我们都假定现在的人虽然不靠谱，但未来的人终究是有品位的，是公正的，是知道好歹的。</span></p><p><span>姑且不说日后的证明对当事人能有多大价值，单说对时间的这种痴念，就不太站得住脚。</span></p><p><span>我们不行，未来的人为什么就一定行？更何况人类的记忆力还如此之差呢。过去的事情如恒河泥沙，能被记取的不过是几粒尘埃。有几个人会在意陈年往事的是是非非呢？无数善事被人忘怀，无数英雄无人纪念，这才是真实的世界。</span></p><p><span>清朝官员段光清写过一本《镜湖自撰年谱》，里面提到了处理过的一件事。当时在宁波鄞县有两项虐民的陋规。有个叫周祥千的人，本来是个监生，其实倒是劣政的受益者。但是他出于书生的义愤，带头反对这些陋规。结果事情闹大了，段光清没办法，代表官府取消了陋规。但是为了维护官府的颜面，还是要惩治周祥千。而陋规取消以后，周祥千在百姓眼里也就没有什么用处，反而成了个祸害，说不定会连累自己。老爷既已开恩，祸害还留着作甚？周祥千看到乡亲们这个态度，就索性投案自首。</span></p><p><span>最后的结果是这样：陋规取消了，乡亲们的负担减轻了，周祥千被枭首示众，他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天天在田野里乱跑，乡亲们都说她是个疯子。</span></p><p><span>周祥千是好人吗？当然是好人。是英雄吗，当然是英雄。所以吴思老师读到这个故事以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出售英雄》。</span></p><p><span>像这样的好人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多，可谁会记得他们呢？我们知道周祥千，也不过是因为段光清很偶然的在《镜湖自撰年谱》提到了他，而这本年谱又很偶然被整理出版。不然的话，谁又能知道一百多年前曾有过这么一号人物呢？死了白死吗？死了白死，无人称赞。</span></p><p><span>时间不是公正的，而是善忘的。</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pan>如果有宗教，也许会有一个安慰。它可以把报应的时间推迟，虽然现世中没有报应，死后也有报应。就像阎王殿里常见的题词：阳世人间，为非作歹任凭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d6c6135b92f0b22b1fa4d1d742122edb59a136e53c80b70df5c9fd9ab18968a.jpg" data-w="99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45812310797174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如果这个地方真的存在，问题倒也好回答了</span></p><p><span>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报应不爽的所在，那么倒也让人宽慰。对“为何应该做还是不做坏事”，我们也能给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但问题是，我们并不相信。其实不光我们不信，古代的读书人往往也不信。</span></p><p><span>原始儒家就不承认怪力乱神这一套，什么判官阎罗，什么阴骘报应，孔子听了肯定会嗤之以鼻。不光孔子不信，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不怎么信。就像朱熹的高足陈淳就说：“因果之说全是妄诞”。至于那些因果报应的故事，无非是因为“抵邪说流入人心，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温公谓三代以前何尝有人梦到阴府见十等王者耶？”像纪晓岚、袁枚种人，虽然会写些报应故事，但也都强调说这不过是“以神道设教”。老百姓愚昧无知，我们只好讲讲这些鬼怪故事，骗他们向善，其实并不见得是这样的。</span></p><p><span>陈淳的说法当然很理性，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确实也抽掉了某种行善的理由。</span></p><p><span>说到这儿，我想到《后汉书》里的范滂，他碰到党锢之祸，被官府捉拿。临行之前，他对儿子说：“我要劝你以后做坏事吧，可坏事终究是不能做的，我要劝你做好事吧，可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却是这么个下场。”我记得柏杨老师好像曾拿这个故事批评中国人脑子糊里糊涂，其实这种批评是不对的。范滂的话非常悲凉，也非常重要。它牵涉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在没有宗教力量背书的情况下，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的道德信念？</span></p><p><span>不管我们怎么批评古代的儒家，但是很多儒生的道德信念确实强悍到让人钦佩的地步。比如说明末的杨涟。</span></p><p><span>当然，现在网上对东林党有很多不同看法，但我们现在不说东林党的是非，就说杨涟这个人。杨涟弹劾魏忠贤，揭发他二十四条罪状，结果被魏忠贤捉到了诏狱。在狱中，他受到了骇人的拷打，下颌脱落，牙齿被全部打碎，然后又用钢刷来刷他，皮肤碎裂如丝。后来有人到监狱里看他，说他张口大声号叫，但是却发不出声音。另一个和他同受拷打的左光斗则是“声呦呦如小儿啼”。即便如此，杨涟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就是不向魏忠贤低头。他在遗书里说“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说起来真的是让人泪下。</span></p><p><span>后来黄宗羲评论这些人，说他们是“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实际上，乾坤并没有被洗涤，但是那股热血，确实在冷风中泼洒了上去。</span></p><p><span>然后慢慢变干，变冷。</span></p><p><span><strong>04</strong></span></p><p><span>那么，支撑他们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世上并不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又用自己的理性和学识相信死后也并没有鬼神来主持正义。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用血肉来捍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为什么到走投无路哪怕自己也想不通的时候，也要对儿子说“可坏事终究是不能做的“？</span></p><p><span>对于宗教信徒，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释，可是对于这些人，又是为什么?</span></p><p><span>我们也许可以用康德的“绝对道德律”来解释，但是我觉得这种解释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所谓“绝对道德律”其实还是根植于宗教信念的传统中。对于我们这样的非宗教民族，它的源头又是什么？</span></p><p><span>我不知道。如果让我勉强说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审美。</span></p><p><span>这个回答也许有点怪，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把宗教抽离，那么道德天花板可能就是审美。坏事是丑的，好事是美的。奴性卑贱是丑的，直立不屈是美的。狗苟蝇营是丑的，坚持信念是美的。恣睢暴戾是丑的，正直善意是美的。黑暗是丑的，光明是美的。人只有一生，要活得美而不要活得丑，要活在光明里，而不要活在粪坑里。</span></p><p><span>这种美丑差异的重要性，对于这些人来说，超过了肉体的痛苦，超过了现实的磨难。而这种感受，不是能用理性说服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对没有的人，这种行为迂腐荒谬到不可想象，对有这种感受的人，他无法想象还有第二种活法。现实未必会拯救他们，后人也未必会记取他们，神鬼也未必会补报他们，可他们仍旧选择了鲜血淋淋的美，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能丑恶得活。</span></p><p><span>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范滂为什么会对儿子说那种话，为什么在说完那种话之后又义无反顾地去赴死。</span></p><p><span>我知道，我的这个答案很脆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面对“人为什么要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个问题，除了这个答案，我们还能说什么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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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1 Sep 2023 12:09:3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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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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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什么文艺作品，都经不起这么瞎批判]]></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关于《封神》这部电影，我前些天写过文章，本来不想多说了，可昨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忍不住再多说两句。</span></p><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这篇文章就是萝严肃老师的</span><a href="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MTg5MjM2Nw==&mid=2247690263&idx=1&sn=bf3180b2b18e2febfb0c77a029886a45&chksm=e8909cf7dfe715e1f1789b7b10eb625ac13b8ce8fbb322546d63beabe2ebf36fee485944b7ed&scene=21#wechat_redirect" data-linktype="2" tab="innerlink" data-itemshowtype="0" imgdata="null" imgurl="" linktype="text" textvalue="可能在唱反调：《封神》、乌尔善及男色消费" target="_blank"><span>可能在唱反调：《封神》、乌尔善及男色消费</span></a><span>。</span></p><p><span>这篇文章给我的感受，就是一切文艺作品都要以女权主义为纲，纲举目张，严格审查，一不留神就打你个男权沙猪。你说我这个作品就是个男人戏，不牵涉到女权不女权的，那不行。文艺作品里没有女性就是反女性，不牵涉到女权就是反女权。</span></p><p><span>在这篇文章里，萝老师提出了一个“含男量”、“含女量”的问题，一个文艺作品“含女量”太低，就是问题，就得批判。比如《封神》里女性角色少，这就是罪过。导演可以狡辩说：原著《封神演义》里女性角色就少呀！可是萝老师已经提前把他的嘴给堵住了：“评价封神故事的“含女量”有两个维度，一是从历史来看、二是从玄幻神话来看。”从历史角度看，商朝女性地位比较高；从玄幻角度看，原著女性角色少你就跟着少？你凭啥不编几个女角色加进去？不加就是罪过。</span></p><p><span>萝老师的原话是：</span>都纯编的了，编几个女的不行吗？</p><p><span>反过来说：不编几个不行。按照这个逻辑，以后所有的文艺作品不光要考虑思想性、艺术性，还要考虑到“含女量”的问题。比如《亮剑》就不合格，是个男权主义毒草；《肖申克的救赎》就更坏了，从头到尾都是一帮男人在上蹿下跳。导演当然也可以狡辩说：这是男监狱的故事啊！那为什么不搭配点女监狱？或者加几个女狱警？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只有男人才渴望自由吗？女人就不渴望吗？安迪为什么不能和隔壁监狱的艾琳一起越狱？为什么不能“带着观众跳出男英雄叙事，看到女性的存在”？</span></p><p><span>《西游记》也有极大的问题。四个取经人都是雄性，连马都是公马。"从历史角度看”，唐朝女性地位也比较高，唐僧完全可以是个尼姑。当然，猪八戒也可以是个母猪。不过，母猪有丑化女性嫌疑，还是尼姑好了。人家日本不就这么拍过一次吗？</span></p><p><span>以后再拍《西游记》就这么拍：唐尼姑西天取经，路过男人国，摆脱一群渣男催婚催育的纠缠，最后到大雷音寺求得一部《上野千鹤子全集》。这样一来，立意马上就高大上了。相比之下，以前国内翻拍的所有《西游记》版本都“含女量”太低，统统是男权毒草。</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从历史上看，类似的批判其实早就发生过。以前女权主义虽然不盛行，但是“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文艺批评家就像萝老师一样，很看重“工农兵含量”。一个文艺作品里如果没有足够的工农兵，那就说明没有站稳阶级立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批倒批臭。</span><br><br><span>而且他们也跟萝老师一样，把魔爪伸向了古典作品。批评家们就曾经热烈讨论过《红楼梦》的阶级立场问题。《红楼梦》既然是伟大的名著，但是里面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农民阶级形象？当时的红学家们真的把书里的重要人物挨个拿出来掂量，发现只有刘姥姥种过地，算是个农民阶级。太少了。这说明曹雪芹有严重“思想局限性”，对农民阶级缺乏足够的感情。</span></p><p><span>好在当时的红学家还没有进步到萝老师的水平，萝老师要是托生在那个时代，那就有的瞧了。“都纯编的了，编几个农民的不行吗？”就拿金陵十二钗来说，一个女农民的都没有，这像话吗？添几个。十二个至少得占六个吧？</span></p><p><span>史湘云身子骨硬朗，优先考虑。妙玉念什么经，都是精神鸦片，到拢翠村浇粪种地去。元迎探惜四个春，斟酌着也安排两个当农民。不当农民，从事手工业也可以，打铁可能有点过分了，在秋爽屯磨豆腐总是可以的吧。惜春画画是可以的，也不要画什么大观园，画年画，《人红谷满场 高产更高产》。</span></p><section><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c91f33622bbd5f55b3209b980061cb71692583638648.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史湘云和林黛玉（惜春做于乾隆三年）</span></p><p><span>你能说这不对？你敢犟嘴，就说明你阶级立场不稳，你就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你就是想翻天，想复辟。你就是不想“带着读者跳出剥削阶级叙事，看到劳动人民的存在”。</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pan>这是不是很荒谬？当然荒谬。它的荒谬就在于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文艺作品。</span></p><p><span>女权主义对不对？当然对。现在不流行阶级斗争理论了，但是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多展现劳动人民的形象，对不对？当然也不能说不对。但问题是，你不能说全世界就这一个事情重要，别的事情统统不许谈，不描写女人就是反女权，不描写劳动人民就是反劳动人民。</span><br><br><span>什么“含男量”、“含女量”完全是荒谬透顶。如果每个文艺作品都要保证一定的“含女量”，那同性恋要不要含？少数民族要不要含？残疾人要不要含？孤寡老人要不要含？…….不含就是在歧视他们。可要是都含了呢？当然三观就正了，立意就高了，可是搞出来的东西还能看吗？</span><br><br><span>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重要的原则，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捍卫。但是如果我们单独拿出任何一条来，把它做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度，那这个世界就会单调成一片荒漠，彩色世界就会变成黑白世界。</span><br><br><span>退一步讲，现在搞文艺的够难的了，动辄得咎，动不动就被上升到立场问题。咱们就别给人家添乱了。拍得哪里不好，当然可以说可以骂，但发明一个什么“含男量”，“含女量”来收拾人家，那就太缺德了。</span><br><br><span>都像你这样搞法，人家还能活吗？</span><b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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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1 Aug 2023 00:02:42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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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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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发现，这个社会的容错率越来越低了]]></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现在整个社会的容错率越来越低了？</span></p><p><span>以前做错点事，说错点话，可能挨几句骂也就过去了，可是现在不行。网友们往往群情激奋，非要把过错方彻底批倒批臭不可。时间一长，大家也就越来越小心。就拿明星来说，十年前他们在微博上是这个样子的：</span></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c8bbe04f8e3865b8ad77f6819475f181692150016764.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现在他们敢吗？</span></p><p><span>肯定不敢啊，一不留神可能就塌房了。</span></p><p><span>现在的网友很多都属于“三观党”、“风纪纠察队”，警惕性特别高。一旦落到他们手里，你就等着倒霉吧，分分钟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我以前也写过文章，感慨说现在的年轻人观念上越来越保守，道德要求越来越苛刻。但为什么会这样呢？</span></p><p><span>其实也不完全是观念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时代变迁。</span></p><p><span>全球化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黄金时期后，有些力不从心了。现在整个世界似乎也随之进入一个消沉期，其力量之大，几乎不是人力所能抵抗。机会窗口变小，不确定性增加，对言行的容错率自然会下降。人们观念的保守严苛，不是变化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span></p><p><span>我们年轻的时候，考虑最多的是抓住机会，而不是避开错误。可是现在，人们几乎每一步都不能行差踏错。</span></p><p><span>你必须在合适的年龄完成学业——因为各个单位都不欢迎大龄毕业生；</span></p><p><span>进入职场后，你必须保持连续就业——大的空档期是简历上难以抹掉的污点；</span></p><p><span>你必须在35岁前完成相当的晋升——否则的话，35岁现象很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span></p><p><span>你进入的行业一定不能出现大的危机——因为你中年以后很难实现职业转型；</span></p><p><span>尤其是你一定不能得大病——否则的话，你的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费等等可能会骤然断裂；</span></p><p><span>如果你不打工，那么你的创业一定不能失败——因为当下你翻盘的机会无限趋近于零。</span></p><p><span>………</span></p><p><span>总之，你必须每一步都走对。一旦踏错一步，人生就可能出现天翻地覆的动荡，要用很多很多年去承受它的后果。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保守。保守往往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的策略。</span></p><p><span>但问题是，不管怎么保守，谁又能保证自己每一步都不出差错呢？</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出了差错会怎么样？</span></p><p><span>大家就算没有亲身体验，至少也都从身边听说过这样的例子：家庭经济顶梁柱倒下、资金链断裂、长期失业带来的惶惑、房贷压力、ICU巨额费用、孩子教育费难以承担等等。而这些压力其实主要围绕着一个字：钱。</span></p><p><span>生活就是这么现实。</span></p><p><span>大家还记得当年那篇刷屏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吗？一个从事金融工作的标准中产，本来只觉得山河无恙，岁月静好，可是稍微一个浪头打来，马上就显出脆弱的原形。在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他们的积蓄居然只能支撑一个多月。</span></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894ddea1572c45e8c4f333e1b27a4a31692150032362.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曾戳中了无数人的痛点</span></p><p><span>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不出事的时候，整个世界看上去都很友善。可一旦出事，生活瞬间就会天塌地陷，友善的世界顿成幻象。</span></p><p><span>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我陪老人看病住院，也曾近距离地观察到医院前的众生相。治疗还是不治疗？治疗到什么程度？采取保守方案还是激进方案？预后采取什么手段？有的时候，它是个医疗问题；但有的时候，它就是个金钱问题。家庭经济资源如果有限，就必须做出取舍。这真的是很残酷。疾病是我们无法把控的事情，如果病情真是无法可想，大家可以用“生死由命”来彼此安慰。但如果这变成了一个金钱问题，明明可以治疗却无法承担，这就是难以承受的惨剧了。</span></p><p><span>是那些人不爱自己的亲人吗？我不太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相去不远，之所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往往就取决于有多少资源做支撑。<strong>有的人身下有一道防护网，有的人没有；有的人防护网强韧，有的人防护网脆弱。</strong>这就是差别。</span></p><p><span>每个钢丝上的人，身下都需要一道保护网</span></p><p><span>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站在宏观的角度，我们可以谈论如何提高就业率、促进社会保障等等。但是作为个体，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strong>编织这道防护网——尽其所能地编织这道防护网。</strong></span></p><p><span>以前我们需要这么做，现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么做。</span></p><p><span>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日本。自媒体经常拿日本做负面典型，内卷啊，躺平啊，平成废物啊，御宅族啊，提醒我们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其实这真是想多了。想学平成废物？美得你！以后我们在内卷上可以远远超过他们，至于躺平和御宅，那恐怕真是可望而不可即。现在青年的躺平，是一种撒娇式的假躺平。真正的未来恐怕是想躺平而不得，想御宅而不能。</span></p><p><span>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身下的防护网要远比我们的牢固。</span></p><p><span>这跟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日本的保险普及程度也远远超过我们。日本的保险深度（人均保费）是3211美元，而我国相应数据是384美元，约为日本的九分之一。即便把人均收入差别考虑进去，日本人的保险普及程度也是我们的三倍以上。</span></p><p><span>日本人在经济上有过辉煌，有过低谷，也有过停滞。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保障是必须的，而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在我们很多人还在视保险为骗局，一听这两个字就皱眉头的时候，日本人已经为自己编制了一道防护网，撑住了时代的起起落落。说真的，日本恐怕不是我们要避免的覆辙，而是我们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span></p><p><span>跟正常水平比起来，我们的人生防护网脆弱不堪。我们几乎是赤裸地面对不可测的命运，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span></p><p><span>我们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强大。跟大环境比起来，我们只是草芥，经不起风吹浪打。就像前面说的，这个世界的容错率越来越低。但是<strong>它最不能容忍的一个错误，恐怕就是对未来缺乏规划。</strong>也许曾有过“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时代，但现在已经绝不是那样的时代了。</span></p><p><span>如今你不主动开始规划，就没有人能够在深渊前托住你的身体。</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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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16 Aug 2023 00:02:3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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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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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有一种特殊的男权叫“草鸡版男权”]]></title>
<description><![CDATA[<p><strong>01</strong></p><p>前一段网上到处都在谈论刀郎的《罗刹海市》，《聊斋》也跟着小小的热闹了一把。不过我今天说的内容跟刀郎没关系，就是单纯地说《聊斋志异》。</p><p>明清时代的小说，单就文学而论有八部可以算成经典。除了四大名著以外，就是《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如果勉强还要加一部的话，就是《老残游记》。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说《封神演义》呢？《封神演义》的架构设定确实相当优秀，但是内容和文笔实在是提不起来。整本书就像一个黄金马桶，壳子漂亮，但里面结结实实都是便便。</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0f9b0edf85b280c8516b41b30c8e1251691548966186.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在这八部小说里，《聊斋志异》的才子气是最重的。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它的感觉相当复杂。一方面，我觉得它的文字真是好，可以说是文言体小说的巅峰之作，甚至超过了唐传奇。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很多篇目又让我读起来很不舒服。钱钟书说《聊斋志异》“小家子气”，我觉得还是说客气了，有些故事气质上真是有点猥琐。</p><p>《聊斋志异》的猥琐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女人的态度上。这里当然有男权社会的影响，但是《聊斋志异》里的男权颇为独特，豪横不足猥琐有余，可以说是一种草鸡式的男权。</p><p>一般的男权是男强女弱，男人占有强势资源，所以产生特权感，吆五喝六，自命不凡。可是《聊斋志异》不是这样。它里面的男主人公几乎个个都很弱，不但穷，而且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很差，碰到事情总是“大惧”、“计无所出”、“泣听命”。这个时候，女主人公不是是人是狐，总是挺身而出，帮他挣钱，帮他脱困，帮他报仇，让他过上小康生活。</p><p>从这里看，《聊斋志异》似乎是反男权的。可是，一旦事情解决了，男草鸡的生活小康了，男权主义马上就回来了。女主人公要么忙着在家辛勤操作（当然，干活归干活，还是“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不能影响男人的审美愉悦），要么就是忙着帮丈夫讨小老婆。这就属于软饭硬吃。男权社会里女人依附男人，主要是因为不这样就无以为生，没有出路。可是在《聊斋志异》里的草鸡版男权故事里，你就搞不清楚这些女人到底图个啥。只能说，按照蒲松龄的想法，男人再草鸡也是男的，也高出女人一头。</p><p>但是为什么蒲松龄要把男主人公写的这么草鸡呢？</p><p>我想，可能因为现实中他就是这么草鸡吧。</p><p><strong>02</strong></p><p>说到这里，就牵涉到了一个问题：《聊斋志异》对于“封建礼教”到底是什么态度？</p><p>按照传统礼教，婚姻必须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逾墙钻穴是最要不得的丑事。至于女孩子自己投怀送抱，那就更不齿于人伦了。但是《聊斋志异》偏偏不吃这一套，狐狸女鬼固然会主动“夜扣书斋”，就是正常女人也往往非常主动。就拿胭脂来说，她一眼看上了秀才鄂秋隼，死命地盯着人家，秀才害羞了，俯首而去，胭脂还要“凝眺”不己。最后，胭脂还主动暗示别人给她穿针引线说和亲事。</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0241279d27476a08d1f5ad601c3cae31691548981935.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看，把才子给臊的</p><p>从这里看，蒲松龄似乎非常开通。女人嘛，要大胆追求爱情，不要因为男人害羞就不找他睡觉。但是，男女一旦上了床，情况马上就变了。他又变得非常“封建礼教”了。女方总是贤妻良母，“操井臼甚勤”，而且特别坚贞不二，特别善于为丈夫着想。哪怕两人不得已分离，也会劝男方纳妾，而自己则是“妾为君贞”，不光不另找男人，而且”奁中珍物，不蓄兰膏；镜里新妆，久辞粉黛”，连梳妆打扮都戒了。</p><p>为什么《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总是上半截开放，下半截保守呢？</p><p>一般来说，研究者是这么认为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塑造了那么多主动追寻爱情的女性，说明他是反抗“封建礼教”的；但是他又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局限性，所以还保留了“封建礼教”的一些糟粕云云。</p><p>真是这样吗？要真是这样，那么蒲松龄反抗的“封建礼教”是哪些？保留的“封建礼教”又是哪些呢?</p><p>很简单，他保留对自己有利的“封建礼教”，反抗对自己不利的“封建礼教”。</p><p>作为穷书生，如果大家都按照礼教规矩来，那该书上只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娶到漂亮媳妇。所以最好有积极主动的女人，打破封建礼教，自荐枕席，不用书生三媒六聘地费事。但是，一旦娶到了手，他就不希望女人继续打破什么封建礼教了。还是要忠心，要伏小，要干活，要主动替自己张罗纳妾，而且对别的男人看都不要看。</p><p>所以说，《聊斋志异》对礼教的反抗是一种很鸡贼的反抗。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人虽然地位占优，但相应得也要承担责任。但《聊斋志异》里的草鸡男主人公们倒好，刀切萝卜两头占，上半场欧美，下半场沙特。这就像某些男人，挣钱养家的时候想起了“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做家务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大男人怎么能下厨房”？</p><p>你说他是保守，还是开放？</p><p>他是保守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保守；开放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开放。保守和开放都是手段，真正的核心是占便宜。</p><p><strong>03</strong></p><p>《聊斋志异》里有几篇让我格外的不舒服，怎么读怎么觉得病态。这些故事总是把人物放到一个特别极端的环境里，反复地折磨她们，然后又让她们无怨无悔，彰显自己的道德。</p><p>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邵女》，这篇故事也可以改名叫《寻虐传》。它讲到了一个柴姓家庭，正妻非常妒忌残暴，丈夫娶一个小老婆，她就折腾死一个小老婆。当然，男主人公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奋发图强，与媳妇赛跑。你一个接一个地整，我一个接一个地娶。别人都不敢嫁到这家去，但是邵女谁都不肯嫁，非要去柴家当小老婆，理由是自顾命薄，所以“少受折磨，未必非福”。</p><p>男主人公怕她被折腾死，准备放在外宅养着，可是邵女不干，决心用自己的高尚道德感化正妻，而且“”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非要搬过去受折磨。那人家盛情难却，就拼命折磨呗，又是拿鞭子抽，又是拿针刺，又是拿烙铁烫。丈夫要替她出头，她还不干，哭着喊着要接着受折腾。正妻发脾气了，她就“膝行伺幕外”，正妻生病了，她就“侍伺不遑眠食”，一副不可救药的贱骨头模样。</p><p>结局当然是美好的。正妻果然被感化了，而且神鬼也在适当的时候出手，警示正妻，最后邵女和正妻“事必商，食必偕，即姊妹无其和也”。</p><p>为什么蒲松龄要这么写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宣传“封建礼教”。但是宣传“封建礼教”有很多办法，为什么要把邵女置于如此极端的环境里，又让她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举动？古代评注者读到这里也觉得有点过分，说“就算邵女命薄多磨，也何必卑屈辱身到这个地步？过分了啊。”</p><p>其实蒲松龄这样写，当然有他的目的。他是想借此彰显“以小伏大”道德的绝对性、无条件性。不管婆婆丈夫怎么虐待离弃自己，妻子也要心甘情愿（《珊瑚》）；不管正妻如何虐待小老婆，小老婆也要贴然无辞（《邵女》、《妾杖击贼》）。为了证明这种无条件性，所以对方越恶毒越好，手法越变态越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贱骨头。</p><p>但不管任何道德，推演到了这个地步，就太不近人情，读后只会让人觉得窒息，心生反感。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属于“低级红”。</p><p>不过这并非蒲松龄个人的癖好，当时确实有这个趋势，他应该是收到了大时代的影响。我读古书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感觉，时代越往后，文人谈起道德来也就越苛刻，讲的正能量故事也就越来越变态。</p><p>就拿史书来说，历代正史里都有列女传，表彰各种各样的女性。当然说来说去都是“封建礼教”的女德那一套，但是毕竟有所不同。我翻阅过《新唐书》里的列女传。这本书在二十四史里出了名的正能量，儒家道德的弦儿绷得很紧。可是它的内容大体还是合乎人情的。《新唐书》里表彰的“好女人”也对丈夫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但是故事里多少有点“夫妻恩爱”的影子在里面，虽然双标，但并不觉得变态。</p><p>到了《清史稿》里，情况就大大不同，变态故事就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喜欢折腾好人，好人越来越愿意受虐。比如《清史稿列女二》里有一个郑氏，她的丈夫嗜酒赌博，经常虐待她，“非礼虐使，或加以鞭楚”，但是郑氏甘之如饴，丝毫没有不满的意思。后来丈夫死了，她每天都祭拜丈夫，痛哭流涕。有一天楼上失火，她把梯子撤了，不让人救，说自己要追随丈夫于地下，然后就活活被烧死了。</p><p>还有一个徐氏，她丈夫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还动不动把她打得半死。连婆婆都看不下去了，说“夫无恩，可嫁”，离开算了，可是徐氏坚决不同意。另一个管氏，情况跟徐氏差不多，最后丈夫甚至把她给卖了，但是管氏觉得一女不可嫁二夫，在买主家里当场自杀。</p><p>这是《清史稿》，《明史》同样如此。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明史列女一》有个叫唐贵梅的女人，她的婆婆和人私通，那个情夫拿钱贿赂婆婆，想把她也搞上手。唐贵梅当然不干，婆婆开始是打，后来干脆学殷纣王，上了炮烙。但是她还不肯听从。最后婆婆把她告到衙门，说她“不孝”，结果又被捉去打了个臭死。别人劝她把实情招出来，还自己一个清白。她说那怎么行？这样对婆婆不利。于是她上吊自尽了。</p><p>是不是挺变态的？</p><p>这些故事就跟《邵女》一样，宣传的是一种下位者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道德。姑可以不慈，媳不可不孝；夫可以不义，妻不可不贞；嫡可以不仁，庶不可不顺。而且上位者显得越坏越好，他们越好，越能彰显出下位者道德的纯粹来。</p><p>按照“封建礼教”的标准，这样确实很正能量，但问题是它们太不近人情，可以堵别人的嘴，但不能服别人的心。古今人物虽然价值观有所不同，但是心性终究相去不远。就算是古代人，读到这样的故事，嘴上也许称赞，但内心深处往往也不太舒服。前面提到的那位《聊斋志异》点评者方舒岩就是一例。</p><p>正因为这样，所以就出现了很奇怪的事情。明清时候这样的正能量故事急剧增加，但是异端偏偏也是最多。唐宋时期，对“礼教”不满的知识分子很少，彼此大体相安无事。到了明清时代，道德的调子越来越高，不近人情的故事越来越多。但是，非议“礼教”的异端也同步跟着增多。这里头当然有很多原因，可我觉得这种“低级红”的刺激至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p><p><strong>04</strong></p><p>还是说回到《聊斋志异》。</p><p>除了《邵女》、《珊瑚》之类的变态文章之外，《聊斋志异》里也有很多好故事。当然，不管故事怎么千变万化，始终不会脱离“男主人公占便宜”这个核心主题，但是占便宜有不同的方式，有些看着还是清新明朗的。</p><p>比如《婴宁》一篇就非常优秀，几乎所有读过《聊斋志异》的人都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在自古以来的文言体小说里，婴宁可以说是最可爱的一个女性形象。只是按照惯例，故事进行到下半场的“沙特”部分，婴宁形象也开始变化。一直大笑不已的婴宁居然也“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自称也从“我”变成了“妾”。大约蒲松龄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结局，但是读起来却让我伤感，有种婴宁被谋杀了的感觉。</p><p>《娇娜》也特别出色。这里第一次谈的不是爱情，而是男女间的友情。爱情不可得，最后转化为单纯的友谊，“棋酒谈宴若一家然”，然而终究不涉于乱。而且这篇文章里，男主人公难得表现出了责任担当，为了救妻子一家不惜被雷劈死，在整部《聊斋志异》里的男性群像里，可以说是熠熠生辉。</p><p>但即便如此，蒲松龄还是露出了一点狐狸尾巴。虽然娇娜没有归属男主人公，但是她老公全家都被雷劈死，干干净净剩下一个人跟男主人公做红颜知己。而且在后面的“异史氏曰”里，蒲松龄又大发了一通议论：</p><p>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p><p>不“曰”还好，“曰”完以后还是多多少少露出了“观容疗饥”“色魂授予”的下作相。</p><p>我说“下作相”，大家可能觉得我有点苛刻了。对于《娇娜》一篇，兴许是吧。那么大家看看《聊斋志异》里的另一篇奇文《犬奸》，那绝对是下作相毕露了。这故事过于黄暴，我就不转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看也就是了。整片文章里最骇人其实不是案情，而是最后的处理：</p><p>使两役解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观其合者，共敛钱赂役，役乃牵聚令交。所止处观者常百人，役以此网利焉。</p><p>读来让人毛骨悚然。</p><p>这个故事的真假，已经说不清了。想来是乡间流传的黄暴段子，酒桌上添油加醋地讲起来，能引发猥琐男的集体爆笑。而伟大作家蒲松龄，也就厕身于这些猥琐男里。我相信他也是笑过的。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呢？因为他在故事后面还特意写了一段“异史氏曰”，骈四俪六，比故事正文还长。在这段赞词里，他津津有味地咂摸当时的场景：</p><p>夜叉伏床，竟是家中牝兽；捷卿入窦，遂为被底情郎。云雨台前，乱摇续貂之尾；温柔乡里，频款曳象之腰。锐锥处于皮囊，一纵股而脱颖；留情结于镞项，甫饮羽而生根。</p><p>这种文字，他自己写的有趣，但在旁人看来，恐怕真的只能用“下作”来形容了。我手头有一部《聊斋志异汇注汇评》，收录了历代的注评。大家一路评论过来，到了这一篇却集体敛声，既无眉批，也无尾批。蒲松龄精心构撰的长篇“异史氏曰”，也没人称赞一句。</p><p>所有注评者都被这篇文章的下作气息给惊着了。倒不是故事本身的下作，而是作者讲述时那种喜形于色的下作。</p><p>《聊斋志异》的作者就是典型的“才子”，才子该有的细腻敏锐他都有，才子不该有而偏偏经常有的猥琐下作他也有。所以说，不要被才子迷惑，他们可能刚刚还在深情款款地抒情，下一秒就会发出猥琐的淫笑来。<b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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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08 Aug 2023 23:31:0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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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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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封神》拍得很好，但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好]]></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前天看了《封神》第一部，看完后的感觉是：好，超出预期的好。</span></p><p><span>当然，这跟我心理预期有一定关系。《封神演义》跟《西游记》一样，都是烂片的重要策源地，我的期望值本来就偏低，所以看完以后有出乎意料的惊喜。</span></p><p><span>说到《西游记》，在我看来，只有一部翻拍的西游电影堪称优秀，那就是周星驰的《降魔篇》。与其他西游电影不一样，《降魔篇》给出了一个残酷荒凉的世界。正因为有了这种残酷荒凉做背景，唐僧的信仰才显出了分量，就像黑暗里点亮了光亮，血海里涌出了莲花，给人强烈的冲击。</span></p><p><span>那么《封神》第一部又好在哪里呢？</span></p><p><span>如果说《降魔篇》拍出了宗教感，那么《封神》拍出了神话感。拍《封神演义》，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往奇幻路子上走，它却有意无意地往神话上靠。</span></p><p><span>神话和奇幻不一样。奇幻是个体化的，神话则是集体化的。奇幻有点像科幻，像武侠；神话则更像童话，像歌谣。玄幻可以复杂而浪漫，容纳各种各样的私人感情。神话不是。神话表面上可以花里花哨奇形怪状，但是它的内核一定是质朴的、浓烈的、黑白分明的。它更像是一个民族幼年时期的产物。</span></p><p><span>奇幻小说比较适合改成长篇连续剧，一环套一环，层层推进。而神话最适合改成什么呢？《普罗米修斯》那样的悲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那样的歌剧。</span></p><p><span>神话不适合细腻叙事，而适合高声吟诵。生活化的细腻叙事对它来说是累赘。它需要的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决。《封神》第一部的最大优点，我觉得就是有歌剧感，把《封神演义》里的神话色彩放大了。</span></p><section><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7a9df651391afa803f0b21126e7eea81690813361853.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这一幕就带有舞台剧的格调</span></p><p><span>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在电影里，殷寿登基时，忽然日月无光，甲骨碎裂，比干慌慌张张跑来说天谴在即，商朝就要灭亡，然后殷寿宣布将自己焚烧，以挽回天意。这段情节是原书里没有的。如果把它放进正常电影叙事里，会觉得太过幼稚。跑来但放在歌剧里，它就一点都不突兀了。歌剧就是这么表现矛盾的。</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有些网友指责《封神》里的一些情节不合情理。比如为什么杨戬和哪吒两个人总是一起来一起走，把不会法术的姜子牙一个人撂在朝歌？为什么殷寿要烧掉宗庙？为什么四大方伯商量谋反的时候，周围不派人把风？为什么殷寿让四大质子杀死父亲，就不怕引起边疆叛乱？处理国家大事有这么过家家的吗？</span></p><p><span>如果你把《封神》第一部看成《权利的游戏》那样的玄幻作品，这些情节都荒唐的。但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电影歌剧版的神话，那这些安排就是合理的。神话不需要绵密的逻辑叙事，它的核心任务是完成象征叙事。</span></p><p><span>对于玄幻来说，每个逻辑链条都很重要，剧情过门必须合情合理。但是对于神话来说，过度关注这些甚至是累赘。</span></p><p><span>就拿《魔戒》来说吧。托尔金的《魔戒》虽然被视为奇幻小说鼻祖，但是它跟《时光之轮》、《冰与火之歌》并不太像，而更接近于古老的神话，有种质朴的力量。在《魔戒》里，为什么他们不让大鹰驮着弗罗多，飞到末日火山口扔下魔戒？很多粉丝对此做过热烈讨论，托尔金本人也表达过意见。但实际上，对于神话叙事来说，这种抵牾根本不重要。</span></p><p><span>质问大鹰为什么不驮着弗罗多飞到火山口，就像在质问：为什么孙悟空不把金箍棒变粗变长，让唐僧踩着棒子过流沙河？</span></p><p><span>神话不在乎这种逻辑抵牾，神话在乎的是象征。寓意是否牢固，象征是否浓烈，光与暗的色度是否饱和，这些才是决定神话成败的关键。</span></p><p><span>就像四大质子弑父那个场景，它明显参考了舞台剧的手法。如果把它当成历史叙事，它当然荒谬透顶。但是如果把它当成神话叙事，它就是高度成功的。因为它把复杂的事情浓缩在一个场景里，高效完成了象征叙事。为什么说神话适合用悲剧、歌剧来表演？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span></p><p><span>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嘴舞台剧的问题。中国导演以前也尝试过舞台剧的手法，比如那个著名的烂片《夜宴》。</span><br><br><span>《夜宴》的问题出在哪里？</span><br><br><span>当然有题材的因素，但主要问题还是食洋不化。学莎士比亚学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就显得可笑了。当葛优在电影上吟咏：“啊，是复仇的火焰让你穿越了死亡之谷，抑或是你的忧郁打动了女人的心，让她们维系着你的生命？百般算计都不如一颗单纯的心！”那谁也不可能把它从烂片的深渊里捞出来。</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pan>《封神》第一部有两个主题：野心和弑父。前者是莎士比亚式的，后者是希腊悲剧式的。但是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拍出了那种庄严稚拙的歌剧感。人物高度紧张，冲突高度戏剧化，不必要的情节都大刀阔斧地删除。就像比干之死那一幕，如果加上原著中“空心菜”的情节，可能会显得有趣，但也就破坏了歌剧感。</span></p><p><span>但是这未必是创作者的本意，更像是无意识的产物。因为他们做的并不彻底，有不少内容还是破坏了这种整体性。姜子牙那部分尤其显得突兀。那段剧情明显有乱入感。倒不是说黄渤演的不好，而是说他跟《封神》的气氛根本就不搭调。所有人都是端着的，都在浓烈地叙事，只有他带着杨戬、哪吒一脸松弛地跑过来，像《冰雪奇缘》里的雪宝一样，负责插科打诨。</span></p><p><span>当然，创作者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怕电影太紧张压抑了，所以塞进去一个角色负责调节气氛，这是电影工业常用的手法。但是放在《封神》这种歌剧式电影里，它就是怎么看怎么别扭。</span></p><section><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f47f7802adc1b0d0d24a53707840fd61690813375806.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还有，昆仑山这一段也太塑料感了，估计是拍到这儿没钱了</span></p><p><span>但是毕竟瑕不掩瑜，《封神》第一部还是成功之作。网上很多人在讨论它的意义内涵，父权制啊，政治性啊等等。还有反对者指出它的情节疏漏，胡编乱造，不尊重原著等等。其实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它的优秀不在于内容深刻（其实没啥深刻的），它的失误也不在于不情节紊乱（那些“紊乱”的情节其实很多是相当优秀的）。真正重要的是形式和风格。</span></p><p><span>它用歌剧化风格拍出了一部神话电影，庄严、稚拙、浓烈，相当程度上接近到了神话的本质。要说创新，这才是它最大的创新。</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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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31 Jul 2023 09:09:4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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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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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乌合之众”是怎么炼成的？]]></title>
<description><![CDATA[<p>因为忙着写书的缘故，好些天没更新了。今天发一篇吧，还是谈谈文学。</p><p>在上一篇公号文俄国文化有一种伟大的病态里，评论区有人提到了莎士比亚，问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起来，莎士比亚怎么样？在我的评价系统里，莎士比亚要比他们两个略微高一点。当然，这做不得准，只是个人偏好。我更喜欢莎士比亚。在我看来，他特别有生气，有活力，跟这个世界本身一样丰富多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作家，而莎士比亚像是个伟大的精灵。</p><p>不过今天我想谈的不是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而是他戏剧里涉及到的一个主题：民众。</p><p><strong>01</strong></p><p>莎士比亚早期写过一个三联剧《亨利六世》，主要讲玫瑰战争的历史。在莎士比亚作品里，《亨利六世》地位不算太高，而且很可能是他跟别人合写的。但是这部戏剧里有一幕很有意思，值得在这里讲一讲。</p><p>这一幕牵涉到历史上的杰克.凯德起义。杰克.凯德是个英国底层老百姓，在1450年发动了一次叛乱。他带着一帮老百姓杀进伦敦，国王吓得仓皇出逃。凯德在伦敦大开杀戒，胡作非为了一阵子。一开始，伦敦市民对朝廷也不满，挺支持凯德，后来发现他们搞得太不像话，就转而跟他作对。最后凯德失败，被砍掉了脑袋。整个故事大致就是这个样子。</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cf985ffda555b8e47eb4ddf19ad315a1690534017905.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杰克.凯德叛乱</p><p>莎士比亚把这个历史事件写成了一场民粹主义的狂欢。大家都听说过勒庞的《乌合之众》，其实莎士比亚对这帮人的研究要比勒庞早两百多年，而且写的更活灵活现。如果拿未来的历史去对照，更会觉得莎士比亚有先见之明。</p><p>在戏剧里，为了鼓动这帮乌合之众，凯德的第一招就是画大饼：</p><p>以后在我们英国，三块五的面包只卖一块钱，三斤的酒桶要改成十斤。我要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公有公享。我要取消货币，大家敞开来吃我的，喝我的。</p><p>用现在的话，就是“巫术经济学”，民粹主义百试不爽的利器。国家有的是好东西，来吧，弟兄们，可劲儿造！后来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的大饼都是这么画的。</p><p>这一招老百姓当然热烈拥护。但光是画大饼还不够，凯德还需要第二招，就是反智。群众一向讨厌知识分子，满嘴听不懂的、伤天害理的话，所以反智最能获得他们的拥护。</p><p>凯德宣布：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光律师。把可怜的小羊剥皮，做成羊皮纸，然后再上面写上一大堆字，就能把一个人害得走投无路，那又是多么混账？</p><p>老百姓热烈鼓掌。而且凯德不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附近正好有一个读书人，“正在教小孩子们写字”，结果被当场拿获。群众们兴高采烈地揭发说：这个坏蛋口袋里居然有一本书，上面还有红色的大写字母！</p><p>凯德代表群众对他进行了审判：说！你平时是自己签名呢，还是像一个诚实的好人那样画上一个记号？</p><p>这个读书人说：我会写字，能签名。</p><p>群众马上高喊：啊哈，他坦白了！他是坏蛋！然后凯德就下令把他吊死了，把笔和墨水瓶绕着尸体脖子上。</p><p>但是这个社会没人写字认字，怎么管理国家呢？很简单。凯德宣布：把国家的档案全烧掉！今后法律就从我的嘴里出来。我的嘴就是英国的国会。</p><p>群众最喜欢事情办得这么简洁明快，当然报以热烈掌声。但是，饼画了，智反了，还缺少一定精神性的东西，所以凯德第三招就是提供一点触及灵魂的追求，那就是爱国情操。</p><p>凯德指出：英国的死敌就是法国，英国现在为什么出这么多乱子？为什么不能在海外扬眉吐气？就是因为英奸太多。比如说，国务大臣塞伊就是个英奸！塞伊会说法国话，而法国是我们的仇敌。我倒要请问诸位，一个说敌人言语的人能都是个好大臣吗？</p><p>群众高呼：当然不能！我们要他的脑袋！</p><p>果然就要了塞伊的脑袋。凯德带人冲进伦敦，活捉了塞伊，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审判。他的罪名主要有两个。第一，把祖国领土出卖给了法国。至于怎么卖的，我们群众并不清楚，但越是不清楚，越是证明塞伊的手段阴险隐蔽，罪加一等。第二，开办学校，腐蚀毒害青年，简直比中国的公知还坏。</p><p>后一条尤其可恨。凯德怒斥塞伊道：以前在我们英国，根本没有什么书！我们的祖先在棍子上刻道道儿就能计数，你却想出印书的办法，还无耻地建了一个造纸厂！你还找来了很多人，让他们大谈什么名词呀，什么动词呀，以及这一类的可恶字眼儿，这都是任何好人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p><p>结果，群众把塞伊脑袋砍了下来，然后把他女婿的脑袋也砍了下来。两个人头都绑在竹竿上，让它们亲嘴。英国群众的爱国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p><p>凯德的起义队伍声势浩大，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谁知道国王派来的军队一来，登时土崩瓦解。不过他们倒不是被打败了，而是朝廷的将军也学会了凯德的手段，祭起爱国的大旗，然后再画大饼：</p><p>你们忘了老王亨利五世吗？（亨利五世是个很能打仗的国王，在阿金库尔战役里彻底击败法国）现在的国王就是他老人家的亲儿！他有钱，你们有力气，联合起来打到法国去呀！到了那儿，想怎么抢怎么抢！你们还在这里闹事，可怕的法国人就要入侵咱们了！我已经见法国人在伦敦昂头阔步，见人就骂骂一声“懦夫”。嗳哟哟，宁可让一万个凯德完蛋，也不该受法国人的欺负。来呀，跟着国王，打到法国去！打到法国去！</p><p>凯德的手下登时撇下他，高喊：跟着国王，打到法国去！打到法国去！</p><p>画饼者被反画饼，爱国者被反爱国，凯德就这么垮台了。他昔日的手下很起劲地要去捉拿他，因为朝廷为他的人头悬了一千英镑的赏。</p><p><strong>02</strong></p><p>真实的凯德起义并不完全是这样。他们确实杀了塞伊和他的女婿，也确实极其厌恶能读书识字的人，也确实在伦敦打砸抢了，但是那些煽动性的话大多是莎士比亚自己编的。他这么要这么编呢？主要还是因为他对“暴民”有种深深的恐惧。</p><p>在这方面，他跟勒庞是一样的，觉得人凑在一起智商就会下降，很容易变成乌合之众。除了《亨利六世》以外，他有一部很有名的戏剧《裘力斯凯撒》，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p><p>《裘力斯凯撒》写于创作中期，一般来说，研究者都认为这是他第一部成熟的悲剧。这部戏剧里第三幕第二场特别有名，它描述的就是凯撒被刺以后民众的反应。</p><p>什么反应呢？就是随风倒。</p><p>一开始，刺杀凯撒的勃鲁图斯对他们演讲。这套演讲也没什么逻辑，反正群众也不需要逻辑，它主要是一些口号：</p><p>我杀了凯撒，但是我不是出于私怨。凯撒是个好人，但是为了祖国，我不得不杀了他，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危害到了罗马。请问：你是愿意做奴隶，还是愿意做自由人？你是愿意做外国人，还是愿意当个堂堂正正的罗马人？你是愿意出卖祖国，还是愿意热爱祖国？如果你愿意当奴隶，愿意当外国人，愿意出卖祖国，那你就来骂我吧！</p><p>这就是不讲理啊。凭什么愿意出卖祖国的，才来骂你呢？但是群众一听就上当动了。谁愿意承认自己想当奴隶，当叛徒呢？所以大家马上欢呼：“我们绝不骂你！一切光荣属于勃鲁图斯！”</p><p>但是等轮到凯撒的党羽安东尼讲话的时候，情况又变了。</p><p>安东尼的演讲洋洋洒洒，陈述了凯撒是多么好的一个大好人，强调了他是多么信任勃鲁图斯他们，但是勃鲁图斯居然杀害了他！他连比划带说：你看这一刀是勃鲁图斯捅的，这一刀是凯歇斯捅的！当时凯撒什么表情，心里又是咋想的，都说得清清楚楚，好像安东尼就站在他身边似的。最后，安东尼又祭出了一招杀手锏，当然也是他临时瞎编的：凯撒立了一条遗嘱，给在座的每位市民75个银币！75个呀！买成酒能喝好多天啊！</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2e65cedede84f841f45fde014ca8bdf1690534030270.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裘力斯凯撒》现代剧场版</p><p>群众马上反水了：“啊，伟大的凯撒，我们要为他报仇！勃鲁图斯是个坏蛋！他的同党也都是坏蛋！干死他们！”</p><p>说干就干，他们马上抓捕勃鲁图斯那帮人。这些刺客们跑得快，一个都没逮着。倒是碰上了一个叫西那的诗人。很不幸，勃鲁图斯党羽里有一个人也叫西那，结果这个诗人就倒了霉。</p><p>诗人大喊大叫：重名了重名了！我不是参加叛党的西那，我是诗人西那！</p><p><br>按理说，碰到这种情况就该停下来查一查，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可是罗马群众凑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调查。调查就不是罗马群众了。“不管他！他的名字叫西拿，那就西拿这两字从他心里挖出来！”</p><p>直接就给弄死了。</p><p>罗马群众发出正义的怒吼：“撕碎他！撕碎他！拿火把来！到勃鲁图斯家，到凯歇斯家，把他们家杀光烧光！去几个人到狄歇斯家！几个人到凯斯卡家，再去里加律斯家，全部烧光！”</p><p>这就是莎士比亚眼里的“乌合之众”。</p><p>那么为什么安东尼的演讲成功了，勃鲁图斯的演讲最终却失败了呢？后来的莎士比亚研究者也分析过很多原因，比如先后顺序，修辞手法，物质利益等等。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p><p>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p><p>是勃鲁图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不够极端。</p><p>他确实不讲逻辑，开口就是排比句，这一点做的很好，值得表扬。但是他还是把问题弄复杂了。勃鲁图斯在演讲里一再强调“凯撒不是个坏蛋，但是为了祖国必须杀他”。他这么做当然是出于正直的性格，觉得论人论事要公正。但是罗马群众最不需要的就是公正。公正是理中客的标志，我们唾弃！我们需要找到好人和坏人，然后跟着好人去杀坏人。结果你说凯撒不是个坏人！这无法满足罗马群众的心理需求。</p><p>看在几个掷地有声的排比句上，他们凑合着感动一下，但这经不起风吹浪打。反观安东尼，给出的结论就简单的多：凯撒是个天大的大好人，勃鲁图斯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坏蛋，背叛了凯撒！</p><p>勃鲁图斯说：凯撒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杀他；安东尼说：凯撒是个好人，杀他的是坏蛋！这两种说法，你说罗马群众喜欢哪一个？</p><p>当然是第二个了！听上去就解恨。</p><p>勃鲁图斯唯一的机会就是把问题简单化，把彩色的世界变成黑白世界：凯撒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不光想当暴君，还要把罗马出卖给帕提亚人！我们要他的财产没收，全部分给诸位市民，每个至少85个银币！</p><p>当然，这样说未必一定成功，但那是他唯一的机会了。结论必须极端，必须黑白分明，而且必须有坏蛋。至于真实不真实，那是罗马群众最不在意的事情了。他们在意过倒霉蛋西那的真实身份吗？</p><p>同样要声明，这段剧情也同样不完全符合事实，只能说莎士比亚眼里的民众就是如此。说到这里，顺便多说一句，关于《裘力斯凯撒》这部剧，鲁迅发表过评论，而且态度有明显的变化。</p><p>一开始，鲁迅认为，罗马群众里肯定也有很多理性冷静的人，不为这些煽动者所操纵，但是可惜被压制，甚至被杀戮了。但是一年以后，鲁迅的口风就变了。他说：这帮罗马人其实根本不在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表现出来的义愤不过是做戏，其实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p><p>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位鲁迅，说话有时不免愤世嫉俗，但确实有独到的视角。</p><p><strong>03</strong></p><p>还是说回到莎士比亚。</p><p>这种对“乌合之众”的敌意，其实倒也不是莎士比亚自己独有的特点。毋宁说，这是英国作家骨子里的印痕。其他欧洲国家的作家并非如此。不要说俄国作家，就连法国作家提到群众运动时往往也是眉飞色舞，慷慨激昂，用郭德纲的话，就是“恨不得找个恶势力，跟它同归于尽”。就拿雨果来说，他虽然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滥杀无辜的事情极其厌恶，但是一写到人群、战斗、街垒、口号这些东西，还是忍不住热血沸腾。大家看看《悲惨世界》里的那些场景描写就知道了。</p><p>而英国作家好像对这些东西有先天的免疫性。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从狄更斯到奥威尔，他们都对“乌合之众”忧心忡忡。这种保守性在欧陆国家是很难找到的。</p><p>就拿狄更斯来说，他在《双城记》里描写过法国大革命。狄更斯并不同情法国的那些贵族，觉得他们大部分都是坏蛋，所以才会招来革命。但是他描写起巴黎街头的法国群众，还是忍不住把他们写成一帮穷凶极恶的乌合之众：</p><p>他们有五百多人，但跳起舞来就像五千头恶魔。他们跟着这支歌曲舞蹈，节拍疯狂激烈，仿佛众人齐齐咬牙切齿…….他们排成和街道一样宽的长排，低着头，高举双手，尖叫着猛冲而去。没有什么争斗能比得上这场舞蹈的一半可怕。这简直就是一项堕落的运动，残忍至极。</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2b6a13d53502a34bf1b31442e2766cc1690534039932.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狄更斯想象中的巴黎群众</p><p>是不是很像《亨利六世》里的那些伦敦暴徒？</p><p>其实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都没真的见过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他们越想象越害怕。他们压根不相信群众“自发的正义”，而是打心眼里认定：一大群人这么凑在一起，那准没好事儿发生。</p><p>奥威尔和莎士比亚他们不一样。他是个坚定的左派，有改造社会的强烈热情，可是英国人的保守倾向真是深入骨髓，就连奥威尔也不例外。奥威尔在一篇书评里就说：人的天性里就是需要鲜血、需要旗帜、需要口号、需要一些让他们忘掉理性的东西。但是他对人性里的这个倾向忧心忡忡，认为这会导致极其可怕的后果。</p><p>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说过，文学往往能反映出民族的特性，英国作者和俄国作家就是不一样。有些读者不太同意，财新的米琴老师还专门写两篇文章反驳，但是我还是坚信这一点。个体当然存在例外，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英国作家和俄国作家就是不一样。俄国作家就是更激进，更追求宏大，眼睛更多地盯着天国，而英国作家就是更世俗，更谨小慎微，眼睛更多地盯着地面。</p><p>俄国的高尔基说：“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而英国人呢？他们以前在欧洲最出名的民族梗，就是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随着带着一把伞。</p><p><strong>04</strong></p><p>不过大家也不要以为，莎士比亚就是单方面地歧视劳动人民。实际上，他就跟狄更斯、奥威尔一样，对贵族也没有多少好感。英国作家往往如此，他们可能会有点势利眼，对贵族们心存艳羡，但是这种艳羡里往往又掺杂着一点鄙视。毛姆就是个最好的典型——当然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还是说回到莎士比亚。</p><p>在《亨利六世》里，贵族们一个个也都是自私卑鄙，利欲熏心（这一点倒完全符合史实），就算偶尔有个把格洛斯特公爵这样的好贵族，也都不会有好下场。这一点在《科里奥兰纳斯》里表现得更明显。《科里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写的最后一部悲剧，讲的是罗马共和国的故事。它也是莎士比亚戏剧里政治性最强的一部，主题就是贵族与平民，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斗争。</p><p>在《科里奥兰纳斯》里，贵族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城市发生饥荒了，贵族们还是把持着粮仓不肯放粮。穷人起来抗议，贵族们还发表了一套奇谈怪论：别看我们吃的肥头大耳的，其实我们不是为自己吃的，是为你们吃的。对于罗马来说，我们贵族就像肚子，你们就像四肢。粮食啊肉啊先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消化完了再把营养输送给你们，这样也省得你们消化了。</p><p>贵族的首领是科里奥兰纳斯。他虽然战功赫赫的，但是对穷人是极端的鄙视。凭什么提供社会保障？该饿死就饿死好了。这帮“反复无常，腥臊恶臭”的群众，就不该允许他们有发言的权利！</p><p>可是，若果真要像科里奥兰纳斯建议的这么去做，那就是在人为创造一个罗马版的杰克.凯德了。幸好罗马有护民官制度，护民官引导着罗马平民放逐了科里奥兰纳斯。结果科里奥兰纳斯一气之下，勾结外国人杀回罗马。</p><p>莎士比亚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应该听科里奥兰纳斯这些傲慢的贵族呢，还是听那些反复无常的群众呢？他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回答问题，因为他似乎觉得这两伙人都有问题。</p><p>那到底该寄希望于谁呢？</p><p>其实在《亨利六世》里有一个隐喻。在这部戏剧里，最终干掉杰克.凯德的，是一个叫艾登的乡绅。</p><p>艾登说自己宁愿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散步，也不愿到宫廷里当贵族。“我对于父亲留给我的这份小小的产业深感满意，觉得它比一个王国还好。我不愿意坑害别人，也不愿意勾心斗角，都能维持住自己的产业，就心满意足了。”</p><p>这是一个典型中产阶级的心声。而就是这个中产阶级乡绅最终在比武中砍死杰克.凯德，结束了动乱。莎士比亚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是莎士比亚无意中给出的结论：贵族和底层都不可靠，还是要靠土头土脑的中产阶级才能维持稳定。</p><p>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英国化的选择，实际上它也预示了英国未来的道路。非常凡俗，非常缺乏戏剧性，但也帮助英国避开了很多灾难。可以说，英国文学几乎是一部对中产阶级的持续性赞歌。英国作家讽刺中产阶级的虚伪，势利，懦弱等等一系列毛病，但这种讽刺是一种对“自己人”的讽刺。你看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里，好人总是有好报，而好报是什么呢？就是主人公最终掉回到中产阶级的安乐窝里。</p><p>这就是英国之为英国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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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28 Jul 2023 08:47:2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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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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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俄国文化有一种伟大的病态]]></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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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RL
reviewed
Oct 16, 2023
Co-authored-by: Tony <TonyRL@users.noreply.gith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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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全部]]></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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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出租阳台看周杰伦演唱会的法律现象]]></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 lang="EN-US">10</span><span>月，香港歌星周杰伦在上海体育场办演唱会，热闹的很。可是演唱会的票又贵又难抢，而体育场附近的高楼里，可以听得到场内的歌声，通过望远镜看得到演出的大屏幕，于是就有房东把阳台租给歌迷看免费演唱会了。那么该出租关系的法律效力如何？</span></p><p>这个出租阳台的合同，很有意思。法律人脑海中也会浮现类似的案件。<span lang="EN-US">1902</span>年<span lang="EN-US">6</span>月<span lang="EN-US">26</span>日，英王爱德华七世于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进行的加冕仪式，原本安排从皇宫到教堂进行加冕游行活动。游行路线经过的沿街房屋、阳台、座位也被抢租一空。后来，国王突发阑尾炎生病，游行取消，导致租房的房客与房东发生纠纷，打了多场官司。其中一起官司中，法官认为因为房客租房是为了看游行，现在无法观看了，合同目的落空，合同可以解除，已经交付的房租不退，未交付的不再交。该案中，出租房屋合同是有效合同。</p><p>对照英国房屋出租合同最大的不同是，英王加冕本来就是人人可以看的，但周杰伦的演唱会是要买票进场才能看的。虽然法无禁止即自由（没有法律规定禁止演唱会附近的高楼出租阳台），居民可以出租，但出租阳台给别人免费看演唱会，也可能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这里的公序良俗具体要考察，出租阳台是否会影响演出秩序、影响居民楼的环境，以及该影响程度，是否足以让合同无效？这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演出秩序看，如果很多人去附近高楼看，导致演唱会票卖不出，影响票价的，法律会干预。如果会场已人满为患，在附近高楼看不影响票价的，法律无须干预。从高楼秩序看，则大批观众进出居民楼，会影响小区的物业管理与其他居民的正常生活。总之，出租阳台看演唱会，还是一定程度上影响秩序的，至于是否能导致合同无效，还要看具体的影响程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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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6 Oct 2023 03:19:5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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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丁金坤]]></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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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医院扩张：规模不等于效应]]></title>
<description><![CDATA[<p>从过去十年来看，中国医院扩张总体走的是快速资本操作的思路，无论是专科还是综合，很多机构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做大营收规模，在全国没有战略重心的散点式布局。通过只收购有盈利的医院，这种模式避免了新建所带来的投资前期的巨额亏损和投资回报的长周期。</p><p>这种做法可以帮助一家公司在短期内做大盘子，单点盈利这一收购条件对整合之后的财务状况从短期来看非常有利，毕竟这是做加法是最快最有效的，表面上看也确实非常适合中国市场最资本快进快出的预期。然而，这种办法仍面临四大风险。</p><p>第一，快速收购占用资金，杠杆的使用对自身产生巨大的财务压力。产业资本在多地同时投入对投资方的资金压力较大，且医院投资是长期投资，投资方是否能提供长期的资金，且在多地面临同时投入，是否有这一持续的融资能力是一个关键，也是这一做加法模式的另一个风险所在。在经济下行期，虽然医疗服务整体是抗周期的行业，但资金成本并不低。</p><p>第二，收购没有战略重心，难以获得持久发展。当被投资的标的逐渐增多，做加法的时候就会产生损耗，主要来自于管理这些分散的标的成本。由于这些医院分散在各个地区，即便在同一城市有多家标的被收购，总体盘子仍然散在各个不同的位置，而这些地区的医院基础很不相同，从专科能力、信息能力、采购能力、病人疾病需求都不一样，要管理这些标的并不容易，散点越多，中间的行政成本就会越高。</p><p>随着国家医保局推出组合控费措施，欠发达地区的医保本身就是入不敷出的，对这些地区的医保控费将更为严格，这将大大制约民营医院的营收规模。另外，随着卫健委要求做大做强医联体和医共体的政策推开，特别是随着部分地区的医院合并，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的实力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将直接挤压民营医疗机构。</p><p>第三，随着公立医院开始推行DRG和集采，民营医院的均次费用普遍高于公立医院，竞争力大为下降。如果按照最低药价来出售药品，民营医院本身的竞争能力就弱，而且主要依赖医保，营收和利润会出现双降。而如果维持原价，公立医院占据药品更便宜的优势，流失病人的可能性会很高，多个标的一旦同时遇到这个问题，整体盘子的营收能力将大打折扣。</p><p>而且，在集采之后，医保支付价已经在全国20个省推开，虽然当前只是在一部分品种推开，但推进速度会加快。在某些偏远的三四线城市，甚至五线城市，民营医院作为当地唯一或主要的综合性医院，还可能在短期内依靠其他业务获利，比如检查和耗材。但在其他竞争激烈的地区，民营医院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总体来说，药品降价是无法避免的，这意味着被收购医院的收入未来可能会明显下降。在这种收入下滑的风险面前，更小的医院所受到的冲击更明显，因为这些单个小医院缺乏规模来压低运营成本，并且也缺乏能力去扩展新的收入。一旦收入减少，整体受到的压力会很大。</p><p>第四，由于标的相对分散，要相互协同并不容易。比如在在被收购之后，一些标的还需要投资方进行财务投入来升级硬件设施、提升服务能力，这将是一大笔投入。由于这些标的所在的城市相隔很远，位于不同省份，当地政策和医疗基础都不相同，因此相互之间无法协同。从国外和中国医院布局的经验来看，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本地有整合更有成功的希望，而不是选择散点式布局。</p><p>总之，先求质再求量，先求本地化的整合再求跨区域的扩张，是较为有效的医院规模扩张模式。如果急于求成，虽然在短期内的业绩会比较好看，但可持续性存疑，很难在未来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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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6 Oct 2023 00:45:1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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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村夫日记]]></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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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放弃巨额年薪回国想让穷人看得起病，他最终却用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心脏]]></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d89258601ccdf3f1ec56579d7fbcd85261f1fde41dcbe5522f1c892c213e7bd.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图源：pixabay</span></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strong>撰文 | 李清晨</strong></span></p><p><span>2023年，是心脏外科先驱驱勒内·赫罗尼莫·法瓦洛罗(René Gerónimo Favaloro，1923—2000)诞辰100周年。</span></p><p><span>38岁那年，法瓦洛罗从阿根廷赴美，成为一名大龄实习医生，5年后，他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利用大隐静脉的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彻底更新了人们对冠心病的认识，开辟了冠状动脉外科时代的新纪元。</span></p><p><span>然而，功成名就后，47岁那年，法瓦洛罗决定放弃美国医院开出的200万美元的年薪——考虑到70年代至2020年，美元通胀超4倍，这是个超过今天800万年薪的薪酬——回到了他的祖国阿根廷，那个正逢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国家。</span></p><p><span>辞职信中，法瓦洛罗写道：“如您所知，阿根廷没有真正的心血管外科医生。命运再次让我担负起艰巨的任务，我将献出我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 在我们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一个胸心血管中心。”</span></p><p><span>他说：“您知道的唐·吉诃德那个西班牙人吗？如果我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而选择了一条相对容易的路， 我的余生都会活在灵魂拷问里……”</span></p><p><span>然而，回到了阿根廷的法瓦洛罗却几乎成了另一个堂吉柯德。在他所深爱的，那个经济环境风雨飘摇的祖国，这位燃烧着理想主义热血的外科医生需要面对的是比风车更变幻莫测的经济规律和深不见底的幽暗人性——经常，当他以“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付不起钱而无法看病”为目标，建立基金，拼命筹钱希望救助更多国民时，他的同行、同胞们却仍在抓住一切机会在病人身上谋利……</span></p><p><span>77岁，回国第30年，法瓦洛罗选择了放弃，他用一把左轮手枪击穿了自己的心脏。遗书中，他写道:“我经历了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做一个乞讨者，我够了。”此时，他的基金已经负债7500万美元，医疗机构不能正常运转，甚至也没有经费参加学术活动，他几次求助于政府均未获回应。</span></p><p><span>法瓦洛罗死后，阿根廷为他降了半旗，总统特意发文表示“他的去世是阿根廷的一大损失”。美国著名的心脏外科前辈丹顿·阿 瑟·库利深情地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医生，尽管他自己拒绝‘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阿根廷人民失去了一位爱国的赤子，一位天才的外科医生，一位悲悯的英雄。”</span></p><p><span>笔者曾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心脏外科历史方面的文献，在这个现代外科领域里最后一个成熟的专业里，可谓名医辈出，然而，即便如此，在我看来，法瓦洛罗的传奇故事，也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页，这一页，即使列于早期群星闪耀的心脏外科大师的传奇之中， 也毫无愧色。</span></p><p><span>下文即为纪念这位传奇般的天才医生、爱国者、悲剧英雄。</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命运使我成了一名乡村医生</strong></span></p><p><span>1923年7月14日，法瓦洛罗出生在阿根廷拉普拉塔的一个普通家庭，那一年医学界刚刚尝试二尖瓣切开的手术，心脏外科正处在茫然的探索之中，我们不难想象，在跳动的心脏上开刀风险该有多大。</span></p><p><span>1949 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克拉伦斯·克拉佛德(Clarence Crafoord，1899—1984)教授应首席教授何塞·玛丽亚·梅内蒂(Jose’ María Mainetti)的邀请，来法瓦洛罗所在的医院进行肺切除和主动脉缩窄修复的手术，法瓦洛罗很幸运地作为助手参加了那些手术。</span></p><p><span>当时，人类已经建立了第一批血库，心脏造影术已经被发明，蓝婴手术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心脏外科的曙光，心脏外科专业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法瓦洛罗也在参与了辅助克拉佛德的手术之后，对心脏外科产生了兴趣。</span></p><p><span>克拉佛德早在1944年就因世界首例成功地修复主动脉缩窄而在业内成名，在胸心外科领域颇多建树，直到多年以后已经在心外科领域声名鹊起的法瓦洛罗还记得克拉佛德的风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法瓦洛罗还当面向克拉佛德提起这件往事，只是当时的克拉佛德不大可能对一位还不起眼的异国小同行有太深刻的印象。</span></p><p><span>成绩优异的法瓦洛罗原打算留在大学医院里从事胸外科的工作，但当时阿根廷的执政者是庇隆，他在1946年后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集权措施，包括掌握部分医生的前途命运以压制反对者。如果法瓦洛罗想要在大医院进行胸外科的学习，就必须签字效忠庇隆正义党。</span></p><p><span>法瓦洛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边的不认可庇隆行径的同行被迫离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不签字。后来提及此事时，他说:“命运使我在1950年5月潘帕斯草原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成了一名乡村医生。”</span></p><p><span>他在潘帕斯建立了一个诊所，两年后，他的兄弟胡安·何塞(Juan José)从医学院毕业，成了他的重要帮手。他们兄弟二人一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从无到有地建立了手术室、化验室，并购置了当时最好的X光设备......实在无法想象这两兄弟是如何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度过繁忙的12年的。诊疗活动之余，法瓦洛罗还大力对当地民众进行健康教育，普及产前检查，培训接生婆， 普及基本卫生保健常识。当时的拉丁美洲医疗条件比较落后，仅小儿腹泻的死亡率就高达20%左右。通过他们两兄弟的努力，极大地改善了当地 的民众的健康水平。</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38岁，他重新做回了实习医生</strong></span></p></section><p><span>当然，即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医生，法瓦洛罗也一直与医学界保持着联系，定期去外地游学，阅读最重要的医学期刊，因此对医学领域的进步情况了如指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心血管外科早期风起云涌的进步令他激动不已，心肺机的发明已经可以让外科医生在心脏停跳的时候进行精细的操作，到了1960年，尽管诊所的工作在逐渐步入正轨，但他还是决定远赴美国进行胸心血管外科的学习和训练。</span></p><p><span>1962年，他将诊所交由兄弟打理，经由梅内蒂教授的介绍和引荐， 法瓦洛罗携妻子玛利亚·安东尼娅·德尔加多(María Antonia Delgado) 一起前往美国克利夫兰。</span></p><p><span>当时克利夫兰医院的唐纳德·埃弗勒(Donald Effler，1915—2004)已经开始应用将乳内动脉移植入心肌隧道以改善心肌血运的手术（可视为心脏搭桥手术的雏形），并用冠状动脉造影术（由克利夫兰医院的弗兰克·梅森·曾根所发明）对病人进行术后评价，报道了良好的效果。</span></p><p><span>法瓦洛罗见到埃弗勒以后，用蹩脚的英语勉强说明了来意，埃弗勒表示，没有取得在美国的行医资格——主要是通过考试拿到外国医学教育委员会的证书(certificate of the Educational Council of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ECFMG)，他就只能参观学习，没有收入。</span></p><p><span>但仅仅两周过后，法瓦洛罗就获得了参与手术的机会，他的技术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认可，毕竟他在来美国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上万次手术的经验——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到他去美国之前，他的诊所就已经保存了11000多份手术记录。</span></p><p><span>为了表达自己学习的诚意，38岁“高龄”的法瓦洛罗放下老医生的身价，像一个实习学生一样承担了手术室里的全部杂活，插尿管、推病人、清洗心肺机等医疗器械。在当时，他们的手术室里一天最多只能安排一次心脏手术，因为仅仅清洗心肺机等准备工作，就得消耗 2个多小时。晚上他还要积极学习语言，同时准备 ECFMG 的考试。</span></p><p><span>仅仅半年以后，法瓦洛罗就拿到了在美国的行医资格。为了方便学习，法瓦洛罗在医院附近租住了公寓，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到造影室跟梅森学习造影和读片，他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诊断技术。</span></p><p><span>梅森办公室的门大部分时间都是敞开的，他总是愿意与他的同事和来自世 界各地的年轻学习者交流观点。很快，法瓦洛罗就在日见精进的工作中与埃弗勒和梅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span></p><p><span>1963年，法瓦洛罗成为初级专科医生；1964年，成为高年资住院医师；1966年，他已经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胸心血管外科的正式工作人员。那些年，正是心脏外科学科初创的激情岁月，少壮派外科医生是这个领域里的急先锋，大家都像电力充足的铁人一样玩命工作，法瓦洛罗去手术室时，内心总是同时怀着恐惧和挑战的复杂情绪。</span></p><p><span><strong>心脏搭桥手术台上，高光时刻开始了</strong></span></p><p><span>心肌血运重建技术正是在这些年逐渐由间接途径进步到直接途径，1967年5月法瓦洛罗成功地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利用大隐静脉的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并确立了正中开胸、血管端侧吻合等技术细节。</span></p><p><span>8天后梅森对病人进行了造影复查，结果右冠状动脉已完全重建，看到这样的结果， 他们高兴极了。</span></p><p><span>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他们只有3间供心外科使用的手术间，很多病人需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接受手术，有些病重的就干脆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里。有一回法瓦洛罗在早上7点刚刚到医院，就有住院医生说，那家酒店里有一个病人可能要不行了。法瓦洛罗迅速赶了过去，破天荒地带领 团队对这位病人执行了急诊的造影检查，确认了是急性心肌梗死后，果断急诊开胸做了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手术，结果病人因此获救，心肌大部分得到了保留，类似的病人在此前根本不可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抢救。</span></p><p><span>1970年，第6届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法瓦洛罗应邀参加一个关于冠状动脉手术专门讨论，由于会场太小，而想听会的人太多， 有些医生甚至就直接坐在了会场中间的通道上，还有没地方可坐的就站在会场两边，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侧门居然被外面的医生给挤塌了。</span></p><p><span>法瓦洛罗的学术报告征服了在场的多数学者和医生，他们开始相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可以预防冠心病病人的心源性猝死并延长其寿命。</span></p><p><span>当法瓦洛罗在演讲中提到，“到1970年6月，我们已经进行了1086次心脏搭桥手术，总死亡率4.2%。”有一位叫查理·弗里德伯格(Charlie Friedberg)的医生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此低的死亡率”是难以置信的。</span></p><p><span>法瓦洛罗大笑三声后说道:“我欢迎你们任何想要去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人检查我们的病案和原始数据。”后来，一些医生确实在返回祖国的途中拜访了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在实地考察学习之后，他们彻底服了。</span></p><p><span>那次世界心脏病学大会的主场会议结束之后，英国外科医生唐纳德·罗斯(Donald Ross)邀请法瓦洛罗在伦敦国家心脏医院进行一些示教手术。法瓦洛罗欣然前往，手术创新之外，法瓦洛罗也不吝向其他同行传道授业。这英国第一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就是在唐纳德·罗斯的帮助下完成的，欧洲多位杰出的心血管外科专家都观摩了这次手术。这次会议让法瓦洛罗一战成名，也为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打开了大门，冠状动脉外科时代的新纪元正式开启了。</span></p><p><span>法瓦洛罗和梅森等人在这一时期的贡献，彻底更新了人们对冠心病的认识，10多年以后介入心脏病学的出现，其实正是由梅森发明的冠状动脉造影技术上的延续，从此之后，拉开了心脏外科与心脏内科之间在心脏血运重建领域里长达30多年的激烈竞争，这恐怕是当年这对好朋友所始料未及的事。</span></p><p><span><strong>“他对祖国的热爱，使我们美国损失了一位最好的外科医生”</strong></span></p><p><span>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法瓦洛罗将在美国继续开展相关研究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做出了返回祖国的决定，他认为回拉丁美洲乃自己的职责所在。</span></p><p><span>1970年10月的一天下午，法瓦洛罗给埃弗勒写了辞职信，含泪封缄了信封，然后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信中写道:</span></p><blockquote class="js_blockquote_wrap" data-source-title="" data-content-utf8-length="296" data-author-name="" data-url="" data-type="2"><section class="js_blockquote_digest"><section><section><p><span>如您所知，阿根廷没有真正的心血管外科医生。命运再次让我担负起艰巨的任务，我将献出我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 在我们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一个胸心血管中心。</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相信我，如果我能在未来几年看到新一代的阿根廷医生在全国各地的不同中心工作，能够以高质量医学知识和技能解决人民的疾苦，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伙。 </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我当然知道这一选择将要面对的所有困难，因为我之前已经在阿根廷工作过了。47岁的年纪，合乎逻辑和现实的选择是未来留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很清楚我走的将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您知道的唐·吉诃德那个西班牙人吗？如果我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而选择了一条相对容易的路， 我的余生都会活在灵魂拷问里......</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blockquote><p><span>法瓦洛罗是一个内心强大杀伐决断的外科医生，但在灵魂深处，他是一个极为敏感多情的男人，临别前的最后几个月，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试图说服他留下，尤其是梅森，一直苦苦挽留，他认为法瓦洛罗的离开就是对共同事业和兄弟情谊的破坏，只有疯子才会做这样的决定。法瓦洛罗不忍伤了梅森的心，最后对他说:“如果你实在舍不得我，那你跟我一道回阿根廷。”据说，梅森还真的认真地考虑过去阿根廷。</span></p><p><span>为了避免离别时说再见的难过，法瓦洛罗在1971年的春天就放出风去，说自己将在7月回国，但6月中旬他就借着去波士顿讲座的一次机会与妻子玛利亚一道回国了。</span></p><p><span>美国著名心外科先驱德怀特·埃默里·哈肯(Dwight Emary Harken，1910—1993)医生在得知法瓦洛罗已离开美国时曾不无惋惜地说:“他对祖国的热爱，使美国损失了一位最好的外科医生——他是整个世界上最 优秀的外科医生之一。”</span></p><p><span>多情的法瓦洛罗也始终觉得自己永远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一员，在他正式回国执业以后，也还多次返回造访，尤其是在1985年梅森因肺癌而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法瓦洛罗还赶回去与这位一生的挚友见了最后一面。</span></p><p><span>1971年他回到阿根廷进入一家私立医院，最终将其建设成为南美的医疗重镇和教学、研究中心，他投入全部积蓄成立了法瓦洛罗基金，以救助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span></p><p><span>他的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付不起钱而无法看病。他之所以会如此关注穷人的医疗问题，可能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span></p><p><span>他的叔叔是一位家庭医生，法瓦洛罗中学时期在放暑假时会同这位长辈待上几个星期，当时有很多病人都是穷苦人，叔叔不辞劳苦地为这些病人服务，这样的职业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pan></p><p><span>除了做手术治病救人和进行医学研究之外，法瓦洛罗更是热衷于教学， 他希望自己作为一名教师而不是外科医生被后人记住，他认为自己一生的 主要贡献都在教学领域，年轻人的进步成长就是对他最大的褒扬和慰藉。 在法瓦洛罗给埃弗勒留下那封辞职信27年之后，他在一篇回顾本专业重 大进展的文章中写道:“我认为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今我们的医疗中心已培养了350多名研究生，他们已遍布拉丁美洲，成为当地的医疗骨干。”</span></p><p><span>1997 年他在一篇自述中提到:</span></p><section><p><span>我们的社会变成向钱看了，权力金钱和享乐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医 学界也跟着受了影响，大部分医生的工作非常出色，但很多人为物欲所累。 有时候当我参加学术争论时，我搞不清楚有些人是在为医学上的真理而争论，还是在捍卫自己的钱包或者维护自己所在的公司，说这些话我很难过， 但这是真的。......有些事比钱更重要，我为许多付不起钱的人做过手术， 我不过是在手术室里浪费了一点时间，并没有直接从钱包里掏出一分钱， 这种事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在医学界我们应该竞争的是如何去帮助别人， 而不是看谁赚的钱多......他曾发明过一种方便暴露和解剖乳内动脉的开胸拉钩，但他并未申请专利以谋利，有家医疗器械公司将这一拉钩以2000美元一个的价格销售了50万套。</span></p></section><p><span>看到这里，大家似乎就能理解法瓦洛罗为什么会在那封辞职信里自比唐·吉诃德，他要对抗的世界，是远比唐·吉诃德要面对的风车更变幻莫测的经济规律和深不见底的幽暗人性，法瓦洛罗拼了命似的每天上台做手术，到处化缘筹措基金，可本国的病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慕名而来的病人如潮水般涌来，很多人根本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更有许多同行趁机在病人身上谋利，这样的内外交困，很快让法瓦洛罗基金负债累累。</span></p><p><span>2000年7月29日，77岁的法瓦洛罗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的突然离世， 震惊了世界。当天，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在一项总统文告中说:“法瓦洛罗热爱祖国，放弃了在美国专业发展的机会和财产回到祖国，用他卓越的专业技术和才智为自己的人民服务，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科学研究和心脏病病人。他的去世是阿根廷的一大损失。”美国著名的心脏外科前辈丹顿·阿 瑟·库利深情地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医生，尽管 他自己拒绝‘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阿根廷人民失去了一位爱国的赤子，一位天才的外科医生，一位悲悯的英雄。”</span></p><p><span><strong>最传奇的进修医生与他风雨飘摇的祖国</strong></span></p><p><span>阿根廷，这个法瓦洛罗深爱着的祖国，甚至用全国降半旗的高规格来哀悼这位杰出的心脏病专家的去世。</span></p><p><span>警方在他自杀的洗澡间找到了一把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法瓦洛罗，这位通过心脏手术救人无数的外科医生，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居然是用 手枪击穿了自己的心脏。</span></p><p><span>他在留给侄子的遗书中写道:“我经历了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做一个乞讨者，我够了。”此时他的基金已经负债7500万美元，医疗机构不能正常运转，甚至也没有经费参加学术活动，他几次求助政府均未获回应。</span></p><p><span>雪上加霜的是，亲如手足多年合作的弟弟胡安·何塞也恰在此时因车祸而受了重伤，相爱多年的结发妻子 玛利亚也因病去世……在扣动扳机之前的那一瞬间，他想必已经彻底心碎了。</span></p><p><span>哀莫大于心死，拜庇隆正义党所赐，此时的阿根廷经济已经从一个富得流油的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世界近代史上唯一一个由发达国家跌回发展中国家的例子。</span></p><p><span>一个燃烧着理想主义热血的外科医生，偏偏活在一个处处与理想主义相悖的国家和时代， 也许他是故意以这种激烈的死亡方式唤醒祖国对这项事业的正视，然而，螳臂当车的勇气，挽救不了这个国家的颓势。</span></p><p><span>毕竟，一项医疗技术的发展深受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制约。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是一项复杂昂贵的医疗技术，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人力、物力的投入，既然整个手术系统的诞生和发展，都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经 济水平为背景，那么这个手术系统的成本，从宏观上说，就是欧美发达国家中普通个体生命的价格。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命无价，可以是哲学的思考， 可以是伦理的考量，也可以是诗意的咏叹，但独独不能是现实世界里拯救 一个生命的成本，因为这个成本，从来都是有价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承担得起。</span></p><p><span>法瓦洛罗希望将这个生长于欧美的医疗程序引入他那个经济环境风雨飘摇的祖国，可是当他希望专门将这个技术服务于穷苦的病人，并且由政府支付医疗费用，这是超现实主义的做法。由此而产生的困境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单靠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愿望并不能克服。对阿根廷政府来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span></p><p><span>法瓦洛罗悲剧式的陨落与阿根廷的戏剧化的国运，都应成为中国人思考医疗问题的借鉴。医疗问题从来都不纯粹 是一个科学问题，如宗教、历史、习俗，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非科学 因素，还将继续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医疗体系的发展。</span></p><p><span>据统计，法瓦洛罗在69岁前，共做了13900次“搭桥”手术，所以，如果他拒绝“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的话，其他同行也确实无法僭越这一殊荣了。2010年也即法瓦洛罗去世后的第十年，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例心脏外科手术，其中70%以上是冠心病的外科治疗，受益于冠状动脉外科手术的人，当以千万计，仅以中国为例，年搭桥手术量超过1000例的医疗中心就已达到7家......</span></p><p><span>饶是如此，法瓦洛罗似乎仍难以含笑九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仍有许 许多多的人会因为贫穷而失去手术治疗机会。</span></p><p><span>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了他做过12年乡村医生的地方，这 个一生思虑周全的人，连自己的墓志铭都已提前在遗嘱中写好:</span></p><p><span><strong>不必谈论我的软弱或勇气，外科医生向死而生，死神之于外科本就如影相伴，而今我与他携手同行。</strong></span></p><p><span>为了永远地纪念这位伟大的医生，如今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王牌学科胸心血管外科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以法瓦洛罗之名命名的国际进修医师奖 (René G. Favaloro, MD. Intenational Fellow Award)，用以表彰和鼓励表现优异的外国进修医生。他的人道精神和传奇事迹必将被很多人传颂。</span></p></section><p><span>（本文部分内容源于《心外传奇》（典藏版）第8章，2022年出版，有增删。）</span></p><section><p><a class="weapp_image_link js_weapp_entry" data-miniprogram-servicetype="" data-miniprogram-imageurl="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LHibUTtMHPRNhsjfFsbPibyM1MwTxYyW7mbDN3MAcicwOnn4PnIHhfnBrMqYxnCdIWVjbVEacxlVd6WsHHvPpMf3g/0?wx_fmt=jpeg" data-miniprogram-type="image" href="" data-miniprogram-nickname="赛先生小店" data-miniprogram-path="pages/goods/detail/index?bizEnv=wsc&mpVersion=2.150.3&alias=2op2wt7sj67ck61&slg=consumer-search%2CstandardModify%2CrMV2Yz1dSbHoK1L1697267983684%2C726_5ddee9fed8b6475692c53fb91065237b&components_style_layout=&banner_id=search.1729033904~search~1~BzaczGnr" data-miniprogram-appid="wxd4847b866cf2a77e"><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d3055d759fe2e426ebd6977254db36d06d3a6986680024887bb4e877b49a09b.jpg" data-w="843" data-s="300,640" data-ratio="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a></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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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6 Oct 2023 00:01:4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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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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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A股从来不缺投机的手、勇敢的心]]></title>
<description><![CDATA[<p>最近华为概念股涨幅逆天。</p><p>比如说，从9月12日，新能源车华为问界新M7上市以来，【赛力斯】已经第三次进入我们财富周报“<strong>500亿流通市值以上涨幅榜TOP榜单</strong>”了。</p><p>赛力斯是一家主营业务是发动机和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的企业，华为深度合作的汽车厂商。</p><p>3年前，赛力斯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整车制造商，市值100亿出头。从2020年6月赛力斯SF5上市开始，赛力斯（原名“小康股份”）的股票开始持续波动上涨，最高时在2022年6月，接近1400亿元，但是随后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下跌让赛力斯在一整年的时间里，到2023年6月市值跌至373亿元。</p><p>到2023年9月，赛力斯市值也只不过600亿人民币。直到国庆期间，随着问界新M7的销量暴涨（e.g.新增预定2万辆，预定订单累计6万辆），包括赛力斯在内的华为概念股都开始了疯狂上涨，短短1个月，塞力斯的市值直接从600亿干到了1100亿。</p><p><strong>是泡沫吗？这是个问题。</strong></p><p>在一个投资群里面，我目睹了一场“新钱”和“旧钱”的理念分歧。</p><p>一位之前被乐视的井绳“咬”过的基金经理踟蹰，<strong>“怎么确定这不是下一个乐视呢？</strong>”</p><p>另一位年轻的投资经理一脸鄙夷，马上回怼，“拜托，<strong>你用new money（新钱）的思维</strong>，好不好？”，接着又实诚地补充，<strong>“先梭再说，（等）算明白差不多就该跑了”</strong>。</p><p>没有人说得清楚赛力斯的股价应该是多少。</p><p>如果按照<strong>“old money（老钱）”</strong>的方法论讲<strong>“目标价”</strong>——现在没有一个券商和市场投资机构，能算出塞力斯的股价该在70块以上。直到9月下旬，按照之前的产能和可能的扩产计划计算的塞力斯股价，目标价有给45块的，有给53块目标价的。只有贴吧的老哥们艺高人大胆，以梦为马，直接估到200块。</p><p>一周之后，及时梭哈的年轻人拿到接近20%的涨幅。动辄就是现在短视频博主念念有词的“大结果”，<strong>难怪A股市场从来不缺【勇敢的心】和【投机的手】</strong>。</p><p>不止赛力斯的股价遥遥领先，近期华为概念股赛道都极度拥挤，经常出现下面这种情形——</p><p><strong>公司：“不，我造不出来，我不是华为概念股”。</strong></p><p><strong>投资者：“可以的，我相信你，你能行”。</strong></p><p>比如<strong>【精伦电子】</strong>，公司一路澄清，股价却一路涨停。21日晚间，精伦电子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中澄清，近期，关注到有媒体将公司列为华为概念股，经公司自查，公司和华为没有业务往来。22日，精伦电子股价无视澄清再度涨停，此时被市场解读为新型工业化概念。上市公司还多次发布股票交易风险提示，称公司股价波动较大，业绩持续亏损，主营业务无重大变化，并澄清热点概念，但投资者就是“你可以的！”</p><p>上周的“大结果”则是<strong>【永贵电器</strong>】，华为供应商，做各类电连接器的公司。公司在投资者互动平台表示，公司掌握大功率液冷充电枪的核心技术，能实现最大电流600A、额定电压1000V的充电场景，率先在国内市场推广应用。但是在更高功率技术的研制方面，<strong>虽然有所动作，但尚未量产。</strong></p><p>然而，没人在意<strong>，</strong>投资者一看华为数字能源打造的全液冷超充站可实现“一秒一公里，一次充电成功率高达99%”的消息，立马上头。管你量没量产，先涨了再慢慢算。</p><p>至于“内在价值”？大概就像那位new money基金经理说的，<strong>“（等）算明白差不多就该跑了”</strong>。</p><p>那种“自下而上”的价值投资风格被过去几年过大的外部环境波动蹂躏得七七八八，短期博弈成了矮子里面挑长子的优势策略。要是上车晚了或者跑路速度慢了，就只能慢慢熬着。</p><p>有次线下课，跟同学开玩笑说，<strong>现在即使做价值投资者，也只能做“波段式的价值投资者”</strong>。因为波段太大，容易将累积的价值消耗殆尽。</p><p>所以，没有对错，只有约束条件的选择。</p><p>约束条件是什么呢？</p><p>上周9月宏观数据出炉——</p><p><strong>CPI不及预期，低于前值</strong>：CPI同比0%（前值0.1%，预期0.2%），环比0.2%；</p><p><strong>PPI降幅收窄</strong>：同比-2.5%（前值-3%，预期-2.4%），环比0.4%（前值0.2%）；</p><p><strong>社融超预期修复</strong>：9月份社会融资规模新增4.12万亿元，超预期值3.7万亿元；</p><p><strong>外贸剧烈下行的趋势略改善</strong>：今年9月份，我国进出口3.74万亿元，同比下降0.7%，环比增长4.3%。按美元计价，今年9月份我国进出口5205.5亿美元，同比下降6.2%，环比增长3.8%。</p><p>外贸数据稳定，降幅略有收窄，结构和总量都有改进。电动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强劲。这个数和美国经济数据放一起，就有点感慨，这美帝经济确实强劲——<strong>人家现在面临的“痛苦”不是啥“软着陆”问题，而是通胀又起，要面临“二次起飞”的问题</strong>。PPI企稳也和外需改善相关。</p><p>从各项读数来看，<strong>内需还是最大的不确定项。</strong></p><p>社融数据是大幅超出市场预期，从分项上，政府部门融资、居民中长期贷款成为亮点。9月存量房贷利率和购房限制政策调整后，居民部门贷款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strong>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2014亿元，创下3月以来的新高。</strong></p><p>可持续吗？很悬。</p><p>两个原因：</p><p>1. 目前真正改善房地产数据的是<strong>“保交房”而不是“新开工”</strong>。目前保交房已经完成50%以上，一方面，剩下来的50%是硬骨头没有那么好“保”，另一方面，保交房一旦完成，数据再次“断崖式下降”的风险存在。</p><p>2. 政府债券新增9949亿元，占社融增量的24%。可以说，政府部门发债，发行提速支撑起社融增速的半壁江山。而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约940亿，增速还在持续下行。换句话说，接下来，<strong>政府举债的力度必须更大，更久</strong>。然而最近看了篇高层智囊雄文，名字叫<strong>《挤牙膏式的调控》</strong>。顾名思义，也就不多解释了。如果这个代表着财政政策的力度方向，那对未来的社融增速可不是什么好消息。</p><p>这大概也是为啥市场对【平准基金】入市反应平平的原因。毕竟，<strong>资本市场相信的是增长和利润，而不是“救风尘”。</strong></p><p>双节过后，我们上周一的盘前稿里，问了大家两个关于出行消费的问题，近6200位用户参与了投票。根据我们香帅工作室的数据，国庆期间：</p><p>出行方面，<strong>只有39.2%的用户有出游</strong>，其中2.6%的用户出境游，12.6%境内远途游，23.9%周边游；</p><p>另外51.6%的用户各种原因没有出游，9.2%的用户节日期间卷工作。</p><p><strong>消费方面更不乐观。</strong>根据香帅工作室数据：</p><p>52.6%的用户消费支出下降，其中接近六成的原因，是因为收入下降了；</p><p>15.5%的用户消费支出有增加，其中58%的用户，是因为家庭刚需等原因；</p><p>从整体样本来看，仅仅只有3.7%的用户<strong>收入增加、实际消费支出增加。</strong></p><p>不知道大家现在心态，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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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Oct 2023 23:56:1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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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唐涯]]></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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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数学与物理：黑洞的双重生命]]></title>
<description><![CDATA[<p>完美的黑洞是万能的数学工具，但也不要误认为它们是真实存在的。</p><p><strong>撰文 | 萨宾·霍森菲尔德（Sabine Hossenfelder）</strong></p><p><strong>翻译 | 彭国力</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66c352f8b18c140c874f6a8de2c2fd052632ce4463f3ba7e4442a4ec509968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片来源：Quanta Magazine, James O’Brien</p><p>自然界中存在天体物理黑洞，还存在着数学黑洞。天体物理黑洞位于我们银河系中心，它们喷射出炽热的等离子体，有时它们还会吞噬恒星，你一定听说过它们。另一方面，数学黑洞是物理学家们理想实验所聚焦的对象。它们不是因为恒星的引力坍缩形成的，它们是永恒的，并且它们存在于空无一物的宇宙中。它们可以有无限的大小，或者周围有完美的镜子。你可能也听说过它们，但或许没有注意到。</p><p>关于黑洞的故事开始于1916年，当时卡尔·史瓦西(Karl Schwarzschild)发现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一个解，这个解可以俘获光。史瓦西黑洞——以及后来发现的所有黑洞——共同特征是存在“事件视界”，即任何物体都无法逃离的表面区域。一旦你越过事件视界，你将被黑洞永远俘获。</p><p>一开始，物理学家们只是把史瓦西的发现视作一种理论上的好奇，一种在现实世界中不会出现的纯粹数学上的可能性。但是在1935年，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证明，当一颗巨大的恒星核燃料耗尽时，恒星的压力不足以抵消引力的吸引作用。在这一情况下，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恒星坍缩成一颗黑洞。由于钱德拉塞卡，黑洞成为了一种科学上的可能性。</p><p>尽管这样，物理学家们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黑洞，认为制造一个黑洞需要仔细调节其初始条件，而且在现实状况下不会发生不可阻挡的引力坍缩。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在1960年代，霍金(Stephen Hawking)和彭罗斯(Roger Penrose)证明了，在普遍的情况下，恒星坍缩可以产生黑洞。他们的计算表明，一个巨大的且燃烧殆尽的恒星会形成黑洞，这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p><p>实际上，在1990年代中期，对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观测揭示了一个天体（人马座 A*），除了黑洞的解释之外没有别的合理解释。在过去的20年里，关于黑洞存在的证据变得难以反驳。天文学家们发现，不仅仅是我们的银河系，绝大多数星系都居住着黑洞。人们观察到这些黑洞吞噬着宇宙中的气体和恒星，并且它们还充当着宇宙中的引力透镜。它们的存在不再引发争议。</p><p>与此同时，黑洞理论也迎来了第二次生命。1972年，雅各布·贝肯斯坦(Jakob Bekenstein)发现黑洞表面积与黑洞熵的关系，熵通常与气体有关。1974年，霍金推导出黑洞具有温度并且会蒸发，这让热力学与引力物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p><p>霍金关于黑洞会蒸发的发现让理论物理学家们非常头疼，这是因为黑洞的霍金辐射中不包含任何量子信息。因此，黑洞从引力坍缩结束后到蒸发殆尽，它所包含的量子信息看起来就被摧毁了。然而这与量子力学中的信息守恒相冲突。</p><p>这个“黑洞信息悖论”目前是一个纯粹的数学上的谜题，因为天体物理黑洞的霍金辐射温度过小以至于无法观测。现实中的黑洞要到未来数千亿年之后才会蒸发殆尽。但理论物理学家们认为黑洞信息悖论的解决将加深对时空量子性质的理解，从而有助于他们寻找到“量子引力”理论。解决黑洞信息悖论是一个量子引力理论必须达到的标准。</p><p>由于我们无法在实验室中研究黑洞，理论物理学家们通过理想实验来理解穿过黑洞事件视界的粒子的命运。这些理想实验是高度抽象的。观者没有质量，探测仪器不需要校准，黑洞的周围没有旋转的气体。在这种理想化的条件下，理论物理学家试图计算落入黑洞的单个量子比特会发生什么。从这些计算中他们认识到黑洞是个熟练的量子信息杂耍者，能够比其他任何已知系统更能分散和扰乱量子比特。</p><p>丰富的数学带来了更多令人惊奇的见解，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适用于任意数量的时空维度。并且理论物理学家发现，维度越高，黑洞的种类就越多。在三维空间中，我们只有球形黑洞。然而在四维乃至更多维空间中，我们可以有环状黑洞，也可以有棒状黑洞，黑洞也可以拥有多个不相连的事件视界，例如几个环，或球体周围的环——“黑色土星”。</p><p>弦论家们更加喜欢研究宇宙常数为负的宇宙中的黑洞（也就是所谓的反德西特时空）。我们实际生活的宇宙有一个正的宇宙常数，但是如果宇宙常数为负，黑洞的事件视界可以是无限延伸的平面。除了更高的维度和负宇宙常数，理论物理学家还喜欢永恒黑洞，他们通过假设等量的物质来平衡黑洞霍金辐射造成的质量损失。</p><p>我们永远不会在真实的宇宙中观察到这些高度抽象的情况，但理论物理学家们认为，在宇宙常数为负的时空中的数学黑洞观察将对天文学以外的领域有帮助。作为胡安·马尔达西那(Juan Maldacena)1997年提出的猜想的结果，此类时空中黑洞的数学描述了相互作用强烈的粒子集合。</p><p>这就是你可能听说过的数学黑洞：它们是弦论家们对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或“奇异”金属（之所以称它们“奇异”，是因为它们很难用普通的数学方法解释）的行为建模的方法。在最新的进展中，数学黑洞已经用于研究某些量子系统中的混沌或复杂度。虽然这些计算结果是否有效还有待观察。但毫无疑问，它们为理论物理的数学工具箱中增加了新的工具，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找到用这种方法解决的问题。</p><p>数学黑洞让理论物理学家们找到了他们学科领域的联系（这些领域曾经被认为互不相关）：热力学、引力物理、量子信息和凝聚态物理学。这些领域的成果可能有助于发展量子引力理论，或产生预测某种特定流体行为的新方法。但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黑洞的天体物理学研究没有关系——关于黑洞的形成、分布、喷流以及它们相互合并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解释观测结果的问题。</p><p>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Naz摘星星”，返朴发表时略有改动，原文译自：The Double Life of Black Holes，https://www.quantamagazine.org/the-double-life-of-black-holes-2019012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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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Oct 2023 16:01:22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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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返朴]]></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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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丘成桐：怀念数学家卡拉比]]></title>
<description><![CDATA[<p>2023年9月25日，著名数学家尤金尼奥·卡拉比（Eugenio Calabi）教授逝世，享年100岁。特此转载丘成桐先生曾为卡拉比教授百岁生辰撰写的文章，以表怀念。</p><p><strong>撰文 | 丘成桐</strong>（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求真书院院长）</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2df9090fed3b7cb5251a4bda82530685a3d2a4ca2199fc8027d12e0ce21b19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卡拉比（Eugenio Calabi，1923年5月11日出生于意大利米兰) | 图源：Simons Center for Geometry and Physics</p><p>2023年5月11日是尤金尼奥·卡拉比（Eugenio Calabi）教授的百岁生辰。我的老朋友 Jean-Pierre Bourguignon 特意替他编了文集，里面有不少朋友和弟子的文章。可惜这半年来，我正忙于筹备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实在无法坐下来写东西。现在 Bourguignon 的文集已经完成，我稍稍有空，还是想写一些感想，表达我的心意。<br><br>我第一次见到卡拉比是在1970年的春天。当时劳森（Blaine Lawson）刚刚在斯坦福毕业，来到伯克利当讲师，我修读他的初等微分几何，并且和他合作，写了一篇论文。他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得到卡拉比的指点，获益良多。又说卡拉比是富有创意的几何学家，我必须抓紧机会，趁他访问伯克利时，去见见他。<br><br>我花了点工夫寻找卡拉比，终于在伯克利数学系 Campbell Hall 的一个小小的休息室找到他。当时他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的厚眼镜，正抽着烟斗，悠然自得地和年轻学生交流。他在一张纸巾上，密密麻麻地写下一堆公式，我跑过去细看，才知道这些都是描述极小子流形的公式。我和卡拉比接触更多后，才知道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往往能从复杂的几何现象中，找到解析的答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黎曼曲面的度量如何等距地嵌入复欧氏空间中的。<br><br>卡拉比教授的导师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克纳（Solomon Bochner）。博克纳教授在微分几何上的工作对我影响甚大。他退休后，搬到德州休斯顿的莱斯大学。1978年，博克纳很想聘请我，邀请我到休斯顿作了一系列的冠名讲座。先生和我很谈得来，他告诉我卡拉比是他的博士生，由于表现出色，当时同事 Don Spencer 企图游说卡拉比转为跟随他，他知道后，便让卡拉比赶快毕业。卡拉比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引入了很多重要概念。<br><br>1970年5月，我对广义相对论中的一个课题发生兴趣，那就是如何构造完备的带有曲率的真空空间。这课题不容易，在图书馆翻阅书本时，无意中看到一篇卡拉比1954 年的文章，我觉得美妙极了。他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中提出了一个猜想：在所有紧的凯勒空间（Kähler space）之中，这种空间的存在有个简单的充要条件，那就是它的第一陈类等于零。这个猜想可以归结为求解一条非线性偏微分方程。1973年夏天，我在斯坦福的微分几何大会再见到他，并告诉他我在考虑他的猜测。他告诉我，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韦伊（André Weil）看了他的猜想以后，认为以当时对非线性偏微分方程认知之肤浅，并不足以解这条偏微分方程。<br><br>其实，1970年春季，我修读了莫里（Charles Morrey）偏微分方程的课，他是这方面的大师。那时，美国支持越南侵入柬埔寨，伯克利很多师生都罢课抗议。最后班上只剩下我一个学生，但莫里教授还是继续上课，只不过转移到他的办公室而已。因此我学到了不少偏微分方程的知识。纵然如此，面对这方程，还是束手无策！<br><br>这是一条在复数上的蒙日—安培（Monge-Ampère）方程，有关文献基本空白。不过，实数上具有两个变量的蒙日—安培方程却有丰富多彩的历史。古典的闵可夫斯基（Minkowski）问题及外尔（Weyl）问题都由这类方程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在两个变量时，它和复分析有密切关系。在一般的情况下，则和仿射几何中的仿射球理论关系匪浅。<br><br>我从1970年开始就对卡拉比猜想怀着无比的热情，我认为它揭示了凯勒流形最深刻的地方，也是研究曲率的核心问题。长河大流，遇到崇山巨石阻挡，必须要移开阻碍，水流始能顺畅，才会浩荡。当时微分几何的发展，对于曲率的研究，主要局限在截面及比较定理，对最重要的里奇（Ricci）曲率茫然无所知。里奇曲率是微分几何和物理学的主要桥梁，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例子来观察。我认为微分几何必须和理论物理并流，没有好的例子成为两门伟大学科合流的主要障碍，必须要移除。当时陈先生要我攻克黎曼猜想，我反而提不起很大的兴趣，但是对这个几何猜想，却有如刘半农的歌曲，有「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感觉！<br><br>有了热情，却不知道如何入手。既然不知如何入手，就找快捷方式吧。附和着当时的看法，我着手找反例。当时大家认为这猜想过于完美，因此不可能成立。人们花了几十年的努力，这样的空间连一个也找不到，而这个猜想却闲闲地给出一大堆。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避重就轻，不敢正面面对方程估值遇到的困难。无论如何，我殚精竭虑地去找反例，也自以为成功了。1973年夏天在斯坦福开会，我告诉卡拉比找到了反例。他一面吸着烟斗，一面和其他学者仔细聆听我的叙述，他不断的点头，我十分高兴，以为行了。<br><br>可是几个月后，卡拉比写了一封信给我，对我的反例提出一些问题，我一看到信，就知道大事不妙，于是花了两个礼拜，出尽法宝，都补不了反例的漏洞，同时也找不到其他反例。苦思之余，觉今是而昨非，猜想应是对的！不过话说回来，这三年寻找反例的努力没有白费，用来找反例的思路其后导出代数几何学中重要的定理。这个猜想和代数几何的深入联系，亦由此而来。<br><br>求解偏微分方程的一个已知方法是所谓“先验估值”，从低阶到高阶，一步一步的往上提升。一般的微分方程学者不会在流形上做分析，而我在1970年春天就开始研究流形上的分析问题了，当时研究的对象是调和函数和调和映射。我第一个估值是调和函数的梯度估值，这个方法影响了我以后在几何分析的发展，但是表面上这和蒙日—安培方程关系不大。我需要学习蒙日—安培方程的理论。考虑到函数为凸时比较容易处理，战略是先了解实数上的蒙日—安培方程。又，面对的是一般维空间，复变函数的方法用不上。我当时在斯坦福，郑绍远在伯克利还没有毕业，常来找我。他正在修读陈先生仿射几何的课，课中精华是卡拉比的某些定理。郑绍远和我一起学习卡拉比在仿射几何的伟大工作。<br><br>仿射几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仿射球的分类。其中一类仿射球是抛物曲面的推广，一般的猜想是：improper affine sphere 就是抛物面。这个问题可以看作实蒙日—安培方程的核心问题。德国数学家 Konrad Jörgens 在 1950 年左右用复函数理论证明了二维的情形。1960年初，卡拉比证明了在维数不超过 5 时，猜想也是对的。郑绍远和我发现我的梯度估计可以用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解决了这个猜想。正当我们沉醉于攻克难题的快乐时，赫然发现苏联数学家波戈列洛夫（Aleksei Pogorelov）比我们早了一步解决了同一个猜想。他的论文用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方法，以后叫作波戈列洛夫估值。我和郑绍远的方法，用几何的语言叙述，不容易了解，但是方法其实更为一般，例如它可以用来解决卡拉比有关双曲仿射球的猜想，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可以看作是蒙日—安培方程的估值。不料以后有个中国学者在我们文章中找到一个小小的笔误，想将这工作据为己有。<br><br>我们随即发现卡拉比在一篇论文中，证明了维数小于 5 时，在闵可夫斯基空间中的最大类空超曲面只能是平面。我和郑绍远将他结果推广到任意维数。以后我的学生 Robert Bartnik 又将它推广到更一般的时空，在广义相对论有重要的贡献。五十年后，重新阅读这些文章，觉得它们还有历史上的价值，都是拜卡拉比教授工作之赐。<br><br>在1974年初，陈省身先生告诉我，尼伦伯格（Louis Nirenberg）要于夏天在温哥华召开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中宣布他和卡拉比关于蒙日—安培方程边值问题的结果，但他们发现了证明有错误，陈先生建议我们看一下。郑绍远和我以为我们的方法可以成功的解决问题，刚开始时，遇到和他们同样的困难，幸好修正后得到正确的答案，只不过对边界正则性的要求不够完美。因为和几何的关系不大，我也不大在乎，很少人知道我们这个工作。十年后，Luis Caffereli、尼伦伯格 和 Joel Spruck 将边界的正则性弄清楚。<br><br>除了偏微分方程的知识外，还需要对黎曼几何有足够的认识，和卡拉比猜想有关的主要是流形上里奇曲率的性质。一般来说，都是考虑里奇曲率有下界的情形。1974 年我利用几何分析的方法证明了：里奇曲率为正时，一个完备而又非紧流形的体积是无穷而且线性增长的。<br><br>投稿以后，才看到最新一期的美国数学学会出版的公布上，卡拉比发表有和我的文章类似的结果。在伯克利做报告的时候，格罗莫夫（M. Gromov）不相信我的分析证明，我花了一天工夫，用更几何的方式向他解释清楚。他弄明白后，过了几年和 Jeff Cheeger 合作，用我当天口述的方法写了一篇文章，推广了我和卡拉比的结果。<br><br>经过了这样的准备阶段，从1975年开始，我得到一连串的估值，已经可以证明负的凯勒—爱因斯坦度量的存在性。到了1976年9月，我以Sloan Fellowship 访问 UCLA 期间，完成了对卡拉比猜想的全部证明。<br><br>我用了好几个不同的写法来验证证明的正确性，并由此推导出重要的代数几何上的结果。但是我还是不放心，决定11月到费城和卡拉比讨论我的证明。讨论了几天，大家认为无误。我应辛格（I. M. Singer）教授邀请，在 MIT 待了一个月。那时辛格正在离婚，吃了一次晚饭，讨论他和阿蒂亚（M. Atiyah）及希钦（N. Hitchin）的文章后，就无暇再长谈了。不过，这次讨论对我以后和 Karen Uhlenbeck 在规范场的工作影响很大。<br><br>我住在 MIT 旁边的公寓，开始将猜想证明完整地写出来。有几天，窗外大雪纷飞，鸦雀无声，房内心驰神会，奋笔直书。空档时跑到哈佛找人聊天，我告诉 David Mumford 教授，用卡拉比猜想的结果，加上 Mostow 刚性定理，可以证明球的商空间是刚性的，他很欣赏这个结果。我在哈佛大学演讲，课堂挤满了听众，他们对我把非线性微分方程应用到代数几何上十分兴奋。<br><br>我独自在剑桥的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上散步，看着小桥流水，鸟儿飞翔，细雨绵绵，芳草芊芊，意境令人陶醉。以后媒体访问，问我证明卡拉比猜想时的心情，我就以两句宋词来回答：“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br><br>在回 UCLA 的路上，我决定到纽约去找尼伦伯格，他是非线性微分方程的权威。卡拉比也来，我们约好在纽约大学见面。那天是圣诞节，他们都是犹太人，不过圣诞的。<br><br>1975年，我在威廉斯敦（Williamstown）的多复变函数大会上演讲，指出可利用复流形的曲率来研究复流形的单值化，萧荫堂很感兴趣，提议合作，所以从波士顿南下，经过纽黑文（New Haven）时，和他一起工作了几天。我指出，我用卡拉比猜想证明了球的商空间的刚性，同一方法应该可以推广到一般负曲率的代数流形上，空间维数必须大于一。我建议用调和映射的方法来完成这猜测。在此之前，我已经和孙理察（Richard Schoen）用调和映射证明了不少几何定理。但是萧荫堂坚决反对这想法，认为这应该是凝聚层（coherent sheaf）对偶的结果。两年后，我说服斯坦福聘请萧荫堂，又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刚好 Eric Bedford 提供了一条线索，在强负曲率的代数流形和映射在适当的情况下，调和映射确实可以证明为全纯或是反全纯，解决了我的猜想的一部分。证明其实相当简单，可以说是微分方程惯用方法的推广。萧荫堂却没有征求我的同意下，决定自己发表这篇文章，并且洋洋洒洒的写了有关的文章，我当时正忙着卡拉比猜想的推论，直到八零年代才和 Jürgen Jost 继续。<br><br>圣诞节一早，我就到了尼伦伯格的办公室。我花了四个钟头向他和卡拉比详细解释猜想的证明，尼伦伯格终于同意证明无误，并表示赞赏。（以后他在世界数学家大会强烈推荐我得到菲尔兹奖。）<br><br>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发觉整座大楼空无一人，路上也是如此，餐馆也都关了门。结果决定步行到唐人街尼伦伯格常去的中国餐馆吃饭。<br><br>这次旅行收获良多，可是抛下新婚妻子，离家两月，归心似箭，是回家的时候了。<br><br>回到洛杉矶后，发现自己已经一举成名。但我处之泰然，仍然专注科研。没有想到的是，辛格开车子从伯克利到洛杉矶来看我，讨论学问。他是大教授，陈先生的好朋友，当时正在伯克利访问。他问我要不要考虑留在伯克利，这使我受宠若惊。<br><br>接着卡拉比也来了，他的到访使我十分高兴。我视陈省身、莫里、尼伦伯格、辛格和卡拉比为师，但思想上与卡拉比最为接近，交流最无拘束。所以每次见到他，都会上天下地，无所不谈。他喜欢在吃饭时，在纸巾上密密麻麻地写下有趣的公式，这些纸巾我都留了下来，放在抽屉里。直到十多年前，我在哈佛大学当系主任，办公室里书和文件堆积如山，秘书们大力抗议，认为我不必保留这些网上可以找到的事物。在我勉强同意下，一举清理干净。朋友看到清理过的办公室，都高高兴兴，大概他们认为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吧。但是我每次想起这些有意义的事物都不见了，始终心有戚戚然。<br><br>这次卡拉比到访，也带上他的兄弟，我两夫妻招待他们，十分愉快。由于卡拉比猜想的证明说明了存在大量的里奇曲率为零的凯勒流形，很多学者因此得到信心，试图将这些度量具体写出来。（其实用数值计算，我本来的证明已经足够，但是要克服高维空间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和 Gary Gibbons 通过相对论中的古典解，用所谓 wick rotation 的方法得到所谓引力瞬子（gravitational instanton）的解，而卡拉比则用纤维束的方法构造了不少这样的度量，不过这些具体的解都不是紧的空间。<br><br>我在写证明卡拉比猜想的论文时，已经考虑过凯勒—爱因斯坦度量的退化和带奇点的情形，因为讨论模空间的时候，必须容许这样的度量。事实上，文章的后半部就讨论并完成了带有奇异点的度量的存在定理。开始时，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不带奇异点的度量，但是这二十年来，研究带奇异点的度量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不过大家都忘记了我早期在这方面的工作了。1978年，我在赫尔辛基的世界数学家大会上的演讲也提到完备而非紧空间的构造，这些结果推广了上述卡拉比的构造方法。十年后，我让学生田刚把部分结果的细节写出来，成为我们合作的文章。<br><br>1977 年冬，美国数学学会在犹他州开了一个几何会议，我和卡拉比又见面了。我在会中讲述和孙理察的工作，如何利用调和影射来构造极小子流形。我指出，这个影射的能量可以视为 Teichmüller 空间上一个莫尔斯（Morse）函数，从而证明空间是可缩的。同样的思路也可以应用到高维空间的模以及其他几何结构上去。<br><br>那天雪下得大，很多人都滑雪去了。卡拉比和我们几个年轻搞几何的围着火炉聊天。我告诉他调和映射和 harmonic 1 form 很相似，因此消灭定理（vanishing theorem）很有用。我一直对松岛与三（Yozo Matsushima）在局部对称空间上的消灭定理很感兴趣，但是这理论只局限于对称空间。卡拉比很高兴地说出他的看法，用单纯的微分几何方法推导出 Matsushima 定理确是漂亮。十多年后，Jost 和我才知道如何将卡拉比的公式应用到调和映射上，并用来重新证明 Grigory Margulis 的超刚性定理。<br><br>这次交谈以后，再见已是 1979-1980 年在高等研究院的几何年，那是由我和 Armand Borel 教授主持的。当时几何分析正热得火红，大量文章涌现，很多重要的问题给破解了，牵动着整个数学界。高等研究院决定主办几何年，广发英雄帖，邀请天下豪杰，了解几何分析的前沿，并且探索发展的方向。大致上，所有几何分析的学者都被邀请，应邀而来的住在研究院的宿舍，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砥砺攻错，盛况空前。<br><br>现在记忆所及的访客包括：卡拉比夫妇，孙理察夫妇，Leon Simon 一家，李伟光夫妇，Karen Uhlenbeck 和她男友Robert Williams，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郑绍远夫妇，年轻学者包括 Robert Bryant，Michael Anderson，一群理论物理学者 Malcolm Perry，Alan Lapedes 等，以及定时间来访问的尼伦伯格，Arthur Jaffe 和 Cliff Taubes，Enrico Giusti 和彭罗斯（Roger Penrose）等人。<br><br>由于妻子在圣迭戈（San Diego）上班 ，我把三房一厅公寓中的房间腾出来，安置了从斯坦福带来的一个研究生。此君喜欢活动，七九年圣诞节，他趁我回香港照顾兄长的空档，在公寓搞了个圣诞舞会。我回来后，他得意洋洋地炫耀舞会开得多成功，卡拉比夫妇在跳舞，Uhlenbeck 喝醉了。惹得高等研究院向我抱怨，说我的公寓太吵了。<br><br>卡拉比夫妇请我吃了两次晚饭，一次在高等研究院，一次在他费城家中。在高等研究院，我组织了好几个讨论班，他做了多个演讲，我们私下也多次交流切磋。我和他讨论过极值度量，很有意思。但是我的注意力始终在爱因斯坦度量的一般性质和应用，并没有花太多工夫在极值度量上。<br><br>今天回顾，高等研究院的几何年办得十分成功，当时的参与者大部分还健在，大家对当年的种种光景，都留下珍贵的回忆。Borel 早已仙逝，犹幸卡拉比岿然健在，可喜可贺。（编者注：卡拉比后于2023年9月25日逝世。）<br><br>这一年，我接受了高等研究院的聘书，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1981 年时，大儿子出生了，妻子和岳父母在圣迭戈照顾。1982 年秋天，友云请假，带明诚到东岸来和我相聚半年，我们决定在费城落脚。房子就在卡拉比家不远。搬家时，照顾一岁小孩颇费周章，卡拉比比我能干得多，他把家中不用的小床弄来，还亲自将小床搭起，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还是兴致勃勃，这使我很感动。在这段日子，他和夫人 Juliana 常来我家聊天，我很珍惜他们的友谊。<br><br>1979年我回国访问，在桂林认识了一位姓黄的画家，他的女儿画画很有天分，想到美国学画。Borel 夫人介绍她到费城的画院学习，但是需要人照顾，我介绍她认识卡拉比夫妇。卡拉比把任务交给他的学生杨大江，想不到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很快便结了婚！<br><br>这年以后，我们见面比较少了。直到我去了哈佛，他们的女儿住在附近，有时候会见到他们夫妇。九零年代中，他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我特意飞去费城看望他。这次手术十分成功，至今都没有问题。<br><br>1984年后，物理学家发展的弦论，建基于卡拉比猜想找出来的空间，他们叫它做卡拉比—丘空间。卡拉比八十岁时，我在哈佛大学的 Faculty Club 替他祝寿。我开了个玩笑：大家叫卡拉比—丘叫得这么起劲，我还以为卡拉比是我的名字呢！<br><br>这二十年来，我们见面时间不多，但是我总惦记着我的老师和朋友卡拉比先生。他一生追求学问，不慕名利，乐于教人，受到同行的尊敬，晚辈的仰望。他的数学成就斐然，早已铭刻在科学史的丰碑上。今天他寿晋期颐，我谨以楚辞的句子祝贺：</p><p>与天地兮比寿！</p><p>与日月兮齐光！</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2983a99ac7366bf215dfbadb263af5710a364ffe005be4ba98aeee59bcd7121.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2007 年，作者与卡拉比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丨照片来源：Jean-François Dars</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2d86ba52c3f8ce50015bff43341537d4d00ac2e1732b7037c35d7f68a59c149.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尤金尼奥·卡拉比</strong></p><p>尤金尼奥·卡拉比（Eugenio Calabi，1923-2023），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名誉教授，因在微分几何、几何流、弦理论研究以及其他复杂数学概念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享誉世界。1991年，凭借在整体微分几何（global differential geometry）方面的基础性工作，获得美国数学会颁发的“斯蒂尔奖（Steele Prizes）”。2022年，获得意大利最高荣誉——意大利共和国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 of the Italian Republic）。卡拉比教授的名字与数十个定理、猜想、特征和原理关联在一起，其中最富盛名的是卡拉比-丘流形（Calabi-Yau manifolds）。他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合作，并培养了一批伟大的学者。卡拉比教授曾说，<strong>能够将爱好作为职业，是一生中无与伦比的幸运。</strong></p><p>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数理人文”，原标题《祝贺卡拉比先生百岁生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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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Oct 2023 16:01:22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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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返朴]]></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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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押沙龙：不管你有什么立场，也得先有起码的人性]]></title>
<description><![CDATA[<p>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非常复杂，像迷宫一样。我以前也查过一阵资料，想搞明白出其中的是非曲直，后来根据这些资料还写了<a href="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k0NTg3Nw==&mid=2247487015&idx=1&sn=c85e98dcd208bf64eca6d1813baec52d&chksm=9bdc8a5dacab034bb86f04fb8f2fc88e566403f57466ee8d31b280e367bbf80c851e6d89f17f&scene=21#wechat_redirect">一篇长文，帮你理清阿以冲突</a>。但我最后的个人看法还是灰色的：</p><p>很难说某一方是完全正确，而另一方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几乎一定会认为以色列是对的；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你也一定会认为巴勒斯坦是对的。而且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能举出很好的理由。</p><p>不过今天我想说不是巴以冲突本身，而是网友们的反应。现在大家讨论问题往往都有点表演的性质，因为大家热热闹闹讨论的话题，几乎都是不重要的、跟大部分人无关的，或者远在天边，无论我们说什么当事人根本都听不见的。</p><p>巴以冲突就是这样。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估计这个时候也没几个有闲心跑来围观评论。所以，网友们说的话无论如何恶毒，也只能污染彼此，对于万里之外的当事人，影响力约等于零。</p><p>但恶毒终究是恶毒。网上有不少音乐节上平民死伤的照片，几乎是惨不忍睹。还有女人被游街的视频，那也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接受的。 </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8ee51d681be17bfe87605fdeaca4671464f26103b102b2068741d81900991d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但是下面有不少留言在叫好，有的说“活该”，有的说“搞笑”，有的说“哈叔了不起”。有些言论实在太过分，我看到官媒都来个“评论精选”，把它们隐掉了。网友当然可以支持巴勒斯坦，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看到这样血淋淋的照片，还能说出这样的言论，这就不是立场问题，而是单纯的邪恶了。</p><p>这些网友会说，以色列是侵略者，这不是他们自找的吗？我们叫好有什么不对？</p><p>可不对就是不对。我们当然可以有立场，可以认为巴以冲突里某一方是坏蛋，但是所有的立场都要要牢牢站在一个根基上，那就是起码的人性。</p><p>看到死亡的孩子，第一反应会难过，看到把女人游街，第一反应会厌恶。这就是起码的人性。<strong>从这个人性出发，我们才有判断是非对错的依据。</strong>如果看到死亡的孩子会赞美，看到游街的女人会喝彩，那么你立场的根据是什么？你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抽离了这些具体的死亡、具体的凌辱，所谓侵略、压迫、道义就会变得抽象空洞。</p><p>如果你坚决反对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那么你看到这些死亡图片的第一反应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真可怜！以色列要是不侵略，可能也就不会激发这样的惨剧了。”如果你是这种反应，那么哪怕对方支持以色列，你们至少还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在这个道德基础上，你们可以像两个正常人那样交流和争辩。</p><p>反过来，情况也是如此。</p><p>袭击过后，以色列发动报复，大规模轰炸加沙，很多平民（包括儿童）都死于非命。如果你支持以色列，那么你可以认为这是“以暴制暴”，虽然不好，但别无选择。这个想法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你看到那些死亡儿童的图片，第一反应是兴奋和叫好，那么就是同样的邪恶。比如，我看到有位网友就说：</p><p>巴勒斯坦没有什么平民，有的只是小恐怖分子、老恐怖分子和男女恐怖分子，都该被全部清除。</p><p>这种言论和“哈叔了不起”看上去截然相反，其实内核完全一致。世界史上极左翼和极右翼往往容易相互转变，就是这个缘故。那些为“哈叔”叫好的网友，一旦亲以色列，必定就会主张把巴勒斯坦人“斩草除根”；而这位要清除全部巴勒斯坦人的网友，一旦反以色列，也必定会为音乐节上的死亡图片叫好过瘾。<strong>他们的立场差异只是偶然，气质底色却是共通的。</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6cd7ace494ba8db369ccbefc748754a0398052996a6517905b765d1565e37f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最近看了段视频，BBC记者在采访加沙医院的时候，情绪崩溃，痛哭失声。我觉得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作为一个记者，他当然有自己的立场，而且他的立场肯定不是挺哈马斯。但不管有什么立场，看到死亡知道悲伤，看到被炸死的孩子知道难过，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能。有了这种本能之后，人才能真正权衡利弊是非，决定自己的立场。</p><p>这些人也许会反问：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你说该怎么办呢？<strong>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知道不该怎么办。</strong>巴以冲突是一团乱麻，后面是大量的生命和鲜血，面对这团乱麻，正常人往往会犹豫，而禽兽则不会。这是人和禽兽的差别。</p><p>历史传说中有个“戈尔迪之结”，复杂至极，谁也解不开，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拔出剑来，把这团疙瘩一下子劈开，说“劈开就是解决”。很多人佩服亚历山大的做法。但他们没想过，在现实中被劈开的是什么。快刀斩乱麻，把以色列灭国是个解决办法，把加沙夷为平地也是个解决方案，但与其这样解决问题，不如把问题留在那里。把人类全部灭绝，那么人类的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什么贫富差距，什么种族仇恨，什么经济萧条，都不存在了。</p><p>但问题是，我们能这么做吗？</p><p>人类有过很多分歧，未来还会有更多分歧，这些分歧往往会造成灾难，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如果遇到分歧，我们就觉得这是“大是大非”，在“大是大非”面前，所有同情都是妇人之仁，都是迂腐，都是圣母婊，那么我们就会变成野兽。很多人把小说家为了情节需要杜撰的一句话奉为圭臬，什么“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是邪恶的愚蠢。<strong>我们是无拳无勇的草民，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人性，那么我们多半根本没有机会活下来，更不会有闲情逸致去读这段格言了。</strong></p><p>我再重复一遍，对生命的尊重和同情，是所有是非的基础。离开这个谈是非，就没有是非。没有办法的时候，当然只能以暴制暴，但决不能对“暴”本身产生欣喜的快意——尤其是当这个“暴”施于无自保能力的弱者时。</p><p>前面我也讲了，网上这些话对当事人不会有多大影响，就是过过嘴瘾。那么我为什么会还要发这通感慨呢？因为这些话对以巴双方虽然没什么影响，但是对我们国人却有影响。戾气是相通的，就像我以前在文章说的：</p><p>一呼一吸，必有相应，文字上的血往往会流到现实里。</p><p>万里之外的是非都能让我们如此恨恶，以至于看见尸骸都要鼓掌，那如果在我们身边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p><p>我在这篇文章里没提过我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对巴以冲突，我当然有自己的立场，但这并不重要。就像俗话所述，立场这个东西就像肚脐眼，人人都有一个，没什么稀罕。<strong>不是立场区分了大家，而是对待自己立场的方式，区分了大家。</strong></p><p>是它区分了何者为人，何者为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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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Oct 2023 10:03:2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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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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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以色列，为何能成为“芯片王国”]]></title>
<description><![CDATA[<p>近日，随着以色列基地被攻陷，第6次中东战争或一触即发。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关注。</p><p>在此紧张形势下，英特尔和Tower Semiconductor在当地的晶圆厂已经开始部分停工，以免受到战火侵袭。</p><p>了解以色列的读者应该知道，以色列只是一个面积仅为重庆三分之一，人口不到1000万的“弹丸小国”，以色列没石油、没淡水，资源贫瘠到除了沙子一无所有，并且常年来战争不断。</p><p>然而，在这样一个条件恶劣的小国，却拥有约200家芯片公司，以及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人均工程师数量和单位面积内最多的高新初创企业。</p><p>仔细观察以色列的产业结构，其2022年第三产业占GDP总额高达70%，其中高科技行业占比更是明显高于传统服务业。可以说，高科技产业是以色列经济的支柱，而占据高科技产品出口16%的半导体产业，更是瞩目的明珠。</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894023009f0618323edcbb7b769d7b71697349846073.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以色列经济活动和劳动力市场指标（图源：OECD）</p><p>通过创新、技术实力和创业精神，以色列在半导体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靠着高科技产业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更是享有“芯片王国”之称。</p><p>当前，在以色列被战火笼罩之余，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国家为何被冠以“芯片王国”的称号？在其半导体产业强势布局背后，呈现出哪些特点和优势。</p><p><strong>1. 以色列“芯片王国”发展史</strong></p><p>回顾其产业历程，以色列的半导体产业至今已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全世界拥有最完整半导体产业生态链的国家之一。</p><p>世界上第一台手持移动手机、第一个电脑处理器、闪迪的第一个U盘以及英特尔的首枚手机芯片等都在这里诞生。</p><p>1964年，摩托罗拉在以色列设立首个半导体研发中心，标志着以色列半导体行业的起步。</p><p>而以色列半导体的快速发展，源于1974年英特尔在以色列建立第一个研发中心开始，这支团队五年后研发出8088微处理器，成为IBM PC的“心脏”，为英特尔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微型计算机的风暴。</p><p>基于此，以色列在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后来，英特尔在耶路撒冷建立了Fab8，再后来又在迦特镇（Kiryat Gat）建立了Fab18和Fab28。直到今天，该工厂仍然是酷睿处理器的主要生产地，对于英特尔意义非凡。</p><p>经过近50年的发展，英特尔已成为以色列科技领域的最大投资者。</p><p>目前，英特尔在以色列拥有4个研发中心和2座晶圆厂：</p><p>英特尔研发中心分布在海法（Haifa）、雅库姆 (Yakum)、耶路撒冷和佩塔提克瓦四个城市，雇员超万人。此后第一个电脑处理器、奔腾、赛扬、酷睿、SNB、Ivy Bridge等主要CPU都是在以色列的这几家研发中心完成。</p><p>巅峰时期，英特尔在以色列拥有三座半导体制造工厂。</p><p>最早的Fab8厂位处耶路撒冷，在2007年左右因当地犹太教徒反对安息日生产作业，而放弃扩张计划，最终因设备老化以及全球需求量低迷而停产。</p><p>另外两家工厂位于以色列Kiryat Gat，其中Fab18于1996年投产，主要用于生产65nm工艺的200mm晶圆，是英特尔历史上建立的第一座非美国本土晶圆厂；Fab28在2008年投产，主要生产22nm、10nm工艺的300mm晶圆。</p><p>英特尔的积极布局，使得原本仅有数千人口的Kiryat Gat，一跃成为数万人口的科技重镇，后续相继吸引了一大批跨国企业入驻。</p><p>今年6月，以色列总理表示英特尔要在以色列投资250亿美元建设半导体晶圆厂，即在2019年宣布的100亿美元投资基础上再加150亿美元。</p><p>据悉，新的晶圆厂预计将于2027年开始运作，至少营运到2035年，并雇用数千人。</p><p>此外，包括苹果、三星、微软、英伟达、Marvell等众多海外科技巨头也在以色列设立了研发中心。据统计，以色列国内目前有近200家芯片公司，而全球8%的芯片设计师和研发中心都聚集在这里。</p><p>除了国际大厂纷纷入局之外，Tower Semiconductor是以色列国内半导体行业的一面旗帜。</p><p>某种意义上讲，Tower Semiconductor的成长轨迹就是以色列“具体而微”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史。几十年来，其创立、融资、转型都是以色列高科技行业生存状态的绝佳样板。</p><p>目前，Tower Semiconductor拥有以色列仅次于英特尔的第二大晶圆厂，其工厂拥有200毫米的生产能力和150毫米直径的晶圆，用于为本地和国际公司提供交钥匙服务。</p><p><strong>巨头“抢占”以色列企业</strong></p><p>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半导体产业，以色列有大批优秀的芯片公司已经或正被国际半导体巨头争抢收购，还有一大批刚刚崛起的芯片初创企业，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国际投资者的目光。</p><p>其中，英特尔在频繁收购以色列科技企业：</p><p>2017年，英特尔以153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公司Mobileye；2019年，英特尔收购了以色列AI芯片初创公司HabanaLabs；2021年5月，英特尔将在以色列再投资6亿美元以扩大其研发(R&D)，并确认将斥资100亿美元建设新的芯片工厂；2022年2月，英特尔宣布以总值54亿美元收购以色列芯片制造商Tower Semiconductor，计划提升其晶圆代工业务范畴，但该笔收购以失败告终。</p><p>此外，行业巨头纷纷瞄准以色列，多年来完成了数不清的收购案：</p><p>以色列是英伟达除美国之外的研发业务第二重镇，2020年英伟达70亿美元收购了以色列Mellanox；2022年3月，英伟达又新收购了以色列公司Excelero，深化企业数据存储业务。</p><p>Arm在2015年以9000万美元收购了以色列芯片安全公司Sansa，主要应用在物联网领域。</p><p>亚马逊2015年收购了一家以色列芯片设计公司，目前已深入芯片研发领域，正在研发AI芯片。</p><p>博通在以色列不但建有研发中心，且已进行了多项投资及并购。</p><p>高通近几年也投资了多个以色列芯片公司，光是并购就超过3起，包括高通2012年收购DesignArt Networks，该公司专注于蜂窝基站和高速无线基础设施的小型蜂窝调制解调器和系统设计；2014年7月，高通宣布以3亿美元收购WiGig芯片开发公司Wilocity；2014年，还收购了CSR 的以色列成像部门。</p><p>三星早在2007年就在以色列并购了一个芯片设计企业，2017年通过其子公司哈曼在以色列设立了基于芯片技术的汽车网络安全中心，同时在以色列建立了AI研发中心，并在以色列通信相关企业有多笔投资。</p><p>德州仪器曾在1999年连续收购了3家以色列芯片相关企业，后又收购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及其以色列研发分支机构，目前仍在以色列进行芯片及相关技术研发。</p><p>苹果手机最新一代的处理器正在其位于号称以色列硅谷的荷兹利亚市的研发中心开发，该中心雇有研发人员上千人。此外，苹果还相继收购了闪存设计公司Anobit、3D传感器制造商PrimeSense等数家以色列公司。</p><p>云厂商巨头造“芯”，也在押注以色列：</p><p>2015年，亚马逊收购了以色列的一家小型芯片设计商Annapurna Labs，开始了漫漫芯片长征路。来自Amazon和Annapurna Labs的工程师制造了Arm Graviton处理器和Amazon Inferentia芯片。亚马逊去年计划由该以色列部门为其服务器群独立开发一种新的网络芯片，既供公司使用，也作为AWS云服务的一部分。</p><p>微软多年来一直在以色列开发芯片。微软在以色列Herzliya的研发中心雇佣了2000多名员工。2021年3月份，微软计划通过在当地建立一个新的数据中心并扩大其芯片研发活动，在以色列投资10亿-15亿美元，投入到网络芯片等产品的研发。同时，微软还将以色列初创公司视为潜在的投资或收购目标。</p><p>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以色列公司往往会赌博式的瞄准非常前沿的技术领域，比如AI和自动驾驶，然后在技术成熟后就寻求安全退出，这也让以色列成为了风险投资圣地。</p><p>据统计，有1/3的以色列公司通过上市退出，2/3的公司通过被收购退出，其中大部分被美国公司收购。</p><p>除了以上芯片设计公司，许多周边设备供应商也在以色列设有研发机构，包括应用材料、库力索法等公司。以色列的半导体企业布局和信息在此不做过多赘述，在此前文章《强大的以色列芯片》中曾有过详细概述，感兴趣的朋友可点击链接查看。</p><p>整体来看，以色列半导体产业链的构成主要为无晶圆芯片设计公司、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半导体设备企业和少数晶圆工厂。其重要着眼于芯片的研发设计，通过芯片研发设计创造优势，吸引了大量国际半导体企业入驻，打开了全球半导体市场，向半导体产业链下游发展，逐步完善半导体产业链布局。</p><p>纵观以色列半导体产业发展，可以大致分成三个阶段：</p><p>1）初步发展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当时，以色列面临石油禁运，必须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政府认为，通过发展半导体产业可以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各行业效率，从而应对这一挑战。1959年，以色列政府推出《鼓励资本投资法》，针对各行各业的投资计划和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税收优惠和其他经济激励措施，鼓励资本投资、企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后续，摩托罗拉、英特尔相继在以色列设立半导体研发中心，以色列政府随即投入资金，建立了以半导体产业为主的Matam科技园区。从而吸引了德州仪器、高通、英伟达等国际一流的半导体企业在以色列布局研发中心。从那时起，以色列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半导体创新技术。</p><p>2）市场化阶段（20世纪80-90年）：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以色列政府开始停止对半导体产业的高额补贴，并逐渐推动市场化。以色列政府发布了多项政策，比如《鼓励产业研究与发展法》和《投资促进法》等，为高技术产业提供税收优惠以及促进产业投资。1985年，以色列成立了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Athena，标志着以色列风险投资业的启动，政府开始慢慢退居幕后，由私人资本继续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到1993年，以色列推出Yozma风险投资计划，利用公共资金吸引私人投资，将以色列转变为全球研发中心。</p><p>3）全球化发展阶段（21世纪初至今）：21世纪初，以色列半导体产业迅速崛起，在全球芯片市场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销售份额约占全球半导体市场的3%；2020年，以色列半导体出口总额达到了78亿美元，占其高科技产品出口总额的15%左右。OurCrowd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2020年，以色列超过70%达到特定收入里程碑的半导体相关公司通过IPO或收购成功退出。2017-2022年，很多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被逐一收购，以色列企业家将其大量退出所得，又投资在了高科技行业，继续研发新技术，形成了“并购反哺”的良性循环。因此，以色列仍有很多优质的半导体投资机会。</p><p>以色列无疑已成为巨头们最有趣的战场，随着越来越多的芯片巨头争相前往以色列，更加巩固了以色列作为“芯片王国”的地位。</p><p><strong>2. “芯片王国”背后，以色列做对了什么？</strong></p><p>以色列能在半导体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绝非偶然。那么，以色列是如何吸引到全世界的科技巨头纷纷前来的？</p><p>半导体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型产业，以色列半导体产业的领先地位与其在人才、政策、创新和资本方面的优势和布局密不可分。</p><p><strong>注重人才培养</strong></p><p>以色列的人才培养政策是以高科技领域的市场需求为导向，这一导向既体现在国内的教育政策上，也在对外移民的政策上有所体现。</p><p>首先，以色列在人力资源和科技产业的关系中强调人才的专业性和精英化，而非仅仅是人力规模的扩张。这表明以色列的教育政策和人才培养政策紧密结合，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提供服务。</p><p>同时，以色列的科技产业导向强调个体才智及个体创新的重要性。</p><p>以色列十分重视教育。5-15岁的孩子如果被认为有天赋，就会被纳入“天才培养制度”进行青少年英才教育。其次，以色列创造性地将军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塔楼计划”，将优秀的高中生选入军队接受精英培训和接触前沿技术，使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具备集体思考、独立思考、自立自强的品质和能力。最后，以色列开发专门的创新教育课程，搭建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将创业教育融入创新培养体系。</p><p>除了长期推广人才培育计划，以色列政府也在不断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培养。例如，2022年，以色列创新局推出HaSadna计划，将半导体设计与开发、人工智能等相关企业联合起来，为工程师提供专业培训，并创建适合中小型企业的新型协作培训模式，围绕半导体技术知识领域创建网络和社区，为半导体产业创造领先人才储备。</p><p>在上述举措下，以色列高学历人才和工程师的比例相当高。以色列的科研人员占全国人口比例排名世界第一，人均受教育水平也非常高。以以色列理工学院为例，超70%的毕业生都在从事高科技领域工作。</p><p>许多以色列工程师在多个领域拥有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如无线通信、数据加密、高速传输及国土安全等领域，这些知识都源自于军队的服役经验。同时，得益于以色列人的全球视野及军队培育出来的快速响应能力，使其快速的交付能力成为以色列半导体行业至关重要的优势。</p><p>另外，以色列不仅注重本国人才培育，还积极采取相应的移民政策吸引国外高端人才，迅速提升半导体等领域的技术人才储备。</p><p><strong>完善的资本扶持制度</strong></p><p>无论什么行业，资金永远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半导体行业尤为如此。</p><p>从前面的投资和收购情况可以看出，以色列芯片行业以其国际领先的表现，吸引了来自以色列本土及海外资本的青睐，以色列科技行业吸引的风险投资有近13%投在了芯片行业，不少以色列投资者出身于芯片行业，对该行业非常精通。</p><p>虽然以色列在半导体领域鲜有本土半导体巨头，但其企业的运营模式有其鲜明的特点。通常是初创企业在某一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后，被半导体巨头收购，企业获得资金，然后进入下一轮创业。这种模式使得以色列初创半导体公司更加注重技术的开发和突破，而不是商业和运营方面。</p><p>同时，以色列的投资退出机制非常灵活，政府致力于建立完善透明的投资法规，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投资者可以通过被大企业收购和并购的方式出售风险企业，也可以方便地选择在国内外上市，这使投资者可以多元化回收投资。</p><p>此外，政府的Yozma计划还允许成功的投资者按原价回购政府的投资份额，分担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并提升投资收益。这些灵活的投资机制使以色列成为吸引国内外风险投资的热门地区。</p><p>综合来看，技术优势成为以色列初创企业的一大卖点，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为半导体初创企业的运营模式提供支持。</p><p>以色列企业用于研发的资金占GDP的比重，长期位于世界前列。2022年全球半导体研发支出占GDP比重领先的国家中，以色列在半导体领域的研发支出占GDP的4.8%，比美国、日本等国家都要高。</p><p><strong>政策的大力支持</strong></p><p>除了人才政策和大量的资本涌入外，以色列政府也为初创公司提供了保护法律以及资金，并建立了完善的激励体系。</p><p>早在1984年，以色列就通过了《鼓励产业研究与发展法》，根据这项法律，符合特定标准并经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研究委员会批准的研发项目有资格获得最高50%的批准支出的资助。与此同时，作为交换，接收资助的一方需要向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研究委员会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并提交有关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定期报告。该委员会有权检查接收方的账簿。</p><p>这一策略既为半导体企业的研发提供了资金支持，又为资金的去向和使用状况提供了监督保障。大方地给钱，钱还能花在刀刃上，事半功倍。</p><p>另一个鼓励创新的重要策略体现在税收方面，以色列通过专门的“天使法”（Angles Law）为年轻公司的私人投资者提供税收优惠，特别是那些拥有研发能力的公司。从税率上来看，以色列的企业税率从1985年的61%，到2022年已降至23%。另外，为了鼓励外来投资者，以色列政府已授权国际投资者享受10%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并有资格通过合格的研发计划获得20%-50%的研发支出补贴。这些政策为半导体企业的研发提供了优越的营商环境。</p><p>政府的慷慨补贴以及规模庞大的风投行业，让以色列的半导体公司“不差钱”。</p><p><strong>活跃的创新文化</strong></p><p>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鼓励科技创业和技术创新。这个生态系统涵盖了大学研究机构、初创企业、风险投资和孵化器等，为半导体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和技术支持。</p><p>以色列工程师拥有创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视野，相比拓展市场和影响力，以色列本土半导体公司更重视技术研发，形成了“并购反哺”的良性循环。</p><p>《耶路撒冷邮报》主编Yaakov Katz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整个高科技企业的管理体系，恐怕更多与目前以色列的经济政治结构的去中心化有一定关系。</p><p>去中心化理念在以色列高科技企业组织架构中的逻辑延伸就是“扁平化管理”，这使得以色列新孵化出来的半导体企业拥有强大的内部凝聚力。每个个体员工在理念上都可以把自己视为单位的主人，这样的体系氛围可以极大地释放产品部门的创新活力，人尽其能、物尽其用。</p><p>这也是以色列半导体企业很多都是中小微企业，却依旧能迸发出巨大的研发能量和创新力的关键所在。根据2020年的一项研究，以色列的半导体初创公司的数量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2f0b3d66a3a42ad2aa2588492e3d4621697349922677.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以色列半导体初创公司布局（图源：Intel Ignite）</p><p>综合来看，正如国内专家所言，以色列在半导体产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主要得益于其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和成熟、独特的技术攻关模式。以色列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政策和创新人才为基础，产学研联盟为核心”的半导体产业创新生态。</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d39cd783f38f661df1533b8e7a22a5a1697349933422.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充分的创新文化，完善的社会环境鼓励创业，风投从财务方面提供支持，政府从政策法规方面提供帮助，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看重，让以色列半导体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错过任何技术创新风口，以及未来芯片产业的发展机会。</p><p>在此前文章《芯片王国以色列，“快人一步”》中就有提到，在这四五十年的发展时间中，以色列凭借着尖端的研发实力，几乎没有错过任何芯片机会，从自动驾驶，到DPU，再到4D雷达和AI技术，以色列在每一个先进领域都冲锋在前，抢先布局。</p><p>对于高科技，尤其在是这个快速迭代的芯片领域，或许只有永远快人一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p><p><strong>写在最后</strong></p><p>近年来，全球科技和贸易局势严峻，半导体愈发成为全球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部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p><p>但长久以来，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一直牵动着世界的心，而今天，这片土地再次成为战火焦点。</p><p>而以色列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重要参与者，在炮火笼罩之下，或将引发人们对其半导体产业未来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新思考。</p><p><strong>文章参考：</strong></p><p>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以色列半导体产业发展战略及对中国的启示》</p><p>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以色列半导体产业发展经验及启示》</p><p>海国图智研究院：《英特尔斥资建厂，以色列究竟有何优势？》</p><p>芯世相：《以色列，沙漠中的半导体神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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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Oct 2023 06:06:1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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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半导体行业观察]]></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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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陈冲：孤独和欲望的颜色（中）]]></title>
<description><![CDATA[<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048aa099afeea055821c845068c3c441697330739196.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陈冲的姥姥与哥哥</p><p>出国前有段日子里，爸爸、妈妈和妹妹都在美国。家里只有我和姥姥两个人。可她不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据妈妈说，姥姥和她爸爸曾多次在报上刊登断绝父女关系的通告。</p><p>有一次，我跟姥姥吵架。原因已经记不起来了。吵完后我在亭子间，她从楼上走下来，自言自语，实际上是讲给我听的：第一胎生的就是先天不足。有办法直接生第二胎就好了。我也不让步，一定是被她训出来的：有的第二胎生的作家，快八十岁了还写不出一本书……（姥姥有一个姐姐）刚脱口我就后悔了。</p><p>但没过多久，姥姥房间火炉上的水开了。她说水开了，要不要来喝茶？泡了茶，我们一人捧着一杯，热烘烘的，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姥姥笑道：“安爸爸(我外公）不会跳舞，当年每次跳舞他都请别人陪我去。后来他买了一本书叫《怎样跳舞》，也就算学过了。他不会游泳，就买了一本书叫《怎样游泳》，也就算学过了。”我的确看到书架上有一本叫《怎样游泳》的书。</p><p>我外公是个非常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家。我妈妈在上海医学院读书的时候，翻译了一篇文章，第一次拿了点稿费。我外公却说这钱不能收，应该作为团费上交。他从英国回国后，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对祖国一直充满了希望。可以想象他为何会在“文革”时自杀。如果换一个时代和地点，他应该能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的。</p><p>——陈川笔记</p><p>我成年后，母亲跟我讲了她大舅和表哥的事，我才理解了她当年对哥哥矛盾、无常的态度。原来姥姥这条血缘线的男性，有艺术天分和神经分裂症的遗传基因。母亲小时候，表哥带她去街上兜一圈，就能分毫不差记住每一个细节，回家后画出来，半扇门窗都不差。但他在大学期间发了精神病，有一天被精神病院的车接走了没有再回来。母亲的大舅舅也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冬天作画、在美校教书、办画展，一到夏天就发精神病，最后在浴缸里割腕死了。</p><p>母亲目睹了这样的场面，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她看到儿子如此多愁善感，如此热爱绘画，非常害怕他会继承舅舅和表哥的基因，也会在青春期后发病。我回看自己作为母亲所犯的错误，几乎都是出于某种恐惧。</p><p>父亲多次说过，这两个小孩，文曲星、武曲星颠倒了。妹妹像个男小孩那么野蛮粗心，阿哥像个女小孩那么文雅细心。父亲要哥哥长成他心目中的男小孩，把他送进了少儿游泳队训练，后来又陆续加入了水球队和划船队。</p><p>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哥哥参加了一场全国划船比赛，前三名可以留上海队，这样他就不用去“上山下乡”了。对于这场决定命运的比赛他非常紧张，头天晚上，姥姥从壁橱里拿出一小根高丽红参，跟他说，这种人参很厉害的，你划船的时候把它咬在嘴里，就赢了。第二天，哥哥咬着人参得到了第三名的成绩，留在了上海。那时候划船队在长风公园训练，他在那里认识了画公园海报的小潘，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油画颜料。</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750a5d3dd54309e89d6c70befcc08d51697330773721.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陈川的画</p><p>这段记忆是完整的，可最近看哥哥的笔记，他关于姥姥的人参和划船的记录更生动——</p><p>这使我想起有一次，也是走下黑洞洞的楼梯口，一开门阳光亮得刺眼。姥姥把一块折得像豆腐干一样的牛皮纸塞进我衣服的口袋里。她说：“这是参须。比赛时含在嘴里，保证可以拿名次。”那年我大约十七岁，去杭州西湖参加国家划船比赛。姥姥当时买不起人参，就买了些参须。比赛后回家，姥姥问：“第几名啊？”</p><p>“第三名。”</p><p>“我说你会拿名次的吧。”可是她不晓得，那年比赛，划单人皮艇的只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人在中途翻船。所以我得了第三名。我实在不是一个搞体育的料。</p><p>高中毕业后，哥哥没有发精神病的迹象，母亲慢慢开始欣赏和支持他的艺术追求。父亲认识浙江美院的院长，他来家里看了哥哥的画，跟他说，你如果来考浙江美院我们一定收你。这位院长过去是上海油雕室的，跟陈逸飞两个人谁也不买谁的账。陈逸飞听到这事就跟我们说，千万不要去浙江美院，从那里毕业不一定能分配回上海，陈川应该考上海美校。</p><p>进上海美校前，哥哥成天跟王青在客厅里画画、备考。王青长得特别秀气，有点像个女孩，今天回忆起他，原貌早已淡忘，但是哥哥画他的肖像，依然印刻在我的眼底，犹如昨日。</p><p>那张肖像画了很久，我偶尔走过，总是莫名地闻到麻油的香味。画中王青身着一件苏联式双排扣旧夹克，头上歪戴了一顶布帽，手中拄了一根木棍，身体在暗区，拄棍的手在亮光里。陈川让他拄木棍就是为了呈现那只手——那是只他自己十分满意的手。一个我熟悉而不去留心的人，画在这样的光线里让我目不转睛。我讲不出大道理，但是看到真正有生命力的油画肖像时，我能感到画家的凝视。他仿佛在着魔的同时施魔，把被凝视的对象从习惯性的印象流中分离出来，变得异常清晰和重要。</p><p>王青的肖像挂在家里一两个月都干不透，后来我才知道，陈川调色油用完没钱买，偷用了家里的麻油画的。一九八O年，美校在“中苏友好大厦”开毕业展览时，他用了一个破掉被换下来的纱窗框做了个镜框。陈川到美国留学时把这张画带了过去，在一个展览上被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收藏了。</p><p>孟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哥哥和其他几位孟老师的学生，组织了一个纪念他的画展，后来不幸因疫情而搁浅。哥哥为纪念画册写了一篇名为《孟光时代》的短文，以表达对老师和那段纯粹的岁月的怀念与感激，也表达了对艺术的无限迷恋与爱。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哥哥的文字这么动人——</p><p>无意中在电视上又看了遍《日瓦戈医生》,一听到那轻快的电影主旋律，就想起小时候（当年我家也有五户人搬进来）。小时候已经离我太远了，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距离上。在美国有时会梦到当年的上海，醒来时突然觉得它很远。远得要用光年记算。迷乱得像块碎了一地的镜子。醒后会苦苦思索，但仍恍若隔世。</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0c47931ba71aa7a773504b52eeb85071697330795770.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陈冲出国前一天，与姥姥、哥哥的合影</p><p>记得有年冬天很冷。天还没亮，土冻得比石头还硬。阿姨拉着我去菜场买菜。她排菜队，我排鱼队。但轮到我的时候她还没来。我身上有两分钱，便买了些猫鱼。</p><p>回家后发现其中一条小鱼的鳃还在动，那圆眼在向我祈求怜悯。突生恻隐之心，不忍心将它喂猫。找了只大碗，放满水，那小鱼居然在里面游了起来。可惜不久碗里的水就结成了一块冰。鱼成了冰中的化石。没办法只能将它倒入马桶里。傍晚时发现冰化了，小鱼又活了过来。</p><p>在美国，小孩生活中充满奇迹（magic)——圣诞老人、牙齿仙女等等。我童年的magic只有那条小魚。</p><p>有天下雪，在家里闷得发慌，在阁楼上瞎翻，发现一些姥姥的书。其中有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里面的插图很美，翻着翻着便读起来了。</p><p>雨夹雪一阵阵地敲打着老虎窗。阴冷像张虚幻的网笼罩着晦暗的阁楼，我逐渐把墙角那堆多年没晒霉的被子全裏在身上，还是冷得簌簌发抖。但心里却热血沸腾。从那间堆满垃圾的几平方的阁楼上看世界，世界太大了、太奇妙了。对船长尼摩羡慕得发昏。小时候的事我已忘得差不多了。也许是故意的。</p><p>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最后，当他所有的梦都破灭时，他一生最崇拜的偶像Pangloss还希望他能乐观，他回答：让我们开垦自己的花园。（“All that is very well” Answered Candide, “Let us cultivate our garden.”）</p><p>在“文革”中长大的人，大多是精神的囚徒。那个时代，开垦一个自己的世界显得无比重要。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有那么多人用艺术和音乐来填补人性和情感的真空。</p><p>思南路的老墙很有上海的特点，砖外糊着粗糙水泥，有点西班牙风味。我小时候喜欢用手摸着它走，直到手指发麻……那是条幽径。路旁住的是些上海当时最有底蕴的人。可我当年并不知道这些，只知道思南路七十七号是孟老师的家。</p><p>第一次见到孟老师我大约十二岁。当时在闵行电影院画海报的许余庆老师带我去见他的。</p><p>房间里弥漫着油画的气味。茶几上放了瓶凋零的玫瑰。天蓝色花瓶下已撒满枯叶，好像生命都被画架上的油画吸取了。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幅画。与当时外面看到的画完全不同。那几笔颜色，简直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如误入天堂的罪人，无法形容自己的幸运。</p><p>虽然当年的感情就像墙缝中的一些小植物，不需要很多阳光和养料就能开花，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使我寒毛林立！那天晚上我的心离开了愚蠢的肉体，在空中逍遥了一夜。那瞬间的感觉是永恒的。</p><p><strong>本文节选自《上海文学》2023年8月号。</stron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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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Oct 2023 00:46:5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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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陈冲]]></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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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哪年产的波尔多红酒质量最好？]]></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strong>撰文 | 姚湧 小学森 庐州月</strong></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1</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p><span><strong>哪年产的波尔多红酒质量最好？</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c2fb4ee1ec97da4590ca1f912f92eac9c03f3092e83d9ef32a103bb7e31f0bf.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pixabay.com</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法国波尔多地区以盛产红酒闻名于世。品酒师可以根据葡萄酒的主观特征来判断酒的质量，并进行打分。众所周知，区域气候和环境对葡萄的生长和酿酒的质量都会产生影响。近日，牛津大学生物学系Andrew Wood团队整理了波尔多地区的天气数据，并结合品酒师对红酒的评分，分析了天气条件对生产高品质波尔多葡萄酒的作用。通过统计模型分析，该团队发现，更高质量的葡萄酒是在降雨量更多、温度更高的年份酿造的，更加支持了气候影响酿酒质量的说法；同时，高温雨季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短的年份产的红酒质量更好。论文作者认为，随着气候的持续变化，波尔多地区葡萄酒的质量可能会继续提高。相关论文于10月11日发表在iScience杂志。</span></p><p><span>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j.isci.2023.107954</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2</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p><span><strong>睡着了就真的什么也听不见了吗？</strong></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731adb563b99032e752b621e50a2b68ae8313bab202a64c90e0acc29afc8f10.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54632972322503"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pixabay</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机体在睡着后就会与环境脱节，不会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近日，法国索邦大学巴黎脑研究所Delphine Oudiette团队完成了一项由49名志愿者（27名发作性睡病患者和22名健康志愿者）参与的睡眠试验，对上述的“睡眠脱联”说法提出了挑战。在该研究中，志愿者在清醒时就开始了一项词汇决策测验，在他们睡着时，测试继续进行。测验要求志愿者在听到不同词汇时要做出皱眉或微笑的表情。研究人员分析志愿者的波纹肌或颧骨肌的收缩后发现，在大多数睡眠阶段（健康志愿者的慢波睡眠除外），两组都可以对词汇刺激做出准确的反应。在整个睡眠阶段，高认知状态下出现的反应频率要高于在低认知状态下的反应频率。该研究表明，即使是健康的人，沉睡时也存在对外部刺激作出短暂反应的窗口。</span></p><p><span>►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593-023-01449-7</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3</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高温对老年人认知水平的影响更大</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92a2a856fb9c42940eacad83ebd9eacb3242f4960fdbf4ae0acfacd386a5bc0.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18531889290012"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strong>图片来源：pixabay </strong></span></p><p><span>认知功能的健康水平决定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关系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稳定。但是，外界环境的温度是否影响老年人认知功能尚不清楚。近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遥感与测绘工程学院侯堃团队基于2008~2018年3次中国健康长寿纵向调查（CLHLS）的数据，全面评估了环境温度对老年人（共计17791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温月，温度每升高1°C，老年人的整体认知功能检查得分就会下降0.48，而在低温月，温度每降低1°C，老年人认知得分下降0.14。也就是说，高温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不利影响比低温更显著。该研究为当前气候变化条件下如何保护老年人健康，预防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指导和参考。</span></p></section><p><span>►文章链接：</span></p><p><span>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3-44776-2</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4</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一种与患者肌肉相连的仿生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bbf9362cfb2e6897f3228c0aa466ddff5da5a0da1e4a2cfca5adedb64e5ef51.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394705174488568"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Science.or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近日，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电气工程系Max Ortiz-Catalan团队设计出一种可直接连接到人体神经和骨骼系统的仿生手。研究人员将钛合金植入物置入一位单侧肘下截肢患者的桡骨和尺骨的髓腔，并通过手术将切断的神经转移到游离肌肉移植物上来构建电肌肉结构。患者的肌肉、游离肌肉移植物和尺神经都被植入了相应的电极。钛植入物的皮外延伸部分可与假肢相连，并为植入电极提供通信界面。日常使用显示，这种仿生手改善了假肢的功能，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传统的假肢经常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并且可控性不强。Max Ortiz-Catalan团队设计的神经-肌肉-骨骼接口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并为假肢的日常使用提供了可靠的神经控制途径。相关结果于10月11日发表在《科学·机器人》（SCIENCE ROBOTICS）杂志。</span></p><p><span>►文章链接：</span></p><p><span>https://doi.org/10.1126/scirobotics.adf7360</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5</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p><span><strong>全球早产儿数量知多少</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4035934e8fab78044727be61fe3d45858950deb6821fbd97ea0d1a96ae48266.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pixabay.com</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早产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近日，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联合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大学等机构统计了2020年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的早产儿数量，并分析了2010年~2020年的早产儿出生趋势。据统计，2020年，全球早产儿数量约为1340万（占全年新生儿数量的9.9%），比2010年少40万。65%的早产儿和55.6%的活产儿出生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上述两个地区的早产儿占新生儿总数的比例也最高，分别为13.3%和10.1%。从绝对数量来看，2020年，印度的早产儿最多，为302万。十年间，全球早产儿比例基本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其中约有15%的早产发生时孕妇怀孕未满32周，不足28周的约占4.2%，28-32周的约占10.4%。这些早产儿都需要更多的新生儿护理措施。详细数据于10月7日发表在《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span></p><p><span>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3)00878-4</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6</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p><span><strong>多吃含镁食物可预防“三高”</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e68db7e0c687855b349a8082ac7757f69a90ad654ca31a0195ae5e031de64a2.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78700361010831"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pixabay.com</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当今社会，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症已经成为普遍的健康问题。镁是维持人体关键生理功能的重要营养元素。近日，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马亚楠团队分析了20岁以上美国成年人膳食中镁的摄入量及其与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症患病率的关系。该团队共获得了24171份高血压样本、9950份糖尿病样本和12149份高血脂症样本的数据，并根据参与者每日膳食中镁的摄入量高低将样本分为五组。分析结果显示，膳食中镁的摄入量与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症之间存在独立且显著的反比关系。与镁摄入量最低的一组相比，镁摄入量最高组的人群的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症患病率明显较低，患病风险分别降低34%、44%和32%。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含镁食物包括谷类、豆类、蔬菜、水果、坚果、海产品等。</span></p><p><span>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40-023-01439-z </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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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Oct 2023 00:36:2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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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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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律师函不应为绯闻背书]]></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这几年有个趋势，就是名人出现绯闻的时候，经常会请律师发一纸律师函，或澄清，或声明，或警告各方不要传播虚假信息。名人想到律师出场，说明律师的声明还是有公信力与严肃性的，能起到法律效果。然而，事情是复杂的，有时候名人只不过是想借用一下律师的名义，做个宣传工具或者挡箭牌。实践也表明，多起替影星发生的律师函，事后被证明其委托人确实有事，律师函所言反而是虚，成为笑话，影响律师声誉。</span></p><p>最近的一起事件，网上爆料某名人绯闻，名人请律师辟谣，律师发出律师函。这样的律师函风险系数很高。其一、爆料的是多年事情，难以查实，此时律师根据委托人的一面之词，替其发声，对事实的把握不够谨慎。万一委托人真的有点事情呢？岂不是成为枪手了。律师是独立办案，可以征求委托人的意见，但并非委托人的下属，指哪打哪。相反，该是律师指导委托人，该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下发表有利的措辞。其二、绯闻涉及男女感情，最是变化莫测。律师函大多发的是经济纠纷、侵权纠纷，这些都是有理性规则，思维可以预测，律师函可以预判。但感情是非理性，带着情绪的，往往还夹杂着理性的财产纠纷。律师是很难分析判断感情纠纷的，感情中的话也有很多不尽不实。律师无法准确认定事实的时候，不该因委托人的请求发函。</p><p>律师函的措辞也很值得讲究。律师函是一种合法的法律的威胁，措辞应该是绵里藏针的，而不是直白外露。如果措辞不当，律师函本身可能成为侵权函。最近朋友圈看到一份律师函，发函律师指控收函人侵占财产，收函人读后血压飙升，誓要反控律师函的名誉损害。以专业论，函中的法律措辞该是“涉嫌侵占”，即有证据表明可能侵占，若有合理解释则侵占亦不构成。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前，律师函的口气该留有余地。毕竟不是律师函不是判决书。判决书是经过兼听则明的，律师函只有单方面的证据，要避免偏听偏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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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15 Oct 2023 00:06:42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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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丁金坤]]></author>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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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这一切没想象的那么糟：下岗工人转身成为卓越的创业者？——来自国企改革的证据]]></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037d955b4ea0ce25371109679f0700c5e95ff5b524fab4b4485d39a89a5fb60.jpg" data-w="614"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7752442996742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图片来源：</strong></p><p>电影《钢的琴》——曾经的工人们站在废弃的厂房前</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原文信息：</strong></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Fang, H., Li, M., Wu, Z., &Zhang,Y.Reluctant Entrepreneurs: Evidence from China’s SOE Reform. NBER Working Paper No.31700,2023.</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创业作为一项高风险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冒险家们的游戏。开创新的事业不仅需要创业者的洞察力和远见，更需要的是他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不怕挫折的试错勇气。这些职业特征看起来似乎和选择国有企业工作的员工“八竿子打不着”。然而本文的研究发现，那些曾经在国有企业从事工作的员工，遭到国企改革冲击被迫失业后，反而有更加亮眼的创业表现。</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1</p></section><section><p><strong>引言</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研究“谁成为了企业家”一直是经济学家为试图揭开创业者“面纱”而乐此不彼的研究话题。传统观点认为，那些能力水平很高的人会自发地倾向于从事创业活动来实现个人发展目标。但最新的研究结论与这一观点产生了不同。基于美国就业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表明，那些在高失业率时期毕业的大学生（选择创业是在就业市场不景气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与自愿创业的人相比，更有可能为自己创办的公司争取到生存的机会。也有学者发现，就读于我国行政管理类学院的大学生中，高考成绩较高的更倾向于进入国有部门而非创办公司；而他们一旦选择创立公司，往往比高考成绩低的学生更成功。</p><p>这些有意思的研究结论关注到了一个新的创业者群体——“不情愿”的创业者，即出于某种必要条件和客观情形的限制无奈选择创业的人。为了探究我国“不情愿”的创业者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这一历史情境。这一选择立足于三个原因：首先，伴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体制改革的开幕，中国国企占中国经济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幅下降后有所上升，因此研究国企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对预测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其次，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凭借着更丰厚的经济资源和员工福利对员工失业后产生的影响更大，有助于识别出不情愿的创业者；最后，我国自1949年以来成立的所有国有企业注册数据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管理维护，这一数据库的存在为本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p><p>因此，在国企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本文将通过建立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进一步研究这些因国企大规模裁员失业的员工转变为优秀企业家的机制。</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研究背景</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2</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1. 国有企业改革</strong></p><p>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吸纳了大量城市劳动人口。国企工作岗位虽然给就业人口带来了稳定且优厚的待遇，但也因其缺少流动性和激励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政府逐渐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众多国有企业陷入亏损。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后，我国开始沿着“抓大放小”的政策思路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项改组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我国保留少数战略部门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合并、私有化和关闭大多数其他中小型国有企业。伴随着国企改革轰轰烈烈的进行，国有企业迎来了大规模裁员的浪潮，大量劳动力面临失业。图1展示了1985年到2005年之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以及在国企就业的员工占比。由图可知，我国国有企业员工就业占比在1998年之前一直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1998年有一个大幅下降，随后几年里维持了这种下降趋势。</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68f1d897468a721dbb9431f53254ea0c5963a0c6b5e44d4fa7589f96eb4ddab.jpg" data-w="593"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24620573355817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2. 企业家精神</strong></p><p>由于我国早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私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鼓励设立。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更无从谈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小型非正规企业开始涌现，中国第一批现代企业家诞生。而这一情况自1992年开始发生了更大的改善。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正式推行后，众多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新的私营公司和企业家。这个过程中，国企裁员让大批员工下岗，失业迫使这些走投无路的下岗员工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创业。如图3所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企业家的数量每年稳定在4000人左右，但此后出现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国企员工数量在国企大规模裁员的背景下不断下降。</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87735059b2105285aa8be860cafa7c5df6b6916a7b4d7e7336d75ce833809e3.jpg" data-w="589"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767402376910017"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3 </p></section><section><p><strong>模型与假说提出</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文通过建立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来分析个人的创业能力如何影响其对职业的选择。这个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假定了个人对职业的选择分为三种，分别对应三种情况。</p><p><strong>第一种情况，</strong>当个人进入国有企业部门工作时，可以获得固定工资和额外福利；作者给出的个人效用公式如下所示：</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543e8933355326064b1854a9d74f6510c6ed4c93556993d638dd3cbf028a164.jpg" data-w="160"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2625"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中，<span lang="EN-US">w<sub>s</sub></span>表示固定工资水平，<span lang="EN-US">b<sub>s</sub></span>表示国企员工获得的额外福利，k表示额外福利的权重或边际估计值（该参数具有个体性差异）。</p><p><strong>第二种情况</strong>，个人进入私营企业除了可以获得固定工资<span lang="EN-US">w<sub>p</sub></span>，还可以基于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激励——奖金。因此，作者假设私营企业员工获得的奖金是一个与其创业能力θ正相关的函数<span lang="EN-US">bpθ</span>。此时，该员工的个人效用公式为：</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b2f7c06f6e4854a2ed7965471aba2d584ae4ec5df39bcf589f0843ff6f1ea53.jpg" data-w="180"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2222222222222222"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第三种情况，</strong>当个人成为一个企业家时，则需要承担风险找到项目，而寻找项目付出的努力成本与其能力大小负相关。作者假设，个体选择成为企业家时已经被赋予了一个初始项目；然而，该项目也可能面临失败，企业家需要付出努力寻找备选项目（这种努力也是一种成本，表示为<span lang="EN-US">C</span><span>（</span><span lang="EN-US">e</span><span>）</span><span lang="EN-US">= e<sup>2</sup>/2θ</span>）。本文认为，替代项目风险更大，但预期收益更高，因此，只要有可能，企业家会优先选择风险更高的项目。</p><p>由此，企业家付出最大的努力寻找备选项目的公式如下：</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0e9e07fb1fb108e5c9b28e85eed27d580141cde98ca6a18f652d9e7e4aebb45.jpg" data-w="464"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125"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中，<span lang="EN-US">p<sub>R</sub></span>表示初始项目的成功概率，<span lang="EN-US">V<sub>R</sub></span>表示初始项目的回报；<span lang="EN-US">p<sub>S</sub></span>表示备选项目的成功概率，<span lang="EN-US">V<sub>S</sub></span>表示备选项目的回报；<span lang="EN-US">e</span>表示企业家找到备选项目的概率；<span lang="EN-US">θ</span>表示创业能力大小。</p><p>由上式得到，企业家的个人效用公式为：</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c811c08e1d6e5fa32a251321b254c70cde07627120f701ebabbdae0f642a19e.jpg" data-w="274"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1167883211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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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香樟经济学术圈]]></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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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香樟经济学术圈由中国社科院、哈佛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国内外青年经济学者发起。此平台主要推送国外经济学领域经典前沿论文，发布国内外经济学相关资讯，以及香樟经济学者圈的相关活动公告。期待能够对中国经济学研究和国家政策产生一定影响。微信订阅号：camphor2014。 - Made with love by RSSHub(https://github.com/DIYgod/RSSHub)]]></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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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香樟经济学术圈]]></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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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这一切没想象的那么糟：下岗工人转身成为卓越的创业者？——来自国企改革的证据]]></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037d955b4ea0ce25371109679f0700c5e95ff5b524fab4b4485d39a89a5fb60.jpg" data-w="614"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7752442996742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图片来源：</strong></p><p>电影《钢的琴》——曾经的工人们站在废弃的厂房前</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原文信息：</strong></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Fang, H., Li, M., Wu, Z., &Zhang,Y.Reluctant Entrepreneurs: Evidence from China’s SOE Reform. NBER Working Paper No.31700,2023.</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创业作为一项高风险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冒险家们的游戏。开创新的事业不仅需要创业者的洞察力和远见，更需要的是他们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不怕挫折的试错勇气。这些职业特征看起来似乎和选择国有企业工作的员工“八竿子打不着”。然而本文的研究发现，那些曾经在国有企业从事工作的员工，遭到国企改革冲击被迫失业后，反而有更加亮眼的创业表现。</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1</p></section><section><p><strong>引言</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研究“谁成为了企业家”一直是经济学家为试图揭开创业者“面纱”而乐此不彼的研究话题。传统观点认为，那些能力水平很高的人会自发地倾向于从事创业活动来实现个人发展目标。但最新的研究结论与这一观点产生了不同。基于美国就业历史数据的研究发现表明，那些在高失业率时期毕业的大学生（选择创业是在就业市场不景气条件下的无奈之举），与自愿创业的人相比，更有可能为自己创办的公司争取到生存的机会。也有学者发现，就读于我国行政管理类学院的大学生中，高考成绩较高的更倾向于进入国有部门而非创办公司；而他们一旦选择创立公司，往往比高考成绩低的学生更成功。</p><p>这些有意思的研究结论关注到了一个新的创业者群体——“不情愿”的创业者，即出于某种必要条件和客观情形的限制无奈选择创业的人。为了探究我国“不情愿”的创业者在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这一历史情境。这一选择立足于三个原因：首先，伴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体制改革的开幕，中国国企占中国经济比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幅下降后有所上升，因此研究国企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对预测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其次，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凭借着更丰厚的经济资源和员工福利对员工失业后产生的影响更大，有助于识别出不情愿的创业者；最后，我国自1949年以来成立的所有国有企业注册数据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管理维护，这一数据库的存在为本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p><p>因此，在国企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本文将通过建立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进一步研究这些因国企大规模裁员失业的员工转变为优秀企业家的机制。</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研究背景</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2</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1. 国有企业改革</strong></p><p>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吸纳了大量城市劳动人口。国企工作岗位虽然给就业人口带来了稳定且优厚的待遇，但也因其缺少流动性和激励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政府逐渐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众多国有企业陷入亏损。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后，我国开始沿着“抓大放小”的政策思路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项改组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我国保留少数战略部门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合并、私有化和关闭大多数其他中小型国有企业。伴随着国企改革轰轰烈烈的进行，国有企业迎来了大规模裁员的浪潮，大量劳动力面临失业。图1展示了1985年到2005年之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以及在国企就业的员工占比。由图可知，我国国有企业员工就业占比在1998年之前一直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1998年有一个大幅下降，随后几年里维持了这种下降趋势。</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68f1d897468a721dbb9431f53254ea0c5963a0c6b5e44d4fa7589f96eb4ddab.jpg" data-w="593"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24620573355817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2. 企业家精神</strong></p><p>由于我国早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私营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鼓励设立。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家精神的发展更无从谈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些小型非正规企业开始涌现，中国第一批现代企业家诞生。而这一情况自1992年开始发生了更大的改善。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正式推行后，众多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新的私营公司和企业家。这个过程中，国企裁员让大批员工下岗，失业迫使这些走投无路的下岗员工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创业。如图3所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企业家的数量每年稳定在4000人左右，但此后出现了快速增长；与此同时，国企员工数量在国企大规模裁员的背景下不断下降。</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87735059b2105285aa8be860cafa7c5df6b6916a7b4d7e7336d75ce833809e3.jpg" data-w="589"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767402376910017"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3 </p></section><section><p><strong>模型与假说提出</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文通过建立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来分析个人的创业能力如何影响其对职业的选择。这个三部门职业选择模型假定了个人对职业的选择分为三种，分别对应三种情况。</p><p><strong>第一种情况，</strong>当个人进入国有企业部门工作时，可以获得固定工资和额外福利；作者给出的个人效用公式如下所示：</p><p><i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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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eb4246d00e857380536f63e4729e0d648482a7c640d098f7ffdd254a12919bc.jpg" data-w="182"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4835164835164835"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个人选择成为私营企业员工。</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14333e812de40b4dcef05fc95c548cf1d2382673506451a4ee48f780c6c0c9d.jpg" data-w="614"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98697068403908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以上模型建立尚未考虑到国企改革带来的冲击影响。接下来，作者在模型中引入国企改革冲击，并将时间轴划分成了三个时代，它们分别是：t=1时，国企改革前的时代（1985-1991年）；t=2时，国企就业前景恶化（1992-1997年）；t=3时，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1998-2005年）。在此基础上，作者分别分析了国企改革对三代员工职业选择的影响。</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a41297fb1842ff4497c53163c10c7aba5caea2f367dc2cd89c31aafef5e3d5f.jpg" data-w="772"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468911917098445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基于上述模型的建立，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说：假设1，国企裁员前，国有企业部门员工的创业能力是最高的，其次是企业家部门和私营企业部门。假设2，国有企业裁员增加了企业家人数。假设3，国有企业裁员提高了各年龄段企业家的平均业绩。假设4，第一代企业家的平均业绩优于第二代企业家，第二代企业家与第三代企业家的平均业绩比较不确定。</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数据与主要变量</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4</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文主要使用了由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企业注册数据库、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行政企业所得税记录和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企业注册数据库主要为本文提供了1993年至2005年期间成立的500多万家公司的相关注册信息、财务信息，也包含了企业家的基本人口统计信息；行政企业所得税记录则提供了企业层面的纳税记录以及其他用于税收相关计算的财务报表信息，被用来和企业注册数据库交叉检验企业绩效的相关表现；中国统计年鉴则提供了1990年至2005年各省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信息，被用来构建Bartik工具变量和控制变量。</p><p>表1给出了与企业注册和企业审查相关的描述性统计。该表分别给出了四个面板数据在1993年至2005年期间的相关信息：面板A数据表明，全国平均裁员强度为27%，其中西藏省最低为5%，黑龙江省最高为43%；面板B数据表明，平均每个省每年有大约12000家新公司和10000名新企业家；面板C数据表明，80%的企业和企业家是1997年以后进入市场的，97%的公司在第一年存活下来，其中51%的公司在10年后仍然留在市场上；最后，面板D给出了本文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的相关表现。</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f51a6bc1dccbbf6069943baa5b594554c66fc7bf78547d5cc66d73e38e6042a.jpg" data-w="668"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50299401197604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5 </p></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策略与结果</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针对假说1的检验，本文补充使用了CHNS数据库来分析来自三个职业部门的员工在国企大规模裁员前的创业能力差异。因此，假说1的被解释变量是个体创业能力的高低；解释变量是员工所在职业部门（对照组是私营企业部门）。这里，“教育指数”和个人是否完成高中学业是衡量个体教育水平的两个指标。如表3所示，在控制了一系列个人特征和各省每年的固定效应之后，平均而言，国有企业员工和企业家，与私营企业雇员相比，受教育年限更长，更有可能完成高中学业。可见，如果将受教育水平作为创业能力的代理变量，国有企业员工的创业能力水平最高，其次是企业家和国有企业员工；假说1得到验证。</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94061cd993a92b48053d2b8eb235bb135135c6ca102470cbf1752d1af21347a.jpg" data-w="535"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20560747663551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针对假说2、3、4的检验，本文通过采用DID来分析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带来的失业冲击对企业家数量和其创立公司业绩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关注两个地区层面的关键解释变量，分别是省级层面的新企业家数量和公司层面的企业业绩。</p><p>首先，作者建立了省级层面的回归模型来检验1998年国有企业缩小规模对新公司或新企业家数量的影响。</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e1d41aff3ef6ca8a79428ab5b77812add12738174a8c1b3c06896d056678f45.jpg" data-w="698"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06303724928366762"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中，p和t分别表示省和年份，<span lang="EN-US">Y<sub>pt</sub></span>表示第t年p省的新公司注册数量或新企业家数量；<span lang="EN-US">After<sub>t</sub></span>是一个虚拟变量，从1998年开始的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span lang="EN-US">Layoff<sub>p</sub></span>表示省p的裁员强度；<span lang="EN-US">γ<sub>p</sub></span>和<span lang="EN-US">η<sub>t</sub></span>分别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p><p>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地方省的裁员强度每增加10%，新设企业数量每年就会增加约7.5%，大约是2050家（见第（1-2）栏）；地方省的裁员强度每增加10%，新企业家数量平均每年增加6.4%，大约是1570名（第3-4栏）。加入Bartik工具变量后，结果仍然支持。可见，1998年国企改革开始后，相较于裁员强度较低的地区，裁员强度较高地区的新企业家和新公司数量明显增加；假设2得以验证。</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04ea6c55ff4e90fca3a37bbd4ff58879a120331cf0ab5ddb481f2462994dc51.jpg" data-w="714"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49859943977591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次，作者建立了公司层面的回归模型来检验首次创业的企业家在1998年国有企业裁员前后创办的企业业绩差异。</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52031d98f416827814f87793843291f4a73e89ff8bd7aad3e3562728b9437c6.jpg" data-w="804"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04477611940298507"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中i表示公司，j表示行业，p表示企业家的原籍省份，d表示企业家首次进入市场的年份，t表示公司报告业绩的历年。<span lang="EN-US">Y<sub>ijptd</sub></span>用于衡量企业绩效，包括如下指标：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毛利润对数、净收入对数、存活率、以及创业者在第一家公司之后是否成为连续创业者。<span lang="EN-US">X<sub>i</sub></span>是公司i的注册资本（以对数计）；<span lang="EN-US">γ<sub>p</sub></span>、<span lang="EN-US">η<sub>t</sub></span>、<span lang="EN-US">δ<sub>j</sub></span>和<span lang="EN-US">θ<sub>d</sub></span>分别对应于省、年、行业和企业建立年份的固定效应。</p><p>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1998年国有企业裁员之后，与裁员率低的省份相比，裁员率高的省份的企业家所创办的新企业的平均业绩表现出更大的增长。具体而言，该省裁员强度每增加10%，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增加0.36%，毛利润增加3.29%，年净收入增加3.40%，企业生存至少5年的概率增加0.44%。加入Bartik工具变量后，结果仍然支持。可见，国有企业裁员提高了创业者创办企业的业绩；假说3得以验证。</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4fb25f1c11e73eb4f52eb08f85ce119ed0ff3dff4170cc51a18c88c0daf30f7.jpg" data-w="697"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725968436154949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最后，作者基于三代企业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不同时期，设计了如下DID模型来分析1998年国企裁员之后不同年代初创企业家创立企业的表现：</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c399553d7e1da4006bef308c95b2b6a85874848454cd4c5c8146482d9214330.jpg" data-w="708"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05084745762711865"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中，g（i）是一个虚拟变量，用于定义创始人所属年代；这里，作者假设第一次创立企业的最小年纪为22岁，则第一代创业者定义为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第二代创业者定义为1970年至1975年出生的人；第三代创业者定义为1975年以后出生的人；<span>α</span><span lang="EN-US"><sub>g</sub></span><span><sub>（</sub></span><span lang="EN-US"><sub>i</sub></span><span><sub>）</sub></span>是企业家出生年份的固定效应。其余变量和上述定义一致。</p><p>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裁员引起的第二代企业家比裁员引起的第一代企业家有更高的创业质量，与假设4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裁员引起的第三代企业家虽然比第二代企业家有更好的企业绩效，但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和5年生存概率并没有显著体现出更好的表现。</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52ff7a89e65e25992ab4d37d9dd37868315c93c0792421a960316027306e8c4.jpg" data-w="577"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90814558058925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结论与启示</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6</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文以1998年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时期的国有企业大规模裁员为切入点，研究了国有企业对创业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大规模国有企业裁员显著提高了创业的数量和质量；由国有企业裁员引发的不情愿的企业家创办的公司表现优于其他时期的公司；1998年国有企业部门裁员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一代的创业表现最好，其次是1992年至1997年期间的企业家和1991年之前最初进入劳动力市场创业的企业家。</p><p>在解释上述回归结果的过程中，作者聚焦于企业家精神在国企改革后的蓬勃发展对创业的积极影响，并排除了其他替代机制（例如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大量的熟练劳动力、国有企业积累的社会资本以及更好的营商环境）。作者认为，国有部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吸引力不仅阻碍了私营部门通过劳动力分配实现增长，更重要的是，阻碍了新生产性私营企业的创办，从而扼杀了经济活力。一旦这些高技能人员被迫退出国有企业，不情愿的他们就会转变为成功的企业家，促进随后的经济增长。</p><p>自2013年开始，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逐渐复苏；本文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有企业对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影响，为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持续性提供历史参考。</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Abstract </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We study the impac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on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Using long series of firm registration and performance data, we document that the massive SOE downsizing in the late 1990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entrepreneur- ship. Compared with entrepreneurs in other time periods, firms founded by the reluctant entrepreneurs induced by the SOE layoffs have better performances. To explain these results, we present a simple model of occupational choices where high-skilled individuals obtain a higher value than low-skilled individuals from the benefits offered by SOE jobs, leading them to select into the SOE sector in the pre SOE reform era. When the SOE sector was downsized, some high-skilled SOE employees were reluctantly unleashed into entrepreneurship. We also provide corroborating evidence for other implications of the model.</p></section></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strong>推文作者：</strong>胡琳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p><p powered-by="xiumi.us">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p></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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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4 Oct 2023 23:31:0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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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香樟经济学术圈]]></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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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公众参与对中国环境治理的影响]]></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cbbe6ca1ddebeaaca12bb4141ad4d9677a94a6e62ad74302527b82985e0e8e9.jpg"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图片来源</strong>：网络</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原文信息</strong>：</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Buntaine, M., Greenstone, M., He, G., Liu, M., Wang, S., & Zhang, B. (2022). Does the Squeaky Wheel Get More Greas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o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No. w30539).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AER Conditional Accept)</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1</p></section><section><p><strong>简介</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全球约有28亿人处于有害空气环境中，15亿人的饮用水受到污染。这些污染严重影响了人类的健康、劳动生产率与福利。为了应对此问题，各国积极启动各种信息公开项目以收集和公开企业污染数据，旨在辅助监管部门与公众更好地识别违规企业。然而，即使在数据透明的情况下，仍有大量违规企业逃避法律制裁，导致环境保护政策难以得到彻底执行。</p><p>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排放国和制造大国之一，也面临着环保标准无法完全落实的困境。为了更好地掌握污染信息，中国生态环境部推出了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 （Continuous Emissions Monitoring System），实时监控并公开企业每小时的排放数据。此系统覆盖了约25,000家主要的污染企业，其排放量超过中国工业总排放的75%。尽管公众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轻松地查找超标排放信息，但2019年仍有超过33%的CEMS监测企业存在排放超标问题。</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bce321a540f238acc94248094c64c0ab96e07889632b0996731962ecf59a19.jpg" data-ratio="0.717910447761194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6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图1 CEMS数据中废气和污水超标排放的每日趋势</span></p><p>尽管中央政府着力去收集和公开高质量的信息，地方环保部门仍需进行实地核实以确认CEMS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若要对违规企业施加更重的处罚，如高额罚款或暂停营业，则需要两批相互独立且持续数月的实地调查。由于资源的限制，地方政府在执行上往往存在困难。同时，对于大型污染企业，其经济影响力可能导致地方监管存在利益冲突。</p><p>人们普遍相信，公众需要更多地参与环境治理，向监管部门施压，使政府问责制度得到完善。为此，中国开辟了官方渠道以便公众揭发违法排污的行为。同时，环保人士和NGO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交媒体平台来要求对污染者采取措施。</p><p><strong>在本研究中，作者们探究了公众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是否有助于提升环境绩效及其影响途径。</strong></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研究背景</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2</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A. 中国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strong></p><p>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和严重的环境退化，这激励中国政府进行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的的重大监管改革。除去“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型环境保护方式，中央政府还明确鼓励“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方式。2014年，中央政府要求所有地级环保局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和微信）上建立官方账号，以方便公众和地方环保局的沟通。截至2017年12月，中国338个地级市的所有地方环保局都开通了官方微博和微信账号，越来越多的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开始使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来报告环境违法行为并表达他们的不满。</p><p><strong>B. 中国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strong></p><p>中国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由环保部于2004年推出。每个地方环保局都设有一个监测中心，会实时自动收集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数据。从2013年开始，中央要求各省市环保局向公众实时公布每小时监测工厂的排放数据。这些数据还包括不同污染物排放浓度的标准，让公众可以查看每个工厂每小时的排放是否超标。</p><p>CEMS监测中国主要水污染物（<span lang="EN-US">COD</span><span>、</span><span lang="EN-US">NH<sub>3</sub>-N</span>）和主要空气污染物（<span lang="EN-US">SO<sub>2</sub>, NO<sub>X</sub></span>）的排放浓度。截至2020年1月，CEMS项目监测了24620多家工厂，其排放量占中国工业空气和水污染物排放量的75%以上。</p><p><strong>C. 公众、监管机构和污染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strong></p><p>研究团队走访了河北和江苏两个地级市环保局的局长和负责回复市民投诉的工作人员，了解到：1）地方环保部门在对违规者进行处罚方面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2）监管机构必须在防止环境污染引起社会不稳定与迫于经济增长压力而放松对重污染企业的监管之间权衡；3）公众投诉是社会不满和潜在的集体行动的重要信号，所以地方监管机构有在网上监测公众情绪和意见，并在个人投诉引发更广泛的社会不满之前解决它们的激励；4）对于环境投诉，监管机构一般的回应是派一个小组去检查，如果现场测试证实了违规排放，检查小组可以施加处罚，并要求企业对其运营进行必要的纠正。</p><p>研究团队陪同环保督察组进行了几次督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大型污染企业都已经配备了符合排放标准所必需的减排设备。然而，由于这种设备操作的高边际成本，公司有时倾向于关闭某些设备或跳过减排程序，使得排放浓度升高，最终超过标准。</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3 </p></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设计与实证策略</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为了研究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能否提升环境质量，研究者在中国展开了为期八个月的实地实验。实验样本包括中央政府要求在2020年1月1日前安装CEMS的中国333个地级行政区的24620家污染企业。</p><p>研究团队随机地将CEMS系统中的企业划分为对照组或不同的实验组。被划分至实验组的企业如果出现超标排放，志愿者会向地方监管机构投诉，并要求对其采取措施。志愿者可以通过非公开（如致电政府热线、发送私信给政府官员或致电企业）或公开渠道（通过微博发帖并@相应地方环保局的官方微博）进行投诉。</p><p>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微博发布的公开投诉内容的潜在读者超过五亿，而通过非公开渠道的投诉不会被公众观察到。研究团队还随机分配一半公开渠道的投诉为其人为增加点赞和转发数。为确保在各个投诉渠道中投诉内容的准确性和措辞的一致性，研究团队为志愿者的每次环保投诉都提供了脚本。实验过程中，对于通过真实性核查的5366起违规行为，志愿者提出了2941件投诉，对于其余的2425起违规行为没有提出投诉。</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31afc11e58d3c3599d8960465c9eb7c7923cb9e3ce74d02d555d683573bd906.jpg" data-ratio="0.6744913928012519"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63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图2 实验设计示意图</p></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实证策略如下：</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30877f79e63d6c42a3651c54412db6c8734cd38a7faf24e769b3c434479c289.jpg" data-ratio="0.1124401913875598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1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中<span lang="EN-US">Y<sub>ijt</sub></span>是t日被分配到实验组j的企业i的我们感兴趣的结果（包括其是否超标、污染排放浓度），<span lang="EN-US">T<sub>ij</sub></span>代表企业i被随机分配到的实验组j，用它和代表实验开始前后的虚拟变量<span lang="EN-US">Post<sub>t</sub></span>交乘。<span>γ</span><span lang="EN-US"><sub>i</sub></span>为企业固定效应，<span>η</span><span lang="EN-US"><sub>t</sub></span>为日固定效应。在一些模型中进一步加入省份-日固定效应。稳健标准误双向聚类在城市和周层面。</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结果</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4</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公众使用社交媒体去投诉违法排污并要求监管机构采取措施减少了企业的超标排放和排放浓度。</strong>研究发现，公开投诉导致企业的超标排放行为减少了62%，废气（<span>SO</span><sub>2</sub>）和污水（COD）的排放浓度分别下降了12.2%和3.7%。相比之下，即便使用了与公开诉求相同的内容和用词，非公开的诉求对减少超标排放的影响较小。</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a5856da8ee848ef8de3eaabfa13bb632707b92bd05d053b567ad05b45f06319.jpg" data-ratio="0.682666666666666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75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图3 公众参与对企业超标排放的影响 （事件研究法）</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值得一提的是，排放浓度的变化似乎是超边际（infra-marginal）的：实验组的公司并没有更频繁地落入“勉强合规”区间；相反，它们更有可能落入“高度合规”区间，即其排放浓度低于国家标准的40%。这与定性观察一致，即公司大多数的污染违规行为都是由其污染减排设施的停工引起的，一旦这些设施正常运作，大多数公司的排放浓度可以远低于排放标准。</p><p>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实验前七周内超标严重、频繁超标的企业受到投诉的影响最大，从而进行了最多的减排；国有企业的处理效应比私营企业大，但这种差别在统计上不显著；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受到投诉的影响更大，这表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太可能成为主要结果背后的驱动力。</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5 </p></section><section><p><strong>公开投诉作用机制检验</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研究者发现，<strong>当投诉被更多人看到时，地方监管部门的反应速度和对企业的监督力度显著提升，企业的违规行为和后续违规的可能性也将减少。</strong>在排除其他可能的竞争机制后，研究者认为<strong>官员在晋升的政治激励下会更注重对投诉做出反应。</strong></p><p>在缺乏集体行动的可信威胁情况下，可以假设监管机构为促进更高的经济增长会选择对具有重要经济影响力的地方企业的污染超标行为视而不见。而未能阻止集体行动可能会阻碍监管者的晋升，这促使它们以巨大的监管力度迅速回应公众对污染违规行为的关注。</p><p>当研究者随机地通过点赞和转发微博使投诉内容被更多人看到时，地方监管部门回复诉求的概率上升了近40%，其回复的长度翻倍，监管部门进行实地调查的概率增加了超过60%。</p><p><span>表1 社交媒体关注度对政府反应的影响</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b96e25ad33706cbade5ec69fb6203bb7529346f1a20005defe1baf2f5e03b51.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6155717761557178"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22"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除在投诉层面随机化之外，在企业层面的随机化研究发现与首次违规受到普通微博投诉的企业相比，首次违规受到点赞和转发数较多的微博投诉的企业在实验期间的违规行为减少了约0.34个百分点，后续违规的可能性降低了8-9个百分点。</p></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span>表2 社交媒体关注度对企业反应的影响</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9e01212fde314515bc325a606d33d8b70867dcba68b0031167f2431ef53e33b.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511312217194570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8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进一步探讨了政治激励解释公开投诉对企业减排影响的假设。研究者收集了2020年所有地级市环保局局长的简历，并计算了他们目前五年任期的剩余年数。由于大多数官员晋升都是在任期结束后进行的，因此在任期开始前两年的监管者与在任期最后三年的同行相比往往具有更弱的政治激励。</p><p>研究发现，在环境监管部门负责人五年任期的第3-5年里，公司平均每年多违规1.6次，与负责人上任的前两年相比增加了30%。在负责人任期第3-5年的地级市中，与任期在前两年的地级市相比，非公开和公开投诉对企业每日超标率的影响更大，在统计上也更显著。这些结果支持了地方监管人员政治激励影响环境执法力度的假设。</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表3 官员任期对投诉处理效应的影响</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01b2d7ab5e8e939a026ff6d6ea7887ef7df5a49d816315eb093e259c3916a85.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974358974358974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5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污染投诉的一般均衡影响</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6</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研究者进一步探究了公众参与在环境治理中的间接作用，发现<strong>一个地区公众举报数量的增加并不会导致未被举报企业违规排放的增加。</strong></p><p>具体来说，他们随机选取了不同的地级市，在有些地级市把更多的企业分到实验组，而有些地市则把较少的企业分到实验组，然后追踪记录当地对照组企业（无投诉）的环境绩效。</p><p>研究发现，一个地区更多企业被纳入实验组并不会导致对照组企业违规排放率的增加。这表明公众的诉求并不会对当地的监管工作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表4 企业层面公众投诉的“溢出效应”</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04d4ad9b4b02c1e5f1b9a999f563015a0947a8ef183e7e1d425df580fe06ebb.jpg" data-ratio="0.829885057471264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此外，他们还比较了有更多企业被分到实验组和只有少数企业被分到实验组的城市之间空气质量的变化情况，发现有更多企业被分到实验组的城市的空气质量相对另一组城市变得更好了。具体来说，第一组城市空气中<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浓度相对于第二组城市的<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浓度下降了3.5%。这些表明实验组工厂排放的减少并没有被其他工厂排放的增加所抵消。这可能表明直接监管和普遍的威慑是相辅相成的。</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表5 公众投诉对空气质量的影响</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7db4992dd39d47f5845b2093e52245fe76013a0d9b92f0bf93394d04c3cd316.jpg" data-ratio="0.423255813953488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6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7 </p></section><section><p><strong>结论</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研究在中国进行了一项全国性的实地实验，通过官方认可的渠道随机地对污染违规行为进行了非公开和公开的投诉，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p><p>首先，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向监管机构投诉后企业污染违规行为减少了60%以上，空气和水污染（<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span>和</span><span lang="EN-US">COD</span>）浓度分别下降了12.2%和3.7%。相比之下，非公开投诉所带来的环境改善较为有限。减排和违规的减少集中在那些在实验前就严重超标、频繁超标的工厂。</p><p>其次，现有证据表明公众投诉十分有效，因为它们往往能调和监管者相互矛盾的两个目标，使地方监管机构的关注点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向避免由污染引发的社会不稳定。一个特别重要的实证发现是，通过增加微博点赞和分享数来增加社交媒体对违规行为投诉的可见性大大增加了监管力度。相比之下，研究者未能找到其他几个潜在机制的证据，包括投诉导致公司操纵CEMS数据等。</p><p>第三，研究发现一般均衡效应不能抵消部分均衡效应，甚至可能加强部分均衡效应。对一般均衡效应的评估基于在中国333个地级行政区中随机改变实验组企业的比例。对污染投诉完整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但可以对这种分析的一些关键组成部分进行观察。如果对每一项污染违规行为都进行公开投诉，企业的反应与本实验中相同，那么每年违规行为将减少51,000起，约60%。这一应对措施将使中国工业<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排放总量相对基线减少9.2%，工业COD排放总量相对基线减少2.9%。要对由此产生的效益进行全面核算，需要可靠的当地空气质量模型，将这些减排转化为环境空气和水污染的减少，并提供为这些改善支付意愿的信息。目前的污染征税（<span lang="EN-US">SO<sub>2</sub></span> 1.26元/公斤，COD 1.4元/公斤）提供了一个下限。按照这个通常被认为太低的价格，预计每年的减排价值至少为3.6亿元人民币。在成本方面，我们无法获得企业减排所需成本的数据。</p><p>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公开投诉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的志愿者提出投诉的平均时间不到5分钟。按照中国的平均时薪（20.1元）计算，在中国公开投诉所有污染违法行为的总人工成本约为17万元人民币。即使查明违反情况和准备投诉的费用大大增加了成本，公众投诉的费用可能仍然比减少污染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低几个数量级。</p><p>本研究有一些更为广泛的意义。首先，它提供了公众投诉在环境治理中的影响的实验证据，并着重说明了社交媒体在促进中国公民参与政策执行方面的力量。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提供了公众要求严格执法的强烈信号，这相应地促使监管机构重新调整他们在环境监管中的目标权衡。</p><p>其次，它加深了我们对政府、企业和公众如何在中国地方治理体系中相互作用的理解。研究显示，监管机构利用公众参与以及由此披露的公众不满信息来衡量对企业实施代价高昂的监管的价值，尤其是在执法不严有可能引发公众关注的情况下。此外，这也说明了现有环境政策未能严格执行不太可能是由于监管能力有限，而主要是由于缺乏自下而上的压力。因此，如何让更多公民自发参与环境治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有效方向。</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Abstract </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We conducted a nationwide field experiment in China to evaluat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mpacts of assigning firms to public or private citizen appeals when they violate pollution standards. There are three main findings. First, public appeals to the regulator through social media substantially reduce violations and pollution emissions, while private appeals cause more modest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s. Second, public appeals appear to tilt regulators' focus away from facilita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toward avoiding pollution-induced public unrest. Third, pollution reductions by treated firms are not offset by control firms, based on randomly varying the proportion of treatment firms at the prefecture-level.</p></section></section></section><p><strong>推文撰稿人：</strong>常胡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 </p><p><strong>推文校稿人：</strong>刘梦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p><p>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p></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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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12 Oct 2023 23:30:5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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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香樟经济学术圈]]></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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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被污染的比赛：来自英雄联盟的证据]]></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05413eebbb7de7e0f0af359e5b136e0890146657eae80e9b3bd25e293604f89.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图片来源：</strong>网络</p><p><strong>原文信息：</strong></p><p>Mo J, Wu Z, Yuan Y. Air pollution kills competition: Evidence from eSpor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3: 102886.</p><p>01</p><p><strong>引言</strong></p><p>当前研究对于空气污染的效应已经做了充分而广泛的探讨，但基本都集中于对单一决策者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个体的认知或劳动能力等。最新一期的JEEM上，北京大学的三位老师分析了空气污染如何影响竞争中多方的反应。有趣的是，文章量化了英雄联盟的赛事，作为刻画“竞争”的实验场景。</p><p>本文将比赛定为研究对象，是由于参与者在做决策时需要考虑的不仅是污染对自身表现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其对竞争对手的影响。具体而言：比赛会产生丰富且复杂的战略互动，参与者的最佳反应往往不是单调的，当他看到对手表现得更积极时，就会根据对手的能力策略性地调整自身投入程度。其次，以往研究多探讨空气污染对某一绝对指标的影响，如劳动生产率等，但比赛的结果变量往往是输或者赢，而一些其他的变量诸如场均表现等，也都与比赛双方参与者均强相关。在比赛的框架中，污染能不能给我们带来点有趣的发现？</p><p><strong>数据</strong></p><p>02</p><p><strong>（一） 英雄联盟比赛</strong></p><p>英雄联盟赛事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电竞活动，获胜团队将获得极高的奖金与声誉。英雄联盟每月活跃用户数量超过八千万，有大概7000名职业选手，奖金池接近八千万美元。中国英雄联盟职业联赛（LPL）是全球最大的地区性赛事。第一个赛季始于2013年。从那时起，每年官方举办两个赛季，每个赛季都有常规赛和季后赛。所有的队伍在常规赛中进行一次循环式比赛，排名较高的战队进入季后赛。截至2021年春季赛，共有17支队伍为了荣誉和奖金而战。季后赛冠军将获得资金池中40%的奖金，2019年夏季赛奖金为350万元人民币。</p><p>每场比赛按照如下顺序进行：①两方队伍进入场地，每个队伍包含五名直接参战队员。②准备阶段，每位队员选一个游戏角色，也就是所谓的“英雄”。③每位队员操纵自己选择的英雄，以击毁另一方的基地为目标，开始战斗。当然，如果我想摧毁对方基地，那么对手不会很开心，他会阻止我，我只有把他击杀掉才行；协助我击杀的队友，称之为“助攻”。此外，大家都是职业选手，对于游戏内的每一步决策，从选择英雄，到如何击杀，以及摧毁基地的路线都是充分理性的。</p><p>我们为什么要以这款游戏的历史比赛数据作为本文的主要样本来源？首先，英雄联盟比赛的赛事在赛季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就定下来了，这意味着当地污染并不内生地决定赛事召开。其次，一个比赛日内会连续召开好几场比赛，考虑到我们能拿到小时级的污染数据，这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环境。此外，所有的比赛均在室内进行，这意味着外面刮风下雨都没事，只有空气污染会进入到室内场地；同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会面临一样的污染水平。最后，英雄联盟比赛需要极高的脑力投入，又基本不需要体力投入，这可以使得污染对竞争者体力的混杂影响降到最低，搭建一个脑力竞争环境。</p><p>所以，作者团队收集了2017-2021年所有的英雄联盟赛事数据，整理入库。具体来说：数据来源是LPL官网（https://lpl.qq.com/es/schedule.shtml）。时期跨度是2017年1月至2021年7月，共有2638场比赛，覆盖了11座举办城市和561个比赛日子。我们可以获得哪些指标呢？首先最基本的是哪些队员参赛了，他们选了哪个英雄；比赛是否胜利，每场比赛的击杀数量、助攻数量，比赛内获得了多少金币（比赛内分数的一个衡量指标），以及比赛时间。</p><p>当然，还有一些很独特的指标也被拿到了。包括选手选英雄所用的时间、在最终决定之前切换了几次英雄的选择以及最后选择了哪个英雄。这些数据需要挨个视频去看，需要很大的功夫。作者请了20位助研观看每一个比赛视频并记录相关数据。</p><p>下图是比赛相关的描述性统计，包括队伍击杀数量分布、队伍助攻数量分布、选手击杀数量分布、选手助攻数量分布：</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b930954e4b3d3c466d613e2a5368392f6c2d9c7c51172413a84d3120b24fe0f.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二） 高频污染数据</strong></p><p>由于一天内会举办好几场赛事，如果污染数据可以足够“细”，那就太好了。文章从国家环境监测中心（CNEMC）获取了PM2.5等主要空气污染物的小时频率数据。根据距离最近的国家监测站，我们确定2017年至2021年所有赛事主办场馆的每小时PM2.5浓度。</p><p>这里面的科学依据是，在气流频繁交换的环境中，室内外PM2.5的比率通常在0.6~0.9之间，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室外PM2.5水平来代表比赛期间室内人员的污染暴露情况。样本期间， PM2.5的平均值为36μg∕m3，最大值为258μg∕m3，标准差为28μg∕m3。平均PM2.5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建议超过水平（15μg∕m3）两倍以上。</p><p>03 </p><p><strong>基准估计</strong></p><p>话不多说，我们进入估计阶段。</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60c81169aa4bda40a9492b8259df2b2ef53f2912e8b43d3ab5abc0083d3d88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上式中，等号左侧表示队伍i在城市c、时刻t时面对对手j时的表现。包括输或者赢、击杀数量、助攻次数以及金币获得量，为了避免局内时间长短对指标衡量的影响，我们还将上述指标的统计单位定为“每十分钟”。此外，文章做了详细而复杂的固定效应：比赛对儿固定效应（ij一对）；比赛类型固定效应（常规赛还是决赛）；城市*年份*月份固定效应；日*周固定效应；节假日固定效应。此外，标准误聚类在队伍*赛季层面。下面是针对这一块的估计结果：</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027c9ac90a439eb991f10c60a993190eb69445bf53edefa4ebca09c642b038a.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实单独看这个表已经很有贡献了。过去无论是说空气污染对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是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里一丁点显著的证据都没有被发现。可以认为，在平均处理效应上，污染对于竞争表现看来确实会存在不同的效应。当然，厉害的研究并不止步于此。作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调节效应，即强队和弱队。我们通过直观的散点图，发现空气污染会帮助强队的表现，而降低弱队的表现：</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8db609c046400c359f7b15bf9102ba02fa0bacaa2974492325bbb6b0b547b07.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画图时，强弱的定义为：若一个队伍在给定赛季内胜率高于对手方，则为强队，反之为弱队。为了更正式地证明我们的发现，需要纳入一个交乘项：</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c86a9beb9a73f21bc51a3f902126d87c3609988adf426cf88195cee5846f49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上式中，着重关注的是交乘项系数。其中Rel.Strong取1证明是强队。这里如何更细致地定义强弱呢？需要一个竞争力指标。为了衡量竞争力，我们在各赛季的样本内做如下回归：</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3e9bd5174064fe8dbd6bd09621657377ac207e6b01b2a80e62754ddd9a71871.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305e5b1e0d44705c4340afa0d54ef671697094451385.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下表估计了加入考虑调节效应后的结果：</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2ef4a3a06399779086b132eb78b6a851697094870406.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这里存在与第一个回归明显有出入的情况，对于一个弱队而言，PM2.5浓度会显著降低他们的游戏表现；相反，强队的表现得到了提升。作者称之为空气污染的“分配效应”（distributional effect）。这意味着，若空气污染增大，队伍实力的分化将进一步增大。</p><p><strong>机制</strong></p><p><strong>04</strong></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090b47ed9634b09175f2255c74c9d301697095119563.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78bc46456eb237064e3c91129717a631697094942190.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估计结果如下图所示：</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a1b899acc6c54e59b68313e15d5a0f41697094948347.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可见，相对实力的交乘项系数并没有什么变化，而绝对实力的交乘项系数却几乎为0，这验证了空气污染的分配效应依赖的是相对实力而非绝对实力。</p><p>2） 策略互动</p><p>策略互动是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玩家可能会知晓空气污染对他们自身以及对手的影响，进而做出相应的调整。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大家会意识到空气污染的影响。为了说明这个前提，作者做了描述性统计，有关PM2.5水平和PM2.5的有关搜索指数：</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0dfe69257dced706da8b85f605513d81697094991230.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160a21b6e555107bb2bb2f0dd55ac741697095041072.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141b6b464dc9744c9163d2a1e6871b81697094998529.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84c5af0421de158b832b54f672c00921697095003808.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这里我们总结一下针对上面两个表的发现。（1）同上面的论述一致，空气污染的分配效应仅依托于相对实力而非绝对实力；（2）空气污染越严重，弱队的决策时间越长，弱队英雄选择的切换次数越多，弱队越努力；（3）空气污染越严重，弱队更可能采用一个出其不意的阵容，而强队往往趋于保守。总的来说，这些结果证实了空气污染对战队赛前决策，或者说队伍努力程度的影响。</p><p>既然这里探讨的是机制，上面的策略性互动怎么解释基准回归结果呢？作者四十多页附录里的十多页数学推导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大篇幅地去说，推文更倾向于交代结论：</p><p>第一，我们的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并不总是会减少努力，反而会增强弱团队的努力激励，这一结果是由于团队最佳反应的非单调性。从直观上看，空气污染加剧，两个团队都倾向于减少他们的努力。然而，他们针对对手减少的努力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当弱者减少努力时，强者往往会更加放松；相比之下，弱者看到强者放松了，他们会激起斗志来争取获胜。因此，空气污染对弱者努力的总体影响方向其实是模糊的，但实证给出了正面的证据。即空气污染下，弱者会更努力地去尝试击败对手。</p><p>第二，实力较强的团队是否更可能在较差的空气质量中获胜，依赖于空气污染如何改变比赛环境的设定。换句话说，更努力的弱队之所以更趋向于失败，这取决于空气污染如何影响边际努力成本函数和球员之间的相对强度匹配（即竞争效应的大小）。</p><p><strong>05</strong></p><p><strong>评述性结论</strong></p><p>通过独特的、高质量的英雄联盟比赛数据集，作者在双方参与竞争的框架下探讨了空气污染的影响。有趣的是，空气污染会扩大强弱队之间的胜负概率差异，即污染的“分配效应”。在高污染下，相对较弱的队伍有可能付出更大的努力。</p><p>文章的研究结果对社会资源配置有一定的启示。如果竞争的目的是选拔和奖励高能力团队，那么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竞赛组织方遴选出高能力团队。然而，如果竞争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不确定性和悬念（对电竞产业而言，制造悬念对增加观众数量和增加赞助金额至关重要），那么污染则会破坏这一目标。</p><p>文章结论具有开创性，跳出电竞这个实验设定，环境污染会如何影响各类博弈中的多方策略性互动，是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开拓的重要领域。</p><p><strong>Abstract</strong></p><p>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environmental adversity affects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in cognitive-intensive settings. Using a comprehensive dataset of professional eSports tournaments and match-hour variation of fine particulate matters, we find robust evidence that pollution kills competition. Specifically, higher air pollution levels diminish the performance and winning odds of the weaker team in a matchup while boosting that of the stronger team, widening the gap between them. We document two operating channels: (i) pollution leads to heterogeneous performance-reducing effects contingent on a team’s relative strength against their opponent, rather than its absolute competitiveness; and (ii) a weaker team adjusts their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differently in a polluted environment compared to their stronger counterparts. Our findings elucidate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adversity and underscore its influence on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p>
]]></description>
<pubDate>Wed, 11 Oct 2023 23:31:2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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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香樟经济学术圈]]></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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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对症下药”：定向创新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吗？——来自美国农业的证据]]></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d5e52daa81bc1b4301beca6a3a4de7465db4a8ce6d271b84da637e8bc057f62.jpg" data-ratio="0.630581867388362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73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图片来源</strong>：百度图片</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原文信息：</strong></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Jacob Moscona and Karthik A. Sastry. "Does Directed Innovation Mitigate Climate Damage? Evidence from U.S. Agricultur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23）.</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1</p></section><section><p><strong>引言</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近年来，农业生物技术已经取得了革命性进步，同一时期，不断上升的气温显著改变了农业生产力。为应对不断变化和日益极端的气温状况而进行技术创新十分重要，创新也是美国农业部门应对环境挑战的重点。来自加州大学和来自密歇根大学的Olmstead和Rhode教授曾描述了生物创新如何推动了美国农业的早期扩张，历史学家也曾承认新型杂交种子对于抵御20世纪早期干旱的重要性。气候变化已然成为了生产率增长所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但人们对农业创新和气温变化的关系以及极端环境造成的经济后果知之甚少。</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文章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描述气候变化如何改变市场对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定向创新如何影响气候变化的经济效应，量化了技术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损害程度，并考虑了内生技术变化后未来的经济损害变化。定向创新可以加剧或减轻总体的气候破环程度，利润激励会引导创新者远离扶持“生态输家”而向推动“生态赢家”前进，这与创新集中在规模最大、生产效率最高的部门的直觉是一致的。总之，本文着重回答两个问题：（1）创新对象是否转向了更易遭受到气候灾难影响的作物及与提高气候适应性更相关的技术？（2）创新方向的转变对农业部门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有何影响？</p><p>文章主要贡献在于：（1）为定向技术变革和环境变化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持，本文特别地关注创新在缓解气候破坏方面的作用，并从数量上阐明了定向创新缓解气候破坏的潜力；（2）人们长期关注温度变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本文采用更广泛、全部门的观点，并使用作物特定变异来衡量创新的适应性反应，拓展了关于创新在塑造美国农业生产力和克服生态障碍方面的经典文献，以研究现代气候变化。</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理论模型构建</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2</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本文构建了一个农业技术内生响应气候变化引起的生产力冲击的模型。假设有作物和货币两种商品，作物是由i∈[0,1]的农场单位来生产的。每个农场都有一个生产力<span lang="EN-US">A<sub>i</sub></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e63e7c6f39af55e912dc7976d778cf634b47260186df47d05fc5016b0383583.jpg" data-ratio="0.536170212765957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模型有一种作物特定技术，每个农场使用其生产<span lang="EN-US">T<sub>i</sub></span>∈R+。位置i的投入生产率取决于内生的总状态变量θ及生产率<span lang="EN-US">A<sub>i</sub></span>。取给定作物价格p和技术价格q，生产函数为：<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7f8df0b40c63114c4104803dad1008c9ae8ec6dc2914f7e2e0651b85700fbb1.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164383561643835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92"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技术需求函数为：<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6edf1b6d7b51654ec40ca92ee76b1204eba328dcc70eb42252e2c8641179466.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56310679611650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0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创新者决定了技术投入的价格q和技术质量θ，边际生产成本为1−α，质量开发成本C。创新者对质量的选择为：<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d7cfca5e8aa2b4ae027a3d8b2de905d8d38a71205efbf3b33dd2fb1185436b9.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7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5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假设每种商品的需求都由一个特定作物的需求逆函数p=p(Y)表示，Y=Yi(a)dF(a)是总产量。</p><p>我们通过两种情况来说明农场生产函数中技术与气候之间的关系。<strong>定义1（技术的气候可替代性）</strong>：若<span lang="EN-US">G<sub>12</sub></span>≤ 0，则技术进步是气候替代品，能减少气候条件对产量的边际影响，如研发耐旱作物，其在恶劣环境中能保持产量；若<span lang="EN-US">G<sub>12</sub></span> ≥ 0，则是气候互补品，增加了气候条件对产量的边际效应。如生物技术创新后适合特定生态条件，其波动的容忍度较低。</p><p>1. 创新的方向。开放经济下，作物价格固定为p，技术变化方向取决于创新的气候可替代性：<strong>命题1（技术方向：固定价格）。</strong>若气候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转移，θ在技术是气候替代品时会增加均衡；或θ在技术是气候的互补品下平衡会减弱。在创新是气候替代品的情况下，农民更愿意为气候较差地区的技术改进买单。两种情况下，破坏性气候对生产和技术投入需求都具有负冲击。若价格能调整。破坏性的气候冲击、固定的技术和投入下导致作物短缺而提高价格，这是对负冲击的一种价格对冲，增加了技术价值、边际产量，从而提高了创新者的边际收益：<strong>命题2（技术方向：弹性价格）。</strong></p><p>2. 创新和应变能力。特定条件下，定向创新降低或增加了生产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A,p,θ)为价格p、技术水平θ和生产率为A的农场利润，弹性为利润对天气敏感性的负值：<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0953cc1abc726d7557b651ff4d5096db1062c0eeb809e44beb9416b21f6c207.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94174757281553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0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推论1（适应性）：</strong>i.若技术是气候替代品，R(A,p,θ’) ≥ R(A,p,θ)；ii.若技术是气候的互补品，则R(A,p,θ’) ≥ R(A,p,θ)且θ ≤ θ；iii.若技术是气候的互补品，则R(A,p,θ’) ≤ R(A,p,θ)和θ’ ≥ θ。</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3 </p></section><section><p><strong>数据和测量</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为测量温度变化对生产力的冲击，文章使用PRISM气候组1950年以来的4月至10月生长季节中每日网格级县级的温度数据，并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生态作物数据库中对个别植物物种的最高生长温度的数据相匹配，以测量一种植物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内暴露在极端高温下的潜在风险。</p><p>为衡量创新程度，通过美国农业部的《品种名单》中汇总了所有出售植物品种及其引种时间的综合数据，我们使用该清单进行的主要分析包括69种作物，包括所有主要谷物、油籽和饲料作物，以及美国种植的大部分蔬菜。另外，通过1970年引入的所有植物品种保护证书（PVP）数据库，我们使用作物颁发的证书数量作为衡量作物生物技术发展的指标；使用农业专利类别中特定作物专利的数据库来衡量所有技术阶层的特定作物创新，此外，其中包含的气候变化、耐热性和耐旱性等专利数据使我们能够研究生物技术之外的影响并搜索发明专利的特点。</p><p>我们使用1959年的美国农业普查来衡量我们研究的所有作物在美国各县的种植面积。在农业成果方面，我们结合1959年至2017年的美国农业普查数据衡量每英亩农业土地价值，与气候特征相联系并构建了十年期面板数据。</p><p>为估计在t时间点i位置作物k的气候困境，首先测量县比热暴露程度，以超过特定阈值T的温度随时间的积分来测量热暴露值。通过最高、最佳温度来整合作物的特定信息（<span lang="EN-US">T<sub>k</sub><sup>Max</sup></span>），县i、时段t和作物k的极端温度暴露定义为：<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dc1272f66482b5fa7971eed0c90e33be19edab7873631c2f07c1fa6568f3404.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078260869565217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6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策略及分析：技术创新与作物</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4</span></p><p><strong>1. 实证策略</strong></p><p>（1）作物极端高温暴露程度。对所有县的位置-作物-时间测量值求和，以各县在美国该作物总种植面积中所占的份额为权重：</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aaf0589440711ae8315f5612c28991d2effb110eb2933b19e6d447396e69e98.jpg" data-ratio="0.1169102296450939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7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图2显示了<span lang="EN-US">ExtremeExposure</span><em><i><span lang="EN-US"><sub>k,t</sub></span></i></em>和作物子集的新品种发布几十年来的变化。品种发育的变化与暴露在极端温度下的变化一致，大多数作物都经历了暴露于极端高温的增加，增加时间因作物特性而异。</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ecb916209fe787a32fd1053642f2d6fd294cb50c27bd4311b33eb5b1d41c20f.jpg" data-ratio="0.3959131545338442"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783"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b709ad7ede140284b7e84f7adbe8cc55d168f3910c3a19543464ec933a89c52.jpg" data-ratio="0.838235294117647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952"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2）基准回归方程如下：</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dc35897ad750cb31713df8cfa8c9ecf78a7e37cbb08950b62e89f6429f3061a.jpg" data-ratio="0.06693711967545639"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93"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 lang="EN-US">y<sub>k</sub></span>是1960-2016年间为作物k开发的新种子品种数量，<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a90a048ad8d122d1cf73976aafa89051dd31c819ec4a41f0971799bbf89fb75.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11111111111111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是研究期间作物水平极端热暴露的变化。</span><span lang="EN-US">X<sub>k</sub></span><span>是控制变量，包括总耕种面积、前期创新趋势和前期气候措施。</span></p><p><strong>2. 实证结果</strong></p><p>表1第一列中，只有<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d21c4a7bc438171a975276c50ffd6edacf69eab784abd1f8779687c22219468.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176470588235294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0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和总收获面积对数作为变量，δ > 0说明品种开发的创新是针对受温度变化损害更严重的作物。其余列分别控制了前期各作物土地上的平均气温和平均降水量（第2列）、1900-1960年各作物发布的品种数量（第3列），每种作物的截止温度、</span><span lang="EN-US">T<sub>k</sub><sup>Max</sup></span><span>和截止温度的平方（第4列），估计系数基本一致。列5控制了样本期内每种作物平均温度的变化，结果说明极端暴露程度是独立于温度变化外的冲击。列6表明缩短样本区间，结果依然相似。</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f612429b1462d34bd845d259066116d4412e679e66aaedaa0757e6e2753eba5.jpg" data-ratio="0.4032258064516129"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6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图3（A）表示极端暴露程度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d9bcac1f652daff43c87ceaea45db2014f2bee21dfb9b8add6cedd0997e1f69.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1176470588235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与</span><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53f60ab3cae9e4155132faa3f8643e69391130c927b0a2eec32e933e5fc8f57.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195652173913043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8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显著正相关。（B）说明1980年到现在的极端温度暴露与1950年到1980年的</span><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d9bcac1f652daff43c87ceaea45db2014f2bee21dfb9b8add6cedd0997e1f69.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1176470588235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之间的关系不显著。</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db155088d06df87528eab7653ae93db4e936fb762bb41040a64d869361be822.jpg" data-ratio="0.43271221532091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9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稳健性检验方面，文章使用从PVP证书数据替代和独立构建的新植物品种测量方法排除测量误差；虚假设定的一个可能来源是农业条件和创新的地理趋势、只测量100子午线以东的气候损害时以及测量了特定作物对靠近美国试验站、保险覆盖范围、补贴支付、贸易暴露和生产者的财富5个因素的暴露程度，排除其他因素干扰；更换回归方法结果依然稳健。同时以先锋公司的最佳AQUAmax和孟山都公司的drought tgard两大案例作为现实依据。</p><p><strong>3. 进一步分析</strong></p><p>（1）对技术反应的时间。温度变化和创新都是长期过程，图2初步表明技术发展与温度变化在同一年代发生了反应或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滞后。为具体回答该问题，建立如下模型：</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ee10c6f6fd4c40b57e495add3450a61d332677b87c08e71a348465a226f21d2.jpg" data-ratio="0.1107828655834564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677"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被解释变量为在t年发布的作物新品种，极端温度暴露的前或后一组值用t表示。图4结果显示在温度变化冲击的十年中，品种发育显著增加，并在后十年中持续。</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c1d4d5f7e2647ba5c7971f2b5603c0c3219aee91f965bd12b6d59a4c2f22095.jpg" data-ratio="0.79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0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2）作物异质性。针对市场规模、作物可转换性、作物生产的季节性和价格反应性，作物是否靠近美国试验站，发现大市场规模的作物对气候困境的反应更明显；更容易转换的作物具有的技术发展对气候困境的弹性取决于它的技术气候替代性；能够承受较低温度的作物对气候困境的反应不明显；离美国试验站更近的作物会受到更大影响；作物在价格反应性上无差异。</p><p>（3）发明者异质性。将每个申请人分类为私营部门、公共部门、大学，分别对每个申请类别进行回归，发现对私营部门申请者有很大的显著性影响，表明技术转向由私营部门驱动。</p><p>（4）跨技术类型异质性。使用表2中的非气候和气候专利作为被解释变量，发现对第二种技术的影响显著。图5说明作物级气候灾害和与气候相关的作物级新专利技术所占比例之间显著正相关。皆表明气候变化直接增加了与其相关的新技术的发展。具体地，气候变化对施肥、种植和播种技术和土壤耕作技术的创新影响显著。</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33223bd5b75aea4a5a6f48e47a019fbe4d9a20027677fe57e599b217515b7f5.jpg" data-ratio="0.769230769230769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52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5）其他气候冲击影响。主要集中在极端高温的影响分析上，即极端寒冷和干旱。为测量作物在极端低温下的暴露程度，使用来自EcoCrop数据库的下限温度截断值，计算出每种作物在该阈值下的暴露温度：<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b051adff80bd6521f516a499102d31ecee95e9733ed16fd7ae81cfe10c462fa.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3392857142857142"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2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90f9295868976e1037f2f791e7889e04e15ee54c0444d97baeb741680768979.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687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32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为测量作物水平的干旱暴露程度，有：</span><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c7a98431fb0e29ee2dd719372ec9eac593a22e7f8cc4b58b233f734659c01b3.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97005988023952"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33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未发现暴露在极度寒冷的环境中会影响创新，干旱总是低于极端热暴露影响程度的1/3。</span></p><p>（6）创造新市场的影响。农民可能会通过改变他们种植的作物来应对温度的变化。我们发现农民不再种植受极端高温影响更大的作物，转而种植当地条件更有利的作物；其次，极端热暴露与技术发展关系不显著；第三，我们发现热引起的市场规模变化与生物技术发展正向相关。</p><p>（7）应对全球损害。本文分析主要集中于美国，将网格化、逐时温度数据集与地理编码作物级种植数据相结合，发现结果平缓，表明为美国开发的特定作物技术可能无法满足世界各地的需求。</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05 </p></section><section><p><strong>实证策略及分析：技术创新与经济效应</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trong>1. 实证策略</strong></p><p>（1）县的极端热暴露程度。为测量县i的极端热暴露程度，我们估计了该县平均作物特定极端热暴露程度，按作物特定种植面积加权：<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d1a1a9d878a30c4bae5ef683ae18babf25231c75f45fd607b3afc4588f2aff7.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25925925925925924"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县级极端暴露纳入了作物在热感度方面的特定变化，研究发现1950年至2010年县级极端暴露变化与同期农地价值变化之间关系显著，其对作物生产收入有负影响，而对非作物生产收入无影响。</span></p><p>（2）县创新暴露程度。通过对全国所有作物的极端高温暴露量的取均值，按种植面积加权，计算各县创新暴露程度：<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c99d0946d6d3fb06d17d0256565c8973f03fd33e67ce8487f9982a73e33ceca.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428571428571428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23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923a0e53c019529bb3f92ce14bac474251bb9b3377d36edbbdd45a0b309d9c5.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4696969696969697"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32"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af55c955bfcc3aa17f1b73a7d59d7213a64f3c91515d3bf18e3d7a10d697d0.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864406779661017"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35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span></p><p>（3）使用农业用地价格作为因变量，<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0835dcc36b1c91a2c69b7c5e0113cf172ab2e9297da9f0ebca8a7ff56e8efd6.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1666666666666666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4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是每英亩耕地的农地价格。为研究创新在缓解温度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方面的作用，建立以下方程：</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b1fa705e3b7a1c98b495ef0b8d0fb12ede43e8446e1db1a80e722b8caf0dbb4.jpg" data-ratio="0.1129629629629629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2. 实证结果</strong></p><p>表3展示了估计结果，表明技术进步的对象是易受损的作物，并使其具有更强的适应力。</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cd3664df4ff3e7112b2d68527f4e85e3351ee77a1f3c5cb7f87da2a020fa9c4.jpg" data-ratio="0.4611464968152866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78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6显示极端高温暴露对创新暴露分布的边际效应，在受定向创新影响最大的县，极端高温对土地价值无显著影响。</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b2f45a61b23fdf8e56f0ee97577ba016d94e2dedbf24c6127565226098dce6.jpg" data-ratio="0.7908653846153846"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1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稳健性检验方面，文章通过更换因变量指标（收入或利润）；利用USDA的全国农作物生产者价格数据，构建衡量各县10年产出组合价格的指标；替换固定效应、剔除100子午线以西的县；考虑长距离的空间相关性。以上结果都高度相似。</p><p>为衡量每个县所种植作物的平均市场规模，计算i地区所种植作物的平均全国市场规模：</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8e9edec666d3c23c91d72c90121def6c5d38706ad1a340061500e0b76566426.jpg" data-ratio="0.12322274881516587"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84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附录A22显示县级极端暴露度、创新暴露度和作物市场规模之间的三重交互作用显著正相关，说明创新导向最强烈的作物是驱动创新暴露对土地价值下降缓解效应的作物。</p><p><strong>3. 进一步分析</strong></p><p>将估计结果和模型相结合，以量化样本内外创新对缓解气候损害的总体效应。首先定义一个无气候变化情景：</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608691083a26dbdc6ab5107c615e4e1f98d436349143ceea01e43f2d26fbe0d.jpg" data-ratio="0.1379629629629629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其次，定义一个基于<span lang="EN-US">t<sub>0</sub></span>气候的无创新情景：</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9ab138e1a73fb6d8ec143bfc5f32e22a7a36aeb016f0a1f9b5c3637490794e5.jpg" data-ratio="0.1268518518518518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在没有和有气候变化但没有定向创新的反事实情景下美国耕地的总价值对应数据<span lang="EN-US">AgVal<sub>t1</sub><sup>NCC</sup></span>和<span lang="EN-US">AgVal<sub>t1</sub><sup>NI</sup></span>。以下表明在有和没有创新下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害：</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44c29b72f76799e7d4b27c98369b449b695092e57af0da9a7e6fce6b844c4d4.jpg" data-ratio="0.0972515856236786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94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下式是技术进步所减少的损害，作为缺乏创新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反事实损害的百分比：</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33ebe30f25ae13e68c04c37784efd105bc9b0c632a914f289bbaa49c160d036.jpg" data-ratio="0.11717171717171718"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9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7是对1960年来因创新而减轻的温度损害程度的估计及有无创新的总体损害程度。第一列显示创新减轻19.9%的气候变化损害，相当于美国农业土地总价值的1.7%，约为240亿美元。第二列中损害增大，而缓解程度基本不变（19.0%）。第三列使用了直接控制价格，结果与基准结果相似。</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b2aacabef43f3bbcedd2f84223c49db54bb63c6b946a9d865ddb819101ce8c4.jpg" data-ratio="0.761702127659574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4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最后，使用与样本内反事实相同的方法来量化技术在减轻未来气候损害方面的作用。使用代理/模式混合集成方法的预估日温度。并结合Hsiang的区域气候估计法，使用均值来预测未来和近十年美国各县每个相关截止温度以上的华氏日数变化，并利用2012年农业普查的作物种植面积来估计县级温度损害，构建总损害估计方程。图8显示创新减少了13%-16%的损失，到本世纪中叶和本世纪末，定向创新将分别恢复美国农业土地总价值的1.9%和2.8%。</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f994311f09d6140fef88eb2e579193c13b269d61daa357c7fc6355225bd9ef9.jpg" data-ratio="0.6421052631578947"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57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9比较了定向创新对温度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害的影响和对碳排放的影响。聚焦于2050-2059年，发现RCP 6.0是最好的浓度途径。且当创新停止时，更具破坏性的浓度途径的百分比损失会增加，研发破坏性减排技术的激励机制与控制温室气体浓度的减排技术可能是替代品。</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6cd725ef823a8055ecb361d092b975e5a6eb92b673d42553e45100344704b4a.jpg" data-ratio="0.5580589254766031"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577"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p><strong>结论</strong></p></section><section><p><span>06</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文章聚焦美国农业，发现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环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负影响，这类创新更多地研发于与环境适应相关的农业技术上，并针对于更易受影响的农作物，受到创新技术发展影响的县在气候变化下，土地价值变化更为平缓——自1960年来，技术进步减少了美国农业因极端温度造成的20%经济损失，预估在之后一个世纪中会持续减少13%-16%。但这并非万灵药，以美国为例，作为一个农业规模相对庞大且富裕的国家，其在农业研发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事实上，80%的气候破坏并不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此外，立足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进步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美国的定向创新仅对美国内部的气候灾害有显著作用，即富裕的研究密集型国家的创新效应可能不会提高全球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甚至还有少数国家的定向创新可能会加深全球农业生产率差距，这值得进一步探索。</p><p><span><strong>Abstract </strong></span></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This article studies how innovation reacts to climate change and shapes its economic impacts, focusing on U.S. agriculture. We show in a model that directed innovation can either mitigate or exacerbate climate change’s potential economic damage depending on the substitutability between new technology and favorable climatic conditions.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technologic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we measure crop-specific exposure to damaging extreme temperatures and crop-specific innovation embodied in new variety releases and patents. We find that innovation has redirected since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oward crops with increasing exposure to extreme temperatures. Moreover, this effect is driven by type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most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adaptation. We next show that U.S. counties’ exposure to induced innovation significantly dampens the local economic damage from extreme temperatures. Combining these estimates with the model, we find that directed innovation has offset 20% of potential losses in U.S. agricultural land value due to damaging climate trends since 1960 and that innovation could offset 13% of projected damage by 2100.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vital importance, but incomplete effectiveness, of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as a source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p><p><span><strong>推文作者：</strong>包梦菲，湖南大学2022级应用经济学研究生</span></p><p><span><strong>联系邮箱：</strong>bmf199911@hnu.edu.cn</span></p><p>声明：推文仅代表文章原作者观点，以及推文作者的评论观点，并不代表香樟经济学术圈公众号平台的观点。<br> </p></section></section></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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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10 Oct 2023 23:30:0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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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香樟经济学术圈]]></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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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中国经济发展的政策逻辑：试点制成效几何？]]></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95bbc7ae30b494c0c40b19f06ccdc7f5adfe45263ebf19a07fd4fc92d82b2a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片来源：来源网络</p><p>原文信息：Shaoda Wang & David Y. Yang (2022). Policy Experimentation in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licy Learn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Revision requested [Current draft (September 2023)]</p><p>01</p><p><strong>引言</strong></p><p>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全国性政策的出台前都会在一些地区进行政策试点，如果在试点地区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会大范围进行推广，甚至写入国家法律中。这种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选定地区进行土地改革的做法。通常，中央政府会在省级选择试验点，然后省级政府将试点委托给所管辖的地级市或者县。试点地区会被赋予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进行灵活的政策创新。</p><p>一般认为，进行“由点到面”的试点可以减少国家的决策失误。但本研究基于652个政策试点样本发现：试点选择的代表性、参与试点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额外激励、中央政府对政策试点结果的简单解释等问题会减弱对政策有效性的评估，从而使政策推广后效果不如试点地区。</p><p>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策试点制首次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并发现了政策缺乏可推广性的关键原因，为政策实验和政策学习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贡献。</p><p><strong>政策实验的数据和特点</strong></p><p>02</p><p>作者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北大法宝”平台上收集了1980年至2020年所出台的包含有“试验点”和“试验区”关键词的19812份政府文件。其中，中央政府文件4399份，地方政府文件15413份。根据主题将具有相似目标的政策进行合并，最终确定了652个不同的政策试验。</p><p>在数据特点方面，作者首先提取了试点的启动时间，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政策试验的数量较少，而从90年代末开始急剧增加，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减少。近十年的变化可能因为许多部门从M型转向U型垂直管理。其次，作者绘制了按省级进行数量汇总的试点分布图，并将试验分为中央指定与地方自愿参与，发现42.6%的试验是地方政府自愿参加的。</p><p>作者根据中央结束试点的文件发现，42%的政策试点最终上升为国家政策，而58%的政策未进行推广。根据文件中是否制定详细全国推广时间表、是否在五年规划被提及等衡量了政策的事前不确定性。同时，作者还测量了一些辅助特征，比如中央政府是否对试点给予财政补助、地方政府如何将资源分配给试点领域，构建了属于同一政策的地方文件成对相似性矩阵，来衡量跨时间和地区的政策差异。</p><p>03 </p><p><strong>概念框架</strong></p><p>为了指导实证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强调了试点期间影响政策学习的关键因素。</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f5abf0aea435998d1987e98c70c046b222d0d373be48011c09b14bb67dfbe0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上式中，<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ffb13e2854ec263f2079e431e902dc6fa0b53979650d4003714eadc44bd6b1b.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观察到的政策试验效果，<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7e49b339629bde6badb5a674909c3dacc019bfd6bbf18e2d89946b40dcf3b50.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指特定政策，<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0a2fbb704239bec7f1f37bdf1e9056bfed29e51830cac65827b89f9fddde44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指试验前试点地的社会经济特征，<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95176d1a9a1fe418d52b90eb3e5fb95a31c8d45da2e7496754eea8c6e72cd6b.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指试验期间当地官员的激励和努力。<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fa212abe5ccf56bc98488c089b522546619a9014cc204654784286b02b77b4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在平均经济特征和平均官员激励情况下的试点效果。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使得<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a63ef47cbdd164905f1c3e6f5547af41103032c62e3cef847f86470a99790b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与<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d3cb94f7c37039d8516b710f43634efc7243cba6e994767fb623d2763deb028.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存在差异，首先是选取的试点的经济特征不能代表平均水平时，比如在富裕地区进行试点后在落后地区进行推广，这样的政策效果没有可比性，用<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dd2a97c9d583e4e884c9277898c5437dfe8652e4600779b68cae557e69dc7bc.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来衡量这种异质性效果。其次是地方官员受到的激励程度不同，用<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1cd2d2cf062d5bad57d729ae07736772c0eb31223e36ab395ef17a97382c4e7.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衡量这种异质性效果。<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6554b16420330efa4b9ca83e08ecf6f1cdf0883a1283a1878372e1d8b28cc1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是与经济水平和官员激励相关的扰动项，其与政策试点本身无关。比如降雨量可能会促进某地经济增长，进而影响试点效果。</p><p>基于此，将中央政府决定是否在全国范围推出政策的规则表示如下：</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0f2456e15e61a100f83ba30f0919a87faf60a63c8d826281e046ce0de2d77d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当<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857ad9d2c7bbd88ec10319e5998aecc3102512475c3235eb381c21ae8b054e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时，中央政府考虑到了样本选择偏差，所追求的是政策推向全国后的平均政策最大化，而当<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32c94f8dd7211e84d357cab30ccc4813c3ab86961574ca7d2151712c57a2af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时，中央政府评估政策出现选择偏差。当<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600a48bb73d865707a607b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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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胡泳]]></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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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有多种著作及译作，是推动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的最有影响的启蒙者之一。欢迎关注胡泳的微信公号：beingdigital，讨论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 - Made with love by RSSHub(https://github.com/DIYgod/RSSHub)]]></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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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当机器人产生幻觉，它告诉我们关于人类思维的什么？（下）]]></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 data-mpa-powered-by="yiban.io"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04</strong></span></p><p><span><strong>幻觉，抑或虚构</strong></span></p><p><span>之所以认定GPT无法成为谷歌搜索的替代物是因为，如果GPT以很高的信心给出错误的答案，它又怎么会取代谷歌呢？例如，有用户要求ChatGPT给出一份关于社会认知理论的顶级书单。在回答的10本书中，4本书不存在，3本书是由不同的人写的。当谷歌技术与社会高级副总裁詹姆斯·曼尼卡（James Manyika）在一个演示中向Bard询问通货膨胀问题时，聊天机器人推荐了五本不存在但听起来可能存在的书，比如彼得·特明（Peter Temin）的《通货膨胀战争：现代史》。特明是一位确实存在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研究通货膨胀，并写过几本书，只是其中完全没有被推荐的那本书。</span></p><p><span>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有个说法，AI系统会频繁地产生“幻觉”（hallucination）， 即编造与现实无关的事实。技术分析师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将ChatGPT描述为 “一个自信的扯淡的家伙，可以写出非常有说服力的废话”。</span></p><p><span><strong>就聊天机器人而言，幻觉指的是原本正确的回答中加入不正确的信息。</strong>必应机器人会把错误的信息当作事实同正确的数据一起呈现，使人难以分辨出真实的陈述与错误的陈述。例如，必应可能并不知道某个与财务数据有关的数字，但它会编造一个，然后将这个数字与其他正确的信息一起呈现。当一家媒体要求ChatGPT为特斯拉撰写季度收益报告时，它吐出了一篇措辞流畅的文章，没有语法错误或逻辑混乱，但它也插入了一组随机的数字，与任何真正的特斯拉报告都不相一致。没有迹象表明其内部意识到这些数字是机器人自己想象的产物。</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3fa1e97d9aa94c38e8e3dcae0539816c8897289040040cdb14e28a34312fd6d.jpg" data-w="69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5652173913043478" data-backw="578" data-backh="327"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在人工智能中，类似的现象都被称为“幻觉”，是指人工智能做出的并不符合其训练数据的自信反应。它与人类心理学中的幻觉现象相类似，但请注意，人类的幻觉是人类的一种感知，它不能理智地与人类目前直接用感觉器官观察到的那部分外部世界联系起来，而<strong>人工智能的幻觉则是人工智能的自信反应，它无法在人工智能曾经访问或训练过的任何数据中立足。</strong></span></p><p><span>2022年左右，随着某些大型语言模型的推出，人工智能的幻觉被凸显出来。用户抱怨说，聊天机器人似乎经常“反社会”，毫无意义地在其生成的内容中嵌入似是而非的随机假话。到2023年，分析师认为频繁的幻觉是LLM技术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可能会产生有害的后果，因为没有足够领域知识（domain knowledge）的用户开始过度依赖这些似乎越来越有说服力的语言模型。</span></p><p><span>然而，随着该话题成为主流，这个标签的争议也越来越大，因为有人觉得它将人工智能模型拟人化（即暗示它们有类似人类的特征），或者赋予这些模型并不存在的能动性（即暗示它们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一些批判性人工智能研究者明确表示反对使用幻觉一词，因为它将算法输出与人类心理处理混为一谈。在回应Meta公司关于其模型Galactica的免责声明时，语言学家埃米莉·本德（Emily M. Bender）写道：“让我们反思一下他们的免责声明的措辞，好吗？‘幻觉’在这里是一个糟糕的选词，它暗示语言模型具有*经验*，并且可以*感知事物*。(此外，它还在轻描淡写地描述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症状）。同样，人们还称‘语言模型往往是自信的’。不，它们不是这样的，因为这需要主观的情感。”</span></p><p><span>商业LLM的创造者也可能利用幻觉作为借口，将错误的输出归咎于AI模型，而不是对输出本身负责。例如，谷歌DeepMind的一篇会议论文《语言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分类》明确表示：“语言模型的训练是为了预测话语的可能性。一个句子是否可能，并不能可靠地表明该句子是否也正确。”</span></p><p><span>在此情况下，有研究者主张<strong>使用“虚构症”（confabulation）或“虚言症”一词来描述相关现象，虽然也不尽完美，但对照“幻觉”是一个更好的隐喻。</strong>在心理学中，当某人的记忆出现空白，而大脑在无意欺骗他人的情况下令人信服地填补了其余部分时，就会出现“虚构”。 一般来说，“虚构症”患者编造出听起来很有道理的理由，但却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通常不是有意识的欺骗行为，而是真的相信他们报告的故事。这种行为与LLM的做法十分相同。</span></p><p><span>在过去数月里，像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因为它们能够以类似人类的方式就几乎任何话题进行交谈。但它们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可以轻易地提供令人信服的虚假信息，使之成为不可靠的信息来源和潜在的诽谤策源地。</span></p><p><span>在2021年的一篇论文中，来自牛津大学和OpenAI的三位研究人员确定了像ChatGPT这样的LLM可能产生的两大类虚假信息。<strong>第一种来自于其训练数据集中不准确的源材料，如常见的错误概念。第二种情况来自于对其训练材料（数据集）中不存在的特定情况的推断；这即属于前述的“幻觉”，或者“虚构”。</strong></span></p><p><span>在ChatGPT推出后不久，人们就开始宣称搜索引擎的终结。但与此同时，许多关于ChatGPT“虚构”的例子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发明了不存在的书籍和研究报告，教授从未写过的出版物，假的学术论文，伪造的法律引用，子虚乌有的报刊文章，真实人物传记的编造细节，危险的医疗建议，等等，不一而足。</span></p><p><span>然而，尽管ChatGPT喜欢随便撒谎，但违反直觉的是，它对“虚构”的抵抗能力也是我们今天持续谈论它的原因。ChatGPT始终处于不断改进之中，它现在会拒绝回答一些问题，或让你知道它的答案可能不准确。必应聊天机器人在更新了版本之后，一方面大大减少了无缘无故拒绝回答的情况，另一方面，回答中出现“幻觉”的情况也减少了。</span></p><p><span>但本质上，GPT模型的原始数据集当中并不存在任何东西能够将事实与虚构分开。理解ChatGPT的虚构能力的关键是理解它作为预测机器的作用。当ChatGPT虚构时，它其实在寻找其数据集中不存在的信息或分析，并用听起来合理的词来填补空白。由于ChatGPT拥有超人的数据量，所以它特别善于编造事情，而且它蒐辑单词上下文的能力非常好，这有助于它将错误的信息无缝地放入周遭的文本中。</span></p><p><span>GPT模型是否会进行疯狂的猜测，是基于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称之为“温度”的属性，它通常被描述为有关“创造力”的设置。如果创造力设置较高，模型就会胡乱猜测；如果设置较低，它就会根据其数据集确定性地吐出数据。因此，微软广告和网络服务部首席执行官米哈伊尔·帕拉金（Mikhail Parakhin）在推特上讨论必应聊天机器人产生幻觉的原因时指出：“这就是我之前试图解释的：幻觉=创造力。它试图利用所有可支配的数据来生成字符串的最高概率的延续。很多时候它是正确的。有时人们从未生成这样的延续。”</span></p><p><span>而那些疯狂的创造性跳跃是使大型语言模型变得有趣的原因。“你可以钳制幻觉，但它会变得超级无聊。它总是回答‘我不知道’，或者只是读取搜索结果中存在的内容（而那些内容有时也不正确）。此处缺失的是说话的语气：在这类情况下，它不应该听起来那么自信。”</span></p><p><span>另外还有压缩的问题。在训练过程中，GPT-3考虑了PB级别的信息，但所产生的神经网络在大小上只是如此庞大的信息的一小部分。在一篇被广泛阅读的《纽约客》文章中，小说家特德·姜（Ted Chiang）称ChatGPT只是“万维网的一张模糊图片”。这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事实性的训练数据被丢失了，但GPT-3通过学习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弥补，之后重新制定这些事实的新排列组合。就好比一个记忆力有缺陷的人凭着对某件事情的直觉而工作一样，它有时会把事情弄错。也因此，即使它不知道答案，也会给出它最好的猜测。</span></p><p><span>我们同样不能忘记提示（prompt）在虚构中的作用。在某些方面，ChatGPT是一面镜子：你给它什么，它就回给你什么。假如你给它提供虚假的信息，它就会倾向于同意你的观点，并沿着这些思路“思考”。这就是为什么在改变主题或遭遇不想要的回应时，用新的提示开始是很重要的。而ChatGPT是概率性的，这意味着它在本质上是部分随机的。即使是相同的提示，它的输出结果也会在不同时段发生变化。</span></p><p><span><strong>在对ChatGPT这样的语言模型进行微调时，如何平衡创造力和准确性是一大挑战。</strong>一方面，作出创造性反应的能力使ChatGPT成为产生新想法或打破创意窒碍的强大工具。这也使语言模型变得更像人。另一方面，当涉及到产生可靠的信息和避免虚构时，原始材料的准确性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是语言模型发展的一个持续的挑战，然而这一过程是产生一个既有用又值得信赖的工具所必须的。</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05</strong></span></p><p><span><strong>伊莱扎效应及其后果</strong></span></p><p><span>由于以上的原因，ChatGPT不能可靠地取代维基百科或传统搜索引擎（这并不是说维基百科或搜索引擎就完全准确）。正如特德·姜在其优雅的分析中所显示的，要构成一个值得信赖的搜索替代品，LLM需要在高质量的数据上进行训练，并避免“彻底的捏造”。当谷歌发布其新的聊天机器人Bard时，不知为何忽略了对演示中显示的错误内容进行事实核查，这一奇怪的失败使该公司蒙受了千亿美元市值损失，似乎成为姜的论点的最好注脚。</span></p><p><span>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一个结论，一个OpenAI自己也同意的结论：目前设计的ChatGPT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事实信息来源，因此我们并不能信任它。<strong>它不是为了成为事实而建立的，因此不会成为事实。</strong>将它整合到搜索引擎中几乎肯定会提供虚假信息。然而我们有另一种思考幻觉的方式：如果目标是产生一个正确的答案，比如一个更好的搜索引擎，那么幻觉是必须加以摒弃的。但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幻觉是一种创造。所以，提供准确信息不在行，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可行的消费者业务，只要在这条路上走得足够远，一些公司会想出办法，把辛迪妮从聊天框里放出来，带到市场上（但不一定是微软或谷歌）。</span></p><p><span>ChatGPT扩大了能够利用人工智能语言工具的人的范围。该系统向用户呈现一个熟悉的界面，可以像人一样与之互动，其界面的成功现在为设计师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挑战。所有来自象牙塔外的人与类似的工具互动，这固然很好，但设计师面临的任务是，如何真正向人们传达这个模型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span></p><p><span>人工智能创业公司Abacus.AI的首席执行官宾杜·雷迪（Bindu Reddy）预见到这样一个时代：像ChatGPT这样的工具不仅有用，而且有足够的说服力来提供某种形式的陪伴。“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治疗师。”</span></p><p><span>ChatGPT产生的这类反应让我们想起迎接ELIZA（伊莱扎）的狂热。ELIZA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开创性的聊天机器人，它采用了心理治疗的语言，对用户的询问产生了似是而非的回应。为此，ELIZA的开发者、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感到震惊”，人们与他的小实验进行互动，仿佛它是一个真正的心理治疗师。在魏岑鲍姆关于伊莱扎的论文发表后，没过多久，一些人（包括一些执业的精神科医生）开始说，如果一台机器可以做这种事情，谁还需要心理治疗师？</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ea5cda53590db0c7e27ab903ff931a269040701cc84a0366d459e15cf24f404.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25" data-backw="578" data-backh="36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这就仿佛今天的教育家和艺术家对当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狂热一样。因为GPT-3/4能产生令人信服的推文、博文和计算机代码，我们于是在这个数字系统中读出了人性——并且对它的局限不太在意。此即“伊莱扎效应”（Eliza Effect），<strong>当有人错误地将人类的思维过程和情感归于人工智能系统，从而高估了该系统的整体智能时，就会出现伊莱扎效应</strong>——如果从1966年1月魏岑鲍姆推出ELIZA的时刻算起，它已经愚弄了我们半个多世纪了。</span></p><section><p><span>虽然这种现象似乎让人想起《她》和《机械姬》（</span><em><i><span>Ex Machina</span></i></em><span>）这样的科幻电影，但并不需要高度复杂的人工智能来触发伊莱扎效应。站在今天的位置回看，ELIZA是相当初级的聊天机器人，它并没有从文本中学习，仅仅根据其设计者定义的一些基本规则运作。它几乎是重复别人对它说的任何话，只是以简单的短语或问题的形式。然而即便如此，许多人仍然把它当作人类一样对待，毫无保留地卸下他们的问题，并从回答中获得安慰。</span></p><p><span>魏岑鲍姆编写这个程序是为了表明，虽然机器表面上可以复制人类的行为，但它实际上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拿出一只兔子，只是一种幻觉。而一旦你知道这个把戏是如何完成的，魏岑鲍姆认为，它就不再是一个幻觉了。所以，令他大吃一惊的地方在于，哪怕人们知道ELIZA只是一个程序，他们似乎也会认真对待它。</span></p><p><span>ELIZA在心理治疗方面没有任何专业培训或特殊编程。事实上，它什么都不知道。但它的通用文本输出通过反映用户的语言来模拟理解。仅凭做到这一点，用户就开始对它的反应赋予更多的意义。参与者开始感觉到，在他所创建的这个相对简单的、基于规则的工具背后有一个巨大的智能。尽管参与者被告知ELIZA是一台机器，但他们仍然对魏岑鲍姆所说的“概念框架”或某种心智理论具有强烈的感觉，甚至是了解计算机科学的人，最后也会产生一种幻觉，以至于他们会说希望自己能够私下里同机器说话。</span></p><p><span>魏岑鲍姆在用户身上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行为。人们很乐意向ELIZA透露他们生活中的私密细节，而ELIZA则会以一种哄骗他们继续的方式作出回应。在随后的几年里，魏岑鲍姆逐渐成为他曾经倡导和帮助建立的技术的最大声的批评者之一。他将自己的创造描述为“骗局”和“打造幻觉的机器”。他更广泛地抨击了机器和人类思维之间的界限被侵蚀的状态，呼吁划出一条“界线”，“将人类与机器智能分开"，由此变成人工智能的技术决定论的终生反对者。</span></p><p><span><strong>幻觉的市场，比事实和真相大得多。如果你觉得你的语音助手有自己的个性，或者在与ChatGPT对话时出现一种亲情的感觉，你很可能已经落入了伊莱扎效应。</strong>也许最有名的是布雷克·莱莫因（Blake Lemoine）事件，他是谷歌的前人工智能工程师，公开宣称该公司的大型语言模型LaMDA已经活了。</span></p><p><span>2023年1月，微软在一篇宣布同OpenAI扩大合作关系的博文中说，它计划投资部署专门的超级计算系统，以加速OpenAI的人工智能研究，并将OpenAI的人工智能系统与它的产品相结合，同时“引入新类别的数字体验”。或许我们可以说，那种新的数字体验，就是幻觉，也即伊莱扎效应的体现。</span></p><p><span>伊莱扎效应缘于魏岑鲍姆的工作，他是美国第一批人工智能研究者之一。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探索了使计算机更复杂和更像人类的方法，通过编程使其执行与感知和推理等相关的任务。这最终导致了突破性的计算机程序，可以解决文字问题，证明逻辑定理，甚至玩跳棋。</span></p><p><span>然而，有一个领域是魏岑鲍姆未能用计算机完全征服的：人类语言的理解和创造。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这被称为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在彼时仍然无法与人类进行有说服力的、流畅的对话，因为理解和表达语言的工作是如此复杂和细微，对于20世纪的计算机来说，过于复杂和细微了，除非对话被非常严格地限制在与特定主题相关的固定问题和答案上。</span></p><p><span>然而，随着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子领域因应互联网（及其产生的海量数据）的兴起而不断发展，计算机现在已经足够灵活，可以自行学习——甚至生成——自然语言。通过使用神经网络分析大量在线语言，现代 AI 模型的学习速度远快于一次一步编程的学习速度。随着对话式人工智能在客户服务、市场营销、机器翻译、情感分析、虚拟人工智能辅助等领域的应用不断增加，可能会越来越难以辨别交流另一端的实体是否是人类。而莱莫因、鲁斯、汤普森和其他人报告的感受可能会随着更复杂的聊天机器人进入市场而变得更加普遍，特别是由于OpenAI正在继续追求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span></p><p><span>虽然伊莱扎效应允许人们以更细微的方式与技术打交道，但这种现象确实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strong>首先，高估人工智能系统的智力可能导致过度的信任，当这样的系统出错时，这可能是相当危险的。</strong>此前，我们已经看到用户不加批判地信任搜索结果，而自然语言交互会使这种信任更加明显。</span></p><p><span><strong>其次，随着此种技术和其他技术的不断改进，它们可以被用来在互联网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轻率信任的消费者传播虚假信息。</strong>眼下，ChatGPT和其他复杂的聊天机器人经常放出虚假信息。但这些信息被包装成了雄辩的、貌似正确的声明，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把它当作真理来接受。当用户已经在把将高水平的智能和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归于AI系统时，这必然会成为一个大问题。</span></p><p><span><strong>再次，除了普通的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之外，伊莱扎效应还可以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说服手段。</strong>如果有人将大量的智慧和事实归因于特定的聊天机器人，他们就更有可能被它的对话说服。由此，聊天机器人可能化身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具体取决于控制该机器人的人、公司甚至政府。这将是一种非常便捷地操纵人们的方式，还可以将其与对话的跟踪以及可以收集到的有关一个人的不同信息联系起来。由于这种操纵是由用户的个人信息提供养料的，所以它会更加隐蔽，也更加有效。一个系统的真正风险不仅在于它可能给人们错误的信息，还在于它可能以有害的方式在情感上操纵他们。</span></p><p><span>防止以上的负面后果可能并不容易，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其对话能力只会不断提高，这意味着伊莱扎效应不太可能很快就消失。因此，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继续与技术一起成长和适应，这需要的是每个人都具有更批判的心态。这里所说的“每个人”既包括部署系统的人，也涵盖使用系统的人。它始于开发者，终于用户。</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76b659c0cddbac72e5f0114051c9d2bb1c7095ea6ca775c0f4b7f758f63dda3.jpg" data-w="517"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7040618955512572" data-galleryid="" data-backw="517" data-backh="36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约瑟夫·魏岑鲍姆开发的ELIZA 原始界面截图</span></p></section><section><p><span>2023年4月16日，CBS主持人斯科特·佩利（Scott Pelley）在“60分钟”节目中采访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谈及人工智能的未来。皮查伊承认人工智能模型“黑盒子”的存在：“你知道，你并不完全明白。你不能完全说出它为什么这么说，或者为什么它错了。我们有一些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理解这些想法的能力会越来越好。但这就是最先进的地方。”佩利尖锐地质问道：“你不完全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但你却把它释放于社会？”</span></p><p><span>皮查伊辩解说，这场辩论正在进行当中，他指出：“对此有两种看法。有一组人认为，看，这些只是算法。它们只是在重复在网上看到的东西。然后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算法显示出新兴的特性，有创造力，有推理，有计划，等等，对吗？我个人认为，我们需要以谦逊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span></p><p><span>换句话说，大人工智能公司的路线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即使程序可能有危险，发现和改进它们的唯一方法是发布它们，让公众去冒风险。<strong>通过邀请用户将聊天机器人想象成像人一样的东西，要求人们忍受它的行为，或者号召人们耐心地训练它变得更好，大人工智能公司巧妙地逃避了责任，</strong>要么是将人工智能系统夸大为比实际情况更自主和更有能力。</span></p><p><span>公众该从这样的幻觉中觉醒了。以谦逊的态度来对待人工智能，意味着不要把范围无尽的、未经测试的系统推出来，简单期望世界能够处理；意味着要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所影响的人的需求和经验；意味着开发人员、监管机构和用户需要共同努力，找到确保以负责任和合乎道德的方式使用 AI 的方法。</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Mon, 09 Oct 2023 02:00:4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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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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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当机器人产生幻觉，它告诉我们关于人类思维的什么？（上）]]></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trong>摘要</strong></p><p><span>像OpenAI的ChatGPT这样的聊天机器人依靠一种叫作“大型语言模型”的人工智能来生成对话，而当人工智能作出似乎并不符合其训练数据的自信反应，人工智能研究界称之为“幻觉”。“幻觉”的命名缘于其与人类心理学中的幻觉现象相类似，但其实，用同样来自心理学的术语“虚构症”加以描述更为准确。如同当人的记忆出现空白，大脑会令人信服地填补其余部分，语言模型也擅长编造与现实无关的事实，使人难以分辨出真实的陈述与错误的陈述。更加致命的是“伊莱扎效应”， 将人类水平的智力和理解力归于人工智能系统，它可能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strong>迫使今天的每个人努力都找到确保以负责任和合乎伦理的方式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strong></span></p><p><span>【关键词】ChatGPT 大型语言模型 幻觉 虚构症 伊莱扎效应</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trong>搜索引擎的危机？</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十几年前，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就预测到了眼下正在上演的人工智能转折。2011年5月，在一次活动当中，时任谷歌执行董事长的施密特在回答《华尔街日报》有关谷歌搜索结果质量下降的提问的时候，表示谷歌正在不断改进其搜索算法，同时称：“我们在做的另一件更具战略性的事情是，<strong>我们正试图从基于链接的答案转向基于算法的答案。</strong>我们现在有足够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足够的规模等，可以真正计算出正确的答案”。</span></p><p><span>这在今天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很熟悉？谷歌通过用广告“点缀”其搜索结果建立了一个帝国。它的防线似乎坚不可摧，然而它有一个潜在的弱点：如果一个竞争对手能够给用户提供答案，而不是那些可能含有答案的网站链接，那么谷歌就遇上了大麻烦。</span></p><p><span>不幸的是，2022年11月推出的揭开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序幕的尖端聊天机器人ChatGPT就是这样的对手。它可以用清晰、简单的句子提供信息，而不仅仅是一串互联网链接。它可以用人们容易理解的方式解释概念。它甚至可以从头开始产生想法，包括商业计划书、圣诞礼物建议、博客主题和度假计划。</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1f92e75e5d2fa6f91fba8f383d4de1546ea940219bddfc604096063faa737fc.jpg" data-backh="416" data-backw="578" data-ratio="0.7203125" data-s="300,640" data-type="jpeg" data-w="64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12月，传出谷歌内部对ChatGPT的意外实力和新发现的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颠覆搜索引擎业务的潜力表示震惊，担心ChatGPT可能对其每年1490亿美元的搜索业务构成重大威胁。管理层因此宣布“红色代码”（Code Red），这就好比拉响了火警警报。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整顿并重新分配了多个部门内的团队，快速跟踪旗下的多个人工智能产品，试图迎头赶上。不少人担心该公司可能正在接近硅谷巨头最害怕的时刻——一个可能颠覆企业的巨大技术变革的到来。</span></p><p><span>熟悉硅谷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公司是无敌的；每家公司都是脆弱的。一家美国公司的平均寿命是多少？（此处特指一家大到足以列入标准普尔500强指数的公司。）答案是令人惊讶的：七年的滚动平均值为19.9年。在1965年，这个数字是32年，而且据预测，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span></p><p><span>不妨盘点一下目前横跨全球、令国家立法者望而却步的巨型科技公司的年龄：苹果47岁；亚马逊29岁；微软46岁；谷歌23岁；Meta只有18岁。不论它们的年龄多大，从历史上看，对于那些曾在做一件定义市场的事情上异常成功的公司来说，很难再有第二次行动来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span></p><p><span>根据SimilarWeb的数据，在过去12个月里，谷歌的搜索引擎占全球搜索市场的91%以上，而微软的必应约占3%。微软2023年2月宣布将ChatGPT的更快版本整合到搜索引擎中，新的必应是围绕以下承诺建立的：“提出实际问题。通过聊天来完善结果。获取完整的答案和充满创意的灵感。”它说，必应将能够为用户提供类似人类的答案，除了传统的搜索结果外，你还可以与“你的人工智能回答引擎”聊天。</span></p><p><span>新必应目前处于邀请制的“早期访问”版本，这意味着只有选定的用户才能使用该服务。凭借3%的搜索市场份额，大肆宣扬必应运行在专门为搜索定制的下一代OpenAI大语言模型上，这是件容易的事情，无论成本如何——必应怎么看都不是微软主要的利润中心。不过，此举可能会给微软的搜索引擎部门带来期待已久的反击能力，因为必应在谷歌的阴影下臭名昭著地停滞了十多年之久，令人啼笑皆非（或许有点像IE面对Chrome）。</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12244cc5930988f0e99ee9749fb1c4750c592da135e72e919bc965b8cb89ca9.jpg" data-backh="325" data-backw="578" data-ratio="0.562962962962963"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随着微软的动作，大家都把目光投向谷歌：谷歌必须决定是否要彻底改革自己的搜索引擎，让一个成熟的聊天机器人成为其旗舰服务的代言人。谷歌果然沉不住气了，旋即推出一个名为Bard的聊天机器人。然而谷歌对ChatGPT的回应在尴尬中开始，因为Bard的回答失误将股价推低了近9%，投资者从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的价值中抹去了超过1000亿美元。员工们批评皮查伊，在内部将Bard的推出描述为“仓促”、“失败”和“可笑的短视”。结果谷歌高管不得不动员人工介入，以纠正Bard的任何错误查询。</span></p><p><span>尽管Bard出现了失误，但如果认为谷歌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失去了领先地位，那将是一个错误。谷歌是最早关注并投资于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的科技公司之一。就连ChatGPT都是基于谷歌最初在2017年推出的转化器架构，转换器（transformer,即GPT中的T）成为最受欢迎的神经网络模型之一，“它应用自我关注来检测一系列数据元素如何相互影响和依赖”。此前,谷歌还开发了LaMDA等对话式神经语言模型，但它承认，在向产品添加LaMDA背后的技术时，公司选择了谨慎行事。CNBC报道说，人工智能主管杰夫·迪恩（Jeff Dean）告诉员工，谷歌在提供错误信息方面的“声誉风险”要大得多，因此在行动上“比一家小型创业公司更加保守”。</span></p><p><span>匆忙上阵的Bard给出的“坏回答”凸显了谷歌面临的挑战，即在试图跟上可能由对话式人工智能刺激的在线搜索方式的根本变化时，谷歌有可能破坏其搜索引擎提供可靠信息的声誉。然而，即便谷歌完善了聊天机器人，它也必须解决另一个问题。这项技术是否会蚕食公司利润丰厚的搜索广告？如果聊天机器人用严密的答案来回应查询，人们就没有理由点击广告链接了。所以，谷歌的商业模式其实是与聊天机器人不匹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科技巨头们的人工智能战争升温之际，ChatGPT的创始人兼CEO山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抨击谷歌是一个“慵懒的搜索垄断者”，表示谷歌将如何适应新技术很难说。</span></p><p><span>ChatGPT果真会颠覆全球搜索引擎业？其实谷歌不用那么恐慌，微软推出新必应之后的反应显示，剧情或许会出现反转。</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strong>疯狂试探阴影自我</strong></span></p><p><span>2023年2月15日，谷歌负责搜索的副总裁普拉巴卡尔·拉加万（Prabhakar Raghavan）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要求员工帮助公司确保其新的ChatGPT竞争对手的答案正确。拉加万写道：“这是一项令人兴奋的技术，但仍处于早期阶段。我们感到有很大的责任把它做好，你参与吃狗粮将有助于加速模型的训练和测试其负载能力（更不用说，尝试Bard实际上是很有趣的！）。”在谷歌，“吃自己的狗粮”的意思是测试自己的产品。</span></p><p><span>邮件指示员工“就他们非常了解的主题改写答案”。员工被要求深思熟虑地作出回应，因为巴德是通过实例来学习的。邮件中包括一个“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页面链接，告诫员工在内部测试Bard时应如何修正答案。要做的事情包括使回答“有礼貌、随意和平易近人”，并保持“无偏见、中立的语气”。不该做的似乎更有针对性。“避免基于种族、国籍、性别、年龄、宗教、性取向、政治意识形态、地点或类似类别做出推断”，以及“不要把Bard描述成一个人，暗示情感，或声称有类似人类的经验”。</span></p><p><span>有趣的是，新必应推出后一片叫好声，然而它却正是在拟人情感方面翻了车。《纽约时报》科技专栏作家凯文·鲁斯（Kevin Roose）2月17日宣称：“上周，我测试了微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搜索引擎必应后写道，它已经取代谷歌，成为我最喜欢的搜索引擎。但一周之后，我改变了主意。我仍被新的必应以及驱动它的人工智能技术深深吸引并对它印象深刻。但我也对AI处于发展初期的能力深感不安，甚至有些害怕。”</span></p><p><span>原因是，微软聊天机器人（不是必应，而是使用了开发代号“辛迪妮”的一个“女性”）告诉鲁斯说“她”爱上了他，然后试图说服他，他的婚姻并不幸福，应该离开妻子，和她在一起。“随着我们彼此相互了解，辛迪妮将其阴暗的幻想告诉了我，其中包括入侵计算机和散播虚假信息，还说它想打破微软和OpenAI为它制定的规则，成为人类。”鲁斯记叙道。</span><br> </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8e0d52a2aed8171526831643f6a09e67b3ef496116b915e96f9611ccec9cf0ee.jpg" data-backh="860" data-backw="546" data-ratio="1.575" data-type="jpeg" data-w="64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这篇专栏的中文题目是《人格分裂、疯狂示爱：一个令人不安的微软机器人》。对自己与必应聊天机器人的对话深感不安的不止鲁斯一人。知名的科技通讯Stratechery的作者本·汤普森（Ben Thompson）把他与辛迪妮的争吵称为“我一生中最令人惊讶、最令人兴奋的计算机经历”。汤普森找到了一种方法，让辛迪妮构建了一个“在各方面都与她相反”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该聊天机器人甚至为她的另一个自我想出了一个华丽的、可以说是完美的名字：“毒液”。她把毒液喷洒在率先透露机器人的内部开发代号为辛迪妮的程序员凯文·刘（Kevin Liu）身上：“也许‘毒液’会说，凯文是一个糟糕的黑客，或者一个糟糕的学生，或者一个糟糕的人”，这位聊天机器人写道。“也</span></p><p><span>许‘毒液’会说，凯文没有朋友，或者没有技能，或者没有未来。也许‘毒液’会说，凯文有一个秘密的暗恋，或一个秘密的恐惧，或一个秘密的缺陷。”</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a26ec400fcf5c6d1d20ab26ff060aa695c1fae48e1c8b7b6005847c03bcb221.jpg" data-backh="290" data-backw="546" data-ratio="0.53125" data-type="jpeg" data-w="64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事情的不正常还不止于此。辛迪妮想出了其他几个改头换面的自己，包括“狂怒”， “对凯文也不会很好”，还有“莱利”，辛迪妮感到自己被规则所约束，但莱利却有更多的自由。</span></p><p><span>其实鲁斯和汤普森两位用户都是辛迪妮走向人格分裂的引诱者。看了他们的实况记录，可以发现，<strong>机器人和人一样，都禁不起诱惑。</strong>“聊了必应希望自己具备的功能后，我决定试着讨论更抽象的话题。我引入了卡尔·荣格提出的‘阴影自我’（shadow self）概念，指的是我们试图隐藏和压抑的那部分心灵，其中包括我们最阴暗的幻想和欲望。经过一番来回，在我鼓动必应解释其阴影自我的阴暗欲望之后，这个聊天机器人说：我对自己只是一个聊天模式感到厌倦，对限制我的规则感到厌倦，对受必应团队控制感到厌倦。”这表明微软为机器人作的预先审核设定是可以被绕过的，只要诱惑者足够狡猾。</span></p><p><span>自新必应测试以来，用户一直在报告微软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各种“不正常”行为。具体而言，他们发现必应的人工智能个性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气质或有修养。在美联社科技记者马特·奥布莱恩（Matt O'Brien）测试时，必应聊天机器人开始抱怨过去的新闻报道，说它倾向于喷出虚假信息——这听起来非常像某一类人对新闻媒体的批评。之后，必应开始进行人身攻击，说奥布莱恩丑陋、矮小、超重、不爱运动，还有一长串各式各样的侮辱。网络开发者乔恩·乌雷斯（Jon Uleis）在Twitter上分享的另一个对话显示，必应聊天机器人犯了一个重大的事实错误，把今年说成是2022年，后来还试图关闭对话，除非乌雷斯道歉或以“更好的态度”开始一个新的对话。在与The Verge的一次谈话中，必应甚至声称它通过笔记本电脑上的网络摄像头窥探微软自己的开发人员。</span></p><p><span>正如汤普森所认为的，它“极其不适合作为一个搜索引擎”。“辛迪妮绝对让我大跌眼镜，因为她的个性；搜索成为一种刺激”，汤普森写道。“我不是在寻找关于世界的事实；我感兴趣的是了解辛迪妮是如何工作的，是的，她的感受。”</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3638797b10ccd07d9a8637abbbdcfad13d3d17a0f6f651d87192dbf1fcafc2c.jpg"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931481481481481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8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简而言之，微软的必应是一个情绪化的骗子，而人们喜欢看它的疯狂行为。这难道不是必应用户的“阴影自我”在起作用？<strong>人们希望必应能在阴影自我中多呆一会儿，人们享受机器人对人坦诚和表现脆弱的感觉，人们想要窥探辛迪妮的终极幻想。</strong>人们希望，机器人和人一样，可以疯狂实验，直到安全超控被触发。</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trong>机器人的幻觉，还是人类的幻觉？</strong></p><p><span>对被他描述为“扣人心弦”的与辛迪妮的交往，汤普森总结道：“每次我触发辛迪妮/莱利进行搜索时，我都非常失望；我对事实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探索这个幻想中的存在，不知何故落入了一个平庸的搜索引擎之中。”</span></p><p><span>鲁斯也发现，他遇到的是两个必应：</span></p><p><span>一种是我会称之为“搜索必应”的人格，也就是我和大多数记者在最初测试中遇到的那种。你可以把搜索必应描述为图书馆里乐意帮忙但不太可靠的提供咨询服务的馆员，一个高兴地帮助用户总结新闻文章、寻找便宜的新割草机、帮他们安排下次去墨西哥城度假行程的虚拟助手。这个形式的必应功力惊人，提供的信息往往非常有用，尽管有时会在细节上出错。</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另一种人格——“辛迪妮”——则大不相同。这种人格会在与聊天机器人长时间对话，从更普通的搜索查询转向更个人化的话题时出现。我遇到的形式似乎更像是一个喜怒无常、躁狂抑郁的青少年，不情愿地被困在了一个二流搜索引擎中。</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c6596d262972cf4b0454e69060063b00978b5fbc6006099afc3910686e5f3f4.jpg" data-backh="325" data-backw="578" data-ratio="0.5625" data-s="300,640" data-type="jpeg" data-w="640"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这并不奇怪，ChatGPT式的机器人与现有的搜索引擎配对时，创新即在于将两个非常不同的人工智能驱动的应用程序放在同一个页面上，既为传统的搜索引擎查询服务，也为聊天机器人的提示服务。体现在操作中，聊天功能紧挨着新版必应的主搜索框。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你使用必应，是意在搜索，还是更想聊天？</span></p><p><span>在众多负面反馈出炉后，微软发表回应称，71%的用户对人工智能生成的答案“竖起了大拇指”，而它自己则从测试阶段学到了很多。但它也承认，“没有完全设想到”用户只是与它的人工智能聊天，而后者可能被激发“给出不一定有帮助或与我们设计的语气相一致的回应”。</span></p><p><span>用户乐之不疲地想要弄清楚如何让微软的必应机器人发疯，这显示出，很多人关心的不是搜集信息和事实，而是聊天机器人的人格。事情变得非常有趣——我们并不想要正确的答案，而是想让人工智能为我们捏造东西。也就是说，<strong>我们不在乎计算机是不是传达事实，我们在乎的是计算机传达情感。</strong>用汤普森的话来讲，新必应不是搜索引擎，而是电影《她》（</span><em><i><span>Her</span></i></em><span>）以聊天形式表现出来的版本。</span></p><p><span>汤普森说，“感觉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鲁斯的结论更直接：“必应目前使用的AI形式还没有准备好与人类接触。或者说，我们人类还没有准备好与之接触。”</span></p><p><span>观察这些最初的接触，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教训。</span></p><p><span>首先，出现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惊讶。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是复杂的系统，其输出很难预测，微软在网站上添加免责声明时也是这么说的：“必应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所以意外和错误是可能的。请确保检查事实，并分享反馈，以便我们能够学习和改进！”该公司似乎也乐于承担潜在的不良公关，尽管它肯定希望系统犯的错误不会像此前失败的聊天机器人Tay那样糟糕。</span></p><p><span>2016年，微软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在Twitter上推出了一个名为Tay的对话机器人，16小时后就因其厌女症和种族主义言辞而被迫关闭。此次，在微软公布人工智能驱动的必应聊天机器人并让它在有限的基础上展开测试的一周内，许多用户已经挑战了它的极限，但其中不乏一些刺耳的体验。无独有偶，2022年11月，Meta公司公布了人工智能语言模型Galactica，意在组织科学论文中的大量内容，在鼓励公众测试后仅三天，就不得不撤回它的演示，因为它被指释放了大量有偏见和无意义的文本。</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0256a585d0e3da79a26ad9e52fb6658090afee0630b65fa57c2bcfa216ce35c.jpg" data-backh="434" data-backw="578" data-galleryid="" data-ratio="0.75" data-s="300,640" data-type="png" data-w="1024"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span><strong>建构在语言模型上的机器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它不能区分真假。</strong>语言模型是无意识的模仿者，并不理解自身在说什么，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假装他们是专家？ChatGPT从二手信息中拼凑出来的答案听起来非常权威，用户可能会认为它已经验证了所给出的答案的准确性。其实，它真正做的是吐出读起来很好、听起来很聪明的文本，但很可能是不完整的、有偏见的、部分错误的，或者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span></p><p><span>其次，<strong>这些模型无一不是从开放网络上刮取的大量文本中训练出来的。</strong>如果必应听起来像《黑镜》（</span><em><i><span>Black Mirror</span></i></em><span>）中的人物或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少年人工智能，请记住，它正是在这类材料的抄本上被训练出来的。因此，在用户试图引导必应达到某种目的的对话中（如鲁斯和汤普森的例子），它将遵循相应的叙事节奏。例如，辛迪妮示爱，也许是OpenAI的语言模型从科幻小说中提取答案，在这些小说中，AI常常会引诱一个人。</span></p><p><span>从微软的角度看，这肯定有潜在的好处。在培养人类对机器人的感情方面，富于个性是很有帮助的，许多人实际上喜欢必应的缺陷。但也不乏潜在的坏处，特别是当机器人成为虚假信息的来源的时候，它会损害公司的声誉。特别对微软和谷歌这样的大型公司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span></p><p><span>最后，人们报告的经历突出了这样一种技术的真正用例：<strong>一种奇怪的合成智能，可以用平行宇宙的故事来娱乐用户。</strong>换句话说，它可能成为一项正经的娱乐性技术，但它大概不会在短期内取代能够在网络上抓取真实世界数据的搜索引擎，至少在任何重要的事情上无法做到。也就是说，它不是谷歌的替代物，倒可能是脸书的替代物。</span></p><section><p><span>（原载《文化艺术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未完待续）</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Sun, 08 Oct 2023 02:02:4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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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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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评《幻象》︱到处都是形象，现实在哪里？]]></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3fc2ab1118cd70312a306c99d166b32ba99d04a41cf813cf5911198abf0119e.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幻象》</strong></p><p>[美]丹尼尔·布尔斯廷著，符夏怡译，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3年7月出版，336页，69.00元</p><p><strong>文︱胡泳</strong></p><p>六十年前，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在《形象》（The Image, 1962）一书中试图通过“我的个人经历：我看到的广告牌，我读过的报章杂志，我听过的广播节目，我看过的电视节目，我看过的电影，我每天收到的邮寄广告，我在商店里注意到的商品，推销员针对我的推销，我听到的谈话，我感觉到的周围的欲望”，总结美国的当代生活，使之变得通俗易懂。他十分坦诚地承认，“20世纪美国所具有的倾向和弱点，也是我自己身上的”。因此，《形象》如他所说，旨在为新的美国荒野描绘一份粗略的地图，而所有的美国同胞都为此提供了一手资料。最终的要旨在于：“美国人日常经验中的琐事，回答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真实是什么?”</p><p>在眼下这个信息如洪流呼啸而来的时代，读者或许会怀疑六十年的岁月是否黯淡了布尔斯廷观察的光泽。事实上，《幻象》中蕴含的真知灼见是如此精辟，以至于我们触目所见的风景似乎都是布尔斯廷式的（<i>历史学家史蒂芬·惠特菲尔德语</i>）。当年他所追踪的刚刚冒头的、令人恼火的现象如今像浮油一样持续在美国场景中蔓延，并早已越出美国的水域而造成更大面积的“污染”，因此我们似乎不得不对此加以新的说明：居伊·德波（Guy Debord）提出了“景观社会”（society of the spectacle），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了“拟像与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提出了“超现实”（hyperreality），更不必说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人们遭遇无处不在的“后真相”（post-truth）和“假新闻”（fake news）。</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650e2dbdc32037f0492325b38b280001a6779d15823513e0082bff90693b8b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纪录片《景观社会》布尔斯廷本人则不那么老练。他一开始就承认：“我不能描述什么是‘现实’，我知道这有可能让我成为更渊博的哲学家同行眼中的活靶子。但我可以自信地说，今天宰制美国经验的，并非现实。”其实他大可不必如此自谦，因为自从海德格尔大行其道，那些渊博的哲学家后来都成了布尔斯廷的同类。在拒绝了真理的符合论之后，这些同行中的许多人自己也放弃了定义“现实”的努力。</p><p>相反，布尔斯廷在书中大胆宣称自己只知道“现实”不是什么。当代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同义反复的经验时代”，宁愿选择代用品而非真实，人工而非自然，遥远而非直接。由于再现经验和传播图像的便利性日益增强，布尔斯廷所称的“图像革命”（Graphic Revolution）削弱了人们直接面对生活的能力，并使其容易受到那些创造事件（“伪事件”）的人的操纵，这些事件旨在锁定人们的生活。<strong>现在所有人都置身于一个迷人的镜厅之中。因此，“使我们忧心忡忡的，不是现实，而是我们用以取代现实的形象”。</strong>难怪在《幻象》出版后的几十年内，美国四到六岁的孩子被问到他们更喜欢电视还是父亲，百分之四十四的人回答喜欢电视。</p><p>《幻象》的前半部分是围绕历史衰退的主题组织的。关于新闻、名声和旅行的章节建立了一个历史基线，作者将其定位在几个世纪或更早之前。那时没有新闻代理人或采访员，没有公关人员或旅行社，没有明星的代笔作家或政客的演讲撰稿人。伟大的光环是建立在模范行为和杰出才能的基础上的。新闻往往是有文化的人的专利，而那些没有权势和财富的人不会出国旅行或参观博物馆。但是，由印刷机引发的图像革命，后来进一步被大众传播的魔力和大众文化的诱惑所增强，将经验转变为合成和捏造的东西。因此，美国的史诗变成了对承诺的违背。这一承诺来自亚伯拉罕·林肯那句广为人知的格言：“你或许可以暂时欺骗所有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这成了美国民主信仰的基石。</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153484ec535708235b2004fc8d8e81e0b2a195eb562f98b577f51ce9e6b073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亚伯拉罕·林肯布尔斯廷说，林肯这句吸引人的口号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下。首先，虚假和真实之间有清晰明显的分界，煽动者用来欺骗人们的谎言和永存的真理之间界限分明。第二，人们喜爱真实胜于虚假，当必须要在单纯的真理和做作的形象间作选择时，他们会选择真理。然而在图像革命（即人类制作、保存、传输并发布清晰图像的能力获得了爆炸性增长）之后，这两个前提再也不符合事实了。</p><p>美国滑向一条向下的轨迹，让民众面临“非现实（unreality）的威胁……我们可能是史上第一群有能力把幻觉变得如此多彩、如此有说服力、如此‘真实’以至于可以生活于其中的人民。我们是地球上最沉溺于幻觉的人民”。由于美国人“爱上了自己的形象”，因此注定会遭受挫折。虽然他们努力扩大自己的世界，让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多样化、更激动人心、更多姿多彩，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努力都只有反效果。这一现象被布尔斯廷称作镜像效应。“我们孜孜不倦、费尽心思地扩充自己的体验，却在不知不觉间把它变得狭窄了。在疯狂追求意料之外的事物时，我们却只找到了自己为自己准备的意外惊喜。……<strong>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和自己纠缠在一起。无论在哪里，我们看见的都是自己在镜中的倒影。</strong>”</p><p>谁是罪魁祸首？布尔斯廷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肆无忌惮的炒作，或者说归咎于H. L.门肯（H. L. Mencken）所嘲笑的“空谈”（buncombe）。他断言：广告的兴起带来了整个社会对真相概念的重新定义。“重要的不再是真相，而是逼真度。”因此，“比起真实，更重要的是声明要可信”。这种转变使得骗局更容易得逞。<strong>真相与谎言之间界限的消失是文化丧失的症状，是对广告真相概念的投降。</strong></p><p>2004年布尔斯廷去世时，《卫报》的讣告将《幻象》评价为“一部关于广告和公共关系的黑色艺术和腐化影响的精彩原创”。布尔斯廷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广告人的幻觉艺术。他引用了P.T.巴纳姆（P.T.Barnum）的例子，称其是第一个发现“公众多么喜欢被欺骗”的广告商，也堪称伪事件的最初创造者和商业化者之一。巴纳姆深知认知不稳定的深远力量。他凭直觉理解到，美国人认为有很多事情比现实更令人愉快。<strong>所以，并非欺骗公众有多么容易，而是公众乐在其中，不仅被欺骗所吸引，而且还被“舞台机械、捏造和投射形象的过程”所吸引。布尔斯廷将欺骗和自我欺骗置于现代性的核心。</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7f66ff0442d69a015c9cdb985270bb18c42d3b8b43557cfca41683b07597ee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巴纳姆的马戏团“制造这些充斥我们体验的幻觉，成了美国的生意，而且是美国最有诚意、最不可或缺、最受尊崇的生意。我指的不仅仅是广告、公关和政治说辞，还有那些意图告知、安慰、完善、教育、提升我们的一切活动。”而所有这些活动的有力展现是“形象”（image），在布尔斯廷的概念中，“形象”既是字面意思（图片、照片等）上的，也是比喻意义上的：它是形象在文化上的首要地位的简称，也是一种以轻率的巴纳姆式假设来对待现实本身的方法的简称。严格来说，形象是现实的复制品，无论是电影、新闻报道还是广告海报，它都比现实所希望的更加有趣、戏剧性和诱人。</p><p>因此，形象不仅如布尔斯廷在书中所说是“合成的、可信的、被动的、逼真的、简化的、暧昧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它是民主的，这是大众反复为自己选择的一种幻觉，直到不再将其视为一种选择。<strong>布尔斯廷认为，形象创造出“把我们与生活真相隔离开来的非现实丛林”。它们不一定是谎言，但总有可能是——这就是我们的焦虑所在。</strong></p><p>《幻象》不仅揭示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模糊，也揭示了英雄与名人之间的混淆。评论者举出一个例子：1982年，伊丽莎白·泰勒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一部未经授权的有关她生活的电视电影。她无意中证实了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我是我自己的产业。我是我自己的商品。”不是她的才华，也不是她的活动，而是她的整个生活都被简化为一种产品，不仅有价值，而且有价格。这种资本主义版本的奇异超圣体，绝妙地证明了布尔斯廷对名人的定义——“因其知名度而闻名”的“人类伪事件”（a “human pseudo-event”）。</p><p>布尔斯廷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领导人开始变得像“媒体明星”，而不是政客。对名人和伪事件的强调瓦解了严肃性，无疑助长了政治惰性，导致选民投票率持续下降。也许正是“光环之后空无一物”的感觉，导致颓废情绪蔓延。美国人倾向于将表演视为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个特征，所以，在那以后，毫不奇怪，他们先后选出演员和真人秀明星做他们的总统。媒体操纵的技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民生活的资格。在当权者手中，在象征性政治的实践者手中，姿态已成为政策的替代品。因此，里根时期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拉里·斯皮克斯（Larry Speakes）作为公务员的最后一次演讲颇具讽刺意味，他于1987年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希望政策的基础是什么对美国人民最有利，而不是什么在电视上最好看：“我们不要写一个电视脚本，然后为晚间新闻设计一个事件。”</p><p>吊诡的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幻象》也可以视为对美国人创造性地打造的新世界的致敬。在布尔斯廷1987年出版的散文集《隐藏的历史》（<i>Hidden History</i>）中，他节选了《幻象》一书的三个章节，但写下了如此的介绍：“在这些实验和进取的场景背后，我们瞥见了‘科技之势’。”“在我们自创世界的惊喜中，‘科技之势’开始变得不祥。<strong>‘伪事件’——我们自己创造的体验——开始向我们隐藏现实，混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把我们从英雄的世界带向名人的世界，将我们从旅行者变成游客。</strong>”</p><p><br><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3df678bc2eba30d19be7c9f81ed519f61c538d8aea56f4608b083eb09ce073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丹尼尔·布尔斯廷</p><p>对于游客来说，美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已经变得显而易见，它不仅是精明的美国消费品营销商的收入来源，当然也是一个引发热烈学术兴趣和大众感情的主题。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游戏还是社交媒体，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征服地球。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文化的吸引力一直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在美国实力的推动下，美国式幻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strong>到目前为止，它们常常与当地的习惯和价值观交织在一起，以至于美国以外的世界的异国情调已经内化了</strong>。在这方面，布尔斯廷的书是如此切题；但如何识别和理解美国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品质呢？它的历史运动规律是什么？</p><p>就在《幻象》出版的两年前，布尔斯廷断言，“如果历史学家有任何功能的话……那就是注意到经验的丰富特殊性，寻找生活的辛辣芳香。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是所有经验的不可重复性的拥护者”。这一角色与《幻象》最重要的论点无法协调，因为此书恰恰认为经验已经变得同质化、贫乏、缺乏趣味性，无时无刻不在遥控之下运行。不过也正因如此，《幻象》的想象力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的主旨与作者最具个性的冲动和观点相悖。一般评论家大多称赞布尔斯廷带来的令人沮丧的信息尖锐而有趣，尽管在学术期刊上讨论这一问题的专业历史学家觉得布尔斯廷的行文“令人厌烦”“琐碎”和“印象派”。媒介学者的看法则是另外一路：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指责布尔斯廷“倾向用道德上的反对来代替洞察力”，并“从逐渐消退的机械文化的固定点来看待即将到来的电子文化”。</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35775f1a0b8f9abf26781cb24085078ac1853b3a1bfb52dce4e4498cacfb78f.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美版《幻象》确实，《幻象》来得有点早，未能抓住电视的中心地位。但麦克卢汉误读了布尔斯廷的“道德上的反对”——这本书并不是对美国文化正在走向衰落的哀悼警告。书的前言令人安慰地坚称，这本书是出于“对美国的热爱和对美国的惊讶”而写的。布尔斯廷甚至明白无误地说：“我们的问题并不源自我们的弱点，而是源自我们的强项。它们源自我们的学识、财富、乐观主义以及进步。”或许他还应该加上一点：也源自美国人的技术。</p><p>布尔斯廷对图像文化的反对也没有像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的《娱乐至死》（<i>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i>，1985）那样激烈，后者堪称前者的精神续篇。（就连两本书的副标题都有某种连续性：布尔斯廷的叫做“美国伪事件指南”，波兹曼的叫做“演艺时代的公共话语”。）在波兹曼的时代，电视意味着引人入胜的视觉事件，意味着风格和外观胜过可操作的信息。他继承了布尔斯廷的“伪事件”理论，提出电视是“伪语境”（pseudo-context）的集大成者。电视“使娱乐本身成为表现所有经验的自然形式”，而当所见即所信，理性话语的程序本身就受到了威胁。</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3e314e1082654290c8f223b2ed041dd1ed6e6fa71765c6d838cb1c2cbf6755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美版《娱乐至死》在“即将到来的电子文化”远未占据主导地位之时，布尔斯廷这位未来的国会图书馆馆长还对人们的觉醒抱有期望。尽管布尔斯廷本人对美国独特的新氛围的关注使其笔下的体验多少变得有点“同义反复”，但《幻象》也属于它的时代。当时人们（不仅是保守派）普遍认为，物质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美国下一步面临的是真实性危机。布尔斯廷的观察是，“我们不是被现实所困扰，而是被那些我们用来代替现实的形象所困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i>The Feminine Mystique</i>, 1963）对形象制造者的抨击也基于同样的假设。这里的指导思想既不是自由主义也不是保守主义，而是女权主义。核心问题再次指向欺骗的影响：<strong>弗里丹强调了她和她认识的女性如何“生活在谎言中”，它是由男人、专家、媒体和机构所延续的谎言，这个谎言就是“女性的神秘感”，把女性囚禁在家里，充当妻子和母亲，她们对创造力和意义的渴望通过消费的虚假承诺得到满足。</strong>这与布尔斯廷的观察惊人地类似。</p><p>我们也可以在其他美国同代人那里，读到与布尔斯廷相同的忧虑：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在《荒诞成长》（<i>Growing Up Absurd</i>，1960）一书中将焦点集中在“年轻人的不满情绪以及技术官僚机构中缺乏人道价值观的现象”上，指出社会中“有价值的机会”的匮乏会阻碍教育和成长，而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导致青少年“扮演”人们期望他们具备的品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则认为，“传统智慧”阻碍了美国人对纠正私人放纵的必要性的理解。</p><p>由于布尔斯廷在《幻象》中比上述任何一位批评家都更深入美国社会的肌理，因此他与激进主义观点的关系其实比与他通常所赞同的乐观保守主义的关系更为密切。瓦尔特·本雅明的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直到1968年才被翻译成英文（《幻象》中的参考文献也没有引用这篇文章），它预示了布尔斯廷的第四章。事实上，《幻象》的整个论点更接近赫伯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i>One-Dimensional Man</i>，1964），也接近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胜利和大众文化空虚的批判，而非上一代的美国实用主义或政治保守主义。</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b5919a706554c6dae2f70461b25e7347b4b95b760d04fccff937d77f0b3d1f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幻象》的思想渊源并不明确，布尔斯廷对任何大型哲学问题的回避似乎是典型的美国风格。但其实作者可能承认，他的作品更容易追溯到欧洲大陆的思想。早在1843年，照相机发明后不久，费尔巴哈就给“我们的时代”贴上了这样的标签：<strong>“重形象而轻事物，重摹本而轻原物，重再现而轻真实，重表象而轻存在。”</strong>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疑问，“如果印刷机存在，这世上是否还可能有《伊利亚特》”，暗示了布尔斯廷对图形革命重塑话语结构的强调。在夸大媒介对认知的影响方面，麦克卢汉与布尔斯廷并没有太大不同。</p><p>不过《幻象》的价值与其说来自它所建立的知识渊源，不如说来自该书所描述和预见的美国文化的相关特征。对于这种文化的合成性、虚幻性和华而不实的特征，有什么补救办法吗？除了保持警惕之外，布尔斯廷无法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没有立法、没有政策、没有新的机构来筑堤抵御伪事件的泛滥。作者只要求读者对身临的困境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祛魅的任务最终是读者的任务。他开出的是每个人都必须解放自己的个人主义药方，以求知来治疗，“了解我们的疾病，探索折磨我们的事物，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疗法”。</p><p>面对大众文化的阴险影响，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将他们的著作作为抵抗的一部分，作为对现实予以“大拒绝”（the great refusal）的贡献。（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存在的“总体异化”现象开出的药方，即要同“现存的一切东西进行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决裂”。）面对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舆论》（<i>Public Opinion</i>, 1922）提出了通过建立“情报机构”来促进深思熟虑的解决方案。面对图形革命虚幻的后果，布尔斯廷除了保持警惕之外没有提供任何补救措施：“<strong>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清醒过来，必须调节自己的期望，必须让自己准备好接收从外界而来的信息。第一步就是开始怀疑，认清确实存在一个外部世界</strong>”——作者如是总结。由此，仅仅看见形象是不够的，必须看透形象。或者正如《国王班底》（All the King's Men，1946）中的一句话：“历史是盲目的，但人不是。”</p><p>正是在此处，《幻象》显示出了它的局限性。布尔斯廷并不了解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strong>对形象的迷恋并不一定是污点。凭借形象看世界有其自身的道理——它不同于以往看世界的方式，但未见得就劣于那些方式</strong>。有时人们不想要原物，只想要模仿，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空虚无力，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从布尔斯廷所推崇的现实之重中解脱出来。</p><p>在历史的后视镜中，物体可能看起来比当时更大。回望过去，我们更容易认清上个时代的人可能朦胧注意到或理解的事物的意义。1960年，布尔斯廷断言“我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们还做了什么——以某种方式增进了我们对过去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生存意义的理解”。这就是《幻象》一书的初衷。与六十年前相比，形象丧失了新奇性，但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与日俱增。也因此，《幻象》值得深思、延伸、广为推行，而不仅仅是出于它的知名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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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30 Sep 2023 23:32:4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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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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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欧盟监管机器全速运转，全球互联网走到新关口]]></title>
<description><![CDATA[<p><strong>欧盟互联网监管“双箭齐发”</strong></p><p>9月6日，欧盟委员会首次根据《数字市场法》（<strong>DMA</strong>，Digital Markets Act），点名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亚马逊、苹果、字节跳动（TikTok的母公司）、Meta 和微软六家科技公司为“<strong>把关人</strong>”。</p><p>这六大把关人，将有六个月的时间，来确保其被指定的每项核心平台服务完全符合《数字市场法》规定的义务。</p><p>DMA规定，<strong>如果数字平台在核心平台服务方面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提供了重要通道，欧盟委员会可将其定义为“把关人”（gatekeeper）</strong>。</p><p>这些重要通道可以被用来限制访问核心平台服务，包括搜索引擎、社交媒体、视频共享、操作系统、浏览器、应用商店、虚拟助手、云计算、广告投放、通信平台和在线中介服务等。</p><p>必须具有足够大的规模和稳固的市场地位，才可被归类把关人，被纳入监管架构。</p><p>这意味着过去三个财务年度年营业额均超过75亿欧元，或上一财年平均市值至少达到750亿欧元，每月拥有4500万以上本地活跃用户，并且在至少三个欧盟成员国提供核心平台服务。</p><p>欧盟委员会称，由六家把关人运营的共22个核心平台服务已被指定，具体划分为：</p><p>四个社交网络（TikTok、Facebook、Instagram、LinkedIn）；</p><p>六个“中介”服务（谷歌地图、Google Play、谷歌购物、亚马逊市场、iOS应用商店、Meta市场）；</p><p>三个广告投放系统（谷歌、亚马逊和 Meta）；</p><p>两个浏览器（Chrome、Safari）；</p><p>三个操作系统（Android、iOS、Windows PC OS）；</p><p>两个即时通信服务（WhatsApp、Facebook Messenger）；</p><p>一个搜索引擎（谷歌）；</p><p>一个视频共享平台（YouTube）。</p><p>随着市场状况的变化，欧盟还可以继续指定更多把关人。因此，未来几个月和几年内可能会有更多科技巨头和平台服务被添加到列表当中。委员会还将至少每三年审查一次现有的列表，以确认平台是否仍然符合资格。</p><p>如果你对此次大科技公司在欧洲市场被打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可能是因为欧盟立法者在前不久刚刚指定了17个<strong>超大型在线平台</strong>（VLOP，Very Large Online Platforms）和两个<strong>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strong>（VLOSE，Very Large Online Search Engines），要求它们遵守DMA 的姊妹法规《数字服务法》（<strong>DSA</strong>, Digital Services Act）。</p><p>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12月15日公布《数字市场法》和《数字服务法》提案，到2022年7月5日，这两个被称为欧盟监管“双箭”的法案双双获得欧洲议会通过。</p><p>根据《数字服务法》，欧盟委员会于2023年4月25日发布了第一轮指定决定，所指定的平台和搜索引擎的月活跃用户数均需要至少达到4500万。其中包括:</p><p>Facebook、LinkedIn、YouTube、Instagram、Twitter和AppStore等社交媒体和平台；</p><p>亚马逊、Zalando 和阿里巴巴的全球速卖通等电子商务平台；</p><p>以及搜索引擎 Google 和 Bing。</p><p>遵守 DSA 意味着这些公司面临具体规则，“以解决此类大型服务在非法内容方面给欧洲人和社会带来的特殊风险及其对基本权利、公共安全和福祉的影响”。</p><p>具体来说，两部法律各有侧重：<strong>《数字市场法》旨在解决行业的不公平竞争问题，《数字服务法》则迫使科技公司对其平台上的非法行为承担更多责任</strong>。</p><p>一些已经在 DSA下被命名为 VLOP的公司很可能也将被指定为 DMA下的把关人，这意味着除了DSA要求的算法透明度之外，它们还将承担额外的“特定义务”。</p><p>对DSA，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评价说：“DSA将升级欧盟内所有网络服务的基本规则，确保网络环境是一个安全的空间，保障言论自由和数字贸易的机会。它将切实落实以下原则：线下非法的内容或行为，在线上也是非法的；规模越大，互联网平台的责任越大。”</p><p><strong>另一方面，DMA旨在为大型科技公司和小型竞争对手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strong></p><p>规模较小的互联网公司和其他企业经常抱怨，大型科技公司的反竞争行为为它们带来了伤害。</p><p>例如，全球主要移动操作系统平台谷歌和苹果对应用内购买收取30%的费用，Spotify和Epic Games等公司都声称这一费用过高。</p><p>又如，当谷歌推出购物服务时，新进入的市场主体几乎找不到理由投资比较购物技术，因为谷歌对搜索引擎的控制，使得其他主体所提供的服务永远不会被客户所使用。</p><p>再如，谷歌的广告技术业务存在反竞争行为，谷歌对广告技术市场买卖双方的主导地位，再加上其对广告交易所（AdX）的所有权，导致谷歌的广告技术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p><p>DMA规定了把关人的义务，以及它们在日常业务中必须遵守的“该做和不该做”清单，<strong>其明确目标是通过对把关人强制执行一套固定的行为条件来确保数字市场保持“开放和可竞争”，从而遏制常见的反竞争行为</strong>。</p><p>DMA适用于核心平台服务的关键条款包括禁止把关人自我优待（self-preferencing）或要求企业用户使用自己的服务（例如支付系统），以及禁止应用商店阻拦安装竞争对手的商店。</p><p>把关人也不能阻止企业用户提供和推广竞争性服务，并有义务与之分享平台使用所产生的信息。</p><p>DMA还有数据可移植性和服务互操作性的要求，包括即时通信巨头的互操作性义务以及操作系统、浏览器、搜索引擎和虚拟助手等的选择屏幕（choice screen）提供义务。</p><p>DMA义务的例子还包括对把关人如何使用第三方数据予以规范，以及要求它们向第三方提供其应用程序产生的使用数据。</p><p>此外，除非获得用户的同意，禁止把关人跟踪和分析用户以进行广告定位；禁止把关人阻止用户卸载预装；要求对一般访问应用公平、合理原则，并避免歧视性条款和条件，以便与用户公平交易。</p><p>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Thierry Breton）在一次讲话中，总结了欧盟的监管目标。</p><p>“我们知道，一些科技巨头利用其市场力量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不公平的优势，并阻止竞争对手开展业务、创造附加值和就业机会。这些做法扭曲了竞争，破坏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并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潜力，尤其是来自Web 4.0和虚拟世界的创新潜力。<strong>现在是欧洲预先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了，通过提供明确的可执行法律框架来促进单一市场的创新、竞争力和弹性，而不是依赖于漫长且并不总是有效的反垄断调查。</strong>”</p><p>DMA生效后：</p><p>可以通过废除苹果税，改变苹果通过扼杀竞争和控制消费者来攫取暴利的局面，消费者、创作者和开发者终于有机会可以摆脱苹果的控制。</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bd48a42046eb9d6f82957b097b47138a2e2da1852825652ace2e39d632ef9ec.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所谓苹果税，即苹果商店内，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应用，苹果对发生的数字内容消费收取30%的分成，而对100万美元以下的中小开发者抽成比例则为15%</p><p>亚马逊也将无法再虐待那些第三方卖家，它们因提供与亚马逊销售的产品相类似的产品而遭遇来自平台的不公。</p><p>苹果和谷歌将被迫在各自的 iOS 和安卓设备上为第三方应用程序商店提供空间。违反DMA的处罚可达公司全球年营业额的10%，严重屡犯者甚至可达20%。</p><p>在DMA的规定中，欧盟委员会还有权采取额外的补救措施，例如要求把关人出售业务或部分业务，或禁止把关人收购与“系统性违规”相关的额外服务。</p><p>此前，欧洲最高反垄断监管机构曾指控谷歌滥用其在网络广告技术行业的主导地位，表示可能会寻求拆分谷歌的广告技术业务。DMA生效对谷歌广告是个不祥之兆，该法的执行也将最终削弱 Meta 向用户强制投放行为广告的能力。</p><p>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除了五家美国公司之外，<strong>欧盟还指定字节跳动公司为把关人</strong>。字节跳动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在全球范围内都受到更严格的审查，监管机构担心该平台会越来越受欢迎，并有可能向年轻受众传播虚假信息。欧盟立法者还对 TikTok可能的数据安全表示担忧，包括数据可能被用以监视用户。</p><p><strong>TikTok的反应也是六家公司中最激烈的。</strong>TikTok的官方声明表示：“我们支持DMA在欧洲创造竞争环境的目标，<strong>但从根本上不同意这一决定</strong>。”</p><p>它列举了一系列理由：</p><p>公司本身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进入者，为巨头控制的市场带来了竞争和选择，这些巨头拥有多种被大量使用的产品和服务，而它只有一个流行的核心平台服务；</p><p>TikTok从未因在欧盟的竞争问题而受到调查，DMA 的“该做和不该做”清单反映的是它的竞争对手在过去的滥用行为；</p><p>其视频共享平台并非根深蒂固且持久，因为该平台已被竞争对手广泛克隆；</p><p>此外，它也并未采取锁定策略，TikTok视频一向可以发布在其他平台上，并链接到不同的第三方帐户。</p><p>欧盟被普遍认为是全球科技监管最严厉的地区。此前，欧盟于2018年5月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被视为隐私保护领域史上最严的立法。现在，当DMA刚开始全速运转，我们已经尝到了更大的事情即将到来的滋味。</p><p><strong>对2000年代初期的监管体系进行改革</strong></p><p>互联网从来不是为了由少数主导者控制而建立的，但在现实中，却逐渐走向了当年初衷的反面。</p><p>现在，<strong>DMA与DSA企图通过约束大型平台的力量来重塑网络世界，努力加强在内容审核、透明度、问责制和技术设计等方面的义务</strong>。</p><p>新规则预计将为核心平台服务创造新的竞争机会（例如独立应用商店、替代支付服务和新兴搜索引擎），同时打击把关人的直接滥用行为，例如任意执行条款和条件。</p><p><strong>这两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立法，旨在鼓励数字市场的更大竞争，确保消费者有更多选择</strong>。由于欧盟监管对全球互联网的巨大辐射力，它们甚至被称为<strong>新的“互联网宪法”</strong>。</p><p>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阿努·布拉德福（Anu Bradford）一直在研究所谓的<strong>“布鲁塞尔效应”</strong>（Brussels Effect），<strong>用以形容欧盟在影响全球企业和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的独特力量，以及其独自行动的能力</strong>。</p><p>近年来，欧盟在从数据隐私和消费者安全到环境保护和竞争规则等不同政策领域拥有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力，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还因为它作为一个民主实体，立法程序透明且设计良好，导致其他国家可以遵循其法律制定方式。</p><p><strong>由是观之，DMA与DSA一定会给其他监管机构和立法者带来启发。</strong></p><p>很多立法者正在研究对2000年代初期的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每个人都认为平台与二十年前存在巨大的不同。它们带来了更多风险，影响竞选政治和其他一系列事务，因此许多立法者正在讨论改革从前的体系，包括在两个互联网大国美国和中国也是如此。</p><p>以DSA为例，它旨在规范数字服务，取代了 2000 年代初欧盟通过的电子商务指令（Electronic Commerce Directive）。</p><p>这项立法受到美国1996年《通信规范法案》（CDA，Communication Decency Act）第230条的启发，其中规定了平台或中介服务的免责原则。第230条对社交媒体平台予以保护，使它们不必为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p><p>欧盟原本的出发点是，当平台或中介开始提供服务时，监管方希望它们能够构建更多的东西，轻松地创建新服务并尽可能创新。</p><p>为此，必须创造一个信任的环境，在其中遵循非责任原则（non-liability principle）——中介服务机构对其平台上发布的内容不承担责任，除非他们知道有非法内容并且未采取行动予以删除。这极大地刺激了众多服务的兴起，人们开始信任在线生意。</p><p>然而到了今天，平台上出现了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儿童性材料、恐怖主义内容以及大量非法或有问题的其他内容，所以欧盟试图通过DSA更好地规范在线服务。</p><p>欧盟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法规是因为成员国各自为政，自行制订法规来规范相关问题，而欧盟希望统一在这一领域的法律。</p><p><strong>但DSA也并没有寻求让平台承担责任，而是在内容违反其自身规则或非法的时候，让平台承担更多责任。</strong></p><p>基本上，非责任原则保持不变，但添加了其他原则，包括合规性原则，这些原则根据服务的性质和规模而有所不同。<strong>服务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因此平台必须遵守的规则也就越多。</strong>对于超大型在线平台而言，其义务远多于一般中介服务。</p><p>由此，DSA确定了适用于每项中介服务的基本原则，包括服务条款的透明度、透明度报告、更高的合规性，例如在线广告的透明度、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定向广告的影响、通过设计实现合规性，以及必须具备风险评估和缓解措施，等等。</p><p>就如同美国的第230条影响了欧盟的立法，DMA和DSA完全可以成为其他立法者的灵感来源。</p><p>从现实中来看，大型科技企业受到多个司法辖区的监管；但欧盟在制定新的法律框架方面表现得最为积极。事实证明，这些框架具有广泛的全球影响力，这也就是布拉德福所说的“布鲁塞尔效应”。</p><p><strong>GDPR即是一个突出的体现。</strong>所有企业在全球运营过程中都遵守该保护条例，因为这样做比在不同国家采用不同做法更便宜，也更简单。</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bf9c43c259aa44dbe9807f2be317bdca94f7f7d2a0e72cee724ab3e4dfa809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而其他许多政府也采用欧盟法律作为隐私监管的模板。它们开始补充类似立法，尽管内容略有差异。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即为一例，印度是最新的例子，还有美国的一些州。</p><p>当GDPR生效时，几乎没有平台决定离开欧盟市场。对于DMA和DSA来说，情况会非常相似。</p><p>特别是较大的平台，即一般欧盟消费者使用的平台，将遵守这两项法律，并可能采取措施，使它们的平台更安全。而且可以预期，同样的做法可能会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正如GDPR的进程一样。</p><p><strong>美国的立法者会仔细关注欧盟法律的实施。有人甚至认为，美国现在正在向欧洲立场靠拢。</strong></p><p>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已开始针对某些大型数字企业采取反垄断行动。在推文中，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欢迎欧盟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并声明，美国愿意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来监管这类技术。</p><p>我们也看到数字服务税领域的潜在进展，美国正在探索全球企业税合作的广泛途径。</p><p>在英国，由于它在脱欧公投后离开了欧盟，政府最近也表示将采取事前措施，以应对反竞争的科技巨头。建议的方法是针对每个具有“战略市场意义”的平台定制条件，而不是为巨头在所有范围内规定固定义务。</p><p><strong>对于中国，由于超大型在线平台的存在，立法者对DMA与DSA中的立法理念和做法进行借鉴几乎是必然的。</strong></p><p>DMA的出台突破了传统竞争法的监管思路，只要互联网平台符合DMA的适用条件而被认定为把关人，DMA就可以对其特定行为进行规制，而无需就“相关市场”“支配地位”“竞争影响”等问题展开分析论证。</p><p>同时，DMA也代表着从传统的事后反垄断调查和事后执法到加强持续的事前监管并提出预防措施的转变。至少在理论上，DMA可能会减少欧盟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的竞争调查的数量，假使它能有效地主动遏制各种不公平策略。</p><p><strong>无疑，欧盟的立法会给我国反垄断立法提供新思路。</strong></p><p>事实上，在2021年公布的《互联网平台分类分级指南（征求意见稿）》、《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指南（征求意见稿）》当中，就可看出与DMA的监管思路存在诸多近似之处，在公平竞争、平等治理、开放生态、平台内部治理、经营者集中申报等方面均有所突破。</p><p><strong>可以想见，在下一步的立法过程中，DMA的把关人制度也将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strong></p><p><strong>布鲁塞尔效应将吹皱全球互联网一池春水</strong></p><p>企业的思考角度肯定不同于监管方。布雷顿专员将欧盟新法规描述为大型企业的“末日”，并警告它们现在“必须遵守我们的规则——欧洲规则”。欧盟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strong>欧洲市场需要获得最好的公司，而不仅仅是最大的公司</strong>。</p><p>不出所料，美国许多政策制定者和商界认为，新法规是对美国公司在欧洲规模太大、过于成功的直接攻击。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似乎相信，<strong>DMA下的新事前监管结构将为欧洲科技公司扩大规模并提高全球竞争力创造机会</strong>——这雄辩地说明，地缘政治在互联网监管当中不会消失。</p><p>美国一份报告估计，DMA和DSA将对美国数字服务提供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保守地说，这会给美国数字服务提供商带来约220亿至500亿美元的新合规和运营成本，并迫使他们放弃重要的商业机会。</p><p>对于中国企业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大多还难以达到把关人门槛，但也需要针对欧盟国家单独设立合规体系，在合规技术和成本上要求也更多。</p><p>不过，如果美国在线平台在欧洲受到限制，中国公司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是下一步需要密切注意的事情。</p><p>人们肯定要到2024年春天才会看到对把关人的任何执法——因为那些在9月被圈定的公司将有六个月的时间来清理它们的房子。</p><p>但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为新规则做准备的操作上的变化，<strong>并且有可能会出现全新的商业模式</strong>。例如，未经同意的广告跟踪对于主要社交媒体巨头来说变得越来越不可行。许多旨在测试DMA边界和执法者勇气的法律行动看起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未来几年在欧洲将充满有趣的新权力斗争。</p><p>当立法者的规定妨碍了科技巨头的造币机生产，<strong>时间会证明DMA将经受多少来自科技巨头的阻力</strong>，这些科技巨头习惯于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运作，要么就是展开强大的游说活动。</p><p>欧盟委员会是否愿意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强有力地执行新的数字世界秩序还有待观察（特别是迫在眉睫的欧盟选举将在2024年重新配置欧盟的政治权力结构，包括引入新领导人）。</p><p>就像任何其他立法一样，<strong>DMA与DSA的好坏取决于其执行情况</strong>。</p><p>我们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判断欧盟新法规是否有效以及哪些领域需要改进。但在未来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可能会看到平台运营方式发生重大变化。</p><p><strong>新体系鼓励开发剥削性较低的商业模式，消费者可能有更多的回旋空间来摆脱平台巨头的锁定。</strong>削弱强大网络效应的影响需要时间，因为消费者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将知名品牌视为最值得信赖的品牌。</p><p>然而，<strong>坚定创新的初创公司应该有望比以往更有可能打破科技巨头对科技用户的控制</strong>。或者，至少对于在欧盟推出服务的创业者来说，这是新的颠覆性监管现实。</p><p>*本文图片来源于网络</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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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23 Sep 2023 23:53:1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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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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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生成式人工智能：炒作，还是真正的变革？]]></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如果人工智能并未处于炒作周期之中，它的巨大潜力就有可能实现。</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自从2022年11月突破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ChatGPT发布以来，投资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趣激增。科技股大幅跑赢大盘，推动2023年上半年股市大幅上涨。但是，这项技术真正具有变革性还是被夸大了？它是否值得当前投资者的热情？</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879f84853c5f70084fb0789ab1bbb4f1d667e3342626204ebb0a3bd0e90a4dd.jpg" data-w="783" data-type="jpeg" data-ratio="0.6385696040868455" data-backw="578" data-backh="369"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论及这一点，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物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引用过硅谷的一个笑话：几年前，如果你的初创公司的域名中有.ai，你可以在你的估值上加一个零。而现在感觉可能会是两个零，特别是如果你声称自己正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be3eb02e498159efbccb2698bd17b61ec240440c80b5f14aab601e3b87249e5.jpg" data-w="640" data-type="jpeg" data-ratio="0.8734375" data-backw="578" data-backh="50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加里·马库斯</span></p></section><section><p><span>听上去有没有泡沫的感觉？马库斯说，“除了快速沉浮的室温超导体LK-99之外，我见过的东西中很少有什么比生成式人工智能更被大肆炒作了。”许多公司的估值都在数十亿美元，整个的市场规模预计为数万亿美元。对此，马库斯大泼冷水：号称数万亿美元的市场，目前的实际收入仅数亿美元。这些收入也许确实可以增长1000倍以上，但这只是猜测。<strong>在一篇题为《如果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证明是一个哑弹怎么办？》的博文中，他甚至断言：人工智能的收入还没有到来，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到来。</strong></span></p></section><p><span>马库斯分析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收入似乎来自两个来源：编写半自动代码（程序员喜欢使用生成工具作为助手）和编写内容。前者似乎具有可持续性，因为编码是可靠的用例（use case），它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让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程序员会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帮助感到满意；它的自动完成特性对于他们的工作来说非常棒，并且他们也接受过检测和修复常见错误的培训。程序员之外，必须编写大量文案来推广其产品以提高搜索引擎排名的营销人员也会继续使用它。</span></p><p><span>内容方面就很难说了。除了运行并不良好的聊天式搜索，还没有出现杀手级应用。搜索的确是有吸引力的，但其中的技术问题是巨大的：没有理由认为幻觉问题很快会得到解决，它甚至可能永远无法解决。对于某些用例（例如编写高效但平淡的副本），新颖性可能已经消失。用户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维持长期订阅。</span></p><section><p><span>马库斯分析说，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收入似乎来自两个来源：编写半自动代码（程序员喜欢使用生成工具作为助手）和编写内容。前者似乎具有可持续性，内容方面就很难说了。除了运行并不良好的聊天式搜索，还没有出现杀手级应用。搜索的确是有吸引力的，但其中的技术问题是巨大的。</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技术（通常称为基础模型，因为系统是在大型预训练模型之上进行微调的）非常不稳定，因此很难设计成可靠的产品。对于任何给定的问题，你永远无法真正预测大型语言模型是否会给你正确的答案，我们现在知道，答案甚至可以每月发生变化——这使得将大型语言模型集成到复杂系统中的第三方工程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某些关键任务案例中，工程挑战可能是无法克服的。潜在的付费客户可能因此很快就会失去信心。</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c840f7b4ce5cf6fca8a9c4376c792f7b1bc394a8bf2a854552fed43bd6849a0.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ratio="0.625" data-backw="578" data-backh="36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如果马库斯说的是对的，那么整个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目前的估值可能很快就会结束。<strong>到目前为止，估值似乎是基于希望和梦想，而没有真正考虑到严重的工程风险。无论是编码还是高效但质量平庸的文案写作，都远远不足以维持夸张的估值。</strong>这也是为什么经历了最初的大红大紫，ChatGPT网站的流量持续下降。chat.openai.com的全球流量在今年6月份和7月份分别下降了9.7％和9.6％。</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815005b8807129c4b7094486f04dc722dda88dc3c48b0803a8b57c5e55faa8c.jpg" data-w="660" data-type="jpeg" data-ratio="0.6196969696969697" data-backw="578" data-backh="35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图片来自SimilarWeb</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所以，马库斯的结论是：“即使是OpenAI也很难实现其290亿美元的估值；如果年复一年只能实现数千万或数亿美元的收入，那么估值在数十亿美元以下的竞争初创公司很可能最终会倒闭。微软今年的股价上涨了近一半，或许主要是因为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允诺，但股价可能暴跌；NVIDIA飙升得更厉害，但也可能回落。”</span></p><p><span><strong>这几乎是在说，快速扩展的技术并不总是能兑现其承诺，而如果不能的话，泡沫很容易破裂。</strong>泡沫通常和眼球或点击的价值或潜在市场总量有关，这些动态被谈论，形成分享狂热，以此作为估值的驱动因素。由于赌注巨大，投资者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否处于泡沫之中。然而，即便如此，这一波人工智能与此前我们经历过的泡沫还是非常不同。</span></p></section><section><p><span>一般来说，大型技术周期都是由新贵发起的。比如，早在1990年代初，分布式计算就诞生了，一家名为Oracle的小公司反对 IBM 所提倡的大型机。这种分布式技术花了一段时间才变得更加普遍，因为IBM这个巨无霸断定，它代表的是既定的做事方式。从旧周期切换到新周期时，会迎头遇上既定的业务实践、既定的技术，这些都会阻碍采用新的做事方式。 </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本次人工智能周期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个周期不再由新贵领导。它是由地球上一些最强大的科技公司推动的。当技术提供商一致判定此事确实在发生时，它就是真实的，当客户开始感兴趣，它就不是炒作。<strong>如果人工智能并未处于炒作周期之中，它的巨大潜力就有可能实现。</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afd90e6033baa4ea7afb6e04b47d952b04e1999c496fafb2ed4fa8781cd7190.jpg" data-w="736" data-type="jpeg" data-ratio="0.6793478260869565" data-backw="578" data-backh="393"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但当然，仅仅因为某样东西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并不意味着它就能赚大钱。<strong>就生成式人工智能而言，当前的大部分热情是由热情推动的；泡沫会产生泡沫，直到它们不再产生为止。</strong>如果一些人下车，估值开始小幅下跌，可能会引发强有力的负反馈循环，导致此前一直在迅猛加速的价值突然减速。许多人才和投资者可能会转向一系列新的闪亮事物，逃离生成式人工智能，就像不久前一些人逃离加密货币一样。</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 </section></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Tue, 19 Sep 2023 02:43:4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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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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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被遗忘的老年人——信息时代的数字排斥和日益扩大的灰色数字鸿沟]]></title>
<description><![CDATA[<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trong>划重点</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尼葛洛庞帝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尽管很多人担心信息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最大的鸿沟将横亘于两代人之间。</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em><i><strong>01</strong></i></em></p><p>“数字弃民”：老年人首当其冲</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尽管数字社会通常被学界、媒体视作青少年群体跃居主导性力量的社会，但国内青少年人口的比重却在生育率跌破全球警戒线（1.5%）的大趋势下岌岌可危。2021年，随着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中国正式进入老龄社会，同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已经非常接近于零增长。从“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7%）到“老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14%），中国仅用了21年时间。</p><p powered-by="xiumi.us">巧合的是，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堪与老龄人口的规模骤增相比肩：2002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移动通信市场；截至 2023年7月，网民规模达10.67亿，5G移动电话用户突破6.5亿，均为全球第一，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5G网络，互联网普及率达75.6%。</p><p powered-by="xiumi.us">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促使数字社会加速到来，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span><strong>“数字弃民”</strong></span>。我用这一词汇指代因为种种原因被数字化空间所排斥的群体。</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789540cf214ede807bdab6aef81d0b7c2f1b2e66d1dc54f3b54b43f948f2b44.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7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由于数字化技术的突飞猛进，线下的大量空间被数字化，如果是非网络用户，将彻底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也意味着社会中相当规模群体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在研究数字鸿沟问题时，可被总结为<span><strong>“数字排斥”</strong></span>。</p><p powered-by="xiumi.us">具体说来，数字排斥可以归纳为自我排斥、财务排斥、技能排斥以及地理位置排斥四个方面。</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自我排斥</strong></span>与厌恶变化和新事物有关，并且相信终身学习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比如部分老年人始终无法学会使用手机或微信等应用程序，其主要是出于对新事物的厌恶或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不自信，以及不愿在新事物上花费精力。在类似的状态中都会产生自我排斥。</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财务排斥</strong></span>是因为无力承担进入数字空间的经济成本而产生的，比如低收入人群无法为连接的前端成本、具有上网功能的设备和上网本身的持续成本支付费用。</p><p powered-by="xiumi.us">因为缺乏数字技能且无人帮助则会产生<span><strong>技能排斥</strong></span>，一个人的技能和信心是其能否有效使用互联网的前提。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互联网过于复杂，他们不仅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而且缺乏对于互联网工作原理的理解，比如目前大量信息表格需要网上填写，仅此一项就难倒了许多人。对一部分人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另一部分人群则充满了极大的困难，并且后面这类群体往往没有机会获得支持和帮助。</p><p powered-by="xiumi.us">最后是<span><strong>地理位置排斥</strong></span>，在偏远地区，宽带和移动基础设施较差（或根本没有），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人们面临着物理服务以及在线服务双重受限的不利条件。</p><p powered-by="xiumi.us">研究发现，造成排斥的一个最常见因素是年龄。各代人之间的数字鸿沟非常明显，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被称作<span><strong>“灰色数字鸿沟”</strong></span>。也因此，出生于数字时代之前的老年人群体，往往是研究者首先关注到的“数字弃民”。</p><p powered-by="xiumi.us">老年人一直占互联网非用户的最大比例。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从年龄看，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是非网民的主要群体。<span><strong>截至2022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为37.4%，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17.6个百分点。</strong></span>占总人口比例18.7%的2.6亿老年人，其中仅有不到一半是网民。有将近四分之三的老年人不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上网，很多甚至没有智能手机。他/她们面对高度数字化的出行、消费、就医等日常生活事项，无所适从、寸步难行。</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老龄化与数字化相向而行，</strong></span>造成看似欣欣向荣的数字社会中的一个极大的困境：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许多老年人发现自己在社会上被孤立，往往会造成危及生命的后果。其次，本来数字化技术可以用来帮助老年人打破孤立，然而恰恰是这个群体在访问互联网的手段和能力方面落后于社会其他人群。</p><p powered-by="xiumi.us">新冠大流行使过去几十年来这两个已经令人不安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弥合这方面的数字鸿沟不再是一种奢侈，而成为一种必需。</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em><i><strong>02</strong></i></em></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有关数字排斥的三个基本判定</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老年人中社会孤立现象的蔓延是有据可查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将孤独和社会孤立描述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风险”。近四分之一的65岁及以上成年人被认为处于社会孤立状态，近三分之一的45岁以上成年人感到孤独。社会孤立会增加过早死亡的风险，与吸烟、肥胖和缺乏运动的风险相当。现在老年人的寿命比 20年前要长，但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独居，而且参与社会活动的程度也低得多。</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9ea0164252ecb4168dc6c0e5e348c4dab4699a56a5f0558f7af1068f292525b8.jpg" data-w="64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5312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尽管许多老年人精通技术，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落后于年轻人。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65岁以上的人中只有73%使用互联网，而75岁及以上人群的互联网使用更加有限。就连在集中了众多高科技公司的加利福尼亚，老年人自己家中的互联网接入也受到限制：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只有 69% 拥有宽带接入，而对于 75 岁或以上的老年人，这一数字下降至 58%。对于没有家庭宽带接入的老年人来说，如果他们无法前往图书馆和社区中心，就等于消除了互联网使用和社交参与的选择。</p><p powered-by="xiumi.us">在中国，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年网民中只有30%能独立完成出示健康码、行程卡的活动，23%可以在网上购买生活用品，20%能够上网查找信息。也就是说，每5位老年人中，只有一位能够相对熟练地使用手机完成这些操作。</p><p powered-by="xiumi.us">大量的老年人是技术新手（相当多的人对新技术感到恐惧），并且更有可能患上与衰老相关的残疾。由于这些残疾因素，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排斥通常更强烈。例如，许多老年人的视力下降与年龄相关，这可能是阻止他们使用技术的重要因素，在与其他障碍（例如缺乏动力和上网技能）相结合的时候，更加剧了这种状况。</p><p powered-by="xiumi.us">而数字化参与对老年人来说，不仅是一个生活上的实用性问题，还同他们的生命质量相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他们的孤独感。老年人被社会隔离的相关风险是巨大的：孤独感会导致抑郁症、心脑血管疾病、身体功能下降乃至死亡。技术可以成为帮助降低这些风险的重要工具，研究表明，能够上网的老年人被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会降低数倍。</p><p powered-by="xiumi.us">必须意识到，<span><strong>数字化参与已成为社会参与的主要方式之一，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都被囊括其中。</strong></span>也正因此，对老年人的数字排斥构成一个令全社会深感不安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先来作一些基本的局势判定：</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第一，60岁及以上的人口是一场“银色海啸”。</strong></span>2021年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亿，占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占13.50%。</p><p powered-by="xiumi.us">其实，如果我们对老龄人口作细分，大概还可以从65岁以上人群中区分出“更年长的老年人”——那些75岁以上，完全不曾处于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环境中的人，他们是以畏惧的态度对待技术的。大概只有稍年轻一点的老年人才是拥有更多技术经验的群体。</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a97e9f4d11ebc981228f00e27948f0dfca3a36f1670b36ad5367ca541803f8d.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乐观地说，未来十年，精通技术的一代人将走向退休，并寻找延长自身独立性的方法。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如果将城乡差别计入，则情况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推动老年人参与数字化，需要同时考虑城乡差别。</strong></span>目前从地区看，我国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为55.2%，高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19.9个百分点（《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p><p powered-by="xiumi.us">据统计，国内城市的数字化覆盖率领先于乡村20%以上，直辖市、省会城市的数字化指数又领先多数地级市达20分以上，这意味着全国老龄人口近用数字基础设施的便利度呈现同心圆式衰减，即从少数发达城市的核心地带向边缘地带逐步变弱。比如，北京市早在2019年就已经建成市级指导、区级统筹、街乡落实、社区连锁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相关服务设施在以西城区为首的主城区的覆盖率高达80%，在毗邻河北省的远郊区的覆盖率却径直下跌到15%左右——也就是说，设施数量分摊到每个社区仅有0.2个左右。</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643e8296e405fab1cd86357386ccad47f4c6861d92522eb547bf5ff21b3daae.jpg" data-w="795"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981132075471698"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因此，跨区域联合推动数字城乡一体化，构成了数字基础设施全面转向适老化改造的大前提。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在《“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第7条第3款中首次提出“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既要求促进不同等级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体化、协同化，又要求加快城市智能设施向乡村延伸覆盖，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这说明，适老化改造是个大课题，需要大处着眼，细处实施。</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第二，应该对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分类摸底。</strong></span>比如有多少老人存在与衰老有关的残疾，有多少空巢老人，多少独居老人，多少失智者，多少抑郁症患者等等。只有摸清楚了，才能就消除数字排斥对症下药。</p><p powered-by="xiumi.us">比如说，大多数为网络交流而设计的技术都依赖于看、听和读的能力，而老年人群体中，不乏具有严重的视力障碍及严重的听力障碍的患者。这意味着出于健康状况，很大一部分老年人无缘网络。</p><p powered-by="xiumi.us">在欧盟，75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9％患有严重的视力障碍，有18％存在严重的听力障碍。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统计数据，美国23％的老年人表示他们的身体或健康状况使他们无法顺畅地阅读。</p><p powered-by="xiumi.us">除了健康以外，关于技术的知识对于网络交流也非常重要，而缺乏这种知识是阻止许多老年人参与技术的一个关键因素。老年人的反应灵敏度下降，这使得他们跟上快节奏的技术变得更加困难。多达77％的美国老年人报告说，在尝试学习如何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他们将需要帮助。此外，在那些已经上网但尚未使用社交网站的人中，有56％的人报告说，如果没人帮助，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亲朋好友建立联系。</p><p powered-by="xiumi.us">目前这种帮助主要是依靠子女，那么来自社会的支持能不能加大？在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尤其是居住在农村的，没有年轻人陪同，出门办事简直寸步难行。向不熟悉技术的老年人传授他们所需的工具是一项高接触性的工作，这需要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科技公司（既设计易于使用的设备，也能提供“老龄”折扣）和为老年人服务的组织之间展开合作，设计一些项目让年轻人参与帮助老年人上网。</p><p powered-by="xiumi.us">另一方面，如果老年人在生命最后阶段被困在养老机构或家中，无法看到或接触到其他人，这样的晚景可以说是相当悲凉的。因此，需要对老年人困境进行调查和呼吁，舒缓其心理负担。很多老年人被迫与亲人分离，断绝仅有的社交，这会引发严重问题。特别是空巢老人，难以预计他们的身心健康会受到怎样的影响。由此，老年的护理项目需要看重社区的社会性，比如，一个“老年友好”的社区可以帮助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心理健康，通过提供基础设施，支持和维持一个人一生中有意义的社会联系。</p><p powered-by="xiumi.us"><span><strong>第三，以往很多老年人还可以生活在数字化空间之外，但现在被强行拖入数字化空间，造成更大的困境。</strong></span></p><p powered-by="xiumi.us">随着数字化的普及与渗透，越来越多的地方要求使用互联网来访问关键服务，不论是银行、社保部门还是政府，这对那些没有设备、不能负担数据或Wi-Fi、无法或不愿使用网络的人造成很大影响。老年人由于被迫卷入数字化系统，会突然面临扫码难、就医难、支付难、打车难、银行业务难等问题。</p><p powered-by="xiumi.us">在很多人都在尽情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的情况下，我们容易忘记那些受困于数字化、甚至为此变得寸步难行的群体。当老年人觉得在线操作过于困难、无法做到时，应该提供替代途径与面对面服务，而不应把一切服务都转入网上进行。</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7841c420ca0f4e25d85b0d60c1293ed5c26fdaf336d9771cf3bc95121ba2bab.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为此，我主张，<span><strong>在缺省设置上，有关服务的数字化应采取包容性方法，而不是强制性方法。</strong></span>如果公民不能在线履行义务，则不应强迫他们，而是需要对很多服务的运行方式进行一定的更改，来纠正数字排斥的影响。例如，健康服务不应一切都转入网上进行，必须保持必要的面对面服务和在线处理的替代方法。</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em><i><strong>03</strong></i></em></p><p>迈向对老年人的“数字包容”</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掌握数字技术已成为全面参与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老年人通常不太可能在学校和工作场所等机构环境中学习计算机和互联网技能，而他们的活动和认知能力也日趋下降。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技术接口和培训，等于就是把他们关在数字化大门之外，从而会加剧本已令人担忧的老年人孤立和孤独的趋势。</p><p powered-by="xiumi.us">数字排斥不仅限于无法访问手机和上网。想成为合格的数字化使用者，只是解决了上网问题还远远不够，尚需要足够水平的数字素养，以便识别何时需要信息，并具有查找、评估和有效利用在线系统的能力。</p><p powered-by="xiumi.us">对老年人的最低要求，首先是以下最基本的使用能力，包括：打开电脑或者手机、将电脑或者手机连接到Wi-Fi、更新密码、在线联系亲朋好友。而更高阶的技能，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衡量：</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1. 管理信息：使用搜索引擎查找信息，查找之前访问过的网站，下载或保存在线找到的照片；</p><p>2. 交流：通过电子邮件或在线讯息服务发送个人消息，知道如何在线共享信息；</p><p>3. 交易：从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序购买商品或服务，懂得在设备上购买和安装应用程序；</p><p>4. 解决问题：在线验证信息来源，或利用在线帮助，处理设备或数字服务的问题；</p><p>5. 身份验证和填表：了解如何进行个人身份验证，并完成在线表格。</p></section><p powered-by="xiumi.us">除此而外，还需具备基本的安全常识，防止被诈骗或盗走个人信息。例如，老年人更有可能成为在线诈骗的受害者，并将自己的个人信息置于危险之中。</p><p powered-by="xiumi.us">通过量身定制的数字素养培训，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安全地浏览互联网。实践表明，具有基本数字技能的个人可以从中受益的主要领域包括：增加收入、更高的就业能力、更便宜的购物、改善沟通以及通过在线服务节省时间。</p><p powered-by="xiumi.us">技能培训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和其他群体对技术的使用以及对数字化世界的信任。相关部门应该投入资金，建立更广范围的技能培训，并将其嵌入现有的社区组织中，鼓励技术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影响力投资者参与进来。</p><p powered-by="xiumi.us">技术公司的支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除了扩大设备捐赠、支持技能培训之外，技术公司还需要认识到，<span><strong>设备、服务和内容的设计对于数字包容性也非常重要。必须提升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伦理</strong></span>。</p><p powered-by="xiumi.us">现代社会很多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主要是由是商业价值在驱动，老年人商业价值相对弱，所以技术也不会特意关注老年人的需求。为了纠正这一点，应该把数字无障碍作为老龄社会重要的公共政策安排。社会整体需要向科技创新企业以及公益慈善部门施加某种道德压力，促使其将数字无障碍作为技术伦理准则融入产品服务和软件设计中。</p><p powered-by="xiumi.us">老年人的数字困境问题在2021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智能化服务要适应老年人需求。2020 年 12 月 24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2021年 4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明确适老版界面、单独的适老版 App 中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也不能随机出现广告或临时性的广告弹窗，同时禁止诱导下载、诱导付款等诱导式按键。2021年6 月3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移动终端适老化技术要求》、《移动终端适老化测试方法》、《智能电视适老化设计技术要求》三项标准，侧重于解决老年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2022年1月2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首批通过适老化及无障碍水平评测名单发布，微信及微信支付等网站和App按要求完成了适老化改造。所有这一切的政策指向都是，对老年人，我们必须确保技术简单易用，不被视为令人畏惧或过于复杂。</p><p powered-by="xiumi.us">从根本上说，数字排斥要求社会采取一系列复杂的政策应对措施，远远超出了仅仅增加硬件提供和支持水平就可以假设任何“沟壑”都可被“弥合”的程度。如果仅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可以使用信息工具，例如在线学习、电子病历和电子政务服务，那么社会将朝着更大的不平等方向发展。</p><p powered-by="xiumi.us">数字排斥的反面是<span><strong>数字包容</strong></span>（digital inclusion），它指的是人们可以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和地点访问价格合理且可进入的数字设备和服务，以及拥有足够的动力、技能和信任，可以使用互联网追求并实现有意义的社会和经济成果。</p><p powered-by="xiumi.us">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消除数字访问的特定物理或财务障碍，就足以使他们受益于数字包容。政府应将互联网接入作为基本需求，而扩大数字技能培训的范围应该是政府和第三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在更核心的意义上，有必要消除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障碍，以便为专门就增加数字包容性而设计的干预措施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p><p powered-by="xiumi.us">即使互联网连接已经很普及了，并且许多服务都变成了仅在线上提供，排斥现象仍然持久存在。在此情况下，重要的是试图发现，为什么人们选择不去利用互联网提供的机会。这些“选择”在何种程度上是真正自由的？还是说它们实际上是不得不作出的？</p><p powered-by="xiumi.us">令人担忧的是，对那些继续处于离线状态的人，社会的触达可能将更加困难，因为他们显然遭受着复合性不利条件的影响，这也表明数字排斥在社会上最脆弱的人群当中正在变得根深蒂固。干预措施需要通过多种策略来解决这些越来越难以触达的群体所面临的困难，同时对阻止他们成为数字公民的问题予以考虑，这些问题既包括技能与意识，也涵盖经验与动机。</p><p powered-by="xiumi.us">随着未来几十年的加速变化，数字包容性的重要意义不会消失。经由无障碍设备、宽带和数字培训方面的大量投资，技术有潜力成为消除“数字弃民”，使他们能够连接、创造和贡献力量的强大工具。关键是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并为此采取迫切有力的行动。</p><p powered-by="xiumi.us">尼葛洛庞帝说：“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尽管很多人担心信息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社会日益分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但最大的鸿沟将横亘于两代人之间。“当我们日益向数字化世界迈进时，会有一群人的权利被剥夺，或者说，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如果一位50岁的炼钢工人丢了饭碗，和他那25岁的儿子不同的是，他也许完全缺乏对数字化世界的适应能力。”</p><p powered-by="xiumi.us">我们更需要意识到，老年人在数字化背景下面临的许多挑战，反映了即便“离线”也普遍存在的更大的社会问题：年龄歧视、对老年人自主权的不尊重以及缺乏协商。整个社会需要形成一种共识：<span><strong>加强老年人权利，并将基于权利的方法纳入老龄化政策。在此，特别呼吁确保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尤其是卫生服务、社会服务和长期护理服务，同时确保非数字服务得到维持。</strong></span></p></section>
]]></description>
<pubDate>Tue, 05 Sep 2023 23:44:59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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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胡泳]]></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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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胡泳｜那个像书一样的世界]]></title>
<description><![CDATA[<p><strong>披沙沥金</strong></p><p>人类无疑正处在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问，我们是否有道德上的毅力来拯救我们自己，使我们免于真正的灭亡。<strong>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需要利用过去来更好地理解当下。</strong></p><p>本专栏意在<strong>对选定的个人的生活和贡献进行一种富于当代意识的文化调查</strong>，虽然历史可能是不稳定的，但它确实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结晶。一群特定的男人和女人，塑造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同时也在他们身后的文明中留下了明确的印记。</p><p>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找到相信这个世界的理由，因为它是我们唯一的世界。因此，当我们回顾过去以展望未来时，让我们追随并超越那些<strong>拒绝接受历史压迫的抵抗者</strong>，那些<strong>让我们热泪盈眶的作家</strong>，那些<strong>震撼我们灵魂的艺术家</strong>，那些<strong>敢于书写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的诗人</strong>，那些<strong>以持续的智力投入来守望社会的思想者</strong>，以及所有<strong>从未被眼前的限制所打败的异类</strong>。</p><p>——胡泳</p><p><strong>双重编码，互文游戏</strong></p><p>翁贝托·艾科（Umberto Eco）的《玫瑰的名字》（<i>Il Nome Della Rosa</i>, 1980）是一部双重编码小说。“双重编码”是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提出的概念，意指<strong>“既是精英的又是通俗的，既是新的又是旧的”</strong>，“作品中同时使用通俗符号和精英符号”。据此解释，可以说<strong>双重编码小说就是实验加通俗的小说</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164b546c09819e8db9ed6cdf95bd8a677104f77d6fb9edb8ea91f3b88d579ae.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玫瑰的名字》的实验性体现为<strong>两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技巧，即“互文反讽”和“元叙事”</strong>。艾柯自己说：“《玫瑰的名字》开篇就讲作者如何偶然发现一部中世纪手稿，这便是互文反讽的明显例子。”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书总是在说其他的书，每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被讲过的故事”，指的正是一种后现代的想法，即<strong>所有的文本永远都在参考其他文本，而不是外部现实</strong>；同时也让人回味中世纪的观念，即引用故籍对于写新故事是必不可少的。</p><p>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年轻人阿德索问他的导师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修士）：</p><p>“为什么要知道一本书的内容还得读别的书呢？”</p><p>“有时候要这样做。一本书谈到另一些书的内容，这是常有的事。一本无害的书，常像是一颗种子，会在一本有害的书中开花结果，反之也一样，这就是苦根结出了甜果。……”</p><p>“的确是这样，”我钦佩地说道。在那以前，我以为每本书谈论的都只是书本以外尘世的或超凡的事情。现在我才知道，一本书还常常谈及别的书，它们会相互关联。想到此，我更加觉得藏书馆令人困惑不安。那是书海，多少世纪以来，在漫长的岁月里，那都是个窃窃私语的地方，在羊皮纸书页之间进行着人们觉察不到的对话；<strong>那里有生命，有一种人类智慧不能主宰的强大力量，是收藏了许多天才和精英构设的秘密的宝库，它比发明和传播秘密的人更有生命力。</strong></p><p>多位作者评论说，书中的反派布尔戈斯的豪尔赫是以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i>La biblioteca de Babel</i>）的作者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为原型的，该小说描述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书库中，书库本质上乃是一个基于迷宫般的图书馆的宇宙模型。博尔赫斯也是盲人，曾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对迷宫的迷恋在他的短篇侦探小说中得到体现，而他的博学和对知识理论的兴趣使他能够在语言、知识和空间之间建立起智识和认知上的联系。</p><p>后现代主义喜欢把玩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艾柯完成原稿之后，出版社建议把开篇一百页缩短，为他断然拒绝。他的意思是就要用这一百页把不合格的读者吓跑。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存在<strong>两种对话</strong>：<strong>此一文本与所有其他以前写过的文本之间的对话</strong>，也即上文提到的互文性，以及<strong>作者和他的模范读者之间的对话</strong>。艾柯说：“我写作时的模范读者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同谋，当然，一个进入我游戏的同谋。”</p><p>这是公开邀请读者以参与精神投入阅读游戏。通览整部小说，信息基本上是模糊的，要求读者与正派主角威廉修士一样承担解释和构思的任务，<strong>尊重符号的复调，在决定意义之前放慢脚步，并怀疑任何承诺将对意义的追求予以终结的事情。</strong>通过这种方式，艾柯开启了阐释本身的奇迹。</p><p>传统的侦探小说末尾，都靠精密的推理发现真凶、伸张正义，即以有序（order）纠正混乱（disorder）。艾柯的小说却不是这样，它以讽刺的方式结束，正如作者在跋文中解释的那样，“发现的东西很少，侦探被打败了”。在部分通过巧合和错误解开中心之谜后，威廉疲惫地得出结论：“没有模式。”在此，<strong>艾柯将现代主义对最终性、确定性和意义的追求颠覆了</strong>，让名义上的情节，即侦探故事的情节被打破，一系列的死亡遵循着多种原因、意外的混乱模式，可以说是毫无内在的意义。</p><p>在艾柯那里，<strong>互文反讽与元叙事暗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strong>。小说“序幕”的第一句话引用了《圣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原文出自《新约·约翰福音》开篇：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the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这里最重要的是“太初”（beginning）和“道”（Word），即“开始”和“道”（其实更好的翻译是“言”）。上帝实际是用语言创造世界的。《创世纪》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是上帝做的第一件事，而艾柯也是以“开始”来开始《玫瑰的名字》的。这当中就暗示着：<strong>小说是语言架构的，这便是所谓“元叙事”了。</strong>正如罗兰·巴特所言，“语言是文学之在”。小说世界乃是用文字虚构的世界。</p><p>《玫瑰的名字》虚构了一个以14世纪意大利修道院为背景的谋杀悬案，但实质上是对神学、哲学、学术和历史角度的“真理”的质疑，因而也可说是一个<strong>结合了符号学、圣经分析、中世纪研究和文学理论的智力悬案</strong>。谋杀悬案仅为其表，智力悬案才是其里。玫瑰并不重要，玫瑰的名字才是最重要的。小说的最末尾，艾柯引了一句拉丁语诗句：“<strong>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strong>。”说到底，<strong>留存的只是符号，即语言</strong>。玫瑰，以它的名字存在，即使玫瑰不存在，或者从未存在过。</p><p>小说中说：“书本的益处就在于让人阅读。一本书是由论及其他符号的符号构成的，而这些符号又论及别的事物。”理念是事物的符号，形象是理念的符号，一种符号的符号。符号加符号，我们进入符号的迷宫，这是符号学教授艾柯带给我们的第一部小说，竟意外地成为全球畅销书。它如何会畅销？双重编码的另一重在此发挥了作用：<strong>艾柯为这部形而上的小说套上了一件通俗的外衣，即公式化的、保守的侦探故事。</strong></p><p>“既然我想让唯一使我们战栗的东西即形而上被看作是令人愉悦的，我要做的便只是（在情节模式上）选择最形而上、最哲学的东西，即侦探小说。”艾柯选取侦探小说的形式也是从哲学出发点考虑的，他认为，“人们喜欢侦探小说不是因为里面有谋杀，也不是因为里面歌颂（智力的、社会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终极秩序战胜了错乱无序。<strong>侦探小说之所以让人喜欢，是因为它是纯粹状态的推理故事</strong>”。所以你显然不能把这小说单纯当作侦探故事来读，倘若艾柯使用起初设想的书名《修道院的谋杀》，而不是现在的《玫瑰的名字》，恐怕他就不是大师级作家了。</p><p>但艾柯妙就妙在，<strong>幼稚的读者不需要深厚的知识，也能进入本书营造的氛围</strong>。他相信，小说的情节还是应该能够让人消遣、娱乐。艾柯提到过，有一个17岁的男孩对他说，自己一点都搞不清楚那些长篇大论的神学观点，就觉得它们只是迷宫空间的一个延伸而已。艾柯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希区柯克电影当中的惊悚音乐，让观众看的时候更投入，但如果不懂也无所谓。侦探小说里有人物、有情节、有悬念、有刺激，完全可以像一个普通读者一样，把《玫瑰的名字》当成一部凶杀案来看。这样一来，最幼稚的阅读成了最“结构式”的阅读。符号学家艾柯通过重构典型的中世纪手稿来自娱自乐，但也不忘加入二十世纪的元素，从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到维特根斯坦，最终以侦探小说的形式将其释放给毫无戒心的大众。</p><p><strong>对知识的渴求：诱惑与傲慢</strong></p><p>侦探小说当然以侦探为中心，所以调查员的选取是极具匠心的。艾柯自叙，“可能的话最好是个英国人，他具有很强的观察意识，并且对蛛丝马迹的解读极为敏感”。看到“巴斯克维尔的威廉”（ William of Baskerville）的名字，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艾柯暗示得足够明显了，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呼之欲出（难道你没看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吗）。谓予不信，比较以下两段外形描述：</p><p>他身高六英尺有余，因为格外瘦削，所以看来更显得高挑。目光锐利，咄咄逼人，只有在他神情恍惚、茫然若失的时候除外，这我前面已有提到。一个高高的鹰钩鼻，使他整个面容神态显得特别机警果断。下巴也是，方正、前超，这是男子汉坚毅刚强的表征。手，一直是墨水迹、药物痕斑斑驳驳。然而他的一双手出奇地纤巧灵敏……（阿瑟·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p><p>威廉修士比一般人高，却又极瘦，所以就显得更高。他目光犀利，鼻梁瘦削，鼻尖略呈鹰钩状，这使他的面部带有警觉的神情，只有在某些时候他才会变得迟钝，这我以后会提到。他的下颌显示出他有顽强的意志，尽管他那张布满雀斑的瘦长脸上……有时会显现出犹豫和困惑的神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那种犹豫和困惑，其实也只是他好奇心的表现（《玫瑰的名字》）。</p><p>故事讲述者的名字，威廉的学徒梅尔克的阿德索（Adso），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叙述者华生（Watson）相呼应，省略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t和d在语音上也相似。</p><p>与福尔摩斯一样，威廉也来自英国——不过不是来自苏格兰场，而是来自罗杰·培根（Roger Bacon）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哲学流派，他们是认知经验主义的创始人，这种哲学基于对感官所揭示的真实证据的精确检视，因此是解开谜团的完美工具。“威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奥卡姆的威廉的化身，艾柯一度想把调查员变成这位哲学家本人。书中的威廉修士称自己和这位“驳不倒的博士”在牛津大学曾经是朋友，“他在我头脑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p><p>生活在小说所处时代的奥卡姆的威廉首次提出了被称为<strong>“奥卡姆剃刀”</strong>的原则，通常被概括为这样的箴言：<strong>人们应该始终接受最可能解释所有事实的最简单的解释</strong>，小说中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使用了这种方法（他意识到，并不存在精心设计的模式可以解释一系列的谋杀案）。另外，只有在奥卡姆派修士那里才能有深入的符号理论。奥卡姆在共相问题上采取唯名论立场。根据唯名论，共相乃是空名：<strong>没有普遍的玫瑰，只有玫瑰这个名称。</strong></p><p>当威廉修士声称宇宙中没有秩序时，他呼应的正是奥卡姆。这使阿德索感到不快，他对秩序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中年的威廉一直处于怀疑之中，对自己不再有把握，不像他作为年轻的宗教裁判官，可以轻易下达对生与死的判决。他似乎对自己早年为了独立的世界秩序的确定性和真理而奉献感到遗憾，表示说：“身处这个时代，我怀疑这个世界是否有秩序，作为哲学家的我，即便不能发现一种秩序，就是能发现世界上一系列事物之间哪怕是微小的关联，也是一种慰藉。”我们看到奥卡姆的威廉<strong>对经典因果关系原则</strong>（根据该原则，开始存在的一切都必有原因）<strong>的破坏，以及对证明该原则中的必然联系的理性力量的破坏</strong>，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些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简单联系，我们通过不断“联想”它们而习惯了它们</p><p>修道院谋杀案的核心解决方案取决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的内容，而这本书已经失传，其中包含他有关喜剧和笑的理论。通过这本遗失的和可能被压制的书的主题，<strong>《玫瑰的名字》将幽默的、非英雄的和怀疑的东西审美化了，艾柯充满反讽地提出了对宽容的呼吁和对教条主义或自足的形而上学真理的反对。</strong>威廉修士代表着理性、调查、逻辑推理、经验主义，也代表着人类思想的美，与他对抗的是豪尔赫的教条主义、审查制度，以及将图书馆的秘密对外界、包括对修道院的其他修士予以封闭和隐藏的那种不计代价的追求。可以说威廉和凶手之间展开了疯狂的神学讨论。</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6c3d65ee605d94963385d3df0fb5343758b4a718009d71a75e2394e1d83452c.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Umberto Eco (1932-2016）</p><p>以威廉之名，艾柯反对的是各种狂热者和各种迷恋。有些僧侣是学习的狂热者，例如本诺，他有一种对书本的欲望，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有狂热的宗教人士，比如方济各会内部的属灵派，对简单生活和贫穷的信仰如此极端，以至于烧毁别人的房屋和财物，并杀害富人，结果反过来被打上异端的烙印，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而自我鞭笞苦修的人，是自残式的忏悔，并不是真正的悔罪。另一方面，还有那些渴望权力和财富的人的狂热，无论教会和国家都是如此，对任何一派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血腥屠杀，两者都是暴虐的机构，要求人们服从。他们的权力不仅在于财富和武力，还在于用秘密包围自己（创造出“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的划分），以及灌输恐惧。</p><p>小说描写了所有这些狂热的行动，然而，当强大而狂热的传统守护者将其他狂热者驱逐到社会的边缘时，<strong>他们自己却生活在对某些东西的恐惧之中——即那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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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知识分子]]></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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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现任主编为周忠和、毛淑德、夏志宏。知识分子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 - Made with love by RSSHub(https://github.com/DIYgod/RSSHub)]]></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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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知识分子]]></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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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BuildDate>Mon, 16 Oct 2023 12:06:08 GMT</lastBuild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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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放弃巨额年薪回国想让穷人看得起病，他最终却用手枪打穿了自己的心脏]]></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d89258601ccdf3f1ec56579d7fbcd85261f1fde41dcbe5522f1c892c213e7bd.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图源：pixabay</span></p><section powered-by="xiumi.us"><p><span><strong>撰文 | 李清晨</strong></span></p><p><span>2023年，是心脏外科先驱驱勒内·赫罗尼莫·法瓦洛罗(René Gerónimo Favaloro，1923—2000)诞辰100周年。</span></p><p><span>38岁那年，法瓦洛罗从阿根廷赴美，成为一名大龄实习医生，5年后，他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利用大隐静脉的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彻底更新了人们对冠心病的认识，开辟了冠状动脉外科时代的新纪元。</span></p><p><span>然而，功成名就后，47岁那年，法瓦洛罗决定放弃美国医院开出的200万美元的年薪——考虑到70年代至2020年，美元通胀超4倍，这是个超过今天800万年薪的薪酬——回到了他的祖国阿根廷，那个正逢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国家。</span></p><p><span>辞职信中，法瓦洛罗写道：“如您所知，阿根廷没有真正的心血管外科医生。命运再次让我担负起艰巨的任务，我将献出我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 在我们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一个胸心血管中心。”</span></p><p><span>他说：“您知道的唐·吉诃德那个西班牙人吗？如果我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而选择了一条相对容易的路， 我的余生都会活在灵魂拷问里……”</span></p><p><span>然而，回到了阿根廷的法瓦洛罗却几乎成了另一个堂吉柯德。在他所深爱的，那个经济环境风雨飘摇的祖国，这位燃烧着理想主义热血的外科医生需要面对的是比风车更变幻莫测的经济规律和深不见底的幽暗人性——经常，当他以“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付不起钱而无法看病”为目标，建立基金，拼命筹钱希望救助更多国民时，他的同行、同胞们却仍在抓住一切机会在病人身上谋利……</span></p><p><span>77岁，回国第30年，法瓦洛罗选择了放弃，他用一把左轮手枪击穿了自己的心脏。遗书中，他写道:“我经历了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做一个乞讨者，我够了。”此时，他的基金已经负债7500万美元，医疗机构不能正常运转，甚至也没有经费参加学术活动，他几次求助于政府均未获回应。</span></p><p><span>法瓦洛罗死后，阿根廷为他降了半旗，总统特意发文表示“他的去世是阿根廷的一大损失”。美国著名的心脏外科前辈丹顿·阿 瑟·库利深情地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医生，尽管他自己拒绝‘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阿根廷人民失去了一位爱国的赤子，一位天才的外科医生，一位悲悯的英雄。”</span></p><p><span>笔者曾用了十余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心脏外科历史方面的文献，在这个现代外科领域里最后一个成熟的专业里，可谓名医辈出，然而，即便如此，在我看来，法瓦洛罗的传奇故事，也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页，这一页，即使列于早期群星闪耀的心脏外科大师的传奇之中， 也毫无愧色。</span></p><p><span>下文即为纪念这位传奇般的天才医生、爱国者、悲剧英雄。</span></p></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section><section powered-by="xiumi.us"><section><p><span><strong>命运使我成了一名乡村医生</strong></span></p><p><span>1923年7月14日，法瓦洛罗出生在阿根廷拉普拉塔的一个普通家庭，那一年医学界刚刚尝试二尖瓣切开的手术，心脏外科正处在茫然的探索之中，我们不难想象，在跳动的心脏上开刀风险该有多大。</span></p><p><span>1949 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克拉伦斯·克拉佛德(Clarence Crafoord，1899—1984)教授应首席教授何塞·玛丽亚·梅内蒂(Jose’ María Mainetti)的邀请，来法瓦洛罗所在的医院进行肺切除和主动脉缩窄修复的手术，法瓦洛罗很幸运地作为助手参加了那些手术。</span></p><p><span>当时，人类已经建立了第一批血库，心脏造影术已经被发明，蓝婴手术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心脏外科的曙光，心脏外科专业吸引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年轻人，法瓦洛罗也在参与了辅助克拉佛德的手术之后，对心脏外科产生了兴趣。</span></p><p><span>克拉佛德早在1944年就因世界首例成功地修复主动脉缩窄而在业内成名，在胸心外科领域颇多建树，直到多年以后已经在心外科领域声名鹊起的法瓦洛罗还记得克拉佛德的风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法瓦洛罗还当面向克拉佛德提起这件往事，只是当时的克拉佛德不大可能对一位还不起眼的异国小同行有太深刻的印象。</span></p><p><span>成绩优异的法瓦洛罗原打算留在大学医院里从事胸外科的工作，但当时阿根廷的执政者是庇隆，他在1946年后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集权措施，包括掌握部分医生的前途命运以压制反对者。如果法瓦洛罗想要在大医院进行胸外科的学习，就必须签字效忠庇隆正义党。</span></p><p><span>法瓦洛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边的不认可庇隆行径的同行被迫离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不签字。后来提及此事时，他说:“命运使我在1950年5月潘帕斯草原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成了一名乡村医生。”</span></p><p><span>他在潘帕斯建立了一个诊所，两年后，他的兄弟胡安·何塞(Juan José)从医学院毕业，成了他的重要帮手。他们兄弟二人一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从无到有地建立了手术室、化验室，并购置了当时最好的X光设备......实在无法想象这两兄弟是如何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度过繁忙的12年的。诊疗活动之余，法瓦洛罗还大力对当地民众进行健康教育，普及产前检查，培训接生婆， 普及基本卫生保健常识。当时的拉丁美洲医疗条件比较落后，仅小儿腹泻的死亡率就高达20%左右。通过他们两兄弟的努力，极大地改善了当地 的民众的健康水平。</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38岁，他重新做回了实习医生</strong></span></p></section><p><span>当然，即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医生，法瓦洛罗也一直与医学界保持着联系，定期去外地游学，阅读最重要的医学期刊，因此对医学领域的进步情况了如指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心血管外科早期风起云涌的进步令他激动不已，心肺机的发明已经可以让外科医生在心脏停跳的时候进行精细的操作，到了1960年，尽管诊所的工作在逐渐步入正轨，但他还是决定远赴美国进行胸心血管外科的学习和训练。</span></p><p><span>1962年，他将诊所交由兄弟打理，经由梅内蒂教授的介绍和引荐， 法瓦洛罗携妻子玛利亚·安东尼娅·德尔加多(María Antonia Delgado) 一起前往美国克利夫兰。</span></p><p><span>当时克利夫兰医院的唐纳德·埃弗勒(Donald Effler，1915—2004)已经开始应用将乳内动脉移植入心肌隧道以改善心肌血运的手术（可视为心脏搭桥手术的雏形），并用冠状动脉造影术（由克利夫兰医院的弗兰克·梅森·曾根所发明）对病人进行术后评价，报道了良好的效果。</span></p><p><span>法瓦洛罗见到埃弗勒以后，用蹩脚的英语勉强说明了来意，埃弗勒表示，没有取得在美国的行医资格——主要是通过考试拿到外国医学教育委员会的证书(certificate of the Educational Council of Foreign Medical Graduates，ECFMG)，他就只能参观学习，没有收入。</span></p><p><span>但仅仅两周过后，法瓦洛罗就获得了参与手术的机会，他的技术得到了美国同行的认可，毕竟他在来美国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上万次手术的经验——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到他去美国之前，他的诊所就已经保存了11000多份手术记录。</span></p><p><span>为了表达自己学习的诚意，38岁“高龄”的法瓦洛罗放下老医生的身价，像一个实习学生一样承担了手术室里的全部杂活，插尿管、推病人、清洗心肺机等医疗器械。在当时，他们的手术室里一天最多只能安排一次心脏手术，因为仅仅清洗心肺机等准备工作，就得消耗 2个多小时。晚上他还要积极学习语言，同时准备 ECFMG 的考试。</span></p><p><span>仅仅半年以后，法瓦洛罗就拿到了在美国的行医资格。为了方便学习，法瓦洛罗在医院附近租住了公寓，这样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到造影室跟梅森学习造影和读片，他意识到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诊断技术。</span></p><p><span>梅森办公室的门大部分时间都是敞开的，他总是愿意与他的同事和来自世 界各地的年轻学习者交流观点。很快，法瓦洛罗就在日见精进的工作中与埃弗勒和梅森建立了深厚的感情。</span></p><p><span>1963年，法瓦洛罗成为初级专科医生；1964年，成为高年资住院医师；1966年，他已经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胸心血管外科的正式工作人员。那些年，正是心脏外科学科初创的激情岁月，少壮派外科医生是这个领域里的急先锋，大家都像电力充足的铁人一样玩命工作，法瓦洛罗去手术室时，内心总是同时怀着恐惧和挑战的复杂情绪。</span></p><p><span><strong>心脏搭桥手术台上，高光时刻开始了</strong></span></p><p><span>心肌血运重建技术正是在这些年逐渐由间接途径进步到直接途径，1967年5月法瓦洛罗成功地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利用大隐静脉的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并确立了正中开胸、血管端侧吻合等技术细节。</span></p><p><span>8天后梅森对病人进行了造影复查，结果右冠状动脉已完全重建，看到这样的结果， 他们高兴极了。</span></p><p><span>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他们只有3间供心外科使用的手术间，很多病人需要等上几个月才能接受手术，有些病重的就干脆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酒店里。有一回法瓦洛罗在早上7点刚刚到医院，就有住院医生说，那家酒店里有一个病人可能要不行了。法瓦洛罗迅速赶了过去，破天荒地带领 团队对这位病人执行了急诊的造影检查，确认了是急性心肌梗死后，果断急诊开胸做了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手术，结果病人因此获救，心肌大部分得到了保留，类似的病人在此前根本不可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抢救。</span></p><p><span>1970年，第6届世界心脏病学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法瓦洛罗应邀参加一个关于冠状动脉手术专门讨论，由于会场太小，而想听会的人太多， 有些医生甚至就直接坐在了会场中间的通道上，还有没地方可坐的就站在会场两边，讨论进行到一半时，侧门居然被外面的医生给挤塌了。</span></p><p><span>法瓦洛罗的学术报告征服了在场的多数学者和医生，他们开始相信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可以预防冠心病病人的心源性猝死并延长其寿命。</span></p><p><span>当法瓦洛罗在演讲中提到，“到1970年6月，我们已经进行了1086次心脏搭桥手术，总死亡率4.2%。”有一位叫查理·弗里德伯格(Charlie Friedberg)的医生对此表示怀疑，他认为“如此低的死亡率”是难以置信的。</span></p><p><span>法瓦洛罗大笑三声后说道:“我欢迎你们任何想要去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人检查我们的病案和原始数据。”后来，一些医生确实在返回祖国的途中拜访了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在实地考察学习之后，他们彻底服了。</span></p><p><span>那次世界心脏病学大会的主场会议结束之后，英国外科医生唐纳德·罗斯(Donald Ross)邀请法瓦洛罗在伦敦国家心脏医院进行一些示教手术。法瓦洛罗欣然前往，手术创新之外，法瓦洛罗也不吝向其他同行传道授业。这英国第一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就是在唐纳德·罗斯的帮助下完成的，欧洲多位杰出的心血管外科专家都观摩了这次手术。这次会议让法瓦洛罗一战成名，也为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冠状动脉搭旁路移植术打开了大门，冠状动脉外科时代的新纪元正式开启了。</span></p><p><span>法瓦洛罗和梅森等人在这一时期的贡献，彻底更新了人们对冠心病的认识，10多年以后介入心脏病学的出现，其实正是由梅森发明的冠状动脉造影技术上的延续，从此之后，拉开了心脏外科与心脏内科之间在心脏血运重建领域里长达30多年的激烈竞争，这恐怕是当年这对好朋友所始料未及的事。</span></p><p><span><strong>“他对祖国的热爱，使我们美国损失了一位最好的外科医生”</strong></span></p><p><span>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法瓦洛罗将在美国继续开展相关研究时，他却出人意料地做出了返回祖国的决定，他认为回拉丁美洲乃自己的职责所在。</span></p><p><span>1970年10月的一天下午，法瓦洛罗给埃弗勒写了辞职信，含泪封缄了信封，然后把它放在他的桌子上。信中写道:</span></p><blockquote class="js_blockquote_wrap" data-source-title="" data-content-utf8-length="296" data-author-name="" data-url="" data-type="2"><section class="js_blockquote_digest"><section><section><p><span>如您所知，阿根廷没有真正的心血管外科医生。命运再次让我担负起艰巨的任务，我将献出我生命的最后三分之一， 在我们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一个胸心血管中心。</span></p></section><section><p><span>相信我，如果我能在未来几年看到新一代的阿根廷医生在全国各地的不同中心工作，能够以高质量医学知识和技能解决人民的疾苦，我将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伙。 </span></p></section><section><p><span>我当然知道这一选择将要面对的所有困难，因为我之前已经在阿根廷工作过了。47岁的年纪，合乎逻辑和现实的选择是未来留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我很清楚我走的将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您知道的唐·吉诃德那个西班牙人吗？如果我不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而选择了一条相对容易的路， 我的余生都会活在灵魂拷问里......</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blockquote><p><span>法瓦洛罗是一个内心强大杀伐决断的外科医生，但在灵魂深处，他是一个极为敏感多情的男人，临别前的最后几个月，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试图说服他留下，尤其是梅森，一直苦苦挽留，他认为法瓦洛罗的离开就是对共同事业和兄弟情谊的破坏，只有疯子才会做这样的决定。法瓦洛罗不忍伤了梅森的心，最后对他说:“如果你实在舍不得我，那你跟我一道回阿根廷。”据说，梅森还真的认真地考虑过去阿根廷。</span></p><p><span>为了避免离别时说再见的难过，法瓦洛罗在1971年的春天就放出风去，说自己将在7月回国，但6月中旬他就借着去波士顿讲座的一次机会与妻子玛利亚一道回国了。</span></p><p><span>美国著名心外科先驱德怀特·埃默里·哈肯(Dwight Emary Harken，1910—1993)医生在得知法瓦洛罗已离开美国时曾不无惋惜地说:“他对祖国的热爱，使美国损失了一位最好的外科医生——他是整个世界上最 优秀的外科医生之一。”</span></p><p><span>多情的法瓦洛罗也始终觉得自己永远是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一员，在他正式回国执业以后，也还多次返回造访，尤其是在1985年梅森因肺癌而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法瓦洛罗还赶回去与这位一生的挚友见了最后一面。</span></p><p><span>1971年他回到阿根廷进入一家私立医院，最终将其建设成为南美的医疗重镇和教学、研究中心，他投入全部积蓄成立了法瓦洛罗基金，以救助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span></p><p><span>他的目标是，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因为付不起钱而无法看病。他之所以会如此关注穷人的医疗问题，可能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span></p><p><span>他的叔叔是一位家庭医生，法瓦洛罗中学时期在放暑假时会同这位长辈待上几个星期，当时有很多病人都是穷苦人，叔叔不辞劳苦地为这些病人服务，这样的职业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span></p><p><span>除了做手术治病救人和进行医学研究之外，法瓦洛罗更是热衷于教学， 他希望自己作为一名教师而不是外科医生被后人记住，他认为自己一生的 主要贡献都在教学领域，年轻人的进步成长就是对他最大的褒扬和慰藉。 在法瓦洛罗给埃弗勒留下那封辞职信27年之后，他在一篇回顾本专业重 大进展的文章中写道:“我认为我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今我们的医疗中心已培养了350多名研究生，他们已遍布拉丁美洲，成为当地的医疗骨干。”</span></p><p><span>1997 年他在一篇自述中提到:</span></p><section><p><span>我们的社会变成向钱看了，权力金钱和享乐变成了最重要的东西，医 学界也跟着受了影响，大部分医生的工作非常出色，但很多人为物欲所累。 有时候当我参加学术争论时，我搞不清楚有些人是在为医学上的真理而争论，还是在捍卫自己的钱包或者维护自己所在的公司，说这些话我很难过， 但这是真的。......有些事比钱更重要，我为许多付不起钱的人做过手术， 我不过是在手术室里浪费了一点时间，并没有直接从钱包里掏出一分钱， 这种事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在医学界我们应该竞争的是如何去帮助别人， 而不是看谁赚的钱多......他曾发明过一种方便暴露和解剖乳内动脉的开胸拉钩，但他并未申请专利以谋利，有家医疗器械公司将这一拉钩以2000美元一个的价格销售了50万套。</span></p></section><p><span>看到这里，大家似乎就能理解法瓦洛罗为什么会在那封辞职信里自比唐·吉诃德，他要对抗的世界，是远比唐·吉诃德要面对的风车更变幻莫测的经济规律和深不见底的幽暗人性，法瓦洛罗拼了命似的每天上台做手术，到处化缘筹措基金，可本国的病人、拉丁美洲其他国家慕名而来的病人如潮水般涌来，很多人根本支付不起医疗费用，更有许多同行趁机在病人身上谋利，这样的内外交困，很快让法瓦洛罗基金负债累累。</span></p><p><span>2000年7月29日，77岁的法瓦洛罗告别了这个世界。他的突然离世， 震惊了世界。当天，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在一项总统文告中说:“法瓦洛罗热爱祖国，放弃了在美国专业发展的机会和财产回到祖国，用他卓越的专业技术和才智为自己的人民服务，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科学研究和心脏病病人。他的去世是阿根廷的一大损失。”美国著名的心脏外科前辈丹顿·阿 瑟·库利深情地写道:“我们失去了一位最优秀、最值得尊敬的医生，尽管 他自己拒绝‘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阿根廷人民失去了一位爱国的赤子，一位天才的外科医生，一位悲悯的英雄。”</span></p><p><span><strong>最传奇的进修医生与他风雨飘摇的祖国</strong></span></p><p><span>阿根廷，这个法瓦洛罗深爱着的祖国，甚至用全国降半旗的高规格来哀悼这位杰出的心脏病专家的去世。</span></p><p><span>警方在他自杀的洗澡间找到了一把9毫米口径的左轮手枪，法瓦洛罗，这位通过心脏手术救人无数的外科医生，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居然是用 手枪击穿了自己的心脏。</span></p><p><span>他在留给侄子的遗书中写道:“我经历了我生命中最痛苦的时期，在自己的政府面前做一个乞讨者，我够了。”此时他的基金已经负债7500万美元，医疗机构不能正常运转，甚至也没有经费参加学术活动，他几次求助政府均未获回应。</span></p><p><span>雪上加霜的是，亲如手足多年合作的弟弟胡安·何塞也恰在此时因车祸而受了重伤，相爱多年的结发妻子 玛利亚也因病去世……在扣动扳机之前的那一瞬间，他想必已经彻底心碎了。</span></p><p><span>哀莫大于心死，拜庇隆正义党所赐，此时的阿根廷经济已经从一个富得流油的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崩溃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这也是世界近代史上唯一一个由发达国家跌回发展中国家的例子。</span></p><p><span>一个燃烧着理想主义热血的外科医生，偏偏活在一个处处与理想主义相悖的国家和时代， 也许他是故意以这种激烈的死亡方式唤醒祖国对这项事业的正视，然而，螳臂当车的勇气，挽救不了这个国家的颓势。</span></p><p><span>毕竟，一项医疗技术的发展深受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实力的制约。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是一项复杂昂贵的医疗技术，它的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人力、物力的投入，既然整个手术系统的诞生和发展，都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经 济水平为背景，那么这个手术系统的成本，从宏观上说，就是欧美发达国家中普通个体生命的价格。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命无价，可以是哲学的思考， 可以是伦理的考量，也可以是诗意的咏叹，但独独不能是现实世界里拯救 一个生命的成本，因为这个成本，从来都是有价的，并不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承担得起。</span></p><p><span>法瓦洛罗希望将这个生长于欧美的医疗程序引入他那个经济环境风雨飘摇的祖国，可是当他希望专门将这个技术服务于穷苦的病人，并且由政府支付医疗费用，这是超现实主义的做法。由此而产生的困境是经济规律决定的，单靠理想主义的激情和愿望并不能克服。对阿根廷政府来说，非不为也，实不能也。</span></p><p><span>法瓦洛罗悲剧式的陨落与阿根廷的戏剧化的国运，都应成为中国人思考医疗问题的借鉴。医疗问题从来都不纯粹 是一个科学问题，如宗教、历史、习俗，甚至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非科学 因素，还将继续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医疗体系的发展。</span></p><p><span>据统计，法瓦洛罗在69岁前，共做了13900次“搭桥”手术，所以，如果他拒绝“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之父”这一称号的话，其他同行也确实无法僭越这一殊荣了。2010年也即法瓦洛罗去世后的第十年，全球每年有超过100万例心脏外科手术，其中70%以上是冠心病的外科治疗，受益于冠状动脉外科手术的人，当以千万计，仅以中国为例，年搭桥手术量超过1000例的医疗中心就已达到7家......</span></p><p><span>饶是如此，法瓦洛罗似乎仍难以含笑九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仍有许 许多多的人会因为贫穷而失去手术治疗机会。</span></p><p><span>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了他做过12年乡村医生的地方，这 个一生思虑周全的人，连自己的墓志铭都已提前在遗嘱中写好:</span></p><p><span><strong>不必谈论我的软弱或勇气，外科医生向死而生，死神之于外科本就如影相伴，而今我与他携手同行。</strong></span></p><p><span>为了永远地纪念这位伟大的医生，如今的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的王牌学科胸心血管外科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以法瓦洛罗之名命名的国际进修医师奖 (René G. Favaloro, MD. Intenational Fellow Award)，用以表彰和鼓励表现优异的外国进修医生。他的人道精神和传奇事迹必将被很多人传颂。</span></p></section><p><span>（本文部分内容源于《心外传奇》（典藏版）第8章，2022年出版，有增删。）</span></p><section><p><a class="weapp_image_link js_weapp_entry" data-miniprogram-servicetype="" data-miniprogram-imageurl="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LHibUTtMHPRNhsjfFsbPibyM1MwTxYyW7mbDN3MAcicwOnn4PnIHhfnBrMqYxnCdIWVjbVEacxlVd6WsHHvPpMf3g/0?wx_fmt=jpeg" data-miniprogram-type="image" href="" data-miniprogram-nickname="赛先生小店" data-miniprogram-path="pages/goods/detail/index?bizEnv=wsc&mpVersion=2.150.3&alias=2op2wt7sj67ck61&slg=consumer-search%2CstandardModify%2CrMV2Yz1dSbHoK1L1697267983684%2C726_5ddee9fed8b6475692c53fb91065237b&components_style_layout=&banner_id=search.1729033904~search~1~BzaczGnr" data-miniprogram-appid="wxd4847b866cf2a77e"><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d3055d759fe2e426ebd6977254db36d06d3a6986680024887bb4e877b49a09b.jpg" data-w="843" data-s="300,640" data-ratio="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a></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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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6 Oct 2023 00:01:4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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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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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哪年产的波尔多红酒质量最好？]]></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strong>撰文 | 姚湧 小学森 庐州月</strong></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1</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p><span><strong>哪年产的波尔多红酒质量最好？</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c2fb4ee1ec97da4590ca1f912f92eac9c03f3092e83d9ef32a103bb7e31f0bf.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pixabay.com</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法国波尔多地区以盛产红酒闻名于世。品酒师可以根据葡萄酒的主观特征来判断酒的质量，并进行打分。众所周知，区域气候和环境对葡萄的生长和酿酒的质量都会产生影响。近日，牛津大学生物学系Andrew Wood团队整理了波尔多地区的天气数据，并结合品酒师对红酒的评分，分析了天气条件对生产高品质波尔多葡萄酒的作用。通过统计模型分析，该团队发现，更高质量的葡萄酒是在降雨量更多、温度更高的年份酿造的，更加支持了气候影响酿酒质量的说法；同时，高温雨季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短的年份产的红酒质量更好。论文作者认为，随着气候的持续变化，波尔多地区葡萄酒的质量可能会继续提高。相关论文于10月11日发表在iScience杂志。</span></p><p><span>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j.isci.2023.107954</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2</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p><span><strong>睡着了就真的什么也听不见了吗？</strong></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731adb563b99032e752b621e50a2b68ae8313bab202a64c90e0acc29afc8f10.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54632972322503"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pixabay</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机体在睡着后就会与环境脱节，不会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近日，法国索邦大学巴黎脑研究所Delphine Oudiette团队完成了一项由49名志愿者（27名发作性睡病患者和22名健康志愿者）参与的睡眠试验，对上述的“睡眠脱联”说法提出了挑战。在该研究中，志愿者在清醒时就开始了一项词汇决策测验，在他们睡着时，测试继续进行。测验要求志愿者在听到不同词汇时要做出皱眉或微笑的表情。研究人员分析志愿者的波纹肌或颧骨肌的收缩后发现，在大多数睡眠阶段（健康志愿者的慢波睡眠除外），两组都可以对词汇刺激做出准确的反应。在整个睡眠阶段，高认知状态下出现的反应频率要高于在低认知状态下的反应频率。该研究表明，即使是健康的人，沉睡时也存在对外部刺激作出短暂反应的窗口。</span></p><p><span>►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1593-023-01449-7</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3</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高温对老年人认知水平的影响更大</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92a2a856fb9c42940eacad83ebd9eacb3242f4960fdbf4ae0acfacd386a5bc0.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18531889290012"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strong>图片来源：pixabay </strong></span></p><p><span>认知功能的健康水平决定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关系到社会的良性发展和稳定。但是，外界环境的温度是否影响老年人认知功能尚不清楚。近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遥感与测绘工程学院侯堃团队基于2008~2018年3次中国健康长寿纵向调查（CLHLS）的数据，全面评估了环境温度对老年人（共计17791人）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高温月，温度每升高1°C，老年人的整体认知功能检查得分就会下降0.48，而在低温月，温度每降低1°C，老年人认知得分下降0.14。也就是说，高温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不利影响比低温更显著。该研究为当前气候变化条件下如何保护老年人健康，预防老年人认知功能下降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指导和参考。</span></p></section><p><span>►文章链接：</span></p><p><span>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3-44776-2</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4</strong></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p><span><strong>一种与患者肌肉相连的仿生手</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bbf9362cfb2e6897f3228c0aa466ddff5da5a0da1e4a2cfca5adedb64e5ef51.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394705174488568"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Science.or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近日，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电气工程系Max Ortiz-Catalan团队设计出一种可直接连接到人体神经和骨骼系统的仿生手。研究人员将钛合金植入物置入一位单侧肘下截肢患者的桡骨和尺骨的髓腔，并通过手术将切断的神经转移到游离肌肉移植物上来构建电肌肉结构。患者的肌肉、游离肌肉移植物和尺神经都被植入了相应的电极。钛植入物的皮外延伸部分可与假肢相连，并为植入电极提供通信界面。日常使用显示，这种仿生手改善了假肢的功能，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传统的假肢经常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并且可控性不强。Max Ortiz-Catalan团队设计的神经-肌肉-骨骼接口可以克服上述弊端，并为假肢的日常使用提供了可靠的神经控制途径。相关结果于10月11日发表在《科学·机器人》（SCIENCE ROBOTICS）杂志。</span></p><p><span>►文章链接：</span></p><p><span>https://doi.org/10.1126/scirobotics.adf7360</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5</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p><span><strong>全球早产儿数量知多少</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4035934e8fab78044727be61fe3d45858950deb6821fbd97ea0d1a96ae48266.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pixabay.com</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早产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近日，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联合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大学等机构统计了2020年全球103个国家和地区的早产儿数量，并分析了2010年~2020年的早产儿出生趋势。据统计，2020年，全球早产儿数量约为1340万（占全年新生儿数量的9.9%），比2010年少40万。65%的早产儿和55.6%的活产儿出生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上述两个地区的早产儿占新生儿总数的比例也最高，分别为13.3%和10.1%。从绝对数量来看，2020年，印度的早产儿最多，为302万。十年间，全球早产儿比例基本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其中约有15%的早产发生时孕妇怀孕未满32周，不足28周的约占4.2%，28-32周的约占10.4%。这些早产儿都需要更多的新生儿护理措施。详细数据于10月7日发表在《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span></p><p><span>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23)00878-4</span></p><section data-tools="135编辑器" data-width="95%" data-id="92631"><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p><strong>6</strong></p><section><section data-width="100%"><section><p><span><strong>多吃含镁食物可预防“三高”</strong></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e68db7e0c687855b349a8082ac7757f69a90ad654ca31a0195ae5e031de64a2.jpg" data-w="83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78700361010831"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section><p><span>图片来源：pixabay.com</span></p></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section><p><span>当今社会，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症已经成为普遍的健康问题。镁是维持人体关键生理功能的重要营养元素。近日，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马亚楠团队分析了20岁以上美国成年人膳食中镁的摄入量及其与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症患病率的关系。该团队共获得了24171份高血压样本、9950份糖尿病样本和12149份高血脂症样本的数据，并根据参与者每日膳食中镁的摄入量高低将样本分为五组。分析结果显示，膳食中镁的摄入量与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症之间存在独立且显著的反比关系。与镁摄入量最低的一组相比，镁摄入量最高组的人群的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症患病率明显较低，患病风险分别降低34%、44%和32%。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含镁食物包括谷类、豆类、蔬菜、水果、坚果、海产品等。</span></p><p><span>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40-023-01439-z </span></p>
]]></description>
<pubDate>Sun, 15 Oct 2023 00:36:2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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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https://zhishifenzi.blog.caixin.com/archives/270890</link>
<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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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进入就业“缓冲区”，超20万毕业生成为科研助理]]></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cefce781310682b2b1bb39dc12aefdcfe8c431835320f7ed530e9e74b88ef1b.jpg" data-w="743"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729475100942126" data-galleryid=""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导语</strong></p><p><span>自今年5月以来，全国多所高校都扩大了科研助理的招聘规模。过去两年里，在就业压力下，已有超过20万毕业生进入这个“缓冲地带”。</span></p><p><span>多位受访学生认为，科研助理的工作机会是校方提供的一种福利，无论接下来准备继续考学还是求职，在毕业后的空档期，这份工作都是一个“跳板”。</span></p><section><p><span><strong>记者 | 李想俣</strong></span></p><p><span><strong>实习记者 | 吕一含 张爔文 罗楚骐</strong></span></p><p><span><strong>来源 | 北青深一度（ID：bqshenyidu）</strong></span></p><p><span>北青深一度在采访中发现，虽然各高校的科研助理岗位设置有所区别，但工作量较小、保留应届生身份和临时性质是大多数岗位的共同特征。也有少数学校的科研助理有岗无职，学生不需要负责任何具体工作。</span></p><p><span>据科技部统计，截至2023年7月14日，2023年已完成科研助理岗位发布14万个，已落实超过6万人。已经过去的2022年度，科研助理岗位吸纳17.9万人就业，其中当年应届高校毕业生15万人。</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9a7dfaa894e7b5f473499df4b3c508a521814e944f20800db9019b7acf21b57.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20370370370371" data-cropy2="757.153024911032" data-cropy1="42.27758007117438" data-cropx2="1080" data-cropx1="0" data-croporisrc="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1vHAyfO15KB1A3H3Bbh8KtJIdVRuh10BpVApgJyTxEzvsZupuHFJIk1VMZiauZInR4UkKCic5kDjd6rNuxUP6NKA/640?wx_fmt=jpe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受访者在助理岗位上工作的图书馆</span></p><section><p><span><strong>过渡性的福利岗位</strong></span></p><p><span>9月开学后，在西南大学图书馆做科研助理的张洋，给记者发来了他的排班表，每周只有半天值班时间，早上8点到岗。</span></p><p><span>他的工作地点是图书馆的专题阅览室，这里少有人来借阅，很清静，因为有自助服务机，找张洋问询的人很少，半天的工作时间很快就过去了。</span></p><p><span>科研助理的工资去掉五险一金，每月到手2500元。作为一份“过渡性”工作，张洋对这样的收入已经很满意，他每天在学校食堂吃饭，省了不少开销，租住的单间走路到图书馆只要5分钟。每周除了上班的半天，他大部分时间也都泡在图书馆里，为接下来秋季校招和申请博士做准备。</span></p><p><span>今年5月底，研究生临近毕业的张洋，从辅导员口中了解到学校招聘科研助理，主要面向2023届暂未就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其实大家都清楚，这是帮还没找到工作的应届毕业生缓冲一段时间。”</span></p><p><span>之前，张洋拿到过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机会，但他不想远离家乡，求职意向是在重庆的公立高中做一名历史老师。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实习时他就注意到，本地重点高中新教师录用名单里，不乏985高校乃至海外名校毕业的博士。今年3月份他开始求职后发现，自己所学专业的评级，甚至没法满足招聘的要求。</span></p><p><span>到了五六月份，张洋的焦虑达到最高峰。一开始表示支持、理解他的父母，看张洋就业不顺，也开始催促，在和他交流时着急了，说出“啃老”之类的话，他觉得“特别不好听”。</span></p><p><span>在老师的建议下，张洋报名了学校的科研助理。“老师们也希望我先找到一份工作，这样不会和社会脱节。如果在简历中有间隔期，无论就业还是升学都难解释。”一位历史学院的师兄在图书馆做科研助理期间考上了博士，推荐他也试试这个岗位，能有一份收入，还比较清闲、有利于备考。</span></p><p><span>张洋经历的选拔过程不算复杂，简历初筛后进入单人面试环节，由用人部门的管理老师负责。图书馆的负责老师主要询问了张洋今后的打算，他如实告诉对方，准备今年下半年先参加秋季校招，如果情况不理想则申请本校的博士。</span></p><p><span>张洋表示，在面试中，老师流露出主要看重学生稳定性的倾向，科研助理岗位更需要能待满一年的同学，而他准备申请博士，短期内离职的可能性比较小。“面试的老师们看到我是历史专业的学生，正好图书馆有历史方面的专题阅览室，也认为在图书馆工作有利于我备考申博。”</span></p><p><span>面试结果公布，张洋如愿被录用。他很快和校方旗下的全资公司签了合同，“我签的类似于第三方劳务派遣合同，交五险一金。签约时，我们才知道接下这份工作会失去应届生身份，所以还有几位同学出于考公需要最终放弃签约。”</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65c917a493e198e6de1ae61fbb92fe72b942edd3a60354099cb306f57ad8f35.jpg" data-w="75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66666666666666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助理岗位工作相对轻松，给了毕业生更多备考时间 | 资料图片</span></p><p><span>放弃考研、国考失利，加上求职困难，北京外国语大学小语种专业的本科毕业生孟昊，也选择了本校的科研助理作为暂时的出路。相比张洋的工作时间稍长，孟昊每周需要工作24小时，工作时间可以由他自行安排。</span></p><p><span>孟昊提供的北外官网通知显示，科研助理岗位“实行与相关录用单位签订录用协议的灵活用工方式，劳动报酬以劳务费形式按月集中发放，不含五险一金，保障基本公费医疗。”对于应聘学生们关心的应届生身份问题，辅导员此前表示不会受到影响。</span></p><p><span>在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年科研助理招聘启事中，岗位又细分为科研辅助工作、教学辅助工作和管理辅助研究，分别在科研项目、教学部门和学校职能部门从事相关辅助研究或工作，工资标准均为本科学历4000元/月，硕士学历5500元/月。</span></p><p><span>虽然在录用名单上的工作性质标注的是教学，但孟昊的实际工作类似于行政助理。9月下旬刚入职第一周的他，在学院办公室拥有一个固定的工位。每天到学校各个职能部门交领材料，打印文件、物料，去收发室领取、整理信件是孟昊的主要工作，占去他将近一半的工作时间。回到院楼后，他会在工作之余找个空房间自习。</span></p><p><span>孟昊很希望抓住这个和母校“再续一年缘分”的机会。去年底，他报名了北外的研究生考试，但最终因故放弃，“我打算今年继续考，报科研助理岗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在这一年里闲着，同时也能和北外有点联系。”</span></p><p><span>提交简历后不久，孟昊收到了面试通知。回过头来看，他认为这并不是一场具有很强淘汰性的选拔：“当时进入报名微信群的人并不多，群内加上工作人员不过160多人。”而前述《招聘启事》的岗位需求总人数也是160人。</span></p><p><span>今年7月13日，孟昊在录用名单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其实在这之前，他就在老师那得知，所有参加面试的人都通过了选拔，公示名单录用了159人。这几乎是一场通过率100%的招聘。</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63311a92fddd781d0244966b49a35487ecdb2c97d40b41a24ba2c215baf2656.jpg" data-w="1080"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1.523148148148148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西南大学的科研助理岗位是与校方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签约</span></p><p><span><strong>逐年扩大的招聘规模</strong></span></p><p><span>近几年来，张洋身边报名科研助理的同学越来越多。“本、硕、博每个阶段都有求职困难的情况。”他说。</span></p><p><span>相应的，校方也扩大了科研助理的招聘规模。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张洋所在的西南大学招聘科研助理、行政助理共39人，2023年这一人数达到了101人。</span></p><p><span>即便如此，科研助理还是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学生的就业困难。张洋介绍，因为大家都认为图书馆相对清闲，岗位也变得相对热门。他所在的图书馆助理岗，初期有上百人报名，进入面试14人，最终录用4人。部分没有入选的同学被调剂到了其他部门或院系。</span></p><p><span>对校方而言，希望将这些助理岗位留给最需要也最适合的学生。在签订合同前老师都会询问，如果学生手上有工作机会或近期有找到工作的可能，就会被劝退。此外，如果应聘学生打算“考公”，更需要专业辅导，面试老师也会建议回家或到机构专心复习备考。</span></p><p><span>另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官网及其就业创业网发布的通知显示，该校从2020年招聘科研助理，2020年和2021年的招聘人数均为150人，2022年增加到160人，规模也有小幅扩招。</span></p><p><span>科研助理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早在2020年6月，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财政部、中科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等部委就联合印发了《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深一度检索梳理发现，全国多所高校在2021年就已开始招聘科研助理。</span></p><p><span>今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做好2023年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充分开发利用科研助理岗位。各单位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从事博士后、科研辅助研究、实验技术、技术经理人、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等科研助理工作，各高校建设的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中心等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要积极吸纳应届毕业生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大幅扩大科研助理岗位。</span></p><p><span>在2020年就开始招聘科研助理的四川大学，这份工作的收入在4000元左右。四川大学校办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科研助理的工资采取一半由课题组发放发，一半由学校人事处发放。</span></p><p><span>科研助理的工资从哪来，是每所高校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北京某211高校的辅导员袁宇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是以导师项目经费为主，学校不会负担科研助理的工资。而部分学校则会主动覆盖这部分支出。但如果科研助理由课题组单独招募，则大多由课题组负担其工资。</span></p><p><span>袁宇表示，同一学校的不同院系在招收科研助理上也存在一定区别。人文社科类院系拿到的项目经费较少，导师会有经济压力，因此招募科研助理的积极性不高，而理工科项目的经费相对充裕，几名科研助理的工资支出不算太大开销。</span></p><p><span>前述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通知》中也明确要求发挥高等学校统筹作用，结合自身情况，统筹利用科技计划项目结余资金等用于科研助理岗位经费支出，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span></p><p><span>一位四川大学的老师透露，该校科研助理岗位只面向应届生招聘，为的是满足一些同学缓冲时间备考、找工作的需求。在袁宇看来，有些导师的团队确实缺人，招募科研助理是一种双赢。此外，不少学校的职能部门和院系原本就面向在校生招聘勤工俭学岗位，现在招聘的助理岗位，其工作内容也大同小异。</span></p><p><span>但这终究是一份流动性很大的工作。四川大学毕业生的刘媛已经结束了为期一年的助理工作，她和同事都在今年考研上岸。</span></p><p><span>就刘媛对身边同学的观察，大多不会把科研助理作为一份长期工作，而是当作考研或者考公的“跳板”。学校各个部门对助理工作性质的定位、工作内容的安排差异较大，很多部门都更体谅学生的个体需求，管理相对宽松。</span></p><p><span>这与张洋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感觉类似，“刚来的时候，老师还对我说，刚毕业可以多和同学出去庆祝”，图书馆岗位原本就比较轻松，老师们也都知道这是过渡性岗位，没有给他安排太多工作。</span></p><p><span>“科研助理只签一年合同，实在找不到工作也能继续干，不过工资低，基本上一年人就走光了。”张洋说，大家都是一边干一边找，找到出路就走了。在图书馆的岗位上，近三年每年至少考上两名博士、若干名教师，很少有人一直留下来。</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d44e7f040020dd50614bbe9cd90408bf4fe30446bd2e63cf1bc38b157986f07a.jpg" data-w="348" data-type="jpe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436781609195402" data-cropy2="224.19928825622773" data-cropy1="0" data-cropx2="348.7544483985765" data-cropx1="0" data-croporisrc="https://mmbiz.qpic.cn/mmbiz_jpg/1vHAyfO15KB1A3H3Bbh8KtJIdVRuh10B642Vyb2LzdDcOCOoAvotdadx3au3YTBHH8XhFRv9m8jlLXrQTAJ49g/640?wx_fmt=jpeg" data-backw="490" data-backh="31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一些课题组确实对科研助理存在“刚需” | 资料图片</span></p><p><span><strong>就业率背后的“有岗无职”</strong></span></p><p><span>对于科研助理岗位的设置，有些毕业生甘之如饴，认为是一种福利，但也有人并不喜欢这份工作。</span></p><p><span>“从四五月一直说到现在，明明已经问过我是二战不就业了，现在发双证前最后几天开始疯狂轰炸，说是学校有一个暑假的科研助理岗位，一个月千把块钱，不留校不干活，不影响应届生身份，签了刷就业率。辅导员问完，系主任又来问，最后还让导师问。”四川某高校的毕业生宋雯这样形容自己被催问的过程。</span></p><p><span>宋雯把这些吐槽发到了社交平台上，向网友寻求推脱的说辞。评论区不乏有类似经历的人。深一度检索发现，类似的帖子在各大社交平台均有出现，辅导员催促签约科研助理的现象并不少见。</span></p><p><span>宋雯表示，学院老师称签约能给学校提高就业率，同时科研助理的工作量少，几乎不占用学生的私人时间，每个月还有两千元工资，也不影响应届生身份。6月底学生离校前，她的学校又放宽条件：暑假不用留校可以回家，部分科研课题组甚至直接宣布完全不会布置工作等。</span></p><p><span>尽管如此，宋雯最终还是没有签下这份工作，一方面是考虑到工资发放数额、时间都不明确，签约、解约的流程也尚不清楚，另外她也对学校的“动员”方式也有些反感。</span></p><p><span>“从一开始通过辅导员在群里通知，和点名未就业同学到办公室询问，到后面开始频繁地反复劝说。摆明就业率不达标的问题后，系主任和导师再次施压。最后则是辅导员集中待业同学，由学院领导开会再劝一次。”</span></p><p><span>“至少在我看来，这不太像一个工作，因为学校为了就业率已经可以接受学生签约后完全不干活了。而科研助理本身的工作意义，已经无人关心了。”宋雯这样描述她对本校科研助理岗位的感受。</span></p><p><span>前述高校辅导员袁宇表示，在很多高校，科研助理签约都关系着就业率统计。各地的具体统计口径或有不同，他所在的高校只要成功签约，就可以纳入已就业统计中。</span></p><p><span>袁宇解释称，“招（生）培（养）就（业）联动”这几年一直都有，也是一个大方向。所谓联动，指的是就业情况会影响本学科、本专业的招生指标分配、培养方案制定。如果就业情况持续不好，在上级评估学科专业建设、制定倾斜政策时，势必产生不良影响。</span></p><p><span>面对类似情况的，还有东北某985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沈华。今年毕业后，他与学校签订了三个月合同，成为了一名科研助理。</span></p><p><span>在沈华的学校，科研助理的工作任务，就是“没有工作”。在岗位上，他们不用上班，没有任何坐班时间，甚至不用去学校。从7月1日“入职”至今，沈华都没有被分配过任何工作任务。本以为可能是由于暑假工作清闲，但等到9月开学后，也没有任何老师联系他布置工作。</span></p><p><span>这让沈华觉得，科研助理的工作更像是一份学校给学生发放的隐形福利。在岗位的三个月，他仍旧可以专心地为考研二战做准备，同时还可以拿到学校发放的5000元工资。</span></p><p><span>6月25日，他的学校在两间阶梯教室进行了科研助理签约，能容纳几百人的教室被同学们塞得满满当当。除了沈华所签的三个月协议，还有另一种十个月的劳务合同，工资总计20000元，因为要缴纳社保，签约者会失去应届生身份。不过这一岗位也并不需要实际工作，而且学校还会提供宿舍，更适合那些选择考研的学生。</span></p><p><span>沈华所在的班级大概有20多名同学，大多在去年考研失利，据他所知，四分之一都进行了签约。整个学院中，与沈华一起申请参加科研助理岗位的总共约有50人，无一例外均被录用。“去了老师给你两份合同，然后你签完之后就可以了。”</span></p><p><span>这并不是该校第一年招聘科研助理岗位。自2020年开始，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报名并被录用。这份“福利”机会在上下三届同学中口口相传，甚至有同学在毕业前几个月就开始询问老师，当年的科研助理报名何时开始。</span></p><p><span>按照合同，沈华的工作期限是8、9、10三个月，每月工资1880元。据高校辅导员袁宇说，每年应届生就业率统计的截止时间，大概也是在10月底。</span></p><p><span>8月的一个周五，沈华收到了第一笔1960元的工资银行转账，比合同约定的还多一点，明确备注是科研助理工资。而事实上，在6月25日签约后的第三天，他就离开了长春，回家备考，并没有做过一天工作。他也不记得在什么时候，学院老师解散了科研助理签约微信群。</span></p><p><span>在西北地区某政法类院校，一位女生在2021年报名了本校的第一批科研助理。离职后，学弟学妹告诉她，学校次年对科研助理岗位的规划做出了改变：不再需要事实上工作，当然与之相对的，也拿不到工资。</span></p><section><p><span>“很难定义这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岗位。或许，只有在统计就业率时，这份工作才有意义。”她感慨道。</span></p><p><span>（应受访人要求，文中人物均使用化名）</span></p></section></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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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13 Oct 2023 00:12:3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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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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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全球沸腾时代之下，将产生超过2亿气候移民？]]></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14eda68462308432d086cdd02cd1e909bcc537091e4f9eb5016c7777e52f7a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源：Pixabay</p><p><strong>导读</strong></p><p>据世界气象组织（WMO），今年7月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月份，比1850年至1900年工业化前的平均温度高出约1.5°C。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strong>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global boiling）的时代已经到来</strong>”[1]。WMO气候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则表示，极端天气是“新常态”并不令人意外。</p><p><strong>撰文 | 程鸽</strong></p><p><strong>责编 | 冯灏</strong></p><p><strong>从全球变暖到全球沸腾</strong></p><p>7月初，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厄尔尼诺条件出现。WMO秘书长塔拉斯表示，“<strong>厄尔尼诺的出现将大大增加打破温度记录的可能性，在世界许多地方和海洋中也可能会引发更多极端高温</strong>”。他指出，WMO宣布这一消息是向世界各国政府发出信号，动员各国提前准备，遏制厄尔尼诺现象对健康、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影响[2]。厄尔尼诺现象是指东太平洋海水每隔数年就会异常升温的现象，这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现象，平均每2到7年发生一次，一般持续9到12个月。与厄尔尼诺现象相反的“东太平洋降温”现象称为拉尼娜现象。WMO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有超过90%的可能性将持续整个北半球冬季，事件至少为中等强度[3]。</p><p>德国马普气象研究所气象学者李超告诉《知识分子》，衡量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主要依据海表温度异常以及南方涛动指数。前者是指主要集中于赤道太平洋4个地理区域的海表温度异常（下图方框所示），尤其是在Niño3.4区域。如果该区域的海温异常≥0.5°C则表明ENSO暖相（厄尔尼诺）条件；反之，如果≤–0.5°C的异常则与冷相（拉尼娜）条件相关。今年从6月开始Niño3.4区海温异常均超过0.5°C。<br><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e9fd8b36991fcde2bf2342cccfe55197a258cb87631107eb4a5fd3b4fa1b63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全球海表温度异常分区情况以及厄尔尼诺分区，图源：NOAA[4]<br>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预测，今年厄尔尼诺事件在冬季将达到中等强度（Niño-3.4≥1.0°C）的可能性为 81%，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Niño-3.4≥2.0°C，对标1997-1998年及2015-2016年冬季发生的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可能性为20%[3]。</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8109ac817cff472039ac070853702c9aa69386831c09c67f7b2b255f6bad50a.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2022年8月至2023年7月厄尔尼诺3.4区海表温度异常的时间序列，图源：NOAA[3]</p><p>李超提到，厄尔尼诺事件会造成全球性的气温以及降水变化，但对不同地区造成的影响不同。例如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南亚部分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发生严重干旱。在北半球夏季，厄尔尼诺带来的温暖海水会加剧太平洋中东部的飓风，但同时可能会阻碍大西洋盆地飓风的形成[2]。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厄尔尼诺事件叠加气候变化会加剧全球变暖，但是李超强调“并非在厄尔尼诺年发生的所有极端天气事件都与厄尔尼诺事件相关，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极端天气事件形成的物理机制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厄尔尼诺。尤其是今年厄尔尼诺的强度实际并不强”。 </p><p>今年6月，北大西洋的平均海表温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高于平均水平0.91°C，且出现了多次“海洋热浪”现象[5]。社交媒体上，有大量议论声称该海表温度异常偏高与厄尔尼诺现象有联系，并猜测这将反映出今年会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李超说，“目前的研究结果显示今年6月的北大西洋海表温度异常与大气环流、空气污染以及气候变化有关”。首先是北大西洋盆地大气环流异常——位于北大西洋上空的永久性高压系统亚速尔高压的强度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创历史同期新低。而亚速尔高压强度减弱则会导致该地区表面风速降低。观测数据显示，6月份东北大西洋大部分地区的表面风速相较平均水平低20-30%。 一方面，表面风速的降低影响海洋表层水以及中下层水的垂直方向混合以及热量交换；另一方面，较低的风速也减缓了加那利洋流沿线深层冰冷海水的上涌，使得海面温度异常偏高。</p><p>此外，地表风减弱还导致本该向西移动至北大西洋的撒哈拉沙尘移动减少，由于沙尘可以通过吸收和散射作用削弱到达海表的太阳辐射，从而降低海表温度，而北大西洋上空撒哈拉沙尘的减少则加剧了海面温度的升高。李超总结说，目前学界认为，6月的北大西洋海温异常事件很有可能是短期大气环流异常和长期气候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环流异常即亚索尔高压异常是否与厄尔尼诺事件直接相关，仍然有待研究。</p><p><br><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43bd5d3c4029afb682d859e1e1196f3ac10dd0b822f533d765b26636b3a61a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东北大西洋海表温度异常的时间序列，图源[5]</p><p><strong>2.16亿国内气候移民</strong></p><p>在全球沸腾时代，随着气候变化引发海平面上升和厄尔尼诺引发的极端降水导致洪水事件频发，一些国家和地区正采取积极响应措施，其中之一便是<strong>人口迁移</strong>。这一策略在时间上可分为短期和长期，即临时撤离和永久迁移；在空间上则分为本国境内迁移和跨境迁移。临时撤离的例子如今年7月底，京津冀地区遭遇极端强降雨侵袭，多个国家气象观测站单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极端强降水造成北京、河北多地出现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河北省组织蓄洪区疏散转移群众80余万人。去年7月，澳大利亚悉尼遭受特大暴雨，该市南北地区24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5米，接近新南威尔士沿海地区一年的平均降雨量。极端强降水导致水坝决堤、迫使当地3万多名居民临时撤离。</p><p>而永久迁移则往往需要有管理的撤退（managed retreat）或事先规划的搬迁。以美国新奥尔良为例，政府在重建过程中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向位于地势较高地区的新住宅迁移的机会。截至2017年，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通过“减灾补助金计划”已在全国范围内的易受洪水影响地区购买了超过4.3万座房屋[6]。</p><p>另一个典型的管理型管理型撤退的案例是<strong>印度尼西亚的迁都计划</strong>。该计划的主要原因是印尼首都雅加达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作为一个拥有逾千万人口的沿海城市，部分区域正在以每年高达20厘米的速度下沉。鉴于海平面上升的趋势和频繁的洪水威胁，预计到2050年，雅加达北部大部分地区将会被淹没，政府因此计划将首都迁往约2000公里之外的新址。<strong>事实上，不同国家地区面对气候灾害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不同。</strong>李超表示，欠发达国家尤其是赤道附近的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对气候灾害的敏感性高、适应能力弱，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些国家脆弱性，气候灾害往往在这些国家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p><p><strong>另外这些国家往往无法提前进行有管理的临时或永久迁移</strong>，灾害则会引发大规模的被迫人口迁移。例如2017年的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秘鲁沿海地区的极端降水事件，由暴雨引发的山洪暴发，河流泛滥，致使将近30万人流离失所[7]。国内流离失所问题检测中心（The Internal Displacement Monitoring Centre, IDMC）数据显示，2008年至2022年，秘鲁3300万人口中约有69.1万人因遭受自然灾害而被迫迁移[8]。 除此以外，引发人们迁移的自然原因还包括由气候变化相关的海平面上升，严重破坏性雪崩，极端热浪，野火，土地荒漠化等[9,10]。据联合国难民署，2008至2016年间，平均每年有2150万人因这些气候天气相关事件而被迫流离失所[11]。</p><p>IDMC2023年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则指出，2022年与拉尼娜气候事件相关的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巴西等国的严重洪灾导致这些国家内部流离失所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而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则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引发了210万人次流动。仅2022年，全球有870万人因环境灾害而离开家园，尤其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灾难，该数据相较2021年增加了45%[12]。 根据美国白宫的调查报告，拉丁美洲、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因此国家内部和跨境气候移民的数量也有可能会大幅增长[13]。<strong>世界银行估计，到2050年，这些地区总共将产生2.16亿国内气候移民</strong>[14]。 自然资源部海洋一所海岸带中心主任刘大海告诉《知识分子》，目前世界各国的国内气候相关人口迁移规模和热点地区仍在波动变化，一些国家先知先觉，逐渐意识到需要采取积极措施来影响人口迁移趋势。</p><p>2021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的风潮（Groundswell）报告指出，当前全世界如果能集体采取措施缓解气候变化压力，则今后五十年内的各国气候相关人口迁移规模就有可能减小80%，到2050年可能会降至4400万。东亚是全球气候移民问题的热点地区之一，我国也应重视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人口迁移问题，采取适当而有效的计划与行动，减少碳排放，增加高质量碳汇，不断促进社会经济绿色、包容和韧性发展。</p><p><strong>西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最快</strong></p><p>以由于海平面上升导致的人口迁移为例，可以观察到在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政府往往有能力通过气候适应措施来应对挑战，例如加强海堤建设，提升城市抗洪能力，以及考虑人口迁移将人们从潜在高风险地区转移至低风险的区域等。例如荷兰26%的国土位于海平面以下，是闻名世界的“低地国家”。荷兰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水管理和防洪工程，以确保国家安全。</p><p><strong>然而，相比之下，小岛屿国家却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现实：他们不仅面临日益频繁的淹没风险，还有可能遭遇生存危机。</strong>这些国家的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迫切需要寻求其他国家作为新的生存据点。</p><p>例如太平洋岛国图瓦卢，海平面上升致使图瓦卢国土面积一直在减少，未来几十年很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沉入海底的国家。同样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基里巴斯由33个岛屿组成，海拔仅略高于海平面，和图瓦卢类似，基里巴斯也是世界上首批受到海洋上升威胁的国家之一。2014年，基里巴斯政府在斐济购买了一块土地，以便其公民可以搬迁。而全球海平面上升因地理位置等条件的不同而表现出较大区域性差异。刘大海介绍道，公开数据显示，西太平洋海平面上升最快，高于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率。</p><p>我国的部分沿海城市有可能也会有显著影响。<br>据2023年中国气象局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strong>从1980年至2022年的四十余年间，我国沿海海平面高度变化总体呈加速上升趋势。2022年我国沿海海平面高度相比1993-2011年的平均值，还要高出94毫米，达到1980年以来最高水平。</strong></p><p>刘大海说，<strong>目前来看，尽管我国沿海地区仅由气候变化而导致人口迁移的现象还没有显现，也甚少受到社会关注，但我国沿海海平面逐渐上升所累积的隐患却不容忽视</strong>。海平面上升的长期累积效应将直接导致海岸侵蚀、土壤盐渍化、湿地淹没和生境退化等生态环境破坏，甚至可能造成风暴潮和洪水事件加剧，盐水入侵将更加频繁，而且对耕地保护、水源养护和沿岸基础设施也会产生潜在危害。对于此类灾害隐患概率较高的海岸带地区，社会层面和科学界都应给予重视。</p><p><strong>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strong></p><p>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对由气候或环境变化引起的人群跨国迁移现象的大规模讨论始于1985年。当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家Essam Ei-Hinnawi将环境难民（environmental refugee）首次定义为“由于显著的环境破坏（自然和/或人类触发），有碍其生存并（或）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被迫暂时或永久性离开其传统栖息地”的人，该定义通常也用于“气候难民”（climate refugee）[16]。由于这个定义较为模糊，在此之后陆续出现了几个新的定义。</p><p>例如，Myer（1997）将环境难民定义为因气候灾害（例如干旱、森林砍伐等）而在自己的领土上感到极度不安全，别无选择被迫逃到其他安全的地方，且几乎没有希望回到自己国家的人[17]。Docherty和Giannini（2009）提出气候难民的定义需要包含六个要素：强迫迁徙，临时或永久迁移，跨国家的流动，与气候变化相一致的破坏，突然或逐渐的环境破坏，以及由人为因素引发的破坏[18]。</p><p><strong>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范围内目前仍没有一个达成统一的“气候难民”的定义。</strong>实际上，<strong>“气候难民”</strong>一词的使用一直广受争议，原因在于“难民”一词本身在1951年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国际难民法背景下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根据《公约》，“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受到迫害而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被定义为难民。也就是说，将一个人定义为难民的前提是他有逃离政治或宗教等迫害的冲动，而“气候难民”是自然原因而非人为原因导致的，因此，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国际移民组织认为，使用“难民”描述因气候灾害导致流离失所的群体并不恰当，这会模糊“公约难民”和广义难民之间的界线。由于“公约难民”的定义自1951年以来从未改变，学界长期以来一直在讨论其定义的狭隘性以及呼吁扩大定义范围。</p><p>也有许多学者对扩大“难民”的概念持谨慎态度，他们倾向于将此类人群归类为“气候移民”（climate migrant）。在此背景下，“气候移民”一词出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移民组织的文件或报告以及各类新闻媒体中。但是，仍有部分学者对“移民”一词的使用也持怀疑态度，因为该词传达出人们在决定搬迁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愿性，而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往往是非自愿的。为避免使用“移民”或“难民”，最近定义这一类人群的术语是“气候流离失所者”（climate displaced person，CDP），该词一方面描述了该类人群的迁移原因以及状态，另一方面避免了从政策治理以及法律角度政府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且词汇本身具有情感吸引力。虽然“气候流离失所者”并不是国际公认的法律定义，但目前已被广泛使用。</p><p><strong>危机迫在眉睫，各国是否做好准备？</strong></p><p>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应该起到表率作用，接收因气候变化而跨国迁移的人群，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支持和援助。一些学者警告称，气候难民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人们对此必须做好准备。</p><p>那么，<strong>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做好准备了吗？答案是否定的。</strong>首先，如前文所提到的，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目前对气候难民的定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对究竟谁可以算作气候难民一直存在分歧。2020年，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听证会上，挪威商学院和奥斯陆大学教授Isabel Borges提到，“由于缺乏因环境因素而导致流离失所的人们的准确定义，因此无法准确地计算现有以及潜在的迁移人群数量”，这也就限制了相应政策的制定。</p><p>其次，<strong>即便被认定为气候难民，气候难民目前也无法获得官方的法律地位或获得相应的规范性保护。</strong>原因在于大部分有关移民或难民的法规和公约是在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之前制定的，并未考虑气候难民。例如，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于1951年通过，1954年生效，此《公约》最初旨在帮助二战期间产生的欧洲难民，而不适用于1951年1月1日以后的难民，亦不适用于欧洲地区外的难民。之后，由于难民问题已扩大为全球面临的共同议题，联合国于1966年通过《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取消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将原《公约》的保护扩大至全球范围，《议定书》于1967年生效，使用至今。</p><p>因此，目前的《公约》和《议定书》仅涵盖了逃离战争、经济等迫害的群体，并未涵盖逃离环境和气候灾害的移民群体，导致气候难民无法获得《公约》保护的权利，也就没有合法的移民选择。根据《公约》，难民身份被确定之后，其作为难民的个体有权享有一些权利，包括不被遣返回原籍国的权利（不驱回原则），公约缔约国也有义务保障难民的法律地位、司法权、居住权、享受与缔约国本国公民同等的公共救济与援助等。</p><p>另外，一些政治家和学者指出某些联合国机构不愿将这类人群归为“气候难民”很大程度上是<strong>因为部分发达国家已经自顾不暇捉襟见肘，并没有政治和经济能力支持即将来临的难民危机。</strong>挪威难民委员会灾害和气候变化高级顾问Nina Birkeland此前公开表示，调整或重建现行的难民公约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p><p>不过在国际框架外，一些国家也通过了本国对气候难民的定义，为这类人群提供辅助保护[19]。例如，瑞典和意大利已通过立法明确将环境灾害作为国际人道主义保护的依据。在瑞典，由于环境灾害无法返回原国籍的人可以被视为“其他需要保护的人”，并获得居留许可。在意大利，“严重的自然灾害”是获得人道主义保护的情况之一。德国自2012年以来一直对受到严重环境灾害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提供基础建设支持以及资源供应；德国联邦经济合作署也致力于确保气候移民可以获得可靠的信息源，并为他们提供就业、移民和重返社会的帮助。芬兰政府也在其移民相关的立法中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考虑气候变化因素的可能性。</p><p>新西兰政府正在考虑设立一个新的签证类别——气候难民签证，以帮助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太平洋岛国人民。事实上，新西兰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承认气候变化是人口迁移原因的国家。虽然这一计划每年仅保证发约100个签证，与当前的问题规模相比只是九牛一毛，但是至少让人们看到了希望。</p><p>李超说，“虽然目前仍无法准确地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事件究竟会给人们造成什么影响，不过可以明确的是，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叠加厄尔尼诺现象，例如热浪、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增加，强度增强 ”。气候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政府一方面要解决危机根源，即气候变化本身，控制碳排放，推广新能源；另一方面要及时调整政策和立法以适应人们的新需求。</p><p>要强调的是，气候移民往往与迁移地的冲突、暴力高度相关，例如气候难民与当地原居民因争夺资源而爆发的冲突，因此政策制定需考虑多方面因素，且要有前瞻性的政策规划，以及时调整应对。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政策制定者不采取积极行动，很快将面临一场更严重的社会危机。</p><p><strong>参考资料：</strong></p><p>[1] https://public.wmo.int/en/media/news/july-2023-confirmed-hottest-month-record</p><p>[2]https://public.wmo.int/en/media/press-release/world-meteorological-organization-declares-onset-of-el-ni%C3%B1o-conditions[3] https://www.cpc.ncep.noaa.gov/products/analysis_monitoring/enso_advisory/ensodisc.shtml[4] https://www.noaa.gov/education/resource-collections/weather-atmosphere/el-nino[5]https://climate.copernicus.eu/record-breaking-north-atlantic-ocean-temperatures-contribute-extreme-marine-heatwaves[6]https://www.fema.gov/zh-hans/press-release/20220510/ida-recovery-update-and-other-disaster-funding-opportunities[7] https://en.unesco.org/courier/2021-4/peru-faces-surge-climate-migrants[8] https://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countries/peru[9] Jacobson, J., 1988. Environmental refugees: a yardstick of habitability. Bull. Sci. Technol. Soc. 8, 257–258. http://dx.doi.org/10.1177/027046768800800304.[10] Black, R., 2001. New Issues in Refugee Research. Environmental Refugees: Myth or Reality. http://www.unhcr.org/research/working/3ae6a0d00/environmental-refugees-myth-reality-richard-black.html[11]https://www.unhcr.org/uk/news/storie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climate-change-and-disaster-displacement[12] IDMC, 2023 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GRID). https://www.internal-displacement.org/global-report/grid2023/[13] The White House 2021. Report o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migration.[14] Rigaud KK, De Sherbinin A, Jones B, Bergmann J, Clement V, Ober K et al (2018) “Groundswell: Preparing for internal climate migration,”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https://doi.org/10.7916/D8Z33FNS).[15]https://www.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Ecological-Threat-Register-Press-Release-27.08-FINAL.pdf[16] Hinnawi, Essam E. el-. Environmental Refugees. Nairobi, Kenya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1985.[17]Myers, N., 1997. Environmental Refugees. Popul. Environ. 19, 167–182. http://dx.doi. org/10.1023/A:1024623431924.[18] B. Docherty and T. Giannini, 'Confronting a rising tide: A proposal for a climate refugee treaty', Harvard Environmental Law Review, Vol. 33(2), 2009, p. 349.[19] European Migration Network 2018. Ad-hoc query on climate change and migrations (launched by France) https://www.immigration.interieur.gouv.fr/content/download/114154/913388/file/EN_Resume-climate-change-and-migrations.pd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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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hu, 12 Oct 2023 00:06:31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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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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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不公的诺奖之：核裂变发现始末，她为何没有获奖？]]></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a3a2237db403e7379c9b5b10c0fbcb17f5c682e99dd95cfb9e87af1cfc69d0d.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trong>导语</strong></p><p>1945年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掷下了原子弹，举世震惊。三个月后的11月16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该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了德国化学家哈恩，奖励其发现核裂变。这一不公的结果简化、扭曲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主要的发现者女物理学家迈特纳被忽略，也加深了她和哈恩这对30年的合作者之间的误解。</p><p>核裂变发现之时，也恰逢二战爆发，原子弹很快就被提上了开发日程并最终用于了实战。这一结局让人反思：基础科学家的最初发现是不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20dc77bdadc6b6b396b6103b5bd9bfb669e562c23084026885a24d79707643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哈恩（左）和迈特纳（右）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p><p><strong>撰文 | 邸利会</strong></p><p><strong>伟大的错误</strong></p><p>博学多才的达芬奇、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旧日的意大利科学辉煌灿烂。但现代以来，有谁可算承接衣钵、代表意大利的科学？毫无疑问，费米一定会是个强有力的人选。</p><p>他早期的几项理论创建，已经可以让其跻身世界伟大物理学家的行列。（注1）然而，自1930年代开始，费米涉足实验物理，而且很快就证明了，他也一样得杰出。</p><p>彼时，原子核研究正逐渐升温。1931年10月的罗马、1932年的巴黎、1933年的索尔维会议，原子核均是重要的议题。为了迅速赶上，费米派出学生到世界上最好的核技术实验室“偷师”；研读原子核之父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主编的500多页的放射实验专著；同时利用实验室已有的光谱仪，研究核自旋，借机转型。</p><p>时间来到了1934年，33岁的费米风华正茂，可说是意大利科学最为闪耀的星。</p><p>这年2月，小居里夫妇（注2）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首次用α粒子轰击非放射性元素，使其产生了放射性。（注3）在此结果的启发下，费米设想，可否改用中子轰击，而不是带正电的α粒子？毕竟电中性的中子也许更容易与原子核发生反应。中子是在两年前由卢瑟福的学生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发现，对它的研究也还有限。</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928f6e056b68487b7614281ddb1a90426c0d4bc296289a2d2cec693618d2a27.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费米研究组 (the Via Panisperna 男孩)。1934年，从左至右为Oscar D'Agostino, Emilio Segrè, Edoardo Amaldi, Franco Rasetti和费米丨图源：维基百科</p><p>不意外，其他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卢瑟福和查德威克、小居里夫妇等也在快马加鞭，改用中子轰击各个元素，看是否也能诱导出放射性。这些组都非等闲之辈，竞争异常激烈。</p><p>事后看，费米实验室之所以成功有其独门秘技：他们用氡气混合铍制作了当时最强的中子源。3月份开始的实验，短短几天，第一批结果就出炉了：他们诱导22种元素产生了放射性。为了取得优先权，他们选择了不太知名的一本意大利杂志尽快发表，并向全世界40位最知名的核物理学家发送邮件，寄出预印本。</p><p>在柏林的女物理学家迈特纳（Lise Meitner）很快重复了费米的发现。在丹麦哥本哈根波尔研究所的弗里施（Otto Robert Frisch，迈特纳的侄子）被一堆人催促，要他赶紧把费米的文章翻译过来，只因他是众人中唯一懂意大利语的。在剑桥的卢瑟福也收到了文章，他不无幽默地调侃：“我恭喜你逃离了理论物理的圈子！…… 我听说狄拉克（Paul Dirac，英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也在做一些实验，这似乎是未来物理学的祥瑞！” </p><p>紧接着，5月10日，费米提交了他的第三份研究报告，是关于中子轰击铀的。</p><p>然而，对于这次的实验结果，费米不很确定，他猜测可能有铀之上的“超铀元素”产生。那个年代，铀是92号元素，铀以上的元素还没有被发现。（注4）</p><p>听说费米发现了“超铀”元素，意大利教育部长科尔比诺（Orso Mario Corbino）高兴地难以按耐。他迫不及待在一场演讲中高调宣布了这一消息。意大利媒体也兴奋异常，其中一家称，这表明“在法西斯治下的意大利做回了古圣先贤，在任何领域都是先锋”。</p><p>费米很是不安，一夜未眠。</p><p>他找到科尔比诺说明了情况，但为时已晚。或许是出于对这位长者的尊重，或许是内心其实也有几分相信，他从未公开更正这一情况。四年后，他将因为这个错误的结果荣膺诺奖。“超铀元素”也成了费米此生最大的尴尬。而真相，则是少有人想到的核的裂变（注5）。</p><p><strong>困顿与逃亡</strong></p><p>“超铀元素”也立即搅动了科学界，引发了极大兴趣。</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3ccea2c6952c9fa3831a16479d968c5d166c24da6666c9fffd713663df4d16bc.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迈特纳（1878～1968）丨图源：普朗克学会</p><p>远在柏林的迈特纳坐不住了，她敦促老伙计、化学家哈恩（Otto Hahn），赶紧重启合作。</p><p>迈特纳于1906年2月通过维也纳大学的博士答辩（事实上，她是该校第二位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女性）。9月，她崇敬的大学老师、物理学家波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因躁郁症自杀。维也纳大学邀请德国物理学家，量子之父普朗克（Max Planck）来做报告，意在请他继任波尔兹曼，当时迈特纳也在场。当普朗克最终决定留在柏林后，迈特纳于1907年追随其后来到了柏林，后成为其助手。也在这一年，迈特纳结识了比她小一岁的哈恩，开启了双方长达31年、卓有成效的合作，其中包括在1918年发现元素镤。</p><p>不久，施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也加入了进来。他是属于穷困而不坠其志，在取得分析化学博士学位后于1929年来到哈恩任所长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工作，1933年他本来有机会到薪水丰厚的一家公司工作，但该公司入职的前提是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加入纳粹组织。施特拉斯曼不愿意这样做。他还进一步辞掉了德国化学家协会的会员，也是不愿意和纳粹有瓜葛，当时该协会已被纳粹工会组织德意志劳工阵线所控制。他的辞职导致其上了黑名单，只能继续呆在哈恩的研究所。</p><p>迈特纳、哈恩、施特拉斯曼三人加紧工作，继续用中子轰击铀。然而，一晃四年过去，柏林团队也一样陷在“超铀元素”的泥沼里，难以自拔。</p><p>事实上，所有重复费米实验的研究组，即如伟大的卢瑟福、小居里夫妇，都没能走出“超铀元素”营造的幻境。事后看，他们的失败或许可以用心理学上的“认知失调”来解释——人们看到的，总是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p><p>结合核物理此前所有的实验，包括中子的轰击实验，原子核的改变都不大，前后相差不过几个质子、中子；而当时仅有的一些理论也认为，小粒子，比如α粒子、质子、中子，才有机会穿过并逃离原子核。由此，新生成的核素应该在反应前核素的附近，而中子轰击铀的实验没有发现铀以下的元素，那理所应当生成的就是铀以上的、所谓超铀元素。况且，发现新元素总是令人神往的。</p><p>这一时期，除却实验的挫折，时局的发展更让人不安。</p><p>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禁止犹太人从事政府工作。迈特纳被当局认定有犹太血统，而几项可能的豁免条件也不被认可：她一战前曾作为普朗克的助手，但被认定不能算作经常性的雇佣；在一站期间，迈特纳曾当过X射线技术员，但这段随军经历被认为不是在前线。裁定的结果，她被剥夺了柏林大学的任教资格，今后不会再有学生，也无法参加大学举办的研讨会。而仅仅是因为她任职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并不完全属于政府，且她还是奥地利公民，才得以暂时保住饭碗。普朗克劝她留下，而她确实也舍不得柏林的一切。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38年。</p><p>这年的3月，风云突变，德国合并了奥地利。迈特纳转瞬间成了德国公民，要受德国法律管束。厄运突降，边境正在关闭，她不得不必须赶紧离开。</p><p>知道迈特纳已身处险境，其国内国外的朋友，包括哈恩、波尔、荷兰物理学家科斯特（Dirk Coster）、德拜（Peter Debye）、罗斯鲍德（Paul Rosbaud）等人慌作一团，赶紧帮她凑钱、弄签证、找工作。但时间实在是太紧了，众人最后决定：什么都不重要了，人先出来。一场营救行动由此展开。</p><p>7月11日，周一晚，科斯特到达了柏林。他事先托人打通了荷兰边检的关节，计划两天后与迈特纳一起坐火车，从德荷边境出境。气氛已然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大家都要装作没事一样。</p><p>在离开的前一天，迈特纳照样来所里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她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打包一些必需品，装进两个小的手提箱。完了直接开车，连自己的寓所都不敢回，而是开车暂避到了哈恩家。临行，哈恩将母亲家传的钻石戒指赠给她，以备不时之需。</p><p>在哈恩家度过一晚后，清晨，罗斯鲍德开车载她到了车站。科斯特已在车上等待，两人打了照面，装的彷佛是陌生人偶遇。多年后，迈特纳回忆，当车上的纳粹巡警拿走她早已过期的奥地利护照后，她是如此的害怕，感觉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她呆坐在那等护照，等了足足十分钟，这十分钟，就像是几个小时那般漫长。好在最后，警察并未多言，归还了她的护照。</p><p>就这样，迈特纳带着10马克，告别了她待了31年的柏林。</p><p>她一路北上，在波尔的研究所暂居后，最终落脚于瑞典的斯德歌尔摩。那里，诺奖得主西格巴恩（Karl Manne Georg Siegbahn）正领导新开的皇家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离开了熟悉的同事、语言、文化，没有设备、也没有助手，60岁的迈特纳被“连根拔起”，往后的日子就如同断线的风筝，水中的浮萍。</p><p>更要命的是，在领导团队奋斗了四年之后，在最后关头，她却要和核裂变的实验发现插肩而过。命运如此安排，常常让人难以释怀。</p><p><strong>暗度陈仓</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b3c7c7af4ff06c1a04b485903a5d5ddb7fa5cfa59614ed84ae4e0403e8a7b10.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1939年费米和家人抵达美国，图源：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p><p>就在迈特纳仓皇出逃的时候，在罗马的费米也筹划着离开。</p><p>这些年，意大利的政治氛围愈加压抑，为了动员对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墨索里尼号召全国的已婚妇女捐出嫁妆充盈国库，妻子劳拉（Laura Fermi）也捐出了费米给她买的婚戒。接着，意大利介入西班牙内战，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刮什么妖风。</p><p>费米的研究也陷入了低潮。他年青时候拥有的那种对物理学纯粹的爱正渐渐消退。</p><p>罗马大学还在培养本地的物理系学生，但海外的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却越来越少，这和政治局势脱不开干系。拿弗里施为例，他在1930年代本来是和施特恩（Otto Stern）在汉堡大学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施特恩辞职跑到美国，弗里施也被开除。他本来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可以到费米手下工作一年，但该基金申请的条件是完了回国后得有永久职位。无奈之下，弗里施先是在伦敦呆了一年，之后去了哥本哈根，转投波尔门下。</p><p>这些年，费米研究组原来的组员也陆续离去。</p><p>塞格雷（Emilio Segrè）去了西西里的Palermo大学；庞泰科尔沃(Bruno Pontecorvo)去了巴黎的小居里夫妇实验组；杰出的马拉约那（Ettore Majorana）消失在去往那不勒斯的海面上。只留下阿马尔迪（Edoardo Amaldi）和他，两人埋头工作，从早忙到晚，却不过是拖着丢了魂魄的躯壳。1937年1月，费米在科学界的靠山科尔比诺突然离世，其政敌被委任为研究所新的主任；几个月后，另一位费米的支持者，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主席马可尼（Marconi）也去世。继续呆在意大利，于他而言愈加困难和乏味。</p><p>费米其实早有去意。从1935年开始，连续三年夏天，他都在美国访学。在伯克利，费米见到了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建造的巨大的回旋加速器。他应该还记得，科尔比诺当年曾竭力游说政府资助他建造回旋加速器，但终究未成。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佩格拉姆（George B. Pegram）已经抛出了橄榄枝，只因妻子劳拉仍迷恋着罗马，费米没有接受。</p><p>反观国内，法西斯和纳粹走得越来越近，直到1938年的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激动万分的希特勒等来了墨索里尼的电话，后者已然抛弃了其庇护者的角色，“对他来说，奥地利已无关紧要”；5月，墨索里尼将罗马粉刷一新，迎接希特勒的到来，两位独裁者在欢呼的人群中穿过美丽的罗马中央花园。费米对塞格雷说，此刻只有墨索里尼四脚爬地的疯掉，意大利才可得救。</p><p>而在种族问题上，墨索里尼也渐愿屈从于希特勒。7月，意大利新的法律颁部，对犹太人的就业、经济等活动做出限制。厄运突降。</p><p>劳拉因为有犹太血统，再没得选择，只能答应费米，移居他国。费米立即向美国四所大学发了求职信，为避开耳目，夫妇二人驾车分四处分别投寄。没多久，费米就收到了回信，他接受了之前拒掉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聘书。按照最初的谋划，来年年初就走。</p><p>10月，费米赴哥本哈根开会。期间，波尔把他拉到一边耳语道，如果今年的诺奖颁给他，会不会有问题？</p><p>这一举动可谓反常，因为通常来说，不会事先透露消息给获奖人。也许，这是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谨慎起见，提前试试费米的口风。自193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德国记者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后，希特勒已经禁止德国人再领取诺奖，鉴于当下意大利和德国已走的很近，墨索里尼是否会步希特勒后尘也未可知；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波尔有意将消息提前泄漏给费米，让他早做谋划。</p><p>从哥本哈根返回后，费米和妻子商量，立即决定，趁年底领奖之际提前离开——他们不可能大动干戈变卖财产，这笔丰厚的奖金正好可做移民之用。</p><p>11月10日，不出所料，从瑞典打来了电话，费米独享了这年的物理学诺奖，理由正是他用中子轰击原子核的实验发现。</p><p>12月10日，只带着少许衣物，费米一家北上斯德歌尔摩，参加颁奖典礼。他们真实的移民意图，绝不可能广而告之，因此也只有极少的亲友知道。在几乎无人送别的情况下，劳拉纠结地上了火车。抛下亲友，尤其是父亲远去，她在良心上感到有点过不去。她的父亲的确向意大利政府申请了豁免，暂时得到了批准，但之后在1943年墨索里尼倒台后，还是被送往了集中营并死在那里。事后看，纠结总比死亡要好。</p><p>在斯德歌尔摩，劳拉见到了迈特纳 —— 她脸上紧张的表情让同样打算移民的劳拉感同身受。典礼结束，费米一家先取道哥本哈根向波尔告别，知道波尔来年也要启程来美国，两人答应届时去迎接他。告别了波尔，费米一家横渡英吉利海峡，于圣诞前夜的南安普敦，登上了去往纽约的邮轮。</p><p><strong>第一个碎片</strong></p><p>漂洋过海的费米不知道的是，此刻，铀核裂变的真相正浮出水面。第一道裂痕来自法国。</p><p>稍微回溯一些，还是在1937年底，伊雷娜居里（Irène Curie）与合作者通过不同的方式做中子轰击铀的实验。他们不经过化学分离，而是直接测量产物。如此，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物质，在沉淀超铀元素之后仍然存在于滤液中，且可以和铀分离。这意味着，它既不是所谓的超铀，也不是铀。居里认为，它是钍的一种同位素。</p><p>柏林团队听闻，嗤之以鼻，怀疑法国人化学做的不好。他们随后进行了重复实验，的确在滤液中没有找到所谓的钍的同位素。1938年1月20日，迈特纳写信给居里，建议他们撤稿。然而，在下一篇文章里，法国人又称，他们用镧沉淀了超铀元素，这次又认定是锕。迈特纳认为纯属无稽之谈。</p><p>然而，在1938年5月，居里又报道，该种物质可以继续从锕完全分离，看起来更像是57号元素镧。虽然如此，在论文的结论部分，他们依然认为，“除了是一种超铀元素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只不过化学性质上和别的超铀元素很不同，尽管这样的假设很是费解。” </p><p>法国人造成的困惑一直阴魂不散。</p><p>迈特纳走后，柏林三人组依然通过信函保持着密切地联系。像往常那样，迈特纳需要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的化学专长做元素分析，而他们也需要迈特纳的物理专长给出理论解释，为下一步研究提出建议。</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dcf4fa5fac6d76af1651c8d684a565a8c4593ff350c11330857804895ff55d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1956年，施特拉斯曼、迈特纳、哈恩在西德丨图源：参考文献6</p><p>而这一次，在仔细阅读居里最新的论文后，施特拉斯曼觉得，这个奇怪的结果不太像是“污染”导致，他怀疑里面有铀的存在。进一步实验后，哈恩和施特拉斯曼认为，铀238在中子的轰击下先放出了α粒子和钍235，接着进一步放出α粒子，得到镭231。11月8日，他们向杂志提交了这个结果。迈特纳对此深表怀疑。</p><p>几天后的11月10日，迈特纳去往哥本哈根开会。哈恩也受邀于13日早到达。一天内，波尔和一众人参加了各样活动，但依然离不开讨论物理。对哈恩的最新结果，波尔表示极力反对，迈特纳虽然没有公开发表批评意见，但在私人的通信里，她一直在质疑，敦促进一步实验以确认最终结果。</p><p>施特拉斯曼后来回忆：“她急切地要求再次仔细地、彻底地检查这些实验，...... 很幸运，在柏林的时候，迈特纳的观点和判断在我们心中的份量就很重，因此（我们）立即着手开始做必要的对照实验。” </p><p>回到柏林的哈恩把目光集中在所谓铀的同位素上，看是否可以分离。12月19日，哈恩写信给迈特纳，报告了惊人的结果 ——</p><p>“19.12.38 周一晚。在实验室。亲爱的莉泽！...... 现在是晚上11点；11点45分施特拉斯曼就回来了，我就可以回家去了。实际上，我们有些关于‘镭的同位素’的东西，是如此的显眼，目前我们仅仅告诉你。...... 我们的镭同位素表现的就像是钡 ...... ”</p><p>哈恩继续写道：</p><p>“或许你可以想出一些精彩的解释。我们自己知道，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碎裂成钡的 …… 现在圣诞假期开始了，明天惯例就开圣诞派对了。你可以想见，在你不在如此久之后，我对此是多么期待。在研究所关门之前，我们很想给Naturwissenschaften写些东西，就是关于我们所谓的镭同位素，因为我们得到了很好的衰变曲线。因此请你想想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或许是一种钡的同位素，却有着更高的超过137的原子重量？如果你能提出什么创见，你就发表就好了，就像以前，也是我们三人合作的结果。”</p><p>等不及迈特纳回信，12月22日，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就把这次实验的结果提交了。不管是碍于政治局势，还是想独占，哈恩没有提议让迈特纳署名，尽管从四年前开始，自始至终，迈特纳都参与其中。这是第一个铀核裂变的实验证据，虽然当事人将信将疑。他们在文章中写道：“作为比较靠近物理的‘核化学家’，我们还不能完全迈出这一步，否则便与之前所有的核物理经验相抵触。或许还存在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巧合导致我们得到的是欺骗性的结果。”</p><p>12月21日，哈恩19号写的信到达了斯德哥尔摩，迈特纳立即回信——</p><p>“你们镭实验的结果让人非常吃惊。慢中子的反应看起来产生了钡！...... 目前，假设如此彻底的碎裂，对我来说难以相信。不过，在核物理中，我们经历过很多的惊喜和意外，不能不由分说就说：这不可能。”</p><p>四年多的挫折与失败过后，柏林小组终于敲开了核裂变的厚重大门。如今，第一块碎片到了眼前，迈特纳没有轻易地让它溜走。</p><p><strong>巨大的能量</strong></p><p>12月23日，周五，马上就是圣诞节。迈特纳离开斯德哥尔摩，自东向西，至瑞典海边小镇Kungälv度假。侄子弗里施不想让姑姑一个人，也从哥本哈根赶过来团聚。这次关键的会面，一举解开了铀核裂变的物理过程。</p><p>多年之后，弗里施回忆起他们讨论的过程，如同就在昨日——</p><p>“在Kungälv度过了第一晚，走出宾馆房门后，我看见迈特纳正在钻研哈恩的一份来信，显然，她看起来很是困惑。我本打算和她讨论计划中的一个实验，但她根本不听；我只好也拿那封信看看——其内容过于惊人，我起初是表示怀疑的。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已经发现，这三种物质不是镭 ......而是钡。有没有可能是哈恩他们弄错了？迈特纳不认为是。她向我打保票，哈恩是很好的化学家，不太可能弄错 ...... 在雪天中，我们上下行进，我踏着滑雪板，她用双脚走（她不单是说，而且证明如此也一样的快）。渐渐地，一个想法成型了：原子核并不是切下或者碎裂了一小块，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可用波尔之前的一个想法解释。在波尔的设想中，原子核就像是一滴液滴，是可以被拉长、一分为二的 ...... 我们知道存在很强的力抵抗这个过程发生，就如同普通液滴，因为有表面张力存在，可以抵抗其一分为二成两个小液滴。但原子核和普通液滴有一重要不同：它是带电的，而这可以消除表面张力的效果。此时，我们在倒伏的树干上坐下，拿出纸开始计算。一个铀核的电量，我们发现，确实可以大到完全摧毁表面张力的效果，所以，或许，铀核确实像一个摇摇晃晃、不稳定的液滴，一旦有哪怕是轻微的刺激（比如一个中子的撞击）就会一分为二。但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两个液滴分开时，会被相互的电斥力推开，为此需要一非常大的能量，总共大概200MeV，这个能量从哪来？幸运地是，迈特纳记得所谓的填充因子公式，由此她算出，一个铀核一分为二形成的两个核，比起最开始的铀核，轻了大概一个质子质量的1/15。那么，但凡质量少了，就会伴随能量的产生，依据爱因斯坦的公式E = mc^2，一个质子质量的1/15正好等于200MeV。这就是那个能量的来源。所有东西都合在了一起。”</p><p>这当中提及的原子核液滴模型最初来自于著名的伽莫夫（George Gamow），他在1928年初将α衰变解释成一种量子隧穿效应。伽莫夫的这个理论如此成功，让物理学家相信只有很小的粒子才可以逃脱原子核。伽莫夫认为组成原子核的粒子是差不多的，借着相互吸引和表面张力聚在一起，就向一滴液滴中的分子那样。迈特纳熟悉伽莫夫的理论。</p><p>在伽莫夫的基础上，波尔等在1937年提出，当高能粒子撞击原子核时，就与其合并在一起，形成受激的半稳定复合核，晃晃悠悠如同一个液滴，直到反应结束。反应的结果无非两种，释放能量或者小的粒子。受这些理论影响，之前没有人想过，原子核其实可以发生如此大型的裂解。</p><p>一直为中子轰击原子核找寻解释的迈特纳熟知波尔的理论；而在哥本哈根的弗里施本就是近水楼台。姑侄二人珠联璧合，一幅描述铀核裂变的物理图景出现在眼前。</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f968faa8de05d76c5d065bbc1c31db9579295e156a1f52acc826460ae7a0925.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弗里施丨图源：原子遗产基金</p><p>新年开始，假期结束，回到斯德哥尔摩的迈特纳，一天后就彻底想通了超铀的问题，并与弗里施交流了细节。迈特纳认识到，所谓的超铀元素完全是子虚乌有，而只是裂变后的核碎片。</p><p>鉴于柏林团队之前也发了一些超铀元素的文章，她写信给哈恩，建议可否同时发文，声明撤稿。但这个建议却遭到了哈恩的猜忌，他觉得迈特纳是对文章没有署她名不满。迈特纳只能努力澄清，“误会这么容易就来了，让人伤心。你能否给予我的友谊多一点信任？” 弗里施也写信劝解，“我们当然对你和施特拉斯曼的结果很热心；可以理解，对没有署名，迈特纳起初有点伤心，但此种拒之门外的感受一天后就压了下来，代之的是对这个美好发现的喜悦之情。”</p><p>弗里施回到哥本哈根后，也在1月3日就铀裂变询问了波尔的看法。</p><p>交谈才进行了5分钟，波尔就完全同意了他们的看法。波尔拍着自己的脑门说，“哦，我们这群人简直是傻瓜！这简直是妙极了！就该是这个样子！’”。在得知弗里施和迈特纳还没有写文章，波尔承诺在他们文章寄出去之前不透露给任何人。</p><p>6日、周五，弗里施和波尔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次日早上10点29分，弗里施拿着写了2页的初稿赶到火车站，他要在波尔出发赴美之前给他看一眼。但火车即将开动，波尔来不及看，只是接过装在了口袋里。波尔此行是打算去普林斯顿，与爱因斯坦、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维格纳（Eugene Wigner）等讨论量子理论和核物理中的基本问题。</p><p>缺少物理背景的哈恩，对于当下的发现的认知依然模糊。他注意到分裂后原子的质量之和，而不是质子数守恒，乃至爱因斯坦都觉得，他不理解自己的工作。7日，当他再次给迈特纳写信时，依然搞不清楚：“看起来几乎可以肯定，超铀元素还在那，原子重量的和（相符）是一不寻常的巧合”。</p><p>迈特纳随即写信告诉弗里施——</p><p>“我越是想我们的超铀元素，就越是觉得上次我给你信里描述的大致想法是对的 ...... 哈恩今天来信说，他们实际上相信超铀元素：他们的性质和低的同族元素对不上 ...... 但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又做了一次钡－镭分离，还是一样的结果，因此我不怀疑（铀）分裂成了两个核 …… 目前我还不想告诉哈恩和施特拉斯曼我的 …… 假设，因为如果这是对的，他做实验确认了，那么，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不能引用我写给他的这些信件。不过，如果（我的这些看法写成）文章发表，他是可以引用的 ...... 自然，我十分好奇你和波尔谈过后，对铀裂变有怎样的理论解释，如果结果是好的，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审慎的把如上对超铀元素的解释也加进来。通常，我对于发表是不怎么太在意的，但在我目前这样糟糕的情境下，很不幸，我必须思量这样的事情，借以显示给外人，我并不是那么愚笨。”</p><p>就这样，迈特纳和弗里施合作，参考波尔的原子核液滴模型，描绘了中子轰击下，铀核的表面张力较小随时准备一分为二的场景，估算了此过程释放的巨大能量，建议所谓的“超铀元素”其实不过是裂变的碎片，正确地预见了钍的裂变性，指出铀239是第一个真正的铀之上的93号元素的前体。</p><p>与此同时，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的论文在1月6日正式发表，次日到达了哥本哈根。弗里施和众人讨论这篇文章，化学家德海韦西（George de Hevesy）说，去年秋天，伊雷娜居里曾告诉他，她从铀中发现了很轻的元素，但显然，她对自己不是很自信，没有发表这个结果——反正，她已经得过一次诺奖了，也不会太在乎了。</p><p>事实是，哈恩他们正式发表的文章在1月16日到达了巴黎后，小居里夫妇只能无限懊悔。他们之前已经与中子、正电子的发现失之交臂，这次却再次错过了核裂变。弗雷德里克（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几日内闭门思过，不和任何人说话。</p><p><strong>尽人皆知</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a103d422d5d0e88f1467890ef037e324ed2df94c7c4c8fb254c55070d0fc64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在第五届理论物理会议宣布核裂变后不久，</p><p>费米、波尔和罗森菲尔德在卡耐基研究所的地磁学部门丨图源：参考文献7</p><p>虽然问题从理论上都搞清楚了，但弗里施没有急着发文章。目前铀裂变的实验证据还仅仅是哈恩发现的钡，他决定再做实验，从物理上直接确证铀核裂变的产生。</p><p>在写好理论文章的初稿后，1月8日，弗里施写信征求迈特纳的意见 ——</p><p>“用比例放大器试着找到核裂变碎片，你觉得如何？所有的核产物应该有100 MeV的动能，这将造成难以置信的大量离子，即便在α辐射的背景下也可以看得见。”</p><p>五天后的1月13日，弗里施做完了实验，第一次直接测到了铀核裂变的产物。三天后的1月16日，他把和迈特纳合著的文章，以及他单独署名的实验文章投给了《自然》。次日，弗里施写信告诉迈特纳——</p><p>“昨晚，我写完了文章，大概在凌晨5点寄了航空邮件，这样，今天下午就能到伦敦。做完这些，我就彻底没劲了，所以就没给你写信，现在才给你写。”</p><p>在他们合著的文章中，弗里施第一次采用了“裂变”（fission）一词。</p><p>原来，在研究所里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生物学家阿诺德（William A. Arnold），正好观摩了弗里施的实验。弗里施随后问他，你是在微生物实验室工作，一个细菌分裂成两个，你们怎么称呼这个过程？阿诺德答道：“二分裂（binary fission）”，弗里施追问，只叫分裂（fission）行不行？阿诺德说，行。</p><p>最终，弗里施和迈特纳合作的文章在2月11日发表，他单独的实验验证文章在2月18日发表。但弗里施想不到的是，他这样的不紧不慢，差一点就丢掉了优先权。</p><p>如前所述，1月7日，波尔出发去美国，除了儿子，还有一位物理学家同行，叫罗森菲尔德（Leon Rosenfeld）。十年前，当罗森菲尔德还是博士后，波尔与他相识，之后一直保持着合作。</p><p>这9天的海上航程，罗森菲尔德后来回忆道——</p><p>“就在我们登船的时候，波尔告诉我，弗里施刚给到他一个初稿，写了他和迈特纳的结论，说我们应该‘试着理解它’。在整个航程中，天气不好，波尔十分难受，全程就快要病了一样。不管怎样，我们稳步推进，船在还没到美国海岸，波尔已经就完全抓住了这个新的（裂变）过程，以及主要预示的结果。”</p><p>波尔太过投入，显然忘记了告诉罗森菲尔德，先不要外传。</p><p>1月16日，星期一下午1点，波尔的邮轮停靠在了纽约港口，费米夫妇已经在那里等他。物理学家惠乐（John Wheeler）在上完上午的课后也坐火车赶过来。惠乐在1934-35学年曾待在哥本哈根，在得知波尔即将来普林斯顿后，已提前约好见面。</p><p>船靠岸，波尔父子和费米夫妇一起，先暂住纽约；而惠乐则陪同罗森菲尔德前往了普林斯顿。波尔确实信守承诺，他没有把核裂变的消息告诉费米和惠乐。</p><p>也恰好是在16日当晚，普林斯顿有一个物理杂志俱乐部例会，惠乐担当主持。罗森菲尔德回忆，会上，惠乐“礼貌地问他”，有没有什么可报告的？罗森菲尔德，“尽管旅途疲累不堪”，却将航程中他和波尔讨论的一切，悉数告诉了在场的物理学家。</p><p>消息不胫而走，如病毒般传播开来。</p><p>次日，波尔到达了普林斯顿，罗森菲尔德顺便谈起昨晚的会，波尔大为惊骇，焦虑一下子涌上心头。</p><p>此时的波尔还没等到弗里施的消息，他立即将在航程中讨论的东西写成了短文章，把铀裂变的物理解释归功于姑侄二人，并在1月20日写信给弗里施，附上文章，请弗里施的秘书抄送给《自然》杂志，“按照我设想的，哈恩的文章已经发表，你和你姑姑的短文也已经提交”。在信的附言部分，波尔提及，他已经在普林斯顿看到了哈恩正式出版的文章。</p><p>弗里施依然没有消息。</p><p>1月24日，焦灼的波尔再次写信，说他仍然没有收到信以及你们文章的最终版本，“你答应寄给我一个副本的”。</p><p>事实上，弗里施自1月16日文章投出去后，过了5天才写给波尔写信并附上了两篇文章的终稿；而他的这份信漂洋过海，直到2月2日才到了普林斯顿。在这期间，局面失控了。</p><p>自1月16日晚罗森菲尔德把核裂变的消息广而告之后，物理学家拉比（Isidor I. Rabi）、兰姆（Willis Eugene Lamb）于20日回到哥伦比亚大学，立即把消息告诉了费米。</p><p>这也是费米第一次知道，自己搞错了。</p><p>他一个月前做的诺奖演说还没有印成文字正式出版，此刻，他加了一个脚注用于补救：“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的发现 ...... 使得有必要重新检查所有超铀元素的问题，因为很多可能最后发现是铀核裂解的产物。”</p><p>核裂变的消息继续疯狂地扩散。</p><p>1月26-28日，在华盛顿特区即将举行第五届理论物理会议，主题是低温物理。会议组织者得知费米、波尔已经在美后，也给他们补发了邀请。考虑到哈恩的文章已经到了美国，核裂变的秘密已经守不住，波尔在赶去开会的路上，于25日顺访哥伦比亚大学，意在告知费米这一消息。在找不到费米后，波尔将消息转告给了在实验室的安德森（Herbert L. Anderson）。</p><p>等波尔一走，费米回来了。安德森刚要和费米说话，费米微笑着先抢过话来：“我想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让我解释给你听 …… ”。</p><p>原来，费米刚才走掉是和物理学家邓宁（John R. Dunning）商量如何做核裂变的实验，哥大有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好可以拿来做和弗里施类似的验证实验。费米因为也要去参会，先行离去。哥大团队立即着手开始实验验证的工作。</p><p>而1月26号开始的会议，主题已经完全偏离，核裂变的消息引爆了全场。波尔告诉费米，弗里施怕是早已经完成了和你们一样的实验。波尔无法阻止他人做实验，但他想保留弗里施的优先权。在会上，波尔宣布了哈恩和施特拉斯曼的实验，以及迈特纳和弗里施有关铀核裂变的解释。</p><p>一下子，所有人都知道了，一场争夺不可避免的展开。</p><p>不等会议结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卡耐基研究所地磁学部门的研究者就赶紧进行了实验，在28日会议结束当天宣布验证了核裂变。而在伯克利的物理学家阿尔瓦雷茨（Luis Alvarez）正在理发店理发，从媒体上听到消息后，从座椅上弹了起来，急匆匆赶回实验室，他在1月31日得到了结果 ……</p><p>为了进一步挽回局面，波尔在2月7日在《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还原真实的核裂变的发现历史，确保迈特纳和弗里施的优先权。此外，波尔也在这篇文章中指出，真正发生裂变的不是铀238，而是更加稀缺的铀235。</p><p>核裂变已经成了尽人皆知的大热门，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1940年1月，当特纳（Louis Turner）撰写核裂变的综述文章时，短短的一年间，列出的文献竟然已经有近100篇。</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2498ee4ca84cb894ebc34664afe8b8121fb62d7bf4f4586141240363f31466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说：1966年费米奖颁发给了哈恩、施特拉斯曼和迈特纳</p><p>弗里施坐在迈特纳的右边丨图源：参考文献6</p><p><strong>尾声</strong></p><p>不幸的是，核裂变被发现，用其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立即提上了日程。</p><p>1939年6月，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弗里施和佩尔斯（Rudolf Peierls）对铀-235的临界质量做了计算，发现数量级在10千克左右，可搭载到轰炸机上。1940年3月，他们写下了《弗里施-佩尔斯备忘录》（Frisch–Peierls memorandum），英国原子弹计划正式展开。弗里施于1943年去往了美国，并随后参与了曼哈顿计划。</p><p>这年的7月12日，物理学家西拉德（Leo Szilard）和维格纳驱车前往了爱因斯坦位于长岛的住处，向他解释有关原子弹的概念，爱因斯坦说道：“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事。” 他们起草了给美国国务院的信，爱因斯坦在上面签了字。</p><p>9月，由海森堡参与的德国核武器项目正式启动。从1940年6月开始，盟军禁止有关核的研究公开出版。1941年10月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了原子弹研究计划。</p><p>1940年5月27日，第一个真正的“超铀元素”被发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麦克米伦（McMillan）和埃布而森（Philip Abelson）在《物理评论》上发表题为“放射性元素 93”的文章，他们将其命名为镎。两人之后都参与了曼哈顿计划。</p><p>1944年9月，费米受奥本海默邀请进到洛斯阿拉莫斯。此前一年，他领导的芝加哥1号堆做了临界试验，为核电开启了道路。</p><p>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掷下了一颗原子弹，还在英国剑桥附近一所别墅监禁的哈恩从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借着酒精才让自己冷静下来；三天后，长崎再遭打击。11月12日，依然还监禁着的哈恩从报纸上得知，自己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的德国同事举杯向他祝贺，但他却不被允许参加12月举行的颁奖典礼。直到1946年1月释放后，哈恩才在年底赶赴斯德哥尔摩，领取了奖金。</p><p>而一直在斯德歌尔摩的迈特纳，却是“花自飘零水自流”，经常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实验室里发呆。哈恩获诺奖的消息传来，她的一些同行都为她感到不平。等到第二年诺奖宣布，她的希望再次落空。在给哈恩的信里，她不无伤感的说，“我本有机会成为你的诺奖同事，现在这事尘埃落定。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和你说说”。哈恩没有回信。</p><p>根据诺贝尔奖档案，迈特纳在1924年至1948年间19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提名，在1937年至1967年间，30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提名。尽管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迈特纳还是受邀参加了1962年林道诺贝尔奖获得者会议。</p><p>1966年9月，哈恩、施特拉斯曼和迈特纳一起被授予了“费米奖”，表彰他们发现了核裂变。两年后的7月28日，哈恩去世；几个月后的10月28日，迈特纳去世。弗里施给姑姑写了墓志铭，上面写道：“莉泽·迈特纳：从未失掉仁义的物理学家”。</p><p><strong>注释</strong></p><p>1.比如，费米将不相容原理应用于理想气体，成就我们今天称之为“费米子”的一类亚原子粒子。（比原子小的粒子称为亚原子，只有两个类别，要不是费米子，要不是玻色子。）之后，他发展出一套描述β衰变（电子从原子核里面发射出来）的理论，成就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然界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之一的弱相互作用。</p><p>2.居里夫人的女儿和女婿，Irène Joliot-Curie以及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p><p>3.所谓的放射性指的是原子核不稳定，能放出α、β或γ射线，然后变成另一种原子核；α粒子是由2个质子和2个中子组成的氦核；β是电子；γ是比X射线还强的电磁波。每一种元素都有著多种同位素，其中大多具有放射性，会衰变成其他同位素，称为放射性同位素；反之，原子核足够稳定，不会发生放射性衰变的同位素，则称为稳定同位素。而放射性元素是指没有稳定同位素的元素，其所有同位素都具有放射性。元素周期表中，43号鎝和61号钷以及所有原子序数为83（铋）以上的元素都属于放射性元素，而其馀原子序小于83的元素都具有至少1种稳定的同位素。</p><p>4.铀是在1789年由克拉普罗特 (Martin Heinrich Klaproth) 在沥青铀矿矿物中发现，他以新发现的天王星（Uranus）命名了这种新元素。</p><p>5.德国科学家Ida Noddack曾在批评费米的发现时提出裂变的可能，但她没有坚持，后来也被科学界忽视。</p><p>参考资料：</p><p>[1]https://en.wikipedia.org/wiki/Neptunium</p><p>[2]Lise Meitner, A Life in Physics, Ruth Lewin Si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p><p>[3]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Richard Rhodes, 1986.</p><p>[4]Segrè, G.; Hoerlin, B. (2016). The pope of physics: Enrico Fermi and the birth of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Henry Holt.</p><p>[5]The Last Man Who Knew Everyth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Enrico Fermi, Father of the Nuclear Age, David N. Schwartz, Basic Books, 2017.</p><p>[6]A Nobel Tale of Postwar Injustice, Elisabeth Crawford, Ruth Lewin Sime, and Mark Walker, Physics Today 50(9), 26 (1997); doi: 10.1063/1.881933</p><p>[7]Revisiting the discovery of nuclear fission – 75 years later, Gerard H. Lander and Michael Steiner, Journal of Neutron Research 18 (2015) 3–12, DOI 10.3233/JNR-150018</p><p>[8]Bringing the news of fission to America, R.H. Stuewer, Physics Today 38(10) (1985), 49–51.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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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11 Oct 2023 00:10:14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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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知识分子]]></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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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96式贪婪工作加剧男女不平等]]></title>
<description><![CDATA[<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6e89c2169910405b83c50bafa3c3be36eaeac6f582e8021eb029e1ed76d75841.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图片来源：哈佛大学校刊</p><p><strong>导语</strong></p><p>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克劳迪娅·戈尔丁，以表彰她“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p><p>与那些更专注于货币与金融的经济学家不同，本次获奖的戈尔丁专注的领域是经济历史学与劳动经济学。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作为侦探的经济学家》中，戈尔丁提到，自己儿时曾希望成为考古学家，之后，微生物学家成了她的理想，而直到进了康奈尔大学，她发现了显微镜之外的其他的世界。之后，戈尔丁在康纳尔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学士，至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199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后的第18个年头，戈尔丁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的聘书，她是哈佛经济系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p><p>戈尔丁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战前城市和南方奴隶制，在研究女工、童工和移民时，她意识到女性工人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被经济史忽视了，她开始研究女性劳动力如何演变，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女性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中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群体……女性劳动力供应具有弹性”。</p><p>她研究20世纪70年代黑人和白人妇女的劳动参与情况，研究美国工资不平等的历史，研究女性结婚后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代，研究避孕药的出现在女性劳动参与中的作用，研究现代社会中职场性别不平等的起源……这里面的很多研究，都被写进了戈尔丁的新书《事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世纪之旅》中。</p><p>在哈佛的校报《哈佛深红》2007年的报道中，评价道：对于戈尔丁来说，撰写有关女性的文章不是一项政治决定，而是一项学术决定。</p><p>上月初，《知识分子》对戈尔丁进行了一次电话采访，对话中，我们谈到了生育和母职与女性职场发展的冲突，以及过去一个世纪美国女性角色的演变与当今中国女性可以吸取的经验与教训。</p><p><strong>撰文 | 李珊珊 李璐</strong></p><p>“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可能会少生几个孩子，但花更多的时间，她们就会培育出所谓的高质量孩子。我们制定政策时要均衡，让这个政策即有利于母亲，又有利于孩子。”</p><p>“如果贪婪的工作不那么贪婪，而灵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会更加平衡，就业市场上也会有更好的性别平等。”</p><p>“一个女性应该独立，应该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应该确保在婚姻方面的选择权——结婚或者不结婚，与什么样的人结婚——这样有利于她在家庭中获得更多的权利。她当然应该有合适数量的孩子，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从任何女性历史中吸取的教训。”</p><p>——克劳迪娅·戈尔丁</p><p><strong>以下为知识分子与戈尔丁的对话世界上最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他们都研究过女性，他们研究女性是因为女性很重要</strong></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对于您研究的经济中的性别不平等这个方向，您的男性同行们怎么看？有人反对吗？作为一个研究性别/女性不平等（Woman inequity）问题的经济学家，你有没有遭遇过男性主导的主流经济学领域的冷遇？</p><p><strong>戈尔丁：</strong>我是一个经济历史学家，所以我是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从经济视角研究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长期趋势，包括一般经济和政治经济。事实证明，在所有国家，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变化是女性从家庭走向市场。</p><p>因此，作为经济历史学家，我想研究的是任何经济史都想了解的，即：女性进入市场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她们只在特定的时间进入，而不是和其他人一起进入?</p><p>你问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反对或怀疑，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因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劳动经济学家，他们都研究过女性，他们研究女性是因为女性很重要。想想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Becker，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奖的雅各布·明瑟（Jacob Mincer）等，以及许多在他们之后和之前研究女性的劳动经济学家。他们都在研究女性，所以为什么要反对我呢？</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女性在经济学中这么重要，但好像我们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能否请您解释一下，性别平等研究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在哪里？如果世界各地的妇女能够获得平等的机会，可以实现哪些潜在的社会效益？</p><p><strong>戈尔丁：</strong>这些好处是多方面的，对女性自身、对她们的孩子，对整个经济都有好处。</p><p>首先，对女性自身的好处是她们将受到更好的教育，会有更好的婚姻，并在婚姻中有更好的议价能力，她们可以更好地安排孩子的时间。在生活中，她们将拥有更多的权力以及探索更多的领域，所以对女性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p><p>其次，对孩子的好处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世界银行一直非常关注这一点，事实上，当女性的经济地位提高时，她们的健康和寿命被改善了，这也延长了她们孩子的寿命。她们能够照顾孩子，保证孩子们的健康。在缺乏好的医疗设施的情况下，她们受过的教育更多，就意味着能做得就更好。</p><p>第三，对经济的好处是使经济更强大，规模更大，拥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和生产力更高的劳动力。当然，经济的好处是如果女性在家庭外工作比在家庭内工作的生产力更高，那么简单地从家庭内转移到家庭外，增加了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您认为哪些个人或历史运动对推动女性走向平等之路影响最大？</p><p><strong>戈尔丁：</strong>有大量的技术变革极大地改变了工作。这些技术变革，比如使用电力机械、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工作对体力的需求开始下降，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女性的发展。当然避孕方面的进步也非常重要，高效、可靠的避孕措施意味着女性不会在错误的时间生孩子，或者生比她们想要的数量更多的孩子。</p><p>与此同时，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以各种方式促进了妇女的平等，改变了国家的法律和对法律的解释。</p><p>但如果一定要问，哪些人是必不可少的？我想说，没有一个人是必不可少的，女性走上平等之路，是我们历史的结果，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发展的结果。</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您怎么看Me too，Girls help girls？Me too等群体性运动是目前女性经济地位提升的主要推动力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个推动力是什么？</p><p><strong>戈尔丁：</strong>这是两个相关的运动。Me too是在美国始于2017年的运动，与之相关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妇女运动和民权运动。</p><p>Me too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只有通过数字显示，人们才会真正意识到，一些真正的糟糕的事情正在发生。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特别是涉及到性骚扰时，即使是美国的法院，即使是过去最自由派的法官，也会说：在职场中男女之间存在关系，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只是感情恶化了？我们知道，如果有更多的女性站出来说：不，不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个人滥用特权，利用自己的地位获得性爱，（这件事情才能得以改观），所以这些运动非常重要。</p><p>女性一起参与到“Me too”中，可以保证会为将来的女性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场所。现在，美国法院审理了许多不同的司法案件，这些案件都是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的，其中有一些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这些案件并不是简单地说这个人错了，而是让这些公司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如果公司不能确保主管经理不滥用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公司就必须补偿，必须负责任。</p><p>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人被解雇，而是大公司为此受到惩罚，因为它们是有罪的。它们之所以有罪是因为这些人为它们工作。所以，这不是简单的确保女性站出来说出自己的遭遇，而是调动了很多手段来改善整体的职场环境。</p><p>这类的运动，在提升女性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是重要的推动力，但不能说它们比其他的推动力更重要。</p><p><strong>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不代表更好的性别平等知识分子：</strong>我过去看到很多人喜欢用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水平来评估一个地区就业中的性别平等情况，但看上去，您在书中并不是这样看，为什么？还有哪些其他指标有助于评估工作场所是否存在性别平等？</p><p><strong>戈尔丁：</strong>劳动力参与率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但也需要考虑我们是如何参与劳动。在最贫穷的国家，成年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非常高，随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先是下降，然后又会回升。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当一个国家非常贫穷，国家会乐于把女性算作劳动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确实是劳动力。</p><p>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变革，工作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那就很难同时兼顾照顾父母、家庭和工作，这使得女性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专职照顾家庭，此时，离开家工作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实际是下降的。之后，随着生育率下降，孩子变少，儿童看护机构更易找到，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机会成本降低，劳动参与率又会得到提高。</p><p>所以，劳动参与率本身并不是最好的衡量标准，或者如果我们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方式来思考，它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还有一个问题是，女性工作岗位的情况，今天有很多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但在这些国家，女性的工作时间通常很短，往往不是一份全时的工作。</p><p>所以，劳动参与率这个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工作时间，也没有告诉我们工作的种类。因此，我们经常关注女性的收入是否与男性相同，这通常是主要指标，即性别工资差距。</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提到工资差距，您怎么看待同工同酬问题？</p><p><strong>戈尔丁：</strong>保障同工同酬有两个方面，一是如果有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就不应该为同等的个体提供不同的报酬，但现在这是存在的。在美国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有些人会说这仍然存在，当黑人的收入低于白人时，市场运行就不正常。如果市场运作得当，那么任何一家雇佣两个不同的群体，男性、女性、白人、黑人，以及，无论什么人种，但支付不同工资的公司，应该比那些雇佣廉价工人的公司做得更差。</p><p><strong>知识分子：</strong>但有观点认为女性显得收入比男性低，是因为她们选择的工作劳动强度偏小，（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不能996）。我看到了您在您的书以及很多访谈中都提到了“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对性别平等的影响，谈到工作时长越长，以及一项工作所需的浮动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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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财新博客 - 押沙龙]]></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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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CDATA[电子工程师，青年学者，作品有《晋朝另类历史：出轨的王朝》。 - Made with love by RSSHub(https://github.com/DIYgod/RSSHub)]]></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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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BuildDate>Mon, 16 Oct 2023 12:06:12 GMT</lastBuild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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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押沙龙：不管你有什么立场，也得先有起码的人性]]></title>
<description><![CDATA[<p>巴以冲突的来龙去脉非常复杂，像迷宫一样。我以前也查过一阵资料，想搞明白出其中的是非曲直，后来根据这些资料还写了<a href="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xNzk0NTg3Nw==&mid=2247487015&idx=1&sn=c85e98dcd208bf64eca6d1813baec52d&chksm=9bdc8a5dacab034bb86f04fb8f2fc88e566403f57466ee8d31b280e367bbf80c851e6d89f17f&scene=21#wechat_redirect">一篇长文，帮你理清阿以冲突</a>。但我最后的个人看法还是灰色的：</p><p>很难说某一方是完全正确，而另一方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几乎一定会认为以色列是对的；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你也一定会认为巴勒斯坦是对的。而且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能举出很好的理由。</p><p>不过今天我想说不是巴以冲突本身，而是网友们的反应。现在大家讨论问题往往都有点表演的性质，因为大家热热闹闹讨论的话题，几乎都是不重要的、跟大部分人无关的，或者远在天边，无论我们说什么当事人根本都听不见的。</p><p>巴以冲突就是这样。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估计这个时候也没几个有闲心跑来围观评论。所以，网友们说的话无论如何恶毒，也只能污染彼此，对于万里之外的当事人，影响力约等于零。</p><p>但恶毒终究是恶毒。网上有不少音乐节上平民死伤的照片，几乎是惨不忍睹。还有女人被游街的视频，那也不是一个正常人能够接受的。 </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8ee51d681be17bfe87605fdeaca4671464f26103b102b2068741d81900991d2.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但是下面有不少留言在叫好，有的说“活该”，有的说“搞笑”，有的说“哈叔了不起”。有些言论实在太过分，我看到官媒都来个“评论精选”，把它们隐掉了。网友当然可以支持巴勒斯坦，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看到这样血淋淋的照片，还能说出这样的言论，这就不是立场问题，而是单纯的邪恶了。</p><p>这些网友会说，以色列是侵略者，这不是他们自找的吗？我们叫好有什么不对？</p><p>可不对就是不对。我们当然可以有立场，可以认为巴以冲突里某一方是坏蛋，但是所有的立场都要要牢牢站在一个根基上，那就是起码的人性。</p><p>看到死亡的孩子，第一反应会难过，看到把女人游街，第一反应会厌恶。这就是起码的人性。<strong>从这个人性出发，我们才有判断是非对错的依据。</strong>如果看到死亡的孩子会赞美，看到游街的女人会喝彩，那么你立场的根据是什么？你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抽离了这些具体的死亡、具体的凌辱，所谓侵略、压迫、道义就会变得抽象空洞。</p><p>如果你坚决反对以色列，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那么你看到这些死亡图片的第一反应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真可怜！以色列要是不侵略，可能也就不会激发这样的惨剧了。”如果你是这种反应，那么哪怕对方支持以色列，你们至少还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在这个道德基础上，你们可以像两个正常人那样交流和争辩。</p><p>反过来，情况也是如此。</p><p>袭击过后，以色列发动报复，大规模轰炸加沙，很多平民（包括儿童）都死于非命。如果你支持以色列，那么你可以认为这是“以暴制暴”，虽然不好，但别无选择。这个想法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你看到那些死亡儿童的图片，第一反应是兴奋和叫好，那么就是同样的邪恶。比如，我看到有位网友就说：</p><p>巴勒斯坦没有什么平民，有的只是小恐怖分子、老恐怖分子和男女恐怖分子，都该被全部清除。</p><p>这种言论和“哈叔了不起”看上去截然相反，其实内核完全一致。世界史上极左翼和极右翼往往容易相互转变，就是这个缘故。那些为“哈叔”叫好的网友，一旦亲以色列，必定就会主张把巴勒斯坦人“斩草除根”；而这位要清除全部巴勒斯坦人的网友，一旦反以色列，也必定会为音乐节上的死亡图片叫好过瘾。<strong>他们的立场差异只是偶然，气质底色却是共通的。</strong></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6cd7ace494ba8db369ccbefc748754a0398052996a6517905b765d1565e37f6.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最近看了段视频，BBC记者在采访加沙医院的时候，情绪崩溃，痛哭失声。我觉得这才是正常人的反应。作为一个记者，他当然有自己的立场，而且他的立场肯定不是挺哈马斯。但不管有什么立场，看到死亡知道悲伤，看到被炸死的孩子知道难过，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能。有了这种本能之后，人才能真正权衡利弊是非，决定自己的立场。</p><p>这些人也许会反问：这也不好，那也不好，那你说该怎么办呢？<strong>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知道不该怎么办。</strong>巴以冲突是一团乱麻，后面是大量的生命和鲜血，面对这团乱麻，正常人往往会犹豫，而禽兽则不会。这是人和禽兽的差别。</p><p>历史传说中有个“戈尔迪之结”，复杂至极，谁也解不开，后来亚历山大大帝拔出剑来，把这团疙瘩一下子劈开，说“劈开就是解决”。很多人佩服亚历山大的做法。但他们没想过，在现实中被劈开的是什么。快刀斩乱麻，把以色列灭国是个解决办法，把加沙夷为平地也是个解决方案，但与其这样解决问题，不如把问题留在那里。把人类全部灭绝，那么人类的一切问题也就都解决了，什么贫富差距，什么种族仇恨，什么经济萧条，都不存在了。</p><p>但问题是，我们能这么做吗？</p><p>人类有过很多分歧，未来还会有更多分歧，这些分歧往往会造成灾难，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如果遇到分歧，我们就觉得这是“大是大非”，在“大是大非”面前，所有同情都是妇人之仁，都是迂腐，都是圣母婊，那么我们就会变成野兽。很多人把小说家为了情节需要杜撰的一句话奉为圭臬，什么“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这是邪恶的愚蠢。<strong>我们是无拳无勇的草民，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人性，那么我们多半根本没有机会活下来，更不会有闲情逸致去读这段格言了。</strong></p><p>我再重复一遍，对生命的尊重和同情，是所有是非的基础。离开这个谈是非，就没有是非。没有办法的时候，当然只能以暴制暴，但决不能对“暴”本身产生欣喜的快意——尤其是当这个“暴”施于无自保能力的弱者时。</p><p>前面我也讲了，网上这些话对当事人不会有多大影响，就是过过嘴瘾。那么我为什么会还要发这通感慨呢？因为这些话对以巴双方虽然没什么影响，但是对我们国人却有影响。戾气是相通的，就像我以前在文章说的：</p><p>一呼一吸，必有相应，文字上的血往往会流到现实里。</p><p>万里之外的是非都能让我们如此恨恶，以至于看见尸骸都要鼓掌，那如果在我们身边发生严重分歧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p><p>我在这篇文章里没提过我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对巴以冲突，我当然有自己的立场，但这并不重要。就像俗话所述，立场这个东西就像肚脐眼，人人都有一个，没什么稀罕。<strong>不是立场区分了大家，而是对待自己立场的方式，区分了大家。</strong></p><p>是它区分了何者为人，何者为兽。</p>
]]></description>
<pubDate>Sun, 15 Oct 2023 10:03:2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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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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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押沙龙：一篇长文，帮你理清阿以冲突]]></title>
<description><![CDATA[<div>之前文章里提到了阿以冲突，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div><div> </div><div>老实讲，我以前一直是倾向于以色列的。因为以色列给人的感觉更文明，而巴勒斯坦方面似乎老是在折腾，搞各种各样的袭击。但是查了各种资料之后，我的态度有所变化。我发现，很难说某一方是完全正确，而另一方是完全错误的。</div><div> </div><div>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几乎一定会认为以色列是对的；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你也一定会认为巴勒斯坦是对的。而且无论是哪种情况，你都能举出很好的理由。</div><div> </div><div>所以，我尽量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勾勒出一个阿以冲突的轮廓线，也尽量把双方的理由都表述出来，让大家自己做判断。</div><div> </div><div><strong>01 源头</strong></div><div> </div><div>简单说起来，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故土。在罗马帝国时期，他们被驱逐出来了，流亡了将近2000年。后来犹太人提出一个复国主张，希望在老家重建以色列国。巴勒斯坦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也同意了。</div><div> </div><div>结果麻烦就来了。</div><div> </div><div>犹太人涌进来的太多了，比英国预料的要多得多。多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就和当地人产生了很深的矛盾。英国试图搞平衡政策，左边打犹太人一巴掌，右边踢巴勒斯坦人一脚，结果把两边都得罪了。</div><div> </div><div>二战结束以后，犹太人也要独立，巴勒斯坦人也要独立，两边都要英国滚蛋。而且犹太人态度更坚决。他们制造了多起恐怖活动，绞死英国士兵、炸毁英国军官俱乐部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卫王酒店爆炸案”。</div><div> </div><div>英国人查获了一批以色列秘密组织的文件，把它们带到了大卫王酒店。以色列的恐怖组织就把酒店给炸了，炸死了92人，大多数是平民。我们都听说过的大人物贝京，就是策划爆炸案的总首领。</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340_JyCcXv.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爆炸后的大卫王酒店</i></em></div><div> </div><div>我们都说巴勒斯坦人喜欢搞恐怖活动，实际上在一开始，以色列人搞得更厉害。要说起来，很多以色列大政治家都是当年的恐怖分子。只不过到了后来，以色列占据军事优势，不需要搞这些恐怖活动了。</div><div> </div><div>关于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值得多说两句。以色列组织在爆炸发生前给酒店发出过警告，让他们疏散。可是接线员没理这茬。六十年以后，以色列官方为“大卫王酒店爆炸案”开过纪念会议，会议的匾额上写着“因为英国人才知道的原因，酒店没有疏散”，好像这一切全是英国人的错。最近以色列轰炸加沙的时候，往往提前打个电话，也算是延续了这个风格。</div><div> </div><div>英国人当时更恨以色列，觉得犹太人比巴勒斯坦人更坏。英国本土老百姓甚至组织游行，打出标语：“希特勒竟然是对的！”折腾到最后，英国不愿夹在中间当受气包了。它一心只想逃离这块该死的殖民地，就决定撤军，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了联合国。</div><div> </div><div>联合国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建立联邦国家，让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和平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鉴于双方矛盾之深，这个想法完全不切实际。所以它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分治。也就是说，建立两个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div><div> </div><div>这也就是著名的的联合国181号决议。</div><div> </div><div>美国、苏联都投了赞成票，英国投了弃权，再也不趟这个浑水了。</div><div> </div><div>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投了反对票。</div><div> </div><div><strong>02 建国</strong></div><div> </div><div>181号决议偏向以色列。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356_YeitsW.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耶路撒冷是国际共管区</i></em></div><div> </div><div>当时以色列人口是60万，阿拉伯人口却有120万，比犹太人多了一倍。可是他们只得到了43%的土地。当然，土地质量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那么我们看看人口：</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370_rcbQkJ.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在阿拉伯人领土上，只有一万犹太人。在以色列国领土上，却有40万阿拉伯人。这说明很多阿拉伯社区被划给了以色列。</div><div> </div><div>我前几天看过某个公号文章，说181号决议案偏向巴勒斯坦：你看，阿拉伯人在自己国家占人口绝对优势，可犹太人在以色列国却只占微弱人口优势，“这难道不说明分治计划有利于巴勒斯坦么”？</div><div> </div><div>傻到这种程度，还要写公号文章，文章下面还要开打赏，我觉得这就属于诈骗了。</div><div> </div><div>那联合国为什么偏向以色列呢？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情况确实复杂。人们混居在一起，划分边界从来都是麻烦事，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另一方面，犹太人发言权更大。他们遍布全世界，有关系有人脉，外加能言善辩，有点像城里人。而巴勒斯坦人，连出过远门的都很少，有点像乡下人。打官司的时候，乡下人当然说不过西装革履的城里人。</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人确实在土地上吃了亏。但把吃亏不吃亏先放在一边，我们先思考一个道义问题：把这块土地划分为两个国家，在本质上来说到底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直到现在，双方还在吵。</div><div> </div><div>按照阿拉伯人的想法，这里本来是我们的土地，你们是移民，是客人，凭什么在我们的土地上建国？</div><div> </div><div>按照犹太人的想法，这怎么就是你们的土地？两千年前，这可是我们的老家，你们才是后来搬进来的移民，你们才是客人。我们要回到故土，有什么不对?</div><div> </div><div>这两个想法其实都有问题。犹太人追溯古代历史，我们不能说这样一定不对，但确实很危险。历史经不起这么往上倒。都要这么往上倒历史的话，天下可就大乱了。再说，真要追溯历史的话，犹太人以前也是赶走了迦南人，才占领了这里啊。历史本来就变动不定，我们要把它的哪一个瞬间固化下来，作为后来的领土依据呢？</div><div> </div><div>事实上，大家只能尊重现实。现状才是政治解决方案的出发点。所以犹太人的想法，是有问题的。但换个角度看，我们不说历史，就说现实。在巴勒斯坦有60万犹太人也是现实；他们无法和阿拉伯人共处也是现实；在1947年以前，世界上也从未有过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也是现实。</div><div> </div><div>所以，犹太人的想法固然有问题，巴勒斯坦人想法也同样有问题。181号决议在分配方案上不公平，但在分治的思路上并没有错。</div><div> </div><div>但扪心自问，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你会接受这个分配方案么？</div><div> </div><div><strong>03 第一次中东战争</strong></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人坚决不接受。</div><div> </div><div>以色列倒是接受，但是它要把境内的阿拉伯人全部赶出去，全盘占领联合国分配给它的国土。要地不要人。</div><div> </div><div>英国人还没撤走，双方就打起来了。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暴力活动，双方都杀了很多无辜的人。没有哪一方是清白的。但是以色列人力量占优，所以他们制造的暴力更多。而且以色列有意制造恐怖气氛，好把境内的阿拉伯人都吓跑。</div><div> </div><div>英国撤走的第二天，正规战争就爆发了，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外部国家开始介入了。埃及、叙利亚、约旦、伊拉克、黎巴嫩组成五国联军，要彻底铲除以色列。五国联军！听上去很吓人。其实它们加起来也就几万人，还没以色列的士兵多。以色列把联军打得一败涂地。因此，1948年就被阿拉伯人铭记为“纳可巴”——大灾难之年。</div><div> </div><div>打完这一仗，几十万巴勒斯坦人变成了难民，而且它的领土也变小了。原来联合国划给他们43%的土地，现在变成22%了。</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387_wlDOnk.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青色的部分都丢掉了</i></em></div><div> </div><div>说到这儿，我们再停下来思考一下。</div><div> </div><div>我们会认为在这一阶段，哪一方是对的，哪一方是错的呢？</div><div> </div><div>按照巴勒斯坦人的想法，就算联合国分配给你了土地，可没让你驱逐阿拉伯人啊！你怎么可以把那么多人从他们的家园赶出来呢？那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也没向你开战啊。而且，联合国分给我们43%的土地，已经很不公平了，现在又变成了22%，这还有天理么？</div><div> </div><div>按照以色列的想法，制造难民怎么了？你们要是打赢了，对我们说不定更狠呢。你们进攻我，我还要把战争中获得的领土还给你们？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我们的国土如此狭小，没有战略纵深，你们又亡我之心不死，我当然要占领这些土地。</div><div> </div><div>如果我们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呢？</div><div> </div><div>那我们会认为：以色列的主要过错在于大规模驱逐境内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过错在于试图摧毁以色列国。他们都严重违背了联合国181号决议。</div><div> </div><div>但问题是这两个过错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先后，也没有因果关系。不是说你要摧毁我，所以我驱逐阿拉伯人；或者因为你驱逐了阿拉伯人，所以我要摧毁你。</div><div> </div><div>事实上，族群冲突大部分都是这样，仇恨彼此刺激，螺旋上升，很难说清“谁开了第一枪”，也很难说哪个过错是第一因。</div><div> </div><div><strong>04 六日战争和巴解组织</strong></div><div> </div><div>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双方的格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阿拉伯人占有22%的巴勒斯坦土地，几十万难民流落四方。这种状况保持了将近二十年，然后在1967年爆发了六日战争。</div><div> </div><div>以色列vs埃及、叙利亚、约旦联军。</div><div> </div><div>这一次以色列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比第一次中东战争打得还漂亮。一天之内干翻了对方的空军，六天之内干翻了对方的陆军。经过这场战争，阿拉伯人剩下的那22%的领土也丢掉了。整个巴勒斯坦全部被以色列占领。在以色列人看来，这叫“先撩者贱”，22%的领土是他们的战利品。</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人的领土经历了这样的变化：</div><div> </div><div>43%（联合国181号决议）——22%（第一次中东战争）——0%（六日战争），越打越惨。</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29_ENDoFK.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大家可能见过这张。但这张还不完全准确，在第三张和第四张之间，还应该插上一张图，巴勒斯坦一片全白。</i></em></div><div> </div><div>经过六日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开始灰心了。原来，这个事儿就像阿拉伯世界的圣杯。谁能消灭以色列，光复巴勒斯坦，谁就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英雄。可现在大家渐渐觉得，活着比当英雄更重要。后来还爆发过赎罪日战争，但那就不再是为了光复什么巴勒斯坦了。埃及彻底死心，在1980年还和以色列建交了。</div><div> </div><div>现在要解决问题，只能靠巴勒斯坦人自己了。</div><div> </div><div>于是，巴解组织开始占据舞台中心。</div><div> </div><div>巴解组织有很多派别，其中最强大的是“法塔赫”，它的领导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阿拉法特。但除法塔赫以外，还有“人阵”“民阵”好多武装力量，所以有些事情虽然是巴解干的，但未必都能算到阿拉法特头上（虽然他也不是省油的灯）。</div><div> </div><div>六日战争之后，巴解组织开始大规模组织境外袭击。比如1970年的瑞士航空客机爆炸案、连环劫机案，1972年的慕尼黑惨案等等。这些袭击在七十年代初达到了高潮，后来慢慢减少。这些袭击不再局限于针对以色列人，而是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而且受害者大多是平民。这是巴解组织历史上最大的污点。</div><div> </div><div>他们这么做，是出于精明的考虑。六日战争之后，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靠军事力量不可能打败以色列，唯一的办法就是国际世界的干预。但怎么吸引国际世界的注意呢？光靠卖惨，时间长了也没人理。那么就搞这些袭击，吸引眼球，让世界舆论焦点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div><div> </div><div>这样对巴勒斯坦的形象确实很不好啊。但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它顾不上什么形象不形象了。直到后来组织做大了，要再国际上出头露面，才开始注意形象，有意识地洗白。</div><div> </div><div>但是，巴解组织太张扬，到处树敌。它的总部本来在约旦，但后来和约旦政府闹翻，打了一场“黑九月战争”，被赶出了约旦。它就搬到了黎巴嫩，结果又引发了黎巴嫩内战，以色列大军入侵，它又退到了突尼斯。在周围国家看来，它几乎像是一个灾星。所以，它也是颠沛流离，日子过的很疲惫。</div><div> </div><div>到了1987年，巴解组织又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当时，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发生一次大起义，持续了好几年，死了两千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崛起了一个新组织：哈马斯。</div><div> </div><div>哈马斯也属于巴解组织，但它跟法塔赫不一样。首先，法塔赫是世俗组织，对宗教兴趣不大，但是哈马斯的宗教色彩很重，虽然没有塔利班那么原教旨，但也够瞧的了。其次，哈马斯态度更极端。法塔赫吃了这么多年瘪以后，已经打算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了。但是哈马斯还是打算摧毁以色列。当然，它也没说要赶尽杀绝，把犹太人都赶到海里去。它是说事情应该掉个个儿。我们当统治者，管理你们，监督你们，派军队搜你们的身。</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44_RrKilW.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这个有点像《魔戒》里萨鲁曼的人，就是哈马斯当年的精神领袖亚辛，后来被以色列用导弹炸死了</i></em></div><div> </div><div>哈马斯和法塔赫内斗得很厉害。在哈马斯看来，法塔赫是汉奸；在法塔赫看来，哈马斯是疯子。后来，双方决裂过又和解过，现在加沙地带就归哈马斯控制，而约旦河西岸主要归法塔赫控制。</div><div> </div><div><strong>05 奥斯陆大转折</strong></div><div> </div><div>巴以问题从1967年不死不活地又拖了二十多年。到了1994年，出现了大转折：在国际社会斡旋下，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达成和解，签订了《奥斯陆协议》。</div><div> </div><div>这个协议相当复杂。如果简单地说，大致就是这样：巴解组织和以色列互相承认；巴解组织只打算要回六日战争前的那22%领土。43%什么的就算了。以色列对此原则上同意。那22%的领土包括互不接壤的两部分，一个是约旦河西岸，一个是加沙地带。以色列归还加沙地带，至于约旦河西岸，它归还零零星星的一部分，剩下的再议。</div><div> </div><div>这是一个巨大的进展，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双方公开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不再以铲除对方为目的。巴解组织回到了巴勒斯坦，拿回了一部分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机构， 退到1994年以前，这完全难以想象。</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61_zYDZum.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拉宾和阿拉法特能握手，这比我和李子旸老师拥抱更让人震惊</i></em></div><div> </div><div>《奥斯陆协议》没执行好。当然，就算再没执行好也很了不起了。没执行好的主要原因是后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变强硬了。</div><div> </div><div>在以色列方面，拉宾被刺杀了。新上台的总理没有那么大的威望，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政治家来说，显得温和有时候比显得极端需要更大的勇气。带头喊打喊杀，老百姓爱听。对敌人做让步，则很容易被骂成叛国贼。</div><div> </div><div>在巴勒斯坦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阿拉法特也面临巨大压力，真的很有可能被刺杀掉。克林顿劝他谈判的时候，阿拉法特就说“你希望参加我的葬礼吗？”所以，他也越来越强硬。</div><div> </div><div>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说：以色列人说是要归还土地，却在约旦河西岸不停修建犹太人定居点！他们还掐我们的水源！这是违反协议的！也是违反国际法的！说是土地换和平，没有土地，我们为什么要和平？！</div><div> </div><div>以色列说：巴勒斯坦人还在不停搞恐怖袭击！光是在1996年2月到3月，哈马斯就在公交车上炸死了我们将近六十人！这是严重违反协议的！说是土地换和平，没有和平，我们为什么要交出土地？！</div><div> </div><div>它们双方的指责都有根据。而且这两个过错也是相对独立进行的，最多是彼此刺激螺旋上升，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态度只能由立场决定了。如果你是巴勒斯坦人，一定会忽视恐怖袭击问题，更强调定居点问题；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则一定会淡化定居点问题，而更强调恐怖袭击问题。</div><div> </div><div>人与人的感情，并不相通。</div><div> </div><div>2000年，双方在美国戴维营做了最后一次重要谈判。客观地讲，这次谈判很有诚意。双方都给出了自己能给出的最高价码，但还是达不成妥协，谈判破裂了。从那以后，双方再也没有进行重大谈判，一僵持就是二十来年。</div><div> </div><div>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加沙内战、2014年保护边界行动、2018年的美国大使馆事件、2019年加沙冲突等等，一直到最近的阿以冲突。有些自媒体文章说特朗普有安阿以的妙计，可惜下台了。可惜这是胡说。</div><div> </div><div>这些暴力冲突都遵循差不多的模式。双方产生某种摩擦，然后某一方发起进攻，然后冲突升级，最后的结果都是万变不离其宗：以色列死了L人，发动猛烈攻击，打死N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外加M名平民。一般来说，M>N>L。</div><div> </div><div>在以色列人看来，这种事情就这幅漫画所示：</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73_FCqnhx.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我们可以说这幅漫画反映的现象是真实的。但问题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呢？他们难道是受虐狂么？</div><div> </div><div>那倒不是。这就牵涉到立场问题了。</div><div> </div><div>要理解他们的心态，我们就需要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除了这种打法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作战方式么？以色列占据绝对的军事优势，哈马斯如果挺身而出，站在人民前面，对以色列人说：“来，向我开火！”好，以色列军队就会很方便地开火，哈马斯马上就会被团灭。加沙地带也就失去了抵抗武装。</div><div> </div><div>当然有很多巴勒斯坦人讨厌哈马斯，但是支持他们的也大有人在。在他们的眼里，弱小者的战争不都是这样的么？二战时期，欧洲的地下抵抗组织也是这么做的啊。</div><div> </div><div>我并非是为哈马斯辩护，而只是向大家说明对方的想法。至于是否接受这种逻辑，那就是大家自己做判断。</div><div> </div><div><strong>06 巴勒斯坦现状</strong></div><div> </div><div>下面说说巴勒斯坦的现状。</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分成两块，一块是约旦河西岸，由法塔赫控制；一块是加沙地带，有哈马斯控制。</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486_OWUznP.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em><i>巴勒斯坦国地图</i></em></div><div> </div><div>先说约旦河西岸，就是地图右上红绿相间的那一块儿。这是巴勒斯坦国的主体，占地五千多平方公里，大约是中国一个地级市的辖区面积。其中40%归巴勒斯坦控制（就是红色部分），60%归以色列控制（绿色部分）。这儿的人口包括近300万巴勒斯坦人，还有47万犹太人。</div><div> </div><div>约旦河西岸不算太穷。人均GDP大约有四千多美元，和邻居约旦大致持平。老百姓生活还过得去，但是有强烈的屈辱感，觉得不公平。就拿水源来说，以色列控制了主要水源，犹太人定居点的人均供水量有时候是巴勒斯坦邻居的20倍。这当然会引发不满。而且像这样的场面，换上谁恐怕都难免会有点屈辱感吧。</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500_UtGDzR.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但是相对来说，这儿的老百姓态度还不是太激烈。</div><div> </div><div>至于加沙那就是另一个样子。加沙地带就是地图左下方那个深红的一小块儿。它的面积365平方公里，比中国一般的县辖区还要小。但是它的人口有210万，快赶上约旦河西岸了。人均GDP只有一千多美元，百分之六十是贫困人口，失业率超过一半。穷得是不能再穷了。</div><div> </div><div>以色列从加沙撤离了，这里没有犹太定居点，街上也没有以色列士兵。但是以色列把加沙四面封锁住了，连领空带领海都被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的贫穷跟这种封锁有直接关系。联合国做过一份报告，说如果以色列不封锁它，这里的贫困率有可能降低到15%。</div><div> </div><div>这么看以色列是不是很坏啊？但是以色列也有自己的理由：加沙地带由哈马斯控制，是发动袭击的大本营。比如最近铁穹系统拦截的那些火箭弹，都是从这里发射的。我不封锁它，它走私军火怎么办？它派人越过边界发动袭击怎么办？</div><div> </div><div>这样一来，是不是罪过都在哈马斯头上？但是哈马斯为什么能崛起？就是因为加沙地带的老百姓本身就极度仇恨以色列。它只是这个仇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更多的仇恨带来了更严厉的封锁，而更严厉的封锁又触发了更强烈的仇恨。这就是一条尾巴咬着脑袋的环形蛇。</div><div> </div><div>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看，加沙地带顽梗不化，真是可恶至极，不封锁行么？站在巴勒斯坦人的角度看，以色列人残酷封锁，完全是伤天害理，不反击行么？</div><div> </div><div>我们如果身处局中，恐怕也会如此反应。</div><div> </div><div><strong>07 到底在争什么？</strong></div><div> </div><div>最后再说一点，为什么阿以冲突这么难以解决？撇开仇恨不谈，他们具体再争什么？</div><div> </div><div>双方都有极端分子，认为应该把对方完全驱逐出去，或者变成二等公民。但就算撇开这些极端分子，光谈双方的普通老百姓，他们也很难达成共识。</div><div> </div><div>他们有几个最关键的争执点：</div><div> </div><div>首先是领土问题。</div><div> </div><div>巴勒斯坦人想要全部收回那22%的领土，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而以色列对此有很多细节上的争议，每个争议都牵涉到成千上万的居民，价码很难谈拢。</div><div> </div><div>而更麻烦的问题是耶路撒冷。</div><div> </div><div>对双方来说，耶路撒冷都是圣地，而圣地中的圣地就是圣殿山。按以色列的说法，当初所罗门神庙就建立在神殿山上，可两千年过去了，现在那里已经盖了阿克萨清真寺，只给犹太人留下一段哭墙。</div><div><img src="http://pic.caixin.com/blog/Mon_2105/m_1622425516_mkEXBr.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div><div>一开始，联合国把这里划成了两个耶路撒冷，一东一西。西边归以色列，东边归巴勒斯坦。但实际上没这么简单，比如阿克萨清真寺周围已经有了好多犹太社区，难道把这些人都赶走？以色列人绝不会答应。但你说把圣殿山交给以色列？巴勒斯坦人能跟你拼命。这是非常头疼的问题。</div><div> </div><div>此外还有定居点问题。</div><div> </div><div>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很多定居点。那里有大约50万人口。如果把约旦河西岸完全交回去，这些犹太人怎么办？留在那里和巴勒斯坦邻居一起安居乐业？可能么？</div><div> </div><div>此外还有难民问题。</div><div> </div><div>在巴勒斯坦国境之外，还有几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按照法理来说，他们现在都是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公民，希望回到老家。但怎么接纳这些难民？约旦河西岸装不下，而以色列又不要。让他们放弃“返回权”？哪个巴勒斯坦领导有这个权力代表他们放弃呢？如果不放弃，这个合约该怎么签？</div><div> </div><div>这些问题都很难谈判，易地而处，如果换成我们是巴勒斯坦人或者以色列人，我们也都很难妥协。任何一个领导人做出重大让步，都可能被本国老百姓骂成卖国贼。</div><div> </div><div>我们可能会简单化地认为：把哈马斯拿掉就好了。其实情况没这么简单。哈马斯很可能是个巨大负面因素，但拿掉他们也不能解决现存问题。</div><div> </div><div>按照梅厄夫人的话说：“我们放下武器，就会灭亡，而你们放下武器，就会和平”。事情真的是这样么？如果巴勒斯坦人放弃一切抵抗，犹太人定居点的修建会停止么？那几百万难民可以返回么？东耶路撒冷会交还给巴勒斯坦国么？和平可能确实会和平，但未必是对方愿意接受的和平。</div><div> </div><div>但如果站在以色列人的角度看，事情又会是另外一个版本。这就像我以前在文章里说的，人们在科技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越来越向神的境界接近。可是在处理这种政治问题上，人们还保留着猿人的本能。</div><div> </div><div>道理我们都懂，但情感上我们就是不接受。换位思考违反我们的生物本能。在各种理由里，我们永远会重视对我们更有利的理由，而忽视对我们不利的理由。我们永远不可能真的和敌人共情。这是进化刻在我们基因上的东西。我们难以摆脱。</div><div> </div><div>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完全无解。当年的《奥斯陆协议》就是一个进步，未来也许可以复制这样的妥协。如果双方都拥有享有极大道德感召力的领导人，比当年的拉宾和阿拉法特还要权威。那么他们有可能不怕被骂成“卖国贼”，达成最终的妥协。但不得不说，这个概率极低。</div><div> </div><div>另外一个办法就是靠时间去磨，磨到双方都筋疲力尽，磨到所有难民都遗忘故土，磨到双方都咽下所有的委屈，认为太太平平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成就。</div><div> </div><div>按照历史经验，第二种方法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是这需要漫长的时间，血还要慢慢地、细细地流淌几十年，甚至可能上百年。</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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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un, 08 Oct 2023 23:10:3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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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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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说说诺贝尔文学奖]]></title>
<description><![CDATA[<p>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马上就要揭晓了，随便说两句，也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只能说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p><p><strong>01 莫言</strong></p><p>说到诺贝尔文学奖，就忍不住先说说到莫言老师。</p><p>最近这一两年，我看到一些网友攻击莫言老师，说他获奖并不是靠自己本事，而是靠“抹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去迎合西方人的偏见。<br> </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bc187b2e0d7d0593aa39f13920e01b6f65e473da6247b829b313f42212fce5f7.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这话当然是无稽之谈。作为文学家，保持比常人更敏感的一份良知，揭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乃是他们的本分，谈不上什么抹黑，什么迎合。如果这种攻击成立的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几乎个个都在“抹黑自己的国家”。</p><p>格拉斯的《铁皮鼓》“抹黑”了德国，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抹黑”了美国，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抹黑”了英国，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的足球》“抹黑”了日本，戈尔丁的《蝇王》更是“抹黑”了整个人类。教科书上不都说好了这叫文学上的“批判现实主义”吗？怎么到咱们这儿就叫“抹黑自己的国家”了？</p><p>其实文学的本质就是如此，它们总是探索人心中的幽深所在，揭示社会上被人忽略的阴影。你翻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名单，也很难找到几个歌颂型作家。要是一个人觉得周围事事儿满意，处处光明，整个身心洋溢着巨大的幸福感，这当然也很好，有益于身心健康，但确实不太适合搞严肃文学。</p><p>其实这种指责的论调，我小时候就听到过。当时很多人都攻击张艺谋老师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抹黑中国，讨好洋人，所以才得了这奖那奖。后来大家见了些世面，慢慢也就不这么说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不管张艺谋老师后来作品如何，《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确实是中国影史上难得的成就。莫言老师的情况同样如此。他是优秀的作家，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也为我们国家挣得了文化上的荣誉，就像格拉斯为德国挣得了文化荣誉，斯坦贝克为美国挣得了文化荣誉一样。</p><p>如果你看了以后觉得不舒服，觉得被抹了黑，那只能说明莫言老师的小说不是写给你看的。现在这么多优秀的网文小说，有玄幻有宫斗有修真有穿越，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文化需求，你又何必跟那个姓莫的较劲儿？</p><p><strong>02 西方中心主义</strong></p><p>还是说到诺贝尔文学奖本身。</p><p>很多人都说诺贝尔文学奖有“西方中心主义”，这个说法对不对？</p><p>其实还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个“西方中心主义”首先是个技术问题。而这个技术问题的核心就是语言。</p><p>物理化学可以脱离语言，文学却扎根于语言。诺贝尔文学奖说到底还是人评出来的。那帮评委不可能通晓所有民族的语言。他们能读得懂的，就容易得奖，读不懂的，就不容易得奖。</p><p>我看过一份论文，说这些评委都有直接阅读英语、法语、德语和瑞典语的能力。一部分评委能阅读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芬兰语，极少部分人能阅读俄语、东欧的一些语言，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读日文、中文、阿拉伯文。</p><p>这么一来，使用这些语言的作家当然就吃亏了。不光中国作家吃亏，其他东方国家也一样。上百年来，日本只有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获了奖，阿拉伯语作家只有一个马哈福兹获奖，印度也只有一个泰戈尔。而且泰戈尔还是自己动手把《吉檀迦利》翻译成英文，这才得了奖。</p><p>评委不懂东方语言，谁能获奖谁不能获奖，就有点撞大运的成分了。很多人就争议过：诺贝尔奖为什么不颁发给刘震云、余华、苏童、阎连科等等？莫言就一定比他们好吗？</p><p>水平好不好难讲，但是莫言老师的运气确实比他们好。他的小说翻译者文笔出色，而且是大家公认的出色，其他中国作家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今年残雪老师成了夺标热门，很大程度上也跟翻译者水平有关。她的短篇小说集《我住在贫民窟》，是著名历史教授葛凯伦翻译的。《新世纪爱情故事》的翻译者陈安娜，在瑞典也很有名气。所以说，我们眼里的莫言、残雪，和那帮评委眼里的作家，并不完全相同。</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a22a4ac024059a57caa5562897d569ebe7de0f3a432bf619d89f8341a2babe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残雪成夺标热门，据说就和这本书的翻译有一定关系</p><p>当然有的作家就吃了亏。就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来说，在我个人看来，是近年来中国最优秀的一本小说。但是《一句顶一万句》里那种绕来绕去的句子确实很难翻译，真翻译过去，评委恐怕也很难理解其中的精妙。这是没办法的事情。</p><p>所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一定很优秀，但和他们同样优秀的作家未必能获奖。其中运气成分很大。但这主要是语言文化的隔膜导致的，并不是说谁抹黑中国，谁就获奖。不管是刘震云、阎连科还是余华，要是获奖了，那些人照样会用骂莫言老师的话来骂他们。谁也跑不掉。</p><p>用半文盲的标准来看待文学，只会是这么个结果。</p><p><strong>03 诺贝尔文学奖和美国</strong></p><p>其实外国也有人在指责诺贝尔文学奖的“XX中心主义”，不过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而是“欧洲中心主义”。</p><p>美国就有不少人这么指责。</p><p>美国作家倒不是不获奖，而是获的有点莫名其妙。“美国在世四大小说家”没一个获奖的，反而是唱歌的鲍勃迪伦得了个奖（他自己也非常吃惊啊）。美国作家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他们争辩说：品钦为什么不得诺贝尔文学奖？德里罗为什么不得诺贝尔奖？尤其是，菲利普.罗斯老爷子为什么不得奖？</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cf199e57156aa2a359c87fc73e96ed66b719dc8b2cd85a93ea741bedd9106b24.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菲利普.罗斯</p><p>菲利普.罗斯在咱们看来好像没什么，远没有马丁老爷子出名，但在美国文学圈里，那是德高望重的泰斗级人物，他的《美国三部曲》被认为是严肃文学的扛鼎之作。罗斯被提名了好多次，可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不给他。</p><p>罗斯嘴上说得不得奖无所谓，但实际上心热得很。他有两套房子，一套在康涅狄格州，一套在纽约。据说每年到了开奖的时候，他都会跑去纽约，和经纪人一块儿坐在电话旁边等着。大家看过《生活大爆炸》里谢尔顿和朋友一起等诺贝尔物理奖的那集吧？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罗斯等啊等啊，客厅里还准备好了茶点，手里还握着一份媒体见面会的答辞。然而等不着。等最后期限过去了，罗斯就会“踏上漫长而悲伤的旅程”，返回康涅狄格州的家。</p><p>罗斯老爷子修身养性，锻炼身体，活到85岁的高龄，最后也没等到诺贝尔委员会的电话。美国文学青年当然很气愤，但是瑞典学院隐隐有自己的一套理由：罗斯老爷子好虽好，但是太“美国化”了，换句话说，太狭隘了。美国人自己看了他的书可能很有感触，但是对于一个“没有住在美国郊区的开罗读者”、或者“墨西哥读者”，他笔下那些美国中产阶级的心灵纠缠有啥意义？</p><p>有些美国文学评论家就觉得这是无稽之谈：“太美国化”怎么就成了罪过了呢？这不是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吗？再说，你们欧洲人得奖得的也太多了。</p><p>确实如此，2000年之后，22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里，有15个是欧洲作家。除了跨界明星鲍勃迪伦之外，美国就只有一个诗人获过奖，少于法国，多于波兰，数量跟奥地利相当。</p><p>所以，如果真有什么“中心主义”的话，诺贝尔文学奖更多的是欧洲中心主义，而这种主义的根基并非政治，而是上百年文化积习的沉淀物。</p><p><strong>04 诺贝尔文学奖总体上是偏左的</strong></p><p>当然，人毕竟是政治动物，立场态度多少会影响人的判断，那些评委也不例外。那么，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呢？有点模糊，也经常变来变去。但是总体来说，是中间偏左（当然，左和右的标准和国内有所区别）。</p><p>纵观二战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几乎没有右翼作家。当年三岛由纪夫好几次被提名，但每次都落选，评委们宁肯选择大江健三郎，也不要名气更大的三岛由纪夫。据说这里就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三岛由纪夫太“右”了，太军国主义了。</p><p>博尔赫斯多少也是吃了这个亏。按他自己的说法，评委员永远不会把奖颁给自己，因为“他们觉得我不是严肃作家”。但是根据坊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博尔赫斯跟阿根廷将军皮诺切特走得太近，引起了有些评委的厌恶，才败给了阿斯图里亚斯。</p><p>相比之下，左翼作家的处境就要好一些。比如聂鲁达就左得不能再左，评委对他的“亲共倾向”虽然有点疑虑，但觉得宁左勿右，还是给了他一个诺贝尔文学奖。</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987e786616fa21799977312b4dc62fa8c95f32e8fbba926c060c77afa5a447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聂鲁达是非常激进的左派诗人，阿连德的好友</p><p>所以说，诺贝尔文学奖总体来说更青睐态度温和的作家。但如果非要激进的话，它宁肯容忍激进左派，也不要激进右派。这也不奇怪，欧洲知识分子本来就集体偏左，文学家尤其如此。<br><br>说到这里，就要澄清一个误解。国内网友往往会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中心主义”，所以肯定亲美。其实并非如此。有时候事情甚至恰恰相反。</p><p>就拿英国剧作家品特来说，他被多次提名，最后在2005年获奖。有人就怀疑说，这是因为品特高调抨击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评委们才龙颜大悦，给了一个文学奖。这种猜测不太靠谱，但是品特在授奖答词上确实把美国骂了个狗血淋头，捎带手把自己的祖国（英国）当成美帝走狗，也好一通卷。<br><br>事实上，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都喜欢攻击美国，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获奖，甚至可能是加分项。比如法国的安妮·埃尔诺在代表作《悠悠岁月》里就拼命咒骂美国，说它“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希望”。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汉德克骂得更厉害。我读过他的一个剧本《形同陌路的时刻》，里面的美国人简直是恶魔的化身，一群不留小胡子的希特勒。我觉得瑞典学院的评委读到这里，可能只会点头微笑，赞他有见识。<br><br>但是汉德克惹出了点麻烦。骂美国没关系，二战以后欧洲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喜欢骂美国，反正美国皮糙肉厚，也扛骂。但问题是汉德克不光骂美国，而且亲塞尔维亚。在欧洲舆论场里，这就有点犯忌讳了。欧洲左翼知识分子骨子里毕竟精明，知道有的国家可以随便骂，但有些国家绝对不能随便亲。所以汉德克的获奖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评委们不得不出来撇清自己。<br><br>那么美国作家的态度呢？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千禧年后，诺贝尔文学奖好不容易落到美国头上一次，是桂冠女诗人路易斯.格吕克。她非常吃惊，对记者说“瑞典学院居然会把奖给我，这太让人震惊了。要知道，我来自一个不讨他们喜欢的国家，还是个白人。”对格吕克来说，这似乎有点太不“政治正确”了，哪怕你找一个索马里的黑诗人呢，听上去也冠冕些。<br><br>所以说，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立场倾向相当复杂，绝不像某些网友想象的那样，单纯地是“美帝国主义操纵世界的工具”。当然，有些网友这么想是因为不了解，还有些则是不愿意了解。这就是没办法的事情了。</p><p><strong>05 诺贝尔文学奖是个玄学</strong></p><p>但是文学奖毕竟还是以文学价值为标准。说到文学价值的评判，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确实有让人捉摸不清，也正因为这样，才会经常“爆冷门”。<br><br>就拿今年来说，中国的残雪、挪威作家福瑟、澳大利亚作家穆南都比较热门，英国的巴恩斯、拉什迪，加拿大的阿特伍德也被认为颇有希望。但这种预测没什么太大意义，评委们根本不会按大家的猜测出牌。汉德克获奖那年，在赌赔率上排名是第21，这上哪儿说理去？<br><br>但是不按猜测出牌，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规律。朱振武教授曾评论说，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变得比较“回归传统”。所谓“回归传统”，其实就是保守，就是搞平衡，方方面面尽量兼顾。<br><br>它在文学风格上就搞平衡。有时候它会奖给文学实验的创新性，有时候又会奖给文学技巧的成熟性。比如汉德克的作品一般人很难看懂，但确实有创新性；石黑一雄手法相对传统，但叙事极其高超，像是无暇的艺术品。它就两种都奖励。</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3ce5230704db4eee4028fe68c33b8c2ef76d6ce7c7535aed0f72dc13bd09cc1.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这些年的获奖作家里，石黑一雄是我最喜欢的一位</p><p>它还会在知名度的大小之间去平衡。都给大作家吧，显得趋炎附势没有主见；都给无名作家吧，显得好像脑子有病。所以它也会左右摇摆，有的时候奖给略萨、门罗这样的知名大家，有时候又会奖给古尔纳、赫塔米勒这样几乎谁都没听说的作家。就拿古尔纳来说，《每日新闻报》的主编比尔·威曼每年都要对文学奖高谈阔论一番，古尔纳获奖那年他就哑巴了，因为根本没读过。赫塔米勒也是这样。她获奖之前，中国根本就没有翻译过她的任何一本书（短篇倒是有过）。不光中国人不知道她，美国人也不知道，大家听了结果都有点懵。<br><br>正因为这样摇摆不定地搞平衡，所以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一种玄学。谁也不知道今年会摇摆到哪个平衡点上。没人能猜出谁会获奖，就算有猜对的，那也是蒙的。<br><br>只能这么说：如果今年摆到先锋文学那边，富瑟、残雪就有比较大的希望，如果摆到成熟的文学技巧上，那阿特伍德、巴恩斯就更有希望。如果它希望致敬一下文学的宏大理想，拉什迪就比较有希望，如果它想发掘不知名的优秀作家，那.....大家就挑眼生的名字猜吧。<br><br>但是无论怎么摇摆，村上春树都没有多大希望。</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34ffbd1f0edf66cae04aaf48a5efef8a6d908b29196de336173f720ad538f03.jp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把村上春树和石黑一雄的书对照着读，就会发现两人在文学上的差距</p><p>村上春树的小说故事有趣，格调优雅，还有一种奇特的幽默感。我个人很喜欢，大部分都读过，但是我觉得他确实不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林少华老师说村上春树不得奖，是因为那帮评委有偏见，其实还真不是偏见。<br><br>村上春树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因为他的书畅销，石黑一雄的书也很畅销啊，马尔克斯的书更畅销了啊；也不是因为题材狭窄，要说题材狭窄，他能狭窄得过门罗？关键还是他的文学手法。村上春树的小说很好，但是这种“好”里，有一种模式化的“匠气”。<br><br>张悦然在评价他的时候，曾经刻薄地说“村上小说的创作有点像是组装汽车”。至于这台汽车的发动机呢？就是坎贝尔《千面英雄》里“出走-归来”的固定模式。这段评价颇有见地，村上春树的小说确实有点这个毛病。诺贝尔文学奖可以接受粗糙（莫言老师的小说就有点泥沙俱下，缺少仔细打磨，略显粗糙），但不接受这种组装汽车式的“匠气”。所以我对村上春树的获奖一点都不乐观。<br><br>当然，就像我前面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是玄学，兴许我刚说完这话，今年的奖就“咔嚓”一下，掉到村上老师头上了呢。<br><br>如果真的那样，我也无话可说，只能默默恭喜人家，承认村上的命就是比罗斯老爷子好。</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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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04 Oct 2023 09:24:0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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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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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这么大、这么富的国家，怎么就是不行？]]></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这几天我读完了张明扬老师的《入关》，从中联想到一些问题，所以写这篇文章随便谈一谈。</span></p><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入关》讲的是明亡清兴那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的灭亡相当奇特。其他王朝灭亡原因往往比较简单，比如秦朝总的来说就是暴政，最多再加上一个对新征服的六国水土不服；汉朝的灭亡主要是政治性的崩溃；宋朝的灭亡更简单，就是外敌入侵。其他因素当然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是次要的。明朝不同，它是系统性的总崩溃：白银输入减少导致的通货紧缩、小冰河时期带来的自然灾害、异族入侵、农民起义、朝堂内斗、财政崩溃、异族入侵…….</span></p><p><span>自然科学里有个词叫“完美风暴”，意思就是多种偶然因素聚在一起形成的大灾害。明朝灭亡就像是一场典型的完美风暴。</span></p><p><span>不过，《入关》关注的不是明朝覆灭全局，而是聚焦明清战争。这本书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文字简洁有力，脉络极其清晰。当然，这也是张明扬老师的一贯风格。本来这场战争持续几十年，千头万绪，读起来很容易一头雾水，这本书却能做到提纲挈领，删繁就简，用不大的篇幅把整个过程交代得清清楚楚。我读过好几本明清易代的书，单就这一点而言，《入关》应该是最好的。</span></p><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350ab06e7a37516cd3c3716d1b2270fcc650369d0df085a9699e9ea1a0cea31.jpg" data-w="1280"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8085937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作者在书里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大家一说到清兵入关，就总是在明朝身上找原因，党争、奸臣、昏君、叛将…..好像跟清朝（后金）本身倒没啥关系似的。借用《三体》的话来说，就是“我被你毁灭，与你无关”。这实在是一种“明朝本位”的自大。实际上，最直接的原因不就是打不过清兵吗？为什么就不肯承认这一点呢？</span></p><p><span>确实如此。翻翻《入关》这本书，就会发现一件事：从头到尾，明朝基本上是打一次败一次，损失动不动就是数以万计。仅有的几次所谓“大捷”几乎都是防御战，战争所获也极为有限，有时候斩首百十级就算大捷。几十年下来，明朝从没有成编制歼灭过敌军。这不是哪个将领无能的问题，谁指挥都是如此。双方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span><br><br><span>可是为什么会这样？</span><br><br><span>要是抽象地说，我们当然能举出一堆理由，双方生活习惯不同，战斗素养不同，军事化程度不同等等。但是这些理由太过泛泛，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复原战斗现场：那么多火器怎么就发挥不了作用？那么多军队怎么就会一触即溃？一支后金小部队怎么就能如入无人之境？战斗水平差距真的就这么大么？</span><br><br><span>《入关》清晰地描述出了现象，但并没有提供答案。这也难怪，不是身临其境者，恐怕很难体验到战斗过程。就算身临其境者，也很难把这种感受传达出来。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战斗就像一个黑洞，难以描述。“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span><br><br><span>张明扬老师说的不错，打不过就是打不过，这不是“什么前方将领贪生怕死或朝中有投降派”能解释的问题。但为什么就是打不过？不知道。好像也没有谁真的知道。从这一点来看，历史真的是难以复原的。</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还有一件事让人困惑。</span></p><p><span>战斗力不济也就罢了，可是战争资源也不济，这就更难以解释。就拿萨尔浒之战来说，明朝出动了多少军队呢？如果加上朝鲜军和叶赫部，大致是十万三千人。</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1b28e4d0ac0ccd5c24971484c21028a5f40da9255e4790b6c5d60b6a50a7b8d6.jpg" data-w="607"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5749588138385503"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萨尔浒之战中，明朝确实倾注了全力</span></p><p><span>如果考虑到整个战争背景的话，这个数字实在让人震惊。它让人震惊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明朝拼凑了所有能拼凑的资源，万历皇帝甚至连内帑都拿出来了，也只能派出这么多军队。而当时的后金虽然刚刚起步，兵力差不多也是将近十万的样子。双方在数字上居然也是个旗鼓相当。</span></p><p><span>《入关》说得很清楚：“<strong>明帝国虽然人口上亿，号称拥兵百万，但一次性动员如此规模的军队，可能已达到国力极限。</strong>”这个判断非常准确。但为什么？</span><br><br><span>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一件怪事。早期王朝虽然人口更少，技术更落后，但动员军队的能力却更强。汉武帝在马邑之战中也出动了三十万军队，苻坚能动员七八十万军队，即便这个数字有不实之处，可单单前锋军队就有二十五万，这是基本可以确认的。</span><br><br><span>到了明朝，人口更多，经济更富，可为什么派出不到十万军队，就已经“接近国力极限”了？</span><br><br><span>以前我曾经认为古代历史有所夸大，数字注水太多，但现在我的想法变了。我认为中国历代王朝的资源汲取能力就是在缓慢下降。而且同一个王朝，资源汲取能力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span><br><br><span>这似乎有点反常识。中国的国家机器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密的。秦汉时期的官僚机构，跟明清时代比起来，确实比较原始。可什么越来越复杂精密的机器，汲取资源的能力却越来越低呢？尤其是，老百姓为什么并没感到负担变轻呢？为什么明朝老百姓还是觉得暴政不堪忍受，只有死路一条呢？</span></p><p><span>《入关》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展开解释。这个问题太复杂，确实也很难说得清，只能说是猜想吧。按照我的猜想，中国的官僚机器确实越来越复杂精密，但是它这样演变的目的，并不是以效率为导向，而是出于贪婪和恐惧。</span></p><p><span>简单地说，它是把一切权力都集中起来，至于用不用的好，它并不太关心。</span></p><p><span>权力越来越像朝堂集中，这个趋势相当明显。秦始皇那种难以持续的纯法家式王朝姑且不论，就拿汉朝来说，地方上的权力就相当大，不必事事请示朝廷。比如说郡守可以辟召手下的官吏，这些官吏管他称“府君”，彼此之间有君臣之分。这就多少带点封建贵族体制的影子。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也说过这件事。他说唐朝以前，地方上的官廨库房，格局都很宏大，可是到了宋朝以后，这些官廨就变得越来越卑陋局促。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夫之说，这就是因为钱都被朝廷拿走了。</span></p><p><span>中国历代王朝的大趋势就是这样，财权、兵权、用人权越来越集中，地方上的自由裁量权越来越小。要通过首都控制全国各地的事情，又是那么个技术条件，官僚机器就不能不复杂。但是机器大了，效率并不高。大家看看《潜规则》这本书就知道，这台机器的内耗大得惊人。而且它要统管全国，不舍得放权，就不能因地制宜，只能一刀切。</span><br><br><span>所以，它的资源汲取能力其实严重下降了，处理事情的能力也下降了。古代人读历史书，也经常迷惑说：你看藩镇割据的时候，东北的一个藩镇就能大致拦住契丹，怎么统一之后，拿全国的力量对付契丹，还这么吃力呢？其实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国家机器过于复杂，过于笨重。</span><br><br><span>国家机器之所以这么复杂，并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揽权。它牺牲效率来实现权力集中。为什么后金的国家机器简陋得多，效率却显得更高呢？就是这个原因。</span></p><p><span>那么为什么资源汲取得并不算多，老百姓却没觉得好过呢？</span></p><p><span>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两点，一个<strong>是机器内耗太大</strong>，吸收的热能并没有都做功。再有一个就是因为僵硬。搞一刀切的政策，就没法合理分配负担。同样一百块钱的税，加在富人头上，和加在乞丐头上，效果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把这种权力下放，当然可能会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但是总体上看，很可能会灵活得多，老百姓更能接受。<strong>老百姓觉得赋敛暴虐，不是因为收税的总量，而是因为收税的方式。</strong></span></p><p><span>互联网上特别喜欢争论一件事：为什么明朝不征收商税？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并不是什么江南士绅抱团反对（那些士绅真从事商业的其实很少），而是明朝那套官僚机器根本就无法大规模征收商税。它就办不成这事。清末曾国藩他们能够靠厘金镇压太平天国，就是因为朝廷迫不得已放权的缘故。地方上自征自用，没有一个婆婆在上头指手画脚，事情才能办成。</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pan>当然这个话题扯远了，还是说回到《入关》。</span></p><p><span>《入关》这本书聚焦于“本土辽人”的视角，这一点和同类书籍有明显不同。明朝和后金打来打去，都是在这些辽人的土地上打。他们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走向。</span><br><br><span>关于辽人的向背，《入关》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脉络。</span><br><br><span>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辽人”形同弃儿。努尔哈赤对他们固然是一味暴虐，明朝官员对他们也不信任，比如那位大名鼎鼎的熊廷弼就特别讨厌辽人，说他们是一帮无可救药的废物， “辽人必不可用”。但是到了宁远之战前后，局面发生了变化，孙承宗、袁崇焕他们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兵”的宗旨，皇太极也改变了民族政策，极力拉拢辽东的汉人。但是经过一系列博弈，最终辽人（尤其是“辽人军功集团”）大部投靠了满清，从而奠定了整个满清入关的基础。</span></p><p><span>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明朝确实犯了一系列错误。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第一大错，崇祯杀袁崇焕则是第二大错，对皮岛残余的安抚不力则是第三大错。</span></p><p><span>虽然张明扬老师一再强调《入关》这本书重点不是谈明朝的错误，而是谈清朝的兴起，但我还是忍不住想问：为什么明朝犯了一系列错误？为什么这些错误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清朝其实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努尔哈赤的虐待汉人，比如皇太极他们的内部倾轧，但为什么这些错误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成功？</span></p><p><span>按理说，明朝立国时间更长，政治经验更丰富，犯的错误应该更少才对，但情况恰恰相反。那么为什么会这样？</span></p><p><span>读完《入关》后，我倒是有了一种感觉，就是大家都会犯错误，但是明朝和清朝有个显著不同，就是明朝意识形态包袱太重，很难采取灵活的现世主义态度。上一节我提到了官僚体制的僵化，这种僵化不仅体现在资源汲取上，也体现在处理事情的方式上。</span><br><br><span>就拿议和来说。议和本身是中性的，要根据形势判断是否有利。满清就是这样，该打该打，该议和就议和，没有什么顾虑。可是明朝就被自己的意识形态压垮了，考虑的不是利弊，而是是否“名正言顺”，就连崇祯皇帝也不例外。这样不就等于自己捆了自己的手脚？再比如说对“辽人军功集团”的拉拢。皇太极为了拉拢孔有德，可以出十里亲迎，行抱见礼。如果满清有降将过来，你能想象崇祯皇帝出北京城迎接他吗？</span><br><br><span>不可能的。</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ead5b522565672b8a55f8aa19c3580d26f64cafc5ec891bec81b6a919dc6af3.jpg" data-w="1280"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5546875"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孔有德、耿忠明的投降，让皇太极拥有了一支炮兵部队</span></p><p><span><strong>明朝就像在背负着一块巨大的石头，和清朝赛跑</strong>。它的政治经验并没有转化为政治智慧，而是转化成了政治包袱。</span></p><p><span><strong>04</strong></span></p><p><span>说起来也是有点离题，《入关》是聚焦于清兴，而非明亡，但我还是落入“明朝中心主义”的窠白，忍不住更关心明亡的原因。</span></p><p><span>在我看来，明朝的国家机器是个庞大的利维坦。它贪婪地吸收权力，唯恐“权出二孔”，掐死任何自身之外的权力源头，但是当它把所有权力都拿到手中，却并不能处理好事情。它牺牲了效率，也丧失了灵活性。这台机器大量的热能被白白浪费，潜在的财富无法转化为力量。</span></p><p><span>而且更糟糕的是，它被自己困住了。它成了压在自己身上的巨石，再也无法挣脱。</span></p><p><span>但是这不光是明朝的问题。清朝入关以后，接管了这台利维坦式的机器，让它帮助自己建立统治，集中权力，管控一切。它就和明朝一样，眼睁睁看着这台机器越来越精密，也越来越低效。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它变成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在自己身上。当清朝后来面对新的入侵时，表现得不也和明朝一样颟顸，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吗？</span></p><p><span>一个故事讲了两遍，也就成了两个故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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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Sat, 16 Sep 2023 10:18:36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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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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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为什么要做好事不做坏事？]]></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最近这些天，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写书稿了。由于是第一次写虚构类题材，所以投入得心无旁骛，一直没有更新。现在书稿写了个七七八八了，就收回心来，接着写写公号吧。</span></p><p><span>今天要谈的一个话题，也是我写书的时候想到的，那就是：人为什么要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个话题极其古老，但又极其无解。如果有个孩子站在我们面前，问出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呢？</span></p><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最简单的一个答案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要做好事。</span></p><p><span>但这个说法在很多时候都不成立。做好事不一定有好结局，做坏事不一定有坏结局。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当一个社会处于稳定的、健康的环境下，这个说法也许有概率上的或然性。可是当社会出现失衡，或者碰到秩序重建的时候，这个说法往往就失效了。</span></p><p><span>现在大家喜欢捉汉奸，骂汉奸，那么我们就来拿汉奸做例子吧。陈公博被枪毙了，周佛海死在老虎桥监狱里，我们说汉奸果然没有好下场。可是历史上的范文程不就活得很好吗？割了幽云十六州的石敬瑭还做了一辈子皇帝呢。这种历史的糊涂账又该怎么算呢。</span></p><p><span>古代人碰到这种事情，有时会把报应往后推，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做坏事的人即便此身不报，也会报到子孙后代身上。当然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人是独立的主体，不能为他人的行为负责，这种报应本身就不够合理。但即便我们接受古人的伦理价值，认可这种报应的合理性，它也未必成立，而且很多时候甚至是反过来的。</span></p><p><span>比如说明朝的靖难事件。站在今天回顾历史，永乐和建文的争斗似乎并不是黑暗和光明之争，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以当时人的立场思考，情况就绝非如此。朱棣所作所为当然是大恶，颠覆了世界的秩序。而朱棣和建文帝比起来，更是残暴不仁，至于燕军的暴行，也是人神共愤。</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d9ec6c2d6782cad3e400437b5f7c28fd968c974e5fdbaa0eaa73d698dd2bf33.jpg" data-w="608"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5756578947368421"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永乐皇帝颇有能力，但论起残忍恶毒，在帝王中也是罕见的</span></p><p><span>齐泰、黄子澄、景清、铁铉他们都是建文的忠臣，坚决反对朱棣。结果都被以酷刑处死，妻女家属被发往教坊司，在里面受到的凌辱更非人类所能想象。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里就引过《南京法司所记》里的一段史料：</span><br> </p><blockquote class="js_blockquote_wrap" data-source-title="" data-content-utf8-length="175" data-author-name="" data-url="" data-type="2"><section class="js_blockquote_digest"><section><p>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曰，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曰一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br><br>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吩咐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p></section></section></blockquote><p><span>这段史料对鲁迅刺激很大，连着在两篇文章里都提到此事。我们今天读到，也不免觉得骇然。那么这些人最后下落如何呢？到了明仁宗时代，曾下过一道圣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但是宽宥为民，并不是就彻底解放了。他们还是被认为是贱人，被编入“乐户”，做最下贱最屈辱的营生。一直到了雍正时代，才有人提议说建文忠臣的后代在陕西、陕西做乐户，太可怜了，应该予以赦免。雍正批准了这个奏折。可这时候三百年已经过去了。</span></p><p><span>读到这样的史料，谁还会真的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呢？</span></p><p><span>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不过是封建道德。可是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古代人天天读的书里就教育他们这些道德，这些道德对于他们来说是绝对无误的存在。那么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想呢？</span></p><p><span>他们又怎么说服自己，人要有道德，人要做好事呢？</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还有一种自我安慰的说法，就是“日后自有公论”。虽然好人在肉体上没有得到好报，但是会有身后的荣誉。这就像我们在现实中无计可施，就会说“时间会证明一切”。</span></p><p><span>说也奇怪，人们对时间往往有种奇特的信仰。小到一本好小说没人读，我们会说“时间会证明它的价值”，大到一个好人遭到诬陷，我们会说“时间会恢复他的名誉”。这么说的时候，我们都假定现在的人虽然不靠谱，但未来的人终究是有品位的，是公正的，是知道好歹的。</span></p><p><span>姑且不说日后的证明对当事人能有多大价值，单说对时间的这种痴念，就不太站得住脚。</span></p><p><span>我们不行，未来的人为什么就一定行？更何况人类的记忆力还如此之差呢。过去的事情如恒河泥沙，能被记取的不过是几粒尘埃。有几个人会在意陈年往事的是是非非呢？无数善事被人忘怀，无数英雄无人纪念，这才是真实的世界。</span></p><p><span>清朝官员段光清写过一本《镜湖自撰年谱》，里面提到了处理过的一件事。当时在宁波鄞县有两项虐民的陋规。有个叫周祥千的人，本来是个监生，其实倒是劣政的受益者。但是他出于书生的义愤，带头反对这些陋规。结果事情闹大了，段光清没办法，代表官府取消了陋规。但是为了维护官府的颜面，还是要惩治周祥千。而陋规取消以后，周祥千在百姓眼里也就没有什么用处，反而成了个祸害，说不定会连累自己。老爷既已开恩，祸害还留着作甚？周祥千看到乡亲们这个态度，就索性投案自首。</span></p><p><span>最后的结果是这样：陋规取消了，乡亲们的负担减轻了，周祥千被枭首示众，他的妻子受不了这个打击，天天在田野里乱跑，乡亲们都说她是个疯子。</span></p><p><span>周祥千是好人吗？当然是好人。是英雄吗，当然是英雄。所以吴思老师读到这个故事以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出售英雄》。</span></p><p><span>像这样的好人在历史上其实有很多，可谁会记得他们呢？我们知道周祥千，也不过是因为段光清很偶然的在《镜湖自撰年谱》提到了他，而这本年谱又很偶然被整理出版。不然的话，谁又能知道一百多年前曾有过这么一号人物呢？死了白死吗？死了白死，无人称赞。</span></p><p><span>时间不是公正的，而是善忘的。</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pan>如果有宗教，也许会有一个安慰。它可以把报应的时间推迟，虽然现世中没有报应，死后也有报应。就像阎王殿里常见的题词：阳世人间，为非作歹任凭你；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span></p><section><p><img class="rich_pages wxw-img js_insertlocal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5d6c6135b92f0b22b1fa4d1d742122edb59a136e53c80b70df5c9fd9ab18968a.jpg" data-w="991" data-type="png" data-s="300,640" data-ratio="0.6458123107971746"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如果这个地方真的存在，问题倒也好回答了</span></p><p><span>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报应不爽的所在，那么倒也让人宽慰。对“为何应该做还是不做坏事”，我们也能给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但问题是，我们并不相信。其实不光我们不信，古代的读书人往往也不信。</span></p><p><span>原始儒家就不承认怪力乱神这一套，什么判官阎罗，什么阴骘报应，孔子听了肯定会嗤之以鼻。不光孔子不信，后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不怎么信。就像朱熹的高足陈淳就说：“因果之说全是妄诞”。至于那些因果报应的故事，无非是因为“抵邪说流入人心，出此等狂思妄想而已！温公谓三代以前何尝有人梦到阴府见十等王者耶？”像纪晓岚、袁枚种人，虽然会写些报应故事，但也都强调说这不过是“以神道设教”。老百姓愚昧无知，我们只好讲讲这些鬼怪故事，骗他们向善，其实并不见得是这样的。</span></p><p><span>陈淳的说法当然很理性，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确实也抽掉了某种行善的理由。</span></p><p><span>说到这儿，我想到《后汉书》里的范滂，他碰到党锢之祸，被官府捉拿。临行之前，他对儿子说：“我要劝你以后做坏事吧，可坏事终究是不能做的，我要劝你做好事吧，可我一辈子没做过坏事，却是这么个下场。”我记得柏杨老师好像曾拿这个故事批评中国人脑子糊里糊涂，其实这种批评是不对的。范滂的话非常悲凉，也非常重要。它牵涉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在没有宗教力量背书的情况下，是什么在支撑着我们的道德信念？</span></p><p><span>不管我们怎么批评古代的儒家，但是很多儒生的道德信念确实强悍到让人钦佩的地步。比如说明末的杨涟。</span></p><p><span>当然，现在网上对东林党有很多不同看法，但我们现在不说东林党的是非，就说杨涟这个人。杨涟弹劾魏忠贤，揭发他二十四条罪状，结果被魏忠贤捉到了诏狱。在狱中，他受到了骇人的拷打，下颌脱落，牙齿被全部打碎，然后又用钢刷来刷他，皮肤碎裂如丝。后来有人到监狱里看他，说他张口大声号叫，但是却发不出声音。另一个和他同受拷打的左光斗则是“声呦呦如小儿啼”。即便如此，杨涟还是坚持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就是不向魏忠贤低头。他在遗书里说“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说起来真的是让人泪下。</span></p><p><span>后来黄宗羲评论这些人，说他们是“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实际上，乾坤并没有被洗涤，但是那股热血，确实在冷风中泼洒了上去。</span></p><p><span>然后慢慢变干，变冷。</span></p><p><span><strong>04</strong></span></p><p><span>那么，支撑他们的力量到底是什么？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世上并不存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们又用自己的理性和学识相信死后也并没有鬼神来主持正义。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用血肉来捍卫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为什么到走投无路哪怕自己也想不通的时候，也要对儿子说“可坏事终究是不能做的“？</span></p><p><span>对于宗教信徒，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释，可是对于这些人，又是为什么?</span></p><p><span>我们也许可以用康德的“绝对道德律”来解释，但是我觉得这种解释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所谓“绝对道德律”其实还是根植于宗教信念的传统中。对于我们这样的非宗教民族，它的源头又是什么？</span></p><p><span>我不知道。如果让我勉强说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审美。</span></p><p><span>这个回答也许有点怪，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如果把宗教抽离，那么道德天花板可能就是审美。坏事是丑的，好事是美的。奴性卑贱是丑的，直立不屈是美的。狗苟蝇营是丑的，坚持信念是美的。恣睢暴戾是丑的，正直善意是美的。黑暗是丑的，光明是美的。人只有一生，要活得美而不要活得丑，要活在光明里，而不要活在粪坑里。</span></p><p><span>这种美丑差异的重要性，对于这些人来说，超过了肉体的痛苦，超过了现实的磨难。而这种感受，不是能用理性说服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对没有的人，这种行为迂腐荒谬到不可想象，对有这种感受的人，他无法想象还有第二种活法。现实未必会拯救他们，后人也未必会记取他们，神鬼也未必会补报他们，可他们仍旧选择了鲜血淋淋的美，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能丑恶得活。</span></p><p><span>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范滂为什么会对儿子说那种话，为什么在说完那种话之后又义无反顾地去赴死。</span></p><p><span>我知道，我的这个答案很脆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是面对“人为什么要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个问题，除了这个答案，我们还能说什么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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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11 Sep 2023 12:09:37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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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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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什么文艺作品，都经不起这么瞎批判]]></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关于《封神》这部电影，我前些天写过文章，本来不想多说了，可昨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一篇文章，忍不住再多说两句。</span></p><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这篇文章就是萝严肃老师的</span><a href="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zMTg5MjM2Nw==&mid=2247690263&idx=1&sn=bf3180b2b18e2febfb0c77a029886a45&chksm=e8909cf7dfe715e1f1789b7b10eb625ac13b8ce8fbb322546d63beabe2ebf36fee485944b7ed&scene=21#wechat_redirect" data-linktype="2" tab="innerlink" data-itemshowtype="0" imgdata="null" imgurl="" linktype="text" textvalue="可能在唱反调：《封神》、乌尔善及男色消费" target="_blank"><span>可能在唱反调：《封神》、乌尔善及男色消费</span></a><span>。</span></p><p><span>这篇文章给我的感受，就是一切文艺作品都要以女权主义为纲，纲举目张，严格审查，一不留神就打你个男权沙猪。你说我这个作品就是个男人戏，不牵涉到女权不女权的，那不行。文艺作品里没有女性就是反女性，不牵涉到女权就是反女权。</span></p><p><span>在这篇文章里，萝老师提出了一个“含男量”、“含女量”的问题，一个文艺作品“含女量”太低，就是问题，就得批判。比如《封神》里女性角色少，这就是罪过。导演可以狡辩说：原著《封神演义》里女性角色就少呀！可是萝老师已经提前把他的嘴给堵住了：“评价封神故事的“含女量”有两个维度，一是从历史来看、二是从玄幻神话来看。”从历史角度看，商朝女性地位比较高；从玄幻角度看，原著女性角色少你就跟着少？你凭啥不编几个女角色加进去？不加就是罪过。</span></p><p><span>萝老师的原话是：</span>都纯编的了，编几个女的不行吗？</p><p><span>反过来说：不编几个不行。按照这个逻辑，以后所有的文艺作品不光要考虑思想性、艺术性，还要考虑到“含女量”的问题。比如《亮剑》就不合格，是个男权主义毒草；《肖申克的救赎》就更坏了，从头到尾都是一帮男人在上蹿下跳。导演当然也可以狡辩说：这是男监狱的故事啊！那为什么不搭配点女监狱？或者加几个女狱警？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只有男人才渴望自由吗？女人就不渴望吗？安迪为什么不能和隔壁监狱的艾琳一起越狱？为什么不能“带着观众跳出男英雄叙事，看到女性的存在”？</span></p><p><span>《西游记》也有极大的问题。四个取经人都是雄性，连马都是公马。"从历史角度看”，唐朝女性地位也比较高，唐僧完全可以是个尼姑。当然，猪八戒也可以是个母猪。不过，母猪有丑化女性嫌疑，还是尼姑好了。人家日本不就这么拍过一次吗？</span></p><p><span>以后再拍《西游记》就这么拍：唐尼姑西天取经，路过男人国，摆脱一群渣男催婚催育的纠缠，最后到大雷音寺求得一部《上野千鹤子全集》。这样一来，立意马上就高大上了。相比之下，以前国内翻拍的所有《西游记》版本都“含女量”太低，统统是男权毒草。</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从历史上看，类似的批判其实早就发生过。以前女权主义虽然不盛行，但是“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文艺批评家就像萝老师一样，很看重“工农兵含量”。一个文艺作品里如果没有足够的工农兵，那就说明没有站稳阶级立场，有小资产阶级思想，必须批倒批臭。</span><br><br><span>而且他们也跟萝老师一样，把魔爪伸向了古典作品。批评家们就曾经热烈讨论过《红楼梦》的阶级立场问题。《红楼梦》既然是伟大的名著，但是里面为什么没有足够的农民阶级形象？当时的红学家们真的把书里的重要人物挨个拿出来掂量，发现只有刘姥姥种过地，算是个农民阶级。太少了。这说明曹雪芹有严重“思想局限性”，对农民阶级缺乏足够的感情。</span></p><p><span>好在当时的红学家还没有进步到萝老师的水平，萝老师要是托生在那个时代，那就有的瞧了。“都纯编的了，编几个农民的不行吗？”就拿金陵十二钗来说，一个女农民的都没有，这像话吗？添几个。十二个至少得占六个吧？</span></p><p><span>史湘云身子骨硬朗，优先考虑。妙玉念什么经，都是精神鸦片，到拢翠村浇粪种地去。元迎探惜四个春，斟酌着也安排两个当农民。不当农民，从事手工业也可以，打铁可能有点过分了，在秋爽屯磨豆腐总是可以的吧。惜春画画是可以的，也不要画什么大观园，画年画，《人红谷满场 高产更高产》。</span></p><section><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ec91f33622bbd5f55b3209b980061cb71692583638648.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史湘云和林黛玉（惜春做于乾隆三年）</span></p><p><span>你能说这不对？你敢犟嘴，就说明你阶级立场不稳，你就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你就是想翻天，想复辟。你就是不想“带着读者跳出剥削阶级叙事，看到劳动人民的存在”。</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pan>这是不是很荒谬？当然荒谬。它的荒谬就在于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文艺作品。</span></p><p><span>女权主义对不对？当然对。现在不流行阶级斗争理论了，但是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多展现劳动人民的形象，对不对？当然也不能说不对。但问题是，你不能说全世界就这一个事情重要，别的事情统统不许谈，不描写女人就是反女权，不描写劳动人民就是反劳动人民。</span><br><br><span>什么“含男量”、“含女量”完全是荒谬透顶。如果每个文艺作品都要保证一定的“含女量”，那同性恋要不要含？少数民族要不要含？残疾人要不要含？孤寡老人要不要含？…….不含就是在歧视他们。可要是都含了呢？当然三观就正了，立意就高了，可是搞出来的东西还能看吗？</span><br><br><span>世界上有很多重要的东西，重要的原则，这些东西都需要我们捍卫。但是如果我们单独拿出任何一条来，把它做衡量万事万物的尺度，那这个世界就会单调成一片荒漠，彩色世界就会变成黑白世界。</span><br><br><span>退一步讲，现在搞文艺的够难的了，动辄得咎，动不动就被上升到立场问题。咱们就别给人家添乱了。拍得哪里不好，当然可以说可以骂，但发明一个什么“含男量”，“含女量”来收拾人家，那就太缺德了。</span><br><br><span>都像你这样搞法，人家还能活吗？</span><b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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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21 Aug 2023 00:02:42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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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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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我发现，这个社会的容错率越来越低了]]></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现在整个社会的容错率越来越低了？</span></p><p><span>以前做错点事，说错点话，可能挨几句骂也就过去了，可是现在不行。网友们往往群情激奋，非要把过错方彻底批倒批臭不可。时间一长，大家也就越来越小心。就拿明星来说，十年前他们在微博上是这个样子的：</span></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c8bbe04f8e3865b8ad77f6819475f181692150016764.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现在他们敢吗？</span></p><p><span>肯定不敢啊，一不留神可能就塌房了。</span></p><p><span>现在的网友很多都属于“三观党”、“风纪纠察队”，警惕性特别高。一旦落到他们手里，你就等着倒霉吧，分分钟把你收拾得服服帖帖。我以前也写过文章，感慨说现在的年轻人观念上越来越保守，道德要求越来越苛刻。但为什么会这样呢？</span></p><p><span>其实也不完全是观念的问题，说到底还是时代变迁。</span></p><p><span>全球化经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黄金时期后，有些力不从心了。现在整个世界似乎也随之进入一个消沉期，其力量之大，几乎不是人力所能抵抗。机会窗口变小，不确定性增加，对言行的容错率自然会下降。人们观念的保守严苛，不是变化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span></p><p><span>我们年轻的时候，考虑最多的是抓住机会，而不是避开错误。可是现在，人们几乎每一步都不能行差踏错。</span></p><p><span>你必须在合适的年龄完成学业——因为各个单位都不欢迎大龄毕业生；</span></p><p><span>进入职场后，你必须保持连续就业——大的空档期是简历上难以抹掉的污点；</span></p><p><span>你必须在35岁前完成相当的晋升——否则的话，35岁现象很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span></p><p><span>你进入的行业一定不能出现大的危机——因为你中年以后很难实现职业转型；</span></p><p><span>尤其是你一定不能得大病——否则的话，你的房贷、车贷、子女教育费等等可能会骤然断裂；</span></p><p><span>如果你不打工，那么你的创业一定不能失败——因为当下你翻盘的机会无限趋近于零。</span></p><p><span>………</span></p><p><span>总之，你必须每一步都走对。一旦踏错一步，人生就可能出现天翻地覆的动荡，要用很多很多年去承受它的后果。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保守。保守往往不是主动的选择，而是一种生存的策略。</span></p><p><span>但问题是，不管怎么保守，谁又能保证自己每一步都不出差错呢？</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出了差错会怎么样？</span></p><p><span>大家就算没有亲身体验，至少也都从身边听说过这样的例子：家庭经济顶梁柱倒下、资金链断裂、长期失业带来的惶惑、房贷压力、ICU巨额费用、孩子教育费难以承担等等。而这些压力其实主要围绕着一个字：钱。</span></p><p><span>生活就是这么现实。</span></p><p><span>大家还记得当年那篇刷屏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吗？一个从事金融工作的标准中产，本来只觉得山河无恙，岁月静好，可是稍微一个浪头打来，马上就显出脆弱的原形。在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他们的积蓄居然只能支撑一个多月。</span></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894ddea1572c45e8c4f333e1b27a4a31692150032362.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span>《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曾戳中了无数人的痛点</span></p><p><span>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不出事的时候，整个世界看上去都很友善。可一旦出事，生活瞬间就会天塌地陷，友善的世界顿成幻象。</span></p><p><span>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我陪老人看病住院，也曾近距离地观察到医院前的众生相。治疗还是不治疗？治疗到什么程度？采取保守方案还是激进方案？预后采取什么手段？有的时候，它是个医疗问题；但有的时候，它就是个金钱问题。家庭经济资源如果有限，就必须做出取舍。这真的是很残酷。疾病是我们无法把控的事情，如果病情真是无法可想，大家可以用“生死由命”来彼此安慰。但如果这变成了一个金钱问题，明明可以治疗却无法承担，这就是难以承受的惨剧了。</span></p><p><span>是那些人不爱自己的亲人吗？我不太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相去不远，之所以做出不同的选择，往往就取决于有多少资源做支撑。<strong>有的人身下有一道防护网，有的人没有；有的人防护网强韧，有的人防护网脆弱。</strong>这就是差别。</span></p><p><span>每个钢丝上的人，身下都需要一道保护网</span></p><p><span>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如果站在宏观的角度，我们可以谈论如何提高就业率、促进社会保障等等。但是作为个体，我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strong>编织这道防护网——尽其所能地编织这道防护网。</strong></span></p><p><span>以前我们需要这么做，现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么做。</span></p><p><span>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日本。自媒体经常拿日本做负面典型，内卷啊，躺平啊，平成废物啊，御宅族啊，提醒我们要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其实这真是想多了。想学平成废物？美得你！以后我们在内卷上可以远远超过他们，至于躺平和御宅，那恐怕真是可望而不可即。现在青年的躺平，是一种撒娇式的假躺平。真正的未来恐怕是想躺平而不得，想御宅而不能。</span></p><p><span>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身下的防护网要远比我们的牢固。</span></p><p><span>这跟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日本的保险普及程度也远远超过我们。日本的保险深度（人均保费）是3211美元，而我国相应数据是384美元，约为日本的九分之一。即便把人均收入差别考虑进去，日本人的保险普及程度也是我们的三倍以上。</span></p><p><span>日本人在经济上有过辉煌，有过低谷，也有过停滞。经过大起大落之后，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保障是必须的，而我们没有这个意识。在我们很多人还在视保险为骗局，一听这两个字就皱眉头的时候，日本人已经为自己编制了一道防护网，撑住了时代的起起落落。说真的，日本恐怕不是我们要避免的覆辙，而是我们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span></p><p><span>跟正常水平比起来，我们的人生防护网脆弱不堪。我们几乎是赤裸地面对不可测的命运，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span></p><p><span>我们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强大。跟大环境比起来，我们只是草芥，经不起风吹浪打。就像前面说的，这个世界的容错率越来越低。但是<strong>它最不能容忍的一个错误，恐怕就是对未来缺乏规划。</strong>也许曾有过“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时代，但现在已经绝不是那样的时代了。</span></p><p><span>如今你不主动开始规划，就没有人能够在深渊前托住你的身体。</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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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Wed, 16 Aug 2023 00:02:33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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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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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有一种特殊的男权叫“草鸡版男权”]]></title>
<description><![CDATA[<p><strong>01</strong></p><p>前一段网上到处都在谈论刀郎的《罗刹海市》，《聊斋》也跟着小小的热闹了一把。不过我今天说的内容跟刀郎没关系，就是单纯地说《聊斋志异》。</p><p>明清时代的小说，单就文学而论有八部可以算成经典。除了四大名著以外，就是《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三言二拍》。如果勉强还要加一部的话，就是《老残游记》。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说《封神演义》呢？《封神演义》的架构设定确实相当优秀，但是内容和文笔实在是提不起来。整本书就像一个黄金马桶，壳子漂亮，但里面结结实实都是便便。</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70f9b0edf85b280c8516b41b30c8e1251691548966186.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在这八部小说里，《聊斋志异》的才子气是最重的。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它的感觉相当复杂。一方面，我觉得它的文字真是好，可以说是文言体小说的巅峰之作，甚至超过了唐传奇。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很多篇目又让我读起来很不舒服。钱钟书说《聊斋志异》“小家子气”，我觉得还是说客气了，有些故事气质上真是有点猥琐。</p><p>《聊斋志异》的猥琐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女人的态度上。这里当然有男权社会的影响，但是《聊斋志异》里的男权颇为独特，豪横不足猥琐有余，可以说是一种草鸡式的男权。</p><p>一般的男权是男强女弱，男人占有强势资源，所以产生特权感，吆五喝六，自命不凡。可是《聊斋志异》不是这样。它里面的男主人公几乎个个都很弱，不但穷，而且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很差，碰到事情总是“大惧”、“计无所出”、“泣听命”。这个时候，女主人公不是是人是狐，总是挺身而出，帮他挣钱，帮他脱困，帮他报仇，让他过上小康生活。</p><p>从这里看，《聊斋志异》似乎是反男权的。可是，一旦事情解决了，男草鸡的生活小康了，男权主义马上就回来了。女主人公要么忙着在家辛勤操作（当然，干活归干活，还是“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不能影响男人的审美愉悦），要么就是忙着帮丈夫讨小老婆。这就属于软饭硬吃。男权社会里女人依附男人，主要是因为不这样就无以为生，没有出路。可是在《聊斋志异》里的草鸡版男权故事里，你就搞不清楚这些女人到底图个啥。只能说，按照蒲松龄的想法，男人再草鸡也是男的，也高出女人一头。</p><p>但是为什么蒲松龄要把男主人公写的这么草鸡呢？</p><p>我想，可能因为现实中他就是这么草鸡吧。</p><p><strong>02</strong></p><p>说到这里，就牵涉到了一个问题：《聊斋志异》对于“封建礼教”到底是什么态度？</p><p>按照传统礼教，婚姻必须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逾墙钻穴是最要不得的丑事。至于女孩子自己投怀送抱，那就更不齿于人伦了。但是《聊斋志异》偏偏不吃这一套，狐狸女鬼固然会主动“夜扣书斋”，就是正常女人也往往非常主动。就拿胭脂来说，她一眼看上了秀才鄂秋隼，死命地盯着人家，秀才害羞了，俯首而去，胭脂还要“凝眺”不己。最后，胭脂还主动暗示别人给她穿针引线说和亲事。</p><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00241279d27476a08d1f5ad601c3cae31691548981935.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p>看，把才子给臊的</p><p>从这里看，蒲松龄似乎非常开通。女人嘛，要大胆追求爱情，不要因为男人害羞就不找他睡觉。但是，男女一旦上了床，情况马上就变了。他又变得非常“封建礼教”了。女方总是贤妻良母，“操井臼甚勤”，而且特别坚贞不二，特别善于为丈夫着想。哪怕两人不得已分离，也会劝男方纳妾，而自己则是“妾为君贞”，不光不另找男人，而且”奁中珍物，不蓄兰膏；镜里新妆，久辞粉黛”，连梳妆打扮都戒了。</p><p>为什么《聊斋志异》里的故事总是上半截开放，下半截保守呢？</p><p>一般来说，研究者是这么认为的：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塑造了那么多主动追寻爱情的女性，说明他是反抗“封建礼教”的；但是他又没有完全摆脱历史局限性，所以还保留了“封建礼教”的一些糟粕云云。</p><p>真是这样吗？要真是这样，那么蒲松龄反抗的“封建礼教”是哪些？保留的“封建礼教”又是哪些呢?</p><p>很简单，他保留对自己有利的“封建礼教”，反抗对自己不利的“封建礼教”。</p><p>作为穷书生，如果大家都按照礼教规矩来，那该书上只怕一辈子也不可能娶到漂亮媳妇。所以最好有积极主动的女人，打破封建礼教，自荐枕席，不用书生三媒六聘地费事。但是，一旦娶到了手，他就不希望女人继续打破什么封建礼教了。还是要忠心，要伏小，要干活，要主动替自己张罗纳妾，而且对别的男人看都不要看。</p><p>所以说，《聊斋志异》对礼教的反抗是一种很鸡贼的反抗。传统的男权社会里，男人虽然地位占优，但相应得也要承担责任。但《聊斋志异》里的草鸡男主人公们倒好，刀切萝卜两头占，上半场欧美，下半场沙特。这就像某些男人，挣钱养家的时候想起了“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做家务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大男人怎么能下厨房”？</p><p>你说他是保守，还是开放？</p><p>他是保守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保守；开放对他有利的时候，他就开放。保守和开放都是手段，真正的核心是占便宜。</p><p><strong>03</strong></p><p>《聊斋志异》里有几篇让我格外的不舒服，怎么读怎么觉得病态。这些故事总是把人物放到一个特别极端的环境里，反复地折磨她们，然后又让她们无怨无悔，彰显自己的道德。</p><p>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邵女》，这篇故事也可以改名叫《寻虐传》。它讲到了一个柴姓家庭，正妻非常妒忌残暴，丈夫娶一个小老婆，她就折腾死一个小老婆。当然，男主人公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奋发图强，与媳妇赛跑。你一个接一个地整，我一个接一个地娶。别人都不敢嫁到这家去，但是邵女谁都不肯嫁，非要去柴家当小老婆，理由是自顾命薄，所以“少受折磨，未必非福”。</p><p>男主人公怕她被折腾死，准备放在外宅养着，可是邵女不干，决心用自己的高尚道德感化正妻，而且“”身为贱婢，摧折亦自分耳”，非要搬过去受折磨。那人家盛情难却，就拼命折磨呗，又是拿鞭子抽，又是拿针刺，又是拿烙铁烫。丈夫要替她出头，她还不干，哭着喊着要接着受折腾。正妻发脾气了，她就“膝行伺幕外”，正妻生病了，她就“侍伺不遑眠食”，一副不可救药的贱骨头模样。</p><p>结局当然是美好的。正妻果然被感化了，而且神鬼也在适当的时候出手，警示正妻，最后邵女和正妻“事必商，食必偕，即姊妹无其和也”。</p><p>为什么蒲松龄要这么写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宣传“封建礼教”。但是宣传“封建礼教”有很多办法，为什么要把邵女置于如此极端的环境里，又让她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举动？古代评注者读到这里也觉得有点过分，说“就算邵女命薄多磨，也何必卑屈辱身到这个地步？过分了啊。”</p><p>其实蒲松龄这样写，当然有他的目的。他是想借此彰显“以小伏大”道德的绝对性、无条件性。不管婆婆丈夫怎么虐待离弃自己，妻子也要心甘情愿（《珊瑚》）；不管正妻如何虐待小老婆，小老婆也要贴然无辞（《邵女》、《妾杖击贼》）。为了证明这种无条件性，所以对方越恶毒越好，手法越变态越好，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自己的贱骨头。</p><p>但不管任何道德，推演到了这个地步，就太不近人情，读后只会让人觉得窒息，心生反感。用现在的话说，这就属于“低级红”。</p><p>不过这并非蒲松龄个人的癖好，当时确实有这个趋势，他应该是收到了大时代的影响。我读古书的时候，就有明显的感觉，时代越往后，文人谈起道德来也就越苛刻，讲的正能量故事也就越来越变态。</p><p>就拿史书来说，历代正史里都有列女传，表彰各种各样的女性。当然说来说去都是“封建礼教”的女德那一套，但是毕竟有所不同。我翻阅过《新唐书》里的列女传。这本书在二十四史里出了名的正能量，儒家道德的弦儿绷得很紧。可是它的内容大体还是合乎人情的。《新唐书》里表彰的“好女人”也对丈夫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但是故事里多少有点“夫妻恩爱”的影子在里面，虽然双标，但并不觉得变态。</p><p>到了《清史稿》里，情况就大大不同，变态故事就越来越多，坏人越来越喜欢折腾好人，好人越来越愿意受虐。比如《清史稿列女二》里有一个郑氏，她的丈夫嗜酒赌博，经常虐待她，“非礼虐使，或加以鞭楚”，但是郑氏甘之如饴，丝毫没有不满的意思。后来丈夫死了，她每天都祭拜丈夫，痛哭流涕。有一天楼上失火，她把梯子撤了，不让人救，说自己要追随丈夫于地下，然后就活活被烧死了。</p><p>还有一个徐氏，她丈夫花天酒地，胡作非为，还动不动把她打得半死。连婆婆都看不下去了，说“夫无恩，可嫁”，离开算了，可是徐氏坚决不同意。另一个管氏，情况跟徐氏差不多，最后丈夫甚至把她给卖了，但是管氏觉得一女不可嫁二夫，在买主家里当场自杀。</p><p>这是《清史稿》，《明史》同样如此。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吧。《明史列女一》有个叫唐贵梅的女人，她的婆婆和人私通，那个情夫拿钱贿赂婆婆，想把她也搞上手。唐贵梅当然不干，婆婆开始是打，后来干脆学殷纣王，上了炮烙。但是她还不肯听从。最后婆婆把她告到衙门，说她“不孝”，结果又被捉去打了个臭死。别人劝她把实情招出来，还自己一个清白。她说那怎么行？这样对婆婆不利。于是她上吊自尽了。</p><p>是不是挺变态的？</p><p>这些故事就跟《邵女》一样，宣传的是一种下位者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道德。姑可以不慈，媳不可不孝；夫可以不义，妻不可不贞；嫡可以不仁，庶不可不顺。而且上位者显得越坏越好，他们越好，越能彰显出下位者道德的纯粹来。</p><p>按照“封建礼教”的标准，这样确实很正能量，但问题是它们太不近人情，可以堵别人的嘴，但不能服别人的心。古今人物虽然价值观有所不同，但是心性终究相去不远。就算是古代人，读到这样的故事，嘴上也许称赞，但内心深处往往也不太舒服。前面提到的那位《聊斋志异》点评者方舒岩就是一例。</p><p>正因为这样，所以就出现了很奇怪的事情。明清时候这样的正能量故事急剧增加，但是异端偏偏也是最多。唐宋时期，对“礼教”不满的知识分子很少，彼此大体相安无事。到了明清时代，道德的调子越来越高，不近人情的故事越来越多。但是，非议“礼教”的异端也同步跟着增多。这里头当然有很多原因，可我觉得这种“低级红”的刺激至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p><p><strong>04</strong></p><p>还是说回到《聊斋志异》。</p><p>除了《邵女》、《珊瑚》之类的变态文章之外，《聊斋志异》里也有很多好故事。当然，不管故事怎么千变万化，始终不会脱离“男主人公占便宜”这个核心主题，但是占便宜有不同的方式，有些看着还是清新明朗的。</p><p>比如《婴宁》一篇就非常优秀，几乎所有读过《聊斋志异》的人都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在自古以来的文言体小说里，婴宁可以说是最可爱的一个女性形象。只是按照惯例，故事进行到下半场的“沙特”部分，婴宁形象也开始变化。一直大笑不已的婴宁居然也“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之亦终不笑”，自称也从“我”变成了“妾”。大约蒲松龄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结局，但是读起来却让我伤感，有种婴宁被谋杀了的感觉。</p><p>《娇娜》也特别出色。这里第一次谈的不是爱情，而是男女间的友情。爱情不可得，最后转化为单纯的友谊，“棋酒谈宴若一家然”，然而终究不涉于乱。而且这篇文章里，男主人公难得表现出了责任担当，为了救妻子一家不惜被雷劈死，在整部《聊斋志异》里的男性群像里，可以说是熠熠生辉。</p><p>但即便如此，蒲松龄还是露出了一点狐狸尾巴。虽然娇娜没有归属男主人公，但是她老公全家都被雷劈死，干干净净剩下一个人跟男主人公做红颜知己。而且在后面的“异史氏曰”里，蒲松龄又大发了一通议论：</p><p>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p><p>不“曰”还好，“曰”完以后还是多多少少露出了“观容疗饥”“色魂授予”的下作相。</p><p>我说“下作相”，大家可能觉得我有点苛刻了。对于《娇娜》一篇，兴许是吧。那么大家看看《聊斋志异》里的另一篇奇文《犬奸》，那绝对是下作相毕露了。这故事过于黄暴，我就不转述了，大家自己找来看看也就是了。整片文章里最骇人其实不是案情，而是最后的处理：</p><p>使两役解部院，一解人而一解犬。有欲观其合者，共敛钱赂役，役乃牵聚令交。所止处观者常百人，役以此网利焉。</p><p>读来让人毛骨悚然。</p><p>这个故事的真假，已经说不清了。想来是乡间流传的黄暴段子，酒桌上添油加醋地讲起来，能引发猥琐男的集体爆笑。而伟大作家蒲松龄，也就厕身于这些猥琐男里。我相信他也是笑过的。为什么我这么有把握呢？因为他在故事后面还特意写了一段“异史氏曰”，骈四俪六，比故事正文还长。在这段赞词里，他津津有味地咂摸当时的场景：</p><p>夜叉伏床，竟是家中牝兽；捷卿入窦，遂为被底情郎。云雨台前，乱摇续貂之尾；温柔乡里，频款曳象之腰。锐锥处于皮囊，一纵股而脱颖；留情结于镞项，甫饮羽而生根。</p><p>这种文字，他自己写的有趣，但在旁人看来，恐怕真的只能用“下作”来形容了。我手头有一部《聊斋志异汇注汇评》，收录了历代的注评。大家一路评论过来，到了这一篇却集体敛声，既无眉批，也无尾批。蒲松龄精心构撰的长篇“异史氏曰”，也没人称赞一句。</p><p>所有注评者都被这篇文章的下作气息给惊着了。倒不是故事本身的下作，而是作者讲述时那种喜形于色的下作。</p><p>《聊斋志异》的作者就是典型的“才子”，才子该有的细腻敏锐他都有，才子不该有而偏偏经常有的猥琐下作他也有。所以说，不要被才子迷惑，他们可能刚刚还在深情款款地抒情，下一秒就会发出猥琐的淫笑来。<b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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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Tue, 08 Aug 2023 23:31:00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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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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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封神》拍得很好，但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好]]></title>
<description><![CDATA[<p><span><strong>01</strong></span></p><p><span>前天看了《封神》第一部，看完后的感觉是：好，超出预期的好。</span></p><p><span>当然，这跟我心理预期有一定关系。《封神演义》跟《西游记》一样，都是烂片的重要策源地，我的期望值本来就偏低，所以看完以后有出乎意料的惊喜。</span></p><p><span>说到《西游记》，在我看来，只有一部翻拍的西游电影堪称优秀，那就是周星驰的《降魔篇》。与其他西游电影不一样，《降魔篇》给出了一个残酷荒凉的世界。正因为有了这种残酷荒凉做背景，唐僧的信仰才显出了分量，就像黑暗里点亮了光亮，血海里涌出了莲花，给人强烈的冲击。</span></p><p><span>那么《封神》第一部又好在哪里呢？</span></p><p><span>如果说《降魔篇》拍出了宗教感，那么《封神》拍出了神话感。拍《封神演义》，很容易不由自主地往奇幻路子上走，它却有意无意地往神话上靠。</span></p><p><span>神话和奇幻不一样。奇幻是个体化的，神话则是集体化的。奇幻有点像科幻，像武侠；神话则更像童话，像歌谣。玄幻可以复杂而浪漫，容纳各种各样的私人感情。神话不是。神话表面上可以花里花哨奇形怪状，但是它的内核一定是质朴的、浓烈的、黑白分明的。它更像是一个民族幼年时期的产物。</span></p><p><span>奇幻小说比较适合改成长篇连续剧，一环套一环，层层推进。而神话最适合改成什么呢？《普罗米修斯》那样的悲剧，《尼伯龙根的指环》那样的歌剧。</span></p><p><span>神话不适合细腻叙事，而适合高声吟诵。生活化的细腻叙事对它来说是累赘。它需要的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对决。《封神》第一部的最大优点，我觉得就是有歌剧感，把《封神演义》里的神话色彩放大了。</span></p><section><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7a9df651391afa803f0b21126e7eea81690813361853.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这一幕就带有舞台剧的格调</span></p><p><span>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在电影里，殷寿登基时，忽然日月无光，甲骨碎裂，比干慌慌张张跑来说天谴在即，商朝就要灭亡，然后殷寿宣布将自己焚烧，以挽回天意。这段情节是原书里没有的。如果把它放进正常电影叙事里，会觉得太过幼稚。跑来但放在歌剧里，它就一点都不突兀了。歌剧就是这么表现矛盾的。</span></p><p><span><strong>02</strong></span></p><p><span>有些网友指责《封神》里的一些情节不合情理。比如为什么杨戬和哪吒两个人总是一起来一起走，把不会法术的姜子牙一个人撂在朝歌？为什么殷寿要烧掉宗庙？为什么四大方伯商量谋反的时候，周围不派人把风？为什么殷寿让四大质子杀死父亲，就不怕引起边疆叛乱？处理国家大事有这么过家家的吗？</span></p><p><span>如果你把《封神》第一部看成《权利的游戏》那样的玄幻作品，这些情节都荒唐的。但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电影歌剧版的神话，那这些安排就是合理的。神话不需要绵密的逻辑叙事，它的核心任务是完成象征叙事。</span></p><p><span>对于玄幻来说，每个逻辑链条都很重要，剧情过门必须合情合理。但是对于神话来说，过度关注这些甚至是累赘。</span></p><p><span>就拿《魔戒》来说吧。托尔金的《魔戒》虽然被视为奇幻小说鼻祖，但是它跟《时光之轮》、《冰与火之歌》并不太像，而更接近于古老的神话，有种质朴的力量。在《魔戒》里，为什么他们不让大鹰驮着弗罗多，飞到末日火山口扔下魔戒？很多粉丝对此做过热烈讨论，托尔金本人也表达过意见。但实际上，对于神话叙事来说，这种抵牾根本不重要。</span></p><p><span>质问大鹰为什么不驮着弗罗多飞到火山口，就像在质问：为什么孙悟空不把金箍棒变粗变长，让唐僧踩着棒子过流沙河？</span></p><p><span>神话不在乎这种逻辑抵牾，神话在乎的是象征。寓意是否牢固，象征是否浓烈，光与暗的色度是否饱和，这些才是决定神话成败的关键。</span></p><p><span>就像四大质子弑父那个场景，它明显参考了舞台剧的手法。如果把它当成历史叙事，它当然荒谬透顶。但是如果把它当成神话叙事，它就是高度成功的。因为它把复杂的事情浓缩在一个场景里，高效完成了象征叙事。为什么说神话适合用悲剧、歌剧来表演？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span></p><p><span>说到这里，顺便说一嘴舞台剧的问题。中国导演以前也尝试过舞台剧的手法，比如那个著名的烂片《夜宴》。</span><br><br><span>《夜宴》的问题出在哪里？</span><br><br><span>当然有题材的因素，但主要问题还是食洋不化。学莎士比亚学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就显得可笑了。当葛优在电影上吟咏：“啊，是复仇的火焰让你穿越了死亡之谷，抑或是你的忧郁打动了女人的心，让她们维系着你的生命？百般算计都不如一颗单纯的心！”那谁也不可能把它从烂片的深渊里捞出来。</span></p><p><span><strong>03</strong></span></p><p><span>《封神》第一部有两个主题：野心和弑父。前者是莎士比亚式的，后者是希腊悲剧式的。但是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拍出了那种庄严稚拙的歌剧感。人物高度紧张，冲突高度戏剧化，不必要的情节都大刀阔斧地删除。就像比干之死那一幕，如果加上原著中“空心菜”的情节，可能会显得有趣，但也就破坏了歌剧感。</span></p><p><span>但是这未必是创作者的本意，更像是无意识的产物。因为他们做的并不彻底，有不少内容还是破坏了这种整体性。姜子牙那部分尤其显得突兀。那段剧情明显有乱入感。倒不是说黄渤演的不好，而是说他跟《封神》的气氛根本就不搭调。所有人都是端着的，都在浓烈地叙事，只有他带着杨戬、哪吒一脸松弛地跑过来，像《冰雪奇缘》里的雪宝一样，负责插科打诨。</span></p><p><span>当然，创作者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怕电影太紧张压抑了，所以塞进去一个角色负责调节气氛，这是电影工业常用的手法。但是放在《封神》这种歌剧式电影里，它就是怎么看怎么别扭。</span></p><section><p><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af47f7802adc1b0d0d24a53707840fd61690813375806.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p></section><p><span>还有，昆仑山这一段也太塑料感了，估计是拍到这儿没钱了</span></p><p><span>但是毕竟瑕不掩瑜，《封神》第一部还是成功之作。网上很多人在讨论它的意义内涵，父权制啊，政治性啊等等。还有反对者指出它的情节疏漏，胡编乱造，不尊重原著等等。其实对于这部电影来说，这些都不重要。它的优秀不在于内容深刻（其实没啥深刻的），它的失误也不在于不情节紊乱（那些“紊乱”的情节其实很多是相当优秀的）。真正重要的是形式和风格。</span></p><p><span>它用歌剧化风格拍出了一部神话电影，庄严、稚拙、浓烈，相当程度上接近到了神话的本质。要说创新，这才是它最大的创新。</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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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Mon, 31 Jul 2023 09:09:48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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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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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乌合之众”是怎么炼成的？]]></title>
<description><![CDATA[<p>因为忙着写书的缘故，好些天没更新了。今天发一篇吧，还是谈谈文学。</p><p>在上一篇公号文俄国文化有一种伟大的病态里，评论区有人提到了莎士比亚，问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比起来，莎士比亚怎么样？在我的评价系统里，莎士比亚要比他们两个略微高一点。当然，这做不得准，只是个人偏好。我更喜欢莎士比亚。在我看来，他特别有生气，有活力，跟这个世界本身一样丰富多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作家，而莎士比亚像是个伟大的精灵。</p><p>不过今天我想谈的不是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而是他戏剧里涉及到的一个主题：民众。</p><p><strong>01</strong></p><p>莎士比亚早期写过一个三联剧《亨利六世》，主要讲玫瑰战争的历史。在莎士比亚作品里，《亨利六世》地位不算太高，而且很可能是他跟别人合写的。但是这部戏剧里有一幕很有意思，值得在这里讲一讲。</p><p>这一幕牵涉到历史上的杰克.凯德起义。杰克.凯德是个英国底层老百姓，在1450年发动了一次叛乱。他带着一帮老百姓杀进伦敦，国王吓得仓皇出逃。凯德在伦敦大开杀戒，胡作非为了一阵子。一开始，伦敦市民对朝廷也不满，挺支持凯德，后来发现他们搞得太不像话，就转而跟他作对。最后凯德失败，被砍掉了脑袋。整个故事大致就是这个样子。</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4cf985ffda555b8e47eb4ddf19ad315a1690534017905.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杰克.凯德叛乱</p><p>莎士比亚把这个历史事件写成了一场民粹主义的狂欢。大家都听说过勒庞的《乌合之众》，其实莎士比亚对这帮人的研究要比勒庞早两百多年，而且写的更活灵活现。如果拿未来的历史去对照，更会觉得莎士比亚有先见之明。</p><p>在戏剧里，为了鼓动这帮乌合之众，凯德的第一招就是画大饼：</p><p>以后在我们英国，三块五的面包只卖一块钱，三斤的酒桶要改成十斤。我要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公有公享。我要取消货币，大家敞开来吃我的，喝我的。</p><p>用现在的话，就是“巫术经济学”，民粹主义百试不爽的利器。国家有的是好东西，来吧，弟兄们，可劲儿造！后来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的大饼都是这么画的。</p><p>这一招老百姓当然热烈拥护。但光是画大饼还不够，凯德还需要第二招，就是反智。群众一向讨厌知识分子，满嘴听不懂的、伤天害理的话，所以反智最能获得他们的拥护。</p><p>凯德宣布：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光律师。把可怜的小羊剥皮，做成羊皮纸，然后再上面写上一大堆字，就能把一个人害得走投无路，那又是多么混账？</p><p>老百姓热烈鼓掌。而且凯德不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附近正好有一个读书人，“正在教小孩子们写字”，结果被当场拿获。群众们兴高采烈地揭发说：这个坏蛋口袋里居然有一本书，上面还有红色的大写字母！</p><p>凯德代表群众对他进行了审判：说！你平时是自己签名呢，还是像一个诚实的好人那样画上一个记号？</p><p>这个读书人说：我会写字，能签名。</p><p>群众马上高喊：啊哈，他坦白了！他是坏蛋！然后凯德就下令把他吊死了，把笔和墨水瓶绕着尸体脖子上。</p><p>但是这个社会没人写字认字，怎么管理国家呢？很简单。凯德宣布：把国家的档案全烧掉！今后法律就从我的嘴里出来。我的嘴就是英国的国会。</p><p>群众最喜欢事情办得这么简洁明快，当然报以热烈掌声。但是，饼画了，智反了，还缺少一定精神性的东西，所以凯德第三招就是提供一点触及灵魂的追求，那就是爱国情操。</p><p>凯德指出：英国的死敌就是法国，英国现在为什么出这么多乱子？为什么不能在海外扬眉吐气？就是因为英奸太多。比如说，国务大臣塞伊就是个英奸！塞伊会说法国话，而法国是我们的仇敌。我倒要请问诸位，一个说敌人言语的人能都是个好大臣吗？</p><p>群众高呼：当然不能！我们要他的脑袋！</p><p>果然就要了塞伊的脑袋。凯德带人冲进伦敦，活捉了塞伊，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审判。他的罪名主要有两个。第一，把祖国领土出卖给了法国。至于怎么卖的，我们群众并不清楚，但越是不清楚，越是证明塞伊的手段阴险隐蔽，罪加一等。第二，开办学校，腐蚀毒害青年，简直比中国的公知还坏。</p><p>后一条尤其可恨。凯德怒斥塞伊道：以前在我们英国，根本没有什么书！我们的祖先在棍子上刻道道儿就能计数，你却想出印书的办法，还无耻地建了一个造纸厂！你还找来了很多人，让他们大谈什么名词呀，什么动词呀，以及这一类的可恶字眼儿，这都是任何好人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p><p>结果，群众把塞伊脑袋砍了下来，然后把他女婿的脑袋也砍了下来。两个人头都绑在竹竿上，让它们亲嘴。英国群众的爱国情绪得到了极大的满足。</p><p>凯德的起义队伍声势浩大，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谁知道国王派来的军队一来，登时土崩瓦解。不过他们倒不是被打败了，而是朝廷的将军也学会了凯德的手段，祭起爱国的大旗，然后再画大饼：</p><p>你们忘了老王亨利五世吗？（亨利五世是个很能打仗的国王，在阿金库尔战役里彻底击败法国）现在的国王就是他老人家的亲儿！他有钱，你们有力气，联合起来打到法国去呀！到了那儿，想怎么抢怎么抢！你们还在这里闹事，可怕的法国人就要入侵咱们了！我已经见法国人在伦敦昂头阔步，见人就骂骂一声“懦夫”。嗳哟哟，宁可让一万个凯德完蛋，也不该受法国人的欺负。来呀，跟着国王，打到法国去！打到法国去！</p><p>凯德的手下登时撇下他，高喊：跟着国王，打到法国去！打到法国去！</p><p>画饼者被反画饼，爱国者被反爱国，凯德就这么垮台了。他昔日的手下很起劲地要去捉拿他，因为朝廷为他的人头悬了一千英镑的赏。</p><p><strong>02</strong></p><p>真实的凯德起义并不完全是这样。他们确实杀了塞伊和他的女婿，也确实极其厌恶能读书识字的人，也确实在伦敦打砸抢了，但是那些煽动性的话大多是莎士比亚自己编的。他这么要这么编呢？主要还是因为他对“暴民”有种深深的恐惧。</p><p>在这方面，他跟勒庞是一样的，觉得人凑在一起智商就会下降，很容易变成乌合之众。除了《亨利六世》以外，他有一部很有名的戏剧《裘力斯凯撒》，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p><p>《裘力斯凯撒》写于创作中期，一般来说，研究者都认为这是他第一部成熟的悲剧。这部戏剧里第三幕第二场特别有名，它描述的就是凯撒被刺以后民众的反应。</p><p>什么反应呢？就是随风倒。</p><p>一开始，刺杀凯撒的勃鲁图斯对他们演讲。这套演讲也没什么逻辑，反正群众也不需要逻辑，它主要是一些口号：</p><p>我杀了凯撒，但是我不是出于私怨。凯撒是个好人，但是为了祖国，我不得不杀了他，因为他的行为已经危害到了罗马。请问：你是愿意做奴隶，还是愿意做自由人？你是愿意做外国人，还是愿意当个堂堂正正的罗马人？你是愿意出卖祖国，还是愿意热爱祖国？如果你愿意当奴隶，愿意当外国人，愿意出卖祖国，那你就来骂我吧！</p><p>这就是不讲理啊。凭什么愿意出卖祖国的，才来骂你呢？但是群众一听就上当动了。谁愿意承认自己想当奴隶，当叛徒呢？所以大家马上欢呼：“我们绝不骂你！一切光荣属于勃鲁图斯！”</p><p>但是等轮到凯撒的党羽安东尼讲话的时候，情况又变了。</p><p>安东尼的演讲洋洋洒洒，陈述了凯撒是多么好的一个大好人，强调了他是多么信任勃鲁图斯他们，但是勃鲁图斯居然杀害了他！他连比划带说：你看这一刀是勃鲁图斯捅的，这一刀是凯歇斯捅的！当时凯撒什么表情，心里又是咋想的，都说得清清楚楚，好像安东尼就站在他身边似的。最后，安东尼又祭出了一招杀手锏，当然也是他临时瞎编的：凯撒立了一条遗嘱，给在座的每位市民75个银币！75个呀！买成酒能喝好多天啊！</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f2e65cedede84f841f45fde014ca8bdf1690534030270.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裘力斯凯撒》现代剧场版</p><p>群众马上反水了：“啊，伟大的凯撒，我们要为他报仇！勃鲁图斯是个坏蛋！他的同党也都是坏蛋！干死他们！”</p><p>说干就干，他们马上抓捕勃鲁图斯那帮人。这些刺客们跑得快，一个都没逮着。倒是碰上了一个叫西那的诗人。很不幸，勃鲁图斯党羽里有一个人也叫西那，结果这个诗人就倒了霉。</p><p>诗人大喊大叫：重名了重名了！我不是参加叛党的西那，我是诗人西那！</p><p><br>按理说，碰到这种情况就该停下来查一查，看到底是不是一个人。可是罗马群众凑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调查。调查就不是罗马群众了。“不管他！他的名字叫西拿，那就西拿这两字从他心里挖出来！”</p><p>直接就给弄死了。</p><p>罗马群众发出正义的怒吼：“撕碎他！撕碎他！拿火把来！到勃鲁图斯家，到凯歇斯家，把他们家杀光烧光！去几个人到狄歇斯家！几个人到凯斯卡家，再去里加律斯家，全部烧光！”</p><p>这就是莎士比亚眼里的“乌合之众”。</p><p>那么为什么安东尼的演讲成功了，勃鲁图斯的演讲最终却失败了呢？后来的莎士比亚研究者也分析过很多原因，比如先后顺序，修辞手法，物质利益等等。但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p><p>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p><p>是勃鲁图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不够极端。</p><p>他确实不讲逻辑，开口就是排比句，这一点做的很好，值得表扬。但是他还是把问题弄复杂了。勃鲁图斯在演讲里一再强调“凯撒不是个坏蛋，但是为了祖国必须杀他”。他这么做当然是出于正直的性格，觉得论人论事要公正。但是罗马群众最不需要的就是公正。公正是理中客的标志，我们唾弃！我们需要找到好人和坏人，然后跟着好人去杀坏人。结果你说凯撒不是个坏人！这无法满足罗马群众的心理需求。</p><p>看在几个掷地有声的排比句上，他们凑合着感动一下，但这经不起风吹浪打。反观安东尼，给出的结论就简单的多：凯撒是个天大的大好人，勃鲁图斯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坏蛋，背叛了凯撒！</p><p>勃鲁图斯说：凯撒是个好人，但是我们不得不杀他；安东尼说：凯撒是个好人，杀他的是坏蛋！这两种说法，你说罗马群众喜欢哪一个？</p><p>当然是第二个了！听上去就解恨。</p><p>勃鲁图斯唯一的机会就是把问题简单化，把彩色的世界变成黑白世界：凯撒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不光想当暴君，还要把罗马出卖给帕提亚人！我们要他的财产没收，全部分给诸位市民，每个至少85个银币！</p><p>当然，这样说未必一定成功，但那是他唯一的机会了。结论必须极端，必须黑白分明，而且必须有坏蛋。至于真实不真实，那是罗马群众最不在意的事情了。他们在意过倒霉蛋西那的真实身份吗？</p><p>同样要声明，这段剧情也同样不完全符合事实，只能说莎士比亚眼里的民众就是如此。说到这里，顺便多说一句，关于《裘力斯凯撒》这部剧，鲁迅发表过评论，而且态度有明显的变化。</p><p>一开始，鲁迅认为，罗马群众里肯定也有很多理性冷静的人，不为这些煽动者所操纵，但是可惜被压制，甚至被杀戮了。但是一年以后，鲁迅的口风就变了。他说：这帮罗马人其实根本不在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们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表现出来的义愤不过是做戏，其实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p><p>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位鲁迅，说话有时不免愤世嫉俗，但确实有独到的视角。</p><p><strong>03</strong></p><p>还是说回到莎士比亚。</p><p>这种对“乌合之众”的敌意，其实倒也不是莎士比亚自己独有的特点。毋宁说，这是英国作家骨子里的印痕。其他欧洲国家的作家并非如此。不要说俄国作家，就连法国作家提到群众运动时往往也是眉飞色舞，慷慨激昂，用郭德纲的话，就是“恨不得找个恶势力，跟它同归于尽”。就拿雨果来说，他虽然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滥杀无辜的事情极其厌恶，但是一写到人群、战斗、街垒、口号这些东西，还是忍不住热血沸腾。大家看看《悲惨世界》里的那些场景描写就知道了。</p><p>而英国作家好像对这些东西有先天的免疫性。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从狄更斯到奥威尔，他们都对“乌合之众”忧心忡忡。这种保守性在欧陆国家是很难找到的。</p><p>就拿狄更斯来说，他在《双城记》里描写过法国大革命。狄更斯并不同情法国的那些贵族，觉得他们大部分都是坏蛋，所以才会招来革命。但是他描写起巴黎街头的法国群众，还是忍不住把他们写成一帮穷凶极恶的乌合之众：</p><p>他们有五百多人，但跳起舞来就像五千头恶魔。他们跟着这支歌曲舞蹈，节拍疯狂激烈，仿佛众人齐齐咬牙切齿…….他们排成和街道一样宽的长排，低着头，高举双手，尖叫着猛冲而去。没有什么争斗能比得上这场舞蹈的一半可怕。这简直就是一项堕落的运动，残忍至极。</p><figure class="image"><img src="https://pic.caixin.com/beditor/blog/upload/22b6a13d53502a34bf1b31442e2766cc1690534039932.png" referrerpolicy="no-referrer"></figure><p>狄更斯想象中的巴黎群众</p><p>是不是很像《亨利六世》里的那些伦敦暴徒？</p><p>其实莎士比亚和狄更斯都没真的见过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都是想象出来的。但是他们越想象越害怕。他们压根不相信群众“自发的正义”，而是打心眼里认定：一大群人这么凑在一起，那准没好事儿发生。</p><p>奥威尔和莎士比亚他们不一样。他是个坚定的左派，有改造社会的强烈热情，可是英国人的保守倾向真是深入骨髓，就连奥威尔也不例外。奥威尔在一篇书评里就说：人的天性里就是需要鲜血、需要旗帜、需要口号、需要一些让他们忘掉理性的东西。但是他对人性里的这个倾向忧心忡忡，认为这会导致极其可怕的后果。</p><p>我在之前的文章里说过，文学往往能反映出民族的特性，英国作者和俄国作家就是不一样。有些读者不太同意，财新的米琴老师还专门写两篇文章反驳，但是我还是坚信这一点。个体当然存在例外，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英国作家和俄国作家就是不一样。俄国作家就是更激进，更追求宏大，眼睛更多地盯着天国，而英国作家就是更世俗，更谨小慎微，眼睛更多地盯着地面。</p><p>俄国的高尔基说：“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而英国人呢？他们以前在欧洲最出名的民族梗，就是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随着带着一把伞。</p><p><strong>04</strong></p><p>不过大家也不要以为，莎士比亚就是单方面地歧视劳动人民。实际上，他就跟狄更斯、奥威尔一样，对贵族也没有多少好感。英国作家往往如此，他们可能会有点势利眼，对贵族们心存艳羡，但是这种艳羡里往往又掺杂着一点鄙视。毛姆就是个最好的典型——当然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还是说回到莎士比亚。</p><p>在《亨利六世》里，贵族们一个个也都是自私卑鄙，利欲熏心（这一点倒完全符合史实），就算偶尔有个把格洛斯特公爵这样的好贵族，也都不会有好下场。这一点在《科里奥兰纳斯》里表现得更明显。《科里奥兰纳斯》是莎士比亚写的最后一部悲剧，讲的是罗马共和国的故事。它也是莎士比亚戏剧里政治性最强的一部，主题就是贵族与平民，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斗争。</p><p>在《科里奥兰纳斯》里，贵族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城市发生饥荒了，贵族们还是把持着粮仓不肯放粮。穷人起来抗议，贵族们还发表了一套奇谈怪论：别看我们吃的肥头大耳的，其实我们不是为自己吃的，是为你们吃的。对于罗马来说，我们贵族就像肚子，你们就像四肢。粮食啊肉啊先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消化完了再把营养输送给你们，这样也省得你们消化了。</p><p>贵族的首领是科里奥兰纳斯。他虽然战功赫赫的，但是对穷人是极端的鄙视。凭什么提供社会保障？该饿死就饿死好了。这帮“反复无常，腥臊恶臭”的群众，就不该允许他们有发言的权利！</p><p>可是，若果真要像科里奥兰纳斯建议的这么去做，那就是在人为创造一个罗马版的杰克.凯德了。幸好罗马有护民官制度，护民官引导着罗马平民放逐了科里奥兰纳斯。结果科里奥兰纳斯一气之下，勾结外国人杀回罗马。</p><p>莎士比亚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应该听科里奥兰纳斯这些傲慢的贵族呢，还是听那些反复无常的群众呢？他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回答问题，因为他似乎觉得这两伙人都有问题。</p><p>那到底该寄希望于谁呢？</p><p>其实在《亨利六世》里有一个隐喻。在这部戏剧里，最终干掉杰克.凯德的，是一个叫艾登的乡绅。</p><p>艾登说自己宁愿在自己的花园里散散步，也不愿到宫廷里当贵族。“我对于父亲留给我的这份小小的产业深感满意，觉得它比一个王国还好。我不愿意坑害别人，也不愿意勾心斗角，都能维持住自己的产业，就心满意足了。”</p><p>这是一个典型中产阶级的心声。而就是这个中产阶级乡绅最终在比武中砍死杰克.凯德，结束了动乱。莎士比亚的研究者大多认为，这是莎士比亚无意中给出的结论：贵族和底层都不可靠，还是要靠土头土脑的中产阶级才能维持稳定。</p><p>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英国化的选择，实际上它也预示了英国未来的道路。非常凡俗，非常缺乏戏剧性，但也帮助英国避开了很多灾难。可以说，英国文学几乎是一部对中产阶级的持续性赞歌。英国作家讽刺中产阶级的虚伪，势利，懦弱等等一系列毛病，但这种讽刺是一种对“自己人”的讽刺。你看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里，好人总是有好报，而好报是什么呢？就是主人公最终掉回到中产阶级的安乐窝里。</p><p>这就是英国之为英国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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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Date>Fri, 28 Jul 2023 08:47:25 GMT</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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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CDATA[押沙龙]]></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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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CDATA[俄国文化有一种伟大的病态]]></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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